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87年度訴字第127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王德修選任辯護人 盧之耘律師
趙國生律師鍾永盛律師被 告 蔡景旭
四樓選任辯護人 龔君彥律師被 告 鄭志和
樓酉○○右二人共同選任辯護人 趙國生律師被 告 林光輝
六號選任辯護人 趙文銘律師被 告 葉芳麟
弄十號選任辯護人 姜明遠律師被 告 午○○
Ｃ○○右 一 人指定辯護人 丙○公設辯護人 曾德榮被 告 Ｉ○○
黃○○原名許亥○○子○○上列被告等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87年度偵字第627、628、629、630、631、14900號），丙○判決如下：
主 文王德修、蔡景旭、鄭志和、林光輝、葉芳麟、午○○、Ｃ○○、酉○○、Ｉ○○、黃○○、亥○○、子○○均無罪。
理 由
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著有29年上字第3105號及30年上字第816號刑事判例足稽。
二、關於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王德修（綽號阿修）與午○○、Ａ○○及綽號「勇仔」之不詳姓名年籍成年男子（後二人均另案偵辦中）均為臺北市大安區之角頭不良份子，於民國60年間，由Ｍ○○（綽號黑印度，另案由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辦中）聚合其等成立以犯罪為宗旨或其成員從事犯罪活動之犯罪組織「大安庄幫」，並先後陸續吸收被告蔡景旭（綽號土匪）、鄭志和、Ｃ○○、酉○○、陳忠祺、周滿堂、丁○○（已死亡，並經丙○於91年3月21日以88年度訴字第328號刑事判決諭知不受理判決在案）、林光輝、葉芳麟，及Ｖ○○、辛○○、癸○○等人（後三人均另案偵辦中)為成員，操縱指揮成員從事犯罪活動，原以臺北市○○路與敦化南路交岔口附近之神壇作為成員聚會聯絡之窯口，嗣遷移至臺北市○○路○段○○巷○弄○號聖君宮，最後遷至臺北市○○路○○巷○弄○號4樓三皇宮。迨78年間，Ｍ○○率眾加入天道盟並擔任顧問，遂將「大安庄幫」改為「天道盟大安會」，相互串聯藉以壯大聲勢，迄85年12月11日組織犯罪條例公布施行後，被告王德修、蔡景旭、鄭志和、林光輝、葉芳麟、午○○、Ｃ○○、酉○○、Ｉ○○、黃○○、子○○仍未自首及脫離「天道盟大安會」之犯罪組織，仍繼續從事犯罪活動。因認被告王德修、蔡景旭、鄭志和、午○○、Ｃ○○、酉○○、Ｉ○○、黃○○、子○○、林光輝、葉芳麟等人分別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嫌之部分；訊據被告均堅決否認有何參與犯罪組織大安庄幫或天道盟大安會之行為，而公訴人認被告等涉犯此罪嫌，無非以被告鄭志和、蔡景旭，證人Ｙ○○、Ｄ○○、Ｖ○○等人於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調查時之供述、證述，同案被告亥○○、證人宙○○於偵查中之供述、證述，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87）刑檢字第12248號函文以天道盟大安會為列管犯罪組織等情為其主要論據。經查：
（一）關於此參與犯罪組織罪嫌之行為人部分，於87年度偵字第627至631號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係以該案被告王德修、蔡景旭、鄭志和有在60年大安庄幫成立迄78年間改為天道盟大安會前之期間陸續加入大安庄幫，及迄85年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公布施行後，被告王德修、蔡景旭、鄭志和仍有繼續參與犯罪組織之行為；而同署87年度偵字第14900 號起訴書所載內容，則以該案被告午○○、Ｃ○○、酉○○、Ｉ○○、黃○○、子○○等人有在60年大安庄幫成立迄78年間改為天道盟大安會前之期間陸續加入大安庄幫，及迄85年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公布施行後，被告午○○、Ｃ○○、酉○○、Ｉ○○、黃○○、子○○亦仍有繼續參與犯罪組織之行為；而關於被告林光輝、葉芳麟二人有無涉及此參與犯罪組織罪嫌部分，原對該二人起訴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87年度偵字第627至631號起訴書之犯罪事實欄並未載及渠二人涉有此部分行為，惟於證據並所犯法條欄敘明被告等所涉罪名時，卻又未具體說明所指涉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嫌者是否包括被告林光輝、葉芳麟二人，反而在並非以該二人為被告之同署87年度偵字第14900號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中載及渠二人與該案被告均有在60年大安庄幫成立迄78年間改為天道盟大安會前之期間陸續加入大安庄幫並載明已另案起訴，但於85年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情節，究竟渠二人此部分罪嫌是否在起訴範圍內顯有疑問，嗣經蒞庭檢察官於91年2月7日以言詞說明增加渠二人有於85年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施行後仍為天道盟大安會成員一事，並於91年3月21日庭呈之補充理由書上列入此情，堪認渠二人此參與犯罪組織罪嫌部分業據依法追加起訴在案，而迄93年3月22日準備程序期日中，公訴人當庭雖曾以言詞稱起訴事實應不包括被告林光輝、葉芳麟二人參與上開犯罪組織行為部分，惟此既未據公訴人依法以書狀撤回，尚難認已有撤回起訴之效力，迄丙○最後審理期日復據蒞庭檢察官陳明渠二人亦涉有此部分參與犯罪組織罪嫌，足見本案起訴範圍應仍包括被告林光輝、葉芳麟二人有無涉及參與犯罪組織罪嫌部分，先予說明。
（二）其次，關於證人辰○○、宙○○、己○○、Ｇ○○、甲○○、Ｔ○○、乙○○、辛○○、Ｙ○○、玄○○、Ｄ○○、戊○○、寅○○、戌○○、癸○○、Ｂ○○、巳○○、Ｊ○○、Ｑ○○、Ｌ○○、丑○○、Ｚ○○、Ｈ○○、Ｖ○○等人於調查時之陳述雖有部分提及被告等人與另案被告Ｍ○○等有以大安庄幫份子自居或以何人為首等內容，惟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已規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做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是上開證人之陳述依此強制排除規定，自不得作為不利被告等人之證據，亦先予指明。
