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95年度重上更(六)字第5號上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上 訴 人即 被 告 丙○○選任辯護人 賴浩敏 律師
林發立 律師王玉如 律師上 訴 人即 被 告 己○○○選任辯護人 張振興 律師
李尚澤 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83年度訴字第352號，中華民國83年4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83年度偵字第2853、2854、28
55、3025、3026、3935號及移請併辦案號：83年度偵字第3475、3476號）提起上訴，經判決後，由最高法院第六次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丙○○部分及關於己○○○投票行賄罪部分均撤銷。
丙○○共同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褫奪公權叁年。
己○○○共同連續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處有期徒刑壹年，褫奪公權叁年。扣案編號８載有選舉人姓名、賄選金額之記事本壹本沒收。
事 實
一、丙○○原係苗栗縣卓蘭鎮新厝里里長，曾於民國七十六年間犯賭博罪，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六月確定，復於八十二年間犯竊佔罪，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四月，緩刑三年，於八十二年十一月二日確定。丙○○與胡振春（胡振春競選議長賄選部分，業經本院以八十六年度上更一第六二二號判決有期徒刑二年六月，褫奪公權四年確定，另競選議員賄選部分，經本院以八十八年度上更二字第六八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一年，褫奪公權三年確定，嗣二罪經定應執行有期徒刑三年二月，褫奪公權四年確定，已執行完畢）二人均於八十三年一月二十九日當選苗栗縣第十三屆縣議員，臺灣省選舉委員會並於八十三年二月五日公告二人及其他當選議員為苗栗縣第十三屆議員選舉當選人，各公告當選人均已取得選舉縣議會正、副議長之投票權，而依法定程序，苗栗縣議會應於同年三月一日舉行當選人就職宣誓儀式，並立即由全體當選議員以無記名投票之方式互選正、副議長。緣胡振春為尋求蟬連議長職位，繼續執掌議事堂，竟圖以賄選手段，對甫當選取得正、副議長投票權之新科議員，以集體招待出國旅遊、住宿旅館之不正當方法綁票、賄選，邀約下列當選議員於八十三年三月一日宣示就職後，投票選舉胡振春為議長。其詳情如下：（一）八十三年一月二十九日議員選舉投票結果，胡振春及丙○○、己○○○（關於己○○○因本件選舉議長收賄投票罪部分，業經本院以九十年度重上更四字第二五一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五月，褫奪公權一年確定）、丁○○、何文松、余東錦、劉雪梅、胡忠勇、徐熾錦、洪木貴、章運金、鄭輝煌、乙○○、辛○○、湯文雄、梁彭菊娘、林寶珠、黃月娥、黃秀珍、邱炳坤、陳基寶、徐廷琮、王士毅等二十三人均獲當選為該屆議員，胡振春即委由與其有犯意聯絡之胡松年（未據起訴）出面，先於同年二月二日邀集上開新當選議員（其中何文松、劉雪梅、邱炳坤、王士毅、黃秀珍五人因故未前往，辛○○、乙○○二人因當時仍支持另有意競選議長之陳超明未獲邀請參加）至台中市○○路大西洋俱樂部餐敘。復於同年月九日至十五日，再至台中市○○路○段○○○號富王大飯店訂房住宿（其中邱炳坤、王士毅、黃秀貞、鄭輝煌、陳基寶因故未前往，辛○○、乙○○因同上原因未獲邀請），一同密商如何由胡振春向彼等賄選，共同投票選舉胡振春為議長事宜。迨於取得共識後，胡振春即與丙○○基於向各議員賄選之共同犯意聯絡，著由丙○○辦理赴越南旅遊相關手續。胡振春旋於同年二月十七日，先行自合作金庫頭份支庫匯款五十萬元至丙○○設於新竹區中小企業銀行卓蘭分行０五二─０一八八號帳戶內，供為部分費用，餘款則以現金支付丙○○。旋由丙○○、胡松年帶隊招待丁○○（及其妻）、己○○○（及其義妹庚○○）、何文松、黃月娥（及其夫）、余東錦、劉雪梅、胡忠勇、邱炳坤、徐廷琮、徐熾錦、洪木貴、梁彭菊娘、林寶珠（及其夫）為第一團，於八十三年二月十七日出發；另王士毅、黃秀珍（及其夫）、章運金（及其妻）、湯文雄（及其妻）、鄭輝煌、陳基寶（及其妻、女兒）、洪木貴之妻與外甥女為第二團，亦於同年月二十一日分別搭乘太平洋航空公司及越南航空公司班機先後至越南觀光旅遊，二團人員均先後住進越南胡志明市凱撒酒店。同年月二十四日旅遊期間，胡振春即專程搭機趕赴越南凱撒酒店與眾人會合，再度要求各議員投票時應投票支持其為議長。後第二批團員先於同年月二十七日搭乘越南航空公司班機返台；第一批人員則於同年月二十八日搭乘長榮航空公司班機返台（惟陳基寶因隨行之女兒生病，乃與太太帶同女兒於同年月二十六日先行回台）。該次旅遊有關之簽證、訂購機票及食宿安排等費用，總計每人次約為四萬七千元，每位有選舉議長權之議員每人次約獲取四萬七千元之不正利益（議員如另攜眷則按其參與旅遊人數計算其所獲利益）。（二）胡松年於帶團出國前，即囑亦有犯意聯絡之胡振春之胞弟胡振和（未據起訴）先向苗栗縣頭份鎮廷翊汽車旅館預訂房間，俾使前開議員返國後得集體住宿該處，以達綁票集體投票支持胡振春之目的。胡振和乃於八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向廷翊汽車旅館訂妥房間備用；迨至同年月二十八日晚上，上開出遊之議員先後回國後，丙○○、丁○○、何文松、黃月娥、胡忠勇、徐廷琮、徐熾錦、洪木貴、梁彭菊娘、黃秀珍、章運金、湯文雄、鄭輝煌、陳基寶、邱炳坤、林寶珠等人即集體住進廷翊旅館內，並由胡振春委由胡振和、胡松年等人在該處招待，且要求該旅館切斷各議員對外之連絡電話，全部食宿費用計五萬元，則由胡振和於同年三月四日代胡振春支付。迨翌日（即三月一日）上午，辛○○、乙○○於接獲不詳姓名者之電話告知後，亦相偕至廷翊旅館與住宿之議員會合，胡振春則於該日上午九時許，親至該旅館與各議員見面，再次請求務必投票支持後先行離去，其餘議員則共搭胡振和所租用之遊覽車出發，同赴苗栗縣議會宣誓就職，並投票選舉胡振春為議長。
二、己○○○原係苗栗縣議會第十二屆議員，並參加八十三年一月二十九日苗栗縣第十三屆縣議員選舉（係第一選舉區，含苗栗市、公館鄉、頭屋鄉）。詎己○○○為謀求當選，竟於選舉期間，委託庚○○（即己○○○之夫戊○○之同居人，經本院另案判決確定）負責其競選總部競選財務管理，二人基於投票行賄之概括犯意聯絡，由庚○○出面統籌向選民為賄選事宜。庚○○基此，即與不詳姓名之年約五十歲、四十歲之成年女性樁腳及另成年男性樁腳各一人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交付賄賂之概括犯意聯絡，連續為下列投票行賄行為：(一)於投票日前即八十三年一月二十二日至一月二十八日間某夜，庚○○交付賄款予不詳姓名之成年女姓樁腳，囑其持己○○○之競選傳單及內裝賄款之紅包，至苗栗縣苗栗市○○街○○○巷○○○號劉宗武住宅，向有投票權之劉宗武行求賄選，要求其投票予己○○○，惟遭劉宗武當場拒絕，而僅止於行求賄選。(二)復於同年月投票前某日，庚○○再交付賄款予不詳姓名之成年女姓及男姓樁腳，囑其分別攜帶至苗栗縣苗栗市○○街○○○號李鳳梅宅、同縣公館鄉中義村十二鄰二七一之一號林隆輝宅，各以每票一千元之代價，分別向有投票權之選民李鳳梅、林隆輝行求賄選，要求李鳳梅及林隆輝家中有投標權之人投票予己○○○，並分別交付李鳳梅二千元（連同有投票權之家屬共計二票）、將賄款四千元交付林隆輝當時就讀國小六年級之兒子林彥誠，交代林彥誠將賄款轉交林隆輝，並轉達縣議員選舉投票予己○○○，而約有投票權之林隆輝及其家人（連同有投標權之家屬共計四票）就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三)庚○○復於投票日前數日之某日，親自持三千元賄款至同市○○路高苗里大鬍子檳榔攤向有投票權之鄧集賢行求賄選，要求其家中有投標權之六票投票支持己○○○，並當場交付每票五百元之賄款共三千元（含鄧集賢自己及鄧葉林榮、鄧裕仁、鄧裕民、鄧裕文、胡麗清共六票）。嗣經檢察官在己○○○住處搜索扣得庚○○所記載且係供賄選所用，上載有劉宗武、鄧集賢、林隆輝、李鳳梅等選民姓名住所電話之大本記事本一本（扣案編號８）。
三、案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自動檢舉偵查起訴。理 由
一、訊據被告丙○○否認有前揭事實其部分之犯行，辯稱伊當選議員後，因未競選連任之陳英河議員提議出國旅遊，藉以連絡彼此感情，乃徵得各新科議員同意後，委由自身經營之旅行社辦理相關手續，並先行墊付所有費用，迨返國後，始由各議員按實際支出償還，並非與胡振春共謀賄選。至胡振春匯入帳戶之五十萬元，係向胡振春支借之款項，亦非胡振春先行支付部分旅遊之賄款云云，然查被告丙○○與被告己○○○及另案之丁○○、何文松、黃月娥、余東錦、劉雪梅、胡忠勇、邱炳坤、徐廷琮、王士毅、黃秀珍、章運金、辛○○、乙○○、徐熾錦、洪木貴、梁彭菊娘、林寶珠、湯文雄、鄭輝煌、陳基寶等人於八十三年元月二十九日，經各選舉區之選民投票結果，皆當選苗栗縣第十三屆縣議員，經臺灣省選舉委員會於同年二月五日公告當選，應於同年三月一日宣誓就職，並隨即進行選舉議長職務等情，有臺灣省苗栗縣選舉委員會八十三年四月十五日（八三）苗縣選四字第０八一０號函在卷足憑（原審卷第二八九頁至第二九０頁）。被告丙○○與前揭新當選議員或本人或偕同家人，於前揭時間分別前往越南旅遊之事實（即由丙○○、胡松年帶隊招待丁○○及其妻、己○○○及其義妹庚○○、何文松、黃月娥及其夫、余東錦、劉雪梅、胡忠勇、邱炳坤、徐廷琮、徐熾錦、洪木貴、梁彭菊娘、林寶珠及其夫為第一團，於八十三年二月十七日出發；另王士毅、黃秀珍及其夫、章運金及其妻、湯文雄及其妻、鄭輝煌、陳基寶及其妻、女兒、洪木貴之妻與外甥女為第二團，亦於同年月二十一日分別搭乘太平洋航空公司及越南航空公司班機先後至越南觀光旅遊，辛○○、乙○○二人因當時仍支持另有意競選議長之陳超明未獲邀請參加），為被告丙○○坦承在卷，並有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八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八三）境信昌字第八二五號函附之其等入出國境之電腦列表資料在卷足稽（見本院重上更五卷第三０九頁起）。