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97年度重上更(十一)字第218號上 訴 人即 被 告 陳錫卿選任辯護人 張寧洲 律師上列上訴人因殺人等案件，不服臺灣板橋地方法院83年度重訴字第6號，中華民國83年8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83年度偵字第1003號），提起上訴，經判決後，由最高法院第十一次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陳錫卿部分撤銷。
陳錫卿二人以上共同犯對於女子以強暴之方法而為性交之罪，而故意殺害被害人，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
事 實
一、陳錫卿前於民國73年間，因侵占罪，經本院臺中分院73年上易字第2158號判決有期徒刑5月，又因妨害風化罪（強姦），經同院73年上訴字第1765號判決有期徒刑6年，74年間，再因軍法逃亡罪，經陸軍第十軍團判處有期徒刑2年，以上三罪合併應執行有期徒刑7年5月，嗣減為有期徒刑3年8月15日，於77年3月29日刑滿，於77年4月22日出監（於本案並非累犯）；復於80年7月23日，因妨害兵役罪，經臺中師管區司令部判處有期徒刑1年10月，於81年7月31日，復因妨害風化罪，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年6月，合併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2月，於82年12月17日假釋（原應於83年7月13日縮刑期滿，但因犯本案之罪，業經撤銷假釋，在監執行殘刑完畢）。
二、緣陳錫卿與呂金鎧（業經本院前審即93年度重上更㈥字第48號判決應執行有期徒刑20年確定在案）二人於獄中執行徒刑時結識，為朋友關係；呂金鎧於82年11月10日執行完畢先行出獄，嗣受僱於臺北縣中和市○○西點麵包店擔任師傅，由該店老闆吳○○於82年12月19日向陳○○租賃臺北縣中和市○○路0段000巷00弄00號3樓2房1廳之公寓，供呂金鎧居住，呂金鎧住進後，睡於其中靠陽台1間臥室並以簡單紙板為床。適陳錫卿亦於82年12月17日獲得假釋，未幾即與呂金鎧取得連繫，並向呂金鎧借住上址。82年12月21日，在上址住處，呂金鎧向陳錫卿提議找一位女人到租屋處供彼等玩樂。二人乃基於共同對於女子強制性交之犯意聯絡，推由陳錫卿於翌日（22日）下午4時許，依自由時報（82年12月21日）第27版刊載之家教中心廣告電話，以0000000號打電話予00000000號臺北市○○○路0段00號5樓510室○○家教中心負責人邱○○佯稱：
其有一女兒讀國中一年級，欲請女家教到家補習英文，請代為留意有無適合女家教，並留下「陳先生」之電話號碼及前開住址等資料。邱○○不疑有他，適有國立○○大學○○學院○○系4年級女學生范○○（姓名、年籍資料詳卷）於是日（22日）下午6時許，到○○家教中心應徵家教，經負責人邱○○以電話聯絡陳錫卿並告知范○○教育背景，隨後徵得雙方同意，邱○○乃將電話交由范○○直接與陳錫卿約定當天晚上7時，至臺北縣中和市○○路0段000巷00弄00號3樓面談家教事宜。
三、范○○依約於當晚7時10分許到達該址，陳錫卿、呂金鎧、范○○三人共同閒聊並討論家教計費方式，約4、50分鐘後，范○○以時間已晚欲起身離去，呂金鎧向陳錫卿眨眼示意留住范○○，陳錫卿乃隨手將客廳電燈關掉，並拉住范○○，范○○出言喝止，陳、呂二人迅速合力制服范○○，並將范○○抬到客廳中央，由呂金鎧蹲下用左腿將范○○左手壓住，用右手抓住范○○右手，用左手掐住范○○脖子，陳錫卿抓住范○○雙腳，後來二人對換，由陳錫卿用左手壓住范○○雙手，用右手摀住范○○嘴巴，由呂金鎧將范○○褲子脫至大腿處欲行強制性交，因范○○極力抵抗並用腳踢呂金鎧。陳錫卿、呂金鎧二人為共同壓制范○○之強烈反抗，均明知頸部為人之要害，且屬非常脆弱部位，用力扼壓足以造成昏迷無意識而致腦死，此為二人所預見，仍另共同萌生殺人之不確定故意，由呂金鎧以超出制服范○○必要性手段，除以大腿壓住范○○左手，右手抓住范○○右手，再以左手扼住范○○頸部，致使范○○不能抗拒，由陳錫卿脫下范○○下半身褲子，無視於范○○月經來潮，而對范○○強制性交得逞。斯時范○○因受手扼頸部窒息已呈昏迷無意識腦死狀況而不再掙扎，呂金鎧見狀，於詢問陳錫卿說：「怎麼會變成這樣」後，即未再對范○○強制性交。呂金鎧於范○○死亡之後，因事發於其上開居住處，恐事跡敗露，乃先將自范○○身上脫下之藍色衛生褲（即內褲、牛仔褲間之襯裡褲），在范○○頸部打結後即離開現場，返回○○西點麵包店繼續工作，以製造不在場證明。陳錫卿於呂金鎧離去，亦將纏繞范○○頸部之衛生褲再打一死結後，用雙手扶住范○○腋下將范○○拖到另一空臥室，並以毛巾清理客廳內范○○月經血跡及衣褲後，將該臥室門以紙箱抵住，且於當晚8時10 分許，未經呂金鎧之同意，即拿走其所有之嘟澎打火機（陳錫卿此部份竊盜犯行未據起訴），匆匆搭乘計程車逃逸他處。陳錫卿於逃離途中將擦拭血跡之毛巾及范○○所使用之衛生棉丟棄於中和市中正路邊。呂金鎧於下班後返回上開住處，見陳錫卿已逃離現場，為製造與其無涉之證據，乃在當晚10時30分左右，再至麵包店向老闆吳○○佯稱：不知為何有女鞋在其住處陽台及陳錫卿偷走其所有之嘟澎打火機；為避免陳錫卿再回來偷東西，要求吳○○次日（23日）去換鎖，並再返回上址睡覺。吳○○於翌日（23日）下午1時30分許，至呂金鎧租屋處欲更換門鎖時，始發現范○○屍體而報警處理。呂金鎧於多次警詢中均矢口否認犯行，直至83年1月8日下午9時許，經警循線在臺北縣新莊市○○路○○巷○號○○卡拉ＯＫ查獲陳錫卿後，呂金鎧見事跡敗露無法狡辯，始供承犯行。
四、案經被害人范○○之父甲○○告訴及臺北縣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移送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0條第3項之規定，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足以識別被害人身分資訊。
本件判決書事實欄及理由欄關於被害人僅記載范○○，合先說明。
二、被告陳錫卿於83年1月9日警詢供述不得為證據被告陳錫卿於83年1月9日到案後，在中和消防分隊接受警詢時，供承之內容，核與本院經調查、審理程序後所認定之事實大致相符，惟依臺灣臺北看守所新收被告內外傷記錄表上檢查人記載有：被告陳錫卿於83年1月9日下午5時35 分入所時，受有左嘴唇破皮輕微之傷害，依被告陳錫卿自述於83年1月8日晚上約21點在新莊路上及中和消防隊內被三至四名便衣刑警打傷（見本院更㈣審卷第95頁）。依此記錄表所載，被告陳錫卿於83年1月9日進入臺灣臺北看守所羈押時，確實受有上開傷害。且觀被告陳錫卿二次警訊筆錄係於中和分局消防分隊作成，時間分別為83年1月8日22時25分及同年月9日2時45分，係在其所自述遭便衣刑警打傷後不久即開始製作，製作時間又係分別於深夜及凌晨，本院即有合理可疑認上開自白為非任意性自白，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之反面解釋，雖被告陳錫卿上開警詢筆錄自白犯罪部分，與事實相符，然仍不得作為證據。
三、呂金鎧於83年1月9日之警詢供述及警詢自白書得為證據雖據臺灣臺北看守所新收被告內外傷記錄表上檢查人記載有：呂金鎧於83年1月9日入所時，身體左耳瘀血，左臉頰腫大之傷，依呂金鎧自述係於83年1月9日在圓通路刑事組地下室約中午2時許，被幾名不知名警員和拘留人打傷，此有上開記錄表在卷可稽（見本院更㈠卷第71頁、本院更㈣卷第66頁）。依此記錄表所載，呂金鎧於83年1月9日進入臺灣臺北看守所羈押時，確實受有上開傷害。然因呂金鎧於該記錄表上自述警察刑求時間為該日中午2時許，其時間已在警方當日警詢筆錄及其書寫上開自白書之後。則呂金鎧於上開警詢中自白參與本件犯罪及書寫案發經過之自白書時，因仍未遭警方施以強暴、脅迫，且證人即承辦刑警陳○○雖於本院前審到庭結證呂金鎧於83年1月9日警詢之自白並無刑求情事（見本院更㈠卷第99頁背面至第101頁），參酌呂金鎧於同日上午11時40分許，應檢察官訊問時亦已供陳：「（自白書是否你意思下寫的？）是的」、「（警察有無刑求？）沒有」、「（你的警詢筆錄是否實在？）實在。所有在警局所說的筆錄都實在」等語（見偵查卷第80頁反面、第81頁反面）綜合觀之，尚不得謂呂金鎧在上開警詢中之自白及所寫之自白書，均非出於任意性而不得採為證據。且呂金鎧上開警詢供述及書寫之自白書，既經核與其他客觀證據相符，是依當時客觀外在環境及條件，已足證明同案被告呂金鎧此部分所證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復為證明被告陳錫卿犯強制性交而故意殺害被害人罪所必要，自應有證據能力。
