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95年度上訴字第832號上 訴 人即 亥○○自 訴 人自訴代理人 劉永培律師上 訴 人即被 告 巳○○
戊○○己○○午○○○子○○被 告 甲○○
丙○○未○○申○○辰○○庚○○
號乙○○○（原名王蔡春蓮）癸○○地○○○辛○○戌○○寅○○天○○○卯○○○丁○○壬○○○以上21人共同選任辯護人 張立業律師被 告 酉○○
5號丑○○○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誣告案件，不服中華民國94年12月30日、95年2月10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88年度自字第1020號），各自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
一、巳○○、戊○○、己○○、午○○○、子○○均係違法經營銀行存款業務之憶扶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憶扶公司）之被害投資人，憶扶公司因對外收受民間存款，違法經營公司登記營業事項以外之業務，迄民國七十七年十月間吸收存款達新臺幣（下同）四億一千零十五萬元後倒閉，該公司數百名被害投資人人心惶惶，乃委任律師林憲同、李進勇、洪堯欽、趙國生等人處理自救事宜，被害投資人莊游秋榮之子莊英晃為投資人代表，另透過當時立法委員許榮淑之助理亥○○出面處理自救事宜，惟當時因被害投資人眾多，遍及南北各地，人多口雜，耳語相傳，導致眾多投資人產生信心危機，遂有循非理性正當方式救濟之舉，巳○○、戊○○、己○○等多名被害投資人即於78年1月18日前往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遞狀控告憶扶公司法律顧問石玉光律師、自救會之律師團成員林憲同、李進勇、洪堯欽、趙國生律師、會計師李善餘、憶扶自救會代主席張漢威等人涉犯詐欺、背信、侵占、恐嚇、偽造文書等罪嫌，由該地檢署以78年度偵字第1605號分案偵查；巳○○、戊○○、己○○並於同日另遞狀控告承辦憶扶公司違反銀行法等案件之檢察官彭南雄，由同地檢署以78年度偵字第4811號分案偵查。
巳○○、戊○○、己○○、午○○○、子○○明知其等確有控告律師、會計師、憶扶自救會代主席、檢察官之行為，竟因亥○○未遵諾為被害投資人申請破產程序以取回投資款項，而於78年11月16日，向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遞狀，對亥○○、莊英晃提出偽造文書告訴，指稱「亥○○向投資人謊稱『想要追回全部資金，只有做破產法一途』等語，投資人等昧於急欲追回資金及不諳法律知識，盲然任其誑騙，言聽計從，被告（指莊英晃）隨即取出購妥法院出售之次頁紙，著令投資人蓋章五份聲稱為他日領錢及做破產法之用，其後被告（指莊英晃）與亥○○竟未經告訴人等同意，私自撰寫訴狀，任意用之控告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彭南雄、郭啟東，律師石玉光、林憲同、趙國生、洪堯欽、李進勇、自救會代主席張漢威、會計師李善餘」等語，而向有偵查犯罪權限之公務員誣告亥○○偽造其等之告訴狀，涉犯偽造文書罪嫌，該案由高雄地檢署以78年度偵字第15921 號偵查後移轉至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由該署以79年度偵字第608、424、3589號偵查後，於80 年9月25日對亥○○提起偽造文書公訴，嗣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於81年2月24日以80年度訴字第640號判決亥○○有罪，上訴後本院於83年1月13日以81年度上訴字第2112號判決亥○○有罪，後經最高法院於83年8月4日以83年度臺上字第4315號判決撤銷發回，本院更審後於84年11月22日以83年度上更（一）字第655號改判亥○○無罪，上訴後最高法院再於85年9月6日以85年度臺上字第4314號判決撤銷發回，本院更二審於88年7月15日以85年度上更（二）字第869號仍判決亥○○無罪確定。
