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4年度易字第1990號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己○○
丁○○共 同選任辯護人 盧春律師上列被告等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3年度偵續字第
282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己○○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交付，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又連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交付，處有期徒刑肆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丁○○無罪。
犯 罪 事 實
一、己○○明知臺北縣○○鎮○○段金敏子小段第105 地號（原屬烏來事業區第38林班內之土地）內第172及184圖號之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係由丙○○於民國60年12月31日起向臺灣省政府農林廳林務局（現改制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以下簡稱林務局）文山區管理處（現已改轄新竹林區管理處）承租，享有其上之耕作權，該權利並於69年8月4日出賣與高聖吉，復於74年8 月19日由高聖吉出賣與己○○，惟均未向林務局辦理變更名義或權利轉讓手續，嗣後己○○再於80年8 月23日出賣與辛○○○（張秋月直至90年3月2日方經新竹林區管理處核准租地分割轉讓，而取得系爭土地之耕作權）。
二、己○○因與趙守瑞、戊○○夫婦交好，乃多次邀請友人戊○○夫婦至臺北縣三峽鎮採柑橘、竹筍，在得知戊○○夫婦有意在山區購地建蓋農舍以為日後度假之用後，己○○因在外積欠債務，需款殷急，竟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隱瞞系爭土地之耕作權業由己○○出售予辛○○○之事實，而向戊○○表示其擁有系爭土地之耕作權，其願將系爭土地之耕作權及其地上所有農作物讓與戊○○，日後政府機關核准放領時，並將協助戊○○辦理，以取得土地所有權，復至現場指界，使戊○○陷於錯誤，以為系爭土地產權清楚，而同意以新台幣（下同）460 萬元購得系爭土地之耕作權及其地上物，並於82年11月12日在臺北市○○路○段○○○號4樓，與己○○簽立「土地耕作權暨地上物讓與（渡）契約」，戊○○並旋即支付該筆價金與己○○。嗣因系爭土地之耕作權並未辦理變更名義或權利轉讓手續，且戊○○購得系爭土地之耕作權後，亦未經點交使用，己○○見有機可乘，明知其早已將系爭土地之耕作權出賣予辛○○○，戊○○未因前開買賣而取得系爭土地之耕作權，自無何除草、種植竹林之必要，乃另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於84或85年間某日，前往戊○○址設臺北市○○區○○路○○○號1樓店內，向戊○○佯稱系爭土地須僱人除草、種植竹林云云，致戊○○陷於錯誤，而交付35,000元給己○○，經過約1 年多後，己○○又前往上址，以相同手法向戊○○收取30,000元，迄至91年間戊○○因自行委託他人前往系爭土地除草時，始知系爭土地為丙○○之弟乙○○占有種薑，乙○○並告知系爭土地之耕作權業已轉讓給辛○○○，並於90年3月2日辦妥承租名義人變更登記為辛○○○，己○○對系爭土地並無何權利，戊○○始知受騙。
三、案經被害人戊○○訴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訊據被告己○○固坦承其與戊○○有就臺北縣○○鎮○○段金敏子小段105 地號內烏來事業區第38林班172、184圖號土地耕作權，簽訂讓與契約，並已收受460 萬元買賣價金，及收取除草、造林費用30,000元、35,000元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詐欺之犯行，辯稱：我承租權讓渡給戊○○已經10年多，現在才來告我，簽約當時我就已經把土地交給她耕作，且簽約當時土地上有300 多叢的柑橘樹，我也都交給戊○○，後來戊○○也全部砍伐完畢；另外我並沒有把讓渡給戊○○的土地承租權賣給辛○○○，我賣給她們2 人之承租權是不一樣的云云。