（三）再以，1.證人宙○○雖於丙○91年6月13日審理中結證稱：因綽號「黑印度」之Ｍ○○是伊親戚，伊得知該大安庄幫以興隆路三皇宮為堂口，成員伊所記得包括另案被告Ｍ○○及被告丁○○、酉○○（於91年6月13日審理期日稱係馬永和, 於同年7月18日審理期日始補稱不知該人姓名全名，惟指認所述該人應為被告酉○○）、Ｃ○○等人，但伊所見到該人等從事活動係在泡茶，於丙○91年7月18日審理期日則稱該大安庄幫堂在信義路四段太子廟，但伊不清楚該大安庄幫成員從事何活動，其雖又稱該大安庄幫成員曾有人向伊表示為該幫派成員，對於究竟何人曾為如此表示卻又稱伊不清楚，只稱另案被告Ｍ○○有向伊稱自己是大安庄幫的老大，但亦未向伊說明該幫是做什麼，手下有何人，且應係另案被告Ｍ○○表示自己是大安庄區的人之意，伊未曾見過該前述堂口處聚集之十餘人有做什麼事，亦未見過任何入幫儀式等，伊是見過被告酉○○與另案被告Ｍ○○走在一起，才稱被告酉○○為大安庄幫成員，亦未在該處見過被告王德修等語，自難據之認被告酉○○、Ｃ○○或其餘被告有參與何犯罪組織之行為；2.證人巳○○前於丙○88年6月29日審理中固曾供稱於77年5月間係大安庄幫份子向其表示有土地可供交換等語，惟係由何人以何方式向其自稱為大安庄幫份子之具體情節，並未據證人巳○○清楚說明，且關於其另所指涉與其洽商之被告黃○○、午○○等人與此土地交換情由之關聯性為何亦不明，甚至其對該糾紛係為圍事而收取保護費亦或土地交換緣由，亦有調查時及審理中指述不一之情節（關於此部分調查中之陳述並未據以為被告等涉犯參與犯罪組織與否之認定，而僅係作為證人巳○○證言可信性評價之目的，尚與前述關於參與犯罪組織罪嫌部分並無證據能力者無違），自難據此陳述認被告黃○○或午○○有自稱自己為大安庄幫份子之行為；3.證人己○○於87年7月24日偵查期日固曾稱有聽過大安庄幫，但經詢以斯時曾代案外人Ｊ○○向其催討債務之被告Ｃ○○、鄭志和等人是否該幫份子時，其僅稱該二人斯時有表示與宜蘭地區議長之弟熟識，而伊知道該議長之弟係流氓等語，非惟難認斯時伊所認知被告Ｃ○○、鄭志和所自稱相熟者即為大安庄幫份子，更無任何情況堪認被告Ｃ○○、鄭志和有表示自己為該幫派份子並恃之討債之行為，此自亦不足為被告Ｃ○○、鄭志和或其餘被告不利之認定；4.證人即曾登記自首脫離大安幫之Ｚ○○前於87年3月10日之陳述並未經依法具結，尚難認有證據能力，且依其所述內容並未見具體指認本案被告何人有參與大安庄幫或天道盟大安會之情形，尚不足為不利被告；5.證人Ｙ○○於丙○審理中係結證稱：伊不知道大安庄幫，只聽過大安庄，但只是因為該處有一夜市，在該區長大者彼此碰到會聊天、打招呼等，並不知是否為團體，亦不知彼此認識之其前夫被告午○○與另案被告Ｍ○○等人有無固定聚會地點，另案被告Ｍ○○在廟裡拜拜、廟會等會找被告午○○幫忙，伊不清楚被告午○○有無為人處理債務，伊前調查時所稱大安庄成員，是指在該區長大之人等語，亦無足認被告午○○或其餘被告有加入大安庄幫且係一犯罪組織等情形；6.證人癸○○於偵查及丙○審理中僅曾說明見過被告子○○在「三皇宮」內工作，但並未聽過大安庄幫或天道盟大安會等語，亦難認被告子○○或其他被告有何參與大安庄幫或天道盟大安會等且係犯罪組織之情形；7.另案被告Ｍ○○前於偵查中即曾供稱並不認識被告Ｃ○○，被告王德修僅小時候認識，但並未在一起，與被告午○○亦有十餘年未曾見面，被告子○○係在伊公司擔任送貨工作，被告酉○○則為伊小時候之鄰居等語（參見86年度偵字第28009號偵查卷影本第24頁、第25頁背面、第179頁），亦不足認其所述有何堪認被告等有參與大安庄幫或天道盟大安會之行為；8.其餘證人Ｇ○○、Ｅ○○○、玄○○、甲○○、Ｓ○○（已更名為楊金東）、乙○○、Ｋ○○、Ｆ○○、Ｂ○○、未○○、Ｊ○○、ｄ○○、辛○○、Ｄ○○、Ｌ○○、Ｗ○○、Ｘ○○、Ｖ○○、丑○○、Ｔ○○、申○○、Ｎ○○、ｂ○、寅○○、戌○○、周嘉聰、ａ○○於偵查或丙○審理中之證述，均未明確指出有何親自聽聞被告王德修、蔡景旭、鄭志和、午○○、Ｃ○○、酉○○、Ｉ○○、黃○○、子○○、林光輝、葉芳麟等人自稱係大安庄幫或天道盟大安會幫派份子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行為，甚且，證人Ｒ○○、地○○、庚○○、壬○○、Ｏ○○、天○○○、等人於偵查或丙○審理中所提及因發生糾紛予人交涉時，對方所自稱幫派係松聯幫，更與本案無涉，實均無從謂被告王德修、蔡景旭、鄭志和、午○○、Ｃ○○、酉○○、Ｉ○○、黃○○、子○○、林光輝、葉芳麟等人屬於大安庄幫或天道盟大安會份子，且各該組織係為從事犯罪等情。
（四）又以，被告鄭志和於調查時固曾供稱：伊約於16、7歲時就加入「大安庄」幫派，成員有被告王德修、蔡景旭及Ｃ○○等人，伊的老大是被告蔡景旭，被告蔡景旭的老大是被告王德修，伊是被告蔡景旭帶出來混的等語；被告蔡景旭於調查時亦供稱：被告王德修、鄭志和及另案被告Ｍ○○等人對外均自稱「大安庄」份子等語，惟關於渠等所述之「大安庄」幫派有無內部管理結構，是否以犯罪為宗旨，甚而渠等有無以各該成員從事犯罪活動等，尚難由渠等上開供述內容為認定；而同案被告亥○○於87年7月29日偵查中經訊以認識大安庄幫何成員時，雖有指稱：被告王德修、蔡景旭及鄭志和均是「大安庄幫」成員等語，姑不論觀諸其所述係因入獄而認識被告蔡景旭，對於如何得知渠等係大安庄幫成員尚有疑問，以其所述對該大安庄幫內有無內部管理組織並從事犯罪活動等亦無足憑認，且其上開陳述既未經依法具結，亦難認得據為不利被告等之認定。
（五）進而，再參諸下述被告鄭志和雖有如六、七、八所示，被告王德修有如下述七、八，被告Ｃ○○有如下述六、八所示，被告午○○有如下述五所示，被告Ｉ○○有如下述八所示待人催討債務之行為，但觀諸各次行為僅有其中一或二人同為另一或二次討債之成員，部分被告彼此間更絲毫不認識，渠等彼此間已難謂有何內部之管理結構，遑論如下述，部分被告縱有受託代人催討債務甚而向委託人收取報酬之行為，但亦無證據認渠等所為有以恐嚇或暴力方式而應負刑事罪責之問題，自亦難認渠等係以從事犯罪活動為目的；抑且，雖證人即斯時承辦之調查員卯○○於丙○審理中復結證稱：當時僅係依據部分被告曾於調查時陳述另案被告Ｍ○○為大安庄幫老大，被告子○○為成員，及曾自首辦理脫離大安幫幫派之Ｚ○○又說明另案被告Ｍ○○有參加天道盟大安會，而大安庄幫原本係不良聚合，後來另案被告Ｍ○○一清專案出獄後另成立天道盟大安會，但與原先之大安庄幫有區隔等語，惟在上述被告之供述內容均未提及大安庄幫之內部管理結構，對於大安庄幫與天道盟大安會之關係亦無清楚陳明之情形下，實難徒憑此情即謂被告王德修、蔡景旭、鄭志和、午○○、Ｃ○○、酉○○、Ｉ○○、黃○○、子○○、林光輝、葉芳麟等人有自始參與上開大安庄幫犯罪組織，遑論嗣後另案被告Ｍ○○所成立之天道盟大安會犯罪組織被告等亦有繼續參與等行為。