二、案經亥○○向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提起自訴。理 由
壹、被告巳○○、戊○○、己○○、午○○○、子○○有罪部分：
一、訊之上訴人即被告巳○○、戊○○、己○○、午○○○、子○○均矢口否認涉有誣告自訴人亥○○之犯行，被告巳○○辯稱：當初在空白十行紙上蓋章是為了作破產法，為了領錢，亥○○拿我們的印章去告律師、檢察官，不是我們當初的意思；我有去遞狀，但不知道要做什麼，因為狀紙是亥○○寫的云云；被告戊○○辯稱：蓋章的目的是要領錢及作破產法，大家就跟著蓋章，錢我們給他了，但破產法還是沒有出來，在果貿中心蓋章的時候，當時我們不知道要告檢察官、律師團，我們只知道是要作破產法用的，我們年紀都大了，有些已經不記得云云；被告己○○辯稱：那麼多年前的事情，我想不起來了，我們確實有來臺北過，但是作什麼事情，是有人告訴我們，當我們終身的錢被騙走了，所以我們才想方法把錢拿回來，我們都覺得這樣是我們的希望，我們覺得我們很無知，當時蓋太多的章，人家要我們蓋，我們就蓋云云；被告午○○○辯稱：伊未委託亥○○去告律師、檢察官，蓋章只是為了要拿回錢而已；這麼多年，伊年紀大了，記不起來云云；被告子○○辯稱：蓋章的目的是作破產法，是要把我們的錢給拿回來云云。惟查：
（一）被告巳○○、戊○○、己○○、午○○○、子○○五人於78年11月16日，向高雄地檢署遞狀，對亥○○、莊英晃提出偽造文書等告訴，指稱「亥○○向投資人謊稱『想要追回全部資金，只有做破產法一途』等語，投資人等昧於急欲追回資金及不諳法律知識，盲然任其誑騙，言聽計從，被告（指莊英晃）隨即取出購妥法院出售之次頁紙，著令投資人蓋章五份聲稱為他日領錢及做破產法之用，其後被告（指莊英晃）與亥○○竟未經告訴人等同意，私自撰寫訴狀，任意用之控告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彭南雄、郭啟東，律師石玉光、林憲同、趙國生、洪堯欽、李進勇、自救會代主席張漢威、會計師李善餘」等語，而向有偵查犯罪權限之公務員誣告亥○○犯罪，此有告訴狀一份在卷可憑（自證一）。該案由高雄地檢署以78年度偵字第15921號偵查後移轉至桃園地檢署，由該地檢署以79年度偵字第608、424、3589號偵查後，於80年9月25日對亥○○提起偽造文書公訴（自證二），嗣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於81年2月24日以80年度訴字第640號判決亥○○有罪（自證七），上訴後本院於83年1月13日以81年度上訴字第2112號判決亥○○有罪（自證八），後經最高法院於83年8月4日以83年度臺上字第4315號判決撤銷發回（自證十三），本院更審後於84年11月22日以83年度上更（一）字第655號改判亥○○無罪（自證十四），上訴後最高法院再於85年9月6日以85年度臺上字第4314號判決撤銷發回（自證十七），本院更二審於88年7月15日以85年度上更（二）字第869號判決亥○○無罪確定（自證十八）等情，亦有各該起訴書及判決在卷可稽。
（二）被告巳○○、戊○○、己○○、午○○○、子○○五人均於78年1月18日親自前往臺北地檢署遞狀控告憶扶公司法律顧問石玉光律師、自救會之律師團成員林憲同、李進勇、洪堯欽、趙國生律師、會計師李善餘、憶扶自救會代主席張漢威等人涉犯詐欺、背信、侵占、恐嚇、偽造文書等罪嫌，其等五人並於同日遞狀控告承辦憶扶公司違反銀行法等案件之檢察官彭南雄，此有臺北地檢署78年度偵字第1605號案件之告訴狀（自證二十）、同署78年度偵字第4811號之告訴狀（自證六三）、被告巳○○、戊○○、己○○、午○○○、子○○在臺北地檢署刑事報到處遞狀及該地檢署大門拉白布條陳情之照片數幀在卷可稽（自證二
