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15年度易字第212號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王暐智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調院偵字第6516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5年度簡字第272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王暐智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王暐智明知自己無支付費用之意願，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民國111年7月8日前不詳時間，前往臺北市○○區○○○路00號5樓金荷酒店消費，致該酒店幹部即告訴人徐新紘，誤信被告王暐智有支付費用之意願，供被告王暐智消費，並提供價值新臺幣（下同）5萬元之勞務及酒類等財物予被告王暐智，嗣被告王暐智於上述消費後竟未經結帳，僅於111年7月8日在金荷酒店內簽立本票交付予告訴人徐新紘後逕自離去，而上開費用由告訴人徐新紘先行墊付予金荷酒店。經告訴人徐新紘多次向被告王暐智催款，被告王暐智均無法聯繫，亦未支付，始悉受騙。因認被告王暐智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等語。
二、刑事訴訟法第308條規定：「判決書應分別記載其裁判之主文與理由；有罪之判決並應記載犯罪事實，且得與理由合併記載」，同法第310條第1款規定：「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分別情形記載右列事項：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及同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揆諸上開規定，刑事判決書應記載主文與理由，於有罪判決書方須記載犯罪事實，並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所謂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即為該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之「應依證據認定之」之「證據」。職是，有罪判決書理由內所記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即為經嚴格證明之證據，另外涉及僅須自由證明事項，即不限定有無證據能力之證據，及彈劾證人信用性可不具證據能力之彈劾證據。在無罪判決書內，因檢察官起訴之事實，法院審理結果，認為被告之犯罪不能證明，而為無罪之諭知，則被告並無檢察官所起訴之犯罪事實存在，既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所規定「應依證據認定之」事實存在，因此，判決書僅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理由內記載事項，為法院形成主文所由生之心證，其論斷僅要求與卷內所存在之證據資料相符，或其論斷與論理法則無違，通常均以卷內證據資料彈劾其他證據之不具信用性，無法證明檢察官起訴之事實存在，所使用之證據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依上說明，本件經本院審理後，既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判決之諭知，即無庸就卷附證據有無證據能力逐一說明，先予敘明。
三、按犯罪事實應按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之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含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此有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63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30年度上字第816號等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已於91年2月8日修正公布，修正後同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亦著有判決可為參照。
四、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王暐智涉有上開詐欺取財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告訴人徐新紘之指述、被告於111年7月8日簽發之本票影本1份等為其主要論據。
五、訊據被告固坦承有至金荷酒店消費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辯稱：當時我有意願要還錢的，只是對方沒有給太多時間，我想要分期付款等語。經查：㈠被告於111年7月8日前不詳時間，前往臺北市○○區○○○路00號5