綜上所述，均無積極證據堪認被告王德修、蔡景旭、鄭志和、午○○、Ｃ○○、酉○○、Ｉ○○、黃○○、子○○、林光輝、葉芳麟等人有參與大安庄幫或天道盟大安會之行為，被告等上開所辯，並非無據，此部分自應分別為被告等無罪之認定。
三、關於被告Ｃ○○、酉○○與另案被告Ｍ○○於74年7、8月間獲悉臺北市大安區之許氏宗族出售瑞安街及安和路之祖產土地予保富建設公司，而許氏宗族中之被害人宙○○因分配有12,000 ,000 餘萬元之土地出售價款，另案被告Ｍ○○遂與被告丁○○（已死亡）及被告酉○○、Ｃ○○基於共同之犯意聯絡，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由被告丁○○、酉○○及Ｃ○○前往臺北市○○街○○○巷○○號被害人宙○○之住處，由被告丁○○及酉○○即各持手槍一支，抵住被害人宙○○至使不能抗拒，將之強押上被告Ｃ○○所駕駛之自小客車，前往臺北市第一銀行復興分行，提示保富建設公司所支付土地價款之支票，兌領一百七十餘萬元交予被告酉○○等三人；因認被告Ｃ○○、酉○○就此涉有刑法第328條第1項強盜罪嫌部分（原起訴書以此涉有懲治盜匪條第5條第1項罪嫌部分，於該條例經廢止後，業據公訴人於91年2月7日訊問期日更正為刑法第328條強盜罪嫌），訊據被告Ｃ○○、酉○○均堅決否認涉有此部分行為，被告Ｃ○○辯稱：伊並未參加該部分行為，且事情原委可能是因土地糾紛，被害人宙○○曾找另案被告Ｍ○○出面處理該糾紛，可能彼此事後價碼沒有談妥，才發生另案被告Ｍ○○率人押人取款情事等語，被告酉○○辯稱：伊當時以駕駛計程車為業，並未參與該事，更不認識Ｃ○○，不清楚為何會遭人指稱伊涉案等語；而公訴人認被告Ｃ○○、酉○○二人涉犯此罪嫌，無非以被害人宙○○之指述為其主要論據。經查：
（一）被害人宙○○於丙○91年6月13日審理時先結證稱：當時係由另案被告Ｍ○○及丁○○、酉○○（原稱馬永和，迄91年7月18日審理期日改指認此人即為被告酉○○）到伊家恐嚇伊，係由被告丁○○、酉○○分持1枝槍（共計2枝槍）且係將之放在口袋內之方式向伊表示拿錢出來，不然要用槍打死伊，因為該人等知道伊賣地有錢，伊前後交付該人等2,100,000、1,500,000元，均以交付支票後才持現金換回支票方式付款，地點亦均在臺北縣永和市○○路等語，經公訴人提示其前於調查時所指稱有遭人押往乘坐被告Ｃ○○所駕駛車輛，並前往銀行領錢一事時，證人宙○○始又陳稱伊確有與被告Ｃ○○、丁○○、Ｍ○○、酉○○等人前往銀行提領1,500,000元，由該人等要伊在支票上簽名後，持槍逼伊付款給該人等，並由被告Ｃ○○、丁○○、酉○○一人分得500,000元等情，對其交付該筆1,500,000元款項方式係先交付支票再以現金換回，或係與被告Ｃ○○、酉○○等持支票前往銀行提領之涉及當時情狀之重要行為，證人宙○○竟先後指述不一，迨於丙○91年7月18日審理期日，證人宙○○竟又結證稱：當日係被告Ｃ○○、酉○○、丁○○三人各持一枝槍放在口袋內，到銀行領錢時亦由該三人陪同，伊知道應是被告Ｃ○○所指示，當時係持保富建設公司所簽發面額1,500,000元支票前往銀行兌領但被告Ｃ○○與伊有親戚關係，並未對伊做何動作等語，對於究竟到場者有無包括被告Ｃ○○，甚至係二或三人持槍等情，證人宙○○前後指述並不符，經質以為何知道渠三人有槍，復稱因為該三人碰到桌子有扣扣聲音，實際上該三人未說及有槍，亦與前次審理期日所述向伊索討錢財時，在場三人有以將用槍打死伊之事相脅，及其前於88年6月29日審理期日所結證：被告酉○○、丁○○二人在銀行有持槍抵住伊左右腰部等情迥異，再與證人宙○○前於88年6月29日審理期日所述被告丁○○、Ｃ○○、酉○○當日係向伊取得1,600,000元餘，於86年2月18日調查時稱係交付1,700,000元者相互參照，證人宙○○對交付款項數額亦無法為清楚陳述，甚且所稱該紙支票之付款人為第一銀行、發票人保富建設公司之部分，經丙○函查第一商業銀行及該銀行復興分行結果，該保富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名義之帳戶係遲至79年11月6日始開戶，於第一商業銀行復興分行更無任何開戶紀錄，有各該函文一份附卷可稽，證人宙○○上開指述是否屬實，顯有疑問。
（二）甚且，證人宙○○復自承事發後並未曾報案，係至86年2月18日有法務部調查局調查員問伊才製作筆錄，且斯時係謂由被告丁○○、Ｃ○○及案外人戌○○強押伊前往第一銀行復興分行提領該款項（參見86偵字第28009號偵查卷影本第8頁），於87年1月3日調查時又改稱案外人戌○○並非參與之人，前所指認係因供辨識口卡照片影本不清晰（參見同偵查卷影本第94頁背面），但其隨即於87年1 月16日偵查中又明確指稱當時強押伊前往銀行領款者僅有被告Ｃ○○、丁○○及案外人戌○○三人（參見同偵卷影本第33頁背面），迄87年1月20日調查時始第一次指稱被告酉○○為參與在場之人（參見同偵卷影本第95頁），之後於87年2月16日、26日偵查中始開始一致指稱參與者係被告酉○○，但觀諸其前述第一次指認被告酉○○參與時，僅依憑被告酉○○口卡照片之影本，且該指認距事發時間又相隔達12年半餘之久，被害人宙○○斯時是否足以辨認被告酉○○，頗值存疑，則其迄相隔達近17年之丙○審理中所當庭指認被告酉○○在場一節，參以其亦自承前曾中風之身體狀況，其此部分指述亦難憑信，遑論以其所稱遭人在家中強押領款時，其妻即證人Ｅ○○○亦在場目睹之部分，亦與證人Ｅ○○○於丙○審理中所結證稱其夫即證人宙○○在家中被人帶走前往領錢時伊並不在場者有違（至於證人Ｅ○○○前於87年2月16日偵查中所證稱有見到證人宙○○遭二人拉出去，但未見到有人持用兇器之部分，因未經依法具結，不得作為證據）；因之，證人宙○○上開指述既先後不一且互有矛盾，並無足採，復無其他積極證據勘認被告Ｃ○○、酉○○二人有此部分犯行，自難進而據之認被告Ｃ○○、酉○○二人確有此部分強盜行為。
（三）至於證人玄○○所稱曾聽聞被害人宙○○提及曾遭被告Ｃ○○、酉○○、丁○○等人強索錢財之部分，姑不論證人玄○○已證稱此遲至事發12年後被害人宙○○接受法務部調查局訊問時伊始第一次得知，且其亦稱全係聽聞自被害人宙○○之傳聞陳述，自亦無從據之為不利被告酉○○、Ｃ○○之證據。又證人宙○○另謂被告酉○○曾於電話中代另案被告Ｍ○○向伊索討1,900,000元款項一事，姑不論此並未據公訴人起訴，且參諸證人宙○○前於偵查中亦曾稱該筆款項係被告Ｍ○○以電話向伊索討，於丙○審理中亦稱付此筆款項當時被告酉○○並不在場，亦不知道其有無取得任何好處，究竟被告酉○○有無參與此部分，亦難徒據證人宙○○先後不一之指述憑斷，附予敘明。
