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97年度上訴字第5015號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上 訴 人即 被 告 甲○○選任辯護人 沈朝標律師上 訴 人即 被 告 乙○
號被 告 丙○○上二人共同選任辯護人 陳佳瑤律師
林盛煌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5年度訴字第2848號、96年度訴字第705號，中華民國97年6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及追加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95年度偵字第21855、23467、23468號、96年度偵字第781、353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乙○緩刑貳年。
事 實
一、甲○○於民國82年間起擔任臺灣省菸酒公賣局桃園分局（於91年7月1日改制為臺灣省菸酒股份有限公司桃園營業處，下稱公賣局）業務課調查處理股股長，負責查緝及管制私菸酒，為從事業務之人。
二、緣90年2月底公賣局辦事員劉桂娥於辦理銷售酒精業務時發現有人疑似涉有違反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之情事，乃將該情事轉知甲○○，甲○○得知上情後即於90年2月底某日以電話請求任職於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之乙○偵辦該案，公賣局再於90年2月27日以正式函文請求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派人會同查緝（其後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指派乙○主辦本案，丙○○協辦），甲○○乃介紹義警萬春增與乙○、丙○○認識，以配合查緝上開違反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之情事（甲○○係向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乙○、丙○○等人表示該案萬春增係檢舉人並製作警詢筆錄，實際上本案係公賣局辦事員劉桂娥於辦理銷售酒精業務時發現有人疑似涉有違反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之情事，轉知甲○○），經查緝後，於90年5月23日果在臺北市○○○路○段○○○巷○號查獲張素美涉嫌販賣、陳列未經臺灣省菸酒公賣局核准之無水酒精乙批（張素美涉犯違反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案件，業經原法院以91年度桃簡字第1012號判決確定，下稱張素美案），詎甲○○、乙○、張素美均明知上開查獲之無水酒精並未銷燬，僅係責付張素美保管，甲○○為便於銷案，竟基於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於94年1月間某日（94年1月7日前）先以電腦繕打內容為「張素美君等因未經核准於90年5月23日位於臺北市○○○路○段○○○巷○號販賣無水酒精，為刑事局暨公賣局桃園分局會同查獲無水酒精7,461公升，其中責付張素美君代為保管349桶（20公升裝）合計6,980公升，因不便搬運及保管，並有危險及妨害公共衛生之虞，乃依據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施行細則第7條規定當場銷燬處置，不再流入市面。會同銷燬單位人員（簽章）：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公賣局桃園分局、在場人簽章：中華民國90年5月23日」等不實之業務上應作成之「銷燬證明書」共1式3份，甲○○即於上開「銷燬證明書」簽章欄「公賣局桃園分局」處簽名後，甲○○即於94年1月7日邀約張素美至其於公賣局之辦公室，以上開案件辦理結案事宜為由，要求張素美於上開「銷燬證明書」簽章欄「在場人」處簽名，其後甲○○再撥打電話與乙○，向乙○表示因上開無水酒精案件需要乙○再前往公賣局，乙○即於94年1月間某日（94年1月7日後）前往公賣局甲○○辦公室內，甲○○再以公賣局內部作業手續為由，要求乙○於上開「銷燬證明書」簽章欄「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處簽名，用以表示上開無水酒精於90年5月23日經甲○○、乙○會同銷燬，且張素美於銷燬時亦在場，乙○明知上開無水酒精查扣當時並未銷毀，也未曾會同甲○○銷燬，竟仍與甲○○共同基於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聯絡，於上開「銷燬證明書」簽章欄「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處簽名，上開「銷燬證明書」登載完成後，甲○○即交付張素美、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由乙○收受）各1份，再自存1份於公賣局案卷內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主管機關於管理遭查扣無水酒精之正確性。
三、甲○○明知上開案件扣案物品並未銷燬，且查獲時亦未請示檢察官如何處理該等扣案物，於94年3月間某日（94年3月14日後）公賣局接獲財政部94年3月14日台庫中二字第0940390236號函指示：「有關張素美、張淑霞涉嫌違反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案件，案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桃園簡易庭91年度桃簡字第1012號刑事簡易判決確定，其未令沒收之扣押物，業經財政部94年2月14日台財庫中字第09403406740號公告沒收確定，請依規定辦理銷燬事宜。」等語，經公賣局行銷課課長張清然向甲○○表示該等案件扣案物若需當場銷燬，需請示檢察官後方可為之，甲○○為免其上開犯行遭查覺，於94年3月間某日竟又承前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概括犯意，將上開案件遭查獲時（即90年5月23日），其職務上製作之「查獲違反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案件扣押物品表」中專責機關（即公賣局）自存聯，先影印2份，接續分別加註「經檢察官同意及考量公共危險及妨害衛生之虞當場銷燬」、「復經請示檢察官同意當場銷燬」等不實事項，用以表示上開扣案物品經請示檢察官後銷燬之情，再持交公賣局行銷課課長張清然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主管機關於管理遭查扣無水酒精之正確性。
四、甲○○明知上開案件係公賣局辦事員劉桂娥於90年2月底辦理銷售酒精業務時發現有人疑似涉有違反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之情事，進而會同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查獲，而劉桂娥為公賣局辦事員，依規定不能為檢舉人請領檢舉獎金，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並基於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於94年7月21日在公賣局物流課，就上開案件獎金核發事宜在職務上製作「張素美違反菸酒專賣條例案，業已判決有罪及扣押物沒收，擬分配舉發人30％獎金新臺幣532,715元，分配查緝機關（刑事警察局）60％獎金新臺幣1,065,430元，分配本處9％獎金新臺幣159,815元，分配總公司1％獎金新臺幣17,758元，於本處（原桃園分局）90年度查緝獎勵金保留款項目支應」等不實事項之簽呈，呈請公賣局相關單位簽核辦理請領手續而行使之，著手請領該案之檢舉人獎金，惟經公賣局代理經理周嘉新對於該批無水酒精是否已銷燬認有疑慮，而批交公賣局政風室查明，始未得逞。