樓金荷酒店消費，酒店幹部即告訴人提供價值5萬元之勞務及酒類等財物予被告，嗣被告於上述消費後竟未經結帳，僅於111年7月8日在金荷酒店內簽立本票交付予告訴人後逕自離去，而上開費用由告訴人先行墊付予金荷酒店，經告訴人多次向被告催款，被告均無法聯繫，亦未支付等情，為檢察官及被告所不爭（見本院115年度易字第212號卷，下稱易字卷，第24頁），核與告訴人之證述相符（見臺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40020號卷，下稱第40020號偵查卷，第11至14頁；臺北地檢署114年度調院偵字第6516號卷，下稱第6516號偵查卷，第17至19頁；本院易字卷第37至43頁），並有被告於111年7月8日簽發之本票影本在卷可參（見第40020號偵查卷第15頁），前開事實，首堪認定。
㈡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是酒店幹部，被告和我
的下線聯繫說要來消費，我忘記被告有無和其他人一起來，他有叫小姐，需要支付小姐的費用、酒錢和包廂費，消費完可以幫被告簽單，正常來說一週內要回帳，但被告沒有回來，後來他說先回來簽本票，再想辦法還給我，被告簽完本票之後，下線就連繫不上，去他家也找不到他，我打電話去被告工作的車行，車行也說被告不在那邊上班，我大概是被告簽發本票後的半年，也就是111年12月底開始催討，一開始是下線聯繫，後來我去被告家找不到他，這件事情就擱置了，我沒有拿本票去執行，因為執行也不一定拿得到錢，最近因為被倒太多帳才提告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37至43頁）。
由前揭告訴人之證詞可知，被告於111年7月8日簽發本票後，告訴人遲至111年12月底始開始追償欠款，告訴人先指派下線聯繫被告，聯繫未果後，告訴人再至被告住處，仍未與被告碰面，告訴人因此將向被告催討債務一事擱置，直至提起本案告訴。是以，告訴人自被告簽發本票後，並未與被告碰面並催討款項，亦未持本票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無從確認被告是否確無清償款項之意，以及被告是否確無資力償還欠款，自難徒憑被告因未與告訴人聯繫而未清償款項乙節，遽認被告自始主觀上具有詐欺之犯意。
㈢又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陳稱：111年7月間我在做物流工作
，每日收入1,200至1,300元，每月工作15天，月收入約2萬元，本案是朋友找我去酒店，大家都喝醉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最後是我負責簽單，之後酒店的人找我回去簽本票，他們說很急，所以我就吞下這筆帳，簽完本票後沒多久，告訴人的下線有來我家找我，我有和他說想要分期還款，當時我可以負擔1至2萬元，但他們沒有給我太多時間，後來就不了了之，我也去南部工作了，在111年至114年之間，我有想過要還錢，但我不知道如何去連絡告訴人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44至49頁）。是以，被告與友人一同至金荷酒店消費後，由被告負責簽單，嗣又應酒店人員之要求，返回酒店簽發本票，果若被告自始即無支付意願，自無可能同意簽發本票；再者，被告簽發本票後，有向酒店人員表示欲分期還款，惟未獲同意，嗣又至南部工作，因此與告訴人失聯，而被告自陳案發當時，其從事物流工作，尚可負擔1至2萬元，足認被告並非顯無資力償還欠款，僅係還款時程尚需有所調整。此外，告訴人係於被告簽發本票半年後，始前往被告家中催討款項，因被告已至南部，故而找不到被告，被告並非為躲債而避不見面。本案告訴人係因被倒帳，方於114年間提起本案告訴，被告於本案審理中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償還5萬元完畢，有本院調解筆錄在卷可按（見本院易字卷第65至66頁），綜合上開各情，委難認被告主觀上有不法所有之意圖、客觀上有施用何詐術行為之情事，與刑法詐欺罪之構成要件尚屬有間，要難逕以詐欺罪責相繩。
㈣檢察官雖稱，被告去酒店消費之金額高於一般水準，自始就
沒有付款意願，在本案發生的前一年，被告即有因卡債而被強制停卡的情形，甚且還有因為缺錢出售帳戶之幫助詐欺犯行，被告簽發本票及表示要分期付款，均係搪塞之說詞，其於簽發本票後跑到南部，根本沒有要面對債務的意願云云。然查，卷內並無事證證明，被告究竟係獨自消費抑或與友人一同前往酒店，難以認定被告係單獨一人進行高額消費；另被告縱有信用卡被停卡、甚或出售帳戶之情事存在，然該等事件均係發生在本案111年7月前之1年左右，尚難逕以被告110年間之信用經濟狀況，推論被告於本案發生期間仍為無資力之狀態。至於被告是否至南部躲債乙節，檢察官並無提出具體事證以資證明，反觀諸被告於本案審理期間，積極與告訴人達成調解，益證被告並非全無還款意願，是檢察官前開指稱，尚乏所據。㈤綜上所述，本件依卷內現有之事證，尚無從使本院獲致被告
確有前揭詐欺取財犯行之確信，且使其證明力達於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證被告確有此部分公訴意旨所指詐欺犯行，揆諸上開意旨，此部分犯罪尚屬不能證明，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蕙如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林伯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趙書郁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珈妤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3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