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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4 年簡上字第 155 號民事判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4年度簡上字第155號上 訴 人 甲○○被上訴人 乙○○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票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94年1月18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93年度北簡字第3225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95年3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於第二審程序不得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但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準用同法第447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為:「審判所追求者,為公平正義之實現,如依各個事件之具體情事,不准許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顯失公平者,應例外准許當事人提出之,否則法院之裁判殆失其意義」。上訴人於本院提出票據時效之防禦方法,玆審酌上訴人之主張為法律上之主張,不甚礙訴訟上之終結,且上訴人自原審即抗辯未授權簽發票據及與被上訴人並無債權債務之原因關係,若不准許其提出此防禦方法,顯有失公平,爰准許之,併予敘明。

(二)次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但當事人之不到場,可認為係因天災或其他正當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聲請,並延展辯論期日,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386條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上揭規定於簡易程序準用之。

上訴人辯稱其於原審辯論期日因罹患疾病不良於行聲請延展辯論期日,原審逕依被上訴人聲請為一造辯論判決,明顯違法云云。經查,上訴人於原審固提出就醫證明一紙,惟上開就醫證明記載:「茲證明甲○○於民國94年1月8日至本院所就醫丞泰耳鼻喉科」,而原審言詞辯論期日94年1月11日,為其就醫後第3日,復依上訴人就醫證明之內容亦難認上訴人確有不良於行無法到庭之正當理由,原審依被上訴人聲請而為一造辯論判決,自於法無違。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

(一)其執有上訴人所簽發,以台北市第五信用合作社中正分社(下稱五信)為付款人,票面金額新台幣(下同)20萬元,發票日為民國91年8月14日之支票一紙,系爭支票係由上訴人簽發交付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並未持用上訴人印章簽發系爭支票,詎經付款提示未獲兌現。

(二)其並未委託上訴人出名向五信借款,而係上訴人自己向五信借貸,上訴人於86年1月23日貸得170萬元後,固於同年月28日及30日各匯款100萬元及70萬元入三圓家具行帳戶,但該帳戶實際上係上訴人在使用,與上訴人是否積欠被上訴人無涉,被上訴人係主張向五信借款後,並未清償五信合作社部分本金及利息,被上訴人於上訴人未繳納本息後不得已代為清償,上訴人乃簽發系爭支票予被上訴人。

(三)被上訴人於91年5月24日、同年6月24日、同年7月24日、同年11月25日,每月2萬1千元不等,共計149,735元代上訴人繳交本息,而被上訴人係以現金交由二造所生子女至五信臨櫃繳納。

二、上訴人則以:

(一)本件被上訴人與上訴人間乃係夫妻關係,二造於72年5月2日結婚後即先後在台北縣汐止鎮與台北市○○路共同經營三圓家具行及中華鐵櫃有限公司,並賴以為生,迄90年7月間,因上訴人不堪同居之虐待,憤而離家出走,雖於同年月31日曾返家居住至8月再離家,惟在離家之際,上訴人並未將身分證、支票及印章帶走,於此期前上訴人在台北市第五信用合作社中正分社開設之甲種支票存款帳戶000000000號及領用支票簿,被上訴人與上訴人夫妻二人均曾作為營業使用,直至90年9月12日,上訴人親赴台北市第五信用合作社中正分社,將上開甲種支票存款帳戶之印鑑以遺失為由,申請更換新印鑑,即由原使用之四角印鑑更換為圓形印鑑。上訴人既於90年9月12日已將銀行支票存款印鑑卡申請更換,即具有不再授權他人代理以上訴人名義簽發支票使用之意,詎被上訴人竟於其後91年8月14日,未經被上訴人同意,逕以上訴人名義簽發票據號碼JF122848號,台北市第五信用合作社中正分社為付款人,面額20萬元之支票一紙,進而以被上訴人名義與銀行帳號予以提示,惟該支票以印鑑不符與存款不足為理由而遭受退票,上訴人不甘信譽受損,雖曾向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提出被上訴人涉嫌偽造有價證券犯罪告訴,乃檢察官先後均以被上訴人犯罪證據不足為理由而為不起訴處分,然民事訴訟採形式的真實發現主義,與刑事訴訟採實質的真實發現主義不同,本件係獨立民事訴訟,被上訴人仍應就系爭支票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此種責任不得因上開刑事處分已有某種程度之認定而免除。

