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九年度訴字第四六六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高建生選任辯護人 李達夫律師被 告 周寶蓮右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等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一七五二二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高建生、周寶蓮均無罪。
理 由
一、本件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高建生與被告周寶蓮等二人原係夫妻關係，於民國（下同）八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與高建生之兄即告訴人高建發，在台北縣○○鄉○○村○○○○○巷○○弄○○○號二樓，共同設立經營奇高企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奇高公司），並以高建發登記為奇高公司負責人。詎被告高建生、周寶蓮於八十五年八月間起，連續多次變更修改奇高公司章程，未經高建發同意，擅自將奇高公司負責人變更為周寶蓮再變更為高建生，及將股東人員加以變更（第一次修正為八十五年八月八日、第二次修正為八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第三次修正為八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將高建發自股東名單中排除，並盜用高建發印章於修正章程及申請資料上，表示有經高建發同意之意，持向台灣省政府建設廳申請變更公司登記及向台北縣政府申請變更營利事業登記證，經濟部並據以核發八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負責人為周寶蓮之公司執照；台北縣政府核發八十六年五月六日負責人周寶蓮之營利事業登記證；經濟部再於八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核發奇高公司負責人變更為高建生之公司執照。又被告高建生、周寶蓮申請變更登記時，明知奇高公司股東陳明玉、高美蓮、陳富田、周彩蜜、張素貞、高金葉、高珍、高陳黃螺均未出資，並未實際繳納股款，竟透過會計師事務所調借款，以資作為股東應收股款及公司資本總額之證明，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後，向台灣省政府建設廳申請變更登記，使此不實之事項，由不知情之該管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上，據以核發公司執照及變更登記事項卡，足生損害於高建發及主管機關對於公司管理之正確性。因認被告高建生與被告周寶蓮二人共同涉犯有刑法第二百十七條（第二項）盜用印章罪與公司法第九條第三項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而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之不實登記罪及刑法第二百十四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等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定有明文；又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茍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四十年台上字第八十六號與三十年台上字第八一六號分別著有判例可資參照。又「無辜之推定」乃刑事司法程序上之基本原則，此種原則表現在刑事案件中，只是另一種形式表示負擔之法則。易言之，刑事案件之追訴，必須提出證據（舉證負擔），並需說服至無合理懷疑之地步（證明負擔），始能謂被告有罪。又此處所謂「合理的懷疑」是指在一切證據經過全部的比較或考慮後，審理事實的法官本於道義良知，對於該項證據有可以說出理由來的懷疑，此時對於追訴之事實，便不能信以為真，便應對被告作出無罪之判決。又該項無「合理懷疑」（證明之負擔）應到達何種程度，一般原則上應依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的分別，而有不同之要求，以淺顯易懂之概念而言，前者（民事訴訟）乃錢債細故，後者（刑事訴訟）係人命關天。對於刑事案件之被告，用有罪之判決剝奪其生命、自由和名譽等法益，顯應需要更為嚴謹之法則，甚至罪刑越重者，應該要求說服（無合理懷疑）之程度也越高。在許多民事案件之判例上，除了證據優勢（ＰＲＥＰＯＮＤＥＲＡＮＣＥ）法則以外，還要有更進而有明白、強而有力、足使人信服之證據，刑事上自應比前開要求更高，始得對被告為有罪之判決。最高法院八十八年台上字第九五四號判決亦認為「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到達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即採此見解。按刑法第二百十四條所謂是公務員登載不實事項於公文書罪，須一經他人之聲明或申報，公務員即有登載之義務，並依其所為之聲明或申報予以登載，而屬不實之事項者，始足構成，若其所為聲明或申報，公務員尚須為實質之審查，以判斷其真實與否，始得為一定之記載者，即非本罪所稱之始公務員登載不實；最高法院七十三年臺上字第一七一○號著有判例可資參照。又公司法第三百八十八條規定「主管機關對於公司登記之申請，認為有違反法令或不合法定程式者，應令其改正，非俟改正合法後，不予登記。」；同法第四百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有限公司應於章程訂立後十五日內，將左列事項，向主管機關申請為設立之登記：一、第一百零一條所列各款事項。二、繳足股款之證件。三、以現金以外之財產抵繳股款者，其姓名及其財產之種類、數量、價格或估價之標準。」、同條第二項規定「主管機關對於前項之申請，應派員檢查，並得通知公司限期申復。」，依上開規定觀之，向主管機關申請為有限公司設立之登記，其於申請設立登記時，公司應收之股款是否確已繳足，主管機關應派員檢查，並得通知公司限期申復，亦即須為實質之審查，以判斷其真實與否，而非僅依其申請或聲明即為一定登載之審查。則有限公司負責人明知申請設立登記時，公司應收之股款並未繳足，仍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而使公務員將此不實事項予以登記，應僅成立公司法第九條第三項前段之罪，而無適用刑法第二百十四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餘地。