被告選任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甲○○、丙○○、邱建興、乙○○4 人於69年間，將坐落臺北縣○○鎮○○段金敏子小段132-1、137-4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及臺北縣三峽鎮烏來事業區第38林班國有林地（面積2.77公頃）承租耕作權出售予高聖吉，高聖吉復出售予被告己○○，嗣被告己○○與辛○○○間，又於80年8月23日簽訂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由被告己○○以350 萬元出售上開土地所有權及承租權予辛○○○，其中契約附註「阿城厝角留兩塊歸乙方及乙○○竹林小部分」，關於「阿城厝角留兩塊」指的就是系爭172、184圖號之耕地權，「乙○○竹林小部分」指的則是179、230圖號之耕地權，故被告己○○與辛○○○間之買賣並未包括系爭172、184圖號耕地權，且被告己○○與辛○○○間之買賣亦經被告己○○於82年11月19日發函通知辛○○○而告解除，辛○○○未將土地及承租權返還被告己○○，更進而與丙○○共同侵害被告己○○權益，而擅自向林務局申請轉讓辛○○○，足證被告己○○是被害人，被告己○○實際上有耕地轉讓權，並無重複出賣或施用任何詐術欺騙告訴人之行為云云。
二、經查：㈠坐落臺北縣○○鎮○○段金敏子小段132-1、137-4地號土
地原為邱建興、丙○○、乙○○、甲○○等4 兄弟所共有（應有部分均為1/4 ），而原屬臺北縣三峽鎮烏來事業區第38林班（原該林班內之土地，目前均以土地登記謄本記載之地號為管理依據，故已無林班之名稱）之東眼段金敏子小段99、105地號土地內第172、179、184、194、230、
247、293圖號土地（面積合計2.77公頃，172、184圖號均位於105 地號土地內），則由丙○○出名（實則由邱建興等4 兄弟管領）自60年12月31日起向林務局文山區管理處（現已改轄新竹林區管理處）承租（契約編號：71562 號），享有在上開圖號土地上耕作之權利，而其中172、184圖號土地之耕作權（連同前開132-1、137-4地號土地所有權）經丙○○、甲○○於69年8月4日出賣與高聖吉（被告己○○均為見證人），於74年8 月19日再由高聖吉將系爭土地之耕作權（連同前開132 -1、137-4 地號土地所有權）出賣與被告己○○，惟均未向林務局辦理變更名義或權利轉讓手續，嗣被告己○○於80年8 月23日與辛○○○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契約書上雖記載被告己○○為邱建興等4 兄弟之代理人，惟實際買賣雙方當事人為被告己○○及辛○○○），由被告己○○以350 萬元之價格，將上開132-1、137-4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及前開烏來事業區第38林班（面積合計2.77公頃）承租權，轉售給辛○○○（惟契約書上附註記載：「阿城厝角留兩塊歸乙方【按：即賣主】及乙○○竹林小部分」，張秋月直至90年3月2日方經新竹林區管理處核准租地分割轉讓，而取得系爭土地之耕作權），被告己○○復於82年11月12日在臺北市○○路○段○○○號4樓，與戊○○簽訂「土地耕作權暨地上物讓與（渡）契約」，以460 萬元出售系爭土地之耕作權及其地上物給戊○○等事實，均為被告己○○所不爭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戊○○指證被告己○○將圖號172、184土地耕作權讓售給戊○○一節相符，並有國有森林用地出租造林契約書（契約編號：71562號 ）、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丙○○與高聖吉間、甲○○與高聖吉間、高聖吉與己○○間、己○○【名義上以邱建興等4 兄弟之代理人之身分簽約，實則為賣主】與辛○○○間）、土地耕作權暨地上物讓與（渡）契約、新竹林區管理處92年4月2日竹政字第0922103496號函暨所附新竹林區管理處90年3月2日九十竹政字第902101312 號函及租地造林登記表、新竹林區管理處93年10月26日竹政字第0932113008號函暨所附濫墾清理圖及第38林班圖號、承租人、面積對照表、土地登記簿、土地登記謄本等書證在卷可稽。
㈡被告己○○固辯稱就系爭土地，其並未一物二賣，因為當
