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97年度上更(一)字第641號上 訴 人即 被 告 甲○○選任辯護人 王剛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誣告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2年度訴字第1457號，中華民國93年9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91年度偵字第20915號），提起上訴，經判決後，由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
甲○○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處有期徒刑捌月，減為有期徒刑肆月。
事 實
一、甲○○係長榮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長榮公司）營業員。許登宮（外號：「林口許」）曾委請甲○○買賣股票，並交付華夏塑膠股份有限公司之股票（以下簡稱：華夏股票）作為擔保。民國（下同）79年5月間，許登宮以甲○○任意賣出前開華夏股票受有損害為由，要求長榮公司出面解決。長榮公司認為係甲○○經手，疑涉盜賣，即於79年5月25日要求甲○○辦妥離職手續；並自同日下午4時起，在臺北市○○○路○○○號「長榮海運大樓」頂樓，邀集許登宮、黃主文、己○○等人先後到場，會同長榮公司董事長乙○○、副董事長徐富雄、營業部經理丙○○、鄭深池，以及甲○○等人協商解決。在乙○○、徐富雄、丙○○不斷要求下，甲○○同意書立借據，內載：「本人欠己○○先生南港股票三十一萬股，現值五千七百萬元正，願於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持等值之房地產或等值之泰豐股票償還」等語。丙○○並於甲○○書立借據後，約晚上10時30分許開車載送甲○○返家。
二、甲○○親自經歷前述協調事宜，明知上開借據係經長時間談判、協調後做成，期間甲○○並未被監禁、押解，行動自由亦未被剝奪。甲○○為圖卸免債務，竟意圖使乙○○、徐富雄、丙○○受刑事處分，捏造事實，於79年11月13日具狀向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提出妨害自由之自訴（起訴書誤載為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提出妨害自由告訴），略以：
「甲○○於七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午前辦妥離職手續，但乙○○不准甲○○離去，並將甲○○監禁於臺北市○○路○○號長榮證券大樓四樓某房間內；迨至同日晚間八時許，更遭乙○○、徐富雄、丙○○強押至前述『長榮海運大樓』頂樓，脅迫甲○○按照乙○○口述書立上開借據；乙○○並謂如果不寫即不讓甲○○回家等語；甲○○終因被困太久，疲憊不堪，無法支持，又恐家人耽心，終於屈服，迨至翌日凌晨三時許始由丙○○開車送抵家門」等語，認為乙○○、徐富雄、丙○○涉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罪，而誣告乙○○、徐富雄、丙○○犯罪。