三、本件公訴人認為被告高建生、周寶蓮二人涉犯有前開罪嫌，無非係基於：（一）、告訴人高建發於偵查中之指訴。（二）、證人陳明玉、高美蓮、高金葉、高珍、高陳黃螺、張素貞、陳富田等人於偵查中之證詞。（三）、公司執照、營利事業登記證、公司章程、股東名簿、變更登記事項卡、協議書、讓渡書、調解書、汽車各項異動申請書、使用牌照稅繳款書、車輛遺失電腦輸入單等影本；等資為被告二人犯罪之證據。惟訊據被告高建生、周寶蓮二人均堅決否認犯有上開犯行。被告高建生辯稱：（一）、奇高公司原來負責人為高建發，隨後奇高公司第一次變更負責人為被告周寶蓮時，有經過高建發之同意；因為在八十五年三、四月間左右，高建發本人另外成立長進企業社，從事經營運輸工作因與該奇高公司營業項目不符，故告訴人高建發本人不願當奇高公司負責人，故要渠等夫妻二人（按事後二人已離婚）變更公司負責人。（二）、當時伊和被告周寶蓮均為奇高公司股東，所有股東印章均交由伊四姊高阿春保管；當時奇高公司經營石材業務，均由被告周寶蓮負責管理，伊則負責駕駛車輛前往花蓮載運石材回來；故當時之第一次奇高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則是由被告周寶蓮委請會計師事務所去辦理。
（三）、八十五年四月三十日高建發要另外申請一家公司，所以要把奇高公司變更給伊，惟伊不同意，因當時伊並不管石材場業務，而是由周寶連在經營，所以伊乃不去銀行開戶，也不去稅捐處報到簽字，故拖了十幾天，因而無法將奇高公司負責人變更為伊本人，隨後才將奇高公司負責人變更為被告周寶蓮；所以才在八十五年五月十七日第二次辦理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周寶蓮為負責人；伊並未叫高阿春去辦理奇高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四）、剛開始奇高公司要變更負責人為周寶蓮時，是由高阿春去辦理，因高阿春不會辦理；隨後由公司會計張素貞就介紹第三者李泳蓮給我們奇高公司去辦理負責人變更登記，當時張素貞在奇高公司作會計，負責記內帳；事後李泳蓮有將奇高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為周寶蓮，嗣因李泳蓮發現奇高公司之外帳很亂，有用奇高公司的發票記載運費營業，與登記項目不符，有違法情事，故李泳蓮便不再幫奇高公司作外帳，遂由高阿春繼續為奇高公司計外帳做到八十五年年底為止。張素貞從來未向伊本人領過薪水，而是向周寶蓮領的。張素貞在八十五年四月剛開始至奇高公司工作時，只開奇高公司石材方面的發票，至於運費發票部份則由高美蓮開的，迨至八十五年八月則未再用奇高公司的發票開運費了；因為當時高建發所開設的長進企業社的發票已經申請出來。至於奇高公司在八十五年四月到八月間之期間則有兩個會計負責開發票；奇高公司之發票是由周寶蓮與高建發兩人共同開的；因當時奇高公司是由周寶蓮找張素貞負責記公司內帳，至於高建發貨車跑運費的帳則找其妹高美蓮負責記內帳；迨至八十五年八月以後高建發就沒有再開奇高公司的發票。（五）、證人張素貞表示伊深恐周寶蓮在外面胡來，故伊才要將奇高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為伊本人云云；其實是周寶蓮曾寫存證信函給伊，表示奇高公司為其本人所有，向伊表示伊不可以營業，故伊才給周寶蓮兩百萬元，另有存款簿可證明。（六）、奇高公司當時尚未聲請設立登記以前就有石材廠；是在七十八年伊與其妻周寶蓮共同經營石材廠；惟石材廠均由周寶蓮管理，而伊則均在外，由花蓮開拖車載石頭回來給周寶蓮賣；而高建發則是利用奇高公司之設立，開奇高公司運費的發票給他自己的客戶，因與奇高公司經營的營業項目不符；嗣後由高建發申請成立長進企業社，故高建發要把奇高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為伊名義，因伊不願意待在家裡管理石材廠，隨後才由高建發將奇高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為周寶蓮；辦理變更登記是由高建發請姊姊高阿春辦理，因高阿春不會辦理，故由周寶蓮的會計張素貞另行介找第三人李泳蓮辦理，而將奇高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為周寶蓮。（七）、當時由李泳蓮辦理將奇高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為周寶蓮時，確定有經過原負責人高建發同意；因為高建發在其另行申請之長進企業社申請出來之後，則一直要求伊等辦理奇高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而辦理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之印章均是由高建發交付與高阿春，然後由高阿春再交與張素貞去辦理。（八）、高阿春出庭時曾表示因她不會辦理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故由她把奇高公司所有之股東印章拿到北市○○路○段○○號之一奇高公司的石材廠交與會計張素貞，張素貞當時是幫忙奇高公司做帳的會計；而奇高公司當時尚未變更負責人為周寶蓮時，則由伊妹妹高美蓮幫忙為高建發作運費的帳，至於張素貞則負責作奇高公司石材廠的帳，因而有兩個不同的會計；張素貞拿了印章之後，就交給她樓下鄰居的會計李泳蓮去辦理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且張素貞亦曾表示是高阿春將奇高公司之股東印章拿給她的。（九）、有關奇高公司之公司申請設立登記和變更登記辦理之公司執照、營利事業登記證、稅捐處報到通知單等資料剛開始都是寄到高建○○○鄉○○○路○○巷○○弄○○號二樓高建發住處，高建發不可能不知道；而且有關辦理公司變更登記，並不需要有繳納股款證明，是在申請公司設立登記時才需要有繳納股款證明，伊並無檢察官起訴書所指訴之事實；真正犯法者才是告訴人高建發。被告周寶蓮亦辯稱：（一）、伊並未盜用告訴人高建發之印章，亦無無檢察官所起訴書所指訴之事實。