四、被告陳錫卿於83年1月9日偵查中之供述得為證據被告陳錫卿於83年1月9日偵查時曾供陳，呂金鎧為本件共犯，本院前審雖經勘驗該期日偵訊錄音帶結果，認該項供述因係檢察官參考被告陳錫卿於警詢筆錄中之陳述內容作為問句而加以訊問，被告陳錫卿則僅簡單回答「是」，然因訊問被告，應與以辯明犯罪嫌疑之機會；如有辯明，應命其就始末連續陳述；其陳述有利之事實者，應命其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96條定有明文。依此規定，訊問被告，於其有辯明時，始應命其就事情始末為連續陳述，使其有澄清犯罪嫌疑之機會。依卷存被告陳錫卿之前開偵訊筆錄所載，被告陳錫卿於檢察官參考其警詢筆錄內容加以訊問本件犯罪經過時，既已明確坦承犯行，並肯定回答「是」，並無欲辯明之事項，則其縱未再就犯罪情節為始末作連續性之陳述，殊不得謂該項偵查中之供述即不具證據證明力。
五、被告陳錫卿與呂金鎧83年1月9日之檢察官履勘筆錄及呂金鎧同日偵查筆錄均得為證據被告陳錫卿與呂金鎧雖均陳稱：在警詢中有遭警方刑求；但其中呂金鎧所稱警方刑求之時間為83年1月9日中午2時許，在圓通路刑事組地下室被幾名不知名警員和拘留人刑求打傷云云（見本院更㈠卷第71頁、本院更㈣卷第66 頁）。但查呂金鎧上開期日之檢察官履勘筆錄及偵查筆錄乃分別於其所指述遭警方刑求前之同日上午10時30分及同日上午11時30分即已製作，並均於其所指述被警方刑求之時間前完成（偵卷第75頁至第82頁），足見其於上開期日檢察官履勘現場及偵訊時所為之供述，得為證據。另被告陳錫卿雖亦辯稱：警方有對其刑求云云；然其始終未曾指述有遭檢察官於履勘現場時刑求，則其於上開期日履勘現場所為之自白，應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訊據被告陳錫卿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與呂金鎧二人，以請家教為由，誘使范○○到場，並有對范○○強制性交之情事，惟否認有殺人之故意與行為，辯稱：一開始是伊抓被害人手，後來改由呂金鎧抓手把被害人掐死等語，辯護人亦辯稱：呂金鎧所為扼殺被害人行為，係單獨起意，且已超出強制性交之犯意聯絡範圍，而被害人於呂金鎧掐住其脖子時即已死亡，陳錫卿事後以衛生褲環繞被害人頸部應僅負殺人不能未遂刑責等語。查，同案被告呂金鎧於本院前審時，矢口否認犯行，辯稱伊當時係在麵包店工作，不在現場云云。惟同案被告呂金鎧有關本件犯行，業經本院前審即93年度重上更㈥字第48號判決應執行有期徒刑20年確定在案，是同案被告呂金鎧有共犯本件犯行已然明確。
而本件爭點，即係同案被告呂金鎧掐住被害人范○○之脖子致死行為，是否為被告陳錫卿所可預見並容任其發生。
二、被告陳錫卿共同強制性交及殺害被害人之事實，業據被告陳錫卿於檢察官偵查中供認稱：「（呂金鎧提議要找一個女孩認識）我也曾經提議說要找一個女孩子認識，呂某也說好」、「我在12月21日9點多左右買了自由時報，看了自由時報27版家教中心廣告，不知當天或隔天打電話家教中心（經查打電話日期應該是82年12月22日，理由詳後），我向家教中心講我朋友有一個女兒要學英文，我自己要作生意也要學英文，所以告訴家教中心要請家教... 」、「她說6點半左右會到，但她近7點才到」，「... 我們三人就在客廳泡茶，過了40幾分鐘，... 」（見偵查卷第94頁背面、第95頁）；「她打電話說從新海橋過來，結果她到達已7點左右，范女到達時，呂金鎧已下班回來，范女進來後，就將布鞋放在陽台，我們在客廳泡茶聊天約了40多分鐘後，她說太晚了要回去，呂金鎧使了一個眼色給我，意思要她不要走，我去把燈關掉，我隨即抓住范女右手，范女說要怎麼樣，後來呂金鎧就抓她的手臂，我就把范女雙腳抬起來，我們合力抬她到客廳，接著呂金鎧蹲下用左腿壓住范女左手，用右手抓住范女右手，用左手掐住范女脖子，我抓住被害人雙腳，後來我們二人對換位子，由我用左手壓住被害人雙手，右手摀住被害人嘴巴，呂金鎧就脫范女之褲子脫至大腿處，但因范女掙扎並用腳踢他（呂金鎧），呂金鎧就說他已抓不住，然後我們二人又對換位子，由呂金鎧蹲下，用左大腿壓住范女左手，用右手抓住范女右手，用左手掐住被害人頸部。我就將范女褲子脫光，我將自己之褲管脫下，另外一邊褲管還穿著，強姦被害人得逞。在我強姦范女之過程中，呂金鎧以前開動作，壓著范女。強姦完畢後，呂金鎧看到范女不再掙扎，就說為什麼會這樣，這時呂金鎧以范女所穿之衛生褲，在范女脖子上打結，接著呂金鎧說要回麵包店就走了，我再將范女脖子上之衛生褲再打一個結，接著用雙手扶被害人腋下拖到臥室陳屍處，並在客廳擦拭血跡，用紙箱抵住臥室的門，並在中和市中正路附近將范女所用之衛生棉及擦拭之毛巾丟棄。」、「... 呂金鎧均在場，且幫我抓住范女，至我強姦完畢他才離開，他離開後，我才擦拭客廳的血跡」等語屬實（見偵查卷第77頁至第79頁）。
㈠、被告陳錫卿所供述上開情節，亦與同案被告呂金鎧於警詢中之供述大致相符，以及與被告陳錫卿與呂金鎧二人於檢察官偵查時於83年1月9日上午10時30分許提往命案現場表演之作案過程均屬一致（見偵查卷第75頁、第76頁、第77頁至第82頁），有履勘筆錄在卷可考（見偵查卷第25頁至第26頁），此外並有刑案現場照片25幀附卷足參（見偵查卷第39頁至第48頁）；又核與同案被告呂金鎧於警詢中所書寫之自白書內容相符（見偵查卷第23頁至第24頁）。被告陳錫卿於原審訊問時亦稱想學英文，故打電話至家教中心，所以范○○才會至中和市秀朗路來，殺害之後逃離到新莊去等語在卷（見原審卷第15頁、第43頁反面）。
㈡、被害人范○○係因頸部皮下組織有明顯出血，舌骨右弓柄部斷裂，甲狀軟骨裂損，頸部生前遭受扼殺窒息死亡，死亡後，下體陰道內並有男子精液殘留，精液及被害人下體血液殘留量大約20西西，此有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法醫中心（82）乙○鑑字第522號鑑定書1份（見偵查卷第105頁至112頁）、相驗屍體證明書、驗斷書、解剖報告、勘驗筆錄（見相驗卷第24頁、第30頁至第35頁、第13頁）在卷可證。又依本件陳屍現之照片顯示，被害人范○○頸部雖有藍色衛生褲打死結（見偵查卷第39頁、第41頁照片），然依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法醫中心（下稱法醫中心）82乙○醫鑑字第522號鑑定書記載：「一、……２剖驗觀察……死者（即范女）……⑴頭頸部……頸部於甲狀軟骨前，左右各有2.0×1.0公分大小之扼痕，左側比右側深而明顯，甲狀軟骨因而有壓扁與扭曲……頸部皮下組織有明顯出血，舌骨右弓柄斷裂甲狀軟骨裂損，由以上所見判明：死者頸部生前確曾遭手扼」、「四、……３由以上死者范女求職到死亡經過及檢驗結果判明：死者確曾遭受扼殺窒息死亡」、「鑑定結果：一、死者范女因求職時遭受姦污並經扼傷在頸部窒息死亡」等語，然因對於被害人死亡之時點仍有疑義，本院前審再函請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說明，據該所96年8月27日法醫理字第0000000000號函稱：「⒈由複驗及解剖發現被害人甲狀軟骨左、右側確有凹陷性壓痕分別為2.0及1.0公分直徑狀，研判為由手扼頸部，常見由手部拇、食指經虎口緊扣之結果，故支持兇嫌有用左手扼住被害人頸部且緊扣長時間造成甲狀軟骨及舌骨骨折之結果。⒉一般人在受手扼致甲狀軟骨骨折窒息達昏迷無意識腦死狀況約需3至5公分，主要因呼吸道受扼縊、阻塞氧氣供應、大腦神經缺氧達腦死狀況。惟其他器官如心跳尚可跳動、間隙性呼氣或四肢間隙性抽搐、抽動等行為尚能發生，則尚有可能誤以為死者尚存活之可能，綜判在醫學上認定死者主要遭手扼窒息死亡。⒊⑴以衛生褲打結，其緊密度無法造成手指之扣指狀之痕跡，且其凹陷痕位於甲狀軟骨凸出之雙側且雙側呈小於60，若為打結壓痕應為條狀平行壓迫，無法恰巧位於甲狀軟骨前尖凸出物縫合區之雙側。⑵綜合研判其衛生褲打結為凶嫌手扼被害人後達窒息死亡後再環繞於被害人頸部之結果。