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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14 年易字第 431 號刑事判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14年度易字第431號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張博育選任辯護人 沈川閔律師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240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張博育犯無故侵入他人住宅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伍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事 實

一、張博育因與林宥緁有感情糾紛,且為向其配偶孫儀如說明其與林宥緁間已無往來,竟基於侵入住宅犯意,於民國113年8月16日上午11時31分許,未經林宥緁同意,利用不知情鎖匠開啟位於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0號3樓之5林宥緁租屋處(下稱本案住處)大門後,無故侵入之,並接續於同日晚間6時5分許及同年月19日上午10時19分許,侵入本案住處。

二、案經林宥緁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起訴。

理 由

一、關於證據能力之說明:本案據以認定事實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張博育及其辯護人迄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經審酌該等證據之取得並無違法,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自有證據能力;至所引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事實具自然關聯性,且非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㈠上述事實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本院易字卷第238

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林宥緁、證人即本案住處房東吳佳穎、證人即被告配偶孫儀如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之內容相符(偵卷第29至31、33至35、555至560、613至616頁、本院易字卷第222至225頁),並有監視器畫面截圖暨光碟、房屋租賃契約書、被告與告訴人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被告與證人孫儀如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告訴人、訴外人吳佳萱分別與證人孫儀如之IG對話截圖各1份在卷可稽(偵卷第41至45、57至57、63至99、101至112、343至349、357至379、381至469、485至515、587、589、595至597、599、607頁),足認被告上述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而可憑信。

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㈠應適用之法律: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無故侵入他人住宅罪。

㈡共犯關係:

被告指示不知情的鎖匠開啟本案住處門鎖以遂行本案犯行,為間接正犯。

㈢罪數關係:

被告於本案所為係基於同一無故侵入他人住宅之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接續所為,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為接續犯,而論以包括之一罪。

㈣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本院審酌被告未能妥善處理與告訴人間之感情狀況,又為安撫配偶之心情及當時身體健康狀態,於案發時竟未思其與告訴人已無聯繫,明知未得告訴人同意,復無任何正當事由下,擅自侵入本案住處尋找房屋租賃契約書,欲向其配偶說明其並未與告訴人合租、婚後亦無與告訴人同居之情,對告訴人之居住安寧造成危害,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之態度,衡酌其係出於保全其家庭之和諧及家人之健康,而一時失慮下所為,且被告無前科紀錄,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可稽,素行尚佳,兼衡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本院易字卷第239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㈤緩刑宣告之諭知:

1.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可考(本院易字卷第247頁),合於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要件。雖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表示:雖被告最終坦承犯罪,然不適合予以緩刑,因被告為取得告訴人的原諒,且被告於本案有接續進出本案住處3次,情節非輕,況被告尚有其他方式可解決與其配偶間之糾紛,並非無其他選擇等語(本院卷第240頁)。然緩刑為法院刑罰權之運用,旨在獎勵自新,合於刑法第74條所定之條件下,法院本有自由裁量之職權;於被告符合緩刑之條件,法院即得依職權予以緩刑自新之機會,此亦為「法院加強緩刑宣告實施要點」第1點開宗明義所宣示:為加強妥適運用緩刑制度,特訂定本實施要點之目的。再者,行為經法院評價為不法的犯罪行為,且為刑罰科處的宣告後,究應否加以執行,乃刑罰如何實現的問題。依現代刑法的觀念,在刑罰制裁的實現上,宜採取多元而有彈性的因應方式,除經斟酌再三,認確無教化的可能,應予隔離之外,對於有教化、改善可能者,其刑罰執行與否,則應視刑罰對於行為人的作用而定。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的認知並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僅因偶發、初犯或過失等犯罪,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的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緩其刑的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行的心理強制作用,謀求行為人自發性的改善更新。而行為人是否有改善的可能性或執行的必要性,固係由法院為綜合的審酌考量,並就審酌考量所得而為預測性的判斷,但當有客觀情狀顯示預測有誤時,亦非全無補救之道,法院仍得在一定之條件下,撤銷緩刑(刑法第75條、第75條之1參照),使行為人執行其應執行之刑,以符正義。由是觀之,法院是否宣告緩刑(含緩刑期間長短、有無附加負擔或條件,及緩刑期內是否付保護管束),有其自由裁量的職權,基於尊重法院裁量的專屬性,對其裁量宜採取較低的審查密度,祇須行為人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的條件,法院即得宣告緩刑,與行為人犯罪態樣、情節是否重大,並無絕對必然的關聯性。又加強被害人保護為現代刑事思潮,傳統刑事制度以國家利益為首要考量,忽略被害人存在之思考模式,導引為以犯罪之加害人及被害人共同回復損害之思考方向,亦即從傳統的以刑罰作為中心之措施,轉變成修復式司法,對於加害人、被害人及其等家屬,甚至包含社區成員或代表者,提供各式各樣之對話與解決問題之機會,使加害人認知其犯罪行為所帶來之影響,而反省其自身應負之刑責,並藉此契機,修復被害人等方面之情感創傷和填補其實質所受之損害。易言之,現代刑事司法之功能,當賦予司法更為積極之正面方向,自傳統的懲罰、報復,擴大至尋求真相、道歉、撫慰、負責及修復,以竟加強被害人保護之功。

2.本院審酌被告未能妥善處理感情,於情急下而為本案犯行,固非可取,惟其犯後終能面對錯誤,已見悔意,諒係一時失慮,致罹刑典,本院綜合上情,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論罪科刑之教訓後,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衡酌本案之犯罪程度,宣告緩刑3年,以勵自新。

3.緩刑係附隨於有罪判決的非機構式之刑事處遇,其主要目的在達成受有罪判決之人,在社會中重新社會化之人格重建功能。而是否宣告緩刑、緩刑期間長短、及所附加之負擔或條件,均屬法院裁量之範圍。緩刑之負擔或條件不但落實犯罪行為人的再社會化需求,也顧及了犯罪受害人必須受到補償與社會對犯罪必須回應的期待,故緩刑宣告與緩刑條件之宣告,彼此間具有不可分的關係。本院考量被告之犯罪情節及告訴人之陳述及檢察官之意見,自不宜無條件宣告緩刑,為確保被告記取教訓並建立尊重法治之正確觀念,認有課予一定負擔之必要,參酌告訴人已另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向被告求償(本院114年度附民字第632號),如於本案中另科以被告再向告訴人支付損害賠償者,恐有重複受償之虞,故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後1年內依執行檢察官命令,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50小時之義務勞務,以觀後效,且應於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若被告不履行上述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得撤銷其緩刑,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徐則賢提起公訴,檢察官林于湄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刑事第十二庭 法 官 洪甯雅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胡嘉玲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6條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無故隱匿其內,或受退去之要求而仍留滯者,亦同。

裁判案由:妨害自由
裁判日期:2025-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