（二）、高建發是做貨運吊卡運輸工作，伊以前與高建生是夫妻，從七十七年即經營石材業務；至八十一年間，因高建發經營運輸業，客戶向他要發票；因伊與高建生經營石材業也需要使用發票，故由他們兄弟二人與其妹高美蓮找人申請設立奇高企業有限公司；惟因當時伊與高建生沒有地址可申請公司，而高建發表示他住處即深坑子十四巷十八弄二十七號二樓可以申請設立公司，並表示既然公司設立在他那邊，他就要當負責人，故奇高公司負責人就登記為高建發；奇高公司申請設立登記是由高美蓮找以前深坑鄉長黃明和的妹妹去辦理的，公司申請設立登記完畢之後，因高美蓮不想把公司的帳給黃小姐作，而交給高阿春作；因高美蓮且曾經把發票用丟的給黃小姐，與她發生語言衝突，故後來奇高公司的帳由高阿春作外帳，而高美蓮則作內帳。（三）、奇高公司當時申請的營業項目是石材，運輸的項目則申請不出來，申請出來的奇高公司發票都由高美蓮負責開立，高美蓮是做高建發與高建生兄弟二人的內帳，故一本發票內容有開石材及運費，照理運費是不能開的，因高阿春也在稅捐處工作，稅捐處也一直在查奇高公司的帳，故高阿春也認為運費開太多不可以，所以到八十四或八十五年間左右，才由高建發指示高阿春請她幫忙代為申請一家長進企業社，營業項目是機械起重，比較符合高建發從事機械吊卡的營業項目；迨長進企業社申請出成立，高建發認為奇高公司的發票他已不必要再使用，以免增加分擔原來奇高公司的會計師費用及原來發票的營業稅費用，故高建發就不再讓伊與高建生夫妻使用奇高公司原來設立登記的地址，而且高建發也不願意再擔任奇高公司的負責人，以免日後有責任；後來高建發、高建生二人便談高建發離開奇高公司的條件。（四）、嗣後奇高公司變更負責人為伊本人及再變更高建生名義都有經過高建發同意；因當時都是高建發在催促，不讓奇高公司使用他的地址及不願再當負責人，故才去變更負責人；嗣後高建發與其妻陳明玉因為已經不再使用奇高公司名義，故亦要求分別退出奇高公司負責人及股東；當時是由高美蓮幫忙高建生作內帳，因為高美蓮沒有去高建生的石材場幫忙，只把奇高公司的帳拿回家做，而高建生要求高美蓮白天要去奇高公司上班，但高美蓮不願意，故亦要求退出奇高公司的股東名義。（五）、當時有關奇高公司的股東印章及公司章均由高阿春與高美蓮在保管和使用。高阿春曾於鈞院第一次開完庭後，曾打電話向伊表示，因她是沒有辦法，才會把責任推給伊；高阿春表示當時法官有問她是何人要她去辦理奇高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高阿春當時曾表示不知道，惟因法官一直訊問，故才表示是伊本人去辦理的，因沒辦法才表示是伊去辦理的，實際上並不是伊去辦理的。高阿春曾表示她當時有去辦理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但無法辦成功。
（六）、嗣後高阿春未在奇高公司作外帳之後，即由高建生另外請一位會計小姐張素貞作內帳；至於外帳部份則由張素貞另外找一位會計小姐李泳蓮負責記帳。有關奇高公司的股東印章及公司章均由高阿春等在保管使用，而高建發則為奇高公司之負責人，故高阿春要辦任何事應該都會經過高建發同意，若未經過高建發同意，高阿春不可能隨便蓋高建發的印章。（七）、嗣後奇高公司變更登記的執照都是寄到高建發及陳明玉夫妻二人○○○鄉○○○路○○巷○○弄○○○號二樓住處，由他們收取；故高建發及陳明玉夫妻二人一定知道奇高公司兩次變更負責人登記之事；而且當時奇高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之事，高建發及陳明玉夫妻二人也都有同意，如今高建發表示沒有同意，是不實在的。當初李泳蓮代為辦理奇高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申請辦理完之後，文件亦均由省政府建設廳寄到陳明玉、高建發住處，由高建發夫婦收取；各等語。
四、辯護人亦辯護稱：（一）、依公司法第四一二條至第四一六條之規定，有限公司申請設立登記時，應檢附公司章程及股東繳足股款之證件，其因增加資本申請登記時亦同；至於有限公司之負責人或股東變更時，因與股東是否向公司繳足股款無涉，故申請變更登記時僅須檢具修正之章程及其修正條文對照表，勿須再檢附所謂股東繳足股款證明。故公司法第九條第三項「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而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之規定，於有限公司之場合，僅指公司設立登記及增資登記者而言，其他變更登記（如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股東變更登記等）事實上則不可能發生該所謂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股款之情事。由此可知，被告高建生等二人於申請奇高公司變更登記時，根本勿須檢附股東繳足股款之證明，此亦由卷附奇高公司申請變更登記之相關資料可稽。（二）、有關奇高公司於八十五年八月間變更原負責人為周寶蓮一事，告訴人本人非但自始知悉，且事先同意，此由證人高阿春和李泳蓮於鈞院之作證供詞可知；蓋奇高公司於最初申請變更登記負責人時，證人高阿春確曾於八十五年五月十七日親筆填具變更登記申請書，並且高阿春又代為保管奇高公司之公司章及告訴人高建發之私章，若非已經過告訴人之同意，高阿春如何敢擅自妄為。（三）、告訴人高建發參與設立奇高公司之唯一目的，無非是為了使用公司發票而已，其自始即無絲毫意願參與或共同經營公司業務，真正實際經營公司業務者乃被告高建生與周寶蓮夫婦二人，此有證人高阿春及張素貞之證言可證；易言之，告訴人高建發根本不可能真正投資股款於奇高公司，故其於鈞院陳稱其於公司設立時業已收足股東股款，並將股款五百萬元現金交付被告高建生云云，顯然不實。（四）、關於奇高公司於八十六年八月間再變更負責人周寶蓮為被告高建生一事，亦係經過周寶蓮之同意；因被告高建生與周寶蓮原是夫妻，奇高公司於設立登記時，僅是以告訴人高建發為掛名之負責人，實際上則由被告高建生與周寶蓮夫婦二人經營，已如前述；嗣因被告高建生與周寶蓮夫婦於八十六年六月間離婚，雙方無意繼續合作經營奇高公司，隨後乃達成協議並立具讓渡書，由被告高建生支付轉讓金二百萬元與周寶蓮，由周寶蓮同意退出奇高公司，故奇高公司負責人於八十六年八月間由周寶蓮變更為被告高建生；此時告訴人高建發因已非奇高公司之股東，當然不須經過告訴人高建發之同意；各等語。
五、本院經詳細調查結果，基於以下調查之事證，認為被告高建生與周寶蓮二人無罪之理由如下：
甲、被告高建生與周寶蓮二人並無起訴書犯罪事實前半段所指變更修改奇高公司章程，未經高建發同意，擅自將奇高公司負責人變更為周寶蓮再變更為高建生；亦無所謂盜用高建發印章於修正章程及申請資料上，持向台灣省政府建設廳申請變更公司登記及向台北縣政府申請變更營利事業登記證，藉以向台北縣政府核發周寶蓮之營利事業登記證及向經濟部申請核發奇高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為周寶蓮與高建生公司等之公司執照等之指述。