又本件前揭有出國之被告己○○○及徐熾錦等連任議員，與丁○○等新科議員，均無人於出國前即先行支付被告丙○○全部或部分出國費用，業據被告己○○○及議員丁○○、何文松、黃月娥、余東錦、劉雪梅、胡忠勇、邱炳坤、徐廷琮、王士毅、黃秀珍、章運金、徐熾錦、洪木貴、梁彭菊娘、林寶珠、湯文雄、鄭輝煌、陳基寶等於偵查中供明在卷（見八十三年度偵字第二八五三號卷第九頁及他字第一號卷）。而被告丙○○於偵查中亦供稱：「出去時，費用多少我不知道，由旅行社代墊，．．．我還沒向新科議員收錢，準備這幾天整理好才向議會請款，及向新科議員各自請款」等語，迨檢察官質以浩達公司帳冊並無記載代墊之費用，被告丙○○始改稱：「是由我個人代墊，由我新竹企銀卓蘭分行存摺內代墊，帳號記不起來」等語（見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三年度他字第一０八號卷二第一四五頁），其先後所供已不一，復足佐證前揭出國之議員在出國前並未支付被告丙○○全部或部分出國費用甚明。再議員洪木貴於偵查中證稱：「旅遊費是由丙○○議員暫墊的，我們再向議會請款」、「旅費不知道多少，旅行社會向議會請款，出國一切費用是由浩達旅行社墊的」等語（見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三年度他字第一０八號卷一第七二頁背面、第八０頁）；議員陳基寶於偵查中證稱：「旅遊費是四萬零四百元．．．我的旅費是請旅行社的女職員去議會申請款項，不知道是誰替我墊付的」（見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三年度他字第一０八號卷一第七八頁）；議員余東錦於偵查中證稱：「旅遊費是四萬七千六百三十元，當初丙○○說他會先墊，回來才向我們收錢．．．我的旅費是請旅行社的女職員去議會申請款項，不知道是誰替我墊付的」（見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三年度他字第一０八號卷一第八二頁背面）；議員鄭輝煌於偵查中證稱：「我不知道是那一家旅行社辦理出國的，．．．陳英河說旅遊費大約每人四萬元左右，不知道是誰先墊付的，可能是陳英河先付，費用可以向議會請款」（見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三年度他字第一０八號卷一第八六頁背面）；議員何文松於偵查中證稱：「旅遊費是四萬七千六百三十元，．．．旅費是丙○○先墊付的」（見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三年度他字第一０八號卷一第八九頁）；議員章運金於偵查中證稱：「出國旅遊是丙○○議員的浩達旅行社承辦，．．．旅行社給我的帳單是八萬多元，但我還沒付錢。．．．八萬多元由旅行社整個先墊」云云（見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三年度他字第一０八號卷一第一二二、一二三頁背面、一二四頁正面）。如出國之前揭被告己○○○等議員係自費組團旅遊，豈會於出國前，或不知確實旅費金額、或所稱金額不
一、或不知何家旅行社辦理及何人代墊款項，參以證人即浩達旅行社職員詹淑芳於偵查中證稱：「該團之縣議員旅遊費用沒有付給我老闆，不知旅遊費用是由誰支付的。一般旅行團的費用是先繳付旅費，再由帶團的老闆帶錢到國外支付應付之費用」等語（見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三年度他字第一０八號卷二第五九頁），顯見上開至越南旅遊之議員均無付款或於返國後支付旅費之意至灼。又依被告丙○○所供此次參加苗栗縣縣議員選舉前，其父親胡石井固曾出售土地苗栗縣○○鎮○○段第五七六號、五七八地號土地，得款一千八百二十萬元，除其中六百萬元用以清償積欠卓蘭縣農會抵押借款外，一百三十五萬元清償新竹區中小企業銀行卓蘭分行借款，三百萬元清償積欠蔡欽海之借款，另二百萬元給予胞弟胡明光，胞妹胡月春五十萬元，繳納互助會款三十餘萬元，春節開銷五十萬元，餘款四百四十六萬八千零八十八元則做為競選經費云云，如依被告丙○○所稱其於選舉後，所籌措之競選經費，均已耗盡，財務當非十分寬裕，果若僅為新科議員代辦旅遊，衡情理當詳細計算各議員應負擔之費用，並於事前收取，以支應所需，當無僅因代辦旅遊，即於財務窘困之下，為他人籌墊款項之理。再被告丙○○向鴻毅及永業旅行社購買機票所簽發之新竹企銀卓蘭分行帳號００一八九０號、票號Ａ0000000號、Ａ０一二三六一號，面額各為十九萬七千五百元、十九萬五千二百元、發票日八十三年二月十九日、同年月二十六日支票各一紙，係由胡振春於八十三年二月十七日，自合作金庫頭份支庫帳戶內匯寄五十萬元至丙○○在新竹企銀卓蘭分行上開帳戶內支付，有胡振春所書立之匯款明細表及丙○○所有之存摺影本在卷可憑（本院八十九年度重上更字三第六一號卷第九五頁、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三年度他字第一０八號卷二第一０八頁），並經被告丙○○及胡振春於原審及本院前審供認屬實。雖胡振春稱該款係出借丙○○之借款，並非支付丙○○代為招待新科議員旅遊之費用云云，然上開出國議員前往越南旅遊，均無自行支付旅費之意，已如前述。被告丙○○於偵查中供稱：「八十三年二月十七日出國時，向胡振春借五十萬元，因為怕費用不夠，他同意後用電匯到竹企卓蘭分行給我，在竹企有活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見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三年度他字第一０八號卷二第一四七頁）。然胡振春於偵查中卻稱：「我家被查出丙○○在卓蘭分行、新竹企銀及卓蘭鎮農會的存摺帳號，是因為他十七日出國前，有這二帳號，他出國期間怕存款不足，叫我幫他看一下，怕存款不足時，幫他補一下」云云（見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三年度他字第一０八號卷二第一五五頁背面），二人就同一事實，所供殊有不符。況胡振春為時任之現任議長，有權監督議員出國考查經費補助，按臺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於民國88年10月12日廢止前之第21條規定縣市議會可以議決縣市預算及審議縣市決算之審核報告。第22條規定縣市預算案、決算案之審議等，及省縣自治法於民國88年4月14日廢止前之第27條規定「省議會、縣（市）議會置議長、副議長各一人，由省議員、縣（市）議員分別互選或罷免之」、第19條規定縣（市）議會可以議決縣（市）預算、審議縣（市）決算之審核報告。以及臺灣省各縣市議會組織規程準則於民國88年10月12日廢止前之第26條規定「縣（市）議會議長，綜理會務」、臺灣省各縣市議會組織規程於民國86年8月5日廢止前之第32條規定「縣、市議會議長，綜理會務」、第29條規定「議決縣市預算及審議縣市決算之審核報告」，第30條規定「縣市預算案、決算案之審議」等，且臺灣省各縣市總預算編審辦法於民國89年9月18日廢止前亦均有統一各縣市總預算之編審，其第2條規定「本辦法所稱各機關係指左列機關：一、縣市議會。
二、縣市政府暨所屬各級機關。三、在縣市總預算中編列預算之其他機關等，而現行之苗栗縣議會組織自治條例第6條規定「本會置議長、副議長各一人，由議員以無記名投票分別互選或罷免之。但就職未滿一年者，不得罷免」，第12條規定「議長綜理會務」，第15條規定議決縣預算、審議縣決算之審核報告等，現行之地方制度法第36條規定縣（市）議會議決縣（市）預算、審議縣（市）決算之審核報告、第44條第2項亦規定議長對外代表各該議會，對內綜理議會會務，且依現行之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5條及附表註三規定，地方民意代表因職務關係，得由各該地方民意機關編列預算，支應其出國考察費，地方民意代表應檢據核銷，而議長為機關首長，自能就議員核銷事宜依相關規定審核後，由議會撥付該項考週二經費等，亦有內政部95年8月21日內授中民字第0950722397號函在卷可稽，而本案至越南旅遊，大部分係新科議員；胡振春原本係欲以議會出國之預算支應，亦據胡振春供明在卷，足見胡振春自始即有意舉辦本件越南旅遊。則議員出國旅遊之事，既係由擔任議長之胡振春方有權統籌指示，胡振春復有意辦理，倘須籌款代墊旅費，亦應由胡振春負責調動支應，始合於常情。而被告丙○○所籌措之競選費用已於選舉中花費殆盡，財務並非寬裕，亦如前述，被告丙○○豈有於財務窘困之際，仍舉債借款百餘萬元，代胡振春支應旅費之理，足證胡振春於八十三年二月十七日匯寄丙○○五十萬元款項，應係支付上開議員前往越南旅遊之費用甚明，被告丙○○辯稱係向胡振春借款五十萬元，要非可採。雖本件越南旅遊費用，依卷附浩達旅行社代收轉付收據上所載金額總計已達一百四十九萬二千六百七十元。而依卷內事證，胡振春僅匯款五十萬元，尚不足旅遊費用所需。惟胡振春除匯款被告丙○○五十萬元外，餘款自可以現金當面交付等方式支應，再被告丙○○就用以支付各議員在越南住宿凱撒飯店之食宿、旅遊費用美金二萬元及旅行支票一萬元之資金來源，於偵查中初稱係來自所開設之浩達旅行社及農藥行收入，迨經檢察官提示該旅行社及農藥行之帳冊內並無該等支出帳目之記載後，復改稱係以自身設於新竹企銀卓蘭分行之帳戶內存款支應等語，再經檢察官提示被告丙○○在該銀行之存摺質問後，即無言以對（詳見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三年度他字第一０八號卷二第一四五反頁），顯見被告丙○○先後所稱之資金出處，均屬虛構之詞。若該筆款項係被告丙○○自身收入，或其他正當來源，何須多次虛構事實，企圖掩飾，又被告丙○○支付旅遊費用之上開美金現鈔及旅行支票金額共達美金三萬元，被告丙○○卻無法提出自身或委由他人於該年度結匯美金之紀錄，顯見該筆美金並非被告丙○○以自有資金結匯而來。再參以被告己○○○與丁○○、何文松、黃月娥、余東錦、劉雪梅、胡忠勇、徐廷琮、徐熾錦、洪木貴、梁彭菊娘、王士毅、黃秀珍、章運金、湯文雄、陳基寶等議員於越南旅遊之八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期間，胡振春曾親自台灣遠赴越南凱撒酒店向各議員等致意，請求各出遊議員投票支持競選本屆縣議會議長，亦經被告己○○○、及胡振春、丁○○、何文松、黃月娥、余東錦、劉雪梅、胡忠勇、徐廷琮、徐熾錦、洪木貴、梁彭菊娘、王士毅、黃秀珍、章運金、湯文雄、陳基寶等供明在卷（詳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三年度他字第一０八號卷偵查筆錄）。益證本件越南旅遊係胡振春為選議長而賄選議員始辦理。故胡振春既係主導出遊越南之人，並已匯款丙○○五十萬元墊付旅費，顯見被告丙○○用以支付其餘費用之美金、旅行支票，均係胡振春所支付者甚明。是胡振春稱匯款予被告丙○○五十萬元係屬借款，尚無可採，不足為被告丙○○有利之認定。