四、關於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午○○與黃○○於77年5、6月間前往位於臺北市○○○路○段宏巨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宏巨公司），憑恃「大安庄幫」之惡勢力，以宏巨公司在臺北市○○街○○○巷○○弄之工地係屬於「大安庄幫」圍勢之地盤，而向被害人巳○○強索保護費，並揚言「不給錢，就要讓公司雞犬不寧」等語，被害人巳○○迫不得已即囑該公司總經理ｃ○○交付數張支票共六百五十萬元與被告黃○○，因認被告午○○、黃○○二人就此涉有刑法第34 6 條第1項恐嚇取財罪嫌部分；訊據被告午○○辯稱：伊與被告黃○○雖熟識，但未曾至宏巨公司向被害人巳○○或ｃ○○索取保護費，更未曾到過宏巨公司等語，被告黃○○辯稱：伊雖認識被告午○○及被害人巳○○及該公司總經理ｃ○○，也曾幫被害人ｃ○○處理土地事宜而收取過車馬費，但對於被害人巳○○、ｃ○○二人發生過什麼事均不清楚，更未曾於77年
5、6月間與被告午○○前往恐嚇該二名被害人等語；而公訴人認被告午○○、黃○○二人涉有此部分罪嫌，無非以被害人巳○○之指述為其主要論據。經查，被害人巳○○於丙○88年6月29日、88年8月12日審理期日固曾結證稱：於77年間伊所擔任負責人之宏巨公司欲在臺北市○○街附近標買土地，有大安庄幫之人稱有土地欲交換，被告黃○○有偕同一許姓不詳名字年籍者到當時位於臺北市○○○路○段○○號12樓宏巨公司處恐嚇稱會讓伊沒辦法蓋房子，伊當時應付了事，第二次找一孫姓人士（憨臉孫）到場，伊報案後有將該孫姓、許姓等人逮捕，該孫姓人士因而被羈押，其他人認為係伊所害，待該孫姓人士交保後伊才找人找該人等，並給付該自稱大安庄幫人等6,500,000元，惟亦稱相關款項交付應是開立支票，但資料已不易找到等語，對於第一次被告黃○○到該公司內恐嚇之原因與所述有大安庄幫份子欲交換土地之具體關聯情形為何並不明，就第二次被告午○○到場之原因，及與被告午○○到場者是否包括被告黃○○、渠二人間關係如何等亦未見說明，究竟被告午○○、黃○○二人各自實施之行為情由暨二人間有無犯意聯絡等，證人巳○○所述並非明確，再與證人前於86年12月3日調查時所陳稱：於77年5、
6 月間被告黃○○兄弟突然偕同被告午○○志宏巨公司上址，開口勒索6,500,000元，並稱該公司在臺北市○○街○○○巷○○弄工地屬大安庄幫圍事之地盤，須付費給該幫代理之大老，伊因而通知警員到場處理，被告午○○遂遭羈押，被告黃○○、午○○又持續向伊威脅不給錢要讓公司所有工地無法開工，伊透過管道找丁○○協調未果，才在該公司內由總經理ｃ○○交付數張面額共計6,50 0,000元支票與被告黃○○兄弟等情相較，究竟該筆款項數額係由何人所提出，原因係出於欲交換土地、欲索取保護費甚或其他情形均有疑問，且關於被告黃○○索討費用之次數及如何與被告午○○到場等，證人巳○○此部分指述亦有間，加之被告午○○於77年5月24日至同年7月23日間雖曾入獄執行，但係為執行其因違反妨害兵役條例案件遭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之部分，且該期間內亦查無任何被告午○○曾因之遭羈押之情形，有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刑案紀錄簡覆表一份附卷可稽，更無如證人巳○○所述被告午○○曾因之遭逮捕羈押等情事，而證人巳○○、ｃ○○於丙○審理中復經傳喚、拘提均未能到庭，實無從以證人巳○○上開並非具體且部分與事實不符之唯一指述，即堪認被告午○○、黃○○確有此部分犯行。
五、關於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午○○於84年7月間，至臺北縣中和市○○路○段○○○巷○號10樓東家食品公司，亦憑藉「大安庄幫」之淫威，向被害人Ｓ○○及乙○○強索錢財，經討價還價後，被告午○○同意降為3,000,000元，被害人乙○○即以現金1,960,000元及開具世華銀行中和分行「東家食品公司」帳戶面額共計1,040,000元之支票交予被告午○○，因認被告午○○就此涉有刑法第346條第1項恐嚇取財罪嫌之部分；訊據被告午○○辯稱：伊與被害人Ｓ○○（嗣後更名為楊金東）、乙○○認識，並有向被害人乙○○借款3,000,000元，並未向東家食品公司強索錢財等語；而公訴人認被告午○○涉此罪嫌，無非以被害人乙○○之指述為其主要論據。經查，證人乙○○於88年8月12日丙○審理期日係結證稱：於4、5年前某日，被告午○○曾至伊店裡找被害人Ｓ○○（已更名為楊金東），當時被告午○○表示在跑路需用錢，所需數額蠻大的，但詳細已不記得，當時被告午○○態度還很好，說話亦客氣，伊事後有告知證人Ｓ○○，亦有分數次交付現金、支票給被告午○○，被告午○○都是一人前來，說話亦客氣，被害人Ｓ○○只要伊轉告被告午○○要好好的做人做事，事後被告午○○亦未還款，伊當時未立即拒絕被告午○○之請求係因為聽說其有黑道背景等語，與其前在調查時所述者相互參照，被告午○○當時雖有出言稱自己跑路要用錢，但目的係在請託證人乙○○轉知被害人Ｓ○○，以證人乙○○所述斯時與被告午○○對話之內容，尚難認被告午○○有將加害被害人Ｓ○○任何身體、生命、自由、財產等恐嚇言詞或舉動，甚且對被害人Ｓ○○與被告午○○間後續如何洽談始交付該筆款項一事，證人乙○○亦自承並未參與，能否謂被告午○○係以恐嚇之方式始徵得被害人Ｓ○○同意交付該筆款項，尚有疑問；抑且，迄丙○91年10月17日審理中，證人乙○○更結證稱：伊前在調查時所陳述情節係依據當時感覺所述，只是被告午○○當初提及欲索取及之後實際給付之詳細金額已不記得，當時被告午○○告知因要跑路，需要錢，要伊轉告被害人Ｓ○○，伊覺得被害人Ｓ○○會給付那麼多錢並不合邏輯，但伊斯時尚未與被害人Ｓ○○結婚，被害人Ｓ○○亦未告知伊相關情形等語，並仍稱從第一次被告午○○前來借款迄交款期間伊雖不記得見面幾次，但被告午○○並未說若不借會怎樣，中間談話均很客氣等語，與證人Ｓ○○於丙○審理中所證稱經證人乙○○轉告後尚有另與被告午○○見面等情相互參照，已可見證人乙○○所述證人Ｓ○○同意交付該筆款項與被告午○○之情由，係出於被告午○○有黑道背景一節，僅屬證人乙○○個人推測之詞；進而，證人Ｓ○○於丙○91年10月17日審理期日復結證以：伊與被告午○○自小時候即認識，被告午○○確曾於