（一）、奇高公司設立登記之後約半年，告訴人高建發之姊高阿春接手幫忙受僱
為奇高公司辦理記帳工作（約於八十一年十一月間接手），當時奇高公司負責人即為告訴人高建發；迨記帳約至八十五年九、十月間，高阿春不再為奇高公司記帳時，即由高阿春將代為保管之奇高公司之公司章、發票章、股東私章（即高建發、高建生、周寶蓮及高美蓮「為高建發、高建生及阿春之妹」）、負責人之私章交與奇高公司職員張小姐（即張素貞），請張小姐代為轉交與其住處樓下之代為記帳之會計事務所；而高阿春在為奇高公司記帳期間，告訴人高建發本人亦曾申請設立登記一家長進企業社，營業項目是是經營起重及其他項目，以幫忙他人載運物品，收取運費佣金；而在八十五年五月十七日高阿春則確曾幫忙代奇高公司辦理向臺北縣政府申請辦理負責人變更登記（負責人由高建發欲變更為周寶蓮），故曾填寫一張臺北縣政府營利事業統一發證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且蓋有奇高公司之公司章和高建發與周寶蓮等人之印文於申請人欄中之負責人變更前、後蓋章欄上等情，業據證人高阿春於本院調查時證稱明確，並有上開統一發證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影本一紙在卷可資佐證（見本院刑事卷宗第一宗第一○五頁至第一○八頁，與第二十九頁及第一四七頁）。
（二）、隨後高阿春於本院第二次訊問時，亦表示其於八十五年四月三十日亦曾
幫忙代奇高公司辦理向臺北縣政府申請辦理負責人變更登記（負責人由高建發欲變更為高建生），故曾填寫一張臺北縣政府營利事業統一發證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且蓋有奇高公司之公司章和高建發與高建生等人之印文於申請人欄中之負責人變更前、後蓋章欄上等情，亦據證人高阿春於本院調查時證稱明確，並有上揭統一發證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影本一紙在卷可稽（見本院刑事卷宗第一宗第一四六頁至第一四八頁，及第一四○頁）；惟前開幫忙代為申請辦理負責人由高建發欲變變更登記為周寶蓮或高建生二人之一之事，高阿春均無法辦成，復據證人高阿春於本院調查時證述屬實（同上卷宗第一宗第一四八頁）。
（三）、嗣高阿春於本院最後（即第三次）訊問時，復明確供稱當時是高建發、
高建生兄弟二人自己決定要辦理變更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的；因為他們兄弟合夥時財務往來比較複雜，所以他們才要拆夥，因而猜想他們才要辦理變更登記的。之前高建發曾要高阿春去申請成立一家長進企業社，隨後高建發曾請教會計事務所之後再指導高阿春，後來有申請辦成。迨後來奇高公司要辦理變更登記負責人時，因高阿春不會辦，故未辦成；隨後高阿春遂將奇高公司大章及負責人高建發印章及股東章等四、五個均交給周寶蓮或是張素貞兩人中之一人去辦，因當時張素貞與周寶蓮均在奇高公司同一個辦公室；周寶蓮是在奇高公司負責總管石材買賣業務，而張素貞則是由高建生、周寶蓮夫妻一起僱用擔任奇高公司會計；嗣交付上開後，張素貞曾表示其住她家樓下的會計事務所會辦理公司變更登記；後來張素貞曾推薦由她家樓下的會計事務所辦理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並均獲得高建生、高建發、周寶蓮同意由該會計事務所辦理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而要辦理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時，當時奇高公司每個股東都知道，包括高建發本人亦知悉；最初高建發之印章（即公司負責人小章）是高建發本人交與高阿春，其他印章包括公司章及股東印章則是由高阿春之妹高美蓮交與高阿春本人；當初辦理奇高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為周寶蓮之後，高建發與其妻陳明玉曾催促周寶蓮將奇高公司登記之營業地址深坑鄉深坑子之公司地址遷移，故公司地址後來才遷到高建生在深坑鄉蔚嵐山莊之房子；當時高建發及陳明玉夫妻二人均知悉奇高公司變更負責人為周寶蓮等情事，復據證人高阿春於本院調查時證述屬實（同上刑事卷宗第二宗第一一○頁至第一一一頁）。
（四）、證人張素貞於八十五年四月間受僱在奇高公司工作，最初負責接聽電話
，嗣後由周寶蓮指導張素貞按照以前高美蓮記奇高公司內帳的方式記帳，奇高公司是經營販賣景觀石材，如、鵝卵石、花崗石等業務；張素貞在奇高公司工作期間，該公司當時之公司執照登記名義上負責人是高建發，惟實際上負責營業者則是高建生與周寶蓮夫妻二人，當時彼等二人尚未離婚，迨張素貞於工作約一年餘後始離婚；彼等二人離婚後，周寶蓮仍在奇高公司幫忙。高建生有時要到花蓮載運石頭，若沒有去，則會在石材廠幫忙，石材廠設在奇高公司廠內；高建發本身並未到奇高公司上班，而是專門在開卡車式的吊車，有關高建發本人開貨運吊車的記帳則是由他妹妹高美蓮記的；在張素貞到奇高公司工作時，即由高阿春負責記外帳，到奇高公司工作之前有關公司的內帳則均由高美蓮在記；迨高建生與周寶蓮夫妻二人離婚後，高阿春即未再記帳，而由高阿春推薦其鄰居去記奇高公司之外帳。原來奇高公司最先負責人是高建發，迨至八十六年下半年時，奇高公司負責人始改為周寶蓮，剛開始要變更登記負責人為周寶蓮時，是高阿春去辦理，惟不知何故一直無法辦理完成，遂由高阿春將奇高公司股東印章、公司大、小章、公司執照、營利事業登記證等資料交與張素貞，嗣由張素貞向高建生與周寶蓮夫妻二人告知後，遂同意由李泳蓮去辦理變更登記奇高公司負責人，故由張素貞將高阿春交付之上開股東印章、公司大、小章等證件資料轉交與李泳蓮去辦理；嗣後高阿春不再為奇高公司記帳後，則改由李泳蓮負責記帳；嗣由李泳蓮去辦理變更登記奇高公司負責人為周寶蓮；在高建生與周寶蓮夫妻二人尚未離婚時，高建生一直要周寶蓮登記為奇高公司負責人，直到周寶蓮與高建生離婚後，才更改由高建生為奇高公司負責人；當時奇高公司負責人由周寶蓮變更登記為高建生時也是由李泳蓮去辦理各等情，業據證人張素貞於本院調查時證稱明確在卷（同上刑事卷宗第一宗第一七○頁至第一七四頁）。
（五）、又奇高公司當時之會計張素貞係住於李泳蓮住處之秀明路樓上，張素貞