五、案經臺灣省菸酒股份有限公司政風處函送法務部調查局桃園縣調查站報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指揮偵辦後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證人萬春增、劉桂娥、潘振聰、張清然等人於調查局所為之陳述，均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屬傳聞證據，而被告甲○○及其辯護人於97年12月8日所提出之準備書狀已就上開供述之證據能力提出爭執（見本院卷），且上開證人於調查局之陳述與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或第159條之3所定情形不相符合，且尚非為證明本件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復查無其他得例外取得證據能力之法律依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該項證據方法應予排除，不得作為本案證明被告有罪之依據。至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內其餘卷證資料（除上開所述之證據外，包含人證、物證、文書證據等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對本院提示之卷證亦均陳明不爭執其證據能力，而卷內之文書證據，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之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從而，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至159條之5之規定，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內其餘卷證資料（除上開所述之證據外，包含人證、物證、文書證據等證據），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甲、有罪即被告甲○○行使業務上文書登載不實罪及詐欺取財未遂罪及乙○行使業務上文書登載不實罪部分：
一、就事實欄二部分
(一)訊據被告甲○○固坦承製作上開「銷燬證明書」後並要求乙○、張素美於其上簽名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偽造文書之犯行，並辯稱：90年5月23日查獲張素美違反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案件時，伊確實有以加鹽方式銷燬扣案無水酒精，當天因比較忙，忘記製作「銷燬證明書」給業主，所以將近3年以後才製作「銷燬證明書」，並要求乙○、張素美於其上簽名後，交付張素美、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由乙○收受）各1份，再自存1份於公賣局案卷內，自無偽造文書可言。又扣案無水酒精遭查扣後，業經張素美自原扣案地點臺北市○○○路搬遷至桃園龜山，有可能該批酒精已遭掉包所以化驗結果並無鹽分云云。另訊據被告乙○固坦承應甲○○所請而於上開「銷燬證明書」上簽名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偽造文書之犯行，並辯稱：伊應甲○○所請而於上開「銷燬證明書」上簽名，係因伊沒有辦過這種案件，對於公賣局作業程序不了解，而本案係公賣局以公文請求我們偵辦，甲○○向伊表示加鹽巴已經視同銷燬，為公賣局一貫之作業方式，伊相信他的專業始在銷毀證明書上簽名云云。
(二)經查：⑴上開「銷燬證明書」中固載明「張素美君等因未經核准於90
年5月23日位於臺北市○○○路○段○○○巷○號販賣無水酒精，為刑事局暨公賣局桃園分局會同查獲無水酒精7, 461公升，其中責付張素美君代為保管349桶（20公升裝）合計6,980公升，因不便搬運及保管，並有危險及妨害公共衛生之虞，乃依據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施行細則第7條規定當場銷燬處置，不再流入市面。」，日期為「中華民國90年5月23日」，被告甲○○、乙○及同案被告張素美分別於其上簽名，有上開「銷燬證明書」附卷可稽（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95年度他字第3742號偵查卷第31頁），惟證人張素美於檢察官偵查中證稱：當天遭查扣之無水酒精，被告甲○○並無加入鹽巴銷毀，只有開立一張查獲違反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案件扣押物品表載明查扣物品之品名及數量及責負保管之複寫本給伊，當時伊將酒精存放在臺北市○○○路查獲處，長期受風吹雨淋，20公升塑膠容器有破損洩漏，所以在92年9月間公司搬家時，伊就將塑膠容器換成1000公升的桶子搬到龜山黃姓朋友處存放。事後於94年1月間甲○○以要結案為由要伊到臺灣菸酒桃園營業處在銷毀證明書、拋棄聲明書兩份文書上簽名，並指示說如果日後有人問起此案就說無水酒精係查扣當日即已銷毀掉，所以銷毀證明書之製作時間並非查獲當天（見他字4561號卷第17至19頁），於原審時亦為大致相同之陳述（見原審95訴2848號卷二第128、129頁），且被告甲○○及乙○亦不否認「銷燬證明書」確非於
90 年5月23日當天所簽立，而扣案無水酒精經採樣送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酒研究所化驗結果，分別檢出酒精度97.5%、99.5%，均未檢出食鹽成分，有該所95257-1、95257-2報告書各1紙在卷可稽（見偵字23468號卷第39、40頁），則被告甲○○係公賣局負責查緝走私菸酒之人，其於90年5月23日查獲張素美違反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案件，製作上開銷毀證明書，係為向公賣局銷案，自屬其業務上製作之文書，乃竟明知扣案之無水酒精並未於扣案當日銷毀，猶於其業務上所製作之文書虛偽填載已於當日銷毀，並交付張素美、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由乙○收受）各1份，再自存1份於公賣局案卷內而行使之，自足生損害於主管機關於管理查扣無水酒精之正確性。而被告乙○明知上開銷毀證明書不實，仍於事後因被告甲○○之請，在上開不實之銷毀證明書上簽名，自與被告甲○○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
⑵被告甲○○雖辯稱：伊係加入鹽巴銷毀扣案之酒精云云，但
扣案之無水酒精經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酒研究所化驗結果，均未檢出食鹽成分，已如上述，況參酌證人張清然於原審時證稱：要銷燬酒母是加鹽巴等語（見原審95訴2848卷二第101頁）；證人潘振聰於原審時確證稱：伊詢問以前處理過的同事，該同事表示沒有用鹽巴銷燬，因為酒精銷燬的目的是要讓它不能使用，或是讓它回復成酒精是很困難的事情，所以一般都是用化學物質例如硃砂等物，投入酒精中，讓酒精變成紅色，物性不一樣，如果加入鹽巴的話，經公司魏顧問表示沒有印象可以用鹽巴加入銷燬，所以要銷燬的話，也是用產生變性；另外伊再詢問過查緝管理課的人，表示如果是半成品的話，因為裡面有酵母菌種，如果加鹽巴的話，酵母菌種才會死掉，如是成品的話，以前都是雇車運到隆田酒廠處理，現在則是運到自己的倉庫處理等語（見同上卷第27
5 、276頁），依證人張清然、潘振聰上開所證，充其量僅「酒母」方可能以加鹽方式銷燬，而扣案之無水酒精並非「酒母」，自無以加鹽方式銷燬之理，縱認被告甲○○辯稱：
90 年5月23日查獲張素美違反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案件時，伊確實有以加鹽方式銷燬扣案無水酒精屬實，亦不足認上開扣案之無水酒精已因被告甲○○置入鹽巴而銷毀，被告執此爭辯，尚嫌無據。
⑶被告甲○○雖又辯稱：扣案無水酒精遭查扣後，業經張素美
自原扣案地點臺北市○○○路搬遷至桃園龜山，有可能該批酒精已遭掉包所以化驗結果並無鹽分云云，然被告甲○○於檢察官偵查中供稱：伊當天晚上為了防止扣案物品被掉包，先打電話給乙○說要去灑鹽巴改變酒精之性質，乙○說沒空，所以就自己一個人到現場灑鹽巴云云（見他字3742號卷第147頁），旋於同次檢察官偵查中改稱：伊當天就有灑鹽巴，只是乙○不知道云云（見同上卷第147頁），嗣於原審檢察官聲請羈押時又改稱：伊事先有電話跟乙○講，乙○也同意這樣處理云云（見原審聲羈字第957號卷第9頁），前後不一其詞，已有瑕疵可指。況衡情被告甲○○於查獲張素美違反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案件時，若確有將食鹽摻入扣案無水酒精後，再交張素美責付保管，依上開證據雖不能銷毀扣案之無水酒精，但某程度上必然改變無水酒精之性質及效用，則責付保管人張素美因容器破損洩漏及公司搬遷，而將扣案無水酒精另以他容器盛裝，自不可能以未加入鹽巴之無水酒精調換原先已加入食鹽改變性質及效用之無水酒精，而造成公司雙重損失之理，被告執此爭辯，無非空言，不足採信。