84 年7月間向伊表示欲經營一家與伊相同之店，欲向伊借款，當時被告午○○係透過乙○○向伊借款，但有無講過跑路等語伊已不記得，借款之前伊尚有與被告午○○見面，詳細次數已不記得，當時被告午○○並未說若不借會怎樣或有何恐嚇言語，亦未提及其是大安庄幫的成員等語，過程中其均是一人前來，亦未帶任何東西，伊是想若借款能讓被告午○○安安穩穩做事，也是幫助他，未借款伊也不會覺得害怕，被告午○○原本欲借約5,000,000元，伊沒那麼多錢才出借約3,000,000元，但真正金額多少伊已不記得，且斯時並未約定還款日期，該筆款項目前亦未歸還，伊所經營東家食品公司並未從事借貸業務，只是伊朋友需要幫忙時，伊會借錢給友人，且純粹為幫忙，不會收取利息，借款金額有一、二百萬元或幾十萬元不等，亦不會求提供任何擔保，且伊從未告知乙○○關於被告午○○為大安庄幫老大等事，借錢與被告午○○一事亦僅告訴乙○○將錢交付給何人，伊之前即未打算向被告午○○要回此筆款項，因為伊自己還過得去，聽說被告午○○過得不好，伊自己也有多筆借款放棄向人索討之情形等語，雖然證人Ｓ○○名為出借該相當數目款項與被告午○○，卻未曾約定利息甚或還款期限，更未有向其索討之意，確與一般借款情形有別，然而，證人Ｓ○○既亦稱因為自小即與被告午○○熟識，並稱係因自己過得去，目的有幫忙被告午○○之意，在其與被告午○○係有相當交情之情況下，尚非無可能，且縱使可疑被害人Ｓ○○交付該筆款項與被告午○○之情由非僅係單純借款而有其他情由，在無積極證據堪認被告午○○斯時有何恫嚇言詞、舉動之情況下，仍難以恐嚇取財罪嫌相繩。是綜上所述，尚難認有何積極證據堪認被告午○○亦有此部分公訴人所指訴之恐嚇取財行為。
六、關於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鄭志和於84年間，獲悉被害人己○○積欠案外人Ｊ○○7,800,000元未清償，遂與被告Ｃ○○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聯絡，將被害人己○○帶至Ｊ○○之公司，逼迫償還債務，並各從中獲取十五萬元之不法所得，因認被告Ｃ○○、鄭志和就此涉有恐嚇取財罪嫌之部分；訊據被告Ｃ○○固坦承確有在前開時地代案外人Ｊ○○向被害人己○○催討債務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使用暴力或恐嚇取財等行為，並辯稱：伊因為常在案外人Ｊ○○處泡茶、聊天，才與被告鄭志和受案外人Ｊ○○之託，於84年間在被害人己○○公司內替案外人Ｊ○○向被害人己○○討債時，該公司內尚有公司職員在場，後來至案外人Ｊ○○處，則由案外人Ｊ○○與被害人己○○自行協調，伊並未參與會議，且亦未取得150,000元或有任何報酬，僅在相隔半年、8個月後，案外人Ｊ○○有借款約200,000元或300,000元給伊經營公司，後來亦有歸還等語，被告鄭志和則辯稱：當日係代案外人Ｊ○○與被害人己○○協調債務，是因被告Ｃ○○與伊為同學才約伊前往，當日被害人己○○亦有找一位其公司股東一同至案外人Ｊ○○公司處，到達後則由被害人己○○與案外人Ｊ○○洽談如何處理債務，伊未收取任何報酬，亦無出言恐嚇等行為等語；而公訴人被告Ｃ○○、鄭志和二人涉犯此部分罪嫌，無非以被害人己○○之指述，及渠二人若係循正當手段替人解決債務糾紛，何須屢屢糾眾前往，顯然有恃幫派惡勢力且利用被害人畏懼黑道心理，假討債之名遂恐嚇取財等情為其主要論據。經查：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有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者，其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3款定有明文，是關於證人己○○前於調查時所為陳述雖屬審判外之陳述，惟其於丙○審理中屢經傳喚、拘提均未到庭，而參諸證人Ｊ○○於丙○審理中已結證稱被害人己○○確有積欠其債務，並有在前開時地經被告Ｃ○○、鄭志和帶來洽商債務解決事宜，與被害人己○○距事發時間甚為接近之調查時陳述內容相較，應堪認證人己○○斯時所為陳述具有可信性，且其居於親身見聞之被害人地位，所為陳述為證明被告Ｃ○○、鄭志和此部分罪嫌所必要，應認有證據能力。又按我國刑事訴訟法關於證據之種類並未設有限制，倘法院調查其他證據後，認為告訴人之陳述查與事實相符者，應可以告訴人之陳述作為判決之基礎（參見最高法院52年臺上字第1300號判例意旨），是並不以對告訴人踐行有關證人之證據調查程序，命告訴人具結為必要（參照92年8月刑事訴訟新制法律問題研討會研討結果意見），是本案證人己○○前於87年7月24日偵查中之陳述（參見87年度偵字第827號偵查卷第37頁背面至第40頁）雖未經具結，考其斯時係居於告訴人之地位，且關於被害人是否等同於證人而須依法具結一事，以前述最高法院52年臺上字第1300號判例意旨之內容，於其為上開證述當時亦難認採肯定見解，自難以斯時依法尚難認其屬於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之情形，進而謂其此部分證言係違背當時法定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而有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3關於證人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其證言不得作為證據規定之適用；進而，被害人己○○此部分偵查中之證述又係在檢察官前所為，復難認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應認有證據能力，至於此證言證明力之論述，則詳下述，均先予敘明。
（二）關於證人己○○前於調查時雖敘及於84年間，伊因積欠按外人Ｊ○○約4,000,000元、5,000,000元，遭按外人Ｊ○○委託案外人吳財雄及被告鄭志和、Ｃ○○以暴力將伊架走至按外人Ｊ○○公司內，並威脅伊還款，伊因而償還案外人Ｊ○○約7,200,000元等語，惟就被告Ｃ○○、鄭志和當場係以何方式施用暴力或予以威脅等，並未見其為具體說明，而其於87年7月24日偵查中又僅稱當時被告Ｃ○○、鄭志和等稱已將其底細摸清，知道伊從宜蘭來，及稱宜蘭地區議長之弟為渠等好友，其又知道該議長之弟是流氓等語，仍未見其具體陳述被告Ｃ○○、鄭志和二人當時有無對其身體施加任何武力，亦未見指明被告Ｃ○○、鄭志和二人有何將加害其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之言詞暨舉動，其所稱渠二人為不良份子一事，更顯係證人己○○斯時自行臆測所得，已無從認被告Ｃ○○、鄭志和代案外人Ｊ○○催討債務之行為有何達恐嚇取財行為之程度。