⒋被害人為手扼窒息死亡，而非遭衛生褲打結致窒息死亡。研判其頸部打結時，被害人已達腦死之程度。」 (見本院更㈨審卷第72至74頁)。又該所復於96年11月30日以法醫理字第0000000000號函覆稱：「．．．㈠死者於82年12月23日遭發現遇害，解剖發現頸部皮下組織有明顯出血、舌骨、右弓柄部斷裂及軟骨裂損，死者頸部生前確遭手扼、窒息死亡。㈡依現場勘查，滿地血跡約200（應係20）西西，主要由陰道流出，且陰道口仍有乳白色液體向外流出，混合著血液，支持遭強姦時尚有心臟跳動之體液循環，並導致陰道會陰區損傷並有血液流出於地板，較支持在死亡前有強制性交之性侵害行為，較可能以陰莖插入造成陰道損傷及有再射精之結果」（見本院更㈨卷第123頁）。則依上開鑑定之結果可知，被害人係因頸部遭人手扼致窒息死亡，再被以被害人之衛生褲環繞於頸部並打結，該衛生褲在頸部打結，並非造成被害人窒息死亡之原因，即被害人遭人以衛生褲環繞於頸部打結時，已逞腦死狀態，此際，雖被害人可能尚有心臟跳動、間隙性呼氣或四肢抽搐等情形，然並不表示其仍然存活，而被害人既於遭手扼頸部時已逞腦死狀態，即與法律上死亡同義，是被害人范○○確於生前遭人強制性交，頸部被扼殺窒息死亡無疑。則被害人范○○之死亡時間，依被告陳錫卿自白之事實經過，應係在被陳錫卿強制性交而被呂金鎧以手扼頸部時，即被告陳錫卿對被害人強制性交得逞後，即已窒息死亡，堪予認定。
㈢、就被害人范○○被壓抑而遭性侵害之情，同案被告呂金鎧於83年1月9日凌晨5時10分許在警訊陳述：陳某將客廳之開關（電燈）關掉，並拉住范女所穿外套右邊袖子，我見狀即上前兩人合力共同將范女弄倒，先由陳某壓住范女雙手，我就動手將范女外內褲脫掉於尚未脫掉之際，因范女極力爭扎被范女用腳踢開之後，陳某馬上壓住范女下體，由我抓住她的雙手並勒住脖子，范女無力反抗後，陳錫卿就將范女內褲全部脫下之後... 等語 (見偵卷第66頁背面)，與被告陳錫卿前開自白所陳將被害人范○○抬到客廳後，同案被告呂金鎧有先用手腳壓制被害人范○○一節不符。查同案被告呂金鎧於83年1月9日上午10時30分許，由檢察官提往命案現場表演，其過程為「被告二人共同將被害人抬到客廳中央，腳朝陽台，由被告呂金鎧蹲下用左腿將被害人左手壓住，另用右手抓住被害人右手，用左手掐住被害人脖子，被告陳錫卿抓住被害人雙腳，後來二人對換，由被告陳錫卿用左手壓住被害人雙手，右手摀住被害人嘴巴，被告呂金鎧就脫掉被害人褲子至大腿處，但被害人雙腳踢，之後呂金鎧說抓不住她，二人再對換位子，由呂金鎧用左腿壓住被害人左手，用右手抓住被害人右手，左手掐住被害人脖子，被告陳錫卿就脫下被害人內外褲... 」之情，此有履勘筆錄可證 (見偵卷第75頁、第75頁背面)，同案被告呂金鎧復在前開履勘筆錄簽名，觀之該履勘筆錄，並未記載同案被告呂金鎧當場有表達任何不同意見，足認該履勘筆錄之內容為同案被告呂金鎧於前開履勘現場所為之自白，而同案被告呂金鎧該自白既與被告陳錫卿前開自白相符，當堪採信。況同案被告呂金鎧於警訊筆錄所述，就後半階段壓抑被害人范○○之反抗與被告陳錫卿之自白均屬一致，應可認同案被告呂金鎧於警訊自白時，就先由其本身壓抑被害人范○○之情節漏未說明，而非與被告陳錫卿之自白不符。從而，被告陳錫卿此部分自白之內容，即與證據相符，自可採為認定犯罪之依據。
㈣、又被告陳錫卿曾砌詞否認上開警訊筆錄及命案現場表演作案過程及履勘筆錄之任意性，並辯稱：現場表演，係檢察官叫警察示範，要伊等模仿的，警員要他們依警詢內容於偵訊中供述，否則要繼予拷打云云。惟查，證人即押解被告及呂金鎧二人前往現場履勘之警員黃○旺、陳○材、陳○亮於本院前審審理時隔離訊問，經檢、辯及被告進行交互詰問時，均一致否認有於提解過程中對被告二人恐嚇稱，於檢察官偵訊時要一一承認，否則繼續予以拷打一情，而其等亦當庭證稱：檢察官並無要警員示範，再由被告模仿，現場模擬均是由被告主動做出等語，警員陳○亮並證陳：是由其中一位警員當作死者，然後叫被告表演做案的過程等語 (以上見本院更㈥審卷㈡第176頁至第186頁）。按以警察並非犯案人，如何能憑空示範？況且被告等人由警方移送檢方時，警詢筆錄中形式上被告等人均已承認犯行，檢察官帶同被告赴現場模擬犯案過程，被告陳錫卿與呂金鎧二人於警訊中形式上既已坦承犯行，檢察官何須要警方先行表演後，再由被告作現場模擬？故檢察官如果指示警察安排表演之方式、次序、步驟或安排警員擔任死者工作等等，警察縱有引導，不過是要被告等進入情況，亦非係作現場表演可言，當無所謂「示範」表演後，再由被告模擬可言，故現場履勘筆錄及被告陳錫卿於事後當場所做的偵訊筆錄，難認有被告陳錫卿所言，係在警方恐嚇下所為及是在警方先行表演後，再由被告模擬警方方式為之。而被告陳錫卿於當日履勘現場後，於現場偵訊時仍供承不諱，而同案被告呂金鎧於現場偵訊時卻否認為之，如警方事前有恐嚇呂金鎧於偵訊時仍需供承作案，何以在履勘現場後，在警方仍在現場時隨即翻供？如警方於偵訊前有要被告一一承認，否則再予以拷打，衡諸常情，被告豈敢有警方仍在現場時即予翻供，如欲否認犯行，亦應在偵訊時供承何以在警詢筆錄中會予承認犯行之情，惟被告僅否認犯行，卻隻字未提有遭警方恐嚇之情，甚且在檢察官訊問：警訊筆錄是否實在時？仍供承：實在（見偵卷第81頁背面）。呂金鎧既已翻供，即無在承認警訊筆錄要屬實在之語，顯然呂金鎧、陳錫卿所言，警方在移送前有對渠等恐嚇云云，應屬不實。雖然被告呂金鎧於履勘現場時仍再次供認不諱，而隨即於1小時10分鐘後之偵訊中翻異前供，時間相隔甚短，卻前後不一，惟被告事後因害怕遭受刑法之制裁，而否認犯罪，要屬人之常情，不能僅因前後不到2小時內之供述，前後不一，即認被告履勘筆錄沒有證據能力。是被告陳錫卿此部分所辯徒託空言，要屬脫罪及拖延訴訟之詞，毫無可取。
三、雖被告陳錫卿曾辯稱同案被告呂金鎧亦曾性侵害被害人云云，惟查：
㈠、被告陳錫卿就其本身及同案被告呂金鎧有無對被害人強制性交，自偵查、原審及本院歷次更審中，前後供述不一。然按鑑定人之鑑定，雖足為證據資料之一種，但鑑定報告顯有疑義時，審理事實之法院，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資認定，不得專憑不實不盡之鑑定報告，作為判決之唯一證據 (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71號判例意旨參照)。查本件案發後，所作之各項鑑定：Ａ女血液、胃內容、尿液、陰道內之分泌物及殘留精液，經送鑑定並與被告二人之血液、毛髮、口水、精液比對結果，送鑑血液、胃內容、尿液（均為死者所有）化驗結果均未含酒精、鴉片類、甲基安非他命、Barbiturates類安眠藥、Bengodiaz ep ine類鎮靜劑及其他常見毒物，被害人本身之血液為O型，女性分泌物為O型分泌型血型，其DNA、HLA、DQα段基因型為「1.2;4型」，現場所採死者陰道分泌物紗布上及解剖採取之陰道棉棒上均有精液存在，均為O型分泌型血型，其DNA、HLA、DQα段基因型為「3,4型」，呂金鎧之血液為O型，唾液與精液均為O型分泌型血型，基因型為「3,4型」，被告陳錫卿之血液為O型，唾液與精液為O型分泌型血型，基因型為「4,4型」，有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83年4月21日檢義醫字第3208號函及函附之法務部調查局83年1月31日陸00000000號、83年2月4日陸00000000號檢驗通知書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132頁至第135頁）。而本院更二審審理時再囑法務部調查局對共同被告呂金鎧採取血液與唾液，依據當年之DNA鑑定技術，僅做一組DNA HLA、DQ A1段基因型別鑑定，所得之結論為共同被告呂金鎧之血液與唾液之血型均為O型，而DNA HLA DQA1段基因型為「3,4型」，有該局檢驗通知書在卷可憑（見本院更㈡卷二第329頁）又DNA、HLA、DQα段基因型為「4,4型」人之精液，與同段基因型為「3,4型」人之精液相混和後，在該混和精液中，共有「3」與「4」二種基因型存在，檢驗結果之表現型仍為「3,4型」。如該二人共同對一名婦女強制性交，則該婦女體內遺留之精液仍會呈「3,4型」之檢驗結果，而本案就上開基因結果而言，應有百分之八十之確認率，若加計ABO式血型檢驗結果，確認率可提高至90%以上，有法務部調查局86年6月10日陸㈣字第00000000號詢答書附卷可佐（見本院更二卷㈡第255至259頁，並參其中答詢五、四之說明）。