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114年度金上訴字第856號上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李宗浩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加重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4年度訴字第201號中華民國114年3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5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定有明文。經查，檢察官於上訴書、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明示僅對原判決關於被告李宗浩（下稱被告）刑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9至11、49、90頁），是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被告刑部分，其餘部分均不在審理範圍。
二、刑之加重或減輕事由：㈠被告就本案犯行，於偵查及法院歷次審理時均坦承犯行，而
卷內亦無證據可認被告就本案獲有財物或報酬，而無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之問題，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㈡被告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洗錢之犯行，且無犯罪所得
，依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原應減輕其刑，因其所犯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雖因想像競合犯之關係而從一重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上開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仍應於依刑法第57條之規定量刑時，審酌上開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作為其量刑之有利因子（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77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本院之判斷：㈠按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應審酌刑法第5
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標準，並非漫無限制；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6696號、75年度台上字第703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判決審理後，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科刑裁量之權限，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貪圖高額報酬，竟加入詐欺集團，負責擔任車手，而參與加重詐欺取財、洗錢等犯行，所為實屬不該；考量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然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適度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兼衡被告如法院前案紀錄表所示之素行，符合上開減刑之要件，及其自述大學畢業之學歷、目前做工、月薪約3至4萬元、需要扶養父母等一切情狀，量處如原判決主文欄所示之刑，另說明：想像競合之輕罪即一般洗錢罪部分，固有應併科罰金刑之規定，惟評價被告行為侵害法益之類型、行為不法程度及罪責內涵後，認所處之有期徒刑，並未較輕罪之「法定最輕徒刑及併科罰金」為低，認已足以收刑罰儆戒之效，且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基於不過度評價之考量，尚無併科洗錢罪罰金刑之必要。原判決就被告所犯上開罪名，已參酌上開理由，並具體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形，量處如原判決主文欄所示之刑，並未逾法定刑之範圍，復未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亦與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無違，要無輕重失衡或偏執一端之情形，經核所為量刑並無不當，堪稱妥適，應予維持。㈡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
