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05年度上訴字第318號
105年度上訴字第324號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上 訴 人即 被 告 徐茂芳選任辯護人 林志忠 律師（法律扶助）上 訴 人即 被 告 施明益選任辯護人 盧永盛 律師（法律扶助）
林漢青 律師（法律扶助）被 告 盧孟郁選任辯護人 陳光龍 律師（法律扶助）
洪永叡 律師（法律扶助）被 告 陳菁華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傷害致死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3 年度訴字第1505號，中華民國104 年11月19日、12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103 年度偵字第16932 號、第17110 號、第19233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己○○傷害罪部分撤銷。
己○○被訴傷害罪部分公訴不受理。
其他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乙○○曾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於民國100 年5 月16日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0 年度訴字第800 號判決處有期徒刑7 月確定；又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於100年8 月8 日經同法院以100 年度訴字第1055號判決處有期徒刑1 年確定；因竊盜案件，於100 年7 月25日經同法院以10
0 年度易字第149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 月確定，前開3 案嗣經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 年8 月確定，送監執行後，於
101 年11月29日縮短刑期假釋付保護管束，並於102 年1 月
9 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以已執行完畢論。甲○○前因施用麻醉藥品、販賣麻醉藥品、藥事法、肅清煙毒條例等案件，分別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7 月、5 年6 月、8 月、3 年4 月，合併應執行有期徒刑9 年5 月確定，嗣於88年4 月29日因縮短刑期假釋出監付保護管束，於保護管束期間經撤銷假釋，再於89年4 月28日入監執行殘刑4 年6 月9 日。執行期間，其前再犯之販賣毒品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7 年確定，經與前揭殘刑接續執行後，於98年6 月6 日再因縮短刑期假釋出監付保護管束後，又因施用第一、二級毒品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99年度訴字第1992號判處有期徒刑7 月、
4 月，應執行有期徒刑10月確定；再因施用第一、二級毒品案件，經同法院以99年度訴字第2662號判處有期徒刑10月、
4 月，應執行有期徒刑11月確定，上開4 罪經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 年7 月確定，前開假釋經撤銷，而於99年8 月10日入監執行殘刑1 年9 月23日，再與假釋期間所犯前揭應執行之有期徒刑1 年7 月接續執行，於102 年11月12日因縮短刑期執行完畢出監。
二、乙○○、甲○○與己○○3人為好友，因甲○○前於103年5月間，經由己○○向蔡民暉購買玉雕觀音佛像，與蔡民暉產生糾紛，甲○○、己○○因而心生不滿。嗣於103 年6 月4日上午，乙○○、己○○、丙○○至甲○○位於臺中市○○區○○街○ 巷○○號2 樓205 室租屋處聊天，適於同日11時51分許，蔡民暉以公共電話撥打至己○○所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未扣案），要求己○○駕車前往臺中市潭子區火車站附近麥當勞搭載，己○○向甲○○提及蔡民暉來電一事，甲○○、己○○即共同謀議教訓蔡民暉，約由己○○將蔡民暉載至臺中市○○區○○號○○道路之高架道路下方某處（靠近旱溪附近之迴轉道），乙○○因事先行離開，己○○再指示不知情之丙○○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撥打乙○○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未扣案），要求乙○○返回甲○○租屋處搭載甲○○前往74號快速道路之高架道路下方；乙○○、甲○○、己○○即共同基於普通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聯絡，由乙○○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重型機車搭載甲○○前往74號快速道路下，己○○則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客車搭載丙○○，先至臺中市○○區○○路2 段麥當勞搭載蔡民暉後，前往上址。嗣己○○駕駛前開租賃小客車抵達臺中市○○區○○號○○道路之高架道路下方後，由蔡民暉先行下車上前與甲○○談話，己○○則因車輛交會移車暫未下車，甲○○與蔡民暉隨即發生爭執，甲○○、乙○○雖於主觀上並無置蔡民暉於死亡之意欲，且不期待蔡民暉發生死亡之結果，惟在客觀上能預見持安全帽、棍棒接續毆打蔡民暉頭部，可能使蔡民暉不堪毆擊而導致輕、重傷，進而發生死亡之結果，惟其等於盛怒之下，仍先由甲○○手持乙○○所有之安全帽（未扣案）毆打蔡民暉頭部正面1 下，繼由乙○○隨手撿拾木棍（未扣案）自背後揮打蔡民暉左側頭部與左耳1 下，蔡民暉旋即耳鼻出血倒地，受有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及腦損傷等傷害。己○○停妥車輛後到場，發現蔡民暉已倒地，遂與乙○○、甲○○將蔡民暉移至己○○所駕駛上開車輛後座，甲○○、乙○○囑咐己○○將蔡民暉送醫，而由己○○駕駛上開車輛搭載丙○○與蔡民暉離開；惟己○○、丙○○因懼怕其等所駕車輛之車牌號碼曝光，於同日13時15分許，與乙○○相約在臺中市○○區○○路0 段000 ○0 號（起訴書誤載為251 之1 號，下稱軍功路2 段521 之1 號）碰面，由乙○○、丙○○合力將蔡民暉搬移下車，置於軍功路2 段521 之1 號門口後，己○○隨即於同日13時24分01秒搭載丙○○至臺中市○○區○○路
0 段000 號7-11便利超商以公共電話0000000000號撥打119，通報臺中市○○區○○路2 段650 巷有人路倒，乙○○亦於同日13時24分16秒在臺中市○○區○○路0 段00號以公共電話0000000000號撥打119 ，通報臺中市○○區○○路0 段
000 號對面有人路倒，請救護車救護。惟蔡民暉經送醫急救，仍於103 年6 月19日9 時16分因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及腦損傷，又併發肺炎導致中樞及多器官衰竭而不治身亡。嗣經警方調閱路口監視器後，由警方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簽發拘票，將己○○、乙○○拘提到案而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被告甲○○、乙○○傷害致人於死部分）：
一、證據能力部分：㈠參酌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59 條之1 之立法理由，無論
共同被告、共犯、被害人、證人等，均屬被告以外之人，並無區分。本此前提，凡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如欲以被告以外之人本於親身實際體驗之事實所為之陳述，作為被告論罪之依據時，本質上均屬於證人。而被告之對質詰問權，係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及基本訴訟權，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已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者，因其信用性已獲得保障，即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然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調查中（以下簡稱警詢等）或檢察官偵查中所為之陳述，或因被告未在場，或雖在場而未能行使反對詰問，無從擔保其陳述之信用性，即不能與審判中之陳述同視。惟若貫徹僅審判中之陳述始得作為證據，有事實上之困難，且實務上為求發現真實及本於訴訟資料越豐富越有助於事實認定之需要，該審判外之陳述，往往攸關證明犯罪存否之重要關鍵，如一概否定其證據能力，亦非所宜。而檢驗該陳述之真實性，除反對詰問外，如有足以取代審判中經反對詰問之信用性保障者，亦容許其得為證據，即可彌補前揭不足，於是乃有傳聞法則例外之規定。偵查中，檢察官通常能遵守法律程序規範，無不正取供之虞，且接受偵訊之該被告以外之人，已依法具結，以擔保其係據實陳述，如有偽證，應負刑事責任，有足以擔保筆錄製作過程可信之外在環境與條件，乃於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第2 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另在警詢等所為之陳述，則以「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第159 條之2 之相對可信性）或「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第159 條之3 之絕對可信性），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係以具有「特信性」與「必要性」，已足以取代審判中經反對詰問之信用性保障，而例外賦予證據能力。至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因欠缺「具結」，難認檢察官已恪遵法律程序規範，而與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第2 項之規定有間。
細繹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經檢察官非以證人身分傳喚，於取證時，除在法律上有不得令其具結之情形者外，亦應依人證之程序命其具結，方得作為證據，此於最高法院93年台上字第6578號判例已就「被害人」部分，為原則性闡釋；惟是類被害人、共同被告、共同正犯等被告以外之人，在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依通常情形，其信用性仍遠高於在警詢等所為之陳述，衡諸其等於警詢等所為之陳述，均無須具結，卻於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即得為證據，則若謂該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一概無證據能力，無異反而不如警詢等之陳述，顯然失衡。因此，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如與警詢等陳述同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依「舉輕以明重」原則，本於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2 、第159 條之3 之同一法理，例外認為有證據能力，以彌補法律規定之不足，俾應實務需要，方符立法本旨。同院93年台上字第6578號判例，應予補充。此經最高法院102 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㈠決議可參。上訴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甲○○）之選任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主張同案上訴人即被告乙○○（下稱被告乙○○）於警詢及偵訊中未經具結之陳述無證據能力（見本院第318號卷第100頁背面）。同案被告乙○○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已到庭具結作證，且檢察官並未釋明被告乙○○於警詢或偵訊中未經具結之陳述，有何「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或「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自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例外取得證據能力之適用，應回歸原則，就被告甲○○部分，排除被告乙○○於警詢及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之證據能力。然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不得以之直接作為認定犯罪事實與否之證據，但參酌現行刑事訴訟法第166條之1第2項、第3項第6款，第166條之2之規定及行反詰問時，容許以陳述人先前不一致之陳述作為彈劾證據之法理，非不得以之作為彈劾證據，用來爭執被告、證人、鑑定人陳述之證明力（最高法院94年台上字第6881號判決要旨參照）。準此，被告乙○○於警詢、偵訊中之供述，雖不得以之直接作為證明被告甲○○犯罪事實存否之證據，但非不得以之作為彈劾證據，用來爭執或減損被告、證人陳述之證明力。