（三）抑且，證人Ｊ○○於丙○審理中已結證稱：於84年間被害人己○○為之前陸續向伊借款，已積欠達7,000,000元餘未清償事宜，伊才請被告Ｃ○○、鄭志和找被害人己○○至伊公司洽談，當時陪同被害人己○○前來者尚有其公司一位陳姓董事長，被害人己○○身體並無任何受拘束之情形，洽談過程亦平和，洽談中被告Ｃ○○、鄭志和則在公司外面，並未參與亦無從聽聞內容，被害人己○○後來係偕同該陳姓董事長離開，後來被害人己○○為陸續還款尚去伊公司數次，但被告Ｃ○○、鄭志和並未在場，而伊事後有借款與被告Ｃ○○、鄭志和各150,000元，渠二人後來有還款等語，證人Ｐ○○亦於丙○審理時結證稱確曾於84年間陪同被害人己○○至某處洽商債務問題，事後被害人己○○並有稱要借票使用等語，亦難認被害人己○○斯時有何遭被告Ｃ○○、鄭志和恐嚇之情形，且縱使證人Ｊ○○所證稱事後交付被告Ｃ○○、鄭志和各150,000元之情由，與被告Ｃ○○、鄭志和前於偵查中曾供稱係該筆催討債務報酬者不符，惟縱使以後者屬實，此要屬被告Ｃ○○、鄭志和二人與案外人Ｊ○○間如何約定報酬之問題，該筆款項仍非渠二強令被害人己○○所交付，參照證人己○○上開證述情節以觀，復無從認證人己○○斯時有另交付被告Ｃ○○、鄭志和任何款項之情形，在證人己○○交付前開價款均係為清償前積欠案外人Ｊ○○之債務一節，業據證人Ｊ○○於丙○審理中結證無訛之情形下，實亦無從謂被告Ｃ○○、鄭志和二人有何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恐嚇取財犯意。是綜上所述，亦難認被告Ｃ○○、鄭志和二人就此有何恐嚇取財之犯行。
七、關於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鄭志和、王德修、蔡景旭於85年12月中旬間，獲悉被害人戊○○積欠案外人宇○○24,000,000元未清償，見有機可乘，遂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聯絡，於某日晚上10時許，前往臺北市○○路○段○○○巷○○號6樓被害人戊○○住處，藉口案外人宇○○欠其等債務，該債要被害人戊○○代替清償，談判過程中，被告蔡景旭、鄭志和頻稱王德修為「老大」，以彰顯其等為幫派組織，以資威嚇，並由被告蔡景旭及鄭志和如影隨形盯住被害人戊○○以施加壓力，被害人戊○○迫不得已簽發其妻之支票10張面額共10,000,000元交予被告王德修等人，並從中獲取十五萬元之不法所得，因認被告鄭志和、王德修、蔡景旭三人涉有此刑法第346條第1項恐嚇取財罪嫌。訊據被告鄭志和、王德修、蔡景旭固均坦承曾於上開時間與案外人宇○○前往向被害人戊○○催討債務，惟均堅決否認有何對被害人戊○○恐嚇等行為，並均辯稱：當日係因遇案外人宇○○提及被害人戊○○有一筆約10,000,000元債務未清償，渠三人才陪同案外人宇○○前往，但相關清償事宜均由案外人宇○○與被害人戊○○談，渠三人僅係在旁，並無任何恐嚇言詞等語；而公訴人認被告王德修、蔡景旭、鄭志和三人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以被害人戊○○之唯一指述為其主要論據。經查，被害人戊○○僅曾於調查時為陳述，嗣後經丙○多次傳喚、拘提均未能到庭，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有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者，其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3款定有明文，是關於被害人戊○○前於調查時所為陳述雖屬審判外之陳述，惟其於丙○審理中屢經傳喚、拘提均未到庭，而參諸被告王德修、蔡景旭、鄭志和亦均坦承確有與案外人宇○○前往催討債務之情事，堪認被害人戊○○此指述當非杜撰而有可信之特別情況，合先敘明；但查，觀諸被害人戊○○於調查時即坦承確有積欠案外人達24,000,000 元之債務，並稱被告蔡景旭、王德修、鄭志和三人前來僅為要求其償還該筆債務，並無另向其索取其他錢財之情形，以案外人宇○○復有告知該筆債務應與被告王德修、蔡景旭、鄭志和等人洽談之情狀，已難認被告王德修、蔡景旭、鄭志和三人斯時係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其次，被害人戊○○亦指稱當時被告王德修、蔡景旭、鄭志和三人商談之態度並不激烈，其所稱係因渠三人行止像幫派份子，被告蔡景旭、鄭志和又稱呼被告王德修為老大，其自己會怕才與渠三人商談債務清償等語，足見被告王德修、蔡景旭、鄭志和斯時並無任何揚言渠等為幫派份子之表示，此僅係被害人戊○○個人臆測之詞，且以被害人戊○○上開指述，更未見被告王德修、蔡景旭、鄭志和三人當場有何對其恫嚇等具體行為，實難徒憑被害人戊○○自行臆測之情節，即謂被告王德修、蔡景旭、鄭志和當場有對其恐嚇等行為，如前述，渠三人所為係受案外人宇○○之託催討債務，亦難認有何恐嚇取財之犯意可言；是以，均無從認被告王德修、蔡景旭、鄭志和三人就此有何該當於恐嚇取財罪責之行為。
八、關於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王德修於86年5月上旬，探知被害人己○○積欠案外人ｄ○○債務未清，遂責由被告鄭志和、Ｃ○○、Ｉ○○及另一不詳名之人持被害人己○○向ｄ○○調借現金之客票正本及影本共10,750,000五元，前來臺北市○○路被害人己○○之公司討債，被害人己○○知悉被告鄭志和及Ｃ○○係幫派份子，且惡言相向，祇好應允償還正本客票部分，而簽發支票12張共面額8,400,000元予被告鄭志和等人。詎被告鄭志和等人心有未足，一再糾合前往被害人己○○之公司或以電話催討剩餘部分之票款，被害人己○○為免影響公司業務之運作，迨同年8月底，乃透過友人約被告鄭志和等人在臺北市○○路之某咖啡廳商談，被害人己○○堅持須提出支票正本始願清償，被告鄭志和等人見被害人己○○態度堅決，即表明其等係「大安幫」的，藉幫派勢力施壓，被害人己○○因懾於該幫派之淫威，不得已再簽發五張支票共2,200,000元予被告鄭志和等人，被告王德修等人則從中獲取4,500,000元不法所得，被告鄭志和、Ｃ○○及Ｉ○○各分得八十五萬元，因認被告Ｃ○○、鄭志和、王德修、Ｉ○○四人就此刑法第346條第1項之恐嚇取財罪嫌。訊據被告Ｃ○○、鄭志和、Ｉ○○、王德修均堅決否認涉有此部分行為，被告Ｃ○○辯稱：伊並無於86年間持案外人ｄ○○之票據向被害人己○○索討債務，被告王德修辯稱：伊並不認識被告Ｃ○○、Ｉ○○，僅認識被告鄭志和，但伊從未持案外人ｄ○○之票據向被害人己○○索討債務，也未曾要他人持上開向被害人己○○討債等語，而被告鄭志和、Ｉ○○固坦承曾於86年間陪同案外人ｄ○○至被害人己○○公司處向被害人己○○要債，惟均堅決否認有何恐嚇取財之行為，被告鄭志和辯稱：當日係由案外人ｄ○○自行與被害人己○○洽談債務償還事宜，伊與被告Ｉ○○僅在旁並未說話或做任何事，該次被害人己○○有開立票據，但係由案外人ｄ○○自行拿取，第二次則係被告Ｉ○○一人單獨前去拿取五張票據，但伊未前去，亦不知道票據在何處，伊並未因此事取得任何財物，僅在事後案外人ｄ○○曾投資伊650,000 元從事有線電視架設電纜生意，但後來公司倒閉等語，被告Ｉ○○則辯稱：當日係伊與被告鄭志和陪同案外人ｄ○○前往，由案外人ｄ○○與被害人己○○協調後，被害人己○○有開一些票據，由伊擔任見證人，另之前被害人己○○將貨品押在案外人ｄ○○處而要求案外人ｄ○○返還之部分，伊亦為見證人，並由伊將該貨品搬還與被害人己○○，伊做這些事情純係幫忙而未收分文，並無任何恐嚇取財行為等語。