：「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其前段規定之立法說明：為使犯本條例詐欺犯罪案件之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同時」使詐欺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行為人自白認罪，並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應減輕其刑，以開啟其自新之路。是行為人須自白犯罪，如有犯罪所得者，並應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且所繳交之犯罪所得，須同時全額滿足被害人所受財產上之損害，始符合上開法條前段所定之減刑條件。參照同條例第43條規定，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下同）500萬元者，量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千萬元以下罰金。達1億元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億元以下罰金。其立法說明，就犯罪所得之計算係以①同一被害人單筆或接續詐欺金額，達500萬元、1億元以上，或②同一詐騙行為造成數被害人被詐騙，詐騙總金額合計500萬元、1億元以上為構成要件。益見就本條例而言，「犯罪所得」係指被害人受詐騙之金額，同條例第47條前段所規定，如有「犯罪所得」自應作此解釋。
再以現今詐欺集團之運作模式，詐欺犯罪行為之既遂，係詐欺機房之各線機手、水房之洗錢人員、收取人頭金融帳戶資料之取簿手、領取被害人受騙款項之「車手」、收取「車手」所交付款項之「收水」人員等人協力之結果，因其等之參與犯罪始能完成詐欺犯行，其等之參與行為乃完成犯罪所不可或缺之分工。法院科刑時固應就各個共犯參與情節分別量刑，並依刑法沒收規定就其犯罪所得為沒收、追徵之諭知，惟就本條例而言，只要行為人因其所參與之本條例所定詐欺犯罪行為發生被害人交付財物之結果，行為人即有因其行為而生犯罪所得之情形，依民法第185條共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本應由行為人對被害人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從而行為人所須自動繳交之犯罪所得，應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否則，若將其解為行為人繳交其個人實際獲得之犯罪報酬，則行為人僅須自白犯罪，並主張其無所得或繳交與被害人所受損害顯不相當之金錢，即符合減刑條件，顯與本條立法說明，及本條例第1條所揭示「防制及打擊詐騙危害，預防與遏止不當利用金融、電信及網路從事詐欺犯罪並保護被害人，保障人民權益」之立法目的不符，亦與憲法保障人民（被害人）財產權之本旨相違，自難採取。又此為行為人獲得減刑之條件，與依刑法沒收新制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之精神，宣告沒收其實際犯罪所得，並無齟齬，且係行為人為獲減刑寬典，所為之自動繳交行為（況其依上開民法規定，本即應對被害人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與憲法保障人民（行為人）財產權之本旨亦無違背。綜前所述，行為人所須自動繳交之犯罪所得，應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而此為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刑條件之一（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本件被害人蔡幸芸受騙之金額為50萬元，被告並未繳回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依最高法院上開判決意旨，不符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所定之減刑條件。然原判決誤認被告符合上開條例之減刑規定，並予以減輕其刑，實有違誤，請撤銷原判決另為適法之判決等語。
㈢本院查：
⒈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
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該條第1項前段「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之範圍，因：①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該條第1項前段「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之範圍，因該條第1項前段立法說明一已明文該規定之目的係為使「詐欺犯罪案件之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同時使詐欺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透過寬嚴併濟之刑事政策，落實罪贓返還。
」等語，除損害狀態之回復外，同時亦將詐欺犯罪追訴之效率與節省司法資源作為該法所欲追求之目標。是關於該段「其犯罪所得」之範圍，解釋上不宜以被害人取回全部所受損害作為基礎，否則勢必降低行為人自白、繳交犯罪所得之誘因，尤其在行為人自己實際取得支配財物遠低於被害人所受損害之情況下。②再者，刑法上所謂犯罪所得，依其取得原因可分為「為了犯罪」之利得，及「產自犯罪」之利得。前者，指行為人因實行犯罪取得對價給付之財產利益，例如收受之賄賂、殺人之酬金等，此類利得並非來自於構成要件的實現本身；後者，指行為人因實現犯罪構成要件本身而產自犯罪之利得，例如竊盜之贓物、詐欺所得之款項（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746號判決意旨參照）。以詐騙集團為例，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屬於產自犯罪之利得，固屬犯罪所得，而如詐欺集團成員因協助設立詐欺機房或架設電話通訊設備，自共犯處領取報酬，亦屬其犯罪所得，即為了犯罪之利得，兩者未必相等，亦即行為人之酬勞未必來自於被害人所交付之被害金額，則上訴意旨將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之犯罪所得，當然解釋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於文義上解釋已難謂妥適，此等解釋方式與澈底剝奪行為人犯罪所得之立法目的亦有違。