知悉李泳蓮係從事代客記帳行業，嗣因奇高公司要申請辦理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惟因不知程序無法辦理故被退件，故乃委請李泳蓮代辦申請辦理奇高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遂由張素貞將奇高公司章程、公司執照、營利事業登記證、原來申請案件之留底等資料交與李泳蓮，再由李泳蓮將新的奇高公司章程、同意變更的股東同意書、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事項卡做好壹份新的之後，交與張素貞拿回，由張素貞去蓋妥全體股東印章完畢後，再由張素貞將原來之證件交與李泳蓮去辦理；而新的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事項卡則蓋有公司章及新的負責人周寶蓮私章以及公司執照等，則由李泳蓮郵寄至臺灣省政府建設廳辦理，迨臺灣省政府建設廳審核完畢後，則會將新的公司執照寄送達奇高公司；隨後有關奇高公司新的營利事業登記證則再由李泳委託專門跑公文送件之蔡孟堅代為送交台北縣政府辦理，迨辦理完畢蔡會將奇高公司新的營利事業登記證交與李泳蓮，再由李泳蓮轉交與張素貞帶回奇高公司。有關奇高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為周寶蓮，嗣由周寶蓮再變更登記為高建生均是由李泳蓮代為申請辦理；至於法院向經濟部中部辦公室調取之有關奇高公司登記案卷原本，文件中自八十五年八月十三日八十五建三字第二一四三五六號函稿以下之文件至八十七年十二月七日八七建三字第二七○五○二號函稿以前有關打字的文件均由李泳蓮代為填寫辦理；填寫完畢後則送交建設廳留底；有關前揭奇高公司登記案卷原本文件上所蓋之奇高公司大小印章與章程上的股東陳明玉、高美蓮、高建發、高建生、周寶蓮等人文件上的印章，公司登記事項卡上之大小章、周寶蓮私章，另外遷址、股東出資轉讓、修改章程、變更登記申請書所附股東周彩蜜、張素貞、陳富田、高建生、周寶蓮等人的私章及高金葉、高珍、高陳黃螺、周彩蜜、張素貞、周寶蓮等人在公司章程蓋的私章均是由李泳蓮先交給張素貞帶回公司蓋好後再交給李泳蓮送交省政府建設廳辦理；而李泳蓮所代為申請辦理有關奇高公司負責人由高建發變更登記為周寶蓮時之文件，公文均寄至奇高公司當時設立登記之地址即深坑子路十四巷十八弄二十七號二樓，此可於上開向經濟部調取之有關奇高公司登記案卷資料中查出；各等情，亦據證人李泳蓮於本院調查時供證明確（同上刑事卷宗第二宗第五十七頁至第六十頁，第六十二頁至第六十五頁）。
（六）、 本院依職權向經濟部中部辦公室調取前開奇高公司登記案卷（卷號：0
0000000）一宗，經詳細檢閱奇高公司之申請設立登記和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有關過程如下：
1、該公司係於八十一年四月十日由奇高公司董事高建發提出有限公司設立登記申請書（申請書地址記載：台北縣○○鄉○○○路○○巷○○○○○弄○○○○號二樓；惟其餘資本額查帳報告書公司代表人之地址則均記載為台北縣○○鄉○○○路○○巷○○弄○○○號二樓），並檢附（1）、公司登記卡一份、登記事項卡三份。（2）、公司章程。（3）、股東戶籍謄本或身分證影本。（4）、資產負債表、股東繳納股款明細表。（5）、銀行送金單、存摺、或封帳單影本。（6）、查帳報告書及委託書。（7）、執照費新台幣二千元、登記費按資本總額四千分之一計算。等附件依法提出申請登記。
2、嗣經臺灣省政府建設廳於八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以八十一建三字第222413號函覆奇高公司，表示該公司於八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該聽收文日】申請設立登記，經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該公司設立地址為：台北縣○○鄉○○○路○○巷○○弄○○○號二樓）（按公文記載收件人地址亦為：台北縣○○鄉○○○路○○巷○○弄○○○號二樓）（該公司董事為高建發，股東分別為高建生、陳明玉、周寶蓮及高美蓮；並均有蓋章於上開附件及申請書上）。
3、上開公司設立登記申請書地址與資本額查帳報告書公司代表人之地址及前揭臺灣省政府建設廳函覆奇高公司之公文收件人地址均屬相同，亦即同為台北縣○○鄉○○○路○○巷○○弄○○○號二樓，已如上述；而上揭台北縣○○鄉○○○路○○巷○○弄○○○號二樓地址則與本件告訴人高建發告訴狀、刑事委任狀、告訴人高建發於偵查中訊問時告知之地址均為台北縣○○鄉○○○路○○巷○○弄○○○號二樓相同，此可由本件偵查卷宗內之記載之地址比對查知（見偵查卷第一頁、二十一頁、及第五十八頁）；再本院於第一次調查本案，依前開台北縣○○鄉○○○路○○巷○○弄○○○號二樓地址傳喚告訴人高建發於八十九年四月十八日上午十時五十五分定期開庭時，開庭傳票之送達證書亦由告訴人高建發之妻陳明玉代為蓋章收受；且告訴人高建發委任律師為告訴代理人之刑事委任狀地址及嗣後告訴人高建發於八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委任第三人高忠祝代為申請其自行開設之「長進企業社」營利事業登記時，該企業社地址及申請人高建發之申請書之地址亦均填寫記載為同上台北縣○○鄉○○○路○○巷○○弄○○○號二樓，此有上揭書證在卷足憑（同上刑事卷宗第一宗第十一頁、第十九頁及第五十四頁）；由此對照比較可知，上開台北縣○○鄉○○○路○○巷○○弄○○○號二樓地址，應係告訴人高建發與其妻陳明玉之住所地及通信地至明。
4、隨後奇高公司於八十五年八月九日因改推周寶蓮為董事（即由原任董事高建發改由周寶蓮為現任董事）與辦理修改章程等事項，乃向臺灣省政府建設廳提出公司變更登記申請書（申請書之地址亦記載同○○○鄉○○○路○○巷○○弄○○○號二樓；且申請書附有奇高公司章程及全體股東同意書；該章程和股東同意書均蓋有公司章與包含告訴人高建發與其妻陳明玉在內股東之私章），嗣經審核符合規定，遂經臺灣省政府建設廳於八十五年八月十三日，以八十一建三字第214356號函覆奇高公司，表示該公司於八十五年八月十三日【該聽收文日】申請改推董事，修改章程等司變更登記，經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等情（公文記載收件人地址亦為：台北縣○○鄉○○○路○○巷○○弄○○○號二樓），亦經本院核閱上開證件明確。由此可知，前開省政府建設廳於八十五年八月十三日函覆奇高公司，表示該公司申請改推董事，修改章程等司變更登記，經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等情之公文既係既送台北縣○○鄉○○○路○○巷○○弄○○○號二樓，該收件人地址則為告訴人高建發與其妻陳明玉之住所地及通信地，已如上述；可見告訴人高建發於上開時間顯然已同意並知悉奇高公司負責人業已由其原負責人（高建發）變更登記為被告周寶蓮至為明顯！