⑷至被告甲○○之辯護人為其辯稱：依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
條例施行細則第7條規定，可知扣押物之處置，係賦予查緝機關之權限，本件被告甲○○將扣押之無水酒精加鹽後責付張素美保管，主觀上並無偽造文書之犯意，且本件扣案之無水酒精一直由張素美責付保管，自無足生損害於主管機關管理查扣無水酒精之正確性云云，然按「刑法第二百十三條不實登載公文書罪之成立，除客觀上公務員在其職務上所掌公文書，有為虛偽不實之登載行為，且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外，其在主觀上須明知為不實。所謂明知係指直接之故意而言。」，最高法院著有69年台上字第595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本件扣案無水酒精，於查獲當時並未以加鹽方式銷燬，已如前述，且本案扣案之無水酒精係因財政部國庫署於93年8月12日函命依「海關緝私條例」規定辦理沒入，財政部即於94年2月14日公告沒入，則被告明知上開扣案之無水酒精並未銷毀，仍於94年1月間（按證人張素美於原審偵審中均證稱係於同日簽立「銷燬證明書」及「拋棄聲明書」，而「拋棄聲明書」所載日期係於94年1月7日簽立，足認被告係於94年1月間製作上開銷毀證明書），製作銷毀證明書時，將日期倒填為查獲當日即90年5月23日，使人誤以為上開無水酒精已於90年5月23日銷毀，自足生損害主管機關於管理查扣無水酒精之正確性，被告甲○○之辯護人上開所辯，顯係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⑸另被告乙○辯稱：因為甲○○向伊表示扣案無水酒精加食鹽
已經視同銷燬，為公賣局一貫之作業方式，伊才不疑有他而簽名云云，經查：被告乙○於調查局詢問時供稱：查獲當天並未銷燬，亦未加入食鹽銷燬，只有責付張素美保管，後來甲○○要伊在銷毀證明書上簽名，伊曾對該文書之日期提出質疑，姚文鐘表示這是他們公賣局必備作業程式，查緝當天甲○○未曾向伊表示要加入鹽巴銷毀，也沒有要找伊說會同辦理等語（見他字4561號卷第88頁、第89頁），於檢察官偵查中供稱：伊絕對沒有與公賣局人一同銷燬無水酒精，甲○○拿該「銷燬證明書」要伊簽名時，伊當場質疑為何銷燬日期為90年5月23日，伊問甲○○在何處銷燬，但甲○○沒有告訴伊等語（見同上卷第113、114頁），於原審時供承其係於94年1月間在上開「銷燬證明書」簽名（見原審訴2848號卷二第312、313頁），且參以上開「銷燬證明書」內容已明確記載：於90年5月23日就責付張素美保管之無水酒精，因不便搬運及保管，並有危險及妨害公共衛生之虞，當場銷燬處置等意旨，且於簽章處亦載明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會同銷燬，而以被告乙○身為警務人員，斷無不知上開所載「當場銷燬」、「會同銷燬」等文字所示意義之理，則被告乙○於上開「銷燬證明書」簽名時，既明知查扣上開無水酒精當日及事後未曾會同公賣局人員銷毀上開扣案之無水酒精，竟仍於相隔將近4年之久，仍於被告甲○○所製作不實之銷毀證明書上簽名，若謂被告乙○無與被告甲○○共同於該文書上不實登載之犯意聯絡，豈非與常情相悖，被告乙○所辯，無非飾卸之詞，委無可採。
二、就事實欄三部分
(一)訊據被告甲○○矢口否認有上揭事實欄三所述之偽造文書犯行，並辯稱：94年3月間接獲財政部公文表示需銷燬扣案無水酒精，張清然指示銷燬扣案無水酒精需請示檢察官，伊始依張清然指示請示檢察官後，影印「查獲違反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案件扣押物品表」中專責機關（即公賣局）自存聯後，分別加註「經檢察官同意及考量公共危險及妨害衛生之虞當場銷燬」、「復經請示檢察官同意當場銷燬」等字樣後持交課長張清然，係伊通案請示檢察官，並非就本案為請示云云。
(二)經查：⑴卷附「查獲違反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案件扣押物品表
」內，其中1份僅係記載「責付保管」字樣，另2份除記載「責付保管」字樣外，確各加註「經檢察官同意及考量公共危險及妨害衛生之虞當場銷燬」、「復經請示檢察官同意當場銷燬」字樣，有該3份「查獲違反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案件扣押物品表」在卷可憑（見他字第3742號偵查卷第32至34頁），而證人張素美於檢察官偵查中供稱：檢察官所提示之3份扣押物品表，只有一份載明品名、數量「責付保管」之影本才是伊在現場所簽，另外註記「6850公升，經檢察官同意及考量公共危險及妨害衛生之虞當場銷毀」及「6850公升，復經請示檢察官同意當場銷毀」均係遭人竄改等語（見他字4561號卷第17至19頁），且被告甲○○坦承確有將上開「查獲違反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案件扣押物品表」影印後分別加註「經檢察官同意及考量公共危險及妨害衛生之虞當場銷燬」、「復經請示檢察官同意當場銷燬」並持交課長張清然，足認上開關於「查獲違反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案件扣押物品表」影印後分別註記「6850公升，經檢察官同意及考量公共危險及妨害衛生之虞當場銷毀」及「6850公升，復經請示檢察官同意當場銷毀」，均係被告甲○○於其業務上所製作之文書虛偽填載後，持交予課長張清然，殆無疑義。
⑵被告甲○○雖以上情置辯，惟證人張清然於原審時證稱：伊
並未要求甲○○就本件扣案無水酒精去請示檢察官，伊只是告訴甲○○在新竹碰到此類案件，如果要當場銷燬，要請示檢察官，經檢察官同意後，方可當場銷燬等語（見原審訴2848號卷二第105頁），且參以卷附之「查獲違反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案件扣押物品表」內註記「經檢察官同意及考量公共危險及妨害衛生之虞當場銷燬」、「復經請示檢察官同意當場銷燬」等字樣之記載位置，顯係針對該案中扣案物之處理業經請示檢察官同意，是被告甲○○辯稱：伊並非針對該案請示檢察官，而係通案請示云云，顯非可採。況被告甲○○供稱係向胡檢察官請示，而胡檢察官並非該案核發搜索票之檢察官，亦非當日值班檢察官，且被告甲○○若僅係就承辦業務為一般性之請示，可於公賣局內部簽呈中表明此節即可，實無於本件上開「查獲違反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案件扣押物品表」內為上開加註之必要，更見被告甲○○上開所辯，顯不實在。
⑶至被告甲○○之辯護人為其辯稱：被告係於自存之扣押表影
本加註「經檢察官同意及考量公共危險及妨害衛生之虞當場銷燬」、「復經請示檢察官同意當場銷燬」等字樣，供課長張清然參考，並無以該加註文字對外行文，自無行使該文書之犯行，且加註該文字，並無足生損害於主管機關於管理遭查扣無水酒精之正確性云云，但參照72年12月13日最高法院72年度第14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影本與原本可有相同之效果，如將原本予以影印後，將原本之部分內容竄改，重加影印，其與無制作權人將其原本竄改，作另一表示其意思者無異，應成立變造文書罪。」，則本件扣案無水酒精，於查獲當時並未予以銷燬，被告甲○○將「查獲違反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案件扣押物品表」影印後，將原本之內容竄改後，持交課長張清然而行使，自有使課長張清然誤以為上開無水酒精已於90年5月23日銷毀，自足生損害主管機關於管理查扣無水酒精之正確性，被告甲○○之辯護人上開所辯，與事實有悖，亦不足取。
三、就事實欄四部分