初在其與辛○○○所簽訂之買賣契約中之附註記載：「阿城厝角留兩塊歸乙方及乙○○竹林小部分」，其中關於「阿城厝角留兩塊」指的就是系爭172、184圖號之耕地權，而「乙○○竹林小部分」指的則是179、230圖號之耕地權，也就是保留給乙○○耕作之土地云云。然查：
⒈證人丙○○於本院審理時到庭證稱：我們當時將土地耕
作權出售予高聖吉時，有保留179、230等2 筆圖號之土地耕作權給乙○○，至於「阿城」指的是戴沐城，他的房子是在我東眼房子的旁邊，離圖號172、184土地很遠，且他的房子厝角的方位對過去，也沒有我們兄弟承租的土地等語；證人乙○○亦證述：圖號172、184土地耕作權是經由己○○介紹，由丙○○、甲○○轉賣給高聖吉，己○○自己說有跟高聖吉承受這個權利，我們兄弟並無約定把圖號172、184土地耕作權保留給我，但有約定要把圖號179、230土地耕作權保留給我，因為30年前分家時，我父親有說要將圖號179、230土地耕作權留給我，後來因為己○○將土地耕作權賣給別人，為了保障我的權益，我們兄弟才簽共有土地分割協議書（按：於81年4 月11日簽訂），且丙○○在高聖吉買土地耕作權時，就有跟己○○說圖號179、230土地耕作權是要保留給我的；阿城住在我東眼32號房子的旁邊，他是30號，相隔有100 公尺左右等語；證人甲○○證稱：我跟丙○○的土地耕作權有賣給高聖吉，但乙○○的部分沒有，因為當初我們兄弟要分家時，我父親有說要把圖號179、230 土地耕作權保留給乙○○，後來之所以簽訂共有土地分割協議書，是表示我與丙○○的土地耕作權已經賣給別人，而乙○○的土地耕作權要保留給他，代表我們兄弟4 人有這樣的認知，且在我們將土地耕作權賣給高聖吉時，就有跟己○○說保留圖號179、230土地耕作權給乙○○，所以我們賣給高聖吉的部分，並沒有包括乙○○的土地耕作權部分；又「阿城厝角」附近的土地並沒有我們兄弟或我父親名下的土地或承租的土地，我本身也沒有在「阿城厝角」附近的土地耕作，乙○○也沒有等語，由上開3 位證人之證述可知，被告己○○對於以丙○○名義向林務局承租之上開7 個圖號土地，其中圖號179、230土地耕作權給乙○○，此外並無其他保留之承租地之情，早在其以見證人身分參與丙○○、甲○○與高聖吉間之土地買賣事宜時，即知之甚詳，則在其將上開132-1、137-4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及烏來事業區第38林班承租權，轉售給辛○○○時，對於上情自無諉為不知之理；又「阿城厝角」既無上開所承租之7 個圖號土地，則所謂「阿城厝角留兩塊歸乙方及乙○○竹林小部分」，並無指涉圖號172、184土地耕作權，應屬明確。
⒉再者，證人即當時為被告己○○與辛○○○處理簽約事
宜之代書庚○○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當時契約加註「阿城厝角留兩塊歸乙方及乙○○竹林小部分」，就是買賣雙方約定要保留給乙○○的部分，但己○○並無特別表示要保留圖號172、184土地耕作權，我沒有去過現場，「阿城厝角留兩塊歸乙方及乙○○竹林小部分」是指土地耕作權2.77公頃的一部分，但我不能確定是哪一塊等語；證人辛○○○亦證述：己○○跟我說我總共買7 筆耕作權，且簽約時，己○○並沒有跟我說圖號172、184土地耕作權不包含在賣給我的部分，契約上也沒有這樣寫，契約加註「阿城厝角留兩塊歸乙方及乙○○竹林小部分」是指耕作權部分，這是因為我們所買的土地上所種植的作物，有長到鄰地上，要把土地還給人家，但是我不知道是佔到誰的土地，當時也沒有說是誰的土地，但並非圖號172、184土地，契約上都沒有寫保留，後來在90年間，丙○○向林務局申請分割承租權，因為林務局的人證明有2 筆土地有人從小到大在種植，沒有賣，所以我只有分到5 筆等語，證人辛○○○所證關於契約加註「阿城厝角留兩塊歸乙方及乙○○竹林小部分」等語是否與保留土地有關，固與證人庚○○所證不符，惟由證人庚○○、辛○○○上開之證述，亦無法證明被告己○○與辛○○○上開買賣契約中所加註「阿城厝角留兩塊歸乙方及乙○○竹林小部分」等語，有指涉或包括圖號172、184土地耕作權，證人辛○○○尚且明確指證其與被告己○○間所訂立之買賣契約，其買賣標的包括圖號172、184土地耕作權，此由其於90年間經新竹林區管理處核准租地分割轉讓，而取得圖號172 、184、194、247、293土地耕作權，亦可印證。