㈡現行刑事訴訟法關於「鑑定」之規定，除選任自然人充當鑑
定人外，另設有囑託機關鑑定制度。依同法第198 條、第20
8 條之規定，不論鑑定人或鑑定機關、團體，固均應由法院、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視具體個案之需要而為選任、囑託，並依第206 條之規定，提出言詞或書面報告，始符合同法第159 條第1 項所定得作為證據之「法律有規定」之情形。否則所為之鑑定，仍屬傳聞證據。然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中之案件，為因應實務上，或因量大，或有急迫之現實需求，例行性當然有鑑定之必要者，例如毒品之種類與成分、尿液之毒品反應，或者槍彈有無殺傷力等鑑定，基於檢察一體原則，得由該管檢察長對於轄區內之案件，以事前概括選任鑑定人或囑託鑑定機關、團體之方式，俾便轄區內之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對於調查中之此類案件，得即時送請先前已選任之鑑定人或囑託之鑑定機關、團體實施鑑定，以求時效（法務部92年9 月1 日法檢字第0000000000號函參照）。
此種由檢察機關概括選任鑑定人或概括囑託鑑定機關、團體，再轉知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於調查犯罪時參考辦理之作為，法無明文禁止，係為因應現行刑事訴訟法增訂傳聞法則及其例外規定之實務運作而為。其所為之鑑定結果，與檢察官選任或囑託為鑑定者，性質上並無差異，同具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860號判決參照）。卷附之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03 年7 月18日法醫毒字第00000000000 號函文暨函附之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毒物化學鑑定書、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解剖報告書【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103年度相字第1087號相驗卷宗（下稱相驗卷）第128 、129 頁、第131-134 頁】，分別係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及法醫許倬憲受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囑託實施鑑定後所出具之書面報告，前揭鑑定書及報告書自屬刑事訴訟法第206 條之鑑定報告（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345號判決意旨參照），依同法第159 條第1 項之除外規定，得為證據。卷附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3 年8 月4 日刑生字第0000000000號鑑定書（見第16932 號偵卷㈡第76頁），為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送請鑑定，揆諸前揭說明，屬「法律規定」得為證據者，應有證據能力。
㈢另按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須製作之紀錄
文書、證明文書，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4 第2 款定有明文。又醫師法第12條第1項規定：醫師執行業務時，應製作病歷，並簽名或蓋章及加註執行年、月、日。第2 項規定：前項病歷，除應於首頁載明病人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及住址等基本資料外，其內容至少應載明下列事項：「⒈就診日期。⒉主訴。⒊檢查項目及結果。⒋診斷或病名。⒌治療、處置或用藥等情形。⒍其他應記載事項。」因此，醫師執行醫療業務時，不論患者是因病尋求診療，或因特殊目的而就醫，醫師於診療過程中，應依醫師法之規定，製作病歷，此一病歷之製作，均屬醫師於醫療業務過程中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而且每一醫療行為均屬可分，因其接續之看診行為而構成醫療業務行為，其中縱有因訴訟目的，例如被毆傷而尋求醫師之治療，對醫師而言，仍屬其醫療業務行為之一部分，仍應依法製作病歷，則該病歷仍屬業務上所製作之紀錄文書，與通常之醫療行為所製作之病歷無殊，自屬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4 第2款所稱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而診斷證明書係依病歷所轉錄之證明文書，自仍屬本條項之證明文書（參照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666 號、96年度台上字第1957號判決意旨）。本案卷附之被害人蔡民暉於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中慈濟醫院（下稱慈濟醫院）之病歷資料（見相驗卷第20至39頁、第83至120 頁、原審卷㈠第159-242 頁），固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書面陳述，為傳聞證據，然上開證據係該院醫師及護理人員於被害人蔡民暉前往就診時，於執行醫療業務中製作之證明文書或紀錄文書，應具有相當之中立性，又經核上開診斷證明書之作成並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且對被害人蔡民暉因此所受傷害、死亡之待證事項具有相當關聯性，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依上揭說明，自有證據能力，得為證據。
㈣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立法意旨，在於確認當事人對於
傳聞證據有處分權，得放棄反對詰問權，同意或擬制同意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屬於證據傳聞性之解除行為，如法院認為適當，不論該傳聞證據是否具備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 條之4 所定情形，均容許作為證據，不以未具備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至第159 條之4 所定情形為前提。此揆諸「若當事人於審判程序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基於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此時，法院自可承認該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立法意旨，係採擴大適用之立場。蓋不論是否第159 條之1 至第159 條之4 所定情形，抑當事人之同意，均係傳聞之例外，俱得為證據，僅因我國尚非採澈底之當事人進行主義，故而附加「適當性」之限制而已，可知其適用並不以「不符前四條之規定」為要件。查本案以下採為判決基礎之證據，其性質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而屬傳聞證據者，除被告乙○○於警詢及偵訊中未經具結之陳述無證據能力，已如前述外；其餘傳聞證據，檢察官、被告甲○○、乙○○及其選任辯護人於本院準備期日時均表示無意見或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第31
8 號卷第100-101 頁，原審卷㈠第141 頁），且檢察官、被告甲○○、乙○○、辯護人就該等審判外之陳述，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爭執其證據能力或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傳聞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為證明犯罪事實所必要，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據上開說明，應認該等證據自均具有證據能力。
㈤本件卷附現場及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第五分局中市警五分偵字第0000000000號卷（下稱警卷）第45至49頁、第51至59頁、相驗卷第8 至12頁、第16932 號偵卷㈡第81至91頁】，係屬機械性紀錄特徵，也就是認識對象的是照相鏡頭，透過鏡頭形成的畫面映寫入膠卷或特定儲存設備內（如記憶卡），然後還原於照相紙上，故照相及攝影中不含有人的供述要素，在現實情形與作為傳達結果的照相，於內容上的一致性是透過機械的正確性來加以保障的，在照相中並不存在人對現實情形的知覺、記憶，在表現時經常可能發生的錯誤（如知覺的不準確、記憶隨時間推移而發生的變化、遺忘），故照相當然是非供述證據，並無傳聞法則之適用，惟卷附照片既係透過相機拍攝後所得，且與本案犯罪事實均具有關聯性，被告甲○○、乙○○及其等辯護人對於卷內所附之照片亦均未表示異議主張係執法人員違法取得，經查又無不得作為證據之事由，依法自得作為證據，而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3854號判決意旨參見）。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訊據被告乙○○坦承有傷害被害人蔡民暉之事實，惟否認有何傷害致死犯行，辯稱：伊不知道被害人蔡民暉會死，案發當時伊本來沒有要去，是被告丙○○打電話給伊，說被告甲○○叫伊過去。伊用棍子打被害人蔡民暉時，本來是要打被害人蔡民暉腰部，結果打到頭，伊不是故意打到他的頭等語。被告甲○○則否認傷害致人於死犯行，並辯稱：伊沒有計劃要教訓被害人蔡民暉，是被害人蔡民暉下車要打伊，伊才用安全帽揮擊打到被害人蔡民暉的鼻子，只是要阻擋被害人蔡民暉打伊；且被害人蔡民暉送醫15日後才因肺炎死亡，如果是腦部受傷，怎麼可能15日後才死亡，應該只能判傷害等語。經查：
㈠被告己○○因介紹被告甲○○向被害人蔡民暉購買玉雕觀音
