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114年度金上訴字第428號上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宜永福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加重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048號中華民國113年12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648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審判範圍：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 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檢察官對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於上訴書及本院審理期日明示上訴範圍僅限於原判決之刑部分，對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論斷罪名均未上訴（見本院卷第9至12、74頁），故依前揭規定，本院僅就原判決量刑部分進行審理，其他部分非本院之審判範圍。至於本案之犯罪事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論斷罪名，均如原判決所載。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
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其前段規定之立法說明：為使犯本條例詐欺犯罪案件之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同時」使詐欺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行為人自白認罪，並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應減輕其刑，以開啟其自新之路。是行為人須自白犯罪，如有犯罪所得者，並應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且所繳交之犯罪所得，須同時全額滿足被害人所受財產上之損害，始符合上開法條前段所定之減刑條件。參照同條例第43條規定，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下同）500萬元者，量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千萬元以下罰金。達1億元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億元以下罰金。其立法說明，就犯罪所得之計算係以同一被害人單筆或接續詐欺金額，達500萬元、1億元以上，或同一詐騙行為造成數被害人被詐騙，詐騙總金額合計500萬元、1億元以上為構成要件。益見就本條例而言，「犯罪所得」係指被害人受詐騙之金額，同條例第47條前段所規定，如有「犯罪所得」自應作此解釋。再以現今詐欺集團之運作模式，詐欺犯罪行為之既遂，係詐欺機房之各線機手、水房之洗錢人員、收取人頭金融帳戶資料之取簿手、領取被害人受騙款項之「車手」、收取「車手」所交付款項之「收水」人員等人協力之結果，因其等之參與犯罪始能完成詐欺犯行，其等之參與行為乃完成犯罪所不可或缺之分工。法院科刑時固應就各個共犯參與情節分別量刑，並依刑法沒收規定就其犯罪所得為沒收、追徵之諭知，惟就本條例而言，只要行為人因其所參與之本條例所定詐欺犯罪行為發生被害人交付財物之結果，行為人即有因其行為而生犯罪所得之情形，依民法第185條共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本應由行為人對被害人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從而行為人所須自動繳交之犯罪所得，應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否則，若將其解為行為人繳交其個人實際獲得之犯罪報酬，則行為人僅須自白犯罪，並主張其無所得或繳交與被害人所受損害顯不相當之金錢，即符合減刑條件，顯與本條立法說明，及本條例第1條所揭示「防制及打擊詐騙危害，預防與遏止不當利用金融、電信及網路從事詐欺犯罪並保護被害人，保障人民權益」之立法目的不符，亦與憲法保障人民（被害人）財產權之本旨相違，自難採取。又此為行為人獲得減刑之條件，與依刑法沒收新制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之精神，宣告沒收其實際犯罪所得，並無齟齬，且係行為人為獲減刑寬典，所為之自動繳交行為（況其依上開民法規定，本即應對被害人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與憲法保障人民（行為人）財產權之本旨亦無違背。另關於同條例第46條「犯詐欺犯罪，於犯罪後自首」之減免其刑規定，參諸其立法說明一：「配合刑法沒收新制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之精神，且為使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爰於本條前段定明行為人犯罪後，除自首其所犯罪行外，於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時，方得減輕或免除其刑責。」顯見其之所以較刑法第62條所定自首者僅得減輕其刑之規定更為優厚，係因行為人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使被害人之財產損害受有效填補之故。否則，若將犯罪所得解為行為人個人報酬或不以有犯罪所得為必要，則行為人只要自首犯本條例之詐欺罪，縱使未繳交分文或僅繳交顯不相當之金額，甚至於犯罪因未遂而無所得，無從繳交犯罪所得者，仍可獲得減（免）刑，將造成犯本條例之詐欺罪者，因本條例之制定，自首犯罪時較犯其他罪行者享有較刑法規定更為優厚之減刑寬典，豈非本末倒置。是以第46條所指之「犯罪所得」亦應與第同條例47條為同一解釋，且上開減免其刑規定，不包括犯罪未遂之情形（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判決參照）。
㈡本件告訴人林明敏受有2萬9985元之財產損害，惟因被告宜永
福否認有收到報酬，而未繳回任何犯罪所得，原審乃認「無證據證明被告因本案實際獲有犯罪所得須繳交」一節，固非無見。然原判決未審酌前開最高法院判決所稱「被告因其所參與之本條例所定詐欺犯罪行為發生被害人交付財物之結果，即有因其行為而生犯罪所得之情形，依民法第185條共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本應由行為人對被害人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從而行為人所須自動繳交之犯罪所得，應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被告未全額滿足被害人所受財產上之損害」等意旨，僅因被告否認有收取犯罪所得，即逕援引該條例予以減刑，判決自有違前開最高法院意旨，且難謂允當。
㈢況若詐欺案件之被告一經否認有收到報酬，即可獲法院以上