二、案經被害人丙○○訴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此觀諸同法第159條之5規定甚明。查本判決所引用許登宮、黃主文、洪貴叁、戊○○、丁○○、乙○○、丙○○、鄭深池等人於另案法官訊問時之陳述，被告甲○○及其等選任辯護人於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時均表示無意見，並同意引為證據，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故揆諸前開規定，爰逕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本案追訴權時效是否完成：查被告甲○○係於79年11月13日具狀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對乙○○、徐富雄、丙○○提起妨害自由自訴 (以下稱：本案自訴)，此有該自訴狀可按（見89年度偵字第2235號卷第9頁以下）。亦即被告於該日有申告之行為。次按，刑法第169條第1項誣告罪之法定刑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依同法第80條第1項第2款規定，其追訴權時效為10年。然丙○○於89年1月14日即具狀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提起誣告之本案告訴，有「刑事告訴兼聲請調查狀」可徵（見同上偵卷第1頁以下）。檢察官並於同年4月間即傳喚被告甲○○（見89年度偵字第6460號卷第7頁辦案進行單、第10頁退回之掛號郵件）。亦即檢察官至遲於89年4月間即開始偵查，並無不行使追訴權之情形。茲因檢察官於89年4月間開始偵查時距甲○○79年11月13日申告時並未逾10年之追訴權時效期間，自無追訴權時效完成之問題，合先敘明。
二、訊之被告甲○○矢口否認犯行，辯稱：並不認識許登宮，沒有盜賣許登宮股票。其確係於79年5月25日晚間受丙○○等人脅迫，依照乙○○口述書立借據，並無虛構事實誣告云云。惟查：
㈠本院調卷並詳閱被告甲○○所提自訴案歷審之書狀暨筆錄
，就其自訴妨害自由部分，被告甲○○僅空言指訴，其被強押或押解至前長榮海運大樓頂樓，脅迫書立借據云云。而就丙○○等人以何種方式、在何種情狀下強押被告至長榮海運大樓頂樓，丙○○等人如何以言語或行動，強暴、脅迫或以其他不法手段剝奪被告行動自由等情形，均未置一詞，並無舉出任何積極事證以證明之。衡諸經驗法則，倘被告確受丙○○等人以非法方法妨害自由，不能離開現場，其就親身經歷之過程，必能清楚詳述其被剝奪行動自由之情形，然被告自案發迄今，不論在其所提自訴案或本案被訴誣告案中，均不能具體說明其係在何種情狀下行動自由受到壓制，且無法提出證據證明有何種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方法遭監禁、押解。則果如被告所述，係遭丙○○等人妨害自由，何以連其受脅迫、壓制行動自由之經過，都不能詳述？此誠悖於常情。至被告自訴乙○○曾說，如果不寫借據即不讓其回家云云，惟此業經乙○○於本院81年度上更㈠字第373號案審理中明確否認，且該案自訴人王林雪卿即甲○○之母，亦表明無其他證據證明（見本院81年度上更㈠字第373號判決第313頁背面、第206頁），而本院81年度上更㈠字第373號確定判決，更載明甲○○指訴乙○○、丙○○等人有妨害自由犯行，並未舉出任何積極證據證明，且其指證有違常理等語。顯見被告甲○○明知丙○○等人並無妨害自由之情形，而故意捏造此事實，是被告甲○○確有誣告之直接故意。
㈡查被告任職長榮公司期間，曾提供資金二億元及人頭戶供