法務部調查局更進一步說明，DQα為「3,4型」之人口在臺灣地區出現之頻率為17.24%，此一數據之意義為台灣每一百人中有十七人為DQα「3,4型」，或換言之，屬於此型者與其他國人之區別率為83%，有該局90年7月20日陸㈣字第00000000號函附卷可按（見本院更㈢卷三第153頁）。且依據鑑定人李○億教授之鑑定意見，認上開比率並非屬於確認率或區別率之概念，而應稱之為重複率，即每100人會出現17人有「3,4型」（見本院更㈢卷四第119頁），所用名詞雖然不同，惟法務部函或證人李○億教授之意見，均係指每100人有17人出現DQα「3,4型」之意。且依法務部調查局前述檢驗及詢答結果，若有DNA、HLA、DQα段基因型為「4,4型」人之精液，與同段基因型為「3,4型」人之精液相混合後，在該混和精液中，共有「3」與「4」二種基因型存在，檢驗結果之表現型仍為「3,4型」。由此可知，前開所取精液基因型別為「3,4」型，則可能屬某一人或數人之精液，且基因型均為「3,4型」，或屬二人以上，且基因型分別屬①「3,3」、「4,4」②「3,3」、「3,4」③「4,4」、「3,4」等三種情形中之任一種，如僅有「4,4」基因型之人對Ａ女強制性交，檢驗結果即不可能出現「3,4」之情形。而被告陳錫卿與呂金鎧於83年1月9日之檢察官履勘及同日偵查中均坦承本案之犯行，被告陳錫卿與呂金鎧共謀對女子強制性交，經由報紙分類廣告找來應徵家教工作之范○○，乃利用機會合力制伏壓制范○○之拼命反抗，至使不能抗拒，之後先行由陳錫卿將性器官插入范○○之下體強制姦淫得逞，然此際因范○○已昏迷失去動彈，呂金鎧乃未強制姦淫范○○等情，核與呂金鎧於83年1月9日之警詢供述相符，亦與呂金鎧於同日所書寫之警詢自白書之內容一致，在前述當年所取樣之一組DNA鑑定所的得之「3,4」型別，該「3,4」型，在100個人中有17個人有相同之「3,4」型，亦即100人中有17人該組基因為「3,4」型，此情並據證人即法務部調查局從事DNA鑑定之浦○恩科長於本院前審到庭證述明確（見本院更㈡卷二第178頁），依據當日之筆錄記載，為：「本案之鑑定是從檢體中，將男性及女性的DNA分離出來」、「因之其中的不可能是姓呂的」（見本院更㈡卷二第178頁第3行），更明確表明：「我建議本案再送請鑑定較妥」，亦即當年之鑑定人，已經明白供述，前述關於一組「3,4」型鑑定所得，並不精確，且排除共同被告呂金鎧，而該鑑定人之所陳，如同人類有A、B、AB、O等四種血型之分類，其中O型血液者，佔人口中之百分之四十（附件JOHNBUTLE R著作第5頁），本件之被害人與被告陳錫卿、共同被告呂金鎧均為O型，此種分類係一種粗糙之分類方式，精確度與鑑別力相當低，實不足作為共同被告呂金鎧在與被告陳錫卿合力制伏壓制范○○，至使不能抗拒，被告陳錫卿對范○○強制性交後，呂金鎧有緊接著對范○○強制性交之判斷依據。
㈡、且查，前述之案發所作之一組DNA、HLA、DQα段DNA鑑定，係DNA鑑定技術甫運用於刑事鑑識之初期，該項技術設備於今日已經因落伍而不再採用，所為之技術比較今日之PCR-ST R即Multiplex STRs技術（同時作多組之STR之PCR反應與偵測分析，如使用AB公司之3100機器），而過去之DNA鑑定，僅能使用老式儀器，亦無現代化之電腦快速運算與資料庫比對分析，過去作一個基因位鑑定，須倚賴ABO血型互相推論分析，由如前述法務部調查局之函釋，然2002年之人類DNA，經過DNA儀器設備與技術之改良已經提前全部定序完畢，使用之現代科技儀器包括AB公司之定序儀3100、3730，所能達到之精密程度與功能之強大，而刑事鑑識領域中所使用之專有名詞，即為「高或低鑑別力」（此段所敘述之本件更㈤審以前所作之DNA鑑定不精確以及DNA等鑑定技術發展史，援用JOHN BUTLER著作之FORENSIC DNA TYPING，本判決所引用之著作論文與鑑定報告，均於本院更㈦審審理期日之前送達予被告、辯護人與檢察官，英文部分並於審理期日闡明中文意旨記明筆錄），則於本院更㈤審以前所作之DNA鑑定，以今日科技之觀點，屬於低鑑別力（附件JOHN BUTLER著作第4頁圖示），即不能以過去鑑別力較低之DNA鑑定報告誤認係呂金鎧涉案，亦即被告陳錫卿於歷次更審所撰述之答辯狀引述之過去DNA鑑定報告，主張係呂金鎧一人所為之詞，係不了解DNA科技進步所為之不正確辯解，自均非可採。
㈢、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法醫中心鑑定書雖記載「精液殘留量約20西西」，並據此研判「凶嫌應有一人以上」（見偵卷第11 1頁）。又曾於案發後參與現場採樣及解剖之鑑定證人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法醫中心改制）法醫病理組蕭○平組長於本院前審證稱：「被害人的處女膜已經破掉，血已經流出來摻在精液，主要還是以精液為主，翻動被害人屍體時，流在地板變成一個很大的面積，所以20CC的量還是包括血液的量，至20CC的量乃是目測而來」（見本院更㈢卷四第56頁、第57頁）。然一般男子每次射精量約2至6西西，此有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85年4月30日檢仁醫字第4897號函覆該署法醫中心之研判意見可參（見本院更㈡卷一第159頁至162頁）。則被害人陰道下體流出約20ＣＣ的量應非全屬精液，鑑定人蕭○平法醫所為研判「凶嫌應有一人以上」，與「一般男子每次射精量約2至6西西」鑑定報告顯然出入甚大，且鑑定人蕭○平自陳僅為「目測」所得而不精確，應係解剖鑑定時Ａ女下體流出液體混入其他體液，而本院前審判決雖推論：「既僅有被告二人在場，而其二人精液混合之基因型與前開法務部調查局鑑定結果復無矛盾，則共同被告呂金鎧之精液確實存在於Ａ女下體陰道內無疑」等語，所為推論，並非科學推論之可反覆驗證推論，前次發回更審，本院前審將案發當年所採檢體，併同當庭所採集之被告陳錫卿與共同被告呂金鎧之口腔棉棒檢體（過去之萃取DNA鑑定技術，必須採集血液，今日之DNA萃取技術進步，由口腔使用棉棒採取表皮細胞即可萃取DNA），以今日之PCR-STR，16個基因位之鑑定，詳細鑑定過程與結論如刑事警察局之鑑定報告，明確排除呂金鎧涉案，即案發後法醫從被害人所採取之檢體，經精密鑑定結果，僅有被告陳錫卿一人之DNA混同被害人之DNA，即實際對被害人范○○進行性侵害者，僅有被告陳錫卿一人。至於共同被告呂金鎧雖與被告陳錫卿共謀對女子強制性交，合力制伏壓制范○○之拼命反抗，至使不能抗拒，之後由陳錫卿將性器官插入范○○之下體強制姦淫得逞，然此際因范○○已昏迷失去動彈，呂金鎧乃未強制姦淫范○○，呂金鎧並無姦淫范○○，惟仍係強制性交罪之共同正犯 (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2426號判例意旨參照），乃是另一問題。是前述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法醫中心鑑定書記載之「精液殘留量約20西西」，並據此研判「凶嫌應有一人以上」等（見偵卷第111頁），因不精確，其證據價值為本院所不採，不能認定呂金鎧本人有姦淫被害人。
㈣、本件雖曾送請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台大醫院）作DNA鑑定，該醫院作出之結論為就死者陰道下體採樣之棉棒及其心臟血液凝塊檢驗結果，認「陰道下體所採棉棒僅含有與死者完全相同之DNA，除此之外，並沒有其他類型的DNA」，有該院87年4月28日校附醫秘字第02980號函可參（下稱第一次鑑定，本院更㈡卷二第416頁、第417頁），檢體驗畢後即還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法醫中心，此有本院前審87年5月20日院刑丑字第8069號函附卷可憑（見本院更㈡卷二第433頁）。然臺大醫院之前述鑑定報告因未記載任何鑑定經過與方法，且內容稱：「呂金鎧先生、陳錫卿先生及Ａ女三人的DNA型式皆完全不相同」等語，此項鑑定結果，於當年之鑑定技術，不需做鑑定即得知除同卵雙胞胎以外，每一個人之DNA組成均有不同，顯見該次鑑定內容不詳細與粗糙，即不得作為被告陳錫卿之有利證據。