而公訴人認被告Ｃ○○、王德修、鄭志和、Ｉ○○涉犯此罪嫌，無非以被害人己○○之指述為其主要論據。經查：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有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者，其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3款定有明文，是關於證人己○○於調查時所為陳述雖屬審判外之陳述，惟其於丙○審理中屢經傳喚、拘提均未到庭，而參諸證人ｄ○○於丙○審理中已結證稱被害人己○○確有積欠其債務，並有在前開時地由被告鄭志和、Ｉ○○陪同找被害人己○○洽商債務解決事宜，與被害人己○○距事發時間甚為接近之調查時陳述內容相較，應堪認證人己○○斯時所為陳述具有可信性，且其居於親身見聞之被害人地位，所為陳述為證明被告鄭志和、Ｉ○○、Ｃ○○、王德修此部分罪嫌所必要，應認有證據能力；另關於其在偵查中之陳述，亦應認有證據能力，則見前述（參見上開六之（一）），先予敘明。然而，被害人己○○前於調查時及偵查中，均僅曾指認被告鄭志和、Ｉ○○有陪同案外人ｄ○○到場向伊催討債務，絲毫未曾提及被告王德修亦係參與之人，與證人ｄ○○在丙○審理中亦證稱並不認識被告王德修，及其前於86年12月30日調查時及丙○88年6月29日審理期日所述內容，亦未提及被告王德修在場參與等情，已難認被告王德修有參與此部分行為；至於被告鄭志和於調查時及偵查中雖曾供稱被告王德修有與案外人劉幫幹接洽進而找到案外人ｄ○○，及自案外人ｄ○○所取得款項中，有約2,000,000元又交付給被告王德修及案外人劉幫幹等語，惟觀諸被告鄭志和於偵查中亦說明伊並不知道被告王德修與案外人劉幫幹間如何分，及稱交付給被告王德修款項目的是要託其轉交給案外人劉幫幹，並謂該筆款項是要再歸還與案外人ｄ○○等（參見87偵字第629號偵查卷第15頁、第39頁背面），至僅足以說明被告王德修有代為聯繫中間介紹人甚或轉交款項等行為，在並無積極證據堪認被告王德修知悉該債務催討情事，亦無從認其有與其他到場者事前謀議或為任何指示等情形下，仍難謂被告王德修就此有何知情且參與之情形可言。
（二）其次，證人ｄ○○於丙○審理中已結證稱：之前因被害人己○○積欠伊及伊弟弟債款多年均未清償，後來被告鄭志和透過案外人以電話約伊，表示要幫伊找被害人己○○談，經伊同意才約定前往被害人己○○公司處，斯時被告鄭志和並未提及其有何特殊身分、來歷，伊與被害人己○○第一次見面時沒有解決，被害人己○○約伊等至他處談，與第二次都是在咖啡廳內談，二次中間間隔有一個月以上，且每次見面地點均由被害人己○○決定，雙方協商時並無嚴重爭執或衝突，解決情形是雙方核對金額，伊拿出一些退票，並歸還被人己○○之前寄放在伊處之貨，以貨款扣掉一部分後，被害人吳攀源一共償還約10,000,000元餘，係簽發支票約一年內分期給付，被害人己○○所簽發票據事後均有兌現，但實際金額伊已不記得，伊將其中約四成金額，以被害人己○○所交付之支票轉交付被告鄭志和、Ｉ○○，被害人己○○就此並不知情，事後被害人己○○亦未曾對該票據申請止付，當時陪同伊前往者伊只記得有被告鄭志和、Ｉ○○，該二人只在旁並未說話，洽商債務問題時均由伊與被害人己○○討論，伊記得與被害人己○○談債務問題前後約四、五次，但已記不太清楚，其中有一次貨品要歸還給被害人己○○時，係由被告Ｉ○○幫忙搬運，伊已不記得被告Ｃ○○曾否前往等語，關於被告Ｃ○○是否曾到場參與一節，其雖證稱已不記得，但以被害人己○○前於調查時及偵查中所述被告Ｃ○○亦有到場者，與被告鄭志和前於偵查中所供述被告Ｃ○○有一同前往，被告Ｃ○○事後且有分得款項者（參見87年度偵字第629號偵查卷第14頁背面、34頁、39頁背面），暨卷附被害人己○○所書立積欠案外人ｄ○○債款字條影本上確有被告Ｃ○○簽名等相互參照，應堪認被告Ｃ○○當有夥同被告鄭志和、Ｉ○○為此事與被害人己○○洽談之事實，然而，被害人己○○前於調查時及偵查中均自承確有積欠案外人ｄ○○達7, 000,000元或8,000,000元，並有其所書立前開記載欠款字條、切結書影本等各一份在卷供佐，其且稱被告鄭志和、Ｃ○○、Ｉ○○等人前往洽商時確有提示案外人ｄ○○所有之票據等資料，而斯時被告Ｉ○○亦有協助案外人ｄ○○依與被害人己○○洽商結論搬運部分物品歸還之情形，復據證人ｄ○○與被告Ｉ○○為一致陳述在卷，並有收條影本一份可證，堪認渠等並無強令被害人己○○給付與該筆債務無關款項之行為，自亦難認被告Ｃ○○、鄭志和、Ｉ○○等人係基於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抑且，關於被告Ｃ○○、鄭志和、Ｉ○○等人向被害人己○○催討債務時有無任何恫嚇或施加武力之手段，被害人己○○於調查中或稱渠等態度惡劣，或稱渠等強迫其交付支票，但對於所指態度惡劣是否係以恫嚇等恐嚇手段，尚非明確，所稱強迫者意義為何，亦未據其具體說明之，於偵查中被害人己○○所稱曾聽代其與被告等人洽談之朋友稱被告Ｃ○○、鄭志和、Ｉ○○為「大安幫」份子一事，更屬被害人己○○傳聞所得，亦不足為被告Ｃ○○、鄭志和、Ｉ○○等人有對其施以恫嚇行為之認定；甚且，由被害人己○○亦自承其間與被告鄭志和、Ｉ○○等人洽談多次，洽商地點且包括屬公開場所之飯店、咖啡廳等處，關於案外人ｄ○○所持票據影本是否亦須清償等，被害人己○○更曾與被告Ｃ○○、鄭志和、Ｉ○○等商談表明不願給付等情，及上述證人ｄ○○所述被害人己○○在多次洽商期間均無報警或事後止付所簽發票據等情事，實難認被告Ｃ○○、鄭志和、Ｉ○○當時有何以恫嚇等非法方式向被害人己○○催討債務之行為，遑論如前述，亦難認渠等有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恐嚇取財犯意可言。