(一)訊據被告甲○○固坦承於上揭時、地製作簽呈，就查獲張素美違反菸酒專賣條例案獎金分配事宜，簽請分配舉發人30％獎金532,715元，分配查緝機關（刑事警察局）60％獎金1,065,430元，分配本處9％獎金159,815元，分配總公司1％獎金17,758元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詐欺及偽造文書犯行，並辯稱：伊是因為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來函稱萬春增是檢舉人，伊尊重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關於檢舉人之認定權，所以才以有檢舉人之方式簽請分配獎金云云。
(二)經查：⑴依據臺灣省菸酒公賣局處理菸酒緝案及發給獎金要點第22條
規定：「刑事案件獎金應依左列規定分配：㈠有舉發人案件：1.舉發人百分之三十。2.查緝機關百分之六十，有協助機關者平均分配。3.直接主辦之分局百分之九。4.公賣局百分之一。㈡無舉發人案件：1.查緝機關百分之七十，有協助機關者平均分配。2.直接主辦之分局百分之二十五。4.公賣局百分之五。」有該要點附卷可稽（見他字第3742號第104、105頁），而被告甲○○於94年7月21日在公賣局物流課，確就查獲張素美違反菸酒專賣條例案獎金分配事宜，簽請分配舉發人30％獎金532,715元，分配查緝機關（刑事警察局）60％獎金1,065,430元，分配本處9％獎金159,815元，分配總公司1％獎金17,758元等情，有上開簽呈附卷可稽（見同上卷第37頁），足認被告甲○○確係依該要點所定「有舉發人案件」獎金之分配比例方式，簽請分配張素美案獎金。
⑵被告甲○○雖辯稱：伊是因為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來函
稱萬春增是檢舉人，尊重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關於檢舉人之認定權，所以才以有檢舉人之方式簽請分配獎金云云，但本件係因90年2月底公賣局辦事員劉桂娥於辦理銷售酒精業務時發現疑有他人涉有違反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情事，乃將該情事轉知甲○○，經公賣局會同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而查獲，業經證人劉桂娥於原審偵審中證述在卷，而證人萬春增係由被告甲○○介紹予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警員即被告乙○、丙○○認識，並表示萬春增係檢舉人並製作警詢筆錄，亦經證人萬春增證述及被告乙○、丙○○供承在卷，且被告乙○於檢察官偵查中供稱：伊收到臺灣菸酒桃園營業處94年6月21日台菸酒桃營銷字第0940002512號函詢問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有關於90年5月23日查獲張素美違反菸酒專賣條例販售無水酒精乙案是否另有舉發人時，不知道如何答覆，伊打電話問甲○○，甲○○就擬了一份草稿給我等語（見他字4561號卷第113頁），則被告甲○○明知上情，竟仍利用其為張素美案公賣局之承辦人員，在職務上製作不實請領獎金事項之簽呈，呈請公賣局相關單位簽核辦理請領手續而行使之，著手請領該案之檢舉人獎金，若謂其無為詐欺之意圖，豈非與常情相悖。況觀之被告甲○○於「有關本處原桃園分局會同刑事警察局90.05.23查獲張素美、張淑霞等人製售仿冒日本進口無水酒精案經過情形及檢討分析」內，明確載明：「．．．將由警方提供義勇警察萬某為線民，協助蒐證工作。90年2月間萬某電告：中壢市○○路○段○○號（中原化工原料行）疑似販賣非法酒精請查處」云云（見他字第3742號偵查卷第181頁），亦明白指稱證人萬春增係警方提供，益見被告甲○○確有利用為張素美案公賣局之承辦人員，在職務上製作不實請領獎金事項之簽呈，呈請公賣局相關單位簽核辦理請領手續而行使之，著手請領該案之檢舉人獎金之犯行甚明。被告上開所辯及其辯護人為其辯稱：本件因劉桂娥所提供之酒瓶查無所獲而結案，後因證人萬春增購買2瓶無水酒精經化驗取證，並製作證人筆錄再聲請搜索票而查獲，是被告甲○○主觀上認證人萬春增為檢舉人，即無不法之意圖云云，均係飾卸之詞，不足採信。
四、綜上，被告甲○○上開所辯，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甲○○、乙○上開犯行，均堪予認定。
五、新舊法比較：
(一)按94年1月7日修正公布，95年7月1日施行之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
(二)被告等行為後刑法第10條第2項、貪污治罪條例第2條有關公務員之規定均有所修正，其中貪污治罪條例第2條係配合刑法修正，本件被告甲○○原所任職之臺灣省菸酒公賣局，業已改制為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所屬人員，依修正後之公務員之定義，並非刑法第10條第2項所規定之公務員，自無貪污治罪條例之適用，比較新舊法之規定，被告等行為後之刑法有關公務員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自應適用被告等行為後之法律，即適用修正後刑法第10條第2項之規定。
(三)被告行為後，刑法第28條關於共犯之規定，亦有修正，修正前規定：二人以上共同實施犯罪之行為者，皆為共犯，修正後規定：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皆為共犯，雖「實施」一語包括陰謀、預備、著手、實行，範圍較大，惟對於本件犯罪事實並無較為有利被告等。
(四)關於罰金刑部分，修正前刑法第33條第5款規定，罰金刑為1銀元以上，換算為新臺幣，僅為新臺幣3元；修正後刑法第33條第5款則將罰金刑提高為新臺幣1,000元以上，並以百元計算之。而刑法第216條行使第215條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被告甲○○、乙○）及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被告甲○○）法定刑固未修正，其法定刑罰金刑部分，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規定，其罰金之單位雖改以新臺幣並提高30倍，惟因修正前之罰金單位為銀元，與新臺幣之折算比例為3比1，又因前刑法分則有關條文罰金之倍數亦經修正前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提高為10倍，就罰金之最高額而言，實與修正前罰金之最高額相同，但罰金之最低額部分，因刑法第33條第5款修正，已提高為新臺幣1,0 00元以上，並以百元為單位，因而以修正前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甲○○、乙○。
(五)被告乙○於行為時之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犯最重本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因身體、教育、職業、家庭之關係或其他正當事由，執行顯有困難者，得以一元以上三元以下折算一日，易科罰金。」，又被告行為時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及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2條前段（現已刪除）規定，就其原定數額提高為100倍折算1日，則本件被告行為時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應以銀元300元折算1日，經折算為新臺幣後，應以新臺幣900元折算為1日。惟95年7月1日修正公布施行之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則規定：「犯最重本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一千元、二千元或三千元折算一日，易科罰金。」，經比較修正前後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以被告行為時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乙○，則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適用行為時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及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2條前段之規定，定其折算標準。