本院前審為求確認，函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原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法醫中心改制）函取本案檢體後，以88年3月26日院賓刑星字第473 7號函再將相關檢品送臺大醫院檢驗（更㈢卷一第41至47頁），檢驗結果實驗室編號A1（陰道外棉棒）、C1（左大腿血跡）之檢品除女性X染色體訊號外並未檢得其他DNA型別，在B1（陰道口棉棒）、F1（陰道棉棒1）、H1（陰道棉棒2）之檢品，僅檢得與死者相符之DNA型別；標示為D1、D2之棉棒及標示為E2之衛生紙，其鑑定結果出現男性DNA之標記，且與被告二人之DNA均不相符，有臺大醫院優生保健部鑑定報告一紙在卷可參（下稱第二次鑑定，見本院更三審㈠卷第96頁），惟查：⑴、法務部調查局最初檢驗本案證物時，共有26項（見原審卷第136頁），並以所標名之取樣位置區分各項，每項採樣數量為1至20樣不等，此參前引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83年4月21日檢義醫字第3208號函所附之法務部調查局檢驗通知書後附Ａ女命案送驗證物清單一紙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36頁），而該局檢還之品項與送驗證物清單所載亦復相同（見原審卷第135頁之法務部調查局檢驗通知書備註欄）。⑵、鑑定證人姜○威即法務部調查局其中一位鑑定承辦人，於本院前審陳稱當時送驗的證物只要有精斑反應的檢體，都會檢驗，乃係以化學方法將被害人上皮細胞及被告的精液分離萃取，就上皮細胞與被害人核對，就精液與被告比對，這是消耗性的檢驗，化學藥品加上酵素去處理，處理後檢體上面的性質完全會產生變化，精斑不再留存（見本院更三審㈢卷第131頁、第133頁）。⑶、故雖臺大醫院第一次鑑定未能檢得除死者外之他人DNA型別及第二次鑑定就上開A
1、C1、B1、F1、H1等檢品檢驗結果，雖未能檢出被告二人之DNA，但因DNA之檢驗為消耗性檢驗，業如前述，法務部調查局鑑驗在先，業已耗畢，臺大醫院未能檢得與法務部調查局相同之DNA型別，即屬正常。⑷、標示為E2之衛生紙，並未記載於前引法務部調查局之送驗證物清單內，而本院前審向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取回時，該所檢回之證物始多出衛生紙數張，並有1包共3支未標明取得位置之棉花棒（見本院更㈢卷一第42頁），本院前審為明原因，乃調出證物拍照，發現各項留存之證物原均裝於密封帶內，除裝有衛生紙數張及棉花棒1支之密封袋上未註明採樣品名外（即標示為D1、D2之棉棒及標示為E2之衛生紙（依據原審卷第136頁之本件採集證物清單，並無衛生紙），其餘各項證物之密封袋上，均以黑色簽字筆標明採樣品名，部分檢品係自臺大醫院鑑定送回，而以玻璃皿置放，並標示臺大醫院該次鑑定時之英文標號，有相本1本（內有相片40幀）在案可考。臺大醫院優生保健部第二次鑑定之報告僅就A1、C1、B1、F1、H1等檢品標示取得位置，就E2、D1、D2等檢品則未標示取得位置，即係取自未標明品名之密封袋，應可認定，此情亦據臺大醫院鑑定人柯○銘醫師證述：「（鑑定報告內未標示之檢體是表示送來之前都沒有標示？）是的」等語在卷（見本院更㈢卷一第86頁），且E2（衛生紙）、D1、D2等檢品既係法務部法醫研究所88年3月26日以後檢回本院後，始發現存在，在此之前並無相關紀錄，則此三樣檢體當係案發時所採證物輾轉流傳，誤為混入之故，而非本件之證物，應可認定（比對原審卷第136頁之本件採證清單，並無衛生紙），故E2、D 1、D2檢品雖檢出被告二人以外之男性DNA標記，但因並非本案之證物，即不能以此非本案之證物之鑑定結果，為被告有利之認定，亦即本次台大醫院之鑑定雖然檢附詳細之鑑定經過與報告，然因所鑑定之檢體E2、D1、D2檢品並非本案之檢體，即不得使用。⑸、本院88年3月26日函臺大醫院鑑定，檢送之檢體共有Ａ女陰道口棉支4支、陰道外部棉棒4支、陰道紗布塊1塊、陰道紗棉1塊、棉花3支（1包）、左大腿旁血跡棉等（見本院更㈢卷三第42頁、第46頁），亦即共有檢體14份，臺大醫院僅作13項檢體（每項收費8千元，鑑定費共10萬4千元（見本院更㈢審卷三第95頁臺大醫院函），不含被告陳錫卿、共同被告呂金鎧之抽血檢體與被害人之檢體（更㈢卷三第48頁），而出具之DNA鑑定報告，僅檢驗比對13項，其中並無對陰道紗布塊1塊、陰道紗棉1塊之鑑定項目（見本院更㈢審卷三第97頁），而臺大醫院鑑定報告中之13項比對中，其D1、D2、E2、F1、H1，係重複作一次Rerun（即就檢體重新作一次確認），即真正就移送之檢體取樣鑑定僅有：①、A1陰道外棉棒、②、B1陰道口棉棒、③、C1左大腿血跡、④、D1未標示棉棒、⑤、D1未標示棉棒（Rerun）、⑥、D2未標示棉棒、⑦、D2未標示棉棒（Rerun）、⑧、E2未標示衛生紙、⑨、E2未標示衛生紙（Rerun）、⑩F1陰道棉1、⑪、F1陰道棉1（Rerun）、⑫、H1陰道棉2、⑬、H1陰道棉2（Rerun）等13項，而收取13項之費用，依據該DNA鑑定報告，顯然漏未就本院檢送之「陰道紗布塊1塊、陰道紗棉1塊」作DNA萃取PCR複製而鑑定比對，按DNA鑑定因使用之耗材昂貴，設備需鉅資，因此刑事案件送內政部刑事警察局與一般民事鑑定機關之最大區別為，刑事警察局因依據去氧核醣核酸採樣條例為法定之採樣與專業之性侵害案件鑑定機關，依據偵查犯罪需要，編列預算並對全部刑案現場檢體予以鑑定，而臺大醫院為民間營利機關，除非收取費用以外，不會從就檢體逐項鑑定，而臺大醫院復非性侵害案件之專業偵查鑑定機關（臺大醫院鑑定人柯○銘醫師證述其專業為婦產科，沒有法醫專業，本院更三審㈢卷第185頁，其專業為親子鑑定，而FORENSIC DNATYPING即刑事案件之DNA鑑定基礎雖為DNA鑑定，但萃取技術與分析，仍以法定專業法定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法醫室鑑定為較具專業公信力），且本件臺大醫院第二次收費鑑定項目，顯然未就「陰道紗布塊1塊、陰道紗棉1塊」作DNA萃取PCR複製鑑定（此項目為本院前審更㈥審，囑請刑事警察局就全部檢體作萃取比對，結果如下述），即因不詳細，兼以所鑑定之檢體E2、D1、D2檢品並非本案之檢體，即不得用為被告陳錫卿有利之事證。
㈤、最高法院前次發回意旨即略以：「法務部調查局對於採自死者陰道分泌物紗布及解剖時採取之陰道棉棒，鑑定結果認其上有精液存在，惟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檢驗結果，卻僅檢得死者之DNA型別，兩者檢驗結果迥異，對於剩餘檢體部分，實有再予送鑑定必要，以釐清事實」等語。經本院前審將扣案剩餘檢體陰道口棉花棒2支、陰道外部棉棒2支、陰道棉紗2塊、衛生紙1包送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就每一項檢體作萃取鑑定結果，其中從臺大醫院未採樣鑑定之陰道棉紗檢體中，檢驗出含有精液反應，並檢驗出精子細胞層DNA-STR主要型別，有該局94年11月4日刑醫字第0000000000號函附卷可稽（見本院更㈥卷二第84頁)，該局係作PCR-STR鑑定，取人類細胞中23對染色體中之16對，其中之一段STR，作比對，結果從陰道棉紗所萃取之精子細胞，做出之16組STR型別為：①、D8S1179型別（13,15）。②、D21 S11型別（28,31）。③、D7S820型別（11,12）。
④、CSF1P O型別（10,12）。⑤、D3S1358型別（15,16）。⑥、TH01型別（7,7）。⑦、D13S317型別（10,11）。⑧、D16 S539型別（9,10）。⑨、D2S1338型別（24,26）。⑩、D19S433型別（13.2,15.2）。⑪、VWA型別（14,14）。⑫、TPOX型別（8,11）。⑬、D18S 51型別（14,15）。⑭、Ame logenin型別（X,Y）。⑮、D5S818型別（11,13）。⑯、FGA型別（22, 22）。依該鑑定報告所做之性別基因Amelogenin型別（X,Y ），足見確係男性之精子（女性為X,X），而案發之82 年迄94年之12年間，DNA之鑑定技術進步迅速，以往需要10n g之DNA數量，現在只需要1ng之DNA數量，即可做鑑定分析，甚至只要一根帶有毛囊之頭髮，即可作DNA之萃取、PCR連鎖反應、鑑定分析，而從混合性侵害之液體，分離採取精子細胞之技術，因為顯微技術與儀器進步（如流式細胞儀，用為分離精子或癌細胞），微量之證物即得萃取分離進而分析，更何況所採取之STR係16對之Multipl exS TRS多重STR方法，比較本件於83年間所使用之僅一組DNA片段，或使用之老式技術與機器設備所得結果，顯然本次所作之結果有高鑑別力（見JOHNBUTL ER之著作第4頁之Multiplex STRS），本件既將犯罪案發後，法醫以棉紗自被害人陰道上取得之檢體（混有被害人之血液、陰道上皮細胞、犯罪者之精子），依現代化科技設備，萃取分離精子細胞，以16組基因之短重複序列片段STR，分析出該精子細胞特徵如上述，所餘者，即為比對被害人之相同16組STR片段，以及本件被告陳錫卿與共同被告呂金鎧之16組STR片段，是否相同，前次發回更審程序，本院前審（即更㈦審）囑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法醫室指派鑑定人姜○玲女士，經被告陳錫卿與共同被告呂金鎧之同意，以棉棒採得其二人之口腔細胞，連同前述被害人身上取得檢體，分別經過萃取，分離出被害人之細胞，做出被害人與被告陳錫卿、共同被告呂金鎧之DN