至被告丙○○於八十三年二月十七日帶團出國，於出國二日後之二月十九日，猶有四十九萬一千一百十元之現金存入帳戶一節，無論該款係胡振春用以支付丙○○代墊付之招待議員集體出國旅遊費用，或係被告丙○○因其他原因、目的而取得，均不影響胡振春主導本件越南旅遊之事實。至被告己○○○及丁○○等議員另稱彼等返國後，已先後支付該次出國旅遊費用予丙○○，並提出旅行社付款收據為證。然被告己○○○等議員自始即無自行支付旅費之意，業經認定如前。依社會常情，一般自費出國旅遊，所有費用均應於出國前與旅行社計算清楚，並先行支付；縱或有私人特殊交情，返國後再行結算者，亦屬少數。況被告丙○○坦承自身係新科議員，對其餘同團出遊之其他議員並不熟識，被告丙○○自無因特殊情誼而先行代墊之可能。再依被告己○○○及丁○○等提出自付旅費之旅行社付款收據所示，該等收據日期均係於八十三年三月七日、八日或九日所製作，已在檢調單位開始約談相關涉案議員之際，顯係因本件賄選案發，臨訟付款用以規避刑責之用，自不足為被告丙○○有利之證明，證人丁○○於本院稱去越南之費用自己出，飯店誰訂的、錢誰出的不曉得等，無從為被告丙○○有利之認定。再依卷附之臺灣省政府八十年五月二日（八十）府民二字第三九六三０號函所檢送之臺灣省各縣市議會「縣市以下各級民意代表出國考察審核原則」第七項規定；縣市議會議長、副議長及議員出國考察，應於一個月前層報內政部核轉外交部核發證照；第九項規定返國後應向服務單位提出考察報告等。查被告己○○○與徐熾錦、洪木貴、梁彭菊娘、林寶珠、湯文雄、鄭輝煌、陳基寶等位連任議員，於出國前並未依上開規定，於一個月前層報內政部核轉外交部核發證照，彼等亦自承此行僅至越南各處名勝古蹟作參觀旅遊，並未拜會當地政府機關或為從事考察活動，及至回國迄今仍無人提出任何考察報告，為被告己○○○及徐熾錦、洪木貴、梁彭菊娘、林寶珠、湯文雄、鄭輝煌、陳基寶等所不否認，證人即苗栗縣議會主任秘書黃蘭昌、總務主任葉丁萬於八十三年四月九日原審中亦分別證稱上開議員此次出國均無提出考察計劃書，該議會亦未代理擬定出國考察計劃等語（原審卷一第一０五頁、第一０六頁）。雖依八十三年度偵字第二八五三號偵查卷附之苗栗縣議會八十三年度單位預算書，在業務管理項下之國外旅遊部分，載有「四十六人」、「單價十萬元」、「預算數額四百六十萬元」之預算編列，惟於該項預算之說明項下則載明「議員及隨隊工作人員出國考察補助」等字樣。然被告己○○○等連任議員此次出國既未依規定申請出國考察，復無何議會工作人員隨隊，竟與新科議員丙○○、丁○○等人同行出遊，顯見本次出國並非依議會考察費用出國至明。至證人陳英河就本件當選議員到越南旅遊乙節，固於原審證稱本來是在選前要出去，但未成行，因議會有議員出國考察經費，我比較有空，所以由我聯絡，新當選議員有些我本來就認識云云（原審卷二第三五四頁至第三五五頁反面），然新當選議員尚未能享受此優待，復經證人陳英河於原審同日庭訊中供明在卷，是若係依議會考察經費出國，何以新科議員亦能一併出國，況若係陳英河為其選議員而招待上開當選之議員出國，又何以未由其代墊款項，反係由被告丙○○向胡振春借款支應，足認證人陳英河前開供述純係附合之詞，不足採信。又被告丙○○及議員丁○○、何文松、黃月娥、胡忠勇、徐廷琮、徐熾錦、洪木貴、梁彭菊娘、黃秀珍、章運金、湯文雄、鄭輝煌、陳基寶、邱炳坤、林寶珠等人均坦承於苗栗縣第十三屆縣議會議員報到宣誓就職選舉正、副議長之前晚（即八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晚間），曾集體住宿或前去苗栗縣頭份鎮廷翊汽車旅館之事實（詳原審卷二第三六五頁至第三七六頁、第二七一頁至第三七二頁）。雖被告丙○○等於本院之前審理時分別辯稱：「係因支持陳英河競選省議員而受招待」，或「係接獲不詳姓名者之電話通知前去廷翊旅館會合後，再集體搭車前往」云云。惟胡振春於原審八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四月二日調查中坦承各議員住宿廷翊汽車旅館，係包含在原來之越南旅遊項目內；證人胡松年於八十三年六月四日原審調查時證稱其於出國前一日，即交待胡振和前往預定該旅館房間等情。證人陳英河於原審亦證稱當晚僅前往打招呼即行離去，並未住宿該旅館內，亦未安排招待住宿之議員飲宴或其他活動等語。另證人即廷翊旅館主任陳嘉芳、櫃檯員徐瑞蘭及經理陳運捷於調查中亦先後證稱該旅館房間係胡振春之胞弟胡振和於八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前來議價訂房，並自稱「係胡振春那裡的」，復交待議員住進該旅館後，應切斷客房對外之聯絡電話，胡振和並於同年三月四日前去結帳，支付全部住宿之費用五萬元等語，均無一語提及陳英河招待之事（見八十三年度他字第一０八號卷二第二一六頁至第二一九頁）。而檢察官於八十三年三月八日在該旅館內查獲之帳冊、桌曆、現金支出傳票及日報表，亦皆載有苗栗縣議會或胡振春訂房、付費等字樣（附於八十三年度他字第一０八號卷二第二四０號證物袋內）。足見該次集體住宿係胡振春招待，並係配合越南旅遊而安排。按被告丙○○及丁○○等出遊議員均住居苗栗地區，並甫於當日或前一日（陳基寶於二日前）自越南旅遊返國後，未逕行返家，反卻集體住宿於鄰近住處之汽車旅館，顯異於常情。參以胡振和訂定旅館時，竟交待旅館人員於議員住宿後，切斷對外通訊，及胡振春於翌日（即八十三年三月一日）上午九時許，亦親臨該旅館與議員們招呼問候等情，足見該次議員集體住宿，係胡振春所排定越南旅遊行賄範圍內，而委由胡振和、胡松年安排，用以綁樁賄選議長無訛。被告丙○○等所稱「接受陳英河招待」及「接獲不明人士電話前去」云云，均非可採。再被告丙○○、己○○○與議員胡忠勇、林寶珠、丁○○、陳基寶、黃月娥、洪木貴、余東錦、章運金、梁彭菊娘、徐廷琮、徐熾錦、鄭輝煌、湯文雄等均供稱於八十三年二月二日曾至台中市○○路大西洋俱樂部；胡振春於原審八十三年六月十日調查時，初則否認參與；迨經隔離訊問，證人胡松年指認胡振春亦有與會後，胡振春始坦承係受胡松年之邀前往。另劉雪梅、章運金、黃秀珍、余東錦、洪木貴、丁○○、徐廷琮、徐熾錦、黃月娥、梁彭菊娘、林寶珠、何文松、胡忠勇、湯文雄亦供承於八十三年二月九日至同年月十五日止期間，曾住宿或前去台中市○○路○段○○○號富王大飯店之事實。雖丁○○等均稱係應胡松年籌組易經學會之邀而前往。惟胡松年迄未提出任何成立易經學會之文件，或邀請各議員前去捧場之請帖、邀請函等證明文件，已難採信。且胡松年果真籌組易經學會，依該種學會性質，並非急迫重要之事，以當時適逢農曆新春期間，被告丙○○等應無捨棄家人團聚之習俗，而遠赴台中市參與學會之事。尤以部分議員更住宿於富王飯店過年；其中議員章運金、黃秀珍等人並自承與胡振春、胡松年等在台中市○○路○路邊攤吃年夜飯，更有違常情。再章運金等議員於上開期間住宿於富王飯店之費用，係由胡振春以信用卡簽帳，有法務部調查局苗栗縣調查站以八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八三）苗肅字第三三０號函所檢附富王飯店提供之苗栗縣議會人員住宿該飯店之客房說明書、客房部帳單及胡振春簽帳單影本足憑（見本院重上更五卷第三一四頁起），並為胡振春、胡松年一致供認無疑。另胡振春於原審八十三年六月十日調查時自承議員住宿富王飯店期間，曾前去該飯店；證人胡松年並坦承支付上開議員在富王飯店一夜花費十餘萬元，同時囑付與會之議員徐廷琮翌日赴台北縣新莊市僑昱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簽署推薦胡振春為議長之推薦書；證人徐廷琮亦供認上情屬實。顯見被告丙○○等指稱應胡松年成立易經學會之邀，無非迴避外界視聽之假象，該等聚會應係胡振春委由胡松年出面邀請各議員前去密商議長賄選事宜，殊為明顯。證人胡松年並非苗栗縣議員或議員家屬，竟於上開議員集體出國至越南旅遊期間，全程參與陪同，復事先囑咐胡振春之胞弟胡振和前去廷翊旅館訂房，以供議員們回國後住宿之用，且於議員甫當選後未出國旅遊前出面邀請各議員等至大西洋俱樂部、富王飯店與胡振春密商賄選事宜；又胡振和為胡振春之胞弟，均屬胡振春之至親；而丙○○既甫當選之初即應胡松年之邀，與各議員在台中市○○路大西洋俱樂部密商議長賄選之事，復以其所經營之旅行社代胡振春安排赴越南旅遊賄選之情，則其三人若非參與胡振春競選議長共同賄選之事，豈有代為安排、出面招待及全程陪同議員出國旅遊，或租訂旅館供議員住宿並支付該等費用之理，再胡振春曾遠赴越南與受招待之議員見面；復於投票日上午趕赴廷翊旅館與各議員寒喧問候。而被告己○○○與何文松、黃月娥、余東錦、劉雪梅、胡忠勇、徐廷琮、徐熾錦、洪木貴、梁彭菊娘、王士毅、黃秀珍、章運金、邱炳坤、林寶珠、湯文雄、鄭輝煌、陳基寶均一致坦承確於投票時投票選舉胡振春為當屆之苗栗縣議會議長。足見胡振春與被告丙○○等係共同以招待越南旅遊、集體住宿旅館方式，向被告己○○○等議員行賄競選議長至明。至胡振春另以現金行賄議員邱炳坤、林寶珠部分，乃胡振春一人所為（此部分業經判決確定），尚與被告丙○○無涉。至被告丙○○固於八十三年二月五日公告當選縣議員後，亦隨團至越南旅遊，並於返國後亦住進廷翊旅館，惟被告丙○○為「浩達旅行社」負責人，並與胡振春共謀以招待旅遊方式向各議員行賄，以達胡振春順利選舉議長之目的。則被告丙○○帶團前往，乃係實施犯罪行為，自無圖取胡振春不正利益之意圖。此部分亦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八十三年度訴字第四八０、四八一號判決無罪確定在案，有本院被告丙○○全國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本院自無庸審究。末按選舉俗稱之「綁樁」，一般係指候選人唯恐選舉人跑票，乃招待旅遊住宿，使對手不易進行拉票。各選舉人甘願受候選人之擺布，常係因已受好處等暗盤交易使然。則除非選舉人遭受強暴、脅迫而喪失行動自由，否則既係自願，接受吃喝玩樂之招待，而為一定投票之行使，自屬有接受不正利益之意。至所收受之不正利益，應達多少數額始謂有對價之關係，法固無明文規定，惟依社會觀念，如收受之利益已逾越吾人日常生活禮尚往來之餽贈，復與行使投票權有關，即應屬有對價關係。本件被告己○○○等當選議員前往越南旅遊之開銷，悉由參選議長之胡振春支付，其中數位新科議員復與胡振春非親非故，竟全程接受招待，顯已逾越日常生活之禮尚往來。況多位議員返國後，即逕赴廷翊旅館住宿，翌日復共搭胡振和所租用之遊覽車至苗栗縣議會投票選舉胡振春為議長，顯見彼等收受不正利益與選舉議長之投票行為有相當對價之關係亦彰至明。綜上所述，上開出國議員前去越南旅遊本係胡振春有意舉辦，參加議員之所有團費亦均由胡振春支付，被告丙○○則代為辦理各項手續，並帶隊前去，而於旅遊期間，胡振春復特地前往致意，請求支持競選議長，顯見被告丙○○與胡振春間係基於犯意聯絡，共同以招待旅遊方式，向各當選議員行賄買票無疑。被告丙○○前揭之所辯，無非卸責之詞，尚無可採，本件有關丙○○部分之事證明確，其犯行堪以認定。另訊據被告己○○○否認有前揭事實其部分之犯行，辯稱八十三年縣議員選舉期間，因忙於拜訪選民，競選事務所之一切事務均由其夫戊○○及庚○○等人負責，並未曾集資向選民賄選。