(六)被告甲○○行為後，刑法第51條業於民國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並於95年7月1日施行，修正前刑法第51條規定：「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依左列各款定其應執行者：」其中第5款規定：「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二十年。」，修正後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三十年。」，比較結果，被告行為後刑法並非較有利於行為人，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仍應依被告行為時刑法，定其應執行之刑。
(七)刑法在被告行為後，第56條有關連續犯之規定，亦於94年1月7日修正公布刪除，並於95年7月1日施行，因新法業已刪除連續犯之規定，此刪除雖非犯罪構成要件之變更，但顯已影響行為人之法律效果，自屬法律有變更，依新法第2條第1項規定，比較新、舊法結果，仍應適用較有利於被告之行為時法即舊法論以連續犯（最高法院95年度第8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
(八)又被告等行為後刑法第57條、第58條等規定，亦經修正，惟此為法院就刑之裁量及加減審認標準見解之明文化，非屬法律之變更。
(九)經綜合被告等本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被告等行為後之刑法有關共同正犯、法定刑罰金刑、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定應執行刑之標準、連續犯及被告行為時刑法有關公務員之規定，並不較有利於被告等，本件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適用被告等行為時之刑法第28條、第33條第5款、第41條第1項、第51條第5款、第56條及被告行為後刑法第10條之規定論處。至被告等行為時之刑法第26條本文係規定：「未遂犯之處罰，得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被告行為後該條雖已移列為刑法第25條第2項，但其條文文字未為修正，對被告而言並無有利或不利之情形，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逕依修正後之刑法第25條第2項，論以未遂犯，並減輕其刑。另刑法第31條第1項之身分犯，除將原規定「共同實施」修正為「共同實行」外，並增修但書得減輕其刑，比較修正前後，則以新修正得減輕其刑較有利於被告。另緩刑之宣告，依最高法院95年第8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則應適用新法第74條之規定。
六、
(一)核被告甲○○、乙○就事實欄二之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6條行使同法第215條之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被告甲○○與被告乙○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同案被告乙○雖非從事該項業務之人，惟其與從事該項業務之被告甲○○共同明知為不實之事項，登載於被告甲○○職務上所製作之文書上，依刑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自應負共犯之責。被告甲○○、乙○於業務上文書為不實之登載後持以行使，其登載不實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吸收，不另論罪。又被告甲○○依修正後刑法第10條第2項規定，已非公務員，而被告乙○雖係任職於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但上開「銷燬證明書」係屬公賣局人員（即被告甲○○）承辦查緝私菸酒案件處理扣案物時職務上所應書立文件，縱被告乙○於其上簽名，上開「銷燬證明書」亦非被告乙○職務上製作之文書，自非屬公文書，是被告甲○○、乙○此部分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行使同法第215條之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公訴人認被告甲○○、乙○此部分係犯刑法第211 條偽造公文書，尚有未洽，惟社會基本事實相同，應依法變更起訴法條。至公訴人雖未就被告甲○○、乙○涉犯刑法第216條行使同法第215條之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犯行部分起訴，惟此部分與公訴人已起訴經變更被告甲○○、乙○涉犯刑法第215條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犯行（本件公訴人原起訴被告甲○○、乙○涉犯刑法第211條偽造公文書罪，業經變更起訴法條，已如前述），有實質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應併予審理。
(二)核被告甲○○就事實欄三之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行使同法第215條之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被告甲○○在業務上文書為不實登載後持以行使，其登載不實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吸收，不另論罪。被告甲○○將「查獲違反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案件扣押物品表」中專責機關（即公賣局）自存聯影印2份後，先後加註「經檢察官同意及考量公共危險及妨害衛生之虞當場銷燬」、「復經請示檢察官同意當場銷燬」等不實事項，再持交公賣局行銷課課長張清然，係以接續之意思，於密接之時間、地點，以相同之方法分別犯同一罪刑，為接續犯，屬實質上一罪。至被告甲○○依修正後刑法第10條第2項規定，已非公務員，是上開「查獲違反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案件扣押物品表」，自非屬公文書，是被告甲○○此部分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行使同法第215條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公訴人認被告甲○○犯刑法第211條偽造公文書罪，尚有未洽，惟社會基本事實相同，應依法變更起訴法條。另公訴人雖未就被告甲○○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犯行部分起訴，惟此部分與公訴人已起訴經變更被告甲○○涉犯刑法第215條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犯行（本件公訴人原起訴被告甲○○涉犯刑法第211條偽造公文書罪，業經本院變更起訴法條，已如前述），有實質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應併予審理，一併敘明。