四、二六至三十）。被告巳○○亦於原審自承：確於78年1月18日前往臺北地檢署遞狀等語（見原審卷（二）第52、62頁、135頁）。被告戊○○更於原審調查時坦認：到臺北地檢署的時候，莊英晃有集合大家說我們今天告了誰及要我們開庭的時候如何說並把傳票收走，這個時候莊英晃說不告人就不做破產法，破產法做好以後可以拿到錢，當時我們認為只要誰能夠把錢拿回來，我們就聽誰的，後來告了律師團，接著又告彭南雄檢察官，他並告訴我們開庭時要怎麼說，莊英晃告訴我們檢察官跟黑道是勾結的，接著以後又告郭啟東檢察官等語明確（見原審卷（三）第21-22頁）。被告午○○○於原審自承：告律師團、檢察官是大家的意思，因為錢不見了，大家心理都很慌等語（見原審卷（三）第24 頁），被告己○○雖於原審辯稱：
照片看不清楚，而且時間隔太久，我不記得我當時有無到地檢署云云（見原審卷（四）第230頁反面）；但依自證二四所示照片確實清楚攝得被告己○○陪同遞狀站立於臺北地檢署刑事報告處櫃臺旁，足徵被告巳○○、戊○○、己○○、午○○○、子○○五人確於78年1月18日親自前往臺北地檢署遞狀控告律師、會計師、憶扶自救會代主席、檢察官無訛。再參酌卷附其等於臺北地檢署大門陳情照片中所示白布條明確記載「憶扶受害人控告檢察官彭南雄、告訴人合影留念78.1.1 8」、「憶扶受害人控告律師團石玉光、李進勇、林憲同、趙國生、洪堯欽、暨李善餘會計師、告訴人合影留念78.1.18」等文字，被告巳○○、戊○○、己○○、午○○○、子○○五人既親自參與遞狀，並於記載上開文字之白布條旁攝影留念，實難就其等當日所為係控告律師、會計師、憶扶自救會代主席、檢察官一情諉為不知。
（三）按誣告罪之成立，以明知所告事實之虛偽為要件，若因懷疑誤告，縱令所告不實，因其缺乏誣告故意，雖難使負刑責；然若故意違反自己明知之事實而為申告，顯非出於懷疑或誤會，自不能謂其不應負誣告罪責；次按上訴人就其所親身經歷者，竟虛構事實，先向檢察官提出告訴，繼而改向法院提自訴，其有意圖使自訴人等受刑事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係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因該罪所侵害者乃國家之審判事務，故其一行為同時誣告二人，仍祇論以一誣告罪，此分別有最高法院90年度臺上字第2024號、76年度臺上字第3086號判決可資參照。是本案所應審究者乃被告巳○○、戊○○、己○○、午○○○、子○○五人是否故意違反自己明知之事實而為申告，抑或因懷疑誤認而對自訴人提起偽造文書告訴。查被告巳○○、戊○○、己○○、午○○○、子○○五人既均於78年1月18日親自前往臺北地檢署遞狀控告律師、會計師、憶扶自救會代主席、檢察官，並拉白布條攝影留念，其等顯然明知自己有提出該告訴，是其等嗣後於78年11月16日遞狀至高雄地檢署指稱亥○○偽造其等控告律師、會計師、憶扶自救會代主席、檢察官之告訴狀，即難認有何懷疑或誤會，被告巳○○、戊○○、己○○、午○○○、子○○五人故意違反自己明知之事實而為申告之情至為灼然，所辯各語要屬圖卸刑責之詞，不足採信。
二、核被告巳○○、戊○○、己○○、午○○○、子○○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被告巳○○、戊○○、己○○、午○○○、子○○等人，於上開犯行，其相互間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均為共同正犯。查被告巳○○、戊○○、己○○、午○○○、子○○犯罪之時間，係在79年10月31日之前，所犯符合中華民國80年罪犯減刑條例第4條第2項所定之減刑條件，應依該減刑條例第2條第1項第2款第3目之規定，減輕其宣告刑二分之一。