至被告己○○之選任辯護人辯稱此是辛○○○與丙○○共同侵害被告己○○權益，而擅自向林務局申請轉讓辛○○○云云，惟邱建興等4兄弟於81年4月11日就共有之坐落臺北縣○○鎮○○段金敏子小段132-1、137-4、153-2 地號土地及臺北縣三峽鎮烏來事業區第38林班土地耕作權，簽訂共有土地分割協議書時，被告己○○亦以「丙○○、甲○○連帶保證人」之身分參與立契，其協議內容約定：○○○鎮○○段金敏子小段132-1地號面積0.0417 公頃及仝段仝小段137-4地號面積0.1544 公頃兩筆土地，由丙○○、甲○○兩人共有○○○鎮○○段金敏子小段153-2地號面積0.1969公頃土地壹筆，由邱建興、乙○○兩人共有，各取得貳分之壹」、「國有林地烏來事業區第38林班地、造林契約書編號71562 、代表人丙○○所承租7筆造林地總面積2公頃77，其中2筆即圖號179面積0.31公頃及圖號230面積0.48 公頃，係乙○○原有造林地租權全部，任何他人不得損害其權益... 」，上開分割協議不僅釐清各共有人之產權所屬，且使得丙○○、邱建光與高聖吉間、高聖吉與被告己○○間、被告己○○與辛○○○間之買賣標的明確化，亦即上開各次買賣契約之買賣標的，並不包含圖號179、230土地耕作權。若圖號172、184土地耕作權確實非在被告己○○與辛○○○間買賣之標的範圍內，為期明確以杜日後爭議，被告己○○當可要求在此分割協議中具體載明，或至少應與辛○○○另行增補契約明確約定買賣標的，詎被告己○○未為此途，空言指稱其與辛○○○上開買賣契約中所加註「阿城厝角留兩塊歸乙方及乙○○竹林小部分」等語，有指涉或包括圖號172、184土地耕作權，並謂丙○○與辛○○○侵害其權益云云，其不足採信至灼。
⒊又「阿城厝角留兩塊」所指若確實是圖號172、184土地
耕作權，則因該契約未能明確表明實際土地位置，被告己○○在與戊○○就圖號172、184土地耕作權簽訂上開讓與契約時，為期明確並避免日後產生紛爭，其所書立關於讓與標的之文字，當應與其和辛○○○簽約時所使用之文字（即「阿城厝角」）相同，而非如在本案中其與戊○○間契約所使用之「邱阿勇（按：即乙○○）後面第①②塊地」等語，從文字之形式上觀之，兩者所指涉之標的不僅不同，且依上開證人丙○○、甲○○所證「阿城厝角」並無上開以丙○○名義所承租之7 個圖號土地等情可知，「阿城厝角留兩塊」與「邱阿勇後面第①②塊地」（即圖號172、184土地）兩者所指之土地，實際上確非相同。
⒋綜上所述，被告己○○上開所辯，均不足採信，被告己
○○確實在81年間將系爭土地之耕作權賣給辛○○○後，違反經濟交易上之誠信原則而隱匿此一交易上之重要事項，又將同一標的（系爭土地之耕作權）賣給告訴人戊○○，使得戊○○無法在取得充分之交易資訊下，與被告己○○為交易行為，致給付買賣價金給被告己○○，被告己○○向戊○○詐欺取財之犯行，甚為灼然。㈢又被告己○○於84或85年間某日，前往告訴人戊○○址設
臺北市○○區○○路○○○號1樓店內，向戊○○陳稱系爭土地須僱人除草、種植竹林等語，使戊○○交付35,000元給被告己○○，經過約1 年多後，被告己○○又前往上址，以相同之理由向戊○○收取30,000元等情，業據被告己○○坦認屬實，核與告訴人戊○○指證之情節相符；而被告己○○既明知其早已將系爭土地之耕作權出賣予辛○○○，戊○○未因前開買賣而取得系爭土地之耕作權，自無何除草、種植竹林之必要，竟仍向戊○○佯稱系爭土地須僱人除草、種植竹林云云，其有詐欺取財之犯行至灼。至被告己○○固辯稱其確實有除草、種植竹林云云，而證人戊○○亦證稱：我沒有親眼看到己○○除草、種植竹子，但己○○有叫我先生去看，我先生每次都有去看，確實有除草及種植竹子，但也都有看到乙○○在種薑等語，系爭土地之耕作權既經被告己○○出賣予辛○○○，且被告己○○曾因此次買賣與辛○○○於83年間發生涉訟爭執，則被告己○○斷無在系爭土地上除草、種植竹林之理，是縱然被告己○○有叫戊○○之夫趙守瑞上山查看除草、種植竹林之情形，事實上趙守瑞所看到之情形，應是被告己○○利用辛○○○或乙○○整理系爭土地之後所呈現已經除草、種植竹林之情形，是被告己○○就此部分之詐欺取財犯行，亦彰彰明甚。
㈣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己○○詐欺取財之犯行，堪予認定。
三、被告己○○行為後，於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之刑法，業已於95年7月1日起施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現行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條係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所生新舊法律比較適用之準據法，是刑法第2條第1項本身雖經修正，但無比較新舊法適用之問題，應一律適用裁判時之現行刑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