A 16組STR片段，依據該鑑定報告所示，被告陳錫卿之16組STR片段，與自被害人陰道棉紗檢體萃取精子細胞之16組STR片段，全部吻合，而與共同被告呂金鎧之16組STR片段並不全部相符，僅有一組D3S1358（15,16），被害人、被告陳錫卿、共同被告呂金鎧相同（此如同三人之血型均O型之相同），而計算從被害人陰道棉紗檢體萃取精子細胞之16組STR片段，與被告陳錫卿之16組STR片段，全部相同之機率有多少（詳細計算方法見卷附刑事警察局所附之台灣地區人口短序列重複多型（即STR）基因組頻率及單一血親親子鑑定可靠性之研究），經過計算結果為需要10的18次方，才會有可能出現同一人之機率，亦即在有百萬兆人之中，有可能在人類找出一人之16組STR片段，與被告陳錫卿之16組STR片段全部相同，然目前人類總人口並未達幾兆，則前述之科學計算反面推論即該自被害人陰道棉紗檢體萃取精子細胞之16組STR片段，確係來自於被告陳錫卿精子細胞之16組STR片段，亦即本件對被害人為性侵害者，僅有被告陳錫卿一人，而認刑事警察局此次鑑定報告具備證據能力以及高度證明力之理由為刑事警察局之DNA鑑定設備使用目前與世界同步之最先進設備即AB公司之3100型（見刑事警察局網頁，與卷附刑事警察局DNA鑑定簡介），該局為法定之性侵害鑑定機關，建立有性侵害DNA資料庫，從事本件之鑑定人員均畢業於中央警察大學鑑識科學系，鑑定人姜○玲作過二千多件DNA鑑定案件，工作年資12年，業據鑑定人姜○玲證述在卷，另一位鑑定人黃○○組長，為國防大學生物學博士，專業DNA鑑定（卷附資料），又本件刑事警察局鑑定報告，詳細記載鑑定經過以及引述資料來源，鑑定過程完備而無疑問，而答覆內容則為：【95年7月19日刑醫字第0000000000號函，有關本院95度重上更㈦字第98號陳錫卿妨害性自主案函詢事項，來函說明第2及第3項本局意見為：㈠檢附之最高法院判決第3頁第7行至第4頁第12行，最高法院之疑問部分，經參考本局本案94年刑醫字第0000000000號及95年刑醫字第0000000000號鑑驗書DNA鑑定結果，本局於本案送檢證物陰道棉紗上發現精液，精液的精子細胞DNA，經分析體染色體上16組基因型別，其DNA STR型均與被告陳錫卿的DNA STR型別相同，該基因型別出現頻率極小，估計約10的18次方（百萬兆）人中才會出現一人。㈡有關基因機率計算方法，本局係參考美國NationalResearch Council發表的「TheEvaluation of Forensic
DNA Evidence」，以抽樣的臺灣地區人口基因資料庫統計各基因位之出現頻率及相關統計檢定，依「Produc
t rule 」將預估的每個基因位頻率相乘，提供該組合基因型之預估出現頻率，做為研判其稀有程度及隨機相符可能性之基礎。㈢陰道棉紗上精子細胞DNA，再經Y染色體DNA STR型別檢測，其YSTR型別亦與被告陳錫卿DNA的YSTR型別相同。從陰道棉紗上精子細胞DNA體染色體及Y染色體DNA鑑定結果，未發現被告陳錫卿以外的其他男性DNA 型別，研判本局鑑驗的陰道棉紗上精子細胞DNA來源僅有一人。㈣本局本案採用的DNA鑑定方法與民國82年法務部調查局採用的鑑定方法不同，主要不同點為檢測的染色體基因位不同，法務部調查局採用的鑑定方法僅檢測第6對染色體上的一個基因位（HLA DQ），而本案本局採用的鑑定方法係同時檢測16個染色體上的基因位，其中一組位在性別染色體上。此二種鑑定方法在JOHNBU TL ER著作第4頁中均有列出。二者均屬快速鑑定方法，但是本局目前採用的方法鑑別力較高，二種方法在該圖上之位置說明如附件二。㈥（有關台大醫院鑑定部分，因鑑驗書內未詳細列出DNA鑑定之鑑定方法與基因位，無法評述說明。惟鑑定書內未記載陰道下體所採樣棉棒是否分離精子細胞與上皮細胞分別抽取DNA，是否分離精子細胞抽取DNA，鑑定結果研判上將有不同】，另95 年7月18日刑醫字第0000000000號鑑驗書，鑑驗結果為：「1、大院94.07.22院信刑西字第0000000 00號函送檢「95年度重上更㈥字第48號呂金鎧等妨害性自主案」陰道棉紗（精子細胞層）DNA與被告陳錫卿DNA-STR型別相同，該型別在臺灣地區中國人分布機率預估為
2.35X1 0負19次方，該型別與被告呂金鎧不同，可排除來自被告呂金鎧之可能。2、陰道棉紗（精子細胞層）Y染色體DNA-STR與被告陳錫卿型別相同，不排除被告陳錫卿或其同父系血緣之人，該型別與被告呂金鎧不同，可排除自被告呂金鎧之可能。3、陰道口棉棒、陰道棉紗1、2上皮細胞檢出同一女性DNA-S TR型別，經輸入本局去氧核醣核酸資料庫比對結果未發現相符者，研判該DNA型別為來自被害人」、「1、陰道口棉棒以Kastle-Meyer血跡反應檢測法檢測結果，呈陽性反應，以酸性磷酸酵素法檢測結果，呈弱陽性反應，以顯微鏡檢未發現精子細胞，經直接抽取DMA，未分層檢測，YDNA含量估計未達足資型別檢測之量，未進行Y-STR型別檢測，體染色體DNA -STR型別結果如結果表。2、陰道外部棉棒、衛生紙內棉棒以Kastle-Meyer血跡反應檢測法檢測結果，呈陽性反應，以酸性磷酸酵素法檢測結果，呈弱陽性反應，以顯微鏡檢未發現精子細胞，經直接抽取DNA，未分層檢測，人類旁性Y染色體DNA定量結果，未檢出DNA量。3、陰道棉紗I以Kastle-Mey er血跡反應檢測法檢測結果，呈陽性反應，以酸性磷酸酵素法檢測結果，呈弱陽性反應，該檢體（標示00000000處）已於上次送驗時檢測，本次未重新鑑驗，僅將上次鑑驗之上皮細胞
DN A進行染色體DNA-STR結果列表，精子細胞層DNA另進行男性Y染色體DNA-STR型別檢測，結果如下表。4、陰道棉紗2以Kastle-Meyer血跡反應檢測法檢測結果，呈陽性反應，以酸性磷酸酵素法檢測結果，呈弱陽性反應，以顯微鏡檢未發現精子細胞，經分層抽取DNA檢測，精子細胞層DNA部分人類男性Y染色體DNA定量結果，未檢出DNA量; 上皮細胞DNA部分，染色體DNA-STR型別檢測，結果如下表。5、衛生紙1以紫外光檢視，可疑斑跡處（標示00000000處）血跡以Kast le-Meyer血跡反應檢測法檢測結果，呈陽性反應，以酸性磷酸酵素法檢測結果，呈弱陽性反應，以顯微鏡檢視未發現精子細胞，經直接抽取DNA，未分層檢測，人類男性Y染色體DNA定量結果，未檢出DNA量。6、衛生紙2以紫外光檢視，可疑斑跡處（標示00000000處）以Kastle-Meyer血跡反應檢測法檢測結果，呈陰性反應，以酸性磷酸酵素法檢測結果，呈陰性反應，以顯微鏡檢視未發現精子細胞，經直接抽取DNA，未分層檢測，人類男性Y染色體DNA定量結果，未檢出DNA量」（卷附鑑驗書），且刑事警察局所為鑑定推論過程，符合JOHN BUTLER著作內之要求，因認具備證據能力與高度證明力，且核與被告陳錫卿與同案被告呂金鎧83年1月9日之檢察官履勘及同日偵查中之供詞相符，並核與同案被告呂金鎧於83年1月9日之警詢供述無違，亦與被告呂金鎧於同日所書寫之警詢自白書之內容一致，應足採信。
㈥、至於被告陳錫卿於本院發回程序雖稱，鑑定為專業看不懂等語，但本件發回更審程序，已經將卷附各種中文有關DNA之鑑定文章資料，包含如何看DNA鑑定報告之文章「有看沒有懂的DNA鑑驗書」，均送達給被告陳錫卿，使被告陳錫卿能充分閱讀，另附件JOHN BUTLER之著作第一章，亦送達被告，當庭中文解說告以要旨，衡量被告陳錫卿在更七審前，書寫之各次詳細答辯狀，對DNA鑑定均能表示意見，足徵被告陳錫卿應清楚知悉此次發回更審程序，所為詳細DNA鑑定結果，即從被害人陰道棉塊檢體萃取之精子細胞DNA與被告陳錫卿之細胞DNA完全相同，排除呂金鎧有姦淫被害人范○○，是被告陳錫卿雖陳稱看不懂，並非可取。