佛像，與被害人蔡民暉發生糾紛，被告乙○○、己○○及丙○○於103 年6 月4 日上午至被告甲○○租屋處聊天，被害人蔡民暉於同日11時51分許以公共電話撥打予被告己○○，要求被告己○○駕車前往臺中市潭子區潭子火車站附近之麥當勞搭載，被告己○○、甲○○即共同謀議教訓被害人蔡民暉，約由被告己○○將被害人蔡民暉載至臺中市○○區○○號○○道路之高架道路下方，被告乙○○因事先行離開，被告己○○再指示不知情之被告丙○○撥打電話予被告乙○○，要求被告乙○○返回被告甲○○租屋處搭載被告甲○○前往74號快速道路下，被告乙○○即騎乘車牌號碼000-000 號重型機車回被告甲○○租住處，搭載被告甲○○前往74號快速道路高架橋下，被告己○○則駕駛車牌號碼000- 0000 號租賃小客車搭載被告丙○○，先至臺中市○○區○○路2 段麥當勞搭載被害人蔡民暉前往上址等情，業據被告乙○○、己○○坦承在卷（見警卷第13頁、第23、24頁、第16932 號偵卷㈡第25-26 、32-33 頁、第16932 號偵卷㈠第194-196 頁、第17110 號偵卷第41頁、原審卷㈠第132 頁、卷㈢第24-27頁、第35-37頁，本院卷第145-146頁），且與被告甲○○、丙○○於警詢、偵訊時之關於此部分之陳述相符（見警卷第18、28-29頁、第16932號偵卷㈠第180-181、188-189頁、第16932號偵卷㈡第41-42頁、第19233號偵卷第69-70頁），被告甲○○於本院審理時就此過程亦未爭執（見本院卷第146頁）；並有衛星定位資料表、監視器畫面及74號快速道路現場照、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客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車牌號碼000-000重型機車詳細資料報表、汽車租賃契約書、被告己○○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被告乙○○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丙○○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被告甲○○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等行動電話之通聯紀錄、行車路徑紀錄查詢系統表等存卷可按（見警卷第50-55、60-61、67-68、70-81頁、第16932號偵卷㈡第8-20頁、相驗卷第57頁），是此部分事實，應足堪認定。
㈡被告甲○○雖辯稱其沒有計劃要教訓被害人蔡民暉，是被害
人蔡民暉下車要打伊，伊才用安全帽揮擊打到被害人蔡民暉等語。然查被告己○○於警詢時供述案發當日被害人蔡民暉打電給伊說他人在潭子火車站前的麥當勞餐廳，要被告己○○去載他，被告己○○剛好在被告甲○○住處，就跟被告甲○○提起被害人蔡民暉要來找伊，被告甲○○說被害人蔡民暉亂講話，想要教訓一下他，被告乙○○也跳出來說應該要教訓他一下，被告己○○也認同這件事，3 人就商量要將被害人蔡民暉帶到偏僻處所教訓他一下等語（見警卷第13頁）；於檢察官偵查時供述當天大概中午時被害人蔡民暉打電話說要來找伊，因為之前有些事情被害人蔡民暉亂講話，被告甲○○就氣不過，說要教訓被害人蔡民暉，當時被告乙○○也在場，被告甲○○叫被告己○○把被害人蔡民暉載去74號公路的橋下（見第16932 號偵卷㈠第195 頁）；另於原審審理時亦證述被告甲○○說要教訓被害人蔡民暉（見原審卷㈡第136 頁）；被告乙○○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是被告甲○○跟被告己○○說把被害人蔡民暉叫出來，由被告己○○去載被害人蔡民暉，並要被告乙○○一起去，到場後並跟被告乙○○講，等一下被害人蔡民暉來，如果太那個就打他、教訓他等語（見原審卷㈡第153 、154 、174 頁），且被告乙○○、己○○就此部分之供、證述之情節，亦互核一致，應為可採。而查被告甲○○於警詢時亦供稱：被害人蔡民暉打電話叫被告己○○去載他，掛電話後，被告己○○說被害人蔡民暉都亂講話要修理他，被告己○○叫伊與被告乙○○到74號快速道路橋下等（見警卷第18頁）。於偵訊時供述：被告己○○說被害人蔡民暉找他，並說被害人蔡民暉亂講話，說要去橋下修理他，約伊與被告乙○○在74號快速道路下碰面。到橋下後，被害人蔡民暉從被告己○○車上下來，伊就問被害人蔡民暉為何亂講話，就用安全帽往被害人蔡民暉的臉敲過去，結果打到鼻子，然後被告乙○○不知道從哪邊拿一根棍子從被害人蔡民暉後面打下去，被告乙○○打了之後，被害人蔡民暉就倒下去等語（見第16932 號偵卷㈠第189 頁、同偵卷㈡第41頁）。依被告甲○○於警詢、偵訊之供述，雖就由何人主動提及要教訓被害人蔡民暉之事實，與被告乙○○、己○○前揭分別在偵、審之陳述不同，但可認被告甲○○亦坦承其與被告乙○○、己○○去74號快速道路高架橋下之目的，的確是要修理被害人蔡民暉之事實，且於到場後，先出手持安全帽毆打被害人蔡民暉的臉部。至於其供述是被告己○○主動表示要修理被害人蔡民暉一節，顯與被告乙○○、己○○上開陳述不同；且本案與被害人蔡民暉因購買玉雕觀音佛像產生糾紛之人為被告甲○○，業據其於警詢及偵訊時供述明確，而其於原審準備程序時亦坦承因上開糾紛，於103 年6 月4 日與被告乙○○、己○○謀議教訓被害人蔡民暉之事實（即不爭執事項，見原審卷㈠第100 頁），另被害人蔡民暉由被告己○○駕車搭載到場後，看見被告甲○○、乙○○已在場就自己先下車與被告甲○○商談，亦可佐證當時約被害人蔡民暉到場之人應為被告甲○○，否則如是被告己○○要與被害人蔡民暉處理上開糾紛，其既已經搭載被害人蔡民暉上車，逕自討論即可，又何須將其載至與被告甲○○約定之地點，且到場後是由被害人蔡民暉先行下車與被告甲○○洽談，又從被告甲○○先行出手毆打被害人蔡民暉之事實觀之，自應以被告乙○○、己○○前揭供、證述之情節，為屬可採。被告甲○○確有與被告乙○○、己○○共謀教訓、傷害被害人蔡民暉之事實，被告甲○○前揭辯解，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㈢被告甲○○見被害人蔡民暉到場後，與被害人蔡民暉發生爭
執，遂於103 年6 月4 日12時約36、37分許，持被告乙○○之安全帽毆擊被害人蔡民暉頭部正面一下，被告乙○○亦持木棒毆打被害人蔡民暉左側頭部、左耳一下，蔡民暉因而流血倒地等情，亦為被告甲○○、乙○○所不爭執者（見原審卷㈠第100 ），並經被告己○○、丙○○於警詢、偵訊、原審羈押訊問、審理陳述明確（見警卷第13頁、第28- 29頁、第16932號偵卷㈠第181-182、第195至197頁、第16932號偵卷㈡第26頁、原審103年度聲羈字第426號卷第4- 5頁）。被告甲○○於警詢、偵訊時均供稱：伊僅持安全帽毆打被害人蔡民暉臉部一下等語。被告乙○○於原審審理時亦以證人身分具結證稱：被告甲○○和被害人蔡民暉吵架很生氣，就拿安全帽從被害人蔡民暉鼻子敲下去，伊當時站在旁邊距離1步，拿著棒子準備要出棒，但被害人蔡民暉鼻血流出來，人站不住要跪下去，伊要打被害人蔡民暉腰部，但剛好敲到左耳，被害人蔡民暉就倒在地上；伊確定被告甲○○揮打被害人蔡民暉一下，但不確定打到鼻子或頭頂，檢察官於偵訊時問從頭頂到鼻子怎麼會是一下，伊回答伊不確定被告甲○○打到哪裡等語（見原審卷㈡第160-161頁）；被告乙○○之前揭證述被告甲○○只打被害人蔡民暉一下之事實，與被告甲○○所供之內容相符。再觀諸被害人蔡民暉於慈濟醫院之急診病歷、住院病患護理照護記錄單之記載，被害人蔡民暉於103年6月4日送至慈濟醫院急診室時，其右瞳孔放大、左耳流血，鼻樑有2公分之傷口，鼻孔流血等情，有慈濟醫院急診檢傷護理評估記錄表、住院護理照護記錄單等附卷可參（見相驗卷第83頁背面、原審卷㈠第162-163頁），是被害人蔡民暉於103年6月4日送醫時，除被告乙○○持木棍揮擊造成左耳部位之傷勢外，僅有鼻樑部位有2公分之傷口及鼻孔流血等症狀，頭頂及後腦杓並無明顯可見之傷勢，被告甲○○僅持安全帽毆打被害人蔡民暉鼻子部位一下，堪以認定。
㈣被告乙○○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雖均另稱：伊原係要打被害
人蔡民暉的腰部，但因被害人蔡民暉站不穩往前跪，因而打到被害人蔡民暉左耳頭部等語。被告乙○○之選任辯護人亦為被告乙○○辯護稱被告乙○○為普通傷害行為時，主觀上僅要朝被害人蔡民暉身軀部位揮擊，不論是拿棍棒要毆打被害人蔡民暉身軀之何部分，主觀上並沒有要打被害人蔡民暉頭部之意，是因為被害人蔡民暉癱軟站不穩倒下始打到頭部，被告乙○○客觀上無可預見擊中頭部致發生死亡之結果等語。然查證人己○○雖於原審審理時亦具結證稱：將被害人蔡民暉送醫後，伊與被告甲○○、乙○○碰面，被告甲○○說他拿安全帽打被害人蔡民暉頭部一下，被告乙○○說他本來要打被害人蔡民暉腰部，但被害人蔡民暉被被告甲○○打到頭蹲下來，被告乙○○就打到被害人蔡民暉頭部等語（見原審卷㈡第234 、237 頁反面）。惟證人己○○於被告甲○○、乙○○毆打被害人蔡民暉時正在移車，係被害人蔡民暉遭毆打倒地後，始步行至被害人蔡民暉倒地之處，業據證人己○○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見原審卷㈡第
233 、238 、244 、245 頁、警卷第13頁、第16932 號偵卷㈠第197 頁、第16932 號偵卷㈡第26頁），故被告己○○未在場目擊被害人蔡民暉遭被告甲○○、乙○○毆打之經過，非親見親聞之人，其所為上開證述復係證人乙○○事後轉告，自難為被告乙○○有利之認定。且被告乙○○於警詢時供稱：被告甲○○拿安全帽往被害人蔡民暉頭上後方砸了一下，伊看被告甲○○出手，就靠過去隨手撿起路邊的木棍，拿起木棍要往被害人蔡民暉胸部打去，但因被害人蔡民暉遭被告甲○○攻擊頭部，整個人往前倒，伊因而失手打到被害人蔡民暉左耳旁等語（見警卷第23頁背面）。於103 年7 月25日偵訊時供述：被告甲○○拿安全帽打第二下時，被害人蔡民暉舉起手擋，被告甲○○打到被害人蔡民暉頭部，伊才撿起棍子揮過去，原本是要打被害人蔡民暉胸部，但被害人蔡民暉站不穩，伊就打到被害人蔡民暉耳朵那邊，被告甲○○拿安全帽打第二下與伊拿木棍打，大約差1 、2 秒而已等語（見第16932 號偵卷㈡第33頁）。另於原審審理時先供稱：
伊棍子原係要打在被害人蔡民暉腰際等語（見原審卷㈡第15
4 頁背面）。後又改稱：伊原本是要打被害人蔡民暉的腰，打他的屁股等語（見原審卷㈡第164 頁背面）。可認被告乙○○就伊原係朝被害人蔡民暉之腰部、胸部抑或臀部毆打，供述前後有所出入。但不論如何，被告乙○○始終承認在被告甲○○持安全帽打予被害人蔡民暉一下之後，伊隨即以隨手撿起之木棍對被害人蔡民暉的身體揮擊，顯可認被告乙○○確有傷害被害人蔡民暉之故意，與其是否故意持木棍朝被害人蔡民暉之頭部無涉。案發當時被害人蔡民暉與被告甲○○在爭執，且遭被告甲○○持安全帽毆打，而人體為會移動的客體，並非靜止不動之物，是在遭受攻擊的過程中，無論是有意識的防衛或基於本能，均會迴避閃躲，身體並非靜止不動；被告乙○○既係持木棍直接對被害人蔡民暉之身體攻擊，則不論擊中被害人蔡民暉身體何部位，均在其故意傷害之意思範圍內；縱其主觀上不欲直接對被害人蔡民暉之頭部等可能致命之部位攻擊，但客觀上因被攻擊者之閃躲、移動，亦可預見其可能擊中被害人身體之任何部位，包括頭部等致命部位，是被告乙○○雖辯稱其不是拿木棍直接打被害人蔡民暉的頭部，並不足以為有利之認定；如其是意欲直接攻擊被害人頭部等致命部位，其主觀上之故意已經是重傷害或殺人之範籌了。被告乙○○之選任辯護人上開為被告之辯解，亦非可採。
㈤被害人蔡民暉於103 年6 月4 日12時36、37分許遭被告甲○
○、乙○○共同毆打後，於103 年6 月4 日13時38分經救護車載送至慈濟醫院救治，然因被害人蔡民暉頭部左側顳底區顱骨有線性骨折，並造成對側、右側顱內硬腦膜下腔、蜘蛛膜下腔出血及腦挫傷出血，導致腦部呈柔軟、腫脹、壞死狀，又因併發肺炎導致中樞及多器官衰竭而死亡，由於是因他人有意造成的傷害導致死亡之結果，其死亡方式認定為他殺。直接引起死亡之原因為肺炎併多器官衰竭，先行原因則為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及腦損傷等情，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相驗筆錄、檢驗報告書、相驗屍體證明書、解剖報告書、慈濟醫院病歷資料等附卷可參（見警卷第82- 126 頁、相驗卷第20- 39頁、第58頁、第62- 65頁、第80頁、第130-13
4 頁、第137 頁、原審卷㈠第159-242 頁）。被告甲○○辯稱被害人蔡民暉送醫後15日始因肺炎死亡，如果是腦部受傷，不可能拖到15日才死亡；其選任辯護人則為被告甲○○辯護稱被告甲○○無法預料被告乙○○會用棍子打到被害人蔡民暉頭部，應該只該當於普通傷害罪。被告乙○○之選任辯護人則為被告乙○○辯護稱被害人蔡民暉之死亡是因被告己○○之延誤送醫，致被害人蔡民暉腦部出血過多，影響急救醫師採取保守療法而未進行手術，認有因果關係中斷的情形；且被害人蔡民暉施用毒品超過20年，似可推知被害人蔡民暉感染肺炎是因長期吸毒而降低自身免疫力所致，難謂僅係由被告乙○○之普通傷害行為致被害人蔡民暉腦傷昏迷併發肺炎，被害人蔡民暉感染肺炎與被告乙○○傷害其頭部之行為間是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尚非無疑等語。惟查：
⒈按某甲既因受傷後營養不佳，以致傷口不收久而潰爛，又