開條例減刑，並可同時規避不法報酬遭到沒收，此例一開，則無異於變相鼓勵所有詐欺犯罪之被告於審理時否認有獲取任何不法所得（或故意低報），導致全面性的嚴重影響法院對於詐欺案件不法所得之沒收與追繳，並讓此等心存僥倖、欺瞞法院之被告亦獲得減刑之優待，則無論就該條之規定文義、就法律邏輯與減刑之正當性、就犯罪所得之沒收、或就刑法沒收新制徹底剝奪犯罪所得之精神，及使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之立法目的而言，均有重大違反，要毋庸言。
㈣綜上所述，原判決認為被告符合上開條例之減刑規定，並予
以減輕其刑，實有違誤，請撤銷原判決另為適法之判決。
三、本院之判斷：㈠被告行為後，總統於民國113年7月31日公布制定詐欺犯罪危
害防制條例，除其中第19條、第20條、第22條、第24條、第39條第2項至第5項有關流量管理措施、停止解析與限制接取處置部分及第40條第1項第6款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自同年0月0日生效。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所定之「詐欺犯罪」，係指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同條例第43條就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5百萬元、1億元者，均提高其法定刑度，復於同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定有應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之規定。想像競合犯輕罪之洗錢部分，洗錢防制法則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施行，自113年0月0日生效。然關於裁判上一罪之新舊法比較孰於行為人有利，應先就新法之各罪，定一較重之條文，再就舊法之各罪，定一較重之條文，然後再就此較重之新舊法條比較其輕重，以為適用標準（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870號判決意旨參照）。
被告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想像競合之輕罪為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雖屬於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規定之詐欺犯罪，然因與新修正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第44條第1項之罪（想像競合之輕罪為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相較，其詐欺行為獲取之財物未達5百萬元，不符合同條例第43條之要件，又無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3、4款之情事，亦不符合同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加重情形，是被告既不構成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第44條第1項之罪，即無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為新舊法比較之必要，此時即應依想像競合之重罪即刑法第339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財罪論處，而想像競合之輕罪即一般洗錢罪部分，雖然法律亦有修正，但因想像競合犯之故，無庸再詳述其新舊法比較之結果，應逕予適用洗錢防制法修正前之規定。原審雖說明洗錢防制法之新舊法比較結果，並認為應論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見原判決犯罪事實及理由欄三、㈠部分），但其從一重處斷之罪名仍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則適用之罪名並無不同，於判決本旨並無影響，不構成撤銷之事由，由本院逕予補充說明即可，先予敘明。㈡刑之減輕事由：
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0月0日生效之條文中，新設第47條「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並就該條所稱詐欺犯罪，於第2條第1款明定「詐欺犯罪：指下列各目之罪：㈠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㈡犯第43條或第44條之罪。㈢犯與前二目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之其他犯罪」。而具有內國法效力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5條第1項後段「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之規定，亦規範較輕刑罰等減刑規定之溯及適用原則。從而廣義刑法之分則性規定中，關於其他刑罰法令（即特別刑法）之制定，若係刑罰之減刑原因暨規定者，於刑法本身無此規定且不相牴觸之範圍內，應予適用。故行為人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關於自白減刑部分，因刑法本身並無犯加重詐欺罪之自白減刑規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則係特別法新增分則性之減刑規定，尚非新舊法均有類似減刑規定，自無從比較，行為人若具備該條例規定之減刑要件者，應逕予適用，至倘無犯罪所得，即無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之問題（最高法院113年台上字第 3805、4209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於偵查中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不諱，復供稱未領有犯罪所得（見原審卷第57頁、本院卷第74頁），而卷內亦無其獲有何等犯罪所得之積極證據，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㈢刑罰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而刑事責任復具有個別性，
因此法律授權事實審法院依犯罪行為人之具體犯罪情節，審酌其不法內涵及責任嚴重程度，並衡量正義報應、預防犯罪與協助受刑人復歸社會等多元刑罰目的之實現，而為適當之裁量，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範圍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屬適法妥適，自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316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經依前開自白之規定減輕其刑後，審酌被告明知詐欺集團橫行，竟加入詐欺集團，與該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彼此分工合作，擔任出面取款之車手角色，所為不僅影響財產交易安全及社會經濟秩序，亦破壞人際間信任關係，其犯罪之動機、目的及手段實為可責，並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及其造成告訴人林明敏之財產損害程度，暨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年2月，並說明經評價被告之被告行為侵害法益之類型、行為不法程度及罪責內涵後，認所處之有期徒刑已足以收刑罰儆戒之效，無再併科輕罪罰金刑之必要，已兼顧對被告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予以綜合考量，並未逾越法定刑度、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或偏執一端、輕重失衡之情形，對照本案犯罪情節，核與平等、比例或罪刑相當原則無悖，原審量刑堪稱允當妥適，應予維持。