九、關於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亥○○因所經營之賭場需要槍枝壓陣以免遭人鬧場，乃於86年5月間，透過被告蔡景旭另打電話向被告林光輝調借槍枝，被告林光輝向不詳姓名者取得衝鋒槍、霰彈獵槍各一支，為免被查獲，即先交予被告葉芳麟藏放在臺北市○○路○段○○○巷○○○弄○號5樓其不知情哥哥寅○○家中，被告葉芳麟使用之房間內。約隔二天，被告林光輝、葉芳麟一同攜帶上開槍枝及子彈到臺北市○○街○○○巷○○弄○○號2樓被告蔡景旭住處，當場交給被告亥○○攜回，隔日被告亥○○即交還給被告蔡景旭。因認被告亥○○、蔡景旭、林光輝、葉芳麟均涉有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非法持有槍枝罪嫌之部分；訊據被告亥○○、蔡景旭、葉芳麟、林光輝均堅決否認有何非法持有槍枝等行為，被告亥○○辯稱：當日伊喝醉酒，才會打電話向被告蔡景旭借槍，伊到被告蔡景旭家中後，被告蔡景旭隨便給伊一個東西，伊帶回家亦沒看，迨第二日醒後摸該包物品軟軟，伊沒有查看即將之交還與被告蔡景旭，並罵其將伊裝傻。等語，被告蔡景旭辯稱：當時被告亥○○雖有找伊稱有弄場子需要槍枝，伊有回稱伊那有槍枝，因為被告亥○○喝了酒不走，伊當天晚上打電話給被告林光輝，要被告林光輝將伊之前所置放、其內實為伊自己所有輕便衣服之包袱拿來歸還，目的要騙被告亥○○其內有槍枝。後被告葉芳麟、林光輝即帶該包袱前來，伊交給被告亥○○後。，被告亥○○才離開，隔日被告亥○○及前來歸還且說伊裝瘋子（臺語發音），事實上伊並無槍枝等語，被告林光輝辯稱：當時被告蔡景旭打電話向伊要前二日寄放伊處之行李，並非槍枝，且因被告蔡景旭寄放時是說因與其妻吵架欲至伊家住二日，恰巧伊堂哥即被告葉芳麟有空房間讓其睡，伊將該行李又交給被告葉芳麟，故伊當日才與被告葉芳麟拿該包行李前去交給被告蔡景旭，且伊二人並未停留等語，被告葉芳麟則辯稱：當時係因伊堂弟即被告林光輝表示有行李欲寄放，伊不好意思拒絕才將伊哥哥房間鑰匙借給被告林光輝，調查時因係伊出借房間給他人使用，伊不願伊哥哥涉入其中，調查員又要伊承認，伊才承認等語；而公訴人認被告亥○○、蔡景旭、林光輝、葉芳麟涉犯此部分罪嫌，無非以此被告四人彼此之供述為其主要論據。經查，姑不論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本案縱使被告亥○○、蔡景旭、林光輝、葉芳麟前於調查時及偵查中確有分別供稱前開調借交付之物品均屬槍枝，且互核情節大致相符，但在並未曾查得任何槍枝或其他證據等足以佐證被告亥○○、蔡景旭、林光輝、葉芳麟上開供述屬實之情形下，遽認渠等確有此非法持有槍枝之行為，已嫌速斷，遑論被告等於丙○審理中均已翻異前詞，稱該袋內所存放者並非槍枝；抑且，關於被告亥○○向被告蔡景旭所調借並經被告林光輝、葉芳麟持以交付之物品屬於何種槍枝及該槍枝是否具有殺傷力一節，以被告亥○○、蔡景旭、林光輝、葉芳麟前開供述內容，亦無從憑認此情，自更難認渠等有何非法持有具殺傷力槍枝之行為；因之，在無其他積極證據堪認被告亥○○、蔡景旭、林光輝、葉芳麟所持有物品係具殺傷力槍枝之情形下，實難認渠等確有此公訴人所指訴之犯行。
十、關於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子○○因被害人丑○○積欠另案被告Ｍ○○會款遲遲未清償，而交給另案被告Ｍ○○用以給付會款之支票又跳票，另案被告Ｍ○○遂於86年11月底，以電話指示手下李太和，令其轉告被害人丑○○稱：「那張票給我跳起來……，不拿現金來換，我會捅他」等語，並由被告子○○傳達且負責催討欠款，致生危害於被害人丑○○生命身體之安全。因認被告子○○涉犯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害安全罪嫌（此起訴書雖未載明所犯法條，但犯罪事實欄已有具體之記載）；訊據被告子○○堅決否認有何有何恐嚇被害人丑○○之行為，並辯稱：伊與被害人丑○○是老鄰居，伊僅曾向被害人丑○○傳達Ｍ○○要其返還會款，但並無恫嚇以要捅他等情，更未使用任何恐嚇言語或使用暴力等語；而公訴人認被告子○○涉犯此罪嫌，無非以被害人丑○○之指述為其主要論據。經查，證人丑○○於丙○審理中結證以：伊與另案被告Ｍ○○及被告子○○均是老鄰居，另案被告Ｍ○○曾幫忙伊，故伊有積欠另案被告Ｍ○○一筆債務，但該筆款項不清楚，而伊交付與另案被告Ｍ○○之票據又跳票，所以被告子○○曾代為轉達，伊在調查局製作筆錄時，但均無向伊表示若沒有拿五萬元去換票就要捅伊之言詞等語，再觀諸證人丑○○前於調查時亦係說明當時被告子○○或另案被告Ｍ○○均無以暴力方式催討之情形，實難認被告子○○有何如公訴人所指訴對被害人丑○○恐嚇致生危害其安全之行為。
十一、綜上所述，均無積極證據堪認被告王德修有如上開二、七、八所示參與犯罪組織、恐嚇取財等行為，被告蔡景旭有何如二、七、九所示參與犯罪組織、恐嚇取財及非法持有槍枝行為，被告鄭志和有何如上開二、六、七、八所示參與犯罪組織、恐嚇取財行為，被告林光輝、葉芳麟有何如上開二、九所示參與犯罪組織、非法持有槍枝等行為，被告午○○有何上開二、四、五所示參與犯罪組織、恐嚇取財行為，被告Ｃ○○有何如上開二、三、六、八所示參與犯罪組織、強盜、恐嚇取財等行為，被告酉○○有何如上開二、三所示參與犯罪組織、強盜行為，被告Ｉ○○有何如上開二、八所示參與犯罪組織、恐嚇取財行為，被告黃○○有何如上開二、四所示參與犯罪組織、恐嚇取財行為，被告亥○○有何如上開九所示非法持有槍枝行為，被告子○○有何如上開二、十所示參與犯罪組織、恐嚇等行為，是揆諸首揭規定意旨及說明，自應分別為被告王德修、蔡景旭、鄭志和、林光輝、葉芳麟、午○○、Ｃ○○、酉○○、Ｉ○○、黃○○、亥○○、子○○等均無罪之諭知，以示慎審。
十二、末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以87年度偵字、第16666、17222號案件移送併辦者，係以被告林光輝、葉芳麟涉犯恐嚇等罪嫌，且與本案有牽連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如前述，關於被告林光輝、葉芳麟部分既經諭知無罪之判決，自無從認此與本案有何牽連犯等裁判上一罪關係可言，丙○自無從併予審理，應退回由檢察官另為適當處理，附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Ｕ○○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94 年 4 月 8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王幸華法 官 林麗真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向丙○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 張汝琪中 華 民 國 94 年 4 月 12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