三、原審因而適用上開法條，審酌其等犯罪後飾詞巧辯，未能坦承犯行，所為造成自訴人遭受偵查審判之訟累，因自訴人未遵諾進行聲請破產程序而萌生犯意，惟本案當時因被害投資人眾多，人多口雜，耳語相傳，導致眾多投資人產生信心危機，致社會事件衍生為政治事端，被告等亦歷經長久之法律程序之煎熬，被告巳○○亦同遭其他被害投資人控告偽造文書而纏訟多年，暨其等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犯罪之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巳○○、戊○○、己○○、午○○○、子○○共同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各處有期徒刑壹年，均減為有期徒刑陸月。其次被告巳○○、戊○○、己○○、午○○○、子○○前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其等因短於思慮，致觸犯本案犯行，經此審判及刑之教訓後，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因認為前開對其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均諭知緩刑貳年，用勵自新。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自訴人上訴意旨以被告巳○○等五人諭知緩刑不當云云，被告巳○○等五人上訴意旨否認有何誣告犯行云云，各自指摘原判決不當，求為撤銷改判，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貳；被告甲○○、丙○○、酉○○、丑○○○、未○○、申○○
、辰○○、庚○○、乙○○○、癸○○、地○○○、辛○○、戌○○、寅○○、天○○○、卯○○○、丁○○、壬○○○無罪部分：
一、自訴意旨以：被告甲○○、丙○○、酉○○、丑○○○、未○○、申○○、辰○○、庚○○、乙○○○（原名王蔡春蓮）、癸○○、地○○○、辛○○、戌○○、寅○○、天○○○、卯○○○、丁○○、壬○○○（下稱被告甲○○等十八人）均係違法經營銀行存款業務之憶扶公司之被害投資人，憶扶公司因對外收受民間存款，違法經營公司登記營業事項以外之業務，迄77年10月間吸收存款達新臺幣4億1千零15萬元後倒閉，該公司之數百名被害投資人人心惶惶，乃委任律師林憲同、李進勇、洪堯欽、趙國生等人處理自救事宜，投資人莊游秋榮之子莊英晃為投資人代表，另透過當時立法委員許榮淑之助理亥○○出面處理自救事宜，被告巳○○等多名投資人於78年1月18日前往臺北地檢署遞狀控告憶扶公司法律顧問石玉光律師、自救會之律師團成員林憲同、李進勇、洪堯欽、趙國生律師、會計師李善餘、憶扶自救會代主席張漢威等人涉犯詐欺、背信、侵占、恐嚇、偽造文書等罪嫌，由該地檢署以78年度偵字第1605號分案偵查；被告巳○○等多名投資人並於同日另遞狀控告承辦憶扶公司違反銀行法等案件之檢察官彭南雄，由同地檢署以78年度偵字第4811號分案偵查，被告等多具名為該等等案件之告訴人。被告甲○○等18人明知其等確有控告律師、會計師、憶扶自救會代主席、檢察官之行為，竟因亥○○未遵諾為投資人申請破產程序以取回投資款項，而於78年11月16日，向高雄地檢署遞狀，對亥○○、莊英晃提出偽造文書告訴，指稱「亥○○向投資人謊稱『想要追回全部資金，只有做破產法一途』等語，投資人等昧於急欲追回資金及不諳法律知識，盲然任其誑騙，言聽計從，被告（指莊英晃）隨即取出購妥法院出售之次頁紙，著令投資人蓋章五份聲稱為他日領錢及做破產法之用，其後被告（指莊英晃）與亥○○竟未經告訴人等同意，私自撰寫訴狀，任意用之控告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彭南雄、郭啟東，律師石玉光、林憲同、趙國生、洪堯欽、李進勇、自救會代主席張漢威、會計師李善餘」等語，而向有偵查犯罪權限之公務員誣告亥○○犯罪，因認被告甲○○等十八人涉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嫌。