(三)核被告甲○○就事實欄四之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3項、第1項詐欺取財未遂罪及同法第216條行使同法第215條之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被告甲○○在業務上文書為不實登載後持以行使，其登載不實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吸收，不另論罪。被告甲○○所犯上開二罪間，有方法結果之牽連關係，為牽連犯，應從一重之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被告甲○○之詐欺行為尚屬未遂階段，應依修正後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又被告甲○○依修正後刑法第10條第2項規定，已非公務員，則被告甲○○所製作簽請核發檢舉獎金之簽呈，自亦非屬公文書，公訴人認被告甲○○係犯修正前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2項、第1項第2款之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未遂罪及刑法第211條偽造公文書，尚有未洽，惟社會基本事實相同，應依法變更起訴法條。另公訴人雖未就被告甲○○涉犯刑法第216條行使同法第215條之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犯行部分起訴，惟此部分與公訴人已起訴經變更被告甲○○涉犯刑法第215條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犯行（本件公訴人原起訴被告甲○○涉犯刑法第211條偽造公文書罪，業經本院變更起訴法條，已如前述），有實質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應併予審理，一併敘明。
(四)被告甲○○就上開事實欄二、三之犯行，時間緊接，手段相同，犯罪構成要件相同，顯係基於概括犯意反覆為之，應依被告行為時刑法第56條有關連續犯之規定論以一罪，並依法加重其刑。
(五)被告甲○○就上開事實欄二、三部分所載連續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及事實欄四部分所載詐欺取財未遂、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公訴人認被告甲○○所犯上開犯行係具牽連關係，惟按「一行為而犯數項罪名，或以犯一罪之方法或結果而犯他項罪名，依刑法第七十四條（舊法）應從一重處斷者，即使各罪輕重相等，亦應審酌犯罪情節，擇一宣告。」，最高法院著有22年上字第382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本件被告甲○○在職務上製作不實請領獎金事項之簽呈，呈請公賣局相關單位簽核辦理請領手續，係為請領該案之檢舉人獎金，與其製作不實之「銷燬證明書」及影印「查獲違反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案件扣押物品表」中專責機關（即公賣局）自存聯後，分別加註「經檢察官同意及考量公共危險及妨害衛生之虞當場銷燬」、「復經請示檢察官同意當場銷燬」等字樣，係為使人誤以為上開扣案之無水酒精，業經銷毀，二者並無方法結果或手段目的之牽連關係，自無成立牽連犯之餘地，附此敘明。
(六)再者，被告甲○○、乙○之犯罪時間均在96年4月24日以前，所犯之罪，被告甲○○所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第2項之詐欺取財未遂罪，雖屬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3條第1項第15款之罪，但其宣告刑未逾1年6月，另被告甲○○、乙○所犯刑法第216條行使同法第215條之業務上登載不實罪，均合於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所規定之減刑條件，應依該罪犯減刑條例第2條第3項之規定，減輕其刑2分之1。
七、原審基於上述理由，因依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第31條第1項、第216條、第215條、第339條第3項、第1項、第25條第2項，修正前刑法第28條、第55條、第56條、第41條第1項前段、第51條第5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第2項前段，修正前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2條各規定，於審酌被告甲○○、乙○犯罪之目的、動機、手段，被告2人共同於甲○○職務上製作之「銷燬證明書」為不實登載，及被告甲○○所欲詐取之財物尚未得手之所生損害，犯罪情節之輕重，及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就甲○○涉犯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及詐欺取財未遂罪部分，分別量處有期徒刑6月、1 年2月，再依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2條第1項第3款、第7條，分別減為有期徒刑3月、7月，並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9月；就乙○涉犯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部分，量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銀元300元即新臺幣900元折算1日，再依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2條第1項第3款、第7條、第9條，減為有期徒刑2月，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以銀元300元即新臺幣900元折算1日；並於理由中敘明上開「銷燬證明書」、「查獲違反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案件扣押物品表」，雖係被告甲○○基於職務所保管，然並非被告甲○○所有，爰不予宣告沒收。核其認事用法，俱無違誤，量刑亦甚允洽。被告甲○○、乙○上訴意旨，否認犯罪，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查被告乙○前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乙○全國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其因被告甲○○以公賣局內部作業手續為由，要求其於上開「銷燬證明書」簽章欄「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處簽名，一時失慮致觸犯本案罪行，本院綜核其個人及家庭環境各情，因認其經此刑之宣告，當能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認為前開對其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乙、無罪即被告丙○○部分及不另為無罪諭知即被告乙○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丙○○、乙○均為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警正偵查員，為刑法上所稱之公務員，被告甲○○（其涉犯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及詐欺取財未遂罪部分，業經分別量處有期徒刑6月、1年2月，再依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2條第1項第3款、第7條，分別減為有期徒刑