案外人許登宮買賣股票，而由許登宮提供華夏股票三百萬股為擔保；嗣被告盜賣（違約賣出）華夏股票等情，業據許登宮於另案民事事件（即附表編號十，劉聰義依本件借據訴請甲○○返還借款事件，以下簡稱民事事件）第一審審理時證述明確。許登宮證稱：我有在長榮證券買進股票，也有賣出，股票買賣是委託甲○○，‧‧我拿三百萬股華夏股票供其擔保，‧‧我請甲○○買進六十二萬股南港股票，沒交給本人，又盜賣我押於其處之華夏股票等語（見台灣台北地方法院79年度重訴字第329號返還借款民事事件筆錄，筆錄附入89年度偵字第9635號卷第59至61頁）。許登宮本案自訴時亦證稱：我在長榮公司沒有開戶，但有買賣股票，我都與甲○○接觸，‧‧，我以三百萬元華夏股票為質，一切買賣由甲○○經手。‧‧我沒開戶，如此她才有保障；甲○○有盜賣我華夏股票，我有請黃主文出面調解，後來長榮公司的經理有找黃主文解釋，要我不要生氣等語（見本院80年度上易字第1358號侵占案件80年5月7日筆錄，以上筆錄附入偵9635號卷第63、64頁）。被告於民事事件之第二審審理時亦具狀陳稱：實際上許登宮是股票聞人「林口許」，而由長榮公司提供二億元給許登宮做股票買賣運轉之用，許登宮則提供華夏股票三百萬（股）給長榮公司擔保（丙種墊款），後因股票跌價，華夏股票被長榮賣掉（斷頭），許登宮為使長榮公司脫免承做丙種墊款之責任，乃張冠李戴指係被告做丙種墊款等語（見偵20915號卷第170頁）。亦即，有關提供二億元資金操作股票及三百萬股股票擔保部分，被告與許登宮所述，均無不符。而被告於79年5月22日利用劉東山（被告之公公）、王福祥（被告之弟）等戶頭賣出華夏股票合計一百五十六萬股（以劉東山帳號1505之6賣出四十萬股，以王福祥帳號第1504之3賣出一百十六萬股），總價款八千二百八十三萬四千零五十一元，分別由長榮公司開具受款人為劉東山、王福祥之支票支付之事實，亦有長榮公司81年8月22日（八一）長證交字第065號函及所附交割憑單、支票影本可按（附入本院81年度上更㈠字第373號侵占刑事案件卷第122頁以下），並經本院核閱該案卷宗無誤。足見許登宮之證述，應堪信實。
㈢另證人黃主文、乙○○、丙○○、鄭深池及己○○等人在
相關民、刑事案件之下列證述，亦可證明79年5月25日，在長榮民生大樓十二樓，丙○○等人係與被告協調，有關被告疑涉盜賣許登宮華夏股票等相關事宜：
１、黃主文證稱：「許登宮問我長榮你認識嗎？我說認識長榮關係企業的鄭深池，許登宮說與某人股票有糾紛要解決，他們約在民生東路長榮大樓頂樓，當天下午4點左右到上址，我與許（登宮）一起去時，現場有陳福成、鄭深池及一些長榮證券主管，甲○○也有到場，許說要解決他與甲○○的股票糾紛，我完全沒有介入協調，許登宮因我與鄭深池熟，要我當個伴而已，‧‧，協調後許登宮很高興，跟我說明天來拿股票，當天協調歷時很長，許登宮約我隔天與他一起來拿股票，協調內容我不清楚」、「（協調過程甲○○行動有被控制？）沒有，當時沒有發現有任何暴力或其他異狀，如果有暴力或異狀，我一定會有印象」、「（提示本院81年上更㈠字第373號卷第72頁該聲明書是你出具的？）是的，‧‧」、「聲明狀所指其後均不知情，是指第一天我與許登宮離去後現場發生何事我不知道，第二天我確實有陪許登宮去拿股票」等語（見臺北地方法院89年度自字第388號卷89年11月3日筆錄─以上筆錄附入原審卷第117頁以下）。
２、乙○○結證稱：大約在下午4、5點時開始協調，己○○來之前有我、許登宮、黃主文、甲○○、陳福誠、徐富雄、丙○○先協調，本來甲○○堅持未盜賣股票，但後來看見許登宮後就承認了；又稱：協調時許登宮說他託甲○○買南港股票，並以華夏股票質押，結果華夏股票不見了，許登宮要甲○○賠，甲○○沒有華夏股票，許登宮要求還南港股票；協調結果甲○○向己○○借三十一萬股南港股票，並約好第二天交付；另外三十一萬股由我幫忙還，是因為甲○○跪著求我，我又是董事長，我要面子等語（見被告向本院提出之本院81年度重上更
(一)131 號民事事件準備程序筆錄）。
３、丙○○結證稱：我是營業部經理，5月25日前幾天，許登宮到公司來找甲○○，說甲○○盜賣他的華夏股票，要甲○○賠，經我查證結果，甲○○確實於5月25日前盜賣一、二百萬股之華夏股票；又稱：當天乙○○載我與甲○○去民生東東路長榮民生大樓十二樓，有徐富雄、許登宮、黃主文、甲○○、乙○○和我在場；許登宮說如果沒有華夏股票，南港股票也可以；黃主文、許登宮約7點多離開，我大約8點去找己○○來，甲○○就跟己○○協調；又稱：甲○○寫了一張五千七百萬的借據給己○○，叫己○○第二天準備南港股票交給許登宮；我於25日晚上10點多送甲○○回家等語（見被告向本院提出之本院81年度重上更 (一)131 號民事事件準備程序筆錄）。