二、自訴人認被告甲○○等十八人涉有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嫌，係以（一）被告甲○○等十六人對自訴人提起偽造文書告訴後，致自訴人遭檢察官起訴，嗣後經法院判決無罪確定，此有桃園地檢署79年度偵字第608、424、3589號案件之告訴狀及起訴書、臺灣桃園地方法院80年度訴字第640號判決、本院81年度上訴字第2112號判決、最高法院83年度臺上字第4315號判決，本院83年度上更㈠字第655號判決、最高法院85年9月6日85年度臺上字第4314號判決、本院85年度上更㈡字第869號判決可憑；（二）另除被告寅○○、天○○○、卯○○○、壬○○○外，其餘被告丁○○等人確有對律師、會計師、憶扶自救會代主席張漢威、檢察官等向臺北地檢署提出告訴，此有臺北地檢署78年度偵字第1605號案件之告訴狀、同署78年度偵字第4811號之告訴狀足稽；（三）另除被告丁○○、寅○○、天○○○、卯○○○等四人外，其餘被告均於石玉光律師被訴案件中聲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石玉光賠償損害，此有憶扶受害人更生會製發損害賠償金額查詢函件而由被告等回覆之信函足考；（四）而除被告寅○○、天○○○、卯○○○等三人外，其餘被告於對律師、會計師、憶扶自救會代主席、檢察官提出告訴後（臺北地檢署78年度偵字第1605號），均接獲地檢署開庭傳票後交予許榮淑立法委員，再轉交予自訴人，此有其等之傳票可按；
（五）臺北地檢署78年度偵字第1605號被告李進勇、林憲同、洪堯欽、趙國生、李善餘、張漢威等人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後，被告丁○○、甲○○、丙○○、酉○○、丑○○○、未○○、申○○、辰○○、庚○○、乙○○○、癸○○、地○○○、辛○○、徐安之之夫劉海等均聲請再議；（六）被告丁○○、丙○○、酉○○、未○○、申○○、辰○○、庚○○、乙○○○、癸○○、地○○○等於對彭南雄檢察官提出告訴後，均於臺北地檢署78年度偵字第4811號之該案件中出庭應訊，此有各該偵訊筆錄足憑；（七）被告丁○○、甲○○、未○○、申○○、庚○○、乙○○○、地○○○、辛○○均另具名控告郭啟東、劉文水檢察官，此有臺北地檢署78年度偵字第3465、3446號案件之告訴狀可稽；（八）被告甲○○等十八人聲稱印文被盜蓋於告訴狀，但欲屢見其被盜用之印章出現於相關連訟案之狀上，此有各其等之印章一覽表可稽等為主要依據。
三、訊之被告甲○○、未○○、申○○、乙○○○、癸○○、地○○○、辛○○、戌○○、寅○○、天○○○、卯○○○、丁○○、壬○○○均堅詞否認涉有誣告自訴人之犯行，均辯稱：當時有人說要幫我們，我們就蓋章，只知道要把錢拿回來，什麼都不懂，不知要告檢察官、律師團等語。被告丙○○、酉○○、丑○○○、辰○○、庚○○等人經傳並未到庭，惟其辯護人具狀辯以：被告等當初告訴意旨主要在指「自訴人假藉憶扶投資案受害人作破產法等法律活動，而卻濫用其等受委任之權利，從事其他不法活動」；而本院85年度上更（二）字第869號判決雖認定自訴人「應無如公訴意旨所指騙用印章、印文之犯行，而不成立偽造文書罪」，惟亦認定「被告等人（指亥○○、莊英晃）濫用其受委任之權利是否另涉及其他民刑責任，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足見法院亦認定自訴人確有濫用其受委任之權利之嫌，故被告等當初之指訴出於有所本而非出於虛構，其主觀上係出於誤會或懷疑自訴人有該等犯罪行為而為申告，不應負誣告罪責等語。