因受傷不能工作，以致乏食，營養更形不佳，兩者之間具有連鎖之關係，即其身體瘦弱，及傷口不收，均為致死之原因，則受傷與死亡，不能謂無相當因果關係之存在，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3268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又對於犯罪構成要件預定一定之結果為其構成要件要素之犯罪（結果犯），其犯罪行為可否認定為既遂，主「相當因果關係說」者認為，其行為與結果間，不僅須具備「若無該行為，則無該結果」之條件關係，更須具有依據一般日常生活經驗，有該行為，通常皆足以造成該結果之相當性，始足令負既遂責任；而主「客觀歸責理論」者則將結果原因與結果歸責之概念作區分，認為除應具備條件上之因果關係外，尚須審酌該結果發生是否可歸責於行為人之「客觀可歸責性」，祇有在行為人之行為對行為客體製造並實現法所不容許之風險，該結果始歸由行為人負責。而實務上於因果關係之判斷，雖多採「相當因果關係說」，但因因果關係之「相當」與否，概念含糊，在判斷上不免流於主觀，而有因人而異之疑慮，乃有引進「客觀歸責理論」之學說者，期使因果關係之認定與歸責之判斷，更為細緻精確。
至於因果關係是否因第三人行為之介入而中斷，就採「相當因果關係說」者而言，其行為既經評價為結果發生之相當原因，則不論有無他事實介入，對該因果關係皆不生影響；而就主「客觀歸責理論」者以觀，必也該第三人創造並單獨實現一個足以導致結果發生之獨立危險，始足以中斷最初行為人與結果間之因果關係。易言之，結果之發生如出於偶然，固不能將結果歸咎於危險行為，但行為與結果間如未產生重大因果偏離，結果之發生與最初行為人之行為仍具「常態關連性」時，最初行為人自應負既遂之責；刑法傷害致人於死罪之因果關係屬「雙重因果關係」，不僅傷害行為對傷害結果須有因果關係，對非一般行為結果之死亡部分（加重結果），亦須有因果關係。刑法上之過失，固以過失行為與結果之間，於客觀上有因果關係存在為必要；然此所謂因果關係，並不以過失行為係結果發生之直接原因為限，僅以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存在，即足當之。而行為之於結果，是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應依事後之立場，客觀地審查行為當時之具體事實，如認某行為確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者，該行為即有原因力；至若某行為與行為後所生之條件相結合而始發生結果者，亦應就行為時所存在之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如認為有結合之必然性者，則該行為仍不失為發生結果之原因，應認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第310 號、90年度台上字第5164號判決要旨亦可供參酌。
⒉被害人蔡民暉於103 年6 月4 日經救護車載送至慈濟醫院
急診時，已呈現重度昏迷狀態，頭部斷層掃描顯示顱內出血，Aspiration Pneumionia （即吸入性肺炎）係死者昏迷後，因無法自主吞嚥口水所致，是頭部外傷後併發症乙節，有慈濟醫院103 年10月16日慈中醫文字第0000000 號函文暨函附之病情說明書1 份附卷可考（見原審卷㈠第157-158 頁）。鑑定人即法醫師許倬憲於原審審理時亦鑑定稱：死者頭部左側顳頂部頭皮出血約6 ×4 公分，即左耳上方附近，更深層的地方即左側顳肌也有出血，頭皮下面接近顱骨的地方有橫向的線性骨折約6 公分，右側有硬腦膜下腔出血及蜘蛛膜下腔出血，左耳附近的外傷是最嚴重的，導致右側顱內出血及腦挫傷，該撞擊力道相當大，因為已造成顱骨骨折，其他比較輕微的傷勢已經癒合；死者腦部重量為1,398 公克，腦溝也消失不見，一般人腦部重量為1,200 公克，顯示死者腦部已達水腫、腦腫脹之情況，主要是因腦出血壓迫，造成後續一些傷害，顱內出血如血塊沒有處理，會對腦部產生壓迫造成腦水腫，腦腫脹之後就會導致缺氧，造成腦部一連串的損傷，以本案而言是外力造成損傷，但顱內出血是快還是慢，伊無法判斷，因已經有一段時間，死者送到醫院並未進行開腦手術，所以伊看到的出血情況就是案發時的狀況，依死者受傷的狀態，在受到撞擊之後，很容易陷入昏迷；死者頸部無特殊發現，心臟則有50％的阻塞程度，這是病理上的變化，一般人阻塞到80％，就會容易發生心臟疾病的猝死，另外兩側肋膜腔內有沾黏，這也是病理性的問題，是死者之前肋膜腔發炎修補過後產生的沾黏，與本案事件無相關性；一般人肺臟是400 至500 公克，死者右肺重1,007 公克異於常人，解剖時看到肺臟已經實質化這是感染造成的病理變化，一般來說住院住久、個人身體出狀況的，都容易發生呼吸道感染或肺炎，因人身上有開口的地方病菌都可以進去，死者肺臟很明顯有發炎情形，是全葉性肺炎，以本案死者頭部有外傷，人又處於昏迷狀態，免疫系統受到破壞損傷，外來病菌更容易侵犯，因此一些嚴重外傷的人到後來死亡都是泌尿道或肺炎感染，有時候2 、3 天就會發生院內感染，要看病人創傷情況是否嚴重；頭部外傷延誤就醫可能會因血塊對腦壓迫，因而造成腦部更大的傷害，但不一定會產生肺炎感染；死者頭部並未經過手術，可能是死者傷勢太嚴重或出血位置不容易手術，醫生因而採用保守療法，但死者處於昏迷狀況，加上他個人體質問題，導致他在院內產生感染；死者直接引起死亡原因是肺炎併多器官衰竭，造成肺炎之原因是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及腦損傷，如將頭部外傷摒除，找不到能造成死者肺炎之原因，除非死者本身免疫系統很差、有慢性病，或行動不良長期臥床，才有可能推斷是其他原因造成死者肺炎；警卷第19頁死者病歷記載「Suspected Aspiration Pneumionia 」就是吸入性肺炎，吸入性肺炎是食物不小心跑到氣管，吸到肺部裡，就會造成細菌著床，因而發生肺炎，昏迷的病人常在意識不清的狀態，吸入少量食物到肺臟，原始因還是歸咎在頭部外傷，不要有原來傷害的話，這些事情可能不會發生，因此伊鑑定結果是如果死者沒有頭部外傷，就不會併發肺炎；死者如有口吐白沫之情形，一般是肺水腫，水才會從氣管的地方逆流上來，另一種情形是口水及分泌物量比較多，又無法從食道吞嚥下去，所以從嘴巴或鼻子流出來，但這與肺炎是兩回事；依死者病歷記載，死者10
3 年6 月4 日的X 光片顯示肺門部位有局部浸潤，可能是死者將液體或什麼東西吸到支氣管裡造成，103 年6 月7日會診感染科時，發現兩邊肺臟都有浸潤，懷疑有吸入性肺炎，肺炎發展很快，1 、2 天就有可能產生，死者在受傷前無法確定是否有輕度肺炎，但縱然有輕度肺炎，如非腦部重創導致後續感染，也不會造成更嚴重的肺炎而死亡等語（見原審卷㈠第136-149 頁）。故依鑑定人許倬憲前揭所述，一般頭部外傷之病患，因有傷口，免疫系統遭受破壞，病患又處於意識不清之狀態，極易將食物、口水或分泌物吸入氣管、肺部，因而引發肺炎，核與前揭慈濟醫院病情說明書記載之內容相符。而本件被害人蔡民暉於10
3 年6 月4 日13時20分許經路人廖芳慶發現倒臥於臺中市○○區○○路○ 段○○○ ○○ 號前路旁，口吐白沫，於13時39分送至慈濟醫院時，已呈現意識不清、右瞳孔放大，經檢驗後，嗎啡、愷他命及甲基安非他命均呈現陰性反應乙節，業據證人廖芳慶於警詢、偵訊時陳述明確，復有慈濟醫院護理記錄單、住院病患護理照護記錄單、藥物濃度檢驗報告各1 份存卷可證（見第16932 號偵卷㈠第52頁、相驗卷第60頁、第23- 25頁、原審卷㈠第162-163 頁），堪認被害人蔡民暉遭受頭部外傷後，確實因意識不清，無法自主吞嚥口水，可認被害人蔡民暉遭被告甲○○、乙○○毆打後，因頭部外傷極為嚴重，陷入重度昏迷，無法自主吞嚥口水，致生吸入性肺炎。又被害人蔡民暉於當日12時
36、37分許遭毆傷後，於13時38分始送至慈濟醫院救治，縱有稍為延誤救治之情形，然依被害人蔡民暉之病歷資料及前揭鑑定人所述，被害人蔡民暉送至慈濟醫院後，醫師係進行保守性療法，並未進行開腦手術，顯見被害人蔡民暉遭毆傷後腦部所受傷勢極為嚴重，且於受傷後陷入重度昏迷，並因無法自主吞嚥口水而導致肺炎併多器官衰竭死亡，而延誤就醫對腦部之傷害較大，不致影響肺炎發生之比例，亦經鑑定人陳述在卷（見原審卷㈡第142-143 頁）。則被害人蔡民暉受傷後，雖有延誤就醫之情事，但被告甲○○、乙○○之毆打行為與被害人蔡民暉之死亡結果間，並未產生重大因果偏離，被害人蔡民暉之死亡結果發生與最初被告甲○○、乙○○之毆打行為仍具「常態關連性」。從而，被害人蔡民暉直接死因雖為肺炎併多重器官衰竭，就其成因觀之，實係因被告甲○○、乙○○毆打被害人蔡民暉頭部，導致被害人蔡民暉昏迷，免疫功能下降，無法自主吞嚥口水，因而吸入口水至肺臟，併發肺炎及多器官衰竭而死亡。從而，被害人蔡民暉所受外傷與其因併發肺炎致多重器官衰竭死亡，確有因果關係。被告甲○○、乙○○之辯解及其選任辯護人之前開辯護意旨，均尚難採信。
㈥按殺人與傷害人致死之區別，應以行為人主觀上有無殺人之
犯意為斷（最高法院18年上字第130 號判例意旨參照）。又殺人與傷害致死之區別，即在下手加害時有無死亡之預見為斷。至受傷處所是否致命部位，及傷痕之多寡，輕重如何，僅足供認定有無殺意之參考，原不能為區別殺人與傷害致人死之絕對標準（最高法院19年上字第718 號判例參照）。次按加重結果犯，以行為人能預見其結果之發生為要件，所謂能預見乃指客觀情形而言，與主觀上有無預見之情形不同，若主觀上有預見，而結果之發生又不違背其本意時，則屬故意範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920 號判例意旨參照）。又刑法第277 條第2 項前段之傷害致人於死罪，係對於犯普通傷害罪致發生死亡結果所規定之加重結果犯，依同法第17條規定，以行為人對於該死亡加重結果之發生，客觀上能預見，而主觀上不預見為要件。且該加重結果犯之成立，既係以行為人對於死亡之結果客觀上「能預見」，而主觀上「不預見」者為限，如行為人對於死亡之結果有所預見，而其結果又不違背其本意時，則屬故意殺人範圍。刑法第17條之加重結果犯，係故意的基本犯罪與加重結果之結合犯罪。以傷害致人於死罪為例，非謂有傷害之行為及生死亡結果即能成立，必須傷害之行為隱藏特有之危險，因而產生死亡之結果，兩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且該加重結果客觀上可能預見，行為人主觀上有注意之義務能預見而未預見，亦即就加重結果之發生有過失，方能構成。良以傷害致人於死罪與傷害罪之刑度相差甚大，不能徒以客觀上可能預見，即科以該罪，必也其主觀上有未預見之過失（如主觀上有預見，即構成殺人罪），始克相當，以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又共同正犯在犯意聯絡範圍內，就其合同行為，均負全部責任，惟加重結果犯之加重結果，行為人僅有過失，主觀上均未預見，則各共同正犯間就加重結果之發生，無主觀上之犯意，當無犯意聯絡可言，各共同正犯就加重結果應否負責，端視其本身就此加重結果有無過失為斷，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378 號、10
0 年度台上字第3062號判決要旨可供參照。經查：⒈本案係肇因於被害人蔡民暉經被告己○○介紹，出售玉雕
觀音佛像予被告甲○○，事後被害人蔡民暉卻向他人指稱玉觀音遭被告甲○○侵占，被告甲○○、己○○因而心生不滿，而起意教訓被害人蔡民暉，被告乙○○則係基於與被告甲○○、己○○之朋友情誼而到場助陣，則被告甲○○、己○○、乙○○與被害人蔡民暉在事發前並無深仇大恨。被告甲○○於警詢、偵訊時另供稱：出門前被告乙○○看到路旁有木棍要拿去修理被害人蔡民暉，伊叫被告乙○○不要拿東西，他就沒有拿等語（見警卷第18頁、第16
932 號偵卷㈠第189 頁）。被告己○○於原審羈押訊問時供稱：伊與被告甲○○、乙○○約定要教訓被害人蔡民暉，說用手打一打等語（見原審103 年度聲羈字第426 號卷第5 頁）。被告乙○○於原審審理時亦供稱：伊與被告甲○○要出門時，在門口有60公分的木棍放在牆角，伊詢問被告甲○○要不要攜帶木棍，被告甲○○答稱不用等語（見原審卷㈢第25頁）。是被告甲○○、乙○○上開供述，與被告己○○所述其等3 人原係欲徒手毆打教訓被害人蔡民暉等語相符。而被告乙○○因被害人蔡民暉與被告甲○○發生爭執，於被告甲○○持安全帽毆打被害人蔡民暉後，撿拾木棍毆打被害人蔡民暉頭部，堪認被告乙○○係隨手持身旁之安全帽及撿拾木棍攻擊被害人蔡民暉，並未刻意選取足以致人於死之兇器為之。且被告乙○○於被害人蔡民暉倒地後隨即與被告己○○將被害人蔡民暉扶持坐上車號000-0000之租賃小客車，被告甲○○、乙○○並要求被告己○○開車將被害人蔡民暉送醫，被告己○○駕駛該租賃小客車自74號快速道路橋下出發，沿福林路右轉潭興路，再右轉豐興路往慈濟醫院方向行駛，嗣因被告己○○唯恐遭認為係毆打被害人蔡民暉之人，經與被告甲○○、乙○○聯繫後，被告甲○○交付新臺幣（下同）1,000元予被告乙○○轉交予被害人蔡民暉，讓被害人蔡民暉就醫，被告己○○則搭載被害人蔡民暉至臺中市○○區○○路0段000○0號前與被告乙○○會合，由被告乙○○、丙○○合力將被害人蔡民暉搬移下車後，被告己○○隨即於13時24分1秒搭載被告丙○○至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以公共電話0000000000號撥打119，通報臺中市○○區○○路2段650巷有人路倒，被告乙○○亦於同日13時24分16秒在臺中市○○區○○路0段00號以公共電話0000000000號撥打119，通報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對面有人路倒，請救護車救護等情，亦經被告乙○○、己○○、丙○○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供述屬實，並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指揮中心受理110報案紀錄單、緊急救護案件紀錄表、110報案紀錄錄音檔、119報案紀錄譯文、車號000-0000號車輛衛星定位行車圖、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等件在卷可考（見警卷第50- 55頁、第62至66頁）。可認被告甲○○、乙○○於被害人蔡民暉倒地後，為免被害人蔡民暉遭受更大傷害甚或死亡，確有積極欲救護被害人蔡民暉之意思，倘被告甲○○、乙○○有意奪取被害人蔡民暉之生命或使其受重傷害，於被害人蔡民暉不支倒地無法抗拒或閃避之際，大可持木棍或安全帽繼續密集攻擊被害人蔡民暉，然被告甲○○、乙○○並未繼續攻擊，反而立即將被害人蔡民暉扶持上車，要求被告己○○將被害人蔡民暉送醫救治，均足顯示被告甲○○、乙○○不願造成被害人蔡民暉更大傷害或鬧出人命之意。故被告甲○○、乙○○尚無行兇殺害被害人蔡民暉或造成重傷害之意圖，或縱造成蔡民暉死亡、重傷害，亦不違背其本意之殺人或重傷害之不確定故意，而僅止於普通傷害之犯意至明。是被告甲○○、乙○○係基於普通傷害之犯意為之，實行傷害行為，始造成蔡民暉死亡，堪以認定。