４、鄭深池證稱：「（79年5月間某日下午在長榮民生大樓解決甲○○與許登宮間股票糾紛你有無在場？）我在場」、「（寫借據時你有無在場？）我在場‧‧有一天‧‧乙○○等人來找我，要我協助，說許登宮打電話來公司罵說甲○○盜賣他的股票，並要帶‧‧黃主文來理論，問我是否認識黃主文，我說認識，才託我出面，後來有在長榮民生大樓十二樓談判，我與黃主文都在場。‧‧扯了很久，結論就是甲○○承認有盜賣股票，盜賣股票談條件怎麼歸還，談的條件是甲○○同意將許登宮‧‧六十二萬股南港股票還給他，因為甲○○知道己○○有南港股票，要找己○○借，‧‧黃主文、許登宮及我聽到甲○○答應了條件已談攏，我們三人才很高興的離開」等語（見本院81年度重上更㈠字第131號返還借款事件82年12月14日言詞辯論筆錄）。
５、己○○證稱：5月25日洽商後，甲○○出具借條借三十一萬股南港股票，後來我送股票過去沒有見到甲○○，我即把股票交給許登宮等語（見本院80年度上易字第1358號侵占案件80年5月7日筆錄，以上筆錄附入偵9635號卷第65頁）。
㈣觀諸前揭許登宮、黃主文、乙○○、丙○○、鄭深池及己
○○等人在相關民、刑事案件之證述，可知79年5月25日下午4時至同日晚間10時許，在長榮民生大樓十二樓，係協調被告疑涉盜賣許登宮之華夏股票，被告應如何歸還等相關事宜。且因此事糾葛複雜，尚須等候案外人己○○到場幫忙解套，其中所涉細節甚多，更要一一協調尋求共識，是所費時間較為冗長，應無疑義。又前揭證人等均明確陳述，在協調前或協調期間，甲○○並未被監禁、押解，行動自由亦未被剝奪。是被告甲○○指訴遭乙○○、徐富雄、丙○○等人監禁、押解，剝奪行動自由云云，非惟與前開證詞不符，亦無積極證據證明，自難採信。
㈤又依前開證詞，本案借據所記載「本人欠己○○先生南港
股票三十一萬股，現值五千七百萬元正，願於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持等值之房地產或等值之泰豐股票償還」等語，係渠等與被告協調結果，由被告向己○○借南港股票還予許登宮而書立，此確係出於被告甲○○之自由意志而為。蓋乙○○等人若意在迫使被告簽立原無債務存在之借據，大可逕行寫下金額若干並命被告照抄，何致於具體指明係南港股票若干股、價額若干、應如何償還？長榮公司且同意負責另一半即三十一萬股之股票？況如前所述，本院81年度上更㈠字第373號確定判決，亦認定甲○○所指訴乙○○、丙○○等人有妨害自由犯行，並未舉出任何積極證據證明，且其指證有違常理，益證乙○○、徐富雄、丙○○等人並無脅迫被告書立本案借據。
㈥次查，被告甲○○原任職第一證券、統一證券股份有限公
司，有超級營業員之稱，並因此而於79年1月間經甫更名之長榮公司延攬擔任營業員，此經鄭深池於民事事件之更一審證述明確（筆錄附入卷外證物袋），且為被告所不否認，本院81年度上更（一）373號判決，亦為相同之認定，即被告係因業績優良而經長榮公司延攬。而被告疑涉盜賣許登宮之華夏股票時，任職長榮公司不久，若非確有此等重大事故，長榮公司實無要求被告辭職之必要。況乙○○、徐富雄是長榮公司董事長及副董事長，丙○○亦係同公司之營業部經理，屬公司之核心人物或重要幹部，渠等於被告疑涉盜賣股票，許登宮要求賠償後，立即要求被告離職並邀集許登宮、黃主文等會同談判、洽商，要求被告處理，合於常情，自不得在無任何積極證據證明下，遽謂乙○○、徐富雄、丙○○等人要求被告甲○○解決此事，即係違反被告自由意志而對之為監禁、押解。
㈦再者，被告於79年5月25日書立借據後，分別於同年6月及