蓋由上開章程和股東同意書上均蓋有高建發之妻陳明玉在內股東之私章以觀，更足以證明告訴人高建發與其妻陳明玉顯然同意奇高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為被告周寶蓮至明！否則告訴人高建發之妻陳明玉豈會願意蓋其印章於前揭股東同意書上？而由上開證人高阿春和張素貞及李泳蓮等三人於本院調查中之明確詳盡之證詞相互印證比對結果，更可證明告訴人高建發實已同意將前揭高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為被告高建生或周寶蓮夫妻中之一人在前，故才先後由證人高阿春和張素貞及李泳蓮等三人去辦理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至明！由此可見告訴人高建發豈可推諉不知！故告訴人高建發於其告訴狀第一段第四行至第九行指訴稱「詎於八十七年三月四日忽接獲被告高建生來函，始悉奇高公司已遭被告高建生違法變更登記為其名下，經查證被告高建生、周寶蓮未經告訴人之同意於八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將奇高公司之公司執照變更代表人為被告周寶蓮；八十六年五月六日將奇高公司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變更負責人為被告周寶蓮」云云，顯然不實，而犯有誣告罪嫌！
5、隨後奇高公司因辦理公司遷移地址（即由原址：台北縣○○鄉○○○路○○巷○○弄○○○號二樓，遷至新址：台北縣深坑鄉蔚藍山莊3號一樓）、股東出資轉讓變更（即原股東陳明玉出資五十萬元讓由新股東陳富田承受；原股東陳明玉出資五十萬元讓由新股東周彩蜜承受；原股東高美蓮出資五十萬元讓由新股東張素貞承受；原股東高建發出資一百五十萬元讓由股東周寶蓮承受；原股東高建發出資五十萬元讓由股東高建生承受）、修改章程等變更登記等事項，遂於八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由奇高公司董事周寶蓮檢具相關證件（即修改章程、股東同意書「該股東同意書上均蓋有退出股東陳明玉和高美蓮及高建發之印文以及所有其他股東之印文」且均蓋有公司印文；新股東周彩蜜與陳富田及張素貞等三人之身分證影本；奇高公司於八十五年八月十三日申請核發變更登記為代表人周寶蓮之經濟部公司執照）向臺灣省政府建設廳提出變更登記申請書；嗣經審核符合規定，遂經臺灣省政府建設廳於八十六年二月十七日，以八十六建三字第128132號函覆奇高公司，表示該公司於八十六年二月十七日【該聽收文日】申請遷址，修正章程、等股東出資轉讓變更登記，經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等情；嗣因上開之遷移地址深坑鄉蔚藍山莊3號一樓，書寫筆誤，應為蔚嵐山莊3號一樓始正確，遂由上開奇高公司代表人於八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向臺灣省政府建設廳提出申請更正，嗣經審核符合規定，而經臺灣省政府建設廳於八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以八十六建三字第155955號函覆奇高公司，表示該公司於八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該聽收文日】申請更正公司地址，變更登記，經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等情，業據本院核閱上揭證件屬實。而上揭修改章程和股東同意書上亦均蓋有退出股東陳明玉和其夫高建發之印文，已如上述，告訴人高建發和其妻陳明玉豈可謂為不知？故公訴人起訴書犯罪事實第四行至第八行指訴稱「未經高建發同意」「擅自將奇高公司股東人員加以變更」「將高建發自股東名單中排除，並盜用高建發印章於修正章程及申請資料上」云云，顯然與實情不符，而有可疑？
6、嗣奇高公司因負責人變更（即由原負責人周寶蓮變更為高建生；由高建生為董事，對外代表奇高公司），股東出資轉讓變更（即原股東周寶蓮出資一百五十萬元讓由高建生承受；原股東周寶蓮出資五十萬元讓由高金葉承受；原股東周彩蜜出資五十萬元讓由高珍承受；原股東張素貞出資五十萬元讓由高陳黃螺承受；而由周寶蓮、周彩蜜及張素貞三人退出股東）及修正章程等事項，遂於八十六年八月二十九日，由原董事周寶蓮和新董事高建生共同檢具上開證件（含修改章程、股東同意書、高建生、高金葉、高陳黃螺及高珍等四人之身分證影本；奇高公司之代表人為周寶蓮經濟部公司執照）向臺灣省政府建設廳提出變更登記申請書；嗣經審核符合規定，遂經臺灣省政府建設廳於八十六年九月四日，以八十六建三字第226846號函覆奇高公司，表示該公司於八十六年九月三日【該聽收文日】申請負責人，修正章程及股東出資轉讓變更登記，經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等情，復經本院核閱上開證件無訛。按奇高公司原負責人為高建發嗣後既經其本人同意將公司原負責人變更變更登記為周寶蓮，已如上開理由４說明綦詳；則奇高公司變更登記負責人為周寶蓮之後，再由由原負責人周寶蓮變更登記負責人為高建生，且是周寶蓮與高建生二人雙方同意變更為之，已見前開理由說明至詳；斯時告訴人高建發既已非奇高公司之公司負責人或股東，則奇高公司當時負責人周寶蓮變更登記負責人為高建生和修改奇高公司章程與股東出資轉讓變更登記等事項，自無需獲得告訴人高建發之同意至明！故公訴人起訴書犯罪事實指訴稱，未得告訴人高建發之同意云云，顯有誤會！
7、 綜上各點調查說明，本件奇高公司最初有關之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既
已獲得原負責人高建發之同意辦理變更登記，且高建發本人又已用印蓋章於前開修正章程與股東同意書及申請資料上等情，業據上開理由說明綦詳，則被告周寶蓮與高建生事後分別向台灣省政府建設廳申請變更公司登記及向台北縣政府申請變更營利事業登記證；隨後由經濟部並據以核發八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上開向經濟部中部辦公室調取之奇高公司登記案卷公司執照實際核發日期為八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負責人為周寶蓮之公司執照；台北縣政府核發八十六年五月六日負責人周寶蓮之營利事業登記證；經濟部再於八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核發奇高公司負責人變更為高建生之公司執照（經向臺北縣政府調取之奇高公司設立變更等營利事業登記資料內之奇高公司負責人變更為高建生之公司執照實際核發日期為八十六年九月四日；此有臺北縣政府八十九年六月三十日，八九北府建登字第一九八○○九號函附上開資料在卷足憑【同上刑事卷宗第一宗第一一六頁】；原本已檢還，另影印本附證物袋）等過程自屬合法；可見被告高建生與周寶蓮二人顯然並無公訴人所指訴之共同涉犯有刑法第二百十七條（第二項）盜用印章罪與同法第二百十四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等之罪責。