四、經查：
（一）被告巳○○等對自訴人提起偽造告訴狀之偽造文書告訴後，經本院以85年度上更㈡字第869號判決無罪，其理由㈥謂：「至林憲同雖發函向投資人催告後，表明係被冒用名義，實際並無告訴檢察官或律師團者，有315人，明確指明莊英晃者，有50人，指明劉亞元者，有傳樂箕等人云云，並提出信函七紙及投資人信函一冊為證，且證人戊○○、庚○○亦於原審調查時供證屬實，惟查各該告訴人雖曾回函稱被冒用名義，然渠等多於函覆林憲同函中，表示桃園中壢地區投資人均承認係接獲莊英晃或投資公司之自救會或劉亞元等之通知到中壢市○○路○○號蓋章或開會時蓋章或託人蓋章；其目的均為爭取收回投資之款項，或須辦理護產，或辦理破產，或提起訴訟或登記債權，其理由雖不一，其目的均在為各投資人順利取回，投資金額而蓋章於多份之空白文件上；而高雄地區亦係於莊英晃及亥○○二人在高雄市國貿社區活動中心開說明會時說明為向憶扶公司董事長等追產或破產或領款以返還投資款而由投資人自行蓋章，足見告訴狀上蓋用印章均係出於告訴人所為。而證人戊○○於原審亦證稱：『78年1月28日下午自救委員會在國貿新村召集新村的人，有一說明會，莊英晃、亥○○在27日凌晨來時，說叫大家簽名蓋章於五份狀子，說要作破產法及領錢用的，後來莊英晃拿這些狀子去告律師團。我家一生心血被倒所以很激動才如此，其實不是我的本意要告律師，是莊英晃和亥○○告訴我們一定要出庭，打倒律師、黑道，才可以拿到錢，我沒辦法為了自己一生心血被倒了，為了拿到錢，就聽莊、廖的話』；對法官問起：『你說在國貿新村開會，莊英晃拿狀子叫你們蓋章，你們交給莊英晃？』時答稱：『當時大家蓋章，我交給己○○，而收的事實是莊英晃，當天蓋完章，我就走了』。等語；證人庚○○亦證明：『當初知道要告律師團，有開會．．．．我沒有參加』，對法官問以『告訴狀有你名字、印章時？』答稱：『可能是團體作的，我搞不清楚』，又對法官問以：『為何有你章？』及『你本人有無意思要告律師，檢察官？』答稱：『大家都蓋，我就蓋、不記得，大家怎樣，我就怎樣，只知蓋好了章，大家怎樣作，我就怎麼作』等語，由該二人之證詞可以了解並證明本案告訴狀上所用印章係蓋章之投資人出於自由意志所為，其目的為催討追回所投資之款，至於催討及追回之手段為何，大家並無意見，故才有在空白之狀子蓋章並概括授權自救會採取法律手段，至於告律師團亦是在當初之概括授權之內，以達追回投資款項之目的，又各投資人事前是否清楚告訴之意義及事後是否反悔，均不影響其原先概括授權之本意，是本案應無盜用印章偽造文書可言。又查該偵查案件之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雖載略以黃陳寶明等十九人到庭或具狀陳述其等雖為憶扶公司投資人，惟僅想向該公司要回所投資金，並沒有具狀告訴律師團、會計師及張漢威，沒有告訴之意思與行為，為何會有此詐欺案之告訴，均不知情等語，黃陳寶明等人之本意亦如同上述，自亦不能證明其當初無概括授權之本意。」
（二）另被告巳○○遭林憲同律師告發其偽造同份告訴狀之偽造文書案件，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82年度偵字第3090號提起公訴後，由原審以82年度訴字第1885號判決有罪，經上訴，本院以83年度上訴字第2804號判決後，經最高法院撤銷發回，由本院更一審以83年度上更㈠字第1010號仍判決有罪，上訴後再經最高法院撤銷發回，由本院更二審以85年度上更㈡字第352改判無罪，上訴後再經最高法院撤銷發回，由本院更三審以86年度重上更㈢字第168號仍判決無罪確定（以上判決見原審卷㈢第252-257頁），其理由㈣謂：「…，巳○○既僅為投資人，而憶扶公司投資人甚多，即以前開刑事告訴狀為例，就多達六百餘人，究竟有無偽造，巳○○事實上恐難得知其情，自無從認定其有行使偽造文書之故意…，本件訴訟，肇因人多口雜，耳語相傳，導致眾多投資人產生信心危機，而衍生不同程度之認知差異，然不能據此推斷巳○○即有行使偽造文書之犯行」等語。