7 月間先後委託洪貴叁、戊○○律師協商債務清償事宜未果，始於同年8月22日以臺北郵局9770號存證信函通知己○○撤銷79年5月25日所立借據之意思表示，此為被告所不否認，且有該存證信函可稽。亦即被告主張遭脅迫之時間，與撤銷意思表示之時間，相隔近三月。倘該借據係被脅迫簽立，以其金額龐大豈有拖延數月始表示撤銷意思表示，並遲至同年11月13日方始提起系爭刑事自訴之理。被告雖辯稱：係因等候戊○○律師協商結果，才未立即撤銷意思表示或報警處理云云。然「委由律師協商」與「撤銷意思表示、報警處理」係屬二事，二者非不能同時行之。再參諸洪貴叁於民事事件證稱：「今日看到己○○我才想起當天我有看到他，當天甲○○之母有拿認股書要給他換南港股票，因認股書較便宜而未談成」等語；戊○○律師亦證稱：「甲○○講客戶違約要他賠，當時是講其母長榮五百萬股，他的房子二棟及南港三十一萬股借據之協商」等語（見本院80年度重上字第60號卷內筆錄）。由洪貴叁律師上開證言可知，被告之母於協商時並未否認與己○○間有南港股票借貸之事；由戊○○律師之上開證言亦可知被告於戊○○律師協商時，雖自稱「客戶違約要她賠」，但並未否認借貸三十一萬股南港股票之事實。若再對照己○○係於79年8月間起訴請求被告返還借款（見台北地方法院79年度自字第1165號卷第20頁以下之起訴狀，即該案自訴人甲○○所提自訴狀之附件證九），被告係在己○○起訴返還借款之後始於同年11月13日提起本案自訴之事實，更可見被告所提之自訴與卸免民事責任有關。否則，涉關數千萬元之借據，被告若確於79年5月25日即被妨害自由，豈有未報警處理，卻委請律師處理借據上債務問題之理？㈧被告雖辯稱：本件之協調起因於陳福誠（外號「益航陳」
）購買股票後違約不交割，長榮公司卻卸責給被告，其不認識許登宮亦未盜賣許登宮之華夏股票云云。然被告盜賣許登宮之股票已經許登宮、丙○○證述如前；乙○○更證稱：「（是否陳福誠違約交割，你們要甲○○賠？）沒有此事」。且被告係陳福誠之營業員，若陳福誠有鉅額之違約交割，何以始終未能提出違約交割之證據？況被告於79年5月22日利用劉東山、王福祥等戶頭賣出華夏股票合計一百五十六萬股之事實，已如上述；本院81年度上更（一）373號、90年度上訴字第83號判決，亦均為相同之認定（即附表編號一、五），有該等判決書可按（見偵2235號卷第36頁、偵20915號卷第139頁反面）。因之，雖許登宮證稱：「：：：因另有益航陳（的股票被）斷頭，甲○○以為我與他同夥，就將我的華夏股票賣掉，事實上我與益航陳是各別作的」（民事事件更一審筆錄─附入卷外證物袋）；鄭深池亦證稱：「因裡面牽扯到甲○○、許登宮及益航陳，三人間以前就做了很久的丙種墊款，三人間有扯不清的帳，扯了很久後，結論就是甲○○承認有盜賣股票」等語（同上筆錄）。而可認定被告懷疑許登宮與益航陳同夥。然無論如何被告擅自賣出許登宮之股票，乃是事實，應無疑義。長榮公司於許登宮要求處理後，邀集公司負責人、幹部、許登宮及被告等人，會同談判或處理，難認有何不當或卸責予被告之情形。
㈨被告另以丙○○於79年5月26日凌晨3時許，始載送被告返
家，並謂丙○○於同年月25日24時與丁○○發生車禍乙節為不實在云云。然而，丙○○於79年5月25日晚間12時許，駕車在桃園市○○路與三民路交叉路口，與丁○○發生車禍，此有和解書（見偵2235號卷第24頁）及國泰產物保險公司汽車險理賠申請書、估價單等在卷可按（見偵20915號卷第234、235頁）。丁○○於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法官訊問暨原審審理時亦結證稱：「（79年5月25日23時20分，有無在桃園市○○路口發生車禍？）有，對方是證券公司的丙○○」、「跟丙○○本人在79年6月初在翠堤名流西餐廳和解的」、「我跟丙○○及我朋友林財旗，及丙○○另一朋友和解，和解內容，車子受損部分由丙○○負責，並給我一張約十萬元的支票，另有書寫和解書」等語（筆錄見偵第2235號卷第25至28頁、原審80年易字第1358號卷第124頁）。再觀諸上開和解書、理賠申請書及估價單等，係於79年5月29日或同年6月11日作成，尤以理賠申請書上蓋有不同日期，不同承辦人員、主管之印章多個，應堪信實。其時被告尚未提起本件自訴，應非捏造。且被告於檢察官訊問時陳稱：丙○○於凌晨一點多送我到我家附近巷口，我到家沒看時間，他說大概二、三點等語（見偵20915號卷第188頁）。可見被告所訴：遭強留至26日凌晨1時許，不得已書立上開借據後，丙○○始開車送伊回家，抵達家門已逾同月26日凌晨3時許云云，與事實不符。