㈣檢察官固以前詞主張原審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
前段予以被告減輕其刑為不當，本院認為：⑴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法文業已明確記載「自動繳交『
其』犯罪所得」，即指該犯罪行為人之「個人犯罪所得」，不及於其他共同正犯之犯罪所得，法條文義尚無不明確之處。就規範體例而言，本條例第47條前段屬個人減免事由，於數人共犯一罪情形，僅符合法律所期待積極行為之人，方可援引該事項減免刑責，而該積極行為之存否，自當以其個人所得控制或管領之作為或範圍者為限，無須就其他共犯之支配領域合併觀察，始符個人責任原則。而同條後段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係將破獲詐欺犯罪之成果，擴及「物的延伸」、「人的延伸」，亦即使扣押物或查獲對象之範圍，藉由更優惠之條件，提高行為人供出犯罪集團人物及金流全貌之誘因。相對於此，前段「減輕其刑」自然僅及於行為人自身之事由，賦予相對較不優厚之「減輕其刑」待遇，以符層級化之減刑規範構造。
⑵觀諸本條例第44條第1、3項之規定，對於犯刑法三人以上共
同詐欺取財之行為人，若同時涉犯其他加重詐欺類型，或在境外利用設備詐騙國內民眾，均有必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之特別規定；且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而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者，亦予提高刑責。較之其他加重詐欺複合類型或組織犯罪涉及其他犯行者，均有明顯差異，足以凸顯本條例對於打擊跨國性、組織性詐欺犯罪之刑事政策考量。以此對照本條例第47條前後段之條文安排及立法說明寬嚴併濟之刑事政策，可看出立法者欲藉由對悛悔有據（主觀上坦承犯行及客觀上不再保有不法所得者）之行為人予以從寬處理，使其鬆動詐騙組織，進而使檢警人員向上追查，終致不易破獲之組織性甚至跨國性之詐欺犯罪得以瓦解，而達成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之目的。基此刑事政策目的，本條例第47條解釋上自不宜過苛，此與最高法院先前解釋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規定時，提及「其目的既在訴訟經濟，並以繳交犯罪所得佐證悛悔實據，莫使因犯罪而保有利益，解釋上自不宜過苛，否則反而嚇阻欲自新者，過苛之減刑條件解釋，將使被害人更難以取回財產上之損害，顯非立法本意」，可相互呼應。
⑶本條例第47條之立法理由固揭明係為「同時使詐欺被害人可
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落實罪贓返還」，惟尚非限於全額受償、全額返還之情形，恐不能以此即認「其犯罪所得」係指全部犯罪所得之意。本條立法目的應側重在行為人有無自動繳交行為，而非被害人所受損失是否全額獲得充分填補，不應將其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之範圍擴及非其享有之範圍，解釋為被害人損失之全額。又在立法過程中，立法機關已意識到採取「犯罪所得指個人報酬」之見解是否妥當之疑慮，而最後結果足認在充分衡平上開見解可能之疑慮及本條例第47條欲達成之目的下，立法機關仍然選擇將減輕或免除刑責的範圍與適用，交由法院依具體個案審酌。此等立法過程，已清楚明瞭立法機關選擇與考量，則法院在無違憲疑慮前提下，不宜過度介入為妥。依立法史與立法資料，立法者並無意以上開條文規範方式實現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持見解之立場。
⑷就多數共犯問題，如要全部共犯各繳交被害人所交付之財物
，有侵害憲法所保障人民財產權之疑慮。且採檢察官上 訴意旨見解，認為行為人須繳交「全部犯罪所得」，始有本條例第47條前段減輕其刑之適用，會產生何人可以優先繳交及後繳納者是否仍有減刑利益及如何避免超額繳交之問題。且行為人倘欲交付全部犯罪所得，則行為人向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繳交全部犯罪所得，並請求扣押，較諸自動繳交有利，亦有法院是否應本於訴訟照料義務，提醒行為人可以請求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予以扣押所繳交之全部犯罪所得之問題。
⑸犯罪所得及其繳回，與沒收制度有關。從沒收新制整體內容
觀之，沒收之目的在回復合法財產秩序，其範圍固不受罪刑相當原則之限制，然既涉及人民財產權之干預，仍有其合憲界限。其本質既屬不當得利之衡平，澈底剝奪其犯罪所得，自以其所得支配、處分之不法利得為標的，縱已如此，倘有過苛，甚且得以過苛條款予以調解，不可任意擬制犯罪被害人之損失全額為部分行為人之不法利得，再予剝奪，否則即侵害其固有財產，已逾越沒收本質，而係變相刑罰，檢察官上訴所指之見解，即有此疑慮。
⑹本條例第47條依立法理由，並未將使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
所受損害，列為唯一目的，亦未論及本條應排除未遂犯之適用，則犯罪情節較既遂犯輕微之未遂犯，依舉重以明輕之法理，倘行為人願意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犯罪，以節省訴訟資源，當無排除本條前段適用之理。
⑺綜上，本院認為本條例第47條前段所稱之「犯罪所得」，應
係指「行為人因詐欺犯罪而實際取得之個人報酬」，而非上訴意旨所認為「被害人因被詐欺而交付之物或財產上之利益」。從而，原審依本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對被告減輕其刑，並無違誤之處，檢察官上訴所指，為無理由，尚難憑採，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詹雅萍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清安提起上訴，檢察官郭靜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9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楊 真 明
法 官 邱 顯 祥法 官 廖 慧 娟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 縈 寧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9 日附錄本案科刑法條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