綜上二確定判決之理由，足認本案憶扶公司倒閉時，受害投資人多達數百人，遍及南北各地，其等求助律師、立法委員，聚眾陳情，並各自成立自救會，經數次開會研商聯繫如何催討及追回投資款項，並在空白之狀子蓋章，概括授權自救會採取法律手段，以達追回投資款項之目的，惟因人多口雜，耳語相傳，導致眾多投資人產生信心危機，而衍生不同程度之認知差異，並非全體投資人均清楚追回投資款之方法及具體內容，甚至對於告訴之意義亦非全然了解等情，應可認定。而本案被告甲○○等十八人既非於78年1月18日親自前往臺北地檢署遞狀控告律師、會計師、憶扶自救會代主席之人，自難以其等之印章蓋於告訴狀上，即推認其等確知蓋用印章或委託蓋用印章之目的係對上開之人提起告訴，進而認定其等嗣後對自訴人提起之偽造文書告訴係屬誣告。承前所述，本案投資人既有概括授權自救會採取法律手段，以達追回投資款項之意，而當時復因人多口雜，耳語相傳，導致眾多投資人產生信心危機，而衍生不同程度之認知差異，則其等對於憶扶受害人更生會製發向石玉光律師請求損害賠償金額之查覆函件（自證四一），即不能做為認定其等明知有控告律師、會計師、憶扶自救會代主席、甚至檢察官之依據。至於自訴人雖提出其彙集成冊之被告等開庭傳票，惟被告甲○○等十八人之傳票僅有案號案由，均未載明涉案被告姓名，甚且部分為告發人，非告訴人傳票，亦有該等傳票在卷足按（自證四五②至自證六一），被告甲○○等十八人是否親自接獲該等傳票輾轉交予自訴人，已有疑慮，況依上開說明，由該等傳票客觀上無從判斷係因何案遭到傳訊，是同難以此認定被告甲○○等十八人知悉前用印或委託他人用印之目的係用以控告律師、會計師、憶扶自救會代主席、檢察官之依據。又自訴人所提出之二份再議聲請狀其上固有被告甲○○、丙○○、酉○○、丑○○○、未○○、申○○、辰○○、庚○○、乙○○○、癸○○、地○○○、辛○○、徐安之之夫劉海等人具名聲請再議（自證四十）。惟該等再議聲請狀究係被告等親自用印或委託他人蓋印，已不得而知；且當時投資人雖有概括授權自救會採取法律手段，以達追回投資款項之意，惟因人多口雜，耳語相傳，導致眾多投資人產生信心危機，而衍生不同程度之認知差異，並非全體投資人均清楚追回投資款之方法及具體內容，甚至對於告訴之意義亦非全然了解，遑論「再議」之意義，難以此二份再議聲請狀認定被告甲○○等十八人明知已對律師、會計師、憶扶自救會代主席、檢察官提出告訴，進而推認其等嗣後對自訴人提起之偽造文書告訴係誣告行為。另被告丙○○、酉○○、未○○、申○○、辰○○、庚○○、乙○○○、癸○○、地○○○等於臺北地檢署78年度偵字第4811號被告彭南雄檢察官濫權追訴、瀆職等案件中，雖分別於78年4月14日、18日出庭應訊表示有告彭南雄檢察官，此有各該偵訊筆錄足憑（自證六
五、六六、六七），惟該二次至偵查庭應訊者非僅被告等人，其中14日出庭者除乙○○○、酉○○外，尚有一人、18日出庭者除未○○、申○○、辰○○、庚○○、癸○○、地○○○外，尚有25人，而該二份筆錄之記載方式並未就個別被告分別紀錄回答，而係以被告三人或被告均答之方式記載，故上開出庭被告等人是否確有表示對彭南雄檢察官提出告訴，或僅附和其他在庭人之回答，甚或未予回答，不得而知。而被告丙○○於自訴人被訴偽造文書案件審理時，雖亦曾表示當日曾至臺北地檢署，惟其陳述係至臺北地檢署抗議檢察官偵查不公平，沒有聽說有人提議要告檢察官等語在卷（自證三六），足證被告丙○○對於當日所為係提出告訴，並非了解。況該案僅係控告彭南雄檢察官瀆職之案件，非控告石玉光、林憲同、李進勇、洪堯欽、趙國生等律師、李善餘會計師、憶扶自救會代主席張漢威等人之告訴案件；而被告甲○○等十八人於78年11月16日對自訴人提出之偽造文書告訴，則除指稱自訴人擅自偽以其等名義控告檢察官外，尚有律師、會計師、憶扶自救會代主席等人，其等亦可能因二案併予指訴致生誤會，亦難以上開被告等於偵查庭出庭時自承控告彭南雄檢察官一情，即認有誣告自訴人之舉。而自訴人所提臺北地檢署