⒉被告甲○○之辯護人雖為被告甲○○辯護稱被告乙○○於
案發現場撿拾木棍持之毆打被害人蔡民暉，實已超乎被告甲○○意料之外，被害人蔡民暉之死亡係被告乙○○持棍棒所為，與被告甲○○無涉等語。惟查被告乙○○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被告甲○○到現場時說「要是蔡民暉太囂張，你再打他」，之後被告甲○○走過去與被害人蔡民暉大小聲，被告甲○○就叫伊「阿弟，你還不快過來！」伊原本去停車，就在走到被告甲○○那邊的路上撿了一根棍子，再走到被告甲○○旁邊，被告甲○○知道伊手上拿個棍子，但沒有阻止伊的意思表示，之後被害人蔡民暉不知道頂一句什麼話，被告甲○○就很生氣拿安全帽從他鼻子敲下去等語（見原審卷㈡第155 、160 、174 頁、卷㈢第27頁）。另證人己○○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原本被告乙○○在被告甲○○租屋處，後來被告乙○○先離開，被告甲○○叫伊打電話給被告乙○○去載他等語（見原審卷㈡第
232 頁背面）。被告甲○○於原審審理時另供稱：伊與被害人蔡民暉面對面講話，被告乙○○從被害人蔡民暉後面走過來，當時被告乙○○手上應該就有拿棍子，伊後來看到被告乙○○從被害人蔡民暉背部打下去，因棍子很長，伊沒辦法阻擋等語（見原審卷㈢第170 頁背面）。故被告乙○○原已離開被告甲○○租屋處，係被告甲○○要求被告己○○致電被告乙○○返回租屋處搭載伊至74號快速道路現場，而本件傷害犯行起因係因被告甲○○經被告己○○介紹向被害人蔡民暉購買觀音佛像，被告甲○○認被害人蔡民暉誣指其侵占觀音佛像，因而心生不滿，和被告己○○共謀與被害人蔡民暉相約談判，亦據被告甲○○供承不諱，核與被告己○○、乙○○之前揭證述相符。則被告甲○○與被害人蔡民暉之觀音佛像買賣本即與被告乙○○無涉，被告乙○○原亦已先行離開被告甲○○租屋處，係經被告甲○○指示後才返回被告甲○○租屋處搭載被告甲○○前往74號快速道路高架橋下，故如非被告甲○○指示被告乙○○毆打被害人蔡民暉，被告乙○○原實無動機傷害被害人蔡民暉，被告乙○○之上開證述，堪以採信。⒊至於被告乙○○於本院審理時雖另證述被告甲○○沒有叫
「阿弟你還不過來」之語，被告甲○○沒有叫伊打被害人蔡民暉（見本院卷第155 頁背面）等語，惟查被告乙○○同時亦證述伊不敢肯定被告甲○○是否有叫伊，伊印像是被告甲○○與被害人蔡民暉在大小聲，伊以為被告甲○○是在叫伊等語（見本院卷第155 頁）；然查本案被告甲○○、己○○本即謀議要教訓毆打被害人蔡民暉，於叫被告乙○○回來載被告甲○○時，被告乙○○甚至問被告甲○○要不要帶棍子，到現場時被告甲○○並向被告乙○○說「要是蔡民暉太囂張，你再打他」，均已如前述，可認被告乙○○、甲○○、己○○本來就有計畫要傷害被害人蔡民暉，於被告乙○○、甲○○到現場後，因與被害人蔡民暉發生爭執而分別出手毆打被害人蔡民暉，並未超出渠等原先犯意聯絡之範圍；被告甲○○於現場是否有對被告乙○○說「阿弟你還不過來」，並不妨害被告乙○○、甲○○共同傷害被害人蔡民暉事實之認定；況被告甲○○於現場確有此言詞，已經被告乙○○於原審證述明確，被告乙○○其後在本院證稱被告甲○○沒有如此言詞等情，無非是事隔已久、記憶逐漸模糊而無法確定，或為迴護之詞，自非可採。另依被告甲○○、乙○○所述，被告乙○○係面對被告甲○○自被害人蔡民暉後方走來時，即已手持木棍，復步行至被告甲○○旁邊，而被告乙○○手持之木棍長度很長，亦據被告甲○○供述在卷，被告乙○○復係面對被告甲○○方向走來，被告甲○○當無可能無視被告乙○○手持木棍，被告乙○○證述被告甲○○知悉伊手持木棍等語，應堪採信。被告甲○○雖於租屋處出發前曾阻止被告乙○○攜帶木棍，但於被告甲○○與被告乙○○至74號快速道路橋下後，先是對被告乙○○稱「要是蔡民暉太囂張，你再打他」，又於與被害人蔡民暉發生言語衝突時，出言要求被告乙○○上前毆打被害人蔡民暉，且自己亦持安全帽毆擊被害人蔡民暉頭部正面，而被告乙○○持木棍靠近時，被告甲○○亦無任何制止被告乙○○持棍毆打之行為或意思表示，則被告乙○○持棍棒毆打蔡民暉頭部，顯然未逾越被告甲○○與乙○○普通傷害之犯意聯絡範圍。證人己○○於原審審理時雖證稱：伊將被害人蔡民暉送至軍功路2 段521 之1 號後，與被告甲○○、乙○○約在一個「姐仔」（臺語）那邊見面，被告乙○○敘述毆打被害人蔡民暉之經過，被告甲○○就很生氣說怎麼拿棍子打人家等語（見原審卷㈢第237 頁背面）。於偵訊時亦供稱：被告甲○○說沒要出手那麼重，只是要用安全帽打被害人蔡民暉一下，沒想到被告乙○○不知道從哪裡拿出一根棍子，打被害人蔡民暉後腦一下，結果事情就那麼嚴重等語（見第16932 號偵卷㈠第197 頁）。惟被告甲○○到達74號快速道路橋下後，即向被告乙○○表示如被害人蔡民暉太過囂張，就出手毆打，並在與被害人蔡民暉起爭執時，再度要求被告乙○○上前毆打被害人蔡民暉，已如前述。可認被告乙○○持棍毆打蔡民暉頭部，並未超越被告甲○○與乙○○普通傷害之犯意聯絡範圍，其與被告乙○○自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應負共同正犯之責。被告甲○○於被害人蔡民暉倒地後，固要求被告己○○將被害人蔡民暉送醫，並交付1,000 元予被告乙○○，要求乙○○轉交予被害人蔡民暉，然此係被告甲○○不欲造成被害人蔡民暉更大傷害或鬧出人命，而為事後指示他人救護之行為，與被告甲○○、乙○○就共同傷害被害人蔡民暉之行為，有無犯意聯絡無涉，選任辯護人前揭辯護意旨，為本院所不採。
⒋再按共同正犯之成立，只須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
主觀上不限於事前有協議，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其表示之方法，亦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且各行為人間之意思聯絡，不以直接聯絡為限，即使為間接之聯絡，亦包括在內，而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與共同正犯之成立無關；而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目的者，即應對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是共同正犯在犯意聯絡範圍內之行為，應同負全部責任。惟加重結果犯，以行為人能預見其結果之發生為要件，所謂能預見乃指客觀情形而言，與主觀上有無預見之情形不同，若主觀上有預見，而結果之發生又不違背其本意時，則屬故意範圍；是以，加重結果犯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並無主觀上之犯意可言。從而共同正犯中之一人所引起之加重結果，其他之人應否同負加重結果之全部刑責，端視其就此加重結果之發生，於客觀情形能否預見；而非以各共同正犯之間，主觀上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有無犯意之聯絡為斷（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2364號、34年上字第862 號、28年上字第3110號、91年台上字第50號判例意旨參照）。按人體之頭部，內有掌控中樞神經、呼吸、循環之重要器官，均屬人之生命要害部位，其構造甚為脆弱，倘予以毆擊，在客觀上足以造成人身體、健康之傷害，而發生死亡之結果，應屬一般人生活經驗所周知，被告甲○○、乙○○正值壯年，為智慮成熟具通常生活經驗之成年人，應認有預見之可能。本案被告甲○○、乙○○就共同傷害被害人蔡民暉之行為，應負共同正犯之責，業如前述；且安全帽及木棍係屬質地堅硬之物品，被告甲○○持安全帽毆打被害人蔡民暉頭部正面，及被告乙○○持木棍毆打被害人蔡民暉，並因此擊中被害人蔡民暉左側頭部及左耳部位，有可能致被害人蔡民暉受到嚴重傷害並致死，自應為客觀上所能預見。被告乙○○雖辯稱其不是要打被害人蔡民暉之頭部等語，但查被告乙○○既係持木棍對被害人蔡民暉揮擊，因案發當時被害人蔡民暉與被告甲○○在爭執，且遭被告甲○○持安全帽毆打，被害人蔡民暉之身體並非靜止不動的接受被告乙○○之毆打，被告乙○○既係持木棍直接對被害人蔡民暉之身體攻擊，則在被害人蔡民暉移動的過程中，不論擊中被害人蔡民暉身體何部位，均在被告乙○○故意傷害之意思範圍內，所為上揭辯解，應非可採。再本件乃因被告甲○○與被害人蔡民暉因玉雕觀音佛像之買賣糾紛而起，被告甲○○與被告乙○○抵達案發現場時，被告甲○○即告知被告乙○○稱「要是蔡民暉太囂張，你再打他」，而於被害人蔡民暉到場與被告甲○○爭執時，又由被告甲○○先出手以安全帽毆打被害人蔡民暉之頭部
1 下，緊接著被告乙○○即持木棍打被害人蔡民暉1 下，因致被害人蔡民暉受傷倒地，被告甲○○、乙○○等各共同正犯在共同傷害被害人蔡民暉之過程中，分持安全帽及木棍揮打被害人蔡民暉至其倒地為止，整個行為的過程時間短暫、一氣合成，並未中斷○○○區○○○○○段，顯係利用在場之其他共犯攻擊之行為，以達渠等之傷害目的；無非仍是一整個傷害行為的各自分工，彼此間顯已有犯意之聯絡，係於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其他正犯之行為，以達其傷害的犯罪目的，即不能免其應就全部犯罪之結果負共同正犯之責。又被告甲○○、乙○○分持持安全帽、木棍毆打被害人蔡民暉頭部，客觀上自有可預見發生死亡結果之可能，被告甲○○、乙○○主觀上雖未預見可能發生死亡之結果，但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而分持安全帽及木棍毆打被害人蔡民暉前揭部位，致被害人蔡民暉因上開傷害送醫急救後不治死亡，已如前述，則被告甲○○、乙○○雖僅基於普通傷害之故意，惟其等傷害之行為與被害人蔡民暉之死亡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自均應負傷害致死之加重結果責任，亦堪認定。被告甲○○、乙○○辯稱被害人蔡民暉死亡結果，非渠等所能預見，不應負傷害致死罪責等語尚非可採，被告甲○○、乙○○均應就全部結果負其責任。
⒌檢察官起訴意旨雖認被告己○○客觀上能預見持棍棒器具
毆打被害人蔡民暉頭部，可能導致被害人蔡民暉發生死亡之結果，仍與被告甲○○、乙○○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由被告甲○○、乙○○分持安全帽、木棍毆擊被害人蔡民暉，被告己○○就被害人蔡民暉之死亡結果之加重結果，亦應負責。惟查被告己○○搭載被害人蔡民暉抵達案發現場時，先由被害人蔡民暉下車與被告甲○○商談，被告己○○停好車走到現場時，被害人蔡民暉已經倒地頭部流血等情，業據其於警詢（見警卷第13頁）、偵訊（見第1693
2 號偵卷㈠第195 頁）供述明確；另於原審審理時供稱：伊去載被害人蔡民暉時，車上沒有攜帶打人的工具，伊認為如果被害人蔡民暉太「裝瘋」（臺語）時，只是要徒手毆打被害人蔡民暉教訓他，讓他受傷而已，伊到74號快速道路時，沒有看到被告甲○○、乙○○有攜帶棍棒，伊讓被害人蔡民暉先下車，伊去停車，停好車要走向被告甲○○他們時，伊遠遠的看到被告乙○○拿一根棍子，走到現場時，被害人蔡民暉已經趴在地上等語（見原審卷㈡第24
3 -245頁）。被告甲○○於偵訊時亦供稱：伊以安全帽打被害人蔡民暉，及被告乙○○拿棍子打被害人蔡民暉時，被告己○○、丙○○在車上等語（見第16932 號偵卷㈡第46頁背面）。被告乙○○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被告己○○把被害人蔡民暉載到橋下時，被害人蔡民暉先下車，被告己○○車子擋到人家車子，那裡大概是一部車可以過去，被告己○○停在那邊擋到別人，就先去移車，被告甲○○、被害人蔡民暉就在人行道上吵架，之後被告甲○○與伊出手打被害人蔡民暉，被告己○○車停好剛好走過來到定位，走到被告甲○○左後方，伊不確定被告己○○有無看到其等打人之過程，被告己○○並未出手打被害人蔡民暉等語（見原審卷㈡第154 頁背面、第159 頁、第160-16