為「從舊從輕」之比較；又新舊刑法關於刑之規定，雖同採從輕主義，惟比較時仍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比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之結果，而為比較，再適用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處斷，而不得一部割裂分別適用不同之新舊法（最高法院24年上字第4634號判例意旨、95年第8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準此：
㈠關於罰金刑，在刑法修正前，刑法分則編各罪所定罰金刑
之貨幣單位原為銀元，其最高罰金數額，從各該法條規定，而最低罰金數額，則依修正前刑法第33條第5 款之規定為1 元以上（貨幣單位為銀元），且若定有罰金刑之論罪法條係於72 年6月25日前所制定，而該法條日後均未修正者，得依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1 條前段規定，就其原定數額提高為2 倍至10倍，其後修正者則不提高倍數，並依現行法規所定貨幣單位折算新臺幣條例第2 條規定，以銀元1元折算為新臺幣3元；於刑法修正後，因刑法第33條第5 款修正為：「罰金：新臺幣一千元以上，以百元計算之。」使得刑法之罰金貨幣單位已由銀元改為新台幣，則刑法分則編各罪所定罰金刑之貨幣單位，自應配合修正為新臺幣，又為使刑法分則編各罪所定罰金之最高數額與刑法修正前趨於一致，乃增訂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七日刑法修正施行後，刑法分則編所定罰金之貨幣單位為新臺幣。九十四年一月七日刑法修正時，刑法分則編未修正之條文定有罰金者，自九十四年一月七日刑法修正施行後，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三十倍。但七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九十四年一月七日新增或修正之條文，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三倍。」從而，刑法分則編各罪所定罰金刑之最高數額，於刑法修正前、後並無不同，惟修正後刑法第33條第5 款所定罰金刑最低數額，較之修正前提高，自以修正前刑法第33條第5 款規定較有利於被告己○○。
㈡刑法第56條連續犯之規定，於此次刑法修正時刪除，此刪
除雖非犯罪構成要件之變更，但顯已影響行為人刑罰之法律效果，自屬法律有變更，依新法第2條第1項規定，比較新、舊法結果，因舊法連續犯以一罪論（裁判上一罪），僅科刑上得加重其刑，而依新法，本案被告己○○多次詐欺取得除草、種植竹林費用之犯行，應數罪併罰，是比較新、舊法之結果，應以舊法較有利於被告己○○。
㈢修正前刑法第68條規定：「拘役或罰金加減者，僅加減其
最高度。」惟此次刑法修正，既將罰金最低金額修正為新台幣1千元，當不致因加減其最低度，而產生不滿1元之零數，允宜與有期徒刑相同，許其最高度及最低度同加減之，故併入修正後刑法第67條，而規定為：「有期徒刑或罰金加減者，其最高度及最低度同加減之。」本案被告己○○既因連續犯而加重其刑，則因修正前刑法第68條規定罰金最低度不予加重，較諸修正後刑法第67條規定罰金最低度亦予加重之規定，顯然較有利於被告己○○。
㈣修正前刑法第51條第5 款規定：「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
罪之刑，依左列各款定其應執行者：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二十年。」修正後刑法第51條第5 款規定：「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依下列各款定其應執行者：五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三十年。」經比較結果，修正前刑法第51條第5 款規定較有利於被告己○○。
㈤綜合上述各條文修正前、後之比較，揆諸前揭最高法院決
議意旨及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之「從舊、從輕」原則，自應整體適用被告己○○行為時之法律論處。