㈦、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3222號判決發回要旨雖以：原判決又以原審此次更審時將扣案剩餘檢體即陰道口棉花棒2支、陰道外部棉棒2支、陰道棉紗2塊、衛生紙1包送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刑事警察局）鑑定結果，從陰道棉紗檢體中仍檢驗出含有精液反應，並檢驗出精子細胞層DNA-ST R主要型別，有該局94年11月4日刑醫字第0000000000號鑑驗書附卷可稽等理由，說明法務部調查局檢驗報告認前述檢體上有精液反應乙節，應可採信云云（見原判決第19頁第15列至第22列）。然依卷存刑事警察局前開鑑定書所載，其鑑驗結論為：「陰道棉紗含精液，檢出精子細胞層DNA- STR主要型別，鍵入本局去氧核醣核酸資料庫比對結果未發現相符者」（見原審重上更㈠卷第二卷第84頁），其所謂「鍵入本局去氧核醣核酸資料庫比對結果未發現相符者」云云，是否包括與被告陳錫卿及呂金鎧之去氧核醣核酸資料不相符合在內？如是，則刑事警察局前開鑑定結果與法務部調查局83年2月4日陸00000000號檢驗通知書及86年6月10日第0000000 0號詢答書所載：Ａ女本身之血液為O型，女性分泌物為0型分泌型血型，其DNA、HLA、DQ α段基因型為「1,2.4型」，現場所採Ａ女陰道分泌物紗布上及解剖採取之陰道棉棒上均有精液存在，該精液均為O型分泌型血型，其DNA、HL A、DQα段基因型為「3,4型」，呂金鎧之血液為O型，唾液與精液均為O型分泌型血型，其DNA、HLA、DQa段基因型為「3,4型」，被告陳錫卿之血液為O型，唾液與精液為O型分泌型血型，其DNA、HLA、DQα段基因型為「4,4型」。又DNA、HLA、DQα段基因型為「4,4型」人之精液，與同段基因型為「3,4型」人之精液相混和後，在該混和精液中，共有「3」與「4」二種基因型存在，檢驗結果之表現型仍為「3;4型」。如被告陳錫卿與呂金鎧共同對一名婦女強制性交，則該婦女體內遺留之精液仍會呈「3;4型」之檢驗結果。而本案就DNA、HLA、DQα段基因檢測結果而言，應有百分之八十之確認率，若加計ABO式血型檢驗結果，確認率可提高至百分之九十以上等情（見原審卷第135頁，本院上重更㈡字卷第二宗第257頁），是否相互矛盾？如是，何者為可採，刑事警察局該項鑑驗結論能否資為前述法務部調查局檢驗結果之佐證? 亦非無疑等語。經查本院前審（即更㈦審）已就最高法院發回意旨所載此段疑問，囑請內政部警政署查覆如附件之函，另所謂「鍵入本局去氧核醣核酸資料庫比對結果未發現相符者」云云，係88年2月3日公布去氧核醣核酸採樣條例後，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為法定之性侵害DNA鑑定機關，刑事警察局開始就性侵害案件之DNA鑑定結果建立去氧核醣核酸資料庫（如同指紋資料庫，作比對之用，如現場採集檢體，比對資料庫有無相符者），但本件案發於82年間，被告陳錫卿與共同被告呂金鎧自案發後被羈押迄今，本案檢體又在本院，並未建檔於該局去氧核醣核酸資料庫，自然無法從該局去氧核醣核酸資料庫，比對相符者，附此敘明。
㈧、綜上，依現場所採被害人陰道分泌物與被告陳錫卿、呂金鎧二人之血液與唾液所進行之ＤＮＡ檢驗及鑑定結果可知，本案應僅被告陳錫卿一人對被害人強制性交，堪可認定，被告陳錫卿雖改口稱同案被告呂金鎧亦有強制性交被害人云云，應與事實不符，尚難憑信。
四、被告陳錫卿與同案被告呂金鎧有預謀佯以聘請家教，致被害人范○○應徵而遭2人共同性侵害一節，認定如下：
㈠、命案現場為二房一廳之公寓，有現場平面圖可憑（見偵查卷第55頁現場平面圖）。又該址裝設有電話，此有照片（見偵查卷第44頁現場照片）及現場裝設有0000000號電話，有交通部雙和電信局85年6月21日雙服（85）字第321號函可稽（見本院更㈡審卷二第31頁），此並與○○家教中心留存客戶資料表所載之陳先生0000000號電話號碼相同（見偵查卷第51頁客戶資料表影本），而0000000 號電話係台北市○○○路0 段00號5 樓510室○○家教中心在報紙廣告所刊登，並據證人即該中心負責人邱○○於檢察官訊問時證述在卷（見偵卷第92頁背面）。復有從被害人范○○口袋內起出之○○家教中心92年12月22日收據1 紙（見相驗卷第20頁）在卷可查。且查案發現場所扣押之82年12月21日中國時報及自由時報2 份報紙應徵廣告欄，除圈記家教中心資料外，並圈記有情趣用品、保險套、電話交友、湖南閨秀徵婚等之廣告（見偵查卷第57頁、第58頁報紙影本），可見被告陳錫卿早已有預謀為性交之欲求。
㈡、證人即○○家教中心負責人邱○○就陳先生聯絡家教中心表示要為念國一之女兒延請家教之過程及被害人范○○於82年12月22日下午6時許，去前往應徵家教，經由○○家教中心仲介前往呂金鎧與陳錫卿住處商談之情，業已證述在卷（見相驗卷第6頁至第8頁、偵查卷第31頁至第33頁、第92頁背面、第93頁、原審卷第224頁背面、第225頁）。雖證人邱○○所供與陳錫卿約定何時見面，又於何時抵達被告之上開居住處所以致被害等時間先後略有差異，惟本院前審詢證人邱○○供證：「范女是下午5點多來（家教中心）的，她是約晚上7點左右離開的，他們之間約幾點，我並不清楚」、「警訊筆錄的時間我並沒有講... 可能是警員假設的... 我講的都是差不多幾點時間」等語（見本院更㈡審卷一第19頁）。
查凡人對於某事之時間除非刻意就某事對時鐘或手錶詳加注意，否則幾無法為確切之記憶，而僅能概括言之，故所為陳述與實際間相差半小時至1小時尚非不可能。如於事後回憶其前某一事件之時間點，更屬難能。況證人邱○○所述范○○離開約晚上7時左右，核與被告陳錫卿於偵查中供述：（問：你82年12月22日何時與被害人聯絡？）當天晚上6點左右，她打電話來說她從新海橋過來，結果她到達時已7點左右，范女到達時，呂金鎧已經下班回來... 等語（見偵查卷第77頁反面）相當符合。則證人邱○○於偵查中供述最後見到被害人之時間係22日晚間7時30分，自係對於時間點認知之差誤所致。此外復有自由時報1份、○○家教中心客戶資料表、會員申請書、委託約定書、收據等各乙紙、現場平面圖二份等附卷可稽（見偵查卷第58頁、第51至56頁）。
其中客戶資料表上「老師」一欄並註明「女」，是其當時即註明要找女家教老師趁機加以性侵害至明。
㈢、被害人范○○於82年12月22日晚上8時許，即遇害而陳屍於呂金鎧居住處2房1廳之公寓之其中1個臥室（見偵查卷55頁）。同案被告呂金鎧於當晚11時30分許至麵包店，向吳○○稱居住處有女鞋，同時並稱其朋友陳錫卿業已離去，而所有之嘟澎打火機亦遭陳錫卿取走，為避免陳錫卿再回來偷東西，乃要求吳○○為其換鎖。吳○○於翌日（23日）中午大約1 時30分左右，拿著被告呂金鎧所交給之鑰匙，前往上開公寓開門，打開大門，首先看到女休閒鞋在陽台，進入屋內，首先查看呂某臥室，看其朋友，有無回來，結果未發現；接著到隔壁另一臥室即陳屍現場，門未關半開，紙箱稍微抵住，尚有兩個拳頭大之空隙，可得看見臥室內情景，結果先看到一雙大腿，接著看到一女孩下半身全裸躺在地上；趕緊回到店內問被告呂金鎧何事，同時與呂金鎧及另一師傅共三人再回到公寓，呂金鎧首先看見該女孩卻不讓師傅觀看，馬上到他臥室拿一棉被蓋住女孩下半身但死者已無反應，才警覺而報警處理等情，已據證人吳○○證述明確（見偵查卷第29頁背面、第30頁警訊筆錄、相驗卷第28頁背面偵查筆錄、本院更㈡審卷一第110頁訊問筆錄）。
㈣、同案被告呂金鎧亦於偵查及歷審自承於22日當晚返家，已發現有女鞋置放陽台及打火機遭被告陳錫卿取走之情事。則衡諸常情，家中陽台突然有女鞋置放，勢必詳細察看屋內各房間究明原因，何況該公寓僅是2房1廳，空間甚小，除客廳有矮桌、沙發茶几1套，小桌子置放音響及電話外，幾無家具（見偵查卷第44頁照片、第55頁平面圖）。此由呂金鎧之老闆吳○○於前往欲換鎖時，因見陽台女鞋即入內察看而發現被害人屍體足以參證。縱房間中另有無人居住之空房，亦可輕易以開門、開燈方式檢視，以明女鞋所屬之人究在屋內何處。且被告呂金鎧既稱其所有之打火機遭陳錫卿取走，必已先尋找過該打火機，方能確認遭借住之陳錫卿取走，呂金鎧竟謂未仔細察看各房間，顯不符經驗法則。由此堪認呂金鎧所稱不知屋內另一臥室有被害人范○○之屍體陳放云云，應係卸責之詞。