證人林隆輝、李鳳梅、劉宗武指稱有人持其傳單向選民賄選，然該四人所稱持單賄選之人，均無證據證明受其指使。而鄧集賢部分之二千元，乃庚○○基於鄰居之誼，請其代發傳單之酬勞，並非賄款；另三千元，鄧集賢則係將廖沈菊交付之賄款誤記為庚○○所交付，扣案之冊子係八十二年以前我公公選代表用的本子，其選議員係大選舉區，不可能用小選舉區的本子，我公公八十二年六月去逝後，我們就分家，不可能叫庚○○去行賄云云，然查被告己○○○係戊○○之妻，在苗栗縣第一選舉區（含苗栗市、公館鄉、頭屋鄉）參與該縣第十三屆縣議員選舉，有苗栗縣選舉委員會八十三年一月二十九日臺灣省苗栗縣議會第十三屆議員選舉開票結果彙計總表乙份附卷可參（本院重上更五卷第二五六頁）。又庚○○則為戊○○之同居人（二姨太），與戊○○、己○○○實際上還住在一起，競選經費的籌措及支出是由我掌管，負責掌理己○○○選舉議員期間有關之財務調度、文宣，扣案編號八之帳冊是其筆跡，己○○○當選後有陪他去越南，己○○○之收支結算申報表是我提供的，內容正確，但不是我寫的，共四百五十萬元等情，業據證人庚○○證明在卷（原審卷一第九三頁、第二六０頁、本院上訴卷一第八六頁之一、本院重上更四卷第一四四頁），被告己○○○亦稱庚○○於其縣議員選舉時在服務處管財務，向銀行所貸之款係庚○○在處理，他在選舉時負責我財務的會計，扣案之證物係在我家查扣的沒錯，好像是庚○○記載的，帳是庚○○負責整理、保管，縣議員候選人競選經費收支結算申報表都是庚○○處理，競選經費都是我先生及庚○○籌的（本院上訴卷一第一三七頁背面、第一五八頁背面、第二０一頁背面、第二五六頁背面、原審卷一第二五九頁及背面），足見被告己○○○前揭選舉議員期間有關競選經費的籌措及支出之財務調度及帳目係由庚○○掌管，且競選最重要命脈之經費由庚○○掌管支用，如未經被告己○○○之授權，自屬不可能，證人庚○○有關經費之支出，如何使用，夠用或不夠用，會不會當選等，亦必然須向被告己○○○報告以資因應，兩人就有關被告己○○○之競選是否當選，已成生命共同體，證人庚○○自不可能在被告己○○○未授權下，擅自行動，是證人庚○○於本院稱被告己○○○之選舉其未參與，沒有管財務等，自無可信，被告己○○○稱其與庚○○分家，與其貌合神離，亦無可信，證人戊○○於本院稱選舉以前我父親去逝，我們就分家，庚○○就被我太太趕出來，財務是我在管等，與事實不符，其所述亦無可採，再證人劉宗武於查賄小組訪談中證稱大約於八十三年一月二十二日至一月二十九日之間（詳細日期記不清楚）某個晚上有一中年婦女（姓名不詳），手持己○○○之競選縣議員宣傳單到我家來拜訪，我請她進入屋內，隨後她將宣傳單放在客廳的桌上，並請我支持己○○○，離去之前，她從口袋拿出乙個紅包袋並向我表示「這是一點意思意思，希望你收下支持己○○○」，當選以後回來感謝，但遭我拒絕，該婦人隨即離去，因該婦女手持己○○○競選縣議員之宣傳單，並請我支持己○○○，故我確知該婦人為己○○○之助選員，我不知道紅包袋內所裝為何物，但確定內裝有東西，依一般習慣判斷，應為候選人致贈選民之賄款（或紀念品）等語（見原審八十三年訴字第三五二號卷三第十二頁）；另於檢察官偵訊時仍證稱八十三年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之間，有一中年婦女（姓名不詳）手持己○○○之競選傳單，到我家拜訪，請求支持，中年婦女要走之前拿出一個紅包袋說：「請你全家支持，這是一點意思意思，請你支持己○○○，當選以後再來感謝」，我就拒絕了，她就離開換別家去了，（問：為何知道她是己○○○的助選員？）因為她手上拿著己○○○之宣傳單，且有一疊宣傳單等情無訛（附於原審卷一第二三五頁、第二三六頁）。而至原審審理中仍證稱二十二日晚上九時左右，有人來，但不認識，那人是要向我買票；在八十三年三月八日調查站訊問及八十三年四月十八日偵訊中所言，均屬實在；有人要我投票給己○○○等語在卷（原審卷二第三四三頁）。迄至本院前審調查時經法官訊以苗栗第十三屆縣議員選舉期間是否有一中年婦女在八十三年一月二十二日至一月二十九日間有拿己○○○的宣傳單請你支持並給你一個紅包時，仍具結答稱我當場拒絕，並沒有看到紅包有多少錢，係年約五十歲左右婦人，操客家口音、中等身材，拿紅包給我等語（見本院上更一卷第八二頁）。是綜合證人劉宗武上開所言，足認己○○○確係經由不詳姓名年約五十歲左右之女姓樁腳向劉宗武行求賄選遭拒。至證人劉宗武於本院上訴審稱是否為己○○○之助選員我不知等（見本院上訴卷一第一一七頁背面），與其前開歷次所供雖有不符，但就確有候選人之助選員企圖向其行賄，則仍指陳不移。則候選人所屬助選員既企圖向證人拜票行賄，焉有不表明係屬何候選人之理，自仍以其於案發之初所言，較為可採。且證人劉宗武於本案選舉時，係住於苗栗縣苗栗市○○街，有其筆錄所載之住所資料在卷可稽，係屬己○○○之選區，從而劉宗武於本院上訴審稱是否為己○○○之助選員我不知等，尚不足為被告己○○○有利之認定，至被告向劉宗武所行求之金額，因劉宗武於遭行求時即行拒絕，且未拆開紅包袋，故此部分行求之賄款雖難認定，但並不影響於被告此投票行賄之行為。雖被告己○○○請求勘驗劉宗武之調查錄音帶等，惟查證人劉宗武的調查筆錄上有刪除之地方並經其蓋章後簽名，顯見證人劉宗武必有詳看筆錄並慎重為之，有其調查筆錄可稽，證人劉宗武前開所述尚非子虛，再核以扣案編號8之筆記簿內之「10新苗里」一頁內，亦有劉宗武之姓名、地址及電話，可知證人劉宗武係己○○○競選資料所掌握之投票權人，證人劉宗武所述堪信屬實，況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1至100條之3關於錄音之規定，係86年12月19日刑事訴訟法始增訂之條文，且係關於訊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之錄音規定，於本件製作證人劉宗武之筆錄並不適用，且證人劉宗武前揭於原審亦已證述明確，前揭之調查筆錄所載並不影響此部分之認定，是其請求調查勘驗此部分之錄音帶，核無必要，又證人林隆輝於查賄小組訪談時稱：「檢察官依據本屆縣議員己○○○因涉嫌賄選遭查扣之帳冊資料顯示，湯議員於公館地區向我行賄買票，帳冊中記載「林隆輝中義村二八六號」，是實在；買票費用是一人新台幣一千元；當時該費用係送至我家中（中義村十二鄰二七一號之一），因我家中沒有大人在家，由小孩代收，共計收取四仟元（我夫婦二人及我雙親共四位投票權人），我父母均已八十餘歲，對此事並不了解；前述費用究竟由何人致送，我並不清楚，只知道收到該筆費用是要支持己○○○云云（見原審卷三第二四頁、第二五頁）；而於檢察官偵訊時則亦證稱是己○○○的助選員（不詳姓名男子）送四千元（一票一千元）來給我，因為我家共有四張選票（我夫妻及父母），沒有夾宣傳單，助選員叫我小孩將錢交給我們，並說錢是己○○○送的，我小孩已小學六年級等情在卷（附於原審卷一第二三二頁反面）。至原審審理中仍證謂有人去我家拿錢給我小孩四千元，是一位男孩子拿己○○○的四千元給我小孩，是在選前三天等情無誤（原審卷二第三四六頁）。於本院前之審理亦證稱買票是於投票前一、二天將四千元交給我的小孩，是在二十七日下午四、五點時，小孩說對方請要投給己○○○，講這話的是一名男子，帳簿上之記載沒有錯，有一個中年男子到我家買票，當時我不在家，是我下班後，我的小孩子交給我一個信封，裡面裝有四千元，但是沒有宣傳單，叫我的小孩子向我轉達要投票給己○○○等（本院上訴卷一第一一七頁、重上更四卷第一四０頁），證人即林隆輝之子林彥誠亦證稱那位中年男子問我父親有無在家，我說不在家，他要我轉告我父親說要投票給己○○○，我在外面打球，我只有看到他有拿一個信封袋等（本院重上更四卷第一四一頁），互核兩人所供均屬相符，且查該信封既經目擊之證人林彥誠向其父親林隆輝稟報，並經證人林隆輝在偵查中即供稱有4千元在其內，顯見證人林隆輝前開在偵查中指證有男子以4千元上門賄選一節，即屬實在。況經查扣之編號8之筆記簿內之「1公館中義村」一頁內，有關於證人林隆輝之姓名、住所資料，雖該資料記載為「林隆輝中義村二八六號」，惟此自係庚○○記載之林隆輝之通訊地址，係屬己○○○之選區無誤，況人之通訊地址與實際居住地或戶籍地未必相同，且人亦可能搬遷，是雖庚○○記載之林隆輝之中義村二八六號，應是原來記載聯絡用，實際真正送錢之地方，自以證人林隆輝、林彥誠所述相符之中義村十二鄰二七一號之一為真實，該庚○○記載之林隆輝之通訊地址中義村二八六號，證人林隆輝稱帳冊中記載「林隆輝中義村二八六號」，是實在，亦不過確認係其名字及該地址原係正確，此從其調查筆錄隨即稱當時該費用係送至我家中（中義村十二鄰二七一號之一），因我家中沒有大人在家，由小孩代收，共計收取四仟元（我夫婦二人及我雙親共四位投票權人），我父母均已八十餘歲，對此事並不了解等可明，自以證人林隆輝、林彥誠所述相符之中義村十二鄰二七一號之一為實際真正送錢之地方，證人林隆輝確認係其名字及該原載之地址正確，並不影響此部分之認定，可見證人林隆輝係己○○○競選所掌握之票源之一，益證證人林隆輝、林彥誠上開所述非虛。雖被告己○○○稱上開編號8之筆記簿係八十二年以前我公公選代表用的本子，其選議員係大選舉區，不可能用小選舉區的本子等，惟該筆記簿所載之資料，非僅限於苗栗市，尚包括此次被告己○○○之選區公館鄉之資料，有該筆記簿可稽，縱被告公公選舉苗栗市民代表時曾用過該筆記簿，被告己○○○該次選舉之選區亦包括苗栗市，亦可沿用該筆記簿內之資料，並再擴充新資料加以使用，被告己○○○所稱係其公公之前選舉留下，顯不足為其有利之認定。且證人林隆輝於本案選舉時，係住於苗栗縣公館鄉中義村，有其筆錄所載之住所資料在卷可稽，係屬己○○○之選區無誤，雖證人林隆輝就送四千元至其住處係己○○○之助選員者，係聽聞自其子，但林隆輝返家時，其子告知確有人送四千元至其住處，並稱係己○○○之助選員所送，而其家中確有以信封袋所裝四千元等事實，則係其親身見聞，而揆諸林隆輝之子於八十三年一月間僅小學六年級，若未有人特別向其提及己○○○，焉會知道如此轉告其父即林隆輝，且經證人即林隆輝之子林彥誠亦證述明確，是益證林隆輝之證詞，仍具證據能力且堪足採信。又被告己○○○請求勘驗林隆輝、林彥誠之調查錄音帶等，惟查證人林隆輝的調查筆錄上載有經被調查人林隆輝親閱確認無訛始簽捺於後，並經林隆輝簽名捺指紋在案，有其調查筆錄可稽，再核以扣案編號8之筆記簿內之「1公館中義村」一頁內，有關於證人林隆輝之姓名、住所資料，可知證人林隆輝係己○○○競選資料所掌握之投票權人，且參酌證人林彥誠之證述，證人林隆輝所述堪信屬實，況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1至100條之3關於錄音之規定，係86年12月19日刑事訴訟法始增訂之條文，且係關於訊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之錄音規定，於本件製作證人林隆輝或林彥誠之筆錄並不適用，且證人林隆輝前揭於原審及本院、證人林彥誠於本院亦已證述明確，本院並未引用林彥誠之調查等之筆錄，證人林隆輝前揭之調查筆錄等所載並不影響此部分之認定，是其請求調查勘驗證人林隆輝、林彥誠等此部分之錄音帶，核無必要，再證人李鳳梅於查賄小組訪談時陳稱約於八十三年一月間（距縣議員選舉前一、二日），有位候選人己○○○之助選員（女性，年齡約四十歲左右），到我家中並交付二千元給我，並要我投己○○○一票（每票一千元，該助選員共向我家買二票），並隨即離開云云（見原審卷三第二六頁）；於經檢察官偵訊時亦證稱選舉前二天，有一位不詳姓名的女子，來我家自稱係己○○○的助選員，年紀大約四十歲，對我說：「只要妳家支持二票就好」，然後就拿二千元（一票一千元）給我，我來不及還給她，又怕得罪候選人，該女子就離開，是吃過完飯後才來，是獨自一人來，交錢及己○○○的傳單給我等節甚詳（附於原審卷一第二二九頁反面）。