復參諸被告本案自訴之自訴狀，並不否認借據係於晚上9時30分寫成 (見偵2235號卷第19頁)，更可證明丙○○所述當晚10時30分許送甲○○回家乙節，應可採信。是被告所辯翌日1時許，至3時許才返家門云云，要無可採。至被告母親、丈夫附和被告之詞，亦不可採。雖被告另辯稱：丙○○於保險理賠申請書記載出險時間為79年5月25日23時20分，肇事原因係遭闖紅燈之對方來車撞擊，且對方肇事逃逸等情。惟丙○○與丁○○之和解書竟記載肇事時間係79年5月25日晚間12時，甲方（丙○○）駕車碰撞乙方（丁○○）駕駛之汽車發生車禍，且係由丙○○賠償丁○○修理費八萬一千八百元，醫療補助費一萬六千元，且由丙○○以支票支付。兩者記載之事故時間及經過情節，彼此矛盾，且本件車禍並未報警處理製作筆錄，有違常情云云。然查，車禍當事人所述之事故發生原因或經過，尤以牽涉保險理賠時，常屬片面之詞，未必精確無誤，自不能以保險理賠申請書與和解契約所載之事故發生時間、事故經過等細節，稍有出入，或就責任歸屬記載相左，即遽認事故為虛偽。且案外人孟江敏因前述車禍理賠案，告發汽車公司負責人及保險公司業務人員偽造文書乙案（即附表編號九），已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有不起訴處分書可按（見原審卷第182頁以下）。因之，警方是否曾處理丙○○與丁○○之交通事故，雖因逾查詢時效而無相關資料可查（見原審卷第126頁，桃園警分局函），然丙○○與丁○○之汽車，曾於79年5月25日24時左右發生事故，應可認定。被告所辯其於同年月26日1時許或3時許始獲丙○○載送返家云云，洵無足採。
㈩被告於檢察官訊問時表示不認識己○○（見偵20915號卷
第33頁反面）。然被告於79年11月6日民事事件第一審審理時被卻稱：我認得原告（即己○○）（筆錄見偵20915號卷第158頁）。另許登宮、黃主文均參與79年5月25日之協調、談判，已如前述，然被告甲○○於本案自訴案之更一審時卻猶稱：我當天只有與陳福誠談，未看到許登宮、黃主文等語（見本院81年度上更 (一)字第373號卷第81頁反面）。又如書立借據之翌日被告或其母親均未重返長榮公司，然被告此部分之陳述亦先後反覆不一，益證被告供述每有臨供杜撰之情，已見一斑。
至被告雖舉民事事件之確定判決即本院85年度上更㈢字第
415號判決，主張被告確係遭脅迫簽立借據云云。經查，上開判決理由欄第六段固載有「甲○○未盜賣許登宮之南港股票，系爭借據甲○○顯係遭脅迫而書立」等文字。然被告究係如何遭脅迫乙節，該民事判決並未舉具體事證說明之。且上述理由亦經最高法院88年度臺上字第3514號民事確定判決認係贅述之理由而不予引用，有該最高法院判決附卷可稽（偵20915號偵卷第109至119頁）。況上開確定判決嗣經本院以89年度重再字第4號判決廢棄，略以：
股市交易，大戶常有利用他人名義之所謂人頭戶進行股票買賣之情事，此乃股票交易眾所皆知之經驗事實，原確定判決誤將股票所有權侷限於過戶完成者，而忽略實質所有權之股票，且將「股票實質所有權」與「股票過戶」及「股票所有權移轉」等之不同概念混為一談，竟以京華證券公司函覆指許登宮名下於79年5月22日前僅有三千股南港輪胎公司股份；另己○○亦非南港輪胎公司股東之情節，即逕指許登宮僅有南港股票三千股，己○○無南港股票，進而論斷許登宮名下既僅只有三千股南港股票，即不可能有六十二萬股南港股票可供甲○○盜賣，己○○亦無南港公司股票可借予甲○○，甲○○既無盜賣六十二萬股許登宮南港股票，即不可能向己○○借三十一萬股南港股票歸還許登宮，故借據非出於甲○○之自由意思一節乃係有誤等語（見偵20915號卷第123頁至第134頁），是被告所舉民事判決，尚不足為其有利之認定。