3 頁）。核與被告己○○上揭供述相符，其辯稱載被害人蔡民暉到達74號快速道路橋下，先讓被害人蔡民暉下車，待其停好車後，始步向被告甲○○、乙○○等人所在地點，其到場時，被害人蔡民暉已經受傷倒地等情，應堪以採信。而查被告己○○與被告甲○○、乙○○原僅計畫毆打教訓被害人蔡民暉，顯僅有與被告甲○○、乙○○有普通傷害之犯意聯絡，被告己○○與被告甲○○、乙○○亦未攜帶任何兇器到場，被告己○○復自始至終均未實際參與毆打被害人蔡民暉之分工，甚至於被告乙○○動手之際，始到達被告甲○○、乙○○及被害人蔡民暉所在地點，且其到場時，被害人蔡民暉已經受傷倒地；而被告甲○○持安全帽及被告乙○○持木棍毆打被害人蔡民暉時，所使用之物品即全安帽為被告乙○○所有者，木棍則是被告乙○○隨手撿拾於路旁者，難認被告己○○客觀上可預見被告乙○○會持木棍猛烈攻擊被害人蔡民暉頭部，致被害人蔡民暉死亡結果之可能；尚難因被告己○○於被告甲○○、乙○○毆打被害人蔡民暉時在現場附近，即遽認被告己○○客觀上就被告甲○○、乙○○毆擊被害人蔡民暉頭部，可能導致死亡之加重結果有何預見可能，而為不利被告己○○之認定，自難論以傷害致人於死之罪責，但被告己○○於出發前即與被告甲○○、乙○○有欲傷害被害人蔡民暉之意思聯絡，且是由被告己○○前往搭載被害人蔡民暉到場者，則其與被告甲○○、乙○○間，顯有普通傷害被害人蔡民暉之犯意聯絡，被告甲○○、乙○○之毆打傷害被害人蔡民暉之行為，並未脫逸其犯罪意思聯絡之範圍，自應負普通傷害之責任（惟傷害部分，未經告訴，詳後述）。檢察官起訴意旨認被告己○○亦有傷害致人於死之犯行，尚有未洽，併予敘明。
㈥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甲○○、乙○○共同傷害致人於死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㈠核被告甲○○、乙○○2 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 條第2項前段之普通傷害致人於死罪。
㈡被告甲○○、乙○○與被告己○○就普通傷害部分，有犯意
聯絡或行為分擔，且被告甲○○、乙○○均可預見其所為之傷害行為，客觀上足可導致被害人蔡民暉造成嚴重傷害並致死之結果，被告甲○○、乙○○均為共同正犯。
㈢被告乙○○曾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於100 年5 月
16日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0 年度訴字第800 號判決處有期徒刑7 月確定；又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於100年8月8日經同法院以100年度訴字第1055號判決處有期徒刑1年確定；因竊盜案件，於100年7月25日經同法院以10 0年度易字第149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前開3案嗣經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年8月確定，送監執行後，於101年11月29日縮短刑期假釋付保護管束，並於102年1月9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以已執行完畢論。被告甲○○前因施用麻醉藥品、販賣麻醉藥品、藥事法、肅清煙毒條例等案件，分別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7月、5年6月、8月、3年4月，合併應執行有期徒刑9年5月確定，嗣於88年4月29日因縮短刑期假釋出監付保護管束，於保護管束期間經撤銷假釋，再於89年4月28日入監執行殘刑4年6月9日。執行期間，其前再犯之販賣毒品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7年確定，經與前揭殘刑接續執行後，於98年6月6日再因縮短刑期假釋出監付保護管束後，又因施用第一、二級毒品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99年度訴字第1992號判處有期徒刑7月、4月，應執行有期徒刑10月確定；再因施用第一、二級毒品案件，經同法院以99年度訴字第2662號判處有期徒刑10月、4月，應執行有期徒刑11月確定，上開4罪經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年7月確定，前開假釋經撤銷，而於99年8月10日入監執行殘刑1年9月23日，再與假釋期間所犯前揭應執行之有期徒刑1年7月接續執行，於102年11月12日因縮短刑期執行完畢出監，分有被告甲○○、乙○○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其等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五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均為累犯，除法定刑為無期徒刑部分，依法不得加重外，應各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四、上訴駁回（被告甲○○、乙○○傷害致人於死部分）理由之說明：
原審法院因認被告甲○○、乙○○均罪證明確，適用刑法第28條、第277 條第2 項前段、第47條第1 項等規定，並審酌被告甲○○、乙○○有前述前科，素行均難認良善，被告甲○○與被害人蔡民暉因出售玉雕觀音佛像一事發生糾紛，竟起意欲傷害、教訓被害人蔡民暉，而被告乙○○與上開買賣玉觀音之爭端無關，未思勸阻友人勿惹事生非，反受被告甲○○邀集而一同前往，並與被告甲○○分持木棍及安全帽公然逞兇，致被害人蔡民暉受有前揭傷害、死亡結果，造成無可挽救之遺憾，並使被害人家屬痛失至親，被告甲○○於毆打被害人蔡民暉後，有指示被告己○○將被害人蔡民暉送醫；被告乙○○於毆打被害人蔡民暉後，有積極救護被害人蔡民暉之行為（詳見後述）；及被告甲○○、乙○○犯後均坦承部分犯行，然迄今仍未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賠償損失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被告甲○○有期徒刑7 年6 月、被告乙○○有期徒刑7 年8 月。並說明被告甲○○持之毆打蔡民暉之安全帽，係被告乙○○所有，業據被告乙○○供述在卷（見原審卷㈡第160 頁反面），且供被告乙○○、甲○○為傷害犯行所用之物，被告乙○○所有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含晶片卡1 張）亦係被告乙○○所有，供被告乙○○與被告己○○聯繫毆打被害人蔡民暉犯行所用之物，亦為被告乙○○供述明確（見原審卷㈢第37頁背面），然上開安全帽及行動電話並未扣案，且非違禁物，為免將來執行之困難，爰不另為沒收之諭知。至被告乙○○持之毆打被害人蔡民暉之木棍1 枝，係被告乙○○於現場隨手撿拾而來，並非被告乙○○所有，亦不另為沒收之諭知等。核其採證及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被告甲○○、乙○○2 人上訴意旨仍坦承有傷害被害人蔡民暉之行為，然均否認有傷害致人於死之犯行；惟查被告甲○○、乙○○確有在如事實欄所示之時、地，共同為傷害被害人蔡民暉，且因此造成被害人蔡民暉發生死亡之結果等事實，且其所為各項辯解均非可採，已經本院審認如前所述，自不再贅述其理由；此外，被告甲○○、乙○○上訴未再提出任何有利之事證，其上訴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貳、無罪部分（被告乙○○、己○○、丙○○被訴遺棄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甲○○前揭將被害人蔡民暉毆打倒地後，與被告己○○見狀，遂將被害人蔡民暉移至被告己○○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客車後座，被告甲○○並囑咐被告己○○將被害人蔡民暉送醫，而由被告己○○駕駛該車搭載被告丙○○與被害人蔡民暉離開，惟被告己○○、丙○○因懼怕其所駕車輛之車牌號碼曝光，遲未將被害人蔡民暉送醫，嗣被害人蔡民暉因失血過多逐漸失去意識，被告乙○○、己○○、丙○○明知被害人蔡民暉為無自救能力之人，竟另共同基於遺棄之犯意聯絡，於同日13時15分許，約在軍功路2 段521 之1 號碰面，由被告乙○○、丙○○合力將被害人蔡民暉搬移下車棄置於上址路邊後，三人隨即離去。嗣有路人廖芳慶發現被害人蔡民暉口吐白沫倒臥路邊而報警處理，被害人蔡民暉雖經送醫急救，仍於103 年6月19日9 時16分因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及腦損傷，又併發肺炎而導致中樞及多器官衰竭而不治身亡，因認被告己○○、乙○○、丙○○涉犯刑法第293 條第1 項之遺棄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丶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
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之資料。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判例、30年上字第816 號判例、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例、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參照）。另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 號判例參照）。又按刑法第293 條無義務遺棄罪之行為主體，對無自救力之人，雖無扶助、養育或保護之積極義務，但仍負有不遺棄之消極義務，故本罪之成立，自須以其有積極之遺棄行為為要件，亦即有故意使無法以自己力量維持、保護自己生存之被害人，由安全場所移置於危險場所，或由危險場所移置於更高危險場所，或妨礙他人將之移置於尋求保護之安全場所等積極之棄置行為，致被害人之身體、生命處於更高危險之狀態，始足當之，僅消極之不作為，不能成立本罪。此與同法第294 條之違背義務遺棄罪，係將對於無自救力者，因法令或契約而負有扶助、養育或保護義務之人，不盡其義務，無論為積極之遺棄行為，或消極地不為其生存上所必要扶助、養育或保護，均列為處罰對象之情形不同（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7250號判決可資參照）。而刑法第29
4 條第1 項遺棄罪之成立，以行為人對於無自救力之人，依法令或契約，應扶助、養育或保護而遺棄之，或不為其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為要件。其犯罪主體為依法令或契約對被遺棄者負有保護義務之人，犯罪客體為無維持其生存所必要能力之無自救力人，犯罪態樣則包括將被遺棄者移置他處之積極遺棄行為及對被遺棄者不為必要救助之消極遺棄行為，該罪屬危險犯，亦不處罰過失行為，必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遺棄之危險故意，且其積極遺棄行為或消極遺棄行為，客觀上已致被遺棄者之生命發生危險，始足當之（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3815號判決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己○○、乙○○、丙○○涉犯刑法第293 條第1 項遺棄罪嫌，無非係以被告己○○、乙○○、丙○○及同案被告甲○○之警詢、偵訊筆錄、證人廖芳慶、戊○○○之陳述、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北屯派出所110 報案紀錄單、110 報案紀錄錄音檔譯文、臺中市政府消防局103 年