③另就體系解釋而言，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第1項關於構成要件之規定為「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500萬元或1億元」者，與第47條第1項前段減刑要件所稱「犯罪所得」，不僅用語顯有差異，就立法目的而言，前者著重於行為人犯罪之整體規模，且為合理評價詐欺集團之反覆、長期實施犯罪特性，乃於立法理由中指明，應就同一被害人接續詐欺或同一詐騙行為造成數被害人損失，合併計算詐欺金額，由此可見在「犯罪構成要件」層次，本條例為加重處罰詐欺犯罪，係採取被害金額「總額計算」之立法方式，以達遏止詐欺犯罪之效，此與第47條第1項前段規定所稱「犯罪所得」屬「處斷刑」層次之法律要件，本不必然應為同一之解釋。 ④上訴意旨另認應由行為人繳交全部被害人受騙金額，其理論基礎之一為源自民法共同侵權行為之連帶賠償責任，然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6條、第47條規定，屬形成處斷刑範圍之減刑規定，已如上述，而減刑之要件本應依行為人之情況各自判斷，縱使屬共同正犯關係，亦非其中一共犯符合減刑要件，其餘共犯均應一律減輕其刑，此與「構成要件」層次之共同正犯責任共同原則不同。所謂「責任共同原則」，係指行為人對於犯罪共同加工所發生之結果，相互歸責，因責任共同，須成立相同之罪名，僅在處理共同犯罪參與關係中責任之認定，至於刑之量定，則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情狀，分別情節，為各被告量刑輕重之標準；共同正犯間並非必須科以同一之刑，且於個案裁量權之行使時，仍應受比例原則、平等原則之拘束，俾符合罪刑相當，使罰當其罪，輕重得宜（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109號、第2797號判決意旨參照），上訴意旨將屬構成要件層次之共同正犯責任共同原則，引用作為處斷刑要件解釋之依據，本屬不當，再民法連帶賠償責任何以不適用於刑法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業已經最高法院104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闡述明確，上訴意旨要求縱使無實際犯罪所得之被告，亦應繳回全部被害人受騙金額方得減輕其刑，難謂符合公平原則。⑤上訴意旨另稱被告將可主張無所得即符合減刑條件，顯與立法目的不符等語，然查，於個案中若可認定被告確有犯罪所得者，本應依法沒收，而就被告是否獲有犯罪所得，本應依檢察官之舉證與法院調查結果認定，法院本於證據裁判法則，當無從任意為對被告不利之認定，此為刑事訴訟法之基本法則；且依刑法第66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範圍，原得依行為人之自白對於該詐欺犯罪發現與案件儘早確定之貢獻、繳交犯罪所得對於使被害人取回所受損害之程度等項目，綜合評估對於前揭立法目的達成之績效作為指標，彈性決定減輕其刑之幅度，當不致造成被告輕易取得大幅減輕其刑寬典之結果，並達到節省訴訟資源與適當量刑之目的。⑥此外，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5項、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均有相類似立法體例，針對此種具有隱密性、技術性且多為智慧性犯罪，不易偵查及發覺，且證據資料常有湮沒之虞，為早日破獲犯罪、追查其他共犯，降低對社會大眾、金融秩序之危害，因此以此方式鼓勵行為人自新並節省司法資源，因此於解釋時不宜過苛，以免阻嚇欲自新者，而失立法原意（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80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實務上多數見解對於上開規定所謂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之解釋，係指繳交行為人自己實際所得財物之全部，或自動賠償被害人，而毋庸宣告沒收犯罪所得之情形，並不包括其他共同正犯之所得在內。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前段既係依相同立法模式而為規定，其關於犯罪所得範圍之解釋上自應一致，以符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之旨。
⒉嗣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上大字第4096號裁定統一法律見解，
認為：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所稱「其犯罪所得」，係指行為人因犯罪而實際取得之個人所得而言；倘行為人並未實際取得個人所得，僅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即合於該條前段減輕其刑規定之要件。其理由略以：
⑴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