於原審審理中仍證述選前二、三天我很忙，有個女孩進來要我選己○○○，並把宣傳單放在桌上，等那人走了，我把宣傳單拿起來，宣傳單下有二千元，但我不確定他一定是己○○○的助選員，我追出去來不及錢給他，看不到那人，我家有我與妹妹二票等情（原審卷二第三四六頁反面）。及迄本院前審仍證稱係年約四十歲左右中年女子請我支持己○○○等語（見本院上更一卷第八二頁反面）。證人李鳳梅於本院本案更四審審理中稱當時我在廚房煮菜，有一位四十幾歲的婦人進來，她說拜託拜託，二千元放在桌子上，當我追出去時就沒有看到那位婦人。當時桌上放有很多宣傳單。我不知道當時是誰拜託買票的等（見本院重上更四卷第一三九頁），雖其改稱不知交二千元者為何候選人，但就確有候選人之助選員交付賄款向其行賄，則仍指陳不移。則候選人所屬助選員既向證人拜票行賄，焉有未明確表示係請證人支持何候選人之理，否則該二千元豈非白費。是證人李鳳梅因多次經法院傳訊，或迫於壓力，閃爍其詞，或因離案發時已久，而記憶不清，均不無可能，是自仍以其於案發之初所言較為可採。且證人李鳳梅於本案選舉時，住於苗栗市○○街，有其筆錄所載之住所可稽，係屬己○○○之選區無訛，查扣之編號8之筆記簿內之「2建功里」一頁，亦有證人李鳳梅之姓名、住所及電話之記載，可見證人李鳳梅係己○○○競選所欲掌握之票源之一，益證證人李鳳梅所述年約四十歲左右中年女子請我支持己○○○等非虛，堪可採信，其嗣改稱不知交二千元者為何候選人，尚不足為被告己○○○有利之認定。又被告己○○○請求勘驗李鳳梅之調查錄音帶等，惟查證人李鳳梅的調查筆錄上載有經被調查人李鳳梅親閱確認無訛始簽蓋於後，並經李鳳梅簽名蓋章在案，有其調查筆錄可稽，再核以扣案編號8之筆記簿內之「2建功里」一頁，亦有證人李鳳梅之姓名、住所及電話之記載，可知證人李鳳梅係己○○○競選資料所掌握之投票權人，證人李鳳梅所述年約四十歲左右中年女子請我支持己○○○等堪信屬實，況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1至100條之3關於錄音之規定，係86年12月19日刑事訴訟法始增訂之條文，且係關於訊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之錄音規定，於本件製作證人李鳳梅之筆錄並不適用，且證人李鳳梅前揭於原審及本院亦已證述年約四十歲左右中年女子請我支持己○○○等明確，證人李鳳梅前揭之調查筆錄等所載並不影響此部分之認定，是其請求調查勘驗證人李鳳梅等此部分之錄音帶，核無必要。另證人鄧集賢於檢察官偵訊時亦證稱收到己○○○的三千元，六票，每票五百元；是己○○○她先生的小老婆（庚○○）拿到我的檳榔攤（大鬍子檳榔攤）給我，拜託我投給己○○○，也拿一疊傳單給我，叫我幫她發；投票日前約十幾天就拿給我了云云（見原審卷三第二０頁、第二一頁）。雖證人鄧集賢於原審及本院前審改稱僅受託散發傳單未收受買票賄款；證人庚○○亦稱曾於選舉前十多天，拿二千元至大鬍子檳榔攤交付鄧集賢，作為幫忙散發己○○○競選傳單之酬勞云云（本院八十三年度上訴字第五六九四號卷第八六之一頁反面），然上開被告己○○○住處查扣編號５及６之記事本內，已另載有庚○○該筆交付鄧集賢散發傳單酬勞之款項記載，而經查扣之編號8之筆記簿內之「８高苗里」一頁，亦有證人鄧集賢之姓名、住所及電話資料，可見證人鄧集賢係己○○○競選所掌握之選舉人，益證證人鄧集賢所述非屬空言。且扣案編號８之記事本內第八頁復有鄧集賢收受買票賄款之記載，顯見被告己○○○與庚○○除委託鄧集賢幫忙散發己○○○之競選傳單支付二千元外，復另交付賄選之賄款三千元向鄧集賢買票甚明。且證人鄧集賢於本案選舉時，係住於苗栗縣苗栗市○○路，有其筆錄所載之住所資料在卷可稽，係屬己○○○之選區無訛，證人庚○○指稱係宣傳費用；及證人鄧集賢改稱未收受買票賄款云云，分係卸責及諉卸迴護之詞，不足採信。被告己○○○請求勘驗鄧集賢之錄音帶，因扣案編號８之記事本亦載有鄧集賢「付妃」二字，核與鄧集賢證稱「已收受賄款」之情節相符，本件事證已明，核無勘驗必要。再證人鄧集賢之妻鄧葉林榮於八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偵查中證稱在接近投票日的時候，廖沈菊拿了三千元到我家，說這些錢是己○○○的，請支持她。雖與證人鄧集賢於同日證稱是庚○○拿三千元到我檳榔攤給我，要我投給己○○○，互有不符。然證人鄧葉林榮於另案即本院八十七年度上更二字第二０二號被告庚○○、邱炳坤等瀆職案件原審及本院前審調查時，一再陳明當日廖沈菊送來三千元，係為邱炳坤買票無訛，因檢察官突然問話，一時驚嚇，而誤指己○○○前來買票等語，有本院八十七年度上更二字第二０二號判決在卷可稽。足見廖沈菊向鄧集賢買票，係在鄧集賢家中交付鄧妻鄧葉林榮三千元，賄買家中之六票，要求支持邱炳坤；庚○○則在鄧集賢所經營之檳榔攤交付三千元向鄧集賢買票，要求支持己○○○，二筆金錢雖同為三千元（六票，每票五百元），但交付金錢者一為廖沈菊，一為庚○○；交付地點一為鄧集賢家中，一為鄧集賢經營之檳榔攤；交付之對象一為鄧葉林榮，一為鄧集賢，顯係不同之賄選事實。證人鄧葉林榮在偵查中指稱「廖沈菊拿三千元要其投票支持己○○○」，應係鄧葉林榮一時陳述錯誤，將「邱炳坤」誤為「己○○○」所致。況以選舉競爭激烈之情況，選民同時收受不同候選人所交付之賄款，亦不違背經驗法則，則鄧葉林榮雖已收受廖沈菊交付用以支持邱炳坤之賄款，鄧集賢自可能再接受庚○○所交付用以支持己○○○之賄款等情。證人鄧葉林榮上開偵查中所稱，尚無從為被告己○○○有利之認定。復依檢察官於被告己○○○住處所查扣之記事本編號８之該本記事本內，除均載劉宗武、林隆輝、李鳳梅之住址、電話等記錄外，另劉宗武之名下亦有（坤孫女）並將「付妃」二字刪除，另載「退」字之記錄，核與劉宗武所供拒絕收受買票賄款之事相符；又證人鄧集賢於偵查中證稱係庚○○持款前來行賄支持己○○○，而於編號８之記事本亦載有鄧集賢「付妃」二字，核與鄧集賢證稱「已收受賄款」之情節相符，且依鄧集賢前開所述，庚○○尚同時交付己○○○宣傳單請其散發乙節，顯見鄧集賢與庚○○應甚熟識，是當無於距案發最早之初即陳述錯誤或構陷庚○○及己○○○之必要。由上，更足佐證證人劉宗武、林隆輝、李鳳梅、鄧集賢前開所證各情，應非子虛而堪採信。至被告己○○○雖曾稱扣案之證物大小記事本八本，係戊○○已故之父湯運來早年競選苗栗市市民代表時所記載，並非此次選舉所作，其中一月十七日至十九日載有與己○○○同區競選之丁○○，載有湯運來於六十三年至七十九年間於光復路住所支出之電費、瓦斯費及房租，戊○○、湯忠岳分別在一月十七日及一月十八日在新竹企銀開戶，各支出一千元之紀錄，均係七十九年之開戶資料，又編號８記事本之名冊，其中記載有吳成福、廖秀樟，但吳成福已於七十三年七月十八日死亡，廖秀樟則亦於七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死亡，並提出開戶資料，開戶印鑑證明影本及吳成福、廖秀樟之戶籍謄本影本為證云云。按湯運來自七十一年八月至八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止，擔任苗栗市民代表大會二、三、四屆代表，固有苗栗市民代表會任職證明書在卷可稽。惟上開戊○○、湯忠岳一月十七日、十八日各支出一千元之紀錄及有關電費、瓦斯費及房租之記載，係記載於扣案載編號７之記事本後數第二頁，與編號８記事無關，該記事本並未經採為被告己○○○犯罪依據。又查編號８記事本之記載，數十頁之內容均分類、分區、分里鄰列載競選之轄區之選民住所及電話，並在每人後面附載人際關係情形，有該記事本可參，而上開編號８記事本係庚○○所記錄，已為庚○○所是認，並稱湯運來每次選舉即將該本子拿出來使用云云，然縱該記事本係本次選舉前已製作完成，且載有本次選舉與被告己○○○同區競選之丁○○，及業已死亡之吳成福、廖秀樟二人，惟被告己○○○八十三年競選時，與湯運來係同一選區，此為被告己○○○所不爭，是上開編號８記事本縱係湯運來當年競選時陸續搜集之選民資料，但被告己○○○既與湯運來之選區相同，選民亦應多屬相同，則被告己○○○競選時，以該記事本資料，作為競選拉票之參考，並非不可能，且該筆記簿所載之資料，非僅限於苗栗市，尚包括此次被告己○○○之選區公館鄉之資料，有該筆記簿可稽，縱被告公公選舉苗栗市民代表時曾用過該筆記簿，被告己○○○該次選舉之選區亦包括苗栗市，亦可沿用該筆記簿內之資料，並再擴充新資料加以使用，再參諸上開名冊部分之記載多係藍筆記錄，而關於鄧集賢、劉宗武部分之收款、退款記錄則係紅筆附註，且與前開證人鄧集賢、劉宗武在偵查中之初供相符，顯見上開選民之資料縱係建立作成在前屬實，並不能當然排除被告己○○○競選使用該編號８記事本之事實，況若該記事本上於選民姓名欄位下以紅筆註記「付」、「退」者均僅一次，則若係湯運來每次選舉時所使用，何以僅有單次之註記，又該記事本究係何時所製作，均無法據以推翻證人鄧集賢、劉宗武之前開證詞，而為有利被告己○○○之認定。另被告己○○○於本院更四審審理後，雖以「付妃」二字，係指交付樁腳工資予范秀妃而言為提起第三審上訴之理由，而證人庚○○、范秀妃等於本案前之審理中雖亦均附合稱所載「付妃」二字，均係湯運來競選縣議員時，由庚○○將要給付樁腳散發宣傳單之工資交由范秀妃轉付云云（見本院重上更五卷第二四六至二四九頁）。然綜觀全卷，被告己○○○迄至本院重上更四審調查時均未以此為抗辯，而係至該審九十一年五月二日審判期日中，辯護人始請求查明「付妃」二字何意，並請求查明丁○○太太是否叫做范秀妃云云（本院重上更四卷第三五一頁），是被告己○○○於本案審理長達八年之久，既均未提出此情，且於本案原審於審判期日就該記事簿本所載鄧集賢「付妃」，劉宗武「退」等各代表何意質諸被告己○○○及庚○○時，被告己○○○係答稱：「不清楚」，而以證人身分到庭之庚○○亦僅敘及這是上屆選舉留下來供作參考用的云云（詳原審卷第二五七反面、第二五九頁），是被告己○○○、庚○○於距案發最近之原審審理中既或稱不清楚或僅言上屆選舉之用，並未就法院所質問題具體說明，則何以於事隔八、九年之後，始忽然回復記憶，而能明確解釋悉知該「付妃」記載之真意，此顯悖於常理，渠等所述是否事後編造之詞，已非無疑。況證人劉宗武並非為湯運來散發宣傳單之樁腳者，此由證人劉宗武迭稱不認識己○○○等人即知，則庚○○為何在劉宗武名字下記載「付妃」，再既係屬代為發放宣傳單之工資，則發放者，又焉有拒收者，是證人范秀妃於本院前審之所證述記事本裡記載「退字」，是表示我拿錢去時對方人不在或不肯收云云，益證渠等所言，係為附合該記載內容而設詞者甚明。