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0年度易字第660號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楊鈞翔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0 年度偵字第7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楊鈞翔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楊鈞翔與姚小萍係朋友關係，被告自姚小萍處得知楊季林因從事飲水機生意而積欠姚小萍款項，竟意圖漁利，於民國98年9 月12日，挑唆姚小萍對楊季林提出刑事訴訟，隨即代擬「茲姚小萍委託楊鈞翔先生代為追討債務，承諾事成給佣20％。恐口說無憑，特立此契約書，乙式兩份」等內容之委託書，交由姚小萍署名，用以取得姚小萍給予報酬之承諾並利其提出刑事告訴，被告取得上開委託書後，即於98年9 月21日連同委託書，具狀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對楊季林提出刑事詐欺告訴，以刑事訴訟程序恫嚇楊季林出面處理上開民事糾紛，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57 條挑唆包攬訴訟罪嫌。
二、按除簡式審判程序、簡易程序及第376 條第1 款、第2 款所列之罪之案件外，第一審應行合議審判，96年7 月4 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284 條之1 定有明文。查本案被告楊鈞翔涉犯刑法第157 條挑唆包攬訴訟罪嫌，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1 年以下，則其所犯為刑事訴訟法第376 條第1 款所列之罪，揆諸上開規定，本案第一審無庸行合議審判，合先敘明。
三、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證人、鑑定人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其證言或鑑定意見，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第159 條之1 第2 項、第158 條之3 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被告之對質詰問權，係屬憲法第8 條第1 項規定之正當法律程序所保障之基本人權及第16條所保障之基本訴訟權，不容任意剝奪；故法院於審判中，除有法定情形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或到庭後無正當理由拒絕陳述者外，均應依法定程序傳喚證人到場，或命其具結陳述，並通知被告，使被告與證人對質及詰問之機會，以確保被告之對質詰問權；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均係指已經被告或其辯護人行使反對詰問權者而言，如法院已傳喚該陳述人到庭，使被告或其辯護人有行使反對詰問之機會，且該項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已經具結，應具備適法之證據能力。經查，被告爭執證人姚小萍於前案（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99年度偵字第6276號案件，被告楊季林詐欺案件）警詢、偵查中之證述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
120 頁），姚小萍就前案警詢時所為陳述，為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陳述，該證據能力既為被告所爭執，揆以上揭條文說明，自無證據能力。惟姚小萍於前案偵查中之證述，係經檢察官依法定程序，命其具結而為，本院審酌該言詞陳述作成之情況，係經檢察官告知具結義務及偽證之處罰後具結而為任意陳述，無違法取供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堪認其所為之陳述，應係出於真意，具有相當信用性，無顯不可信之情形，況證人姚小萍嗣於本院審理時到庭具結作證，被告之對質詰問權已有踐行之機會（見本院卷第128 頁背面至132 頁），而證人姚小萍偵訊筆錄，亦經本院提示告以要旨，由被告依法辯論（見本院卷第132 頁背面），足以保障被告之對質詰問、辯論權，揆諸前揭說明，證人姚小萍於偵查中具結證述，即無不當，自有證據能力。
四、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
五、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刑法第157 條挑唆包攬訴訟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供述、證人姚小萍於前案警詢、偵查中證述、被告於98年10月26日之警詢筆錄、刑事告發狀、委任書各1 份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挑唆、包攬訴訟行為，辯稱：姚小萍委託我幫她向楊季林討債，我是受她之託才寫委託書，後來因為找不到楊季林，我才去請警察處理，警察一看就將案件移送到地檢署，其實我只是單純幫忙，未拿分文報酬等語。
㈠、按刑法上第157 條第1 項所謂意圖漁利，係意圖從中取利之意；所謂挑唆，係挑撥唆使之意，如他人本無興訟之意，巧言引動，使其成訟之情形是；所謂包攬，係承包招攬之意，如不法為他人包辦訴訟之情形是；至該條所謂訴訟，係指民事訴訟刑事訴訟及行政訴訟而言，司法院院解字第3104號解釋意旨可資參照。依此解釋說明，必須意圖從中獲利，巧言引動無意興訟之他人，或承包招攬提起民事、刑事或行政訴訟之行為，始該當此條項構成要件，先予陳明。