(二)被上訴人在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上開偽造有價證券案件中分別辯稱:「... 整本支票、印章都在告訴人(即上訴人)甲○○那裡,票都是告訴人開的,伊(即被上訴人)沒有填寫,伊所有的一張票號123850號支票與前揭支票同一本,也有兌現。告訴人簽發上揭20萬元支票給伊,是因告訴人拿伊媽媽的房子辦理抵押貸款的本息21,535元,是伊幫告訴人清償的。告訴人90年7月間離家出走,同年月31 日回家住到8月又離家,變更印鑑的是伊不知道。」以及「被告(即被上訴人)固坦承91年初用告訴人(即上訴人)的印章簽發該張支票,.... 告訴人同意簽發上揭20萬元支票,是因告訴人拿伊(即被上訴人)媽媽的房子辦理貸款,是清償債務的錢,告訴人離家後多次聯絡不到。後來連絡到約在南昌路24號伊店面前見面,告訴人即同意開上開支票」等語。惟被上訴人就系爭支票時稱上訴人所簽發交付,時稱係其本人於91年初逕用上訴人的印章簽發系爭支票,除明顯前後矛盾外,上訴人既於90年9月12日赴台北市第五信用合作社,將支票存款印鑑申請變更,則何能再於其後91年初授權同意被上訴人持變更前之印鑑簽發系爭支票,與常理不符,是被上訴人所辯,顯不足採。

(三)退萬步言,縱上訴人同意被上訴簽發系爭支票,則被上訴人為何以其本人名義、帳戶提示兌現?設若上訴人確有積欠被上訴人債務,大可以現金清償,又何須簽發系爭支票作為清償債務方法,況乎被上訴人俟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為被上訴人偽造有價證券案件不起訴處分確定,即在系爭支票退票二年餘後,始起訴請求票款,亦與經驗法則有違,上訴人自不用給付系爭票款。

(四)另被上訴人前於86年初因需款恐急,曾央求其母陳家玉持所有不動產房屋,並委託上訴人出名於86年1月23日向第五信用合作社抵押貸款170萬元,並由陳家玉任連帶保證人,貸款期限至96年1月23日止,上訴人於取得該貸款金額後,即先後於86年1月28日及同年月30日,分別匯款100萬元及70 萬元至被上訴人指定之三圓家具行乙○○帳戶,共計170萬元,足資證明上訴人未曾積欠被上訴人債務甚明。

(五)上訴人既未積欠被上訴人債務,則被上訴人陳稱其有幫上訴人清償143,828元以及貸款本息21,535元是其幫上訴人清償等語,明顯虛偽不實,復未舉證以實其說。再者,上開以上訴人名義出名,以被上訴人之母陳家玉為連帶保證人向台北市第五信用合作社貸款170萬元,亦於貸款未久後即已全部清償完畢,益證被上訴人執有上訴人簽發支票,除無法律上之原因外,明顯係惡意取得無疑。

三、本件被上訴人於原審聲明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票款20萬元,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判決,經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人於本院聲明:(一)原判決廢棄。(二)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於本院聲明:上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被上訴人主張其執有上訴人所簽發,以台北市第五信用合作社中正分社為付款人,票面金額20萬元,發票日為民國91年8月14日之支票一紙(下稱系爭支票),經付款提示未獲兌現云云;惟按票據上之權利,對支票發票人自發票日起算,一年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票據法第22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經查,系爭支票之發票日為91年8月14日,而本件被上訴人遲至93年11月3日始對上訴人聲請發支付命令(見本院93年促字第32828號卷之收狀戳),顯已逾1年之時效期間;被上訴人雖稱這期間因被上訴人告伊偷開支票,伊沒有辦法請求,伊要等到法院結束後,才有辦法請求云云,惟按消滅時效因請求、承認、起訴,或為與起訴有同一效力之行為,時效始為中斷,民法第129條定有明文,被上訴人所述上開情節,尚難認有時效中斷情事,且縱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提出刑事告訴,仍不妨礙被上訴人發動民事上請求,以免罹於時效,是被上訴人對於上訴人對於系爭支票票據上請求,已因罹於時效而消滅;上訴人於本院提出被上訴人於系爭支票退票二年餘,始起訴請求票款,時間久了,伊不用付款等語,應認已為時效抗辯,依上開規定,上訴人自得拒絕給付。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抗辯系爭支票自提示退票後已二年餘,上訴人得拒絕付款,既屬有據,從而,被上訴人本於票據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票款20萬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未及審究時效抗辯而判命上訴人給付,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5 年 3 月 27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鄭純惠

法 官 蔡政哲法 官 吳淑惠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95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蔡凱如

裁判案由:給付票款
裁判日期:2006-0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