是扣案編號８記事本上以紅筆所註記「付妃」二字，實難認係庚○○交付范秀妃之意，更遑論係指給付樁腳之工資。至已收受賄款之李鳳梅，其於記事本欄位下雖屬空白，但此或為庚○○漏未記載或記載方式有異，不一而足，因被告己○○○否認犯行，故此自無從查證，但仍難依此記載方式之相異，即遽推翻證人李鳳梅證詞之可信度。是證人庚○○、范秀妃等前開所言，或係飾卸己責或係迴護之詞，均礙難採信，亦不足為被告己○○○有利之認定。又按庚○○除係被告己○○○之夫戊○○同居人，並為己○○○掌管競選財務事宜，而被告己○○○在選舉期間，均在外四處拜訪選民，其競選事務所有之財務均委由庚○○掌管辦理，此據被告己○○○及證人庚○○供明無訛如前述。證人庚○○既承認為戊○○之同居人（二姨太），與戊○○、己○○○實際上還住在一起，競選經費的籌措及支出是由我掌管，負責掌理己○○○選舉議員期間有關之財務調度、文宣，扣案編號八之帳冊是其筆跡，己○○○當選後有陪他去越南，己○○○之收支結算申報表是我提供的，內容正確，但不是我寫的，共四百五十萬元等情，業據證人庚○○證明在卷（原審卷一第九三頁、第二六０頁、本院上訴卷一第八六頁之一、本院重上更四卷第一四四頁），被告己○○○亦稱庚○○於其縣議員選舉時在服務處管財務，向銀行所貸之款係庚○○在處理，他在選舉時負責我財務的會計，扣案之證物係在我家查扣的沒錯，好像是庚○○記載的，帳是庚○○負責整理、保管，縣議員候選人競選經費收支結算申報表都是庚○○處理，競選經費都是我先生及庚○○籌的（本院上訴卷一第一三七頁背面、第一五八頁背面、第二０一頁背面、第二五六頁背面、原審卷一第二五九頁及背面），足見被告己○○○前揭選舉議員期間有關競選經費的籌措及支出之財務調度及帳目係由庚○○掌管，且競選最重要命脈之經費由庚○○掌管支用，如未經被告己○○○之授權，自屬不可能，證人庚○○有關經費之支出，要不要買票，買票對象，如何使用，夠用或不夠用，會不會當選等，亦必然須向被告己○○○報告以資因應，兩人就有關被告己○○○之競選是否當選，要不要買票等已成生命共同體，證人庚○○自不可能在被告己○○○未授權下，擅自行動，證人庚○○亦不可能在未報告被告己○○○之下，擅自買票，否則，財務無法結算，是候選人己○○○就庚○○賄選事宜必然知情，始合於經驗法則，庚○○既為己○○○掌管競選財務事宜，則己○○○所屬不詳姓名之樁腳持以向證人劉宗武、林隆輝、李鳳梅行賄之款項，應係庚○○交付者無疑，遑論庚○○亦有親自交付賄款之行為。況被告己○○○於選後與庚○○共赴越南遊樂，為其二人所不否認，顯係酬謝庚○○之行為，其二人關係密切，足見其二人就前揭投票行賄之行為有概括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由庚○○及不詳姓名之約五十歲、四十歲之成年女性樁腳及另成年男性樁腳各一人實施行求、交付賄款之行為至然，被告己○○○自難辭其賄選買票之共同罪責。被告己○○○前揭之所辯，無非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其部分之事證明確，其犯行堪以認定。
二、按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所稱之投票權，依同法第一百四十二條之規定，係指法定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又所謂法定，凡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二條所稱之法律或中央地方政府所公布而有法規性質之命令均包括在內（司法院院字第四０八號解釋參照）。查縣議會正、副議長之選舉，乃依據臺灣省各縣市議會組織規程而舉辦，該規程第十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縣市議會置議長副議長各一人，由縣市議員互以無記名投票分別互選之。．．」，是縣議會議長之選舉乃法定選舉應無疑義。又議員選舉議長，乃議員投票權之行使，並非代表民意議決某事項，自屬政治上之選舉。又縣市議會正、副議長之選舉，於行賄、收賄當時，其行賄之對象或受賄之主體，雖未當選縣市議會議員，但於事後選舉揭曉結果，其已當選為縣市議會議員而取得選舉縣市議會正、副議長之投票權者，即該當於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百四十四條規定「有投票權之人」之主體，業經最高法院九十年七月三日九十年第六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在案。被告丙○○曾指稱應自各議員宣誓就職之時起，始取得選舉正、副議長之投票權人資格，尚非可採。查本件苗栗縣議會第十三屆議員選舉公告當選日期為八十三年二月五日，有臺灣省苗栗縣選舉委員會八十三年四月十五日（八三）苗縣選四字第０八一０號函附卷可按，被告丙○○與胡振春、胡松年自八十三年二月十七日起招待前揭所述有關之議員至越南旅遊，胡振春並續於八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與胡振和、胡松年共同招待前揭所述之有關議員住宿廷翊汽車旅館，而約定議員投票選舉胡振春為議長，核被告丙○○所為，係犯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之投票行賄（交付不正利益）罪。被告丙○○與胡振春、胡松年間，就招待議員到越南旅遊部分，有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公訴人認被告丙○○為幫助犯，尚有未洽。再被告丙○○與胡振春共同招待己○○○等新當選議員旅遊，並於返國後由胡松年、胡振和安排住進廷翊旅館，均係就同一批議員，基於為議長選舉之同一賄選為目的之接續行為，為單純一罪，並非連續數行為。又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之投票行賄罪，其投票行賄行為足以影響法定政治上選舉之公平與公正，係屬侵害社會法益之犯罪，於同一選舉，雖同時向多數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約其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其所侵害者仍僅為一個社會法益，即祇能成立一罪，並無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處斷之餘地（最高法院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二六三號判決參酌）。本件被告丙○○與胡振春等一次招待多位議員出國旅遊交付不正利益賄選行為，依上說明應僅成立單純之一罪，無想像競合犯之適用。查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條規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依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同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公職人員，指左列人員：一中央公職人員：國民大會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員；二地方公職人員：省（市）議會議員、縣（市）議會議員，鄉（鎮、市）民代表會代表、省（市）長、縣（市）長、鄉（鎮、市）長、村、里長。而臺灣省各縣市議會之議長、副議長，並非上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條所列之人員，其選舉罷免係依當時之臺灣省各縣市議會組織章程第三章之規定辦理（該章程已於八十六年八月五日廢止，現為八十五年七月三十日公布施行之台灣省各縣市議會組織章程準則），自非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所規範之客體（最高法院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五三五號判決參酌）。故本件被告丙○○行為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固於八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經修正公布，增列第九十條之一規定：對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款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四十萬元以上四百萬元以下罰金。但依上開判決說明，被告丙○○就本件議長賄選罪，並無該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適用，自無比較新舊法之問題。又被告丙○○行為後，刑法於九十四年二月二日修正公布，並於九十五年七月一日施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現行刑法第二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查上訴人丙○○行為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業於九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修正公布，增訂第九十條之二，其第一項規定「直轄市、縣（市）議會議長、副議長、鄉（鎮、市）民代表會主席及副主席之選舉，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將直轄市、縣（市）議會議長、副議長及鄉（鎮、市）民代表會主席、副主席之選舉，均併入為該法規範之對象，該增訂並非較有利於被告丙○○，依刑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應適用行為時之法律，即適用該增訂前之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之投票行賄（交付不正利益）罪，又公訴意旨另略以被告丙○○分別與劉金標（經本院以九十年度重上更四字第二五一號判決無罪確定在案）、劉民朝（未據起訴，起訴書載為「劉明朝」）三人，共同基於賄選之犯意聯絡，決定以每票五百元之代價，向有投票權之選民買票。