3 月、7月，並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9月在案）於82年起，擔任公賣局（91年7月1日改制為臺灣省菸酒股份有限公司桃園營業處）業務課調查處理股股長，負責查緝及管制私菸酒，甲○○於90年5月23日會同刑事警察局乙○、丙○○查獲張素美等人違反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案件，並當場查扣之無水酒精6980公升，經責付予張素美簽名保管，案經刑事警察局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而被告乙○、丙○○與被告甲○○均明知萬春增僅係由甲○○提供購買無水酒精證物之協助辦案義警，並非該查緝案件之舉發人，渠等為貪得該案舉發人可另外獲得高額獎金，竟基於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由乙○、丙○○事先製作舉發人為萬春增之檢舉筆錄，並向萬春增誆稱：無水酒精係由其購買故需於該收據及文件上簽名按捺指印，始完成協助辦案手續，萬春增自認其係協助辦案義警，不疑有他，即依乙○、丙○○之指示，在該文件多處上簽名及按捺指印。甲○○且明知該案件係公賣局於90年2月間於承辦業務時發現提供之線索，竟與乙○、丙○○共謀，虛以萬春增為檢舉人，乙○、丙○○、甲○○，互相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假借依據「臺灣省菸酒公賣局處理菸酒緝案及發給獎金要點」規定，查緝機關查獲檢舉人檢舉之私菸、私酒案件，一旦經司法一審判決確定有罪，檢舉人有檢舉獎金，其內容略以：舉發人30％、查緝機關60％，有協助機關者平均分配、直接主辦之分局9％，公賣局總局1％，而張素美等人違反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乙案若有舉發人，因該案之檢舉獎金合計1,598,145元，其中分配舉發人30％獎金即532,715元，分配刑事警察局60％獎金即1,065,430元，分配予臺灣菸酒桃園營業處9％獎金即159,815元，分配總公司1％獎金即17,758 元，被告乙○、丙○○、甲○○因此意圖共同詐領532,715 元之檢舉人獎金，並已由甲○○著手簽呈之請領程序，惟因公賣局主任陳伯州發覺有異，在簽核檢舉獎金之簽呈上加註意見而調查，始未得逞，因認被告乙○、丙○○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2項、第1項第2款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未遂及刑法第211條偽造公文書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須憑證據，為刑事訴訟法所明定，故被告犯罪嫌疑，經審理事實之法院，以盡其調查職責，仍不能發現確實之證據足資證明時，自應依法為無罪判決。且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分別著有20年上字第893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例可資參照）。
三、訊據被告乙○、丙○○均堅詞否認有公訴人所指犯行，均辯稱：關於本件係甲○○告知萬春增係本件檢舉人，而檢舉人亦係甲○○陪同萬春增至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製作的，伊等並不知萬春增並非本件檢舉人，伊等並未與甲○○共同詐領本件檢舉獎金等語。
四、公訴人認被告乙○、丙○○涉有上開犯行，無非係以證人萬春增之證述、證人萬春增之測謊結果、萬春增檢舉筆錄關於萬春增學經歷及地址記載有誤及被告乙○、丙○○均拒絕測謊等為主要論據。
五、經查：
(一)本件證人萬春增係由被告甲○○帶同至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製作檢舉筆錄，製作筆錄時，只有證人萬春增製作，由被告乙○負責詢問，被告丙○○負責打字，筆錄係採一問一答方式所製作，甲○○在旁邊泡茶等情，業據證人即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偵七隊2組組長廖肇國、偵七隊警政偵查員董豐助分別於原審偵審中證述明確（見偵字781號卷第30頁、第31、32頁、原審訴字2848號卷第50頁、第42 、43頁），衡情依卷附搜索扣押證明筆錄所載（見他字第4561號偵查卷第26頁），證人廖肇國、董豐助均係參與張素美案執行搜索者，對該案本當有一定印象，且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查緝該類案件本即非多，則證人廖肇國、董豐助對本件檢舉筆錄製作情形，必然仍有一定印象，況證人廖肇國、董豐助身為警務人員並均經具結以擔保其證詞之真實性及憑信性，又無任何利害關係，應不至於甘冒偽證罪責而為不實陳述之理，是其等證詞當可採信，則依證人廖肇國、董豐助證述之情節，足認上開證人萬春增之檢舉筆錄係由被告甲○○帶同至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由被告丙○○、乙○共同製作無疑。
(二)公訴人雖以證人萬春增之證述認被告乙○、丙○○涉有上開犯行，但查：
⑴證人萬春增於95年11月9日檢察官偵查中證稱：伊沒有檢舉
任何案件，卷內之檢舉筆錄固係伊簽名及按指印，是伊有1次自己去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偵六隊找李青泉聊天，經過偵七隊的辦公室前面，偵六隊跟偵七隊只隔一道牆而已，丙○○有跟伊打招呼，當其要離開偵六隊經過偵七隊時，丙○○就拿1份筆錄及收據給伊，並說酒（精）當天是伊去買的，要伊在筆錄上簽名，所以伊才在上面簽名及蓋手印，但是伊完全沒有看筆錄的內容云云（見偵字22569號卷第12頁），然本件張素美案係於90年7月26日由內政部刑事警察局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有該局移送書在卷為憑，而證人萬春增於95年11月9日檢察官偵查中仍可明確證述相隔近5年即90年7月26日以前之情況，卻於原審97年1月3日審理時證稱不記得上開筆錄係在何處製作及是否是找李青泉時順便簽的等情（見原審訴2848號卷二第29、30頁），前後證述情形差異之大，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偵七隊係在該局乙棟，而偵六隊則在該局丙棟，本屬不同樓棟等情，亦據證人廖肇國、李青泉於原審時證述明確（見同上卷第43、49頁），且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係設有門禁管制，證人萬春增於原審時證稱：伊沒有李青泉之電話號碼等語（見同上卷第34頁），則證人萬春增自無獨自自由進出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之可能，則其如何與李青泉邀約？被告丙○○更如何得知證人萬春增該日將至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而備妥檢舉筆錄供其簽名、按捺指印？已見證人萬春增上開於檢察官偵查中所為之證述，是否與事實相符，即有可疑。
⑵況檢舉人前往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製作檢舉筆錄，依一
般規定要1式3份，1份該局留底，另1份送地方法院檢察署，並且還要有1份備份，而1份至少需按捺8枚指印，檢舉人要有24枚指印及簽名等情，亦據證人廖肇國於原審時證述明確（見同上卷第46頁），則證人萬春增證稱：被告丙○○即持「1份」筆錄叫伊簽名、按指印云云，亦與上開證據不符，且證人萬春增與被告乙○、丙○○係被告甲○○介紹配合查緝上開張素美違反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之情事而認識，其與被告乙○、丙○○必然不熟，而證人萬春增身為義警，其對司法警察偵查作為當較一般人有更深之認識，對筆錄製作之法律效果亦當更加注意，是證人萬春增僅因被告丙○○要其在筆錄上簽名，即對於筆錄內容全然不加聞問逕於其上簽名、按捺指印，亦與常情相悖，自難僅憑證人萬春增前開有瑕疵之證詞，即遽為不利被告乙○、丙○○之認定。
(三)公訴人雖又以證人萬春增於法務部調查局之測謊結果及被告乙○、丙○○均拒絕測謊等，認被告乙○、丙○○涉有上開犯行，然按測謊鑑定，係依一般人在說謊時，會產生遲疑、緊張、恐懼、不安等心理波動現象，乃利用測謊儀器將受測者之上開情緒波動反應情形加以紀錄，用以判別受測者供述之真實性，倘受測者愈想壓抑其謊言所產生之情緒，則在測謊儀器上愈會產生明顯之情緒波動反應，反之，則無此不實之波動反應。從而測謊鑑定結果，如就否認犯罪有不實之情緒波動反應時，僅得供審判上之參酌，而不得採為有罪判決之唯一憑據，最高法院著有91年度台上字第359號、90年度台上字第2145號裁判要旨可資參照。本件證人萬春增經測謊結果，雖研判並未說謊，但因測謊鑑定涉及測謊儀器操作及判讀之人為因素，其結果僅得供作審判上之參酌，仍須其他證據相互配合，始可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根據，被告乙○、丙○○均否認有偽造證人萬春增之檢舉筆錄，而證人萬春增之證述復有瑕疵，自不能以證人萬春增之測謊結果，據為被告乙○、丙○○有罪判決之唯一及絕對之補強證據。