綜上所述，本案並無任何證據證明乙○○、徐富雄、丙○
○等人有監禁、強押被告或脅迫被告書立借據等妨害自由之犯行。又乙○○、徐富雄、丙○○等人與被告協調，應如何歸還被告所盜賣股票等相關事宜，因事涉繁雜，故需費時約6小時餘協調尋求共識，已如前述，而此未悖社會經驗法則，自不得遽以時間過長推論被告之行動自由遭妨害。是被告親自經歷、參與談判、協調，明知乙○○、徐富雄、丙○○等人並無監禁、強押被告或脅迫被告書立借據等妨害自由之犯行，其竟為圖卸免民事責任，捏造事實，為不實之申告，自有使人受刑事處分之故意暨犯行。至被告之選任辯護人雖聲請傳喚證人丁○○，然辯護人已表明無法查報證人之新住址（見本院卷98年8月27日審判筆錄第2頁），且本院認證人丁○○於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及原審之陳述明確，本案事實亦臻明瞭，核無再行傳喚之必要，併予敘明。
三、核被告甲○○所為，係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又誣告罪為妨害國家審判權之罪，直接受害者係國家，即國家之審判事務，每因誣告而為不當之進行，至個人受害，乃國家進行不當審判事務所發生之結果，與誣告行為不生直接之關係，故以一訴狀誣告數人，僅能成立一誣告罪。被告以一訴狀誣告乙○○、徐富雄、丙○○，乃侵害國家法益之一行為，應僅成立一誣告罪。
四、原審法院以被告罪證明確，並據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中華民國96年罪犯減刑條例業於96年7月4日公布，96年7月16日施行，被告之犯罪時間在中華民國96年4月24日以前，所犯之罪合於中華民國96年罪犯減刑條例第2條第1項第3款規定之減刑條件，應依該條例第2條第1項第3款、第7條之規定予以減刑，原判決未及適用上開中華民國96年罪犯減刑條例對被告予以減刑，稍有未洽。被告甲○○上訴否認犯罪，指摘原審判決不當，雖無理由，然原審判決既有如上可議之處，自無可維持，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爰審酌被告為圖脫免債務，竟虛構事實狀告數人，牽連無辜，其後並一再就相關事實為申告，浪費司法資源（詳如附表所示），且犯罪後否認犯行，態度不佳，並審酌被告犯罪所受刺激、手段、生活狀況、智識程度、與被害人之關係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8月。又本件被告甲○○犯罪時間在96年4月24日以前，核與中華民國96年罪犯減刑條例第2條第1項第3款規定相符，應依法減為有期徒刑4月。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169條第1項，中華民國96年罪犯減刑條例第2條第1項第3款、第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何明楨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98 年 9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十庭審判長法 官 楊貴雄
法 官 林銓正法 官 高愈杰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邵淑津中 華 民 國 98 年 9 月 18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169條第1項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