四、核被告己○○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就其先後2 次詐欺取得除草、種植竹林之款項部分，時間接近，手法相同，顯係基於概括犯意反覆為之，為連續犯，應依修正前刑法第56條之規定加重其刑。又被告己○○上開2 次詐欺取得除草、種植竹林款項之犯行，時間上距離其出賣系爭土地承租權給戊○○而詐欺取得460 萬元款項之犯行，已逾2 年以上，難認係基於詐欺取財之概括犯意而為，是被告己○○所犯上開2次詐欺取財犯行（指460萬元部分及除草、種植竹林款項共65,000元部分），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予分論併罰。審酌被告己○○前於84年間因違反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案件，經台灣板橋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7月，緩刑3年確定，素行尚可；惟其違反交易上之誠信原則，刻意隱匿其已將系爭土地之承租權賣給辛○○○之事實，而仍就同一標的以460 萬元之高價賣給戊○○，並利用戊○○未發現實情，而佯稱系爭土地需除草、種植竹木等理由，向戊○○詐取65,000元，惡性堪稱重大；犯後又矢口否認犯行，態度不佳，以及其事後仍未與告訴人戊○○達成民事和解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
主文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之刑，以玆警惕。又檢察官以被告己○○另向告訴人戊○○詐取1 筆20,000元之除草費用，而認此部分亦涉有詐欺取財罪嫌云云。惟查，訊據被告己○○否認此部分之犯行，而此部分之事實，亦僅有告訴人戊○○之指訴，此外別無其他補強證據證明係屬真實，自難認被告己○○確有此部分之犯行。惟檢察官既認此部分行為與上開論罪科刑之詐欺取財（指詐得65,000元之除草、種植竹木費用部分）犯行有連續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此部分自不另為無罪之諭知。至檢察官固聲請傳喚證人張淑芳、黃敏華，以證明告訴人戊○○確實有交付上開20,000元款項，惟證人戊○○雖證稱上開2 名證人有看到伊交付款項給被告己○○，但2 名證人之所以知道伊交付3筆費用（按：含上開已定罪之2筆除草、種植竹木費用）給己○○是為了支付除草及種植竹木等費用，是因為伊有跟她們抱怨為何買土地還要耕作等語，可見張淑芳、黃敏華並未確實見聞上開20,000元係要做為除草費用，故檢察官上開聲請，核無必要，併此敘明。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丁○○與被告己○○為夫妻，於81年間得知告訴人戊○○略有積蓄，竟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聯絡，先一再邀請告訴人至台北縣三峽採柑橘、竹筍，再隱瞞系爭土地業由被告己○○出售與辛○○○之事實，而向告訴人佯稱系爭土地原屬丙○○向林務局承租，業由被告己○○向丙○○購讓承租權，由於政府規定65年以前出租之土地，皆得放領，系爭土地係於60年間開始出租，日後必當放領，彼夫妻願將系爭土地之耕作權及地上物所有農作物讓與告訴人，告訴人除可種植果木外，並得於系爭土地建蓋農舍以為度假之用，日後更將協助告訴人辦理更名手續，並向政府申請放領，以取得土地所有權，並提出丙○○之「國有森林用地出租造林契約書」為證，復至現場指界，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而於82年11月12日，在台北市○○路○段○○○號4樓，與被告己○○簽立「土地耕作權暨地上物讓與（渡）契約」，約定讓與價金為460 萬元，並支付該筆價金與被告丁○○及被告己○○，俟後被告己○○夫妻藉詞系爭土地須僱人除草、造林而向告訴人收取3 次費用共計8萬5千元，迄至91年間告訴人始知系爭土地為丙○○之弟乙○○占有種薑，乙○○告知告訴人系爭土地已於90年3月2日辦妥承租名義人變更登記為辛○○○，己○○夫妻對系爭土地並無何權利，告訴人始知受騙，因認被告丁○○共同涉犯詐欺取財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分別著有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可稽。再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52年臺上字第1300號判例意旨亦可資參照。