(四)公訴人雖再以被告甲○○供稱：其知萬春增非檢舉人，因為公賣局劉桂娥拿空酒瓶告訴他假酒精乙事，他最早發函給刑事局即稱有情資顯示，並未稱有檢舉人，是後來刑事局發函稱萬某為檢舉人，才依該函認定萬春增為檢舉人，且依證人萬春增所證，係奉刑事局長官去買酒從未稱係依甲○○之指示，可知證人萬春增配合警察辦案，理當對警察長官心存畏懼云云，惟本案緣起90年2月底公賣局辦事員劉桂娥於辦理銷售酒精業務時發現疑有他人涉有違反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情事，乃將該情事轉知甲○○，經公賣局會同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而查獲，另證人萬春增係由被告甲○○向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乙○、丙○○等人表示其係檢舉人並製作警詢筆錄等情，且證人廖肇國、董豐助均明確證稱係被告甲○○帶證人萬春增前往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製作筆錄，均如上述，則被告甲○○對於本案情節之供述，事涉自己是否將受刑事訴追或處罰，已難期無何匿飾增減，自亦不宜率爾執其前開不利於被告乙○、丙○○之供述，資為認定被告二人犯罪事實之論據。況被告甲○○於檢察官偵查中供稱90年4月30日有到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遇到萬春增之情（見年度他字第3742號卷第143頁），且參以被告甲○○所提出之臺灣省菸酒公賣局桃園分局90年4月30日員工出差單（見原審訴2848號卷二第180頁），係記載被告甲○○申請前往中壢、龜山之出差，出差事由係「會警查處走私酒精案件」，並附記「刑事局0430（指4月30日）1110（指上午11時10分許）電知會辦」，再對照萬春增係居住於桃園縣中壢市，自不能排除被告甲○○係前往桃園縣中壢市搭載萬春增，再與萬春增共同前往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製作筆錄後再前往中壢、龜山出差之可能，自難僅憑上開出差申請單即逕認被告甲○○於90年4月30日並未前往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乃證人即被告甲○○竟於原審時證稱：伊於90年4月30日並未陪同萬春增至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製作檢舉人筆錄，當天伊是前往中壢、龜山出差云云，更見情虛，自難依其所述，即逕為不利被告乙○、丙○○之認定。
(五)至上開證人萬春增之檢舉筆錄就萬春增之學歷記載為「高中畢業」（萬春增於檢察官偵查中稱其為高中肄業），及戶籍及現住地址記載為「桃園縣中壢市○○街○號2樓」（為「桃園縣中壢市○○○街○號2樓」之誤），縱有錯誤之情，惟筆錄上有關個人資料除身分證字號、地址外，其餘之學歷、經歷、現職均係由陳述者自行陳述後由紀錄者紀錄，此乃警員製作筆錄之固定流程，且參諸證人萬春增於95年10月18日於法務部調查局桃園縣調查站之筆錄就其教育程度亦記載為桃園農工畢業，自不得僅以上開證人萬春增之檢舉筆錄記載高中畢業與其於檢察官偵查中供述高中肄業不同，即逕認上開檢舉筆錄係被告乙○、丙○○所偽造。另被告乙○、丙○○固於檢察官偵查中拒絕接受法務部調查局測謊，惟按無罪推定及被告不自證己罪原則，乃刑事訴訟法基本原則，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09號解釋，蘇俊雄大法官之協同意見書闡釋甚明，故刑事訴訟法第161條明文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有舉證責任，從而倘查無足以證明被告犯罪之積極證據、自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按「測謊鑑定，係依一般人在說謊時，會產生遲疑、緊張、恐懼、不安等心理波動現象，乃利用測謊儀器將受測者之上開情緒波動反應情形加以紀錄，用以判別受測者所供述之真實性，倘受測者愈想壓抑其謊言所產生之情緒，在測謊儀器上會愈產生明顯之情緒波動反應，反之，則無此不實之波動反應。從而測謊鑑定結果，如就否認犯罪有不實之情緒波動反應，固得供審判上之參酌，惟不得採為有罪判決之唯一憑據，然若其否認犯罪之供述，無任何不實之情緒波動反應，又無其他合法之積極證據足為犯罪行為之證明者，即可印證其真實性，非不得為有利於受測者之認定。」，最高法院亦著有97年台上第3339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本件綜觀檢察官所舉被告犯罪之證據、事實，如證人萬春增及被告甲○○之證述等事實，不惟其是否真實並非無疑，且其亦非刑事訴訴訟法上之補強證據，自不可僅以被告乙○、丙○○拒絕測謊，即遽認渠等涉犯公訴人所指之犯行。
(六)況本件張素美案係於90年5月23日遭查獲，且當日前往執行搜索之警員除被告乙○、丙○○外，尚有刑事局警員廖肇國、董豐助、王啟秀、郭銘賢等人，有卷附搜索扣押證明筆錄可參（見他字第4561號偵查卷第26頁），已見該案辦案過程非被告乙○、丙○○所能專擅，則該案偵辦過程中公文之簽辦，乃至被告乙○、丙○○於90年4月30日製作證人萬春增之檢舉筆錄，本即可依其偵查職務範圍內為之，且本案係90年2月底公賣局辦事員劉桂娥於辦理銷售酒精業務時發現疑有他人涉有違反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情事，乃將該情事轉知被告甲○○，經公賣局會同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而查獲，而證人萬春增係被告甲○○介紹、提供與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配合查緝張素美案，縱證人萬春增事實上並非本件檢舉人，被告乙○、丙○○非臺灣菸酒桃園營業處員工，被告甲○○刻意隱瞞，被告乙○、丙○○自屬無從得知上情，亦難僅憑被告乙○、丙○○於90年4月30日製作證人萬春增之檢舉筆錄，即推認被告乙○、丙○○與被告甲○○有詐取檢舉獎金之犯意聯絡。再者，被告丙○○於90年底即調至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人事室，本件張素美案遭查獲後之相關作業，被告丙○○均未參與；被告乙○雖與被告甲○○共同於上開「銷燬證明書」不實登載（即前揭經論罪科刑部分），然該「銷燬證明書」本與該案請領檢舉獎金無直接關連，而公訴人所提之證據，尚不足使本院得被告乙○、丙○○有與被告甲○○詐取檢舉獎金之犯意聯絡之確信。
(七)綜上所述，公訴人所指被告乙○、丙○○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2項、第1項第2款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未遂及刑法第211條偽造公文書罪嫌之犯行，惟其所舉之上開事證，尚不足使本院得被告乙○、丙○○有罪之確信，自不得遽以前揭各條項之罪名相繩。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乙○、丙○○有公訴人所指前述之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乙○、丙○○犯罪。
六、原審因予諭知被告丙○○無罪之判決；並就被告乙○此部分犯行，於理由中說明，本應為無罪之諭知，然因公訴人認此部分與前揭被告乙○論罪科刑部分有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經核尚無違誤。公訴人上訴意旨，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修正後行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金定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98 年 1 月 7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金富
法 官 魏新國法 官 吳 燦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被告均不得上訴。
書記官 任正人中 華 民 國 98 年 1 月 7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業務上文書登載不實罪）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百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千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