乙、被告高建生與周寶蓮二人並無起訴書犯罪事實後半段所指稱「又被告高建生、周寶蓮申請變更登記時，明知奇高公司股東陳明玉、高美蓮、陳富田、周彩蜜、張素貞、高金葉、高珍、高陳黃螺均未出資，並未實際繳納股款，竟透過會計師事務所調借款，以資作為股東應收股款及公司資本總額之證明，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後，向台灣省政府建設廳申請變更登記，使此不實之事項，由不知情之該管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上，據以核發公司執照及變更登記事項卡，足生損害於高建發及主管機關對於公司管理之正確性」等情。
（一）、按公司法第九條第三項規定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而以
申請文件表明收足之不實登記罪，其犯罪構成要件之前提，應係指同法第四一二條第一項所規定之有限公司申請設立登記之程序時，申請設立登記之公司負責人而言。蓋公司申請設立登記時，始有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之際，嗣由申請設立登記之公司負責人以申請文件表明業已收足，而向主管機關虛偽表明股東均已實際繳納之不實登記之情事。
（二）、依公司法第四一二條至第四一六條之規定，有限公司申請設立登記時，
應檢附公司章程及股東繳足股款之證件，其因增加資本申請登記時亦同；至於有限公司之負責人或股東變更時，因其與股東是否向公司繳足股款無關，故申請變更登記時僅須檢具修正之章程及其修正條文對照表，勿須再檢附所謂股東繳足股款證明。故公司法第九條第三項「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而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之規定，於有限公司之場合，僅指公司設立登記及增資登記之際而言，至於其他變更登記（如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股東變更登記等事項）事實上則不可能發生該所謂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股款之情事。而由本院向前揭經濟部中部辦公室調取之奇高公司登記案卷之原始申請設立公司登記與負責人變更登記和股東變更登記及公司修改章程變更登記等證件檢閱觀之，僅有告訴人高建發於申請設立奇高公司登記時，始有由申請人奇高公司之董事高建發為代表，提出有限公司設立登記申請書（申請書地址記載：台北縣○○鄉○○○路○○巷○○○○○弄○○○○號二樓；惟其餘資本額查帳報告書公司代表人之地址則均記載為台北縣○○鄉○○○路○○巷○○弄○○○號二樓），並檢附（1）、公司登記卡一份、登記事項卡三份。（2）、公司章程。（3）、股東戶籍謄本或身分證影本。（4）、資產負債表、股東繳納股款明細表。（5）、銀行送金單、存摺、或封帳單影本。（6）、查帳報告書及委託書。（7）、執照費新台幣二千元、登記費按資本總額四千分之一計算等附件，依法提出申請登記等情，業據本院核閱上開奇高公司登記案卷無訛，且該奇高公司申請設立公司登記過程始末與提出之證件等細節，復已於本判決上開理由第五段甲（六）之1理由中詳述至明。
（三）、至於奇高公司嗣後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為被告周寶蓮與高建生二人之後
，僅有公司負責人變更和股東出資轉讓變更登記與遷移地址及修改章程等變更登記事項，並無所謂提出股東應收足股款及公司資本總額之證明，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之問題與證件之必要；此亦可由前開奇高公司登記案卷變更登記之過程與證件資料足以明瞭；自無公訴人上開起訴書犯罪事實後半段所指稱被告周寶蓮與高建生二人【明知奇高公司股東陳明玉、高美蓮、陳富田、周彩蜜、張素貞、高金葉、高珍、高陳黃螺均未出資，並未實際繳納股款，竟透過會計師事務所調借款，以資作為股東應收股款及公司資本總額之證明，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後，向台灣省政府建設廳申請變更登記，使此不實之事項，由不知情之該管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上，據以核發公司執照及變更登記事項卡，足生損害於高建發及主管機關對於公司管理之正確性】之犯罪事實。由此可見，公訴人上揭指訴稱被告高建生與周寶蓮二人共同涉犯有前述違反公司法第九條第三項規定，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而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之不實登記罪云云，因與實際情形不符，且與上揭公司法第九條第三項法定犯罪構成要件不該當，自不得遽論被告高建生與周寶蓮二人以該罪責；再被告高建生與周寶蓮二人既無違反前述公司法第九條第三項前段，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而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之不實登記罪之規定，則被告高建生與周寶蓮二人自無所謂以不實之事項，由不知情之該管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上可言；由此亦可知，被告高建生與周寶蓮二人自亦無違反刑法第二百十四條規定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法定犯罪構成要件罪責之問題。