八十三年一月廿九日之前，由劉民朝持丙○○賄款三千五百元○○○鎮○○里○○路三之十八號廖馮仁住處，將該賄款交付廖馮仁（另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八十四年度訴字第五八四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緩刑確定在案），要求其家中有投票權者共七人，投票選舉丙○○。另於八十三年一月廿八日晚上，由劉金標持丙○○交付之賄款，在卓蘭鎮等地，由劉金標交付賄款與有投票權之二、三十人，另在詹顯慶之攤位交付一千五百元買票請求支持丙○○，因認被告丙○○與劉金標涉有共犯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投票行賄罪嫌等語，公訴人認被告丙○○、劉金標涉有上開犯行，無非以被告劉金標於偵查中之自白、證人廖馮仁、詹顯慶於偵查中之指證及檢察官於丙○○住處查扣載有樁腳、選舉人姓名、票數名單四十二張及賄款計算表三張中載有廖馮仁收受賄款字樣；而劉民朝確有其人為論據。訊據被告丙○○堅詞否認有此部分犯行，辯稱伊參加苗栗縣縣議員選舉前，父親胡石井固曾出售土地苗栗縣○○鎮○○段第五七六、五七八地號土地予許振旺，得款一千八百二十萬元，除其中六百萬元用以清償積欠卓蘭縣農會抵押借款外，一百三十五萬元清償新竹區中小企業銀行卓蘭分行借款，三百萬元清償積欠蔡欽海之借款，另二百萬元給予胞弟胡明光，胞妹胡月春五十萬元，繳納互助會款三十餘萬元，春節開銷五十萬元，餘款四百四十六萬八千零八十八元始做為競選經費，並無分文用於賄選，未指示劉金標賄選，亦未與劉民朝共同向廖馮仁買票等語。查證人廖馮仁於偵查中固供稱投票前幾天收到丙○○的紅包，我家有七票，共收到丙○○的紅包新台幣三千五百元，是劉民朝送來，他說我們卓蘭鎮一定要選出一位縣議員，叫我要投給新厝里里長丙○○等語，然證人廖馮仁於本院前審改稱並未收受劉民朝賄款，前後所稱不一。再證人劉民朝於本院前審證稱我沒有在選舉期間送三千五百元給廖馮仁，丙○○並未託我買票等語（見本院上更二卷第八九頁）。參以廖馮仁戶內於八十三年一月二十九日縣議員選舉時，係五人具投票權，有苗栗縣卓蘭鎮戶政事務所八十九年七月十四日卓鎮戶字第八０二號函在卷可參（見本審前審更三卷），此與證人廖馮仁所稱「七票」，即有不合，足證廖馮仁於偵查中所稱上情，顯與事實不符，自不得據為被告丙○○論罪之依據。又按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定有明文。又劉金標固於偵查中供稱我替丙○○助選，我有替他發放給我的親朋好友，每票發一千元，大約發了二、三十人，我都有對他們說錢是丙○○的，請他們投票支持云云（見八十三年度偵字第三０二六號偵查卷第十二、十三頁），然劉金標於偵審中均否認有為丙○○買票，且遍查全部卷證並無該等二、三十人之真實姓名、年籍及住居所以供查證，劉金標此部分之自白顯無證據以資證明，亦不得為被告丙○○犯罪之依據。另證人詹顯慶於偵查中固亦證稱我共收到二位議員候選人的紅包，是丙○○及楊榮勝二人的，各一千五百元，丙○○的部分是劉金標拿來的，楊榮勝的部分是吳阿貞送來的，劉金標拿錢給我時，順便拿一張丙○○的競選傳單給我，對我說：「拜託」，他們二人（指丙○○及楊榮勝）都是八十三年一月二十八日送到我擺路邊攤的地方云云（以上見原審八十三年度訴字第三五二號卷三第十七頁），但已為劉金標所否認，被告丙○○復否認有指示劉金標向選民或詹顯慶買票，則劉金標究有無向詹顯慶買票即有可疑，而證人詹顯慶業已死亡無從再進一步傳訊詰問查證，在罪疑惟輕原則下，自難徒憑證人詹顯慶之片面指證即逕認被告丙○○與劉金標有投票行賄行為。再檢察官於被告丙○○住處查扣之樁腳名單四十二張、計算表三張中，均無被告丙○○、劉金標向二、三十人行賄或向詹顯慶行賄之記載。另選舉人名冊一張，選舉人名冊二冊，亦無證據證明係供本件犯罪之用。此外，查無其他證據足證被告丙○○確有此部分賄選犯行，被告丙○○此部分犯罪即屬不能證明，惟公訴人認與前開論罪科刑部分係屬連續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按被告丙○○行為後，刑法第五十六條連續犯之規定，業於九十四年二月二日修正公布，並於九十五年七月一日施行，則被告丙○○之犯行，因行為後新法業已刪除連續犯之規定，此刪除雖非犯罪構成要件之變更，但顯已影響行為人刑罰之法律效果，自屬法律有變更，依新刑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仍應適用較有利於被告之行為時法律即舊法論之連續犯規定），故此部分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公訴意旨另略以胡振春係現任議長，為有權監督議員出國考察經費補助之人，明知議員係其招待出國觀光旅遊，以進行選舉議長鞏固票源，仍核准以議會出國考察名義組團出國，且未按照規定由三家旅行社辦理議價，而與丙○○共同基於犯意聯絡，交由丙○○之「浩達旅行社」獨家包攬上開議員之出國事宜，圖利丙○○。而該次出國費用先由胡振春支付，回國後，連、卸任議員部分之費用，擬向議會申請出國考察補助，以詐取公款，回填原先支付之款項，嗣因事發而未申請，致未得逞，因認被告丙○○與胡振春另共犯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之對於監督之事務直接圖利罪、同條例第五條第二項、第一項第二款之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未遂罪嫌，按公訴人係以胡振春批示之苗栗縣議會八三苗議字第０一０四號函稿載明「請自行選擇旅行社三家以上，並於出國前交由本會，依有關規定辦理議價手續」等語，此次議員出國至越南，並未按照規定辦理旅行社之議價手續，即逕由丙○○之「浩達旅行社」承辦，且出國議員均供稱至越南散心，並未拜會當地政府機關，應非出國考察，竟於返國後檢具單據準備申請出國考察補助，顯已著手於詐領公款之行為云云為其依據。惟查胡振春批示之上開函稿，乃係指示議員按照規定辦理出國考察手續，自函稿文義以觀，本身並無違法之處。而此次議員出國至越南旅遊，乃胡振春為競選議長，與被告丙○○共同招待新科議員出遊之不正利益，藉以鞏固票源，已如前所認定。而本次出國除連任議員外，尚有新當選之議員（無公費出國考察之資格），連任議員己○○○、洪木貴、徐熾錦、梁彭菊娘、林寶珠、湯文雄、鄭輝煌、陳基寶等人於原審審理時均供稱原本擬以出國考察名義出去，因未按規定辦手續不能申請公費補助，故自行支付出國費用（按事實上係由胡振春支付，已如前述）等語，且上開議員等均稱自返國後，迄未向議會提出申請，證人即苗栗縣議會之主任秘書黃蘭昌、總務主任葉丁萬、會計主任林木生於原審調查時亦一致證稱議員出國前並未至議會辦理出國考察手續，返國後亦無任何人向議會申請出國考察之費用等語（見原審八十三年四月九日訊問筆錄），復有苗栗縣議會（八四）苗議總字第二四四０號函附卷可按（見本院上訴卷第二二０頁），足證被告己○○○等議員始終均無出國考察之舉，即本次並非以公費名義出國考察，顯見胡振春於議員出國之初，即非以出國考察名義前去之意，自無圖利被告丙○○之事實。況貪污治罪條例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乃以詐術使人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為要件，是必先有施用詐術之行為，始能謂之已著手犯罪行為之實施。本件縱如公訴人所指，被告丙○○等嗣後有備妥單據準備申請中，惟並無任何施詐之行為表現於外，亦僅止於預備階段，未達著手實施，而上開犯罪並無處罰預備犯規定，自無從論以該罪。被告丙○○此部分之犯罪亦屬不能證明，惟公訴人認此部分與上開論罪科刑部分有牽連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故此部分亦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另被告己○○○於選舉議員時，以行求、交付賄賂，要求有投票權之選民，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而其就劉宗武部分，僅於行求階段，即遭拒絕，是核其此部分所為係犯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之對有投票權人行求賄賂罪；而就林隆輝、李鳳梅、鄧集賢部分則已交付賄賂，故核此部分之各該行為均係犯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之對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罪。被告己○○○與庚○○及年約五十歲、四十歲之成年女性樁腳及另成年男性樁腳各一人，各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被告己○○○一次對有投票權人行求賄賂罪，三次對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罪之行為，時間緊接，犯罪構成要件相同，顯係基於概括犯意為之，應依連續犯規定，依情節較重之對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之一罪論，並加重其刑。按被告己○○○行為後，刑法第五十六條連續犯之規定，業於九十四年二月二日修正公布，並於九十五年七月一日施行，則被告己○○○之犯行，因行為後新法業已刪除連續犯之規定，此刪除雖非犯罪構成要件之變更，但顯已影響行為人刑罰之法律效果，自屬法律有變更，依新刑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仍應適用較有利於被告己○○○之行為時法律即舊法論以連續犯（最高法院九十五年第八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又被告己○○○行為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於八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經修正公布，增列第九十條之一第一項規定為「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四十萬元以上四百萬元以下罰金」，其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業於九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修正公布該條項之規定為「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該增訂及修正並非較有利於被告己○○○，依刑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應適用行為時之法律，即適用該增訂、修正前之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之投票行賄罪。