㈡、經查，被告於98年9 月21日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具狀告發，告發狀中載明「姚小萍委託我處理本案，楊季林經我查證已不在此住所，他是騙子、詐欺犯有多人受害，附退票證據」文句，並檢附姚小萍委任書、楊季林簽予姚小萍之支票、退票理由單各1 紙；被告其後於98年10月26日，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就此案製作筆錄等節，有刑事告發狀、被告於98年10月26日之警詢筆錄各1 份在卷可查（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98年度他字第9616號卷第1 至4 頁）。審以上揭告發狀所載文句（委託我處理本案），及委託書上締結文句「茲姚小萍委託楊鈞翔先生代為追討債務，承諾事成給佣20％。恐口說無憑，特立此契約書乙式兩份。立契約書人姚小萍。98.9.12 」等語，雖載明委託事務內容（追討債務）、委託報酬（事成給佣
20 ％ ）等節，然並未詳細言明被告、姚小萍約定追討楊季林債務之方式，故難以該等告發狀、委託書之內容，遽論被告有何挑唆姚小萍提起訴訟或包攬訴訟行為。至被告於98 年10 月26日至上開警局製作之警詢筆錄，其內容並未提及被告、姚小萍如何約定追討楊季林債務之細節（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99年度偵字第6276號卷〈下稱偵卷〉第7 至10頁），亦難以被告上揭警詢筆錄，論定被告有何挑唆、包攬訴訟行為。而被告究竟有無意圖漁利、挑唆或包攬訴訟行為，自當視被告、姚小萍彼時係約定以何方式追討楊季林債務，其等約定細節及真意而定。
㈢、次查，證人姚小萍於前案偵查及本院審理時結證稱：我與被告是做直銷的場合結識，平常就是聊聊天，互相找對方去聽直銷說明會，沒有很深的交往，但也沒有仇隙。有一次，我們一群人在天成飯店附近旁邊辦公地方的小房間聊天，聊到了誰欠誰的錢都要不回來的事情，我提到了楊季林欠我錢，我都討不回來，被告當時坐在我對面，跟我說他有辦法幫我要到錢，但是要到錢後，要給他一點錢花，如果要拜託他的話，要寫個字條為憑，避免嗣後不認帳。被告於98年9 月12日，拿一張已經寫好的委託書（其上載明委託被告追討債務、事成給佣20％、日期等字句）要我簽名，我就在這張委託書上，寫上自己的名字。其實我在簽署這張委託書時，並不知道被告要如何去幫我要錢，他也沒有提及要以什麼方式進行，我以為他只是要當面去找楊季林，要楊季林出面而已，所以我根本沒有委託被告向楊季林提告，後來警局找我製作筆錄時，我還嚇了一跳，但我也沒有跟警察說我委託被告向楊季林提出詐欺告發，因為我當時只有跟被告說要他去跟楊季林要錢，我們都沒有明確地提到要以何種方式，他也沒有說要去法院提告，我自己也沒有想過要去法院提告，因為楊季林欠我沒有多少錢，我對楊季林雖然心中很氣，但是覺得這是很小的事情，不需要委任律師，只需要委託被告當面找楊季林要錢即可等語（見偵卷第41至42頁、本院卷第129 至132 頁）。
㈣、故綜合證人姚小萍證言，及上揭刑事告發狀、委託書之文句內容，應可知被告與證人姚小萍簽立上開委託書時，並未明確討論委託被告向楊季林追討債務之方式，亦未提及被告須以訴訟方式行之，證人姚小萍於簽署委託書之時，主觀上並未因而產生對楊季林提告意思，甚至認為被告僅係尋找楊季林出面商討債務，對自身其後尚須至警察局製作筆錄乙節，甚感意外。而被告嗣因找不到楊季林，才去請警察處理之辯解，與其所撰寫之刑事告發狀中「姚小萍委託我處理本案，楊季林經我查證已不在此住所，他是騙
子、詐欺犯有多人受害，附退票證據」內容互核一致，被告所為辯解，應非子虛，可資採信。是被告並無任何巧言挑動行為，致無意興訟之證人姚小萍提起刑事訴訟，亦無其他包攬他人訴訟行為，僅因尋覓楊季林不著，始提出刑事告發狀，並至警局製作筆錄等事實，均堪認定。至上揭委託書所載之「事成給佣20％」文句，僅屬被告、證人姚小萍雙方就一般委任事務報酬之約定，亦無從遽論係被告挑唆或包攬訴訟行為之漁利意圖至明，併予敘明。
㈤、是以，檢察官認定本案被告有挑唆、包攬訴訟行為，雖本諸被告偵查中供述、證人姚小萍於前案偵查中證言、被告
98 年10 月26日警詢筆錄、98年9 月21日刑事告發狀、委託書等文件為據，然被告否認有上揭犯行，證人姚小萍證言及上揭證據，充其量僅可佐證被告受證人姚小萍所託，向楊季林追討債務，因楊季林未出面，始提起刑事告發狀，並至警局製作筆錄等事實，揆以上揭司法院解釋說明，自難認被告有意圖從中獲利，巧言挑動無意興訟之證人姚小萍以提告方式追討債務，或包攬訴訟之犯行。
六、從而，公訴人所提出之各項證據，不足以使本院認定被告有挑唆或包攬訴訟行為，自不能形成被告犯刑法第157 條挑唆包攬訴訟罪，有罪認定之確切心證。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何公訴意旨所指犯行，揆諸首揭法條及判例意旨說明，不能證明被告有犯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84 條之1 、第301 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妙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10 月 12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湯千慧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 游雅鈞中 華 民 國 100 年 10 月 12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