六、綜上調查，揆諸本判決理由第二段說明，可見被告高建生與周寶蓮二人及辯護人辯稱，被告並無公訴人所指訴之共同涉犯有刑法第二百十七條（第二項）盜用印章罪與公司法第九條第三項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而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之不實登記罪及刑法第二百十四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等情應可採信。至於證人陳明玉與高美蓮二人於偵查中之證詞係分別證稱「我投資萬1○○萬」「我投資5○萬，但只拿出二十幾萬」等語（偵查卷第六十七頁背面），彼等二人係告訴人高建發申請設立奇高公司登記成立時之股東，並非被告高建生與周寶蓮二人，故該二人之證言實不足以資為認定被告高建生與周寶蓮二人犯有公訴人指訴前開罪責之依據；又證人張素貞於偵查中係證稱，沒有投資（奇高公司），只是掛名等語（偵查卷第一二六頁背面）；陳富田於偵查中亦證稱，伊未出資，但有同意掛名（奇高公司）等情（偵查卷第一一七頁背面）；證人高金葉、高珍、高陳黃螺等三人於偵查中均證稱僅掛名等語（偵查卷第六十七頁背面、六十八頁）；上開證人張素貞、陳富田等二人係奇高公司負責人已變更登記為被告周寶蓮後，因股東出資轉讓變更後之新股東（即由原股東陳明玉出資五十萬元讓由新股東陳富田承受；原股東高美蓮出資五十萬元讓由新股東張素貞承受，見同上理由第五段甲（六）之5理由）；再前揭證人高金葉、高珍、高陳黃螺等三人則係奇高公司負責人申請變更登記為被告高建生時，併同為股東出資轉讓變更後之新股東（即原股東周寶蓮出資五十萬元讓由高金葉承受；原股東周彩蜜出資五十萬元讓由高珍承受；原股東張素貞出資五十萬元讓由高陳黃螺承受；見同上理由第五段甲（六）之6理由）；故在前開奇高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為被告周寶蓮後，再變更登記為被告高建生時，因非辦理有限公司申請為設立登記（參照公司法第四一二條第一項規定），自無所謂公司股東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而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提出向主管機關登記之問題；故前開證人張素貞、陳富田、高金葉、高珍、高陳黃螺等人於偵查中之上揭證詞，均不足資為被告高建生與周寶蓮二人犯有違反公司法第九條第三項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而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之不實登記罪及刑法第二百十四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依據；再公訴人起訴書證據並所犯法條欄所謂之公司執照、營利事業登記證、公司章程、股東名簿、變更登記事項卡、協議書、讓渡書、調解書、汽車各項異動申請書、使用牌照稅繳款書、車輛遺失電腦輸入單等影本云云；亦均不足資為被告二人犯罪之證據，合併敘明。此外本院又查無其他積極事證，足以證明被告二人確實犯有公訴人所指訴之犯行，揆諸本判決理由第二段說明，因均不能證明被告二人犯罪，自應均諭知渠等為無罪之判決。
七、本件被告被告高建生與周寶蓮二人分別於偵查中與本院調查時供稱，奇高公司當時設立登記時股東並未實際出資各等語（見偵查卷第五十八頁背面、第一○二頁；本院刑事卷宗第一宗第一三一頁、第一五二頁、一二四頁、第一二六頁；同上刑事卷宗第二宗第六頁、第八七頁、一二三頁）；且經本院向合作金庫長安支庫調取奇高公司於該庫（帳號四一一八六三）之開戶資料及公司登記資本額為新台幣五百萬元之匯入匯出往來資料結果，發現告訴人高建發於八十一年四月十日於上開支庫申請開戶，嗣於同年四月十一日匯入該支庫新台幣五百萬元後，隨即又於同年四月十三日由奇高公司負責人高建發以活期存款憑條向上該合作金庫領出新台幣五百萬元等情，此有前開合作金庫檢送奇高公司之開戶印鑑卡及匯入匯出往來傳票原本共三紙在卷可稽（同上刑事卷宗第二宗第三十一頁、三十三頁，原本於本院審畢後已檢還，另影印附證物袋）；可見上揭告訴人高建發於申請設立奇高公司登記時，該公司登記資本額新台幣五百萬元顯然並未由股東實際繳納，而係由第三者提供應付；況且該公司於設立登記後，隨即將該公司登記資本額新台幣五百萬元提出等情事，該奇高公司負責人高建發顯然涉犯有違反公司法九條第三項「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而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或股東雖已繳納而於登記後將股款發還股東，或任由股東收回者」之不實登記罪嫌；再告訴人高建發明知其本人同意將奇高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為被告高建生與周寶蓮夫妻二人，已如前述（見同上理由第五段甲（六）之４理由），詎其竟於八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具狀告訴虛偽指稱「其於八十七年三月四日忽接獲被告高建生來函，始悉奇高公司已遭被告高建生違法變更登記為其名下，經查證被告高建生、周寶蓮未經告訴人之同意於八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將奇高公司之公司執照變更代表人為被告周寶蓮；八十六年五月六日將奇高公司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變更負責人為被告周寶蓮；再於八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將奇高公司變更負責人為被告高建生；且被告高建生、周寶蓮未經告訴人高建發之同意，盜用告訴人高建發之印章印文，將奇高公司之公司負責人名義變更登記至其名下，並將告訴人高建發在奇高公司之股東名單中完全排除等情」，以此等虛偽不實之事實向具有偵辦犯罪權限之檢察官提出告訴，指稱被告高建生、周寶蓮共同涉犯有刑法偽造文書罪犯行，請求偵辦該二人罪責等情。是告訴人高建發以明知不實之事項，虛構事實誣指被告高建生、周寶蓮二人犯罪，顯然涉犯有刑法第一百六十九條第一項之誣告罪嫌；告訴人高建發涉犯有上揭違反公司法與誣告罪嫌，本院將另行檢證移送檢察官偵查究辦，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玉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九十 年 二 月 二十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 坤 地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
書記官 楊志純中 華 民 國 九十 年 三 月 七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