三、訊據被告丁○○堅決否認有何詐欺取財之犯行，辯稱：本件與我無關，被告己○○與戊○○簽約時我並沒有在場，也沒有與戊○○談論買賣價格，被告己○○雖然有跟我說他有將系爭土地賣給戊○○，但我沒有在管這件事情等語，被告丁○○之選任辯護人亦為被告丁○○辯稱：本件耕地權是被告己○○所受讓，相關轉讓事宜，均由被告己○○處理，被告丁○○無何詐欺之可言等語。公訴人認被告丁○○涉嫌與被告己○○共同詐欺取財，無非以告訴人戊○○之指訴、被告丁○○於檢察事務官面前之供述及卷內由告訴人所提出之戊○○與被告丁○○間電話通聯譯文為其論據。惟查，證人戊○○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簽約時被告丁○○在場，契約是被告己○○與我寫的，但價格是我與被告丁○○談的等語，惟此情為被告丁○○所否認，且上開讓與契約確實僅有被告己○○與戊○○之簽名，則被告丁○○就本件契約之磋商、訂定是否參與其中，尚難僅憑告訴人戊○○之指訴，遽為認定；且依證人庚○○於本院審理時到庭證述：被告己○○與辛○○○簽約時，被告丁○○也有在場，但簽約之後所有的接洽都是我跟被告己○○洽談，我再也沒有跟丁○○碰過面，我不知道丁○○是否知道保留土地給乙○○使用這件事情等語，參照前開證人庚○○所證，其並不能確定契約書中所載「阿城厝角留兩塊歸乙方及乙○○竹林小部分」之加註部分，係指哪一塊土地，則被告丁○○縱然知悉被告己○○與辛○○○有土地買賣之關係，惟能否因此即認被告丁○○清楚知悉買賣內容，而謂被告丁○○知悉被告己○○一物兩賣之詐欺犯行並與被告己○○基於詐欺之犯意聯絡，聯手詐騙戊○○，亦難遽以論斷；又戊○○與被告丁○○間的電話譯文，被告丁○○固坦承有與戊○○為如卷附電話譯文中所示之談話，惟核該譯文內容，至多僅能證明被告丁○○知悉戊○○與被告己○○間之交易行為，惟並無法證明被告丁○○有何於締約當時即與被告己○○基於詐欺之犯意聯絡，聯手詐騙戊○○之行為；至於被告丁○○在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供稱：「（問：收取該費用原因？）被告二人答：告訴人叫我來除草，我請人來除草的」等語，惟上開答句，未就被告己○○、丁○○予以區別係何人回答，而籠統記載為「被告二人答」，顯然無法看出問答之全貌，而依被告2 人於本院所為之答辯，可以看出上開答句應是被告己○○所回答，至於被告丁○○部分則顯然只是附和被告己○○之回答，則被告丁○○上開回答是否與事實相符，即有待推敲，而依證人戊○○於本院審理時之陳證：
3 次除草、種植竹子的錢都是被告己○○來我店理拿的，己○○跟我拿前後，有去除草及種植竹子，她有叫我先生去看等語，可見關於除草、種植竹子之費用，均由被告己○○與戊○○交涉，尚難認被告丁○○與上開費用有何干連。是從本件檢察官所舉關於被告丁○○詐欺犯行之證據，本院認顯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丁○○有何公訴人所起訴之詐欺犯行，既不能證明被告丁○○犯罪，核諸前揭說明，自應由本院為被告丁○○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第1項，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修正前刑法第56條、第51條第5款，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1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重言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96 年 1 月 10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雅君
法 官 吳佳薇法 官 李明益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抄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穗筠中 華 民 國 96 年 1 月 15 日附錄法條：刑法第339條第1項。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千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