78 年度偵字第3465、3446號被告郭啟東檢察官濫權追訴、瀆職等案件之告訴狀（自證七一），其上雖有被告丁○○、甲○○、未○○、申○○、庚○○、乙○○○、地○○○、辛○○具名，惟同上述之理由，難據為其等誣告自訴人之積極證據。至於自訴人自行整理之受害人相關連訟案所用印章一覽表（自證七五），其上蓋印用以控告律師、會計師、憶扶自救會代主席、檢察官之告訴人印文，與被告等控告自訴人偽造告訴狀之偽造文書案件之用印，以肉眼判斷半數印文並不相同，無自訴人所謂用印相同連續情事，少數因影印模糊無法判別是否相同，另部分雖以肉眼觀之有印文雷同情形，惟本案當時用印過程係投資人為催討追回所投資之款項，故在空白之狀子蓋章並概括授權自救會採取法律手段，對於追回投資款之手段為何，各投資人未必清楚，已據本院以85年度上更㈡字第869號判決及原審認定如前，而被告等控告自訴人偽造告訴狀之事實亦係將其等在空白狀紙上之用印移作他用，是即便被告甲○○等十八人於臺北地檢署78年度偵字第1605號案件告訴狀上之印文，與其後相關訟案之用印相同連續，因被告甲○○等十八人並未於78年1月18日親自參與該告訴狀之遞狀過程，是用印相同連續不足以認定其等知悉追回款項之手段即係控告律師、會計師、憶扶自救會代主席、檢察官，是此受害人相關連訟案所用印章一覽表不足據為被告甲○○等十八人不利之認定。按刑法上誣告罪之成立，以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而虛構事實向該管公務員申告為要件，如係事出有因，懷疑他人涉嫌犯罪而向偵查機關告訴（發）或向法院自訴，縱令所告案件經檢察官處分不起訴或法院判決無罪，因申告人主觀上欠缺誣告之故意，自不能令負誣告罪責。查本院85年度上更㈡字第八六九號判決自訴人無罪，八十六年度重上更㈢字第一六八號判決被告巳○○無罪，其理由均認當時因人多口雜，耳語相傳，導致眾多投資人產生信心危機，而衍生不同程度之認知差異，且當時用印過程係投資人為催討追回所投資之款項，故在空白之狀子蓋章並概括授權自救會採取法律手段，對於追回投資款之手段為何，各投資人未必清楚，甚至對於告訴之意義亦非全然了解，是被告甲○○等十八人認自訴人偽造其等告訴狀之偽造文書案件，既然事出有因，出於懷疑自訴人涉嫌犯罪，其等主觀上應無誣告故意，是不能僅憑自訴人嗣後獲判無罪，即認為被告甲○○等十八人應負誣告罪責。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甲○○等十八人有自訴人所指之誣告犯行，既不能證明被告甲○○等十八人犯罪，原審依法就被告甲○○等十八手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合，自訴人上訴意旨仍認被告甲○○等十八人有誣告犯行，指摘原判決此部判決不當，無理由，應予駁回。
叁、被告己○○、丁○○、壬○○○、丙○○、酉○○、丑○○
○、未○○、申○○、辰○○、乙○○○、癸○○、地○○○、戌○○、寅○○、天○○○、卯○○○均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5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堭儀
法 官 郭豫珍法 官 莊謙崇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書記官 林旻弘中 華 民 國 95 年 12 月 2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