又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之法定刑得併科七千元以下罰金。據修正後刑法施行法增訂第一條之一規定：「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七日刑法修正施行後，刑法分則編所定罰金之貨幣單位為新臺幣。九十四年一月七日刑法修正時，刑法分則編未修正之條文定有罰金者，自九十四年一月七日刑法修正施行後，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三十倍。但七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九十四年一月七日新增或修正之條文，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三倍」，及刑法第三十三條第五款修正為：「主刑之種類如下：五、罰金：新臺幣1千元以上，以百元計算之」等規定，是依修正後之法律，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所得併科之罰金刑最高為新台幣二十一萬元，最低為新台幣一千元，然依被告二人行為時之刑罰法律，即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一條前段規定之提高倍數十倍及刑法第三十三條第五款規定之罰金最低額一元計算，其罰金刑最高為銀元七萬元，最低為銀元一元，若換算為新臺幣，最高額雖與新法同為新臺幣二十一萬元，然最低額僅為新臺幣三元，自以被告二人行為時關於得併科罰金刑之法律有利於被告二人，即適用行為時之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之規定。又按修正後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7條之3規定：「中華民國92年1月14日修正通過之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各級法院之案件，其以後之訴訟程序，應依修正刑事訴訟法終結之。但修正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依法定程序進行之訴訟程序，其效力不受影響」，查92年2月6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業於同年9月1日施行，而本案係於83年3月31日修正刑事訴訟法施行前繫屬於原審法院，此有原審法院收文章蓋於台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83年3月31日甲○尚忠字第1222號送審函可稽（見原審卷一第一頁），依前開法條規定，對於提起上訴之案件，於修正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原審就可得為證據之證據，已依法定程序調查者，其效力不受影響，仍得為證據。查本件被告丙○○就己○○○、丁○○、何文松、余東錦、劉雪梅、胡忠勇、徐熾錦、洪木貴、章運金、鄭輝煌、乙○○、辛○○、湯文雄、梁彭菊娘、林寶珠、黃月娥、黃秀珍、邱炳坤、陳基寶、徐廷琮、王士毅於偵查中之筆錄，於歷審審理中均未爭執其證詞，且檢察官、辯護人於本院之前之準備程序中均陳明就共同被告部分不聲請交互詰問，有本院九十四年一月四日準備程序筆錄在卷可按，是依上說明，本院自無再依人證程序調查之必要，渠等所為供述，亦應具證據能力。除上述所敘及之證據外，其餘相關證據亦均於原審審判期日及本院前審審理中依法提示予被告辨識，並經合法調查，從而依上開施行法之規定，該訴訟程序之效力不因刑事訴訟法之修正施行而受影響，換言之，上開證據均具證據能力。是本案證人劉宗武、林隆輝、鄧集賢於調查局訊問、檢察官偵查及原審之供述，業經原審依法定程序提示筆錄並告以要旨，令上訴人即被告己○○○辯論而為合法調查，揆諸前揭說明，上開供述證據，自有證據能力，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已規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指同條第一項之同意作為證據）。此乃第159條第1項所容許，得作為證據之例外規定之一。
三、原審審理結果據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丙○○與劉金標向詹顯慶及二、三十人行賄；及與劉民朝向廖馮仁行賄部分，不能證明犯罪，原審竟一併論處，尚有未當；被告丙○○與胡松年、胡振春間，就招待議員至越南旅遊部分，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原審未予認定，亦有未洽。被告丙○○行為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於九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修正增訂第九十條之二，其第一項規定「直轄市、縣（市）議會議長、副議長、鄉（鎮、市）民代表會主席及副主席之選舉，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將直轄市、縣（市）議會議長、副議長及鄉（鎮、市）民代表會主席、副主席之選舉，均併入為該法規範之對象，該增訂原審未及說明不適用之理由，亦有未洽，被告己○○○投票行賄行為後，選罷法於八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經修正公布，增列第九十條之一，該條第一項規定為「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四十萬元以上四百萬元以下罰金」，其後於九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經修正公布該條項之規定為「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該增訂及修正並非較有利於被告己○○○，依刑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應適用行為時之法律，即適用該增訂、修正前之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之投票行賄罪等，原審未及審酌說明，尚有未洽，被告己○○○係與庚○○、不詳姓名之二名成年女子及一名成年男子共同為投票行賄罪，原審僅認被告己○○○與庚○○、不詳姓名之成年樁腳為共犯，及認庚○○向鄧集賢行賄之賄款係交付鄧集賢、鄧葉林榮云云，均有未洽，被告丙○○上訴意旨就前揭有罪部分，猶執前詞否認犯罪，為無理由，被告己○○○上訴意旨猶執前詞否認犯罪，及檢察官就被告己○○○此部分犯行未具理由上訴，均無理由，然原判決既有前述可議之處，仍屬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丙○○部分及關於己○○○投票行賄部分均撤銷改判。爰審酌被告丙○○為胡振春以賄選方式競選議長，嚴重敗壞選風，影響選舉公正性，戕害民主政治之真諦，被告己○○○以賄選之方式競選議員，亦嚴重敗壞選風，影響選舉之公正，戕害民主政治之真諦，及被告丙○○、己○○○犯罪之動機、手段及犯後態度等其他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再因被告丙○○、己○○○所犯為刑法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併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八條第三項之規定，各併宣告褫奪公權三年（最高法院八十四年度台上字第四七八號、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三一九六號判決參酌）。扣案被告己○○○所有編號８之記事本，係供本件其犯罪之所用，併宣告沒收之。至扣案被告己○○○所有編號一，係一般電話本，尚難推定係供犯罪所用，其餘編號二係記載日期（一月六日至一月二十六日）、人名、個數及金額，並有註明鄰里；編號三係記載姓名、票數、鄰及住址，並於部分票數以紅色圈起，加註三角形；編號四係以標籤註明里，並分別載有姓名、住址、電話及金額；編號五係以標籤註明里，並分別載有姓名、住址、電話及金額；編號六係以標籤註明里，並分別載有姓名、住址、電話及金額；編號七係以里區分，記載日期（一月七日至一月二十四日），並於載有金額、姓名、票數、總票數、小計及合計，記載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一月二十二日之收入及一月六日至一月二十六日之雜支。另金錢明細表一張及記事簿二十七張，雖亦有關於金錢、票數之記載，惟依該等記事簿及金錢明細表內容所示，固有供賄選使用之疑，惟均無本件被告己○○○向鄧集賢、劉宗武、李鳳梅、林隆輝賄選之記載，核與本件無涉，自均不得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條第1項、第11條前段、第28條、第144條、第37條第2項、第38條第1項第2款，修正前刑法56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8條第3項，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1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靜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96 年 1 月 30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正雄
法 官 蔡光治法 官 許宗和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書記官 沈秀容中 華 民 國 96 年 2 月 9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144條（投票行賄罪）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7千元以下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