7 月1 日中市消指字第0000000000號函文暨救護案件紀錄表、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3 年8 月4 日刑生字第0000000000號鑑定書、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刑案現場勘查報告、車號000-0000租賃小客車照片、行駛路線圖、門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雙向通聯紀錄、車輛詳細資料報表、連運國際租賃有限公司租車契約、蔡民暉路倒照片、現場照片、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毒物化學鑑定書、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解剖報告、相驗屍體證明書、檢驗報告書、慈濟醫院診斷證明書、電子病歷、急診病歷等件為其論據。
四、訊據被告己○○、乙○○、丙○○固坦承被告乙○○與甲○○毆打被害人蔡民暉後，將被害人蔡民暉攙扶上被告己○○駕駛之前揭租賃小客車，委由被告己○○將被害人蔡民暉送醫，被告己○○因恐遭認係毆打被害人蔡民暉之人，即將租賃小客車駛至軍功路2 段521 之1 號，由被告乙○○、丙○○合力把被害人蔡民暉抬運下車，置於軍功路2 段521 之1號門口等情，惟均否認有何遺棄之犯行，被告乙○○辯稱：打傷蔡民暉後，伊一直打電話問被告己○○是否已將被害人蔡民暉送到醫院，但被告己○○一直拖不敢載被害人蔡民暉去醫院，只好把被害人蔡民暉載至路邊，伊隨即撥打公共電話叫救護車，沒有遺棄等意思等語（見本院卷第147 頁）。
被告己○○辯稱：載被害人蔡民暉去醫院半路，被害人蔡民暉說不想去醫院，只想要毒品，不要去醫院；伊當時有案在身，怕車牌被拍到，才將被害人蔡民暉載至慈濟醫院附近，之後伊跟被告丙○○去打公共電話報案等語（見本院卷第14
7 頁）。被告丙○○則辯稱：沒有遺棄等意思，因為會怕，且當時被告己○○在通緝，所以不敢去醫院，有趕快去打電話等語（見本院卷第147 頁）。經查：
㈠被害人蔡民暉於103 年6 月4 日12時36、37分許遭被告甲○
○、乙○○共同毆打後，於103 年6 月4 日13時38分經救護車載送至慈濟醫院救治，診斷結果受有頭部左側顳底區顱骨有線性骨折，並造成對側、右側顱內硬腦膜下腔、蜘蛛膜下腔出血及腦挫傷出血等傷害之事實，已經本院審認如前所述（詳有罪部分之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編號㈣所示），可認被害人蔡民暉遭毆傷後，核屬無自救力之人之事實，應堪認定。
㈡被告丙○○於警詢及103 年6 月24日偵訊時均供述：被害人
蔡民暉受傷後，被告己○○等人將被害人蔡民暉扶持上車，伊看到被害人蔡民暉鼻子及兩耳流血，被告甲○○、乙○○就騎車走了，被告己○○開車到慈濟醫院前，接到其他人來電詢問被害人蔡民暉有無怎樣，被告己○○一直問被害人蔡民暉要不要去醫院，但他都沒有回答，被告己○○就沒有將他直接送醫，後來被告乙○○叫被告己○○開到某處，被告乙○○將被害人蔡民暉拉下車，但被害人蔡民暉抗拒，有人叫伊幫助，伊好像有用手搬被害人蔡民暉的腳，並動手關上車門，伊提議要叫救護車，被告己○○開車回頭往慈濟醫院方向開，伊看到剛好有救護車開出來，就下車去攔救護車，但救護車司機要伊報案，被告己○○就載伊到慈濟醫院過去軍營對面的7-11以公共電話撥打110 報案讓他們去救護被害人蔡民暉。被害人蔡民暉當時全身都是血，而車子是被告己○○租的，伊是保證人，伊與被告己○○才會害怕將被害人蔡民暉送醫等語（見警卷第29頁、第16932 號偵卷㈠第182、184 頁、第19233 號偵卷第71頁）。被告己○○於警詢時則供稱：被害人蔡民暉倒臥在地後，被告甲○○叫伊將被害人蔡民暉送醫，被告甲○○、乙○○就騎車離開，伊扶被害人蔡民暉上車，被害人蔡民暉頭部流血，但還有意識，伊往慈濟醫院方向開去，但因車子是租來的，伊怕直接送被害人蔡民暉去醫院會有麻煩，所以行經慈濟醫院時沒有停車，被告乙○○打電話詢問伊有無將被害人蔡民暉送醫，伊講還沒有送醫，被告乙○○問伊在那裡，被告乙○○就騎機車來找伊，伊開車到軍功路2 段521 之1 號，打算叫計程車載被害人蔡民暉去就醫，但被害人蔡民暉沒有回應且身體持續抽搐，被告乙○○就將被害人蔡民暉拉下車，被告丙○○也下車幫忙，之後伊原路返回慈濟醫院，看到有救護車，就叫被告丙○○向救護車司機說有人受傷路倒，救護車司機說要通報
119 才能出勤，伊就繼續開到下個7-11公共電話打電話給11
9 等語（見警卷第13頁）；另於偵訊時亦供稱：被告甲○○、乙○○叫伊開車送被害人蔡民暉就醫，但伊怕被醫院監視器拍到車號，被告甲○○、乙○○一直打電話問是否要送醫或叫計程車，後來伊與被告乙○○碰面，被告乙○○將被害人蔡民暉搬下車，被告丙○○有把被害人蔡民暉的腳扶下去再關上車門，伊與被告丙○○返回慈濟醫院看到救護車，被告丙○○下去攔車，但救護車說要通報才能去載，伊就與被告丙○○到前面的7-11，由被告丙○○以公共電話打119 等語（見第16932 號偵卷㈠第195-199 頁）。又於103 年7 月22日偵訊時另供述：被害人蔡民暉到伊車上後，伊看被害人蔡民暉流血，被害人蔡民暉說想要施用海洛因，不要去醫院，伊以為被害人蔡民暉是假裝的，就打電話給被告甲○○，約在甘蔗路那邊見面，後來被害人蔡民暉神智有點不清楚，被告甲○○也說不管怎樣要先送去醫院，伊開車載被害人蔡民暉到慈濟醫院，但不敢直接開進去，就開到慈濟醫院前的工廠旁，被告乙○○也過來工廠這邊，把被告甲○○的錢塞到被害人蔡民暉口袋，並將他拉下車等語（見第16932 號偵卷㈡第26、27頁）。被告己○○於原審審理時以證人身分證稱：被害人蔡民暉倒在地上，大家都慌了，被告甲○○、乙○○叫伊趕快把被害人蔡民暉送醫，伊本來要送去最近的慈濟醫院，因而往北沿福林路，右轉潭興路，再走豐興路1 段下來，被告乙○○於當日12時40分到13時13分以0000000000號與丙○○持用之門號有多通通聯，是被害人蔡民暉被毆傷後，被告乙○○打來問有無將被害人蔡民暉送醫，但被害人蔡民暉說他只要用藥（指吸毒）就好，伊與被告乙○○、甲○○約在圓通南路旁的一條小路見面，當時被害人蔡民暉開始意識模糊，被告甲○○就丟一包海洛因予伊，要伊轉交予被害人蔡民暉，並將被害人蔡民暉趕快送醫，後來伊往慈濟醫院方向行駛，被害人蔡民暉類似羊癲瘋發作，抽搐、口吐白沫，到慈濟醫院前，伊怕車牌被拍到，加上伊本身有案件，伊就把車停在軍功路2 段521 之1 號，被告乙○○也過來說不然叫救護車或計程車，伊與被告乙○○決定叫救護車來載後，被告乙○○把錢放在被害人蔡民暉口袋，再將被害人蔡民暉抬下車，但被害人蔡民暉腳勾到車門，伊叫被告丙○○幫忙把被害人蔡民暉抬下去，被告乙○○將被害人蔡民暉放到旁邊的空地讓他躺下，後來伊載被告丙○○去豐興路1段593 號之7-11便利商店前，由被告丙○○以公共電話報案等語（見原審卷㈡第246-249 頁）。被告甲○○於偵訊時陳稱：被害人蔡民暉倒下後，伊與被告乙○○將被害人蔡民暉扶到被告己○○車上，叫被告己○○趕快送醫，之後伊打電話問被告己○○有無送醫，被告己○○說被害人蔡民暉是假裝的，被害人蔡民暉很清醒會講話，被告己○○還將電話拿給被害人蔡民暉講，伊告訴被告己○○快將被害人蔡民暉送醫，之後伊拿1,000 元給被告乙○○，叫他幫忙把被害人蔡民暉送醫，伊有到勝利路旁的小路被告己○○車子那邊看，被告己○○說他怕車牌被照到，不敢去醫院，伊說可以叫救護車送被害人蔡民暉去慈濟醫院等語（見第16932 號偵卷㈠第189 頁）。被告乙○○於警詢及偵訊時亦供稱：被告蔡民暉倒在地上後，伊與被告己○○將被害人蔡民暉搬到他車上，叫被告己○○趕快把被害人蔡民暉送醫，後來伊與被告甲○○騎機車離開，伊一直打電話問被告己○○有無將被害人蔡民暉送醫，但被告己○○一直說被害人蔡民暉還在車上，並向他要毒品來施用，被害人蔡民暉也說沒怎樣，伊與被告甲○○就到中山路與圓通路口查看，當時被告甲○○有拿一包海洛因給被告己○○，要被告己○○拿給被害人蔡民暉，但被害人蔡民暉意識不是很清楚，這時被害人蔡民暉說不想去醫院，伊就告訴被告己○○拿500 或1,000 元讓被害人蔡民暉搭車離開好了，伊與被告甲○○再次騎車離開，之後伊又打電話給被告己○○，被告己○○說他身上沒錢給被害人蔡民暉，被告甲○○交付1,000 元，要伊拿去給被告己○○，伊到慈濟醫院對面與被告己○○碰面，要拿錢給被害人蔡民暉，讓被害人蔡民暉坐車去看醫生，但被害人蔡民暉已經意識不清了，被告己○○又怕車牌被警方拍到，不敢送被害人蔡民暉去醫院，伊只好把被害人蔡民暉搬下車，再去找救護車，被告丙○○好像有下車幫伊搬被害人蔡民暉的腳，伊將被害人蔡民暉放置在現場後，○○○區○○路潭水亭廟宇的公共電話打119 或110 叫救護車，之後回到現場，看到救護車將被害人蔡民暉送醫後才離開；警卷第59頁所示之公共電話照片就是伊打119 報案之地點，警卷第66頁之報案譯文就是伊打119 的對話等語（見警卷第23- 24頁、第16932 號偵卷㈡第33、34頁、偵卷㈡第41頁）。被告乙○○於原審審理時亦以證人身分具結證稱：伊與被告己○○將被害人蔡民暉扛到車上，伊要被告己○○將被害人蔡民暉送醫，之後伊載被告甲○○去梅姐那邊，在路上伊打了5 、6 通電話問被告己○○是否已將被害人蔡民暉送到醫院，被告己○○說沒有，還說被害人蔡民暉人沒怎樣，被害人蔡民暉也在電話中說沒關係，他不要去醫院，後來伊與被告甲○○前往圓通南路與中山路口之全國電子前與被告己○○碰面，被告己○○說被害人蔡民暉想要毒品，當時被害人蔡民暉也說他不用去看醫生，被告甲○○就拿一包毒品，要被告己○○交給被害人蔡民暉，後來伊還是要被告己○○將被害人蔡民暉送到慈濟醫院，不然就載被害人蔡民暉去坐計程車看他要去哪裡，被告甲○○也拿1,000 元，要伊交給被害人蔡民暉坐車，分開之後，被告己○○打電話要伊到慈濟醫院前方之高爾夫球場，伊到場後看到被害人蔡民暉在抽搐，也無法回應，被告己○○說他不敢載被害人蔡民暉去醫院，伊才將被害人蔡民暉抱下來，放在陰影處，被告丙○○也有下車，被告己○○離開後，伊先以公共電話打給慈濟醫院，慈濟醫院說這裡沒有救護車，要伊打110 報案，伊就到觀音廟那邊打110 報案，之後再跑回被害人蔡民暉那邊，看到他上救護車才離開等語（見原審卷㈡第155-157 頁、第166-173 頁）。
㈢由上可知，被告乙○○、甲○○毆傷被害人蔡民暉後，旋由
被告乙○○、己○○將被害人蔡民暉攙扶坐上被告己○○承租之車號000-0000號租賃小客車，被告乙○○、甲○○要求被告己○○將被害人蔡民暉送醫救治，被告己○○因恐將被害人蔡民暉送醫，會遭認係毆打被害人蔡民暉之人，且被害人蔡民暉表示欲施用海洛因，不願就醫，即與被告乙○○、甲○○相約於臺中市○○區○○○路及中山路口旁之小路見面，被告甲○○交付海洛因一包予被告己○○，欲由被告己○○轉交被害人蔡民暉，然被害人蔡民暉彼時意識不甚清楚，被告乙○○、甲○○再度要求被告己○○將被害人蔡民暉送醫，被告己○○即駕駛上開車輛沿潭興路二段右轉豐興路一段，往慈濟醫院方向前進，惟被告己○○復因害怕將被害人蔡民暉直接送醫，所駕車輛之車牌會被拍到，仍未將被害人蔡民暉送醫，而於同日13時17分駛至軍功路2 段521 之1號前，由被告丙○○協助被告乙○○將被害人蔡民暉抬運下車，移至軍功路2 段521 之1 號前之空地，被告己○○旋即搭載被告丙○○至臺中市○○區○○路0 段000 號之7-11便利超商前，由被告丙○○於103 年6 月4 日13時24分1 秒以公共電話撥打110 報案，指稱軍功路2 段650 巷有人路倒，被告乙○○亦於同日13時24分16秒○○○區○○路潭水亭廟宇的公共電話撥打119 報案，指稱軍功路2 段652 號有人路倒等情，業據被告己○○、乙○○、丙○○、甲○○等人分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陳述在卷，前後大致相符。此外，復有行車路徑圖、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被告丙○○、乙○○報案地點照片、車號000-0000號租賃小客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指揮中心受理110 報案紀錄單、緊急救護案件紀錄表、臺中市政府消防局103 年7 月1 日中市消指字第0000000000號函文暨被告丙○○、乙○○之110報案紀錄錄音檔譯文、租賃契約、臺中市○○區○○路0 段
000 ○0 號位置圖、現場照片、監視器翻拍畫面、台中市第五分局北屯派出所110 報案紀錄單、被告己○○、乙○○、丙○○及甲○○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通聯紀錄、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3 年8 月4 日刑生字第0000000000號鑑定書、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刑案現場勘查報告等件存卷可按（見警卷第50-54 頁、第58-60 頁、第62-67 頁、相驗卷第8-17 頁、第16932 號偵卷㈡第10- 21頁、第76-92 頁）。而被害人蔡民暉送至慈濟醫院時，左手臂有針孔注射痕跡，其家屬表示被害人蔡民暉施用毒品逾20年，亦有慈濟醫院電子病歷在卷可參（見警卷第89、92頁）。則被害人蔡明暉有施用毒品之習慣，其於遭被告乙○○、甲○○毆傷後，為免醫院救護為其施作檢驗時，檢出其有施用毒品反應，而拒絕就醫，並向被告己○○索要海洛因以緩解疼痛，亦非無可能，被告己○○、乙○○供稱被害人蔡民暉一開始拒絕就醫，並向被告己○○索討海洛因等情，難認虛妄。