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係以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始終自白之詐欺犯罪行為人「個人」為規範對象，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即獲邀減刑之寬典，未及於其他共犯或所屬犯罪組織。依本條前段立法理由說明，將行為人自白使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及使詐欺被害人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並列為其立法目的，並無始終自白之行為人必須同時繳交其他共犯或所屬犯罪組織犯罪所得之明文。又依本條前、後段法文觀察，係區分始終自白之行為人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前段），及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後段）等不同貢獻情形，而為不同程度之層級化刑罰減免規定，亦足認本條前段之「其」犯罪所得，僅限於行為人因犯罪而實際取得之個人所得（包含因詐欺犯罪而取得之被害人財物，及為了犯罪而取得之報酬在內），並不包含其他共犯或所屬犯罪組織所取得之犯罪所得。行為人「如」未實際取得個人犯罪所得，亦無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可言。且本條前段所謂之「詐欺犯罪」，亦未明文排除未遂犯，則當然包含既遂與未遂犯在內。本條前段在文義甚為明確之情形下，無庸採取其他不同之解釋方法。
⑵立法院法制局於立法過程中對於本條草案曾提出評估報告，
指出：「若有詐欺犯罪者，為圖減輕或免除刑責，僅繳交部分犯罪所得，或犯罪所得低微，藉以減輕或免除其刑之情事，恐成為漏洞」等語。又立法委員陳亭妃等16人所擬具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草案」，在本條「減輕其刑」、「減輕或免除其刑」等文字之前，均列有「得」字，以授權法官於具體個案裁量決定。然經立法院院會討論後，最終仍以行政院提出之草案版本三讀通過，並經總統公布施行。可見立法者業已考量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繳交因犯罪而實際取得之個人所得，依法即應予減刑。上開解釋除符合法條體系關聯及明確文義以外，亦係合於立法者客觀目的性之解釋。
⑶本條例為打擊詐欺犯罪，對於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其詐
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一定金額以上、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而複合同條項第1款、第3款、第4款之一，或在境外利用設備詐騙國內民眾者，明定第43條、第44條罪名，並提高其法定刑。第47條復規定對於合於本條要件之行為人減免其刑，證之本條前段立法理由說明，並有緩和上開第43條、第44條重刑規定之寬嚴併濟作用，解釋上自不宜過苛。
倘認第47條前段之犯罪所得，係指被害金額，如無犯罪所得亦應自動繳交，始得減輕其刑，行為人恐因無力繳交，或被迫須提出自己合法之財產繳交，而放棄自白，除無助於鼓勵行為人自新及訴訟經濟目的之達成外，被害人亦無從取回被騙財物之分毫。而行為人資力如能繳交被害人因被詐欺而交付之全部財物，逕依本條後段規定自動繳交予司法警察或檢察官扣押，即可獲較前段規定有利之減免其刑優惠，更限縮本條前段在司法實務上之適用可能性，自非立法本意。又本條前段之犯罪所得如解釋為被害金額，則對於尚未報案或未被發現之被害人，或已經報案之被害人因分別起訴而繫屬於不同法院之案件，究竟被害人全部損害若干？其他共同正犯或詐欺集團整體詐欺取得財物多寡？多數共犯間，一人繳交被害人之被害金額全部後，其他共犯是否仍應繳交，始能減免其刑？或者因一人繳交即全體寬減？又如何避免超額繳交（或依共犯人數均等繳交）？以上種種情形，亦皆造成實務面對大量詐欺案件在運作上之困難，恐非適當。至於始終自白之行為人自動繳交其因犯罪而實際取得之個人所得，法院就其所犯本罪之法定刑，適用本條前段減輕其刑規定予以調整後，在處斷刑框架內，允宜具體審酌行為人在詐欺集團中之主導或分工情節輕重、自動繳交財物所占被害金額比例，以及與被害人達成和解賠償損害之誠摯努力程度等量刑減讓幅度情狀，量處行為人相當其罪責之刑度，並非不分情節一律減輕其刑二分之一，自屬當然。則適用本條前段規定，經審酌具體情形所為之量刑，也不致造成罪刑不相當。
⒊本件被告依想像競合犯規定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
之罪，為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所定之詐欺犯罪，且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犯罪，且無犯罪所得，已如前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如有犯罪所得」之法條用字，顯係已設定「有犯罪所得」及「無犯罪所得」兩種情形而分別規範其對應之減輕其刑要件，是以原判決就被告本案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核無不當。檢察官上訴意旨持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判決內容為由，以前揭情詞指摘原判決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為不當，固有其見地，惟此涉及審判者對法律解釋適用之歧異，原判決所為論述及法律適用既非毫無所本，自不宜僅以對於法律解釋、見解之不同，遽行認定原判決適用該條規定減輕被告刑責為不當。
是以，本院認檢察官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上訴。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振義提起公訴，檢察官廖梅君提起上訴，檢察官林依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智雄
法 官 陳鈴香法 官 游秀雯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譽澄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