㈣故被告乙○○、甲○○於毆傷被害人蔡民暉後，要求被告己
○○迅速駕車將被害人蔡民暉送醫，被告己○○駕車搭載被害人蔡民暉自74號快速道路離開後，復因被害人蔡民暉拒絕就醫，且欲施用海洛因，而將車駛至圓通南路及中山路口旁之小路與被告乙○○、甲○○碰面，被告己○○主觀上如具有遺棄被害人蔡民暉之危險故意，當可於被害人蔡民暉拒絕就醫時，逕自將被害人蔡民暉棄置於某處，而無再與被告乙○○、甲○○碰面之必要。則被告己○○與被告乙○○、甲○○於圓通南路及中山路口旁碰面，其目的應係與被告乙○○、甲○○商討應將被害人蔡民暉送醫，抑或交付金錢、毒品予被害人蔡民暉，讓被害人蔡民暉搭乘計程車自行離去，而非遺棄被害人蔡民暉，亦堪認定。而被告乙○○於被告己○○駕車離開74號快速道路後，多次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撥打被告丙○○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予被告己○○，有前揭通聯紀錄在卷可查，核與被告乙○○所述其多次撥打電話予被告己○○，詢問被告己○○已否將被害人蔡民暉送醫等語相符，堪信為真實。被告己○○、乙○○、甲○○在圓通南路及中山路口旁之小路碰面後，因被害人蔡民暉已因頭部外傷而陷於意識不清之狀態，被告己○○經被告乙○○、甲○○要求下，復與被告丙○○駕車搭載蔡明暉沿潭興路二段右轉豐興路一段，往慈濟醫院方向前進，亦有上開車號000-0000號行車路徑圖在卷可稽，顯見被告己○○原亦有將被害人蔡民暉送醫救治之意，最終雖因被告己○○害怕遭醫院監視錄影器攝得其駕駛之租賃小客車車號而查獲其犯行，未直接將被害人蔡民暉送至慈濟醫院，而於同日13時17分將被害人蔡民暉載至軍功路2 段521 之1 號前，由被告乙○○、丙○○將被害人蔡民暉抬運下車，置於軍功路2 段521 之1 號前之空地，然被告己○○旋於同日13時24分搭載被告丙○○至臺中市○○區○○路0 段000 號，由被告丙○○以公共電話撥打110 報案，被告乙○○亦於同日13時24分至臺中市○○區○○路0 段00號，以公共電話撥打
119 通報軍功路2 段652 號有人路倒，均足佐證被告己○○、乙○○所述其等議妥先將被害人蔡民暉置於路邊，再撥打電話叫救護車等語，應屬真實無訛。則被告己○○、乙○○、丙○○事發後確有聯絡救護車之行為，難認有由安全場所移置於危險場所，或由危險場所移置於更高危險場所，或妨礙他人將之移置於尋求保護之安全場所等積極之棄置行為，或遺棄之故意。檢察官提出之證據，亦不足以證明被告己○○、乙○○及丙○○主觀上有遺棄被害人蔡民暉之故意，實難以遺棄罪相繩。
㈤綜上所述，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未
能使本院之心證達到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就被告己○○、乙○○、丙○○有無遺棄蔡民暉之犯行，仍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自不足以使本院形成被告乙○○、己○○、丙○○確有遺棄犯行之心證。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明確之證據足以認定被告乙○○、己○○、丙○○有檢察官所指之遺棄罪行，此部分自屬不能證明被告乙○○、己○○、丙○○犯罪。原審因就被告己○○、乙○○、丙○○被訴遺棄罪部分，為無罪判決之諭知，於法並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仍認被告己○○、乙○○、丙○○有遺棄之行為，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參、不受理部分（被告己○○被訴傷害致死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己○○、甲○○、乙○○三人為好友，被告丙○○則為被告己○○之女友，因被告甲○○前於103年5 月間，委由被告己○○向被害人蔡民暉購買玉雕觀音佛像一事，而與被害人蔡民暉產生糾紛，被告甲○○、己○○因而心生不滿，遂起意教訓被害人蔡民暉，被告甲○○即於
103 年6 月4 日上午邀集被告己○○、乙○○至其位在臺中市○○區○○街○ 巷○○號2 樓205 室租屋處討論，適於同日11時51分許，被害人蔡民暉以公共電話撥打至被告己○○所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要求被告己○○駕車前往臺中市潭子區潭子火車站附近麥當勞搭載，被告己○○遂向甲○○提及被害人蔡民暉來電之事，被告甲○○、己○○、乙○○即共同謀議教訓被害人蔡民暉，約由被告己○○將被害人蔡民暉載至臺中市○○區○○號○○道路下，被告乙○○即騎乘車牌號碼000-000 號重型機車搭載被告甲○○前往上址，被告己○○則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客車，搭載被告丙○○，先至臺中市○○區○○路2 段麥當勞搭載被害人蔡民暉後亦赴上址。嗣被告己○○駕駛前開租賃小客車抵達上址後，被告乙○○、甲○○與己○○客觀上均能預見持棍棒器具猛力毆打被害人蔡民暉之頭部等部位，可能導致被害人蔡民暉發生死亡之結果；惟渠等主觀上並無使被害人蔡民暉發生死亡結果之意圖，渠等3 人遂共同基於傷害被害人蔡民暉身體之犯意聯絡，於同日12時35分許，在上開地點，先由被告甲○○手持安全帽毆打被害人蔡民暉頭部正面及頭頂各1 下，再由被告乙○○手持木棍自背後揮棒毆打被害人蔡民暉左側頭部與左耳1 下，被害人蔡民暉旋即耳鼻出血倒地，受有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及腦損傷等傷害。嗣被害人蔡民暉雖經送醫急救，仍於103 年6 月19日9 時16分因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及腦損傷，又併發肺炎而導致中樞及多器官衰竭而不治身亡，因認被告己○○涉犯刑法第277 條第2項前段之傷害人之身體因而致人於死罪嫌。
二、按刑法第277 條第1 項之普通傷害罪，須告訴乃論，同法第
287 條定有明文；又告訴乃論之罪，未經告訴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亦有明文。
三、訊據被告己○○坦承傷害被害人蔡民暉之犯行，惟辯稱當時是被告甲○○要伊去找被害人蔡民暉說玉觀音買賣糾紛的事情，沒想到會發生這種結果，伊停好車過去，被害人蔡民暉就已經流血坐在地上了等語。經查：
㈠被告己○○、乙○○、丙○○等人，於103 年6 月4 日上午
至被告甲○○位於臺中市○○區○○街○ 巷○○號2 樓205 室租屋處聊天，適於同日11時51分許，被害人蔡民暉以公共電話撥打至被告己○○所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要求被告己○○駕車前往臺中市潭子區潭子火車站附近麥當勞搭載，被告己○○向被告甲○○提及被害人蔡民暉來電一事，被告甲○○、己○○即共同謀議教訓被害人蔡民暉，約由被告己○○將被害人蔡民暉載至臺中市○○區○○號○○道路之高架道路下方；之後被告乙○○、甲○○、己○○共同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聯絡，由被告乙○○騎乘車牌號碼000-000 號重型機車搭載被告甲○○前往74號快速道路下，被告己○○則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客車搭載被告丙○○，先至臺中市○○區○○路2 段麥當勞搭載被害人蔡民暉後，前往上址。嗣被告己○○駕駛前開租賃小客車抵達臺中市○○區○○號○○道路之高架道路下方後，由被害人蔡民暉先行下車上前與被告甲○○談話，被告己○○則因車輛交會移車暫未下車，被告甲○○與被害人蔡民暉隨即發生爭執，遂先由被告甲○○手持被告乙○○所有之安全帽毆打被害人蔡民暉頭部正面1 下，繼由被告乙○○隨手撿拾木棍自背後揮打被害人蔡民暉左側頭部與左耳1 下，被害人蔡民暉旋即耳鼻出血倒地，受有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及腦損傷等傷害。嗣經送醫急救，仍於103 年6 月19日9 時16分因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及腦損傷，又併發肺炎而導致中樞及多器官衰竭而不治身亡。且因被告己○○與被告甲○○、乙○○原僅計畫毆打教訓被害人蔡民暉，與被告甲○○、乙○○僅有普通傷害之犯意聯絡，被告己○○與被告甲○○、乙○○前往現場時，亦未攜帶任何兇器，被告己○○則自始至終均未實際參與毆打被害人蔡民暉之分工，甚至於被告乙○○出手毆打被害人蔡民暉後，始到達被告甲○○、乙○○及被害人蔡民暉所在地點，且其到場時，被害人蔡民暉已經受傷倒地；而被告甲○○持安全帽及被告乙○○持木棍毆打被害人蔡民暉時，所使用之物品即全安帽為被告乙○○所有者，木棍則是被告乙○○隨手撿拾於路旁者，難認被告己○○客觀上可預見被告乙○○會持木棍猛烈攻擊被害人蔡民暉頭部，致被害人蔡民暉死亡結果之可能；尚難因被告己○○於被告甲○○、乙○○毆打被害人蔡民暉時在現場附近，即遽認被告己○○客觀上就被告甲○○、乙○○毆擊被害人蔡民暉頭部，可能導致死亡之加重結果有何預見可能，而為不利被告己○○之認定，尚難論以傷害致人於死之罪責，但被告己○○於出發前即與被告甲○○、乙○○有欲傷害被害人蔡民暉之意思聯絡，且是由被告己○○前往搭載被害人蔡民暉到場者，則其與被告甲○○、乙○○間，顯有普通傷害被害人蔡民暉之犯意聯絡，被告甲○○、乙○○之毆打傷害被害人蔡民暉之行為，並未脫逸其犯罪意思聯絡之範圍，應僅負普通傷害之責任等情，已經本院審認如前所述（詳有罪部分之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所示）。
㈡是被告己○○所為應僅構成刑法第277 條第1 項之普通傷害
罪，檢察官起訴意旨認被告己○○所為係犯刑法第277 條第
2 項前段傷害致死罪，自有未洽，惟起訴之基本社會事實則屬同一，其起訴法條應予變更。原審予以變更起訴法條後，以被告己○○犯普通傷害罪事證已臻明確，而予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按刑法第277 條第1 項之普通傷害罪，須告訴乃論，同法第287 條定有明文；查被害人蔡民暉於103 年6月4 日送醫後即呈重度昏迷（見原審卷㈠第158 頁），迄同年月19日發生死亡之結果，期間並未提出告訴；再者，被害人蔡民暉死亡後，雖依刑事訴訟法第233 條第2 項規定，得由其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告訴。但於警詢及檢察官偵查階段，經通知被害人蔡民暉之母戊○○○及其弟蔡曜嶸到庭，均未提出告訴，且於檢察官調查結果認本案是被告乙○○、甲○○、己○○等3 人共謀毆打被害人蔡民暉，並由被告乙○○、甲○○下手實施後，詢問戊○○○是否提出告訴時，戊○○○仍表示沒有要提出告訴等語（見相驗卷第136 頁），足認本案就被告己○○所犯普通傷害罪部分，尚未經合法之告訴，依刑事訴訟法第303 條第3 款規定，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原審未查，遽對被告己○○予以論罪科刑，自有未洽；檢察官上訴意旨仍以前詞認被告己○○客觀上對於被害人蔡民暉遭毆打成傷後，可能致生死亡之結果，有預見可能性，認被告己○○所為應係犯刑法第277 條第2 項前段傷害致人於死罪等情；然查被告己○○所為應僅該當於刑法第277 條第1 項普通傷害罪，已經本院審認如前所述，檢察官之上訴自無理由。惟原審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即屬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就被告己○○傷害罪部分，予以撤銷改判。且被告己○○僅係犯普通傷害罪，依刑法第287 條規定屬告訴乃論之罪，而本案既未經合法告訴，自應由本院就被告己○○被訴傷害罪部分，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 條、第369 條第1 項前段、第
364 條、第303 第3款，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5 月 24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邱 顯 祥
法 官 王 增 瑜法 官 林 源 森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周 巧 屏中 華 民 國 105 年 5 月 24 日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普通傷害罪）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