㈤、又同案被告呂金鎧稱工作之麵包店，距其居住公寓約有100至200公尺，當日下午9時30分下班時間，其返回居住處後即發現女鞋，且發現打火機失竊，若確屬緊急，理應即告知吳○○即時處理；或陳錫卿縱有鑰匙，呂金鎧亦非不能將屋門由內反鎖，避免陳錫卿持鑰匙打開侵入，翌日再處理即可。乃呂金鎧卻於當晚約11時30分許，再回到店內始告知吳○○，且一般開鎖店於晚間11時30分許，多已打烊，呂金鎧縱告知吳○○，亦須次日始能換鎖，乃呂金鎧卻於下班返家後，延至同日下午約11時許再回到麵包店告知吳明哲稱居住處有女鞋，同時並稱其朋友陳錫卿業已離去，而所有之嘟澎打火機亦遭陳錫卿取走，為避免陳錫卿再回來偷東西，乃要求吳○○於翌日為其換鎖。惟查上開場所裝設有0000000號電話，已如前述，以電話通知吳○○即可，何必親自當面去麵包店告知吳○○？則依呂金鎧向吳○○告知之時間、請求之事項，顯然係不知如何處理被害人范○○之屍體，製造不知情、不在場之證據，其故弄玄虛之痕跡明顯，欲以此方法讓案情得以讓外人知悉並認為與其無關。
㈥、被告陳錫卿與同案被告呂金鎧既係曾同在臺灣臺北監獄執行時之獄友，若非已經建立深厚情感，焉有可能互相留下聯絡方法，以便日後聯繫。被告陳錫卿獲得假釋出獄，旋即前往投靠呂金鎧，呂金鎧並將之收留同住於麵包店所租公寓（見原審卷第95頁背面陳錫卿供述），住同一房間（見偵查卷第95頁背面陳錫卿供述）。二人經過監獄服刑的煎熬忍受，被告陳錫卿因需求並獲得同案被告呂金鎧之同意，要找女人前來玩樂，被告陳錫卿既以請家教之名騙得被害人范○○前來，被告陳錫卿對於被害人范○○為強制性交，呂金鎧豈有不參與幫忙之理？況據被告陳錫卿前開警訊及偵查筆錄亦明白指稱呂金鎧為共犯，呂金鎧有合力壓制被害人范女之行為綦詳，即便呂金鎧因見范女遭被告陳錫卿強制姦淫完畢後，已逞昏迷腦死狀況而失去力量無法動彈，而未緊接強制姦淫范女，然呂金鎧亦已該當「二人以上共同犯對於女子以強暴之方法而為性交」之罪之構成要件無疑，不能因其本人未姦淫被害人，而得以免除強姦罪共犯之責（參照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2426號判例意旨）。雖被告陳錫卿於檢察官83年1月18日偵訊時供稱願意一人承擔犯行，並一再為呂金鎧辯稱：當時呂金鎧未在現場各節（見偵查卷第96、117頁，原審卷第29頁背面、第202頁背面、第248頁、第250頁），堪認被告陳錫卿上開之供述，應係自知法網難逃，一人承擔犯行即可，為報答借住居處之呂金鎧，或擬混淆視聽，預埋最高法院再度發回更審之事因，藉以苟延殘喘不願伏法，而故為隱瞞呂金鎧未參與共犯強姦罪之犯罪過程，故其事後翻異之供述，委無可採。是被告陳錫卿與同案被告呂金鎧應有共謀以找家教為幌子，找來不知危機將至之范女前去應徵家教，並趁機合力壓制范女，至使范女無法抗拒而遭被告陳錫卿強制性交得逞，原本擬緊接輪姦范女之同案被告呂金鎧，因見范女已昏迷，遂未接續強制姦淫范女，但其二人對強制姦淫被害人范○○之犯行，均難辭罪責無訛。而依前述吳○○所證呂金鎧事後其處置方式等情況證據，更可佐證被告陳錫卿此部分為呂金鎧脫罪之供述確無可採。
㈦、且斟諸被告陳錫卿所言，被害人范○○當時剛好月經來，且在使用衛生棉（見偵查卷第78頁背面、第79頁）及現場仍留存血跡（見偵查卷第40頁）等情，則被告陳錫卿必有對被害人范○○為強制性交之行為，否則渠焉知被害人范○○當時剛好月經來，且正使用衛生棉？被害人范○○既在生理期期間，於被告陳錫卿對其強制性交之前，依經驗法則其他男子之精液自無進入並儲存於被害人范○○下體之可能；又被告陳錫卿於當日晚上8時10分許即先離開，被告呂金鎧雖於陳錫卿離開前即先回麵包店，業為被告陳錫卿前引供述說明在卷，然被害人范○○於遭強制性交時，遭呂金鎧以手扼住頸部窒息，已達腦死狀態，呂金鎧及被告陳錫卿再以被害人范○○所穿衛生褲勒頸打結，亦如前述，且觀之卷附照片所示，被害人范○○停屍之命案現場復未凌亂（見前引偵查卷照片），則此後他人之精液自亦無進入被害人范○○陰道之可能。
㈧、同案被告呂金鎧雖曾自白於案發當日晚間9時30分許始離開麵包店回到住處云云，證人吳○○於警訊時雖證稱案發當日（22日）晚間7時許，有看到呂金鎧在麵包店，但於偵查時復稱當日晚間6時半有出去買晚飯，回來時不知是幾點，回來時有看到呂金鎧，其對何時再看見呂金鎧之時間未能確定（見偵查卷第93頁），於本院前審調查中吳○○亦供稱：「回來後未注意時間... 」等語（見本院更㈡卷乙第14頁背面）。則尚不能以吳○○不確定之證言作為呂金鎧之不在場證明。且經傳訊證人即共同被告呂金鎧昔日麵包店同事向○○及江○○，二人均無法證明被告呂金鎧於案發時間係在麵包店內（見原審卷第170、171頁、本院更㈡甲卷第145、146頁）。
至證人即○○家教中心負責人邱○○雖於偵查中供述最後見到被害人之時間係22日晚間7時30分一節，查證人邱○○亦於原審指證被害人係當日下午6時至渠之家教中心，確實離開時間不敢確定等情詳如前述，此自亦不足為呂金鎧有利之證明。是呂金鎧辯稱當時不在現場云云，尚不足採。又同案被告呂金鎧於本院前審審理時辯稱：警員陳○材在83年1月23日或24日，在刑事組時要伊進入庫房內自慰，射出精液要送去鑑定云云（見本院更㈥卷二第182頁）；惟證人即警方陳○材當庭否認有要呂金鎧自慰取精送鑑一事，按依卷附資料均無被告呂金鎧精送鑑資料，而且被告對於取精一節於歷審中均未提及，何況精液中ＤＮＡ之鑑定，取自被告之血液鑑定即可，實無須以精液鑑定之必要，故呂金鎧於本院前審審理時所提上開之辯詞，實難認有此一事實存在，應屬被告呂金鎧卸責之詞。
㈨、被告陳錫卿於原審或辯稱：伊當時喝醉酒，神智不清，強姦當時並無殺人犯意云云。惟觀諸被告陳錫卿於強姦殺人後，尚能擦拭血跡，收拾現場後，從容取得呂金鎧之嘟澎打火機1只，再搭乘計程車逃逸之情節；則其所辯當時神智不清云云，即非可採。被告陳錫卿上訴本院後，所為辯解多所不同，或稱我因吸食海洛因，迷迷糊糊睡著；或稱我喝點酒、精神恍惚；或稱因酒醉不知；或稱係朋友阿源、林○○、朱○○等友人所為，阿源且警告如被告陳錫卿報案則要拖陳錫卿下水；或稱係友人吉○○所為，並否認偵查中之自白；甚且一方面故意混淆犯罪日期，一方面卻供稱：其願意一人承擔強制性交之罪責云云。綜合被告陳錫卿先後所述，足見其前後辯解已屬不一，且故佈疑陣，玩弄機巧至明；且由前之所述，被害人係於82年12月22日，由家教中心告訴有此一家教之機會，則本案發生時間，自係在82年12月22日，被告陳錫卿辯稱，伊於21日即離開該址云云，自無足採。又被告另稱，當晚9時醒來，三個朋友阿源、林○○、朱○○已經離開，惟其醒來時朋友既已離去，阿源當時焉能對其警告如果報案要拖其下水？顯見其歷次所辯要屬畏罪飾卸之詞，委無可採；參以被告陳錫卿甫於82年12月17日假釋出獄，旋至同案被告呂金鎧處暫住，距案發之22日僅5日之隔，設若被告陳錫卿確有朱○○、林○○及阿源之朋友，且能於出獄後即迅與彼等連繫並相偕飲酒作樂，衡情彼此間之關係應甚密切，詎被告陳錫卿竟不知「阿源」之真實姓名年籍，亦不知林○○、朱○○之年籍住所甚或連絡電話，而僅謂居住臺北縣新店市附近云云，益證其所辯不符經驗法則，況經本院前審向臺北縣警察局函詢結果則無林○○之口卡，且雖有朱○○之人，惟非居住臺北縣新店市（見本院更㈠卷第23頁至26頁），且經傳喚該口卡之朱○○到庭亦非被告陳錫卿所稱之朱○○（見本院更㈠卷第34頁背面、第35頁）；陳錫卿既不知該三人之年籍住居所及電話，其又臨時投靠呂金鎧上開住處，自屬無從連絡林○○等三人前來相會，該址為呂金鎧居住處所，若未得呂金鎧之同意，何有可能再容納他人，且呂金鎧從未供述曾經收留陳錫卿所述之其他人員。又經本院前審傳訊證人劉○瑞到庭，固陳稱被告陳錫卿曾住在渠處約一個多禮拜，但已不記得那一日到的（見本院更㈢卷二第191頁至第195頁、本院更㈣卷第187頁、第188頁）。證人即劉○瑞之嫂嫂吳○月亦不記得被告陳錫卿到過其家中（見本院更㈣卷第189頁）。是證人劉○瑞、吳○月之證言亦不足為被告陳錫卿不在場之證據。被告陳錫卿歷次之辯解均難採信，其於本院前審審理時忽又稱「朱○○」其人，其實名叫「陳○○」，只知道人住新竹，但不知詳細地址云云，更見其臨訟砌詞脫罪，前後所稱顛倒不一，殊無可採。
五、被告陳錫卿雖辯稱同案被告呂金鎧手扼被害人范○○頸部致死非在其共同犯意聯絡之範圍云云。惟查，按頸部為人之要害，且屬非常脆弱部位，一般人在受手扼頸部致甲狀軟骨骨折，因呼吸道受扼縊、阻塞氧氣供應，大腦神經逞缺氧狀況，可能造成窒息昏迷無意識，如窒息昏迷無意識達3至5分，即逞腦死狀況將導致死亡結果，此為具通常知識之人所悉知，應為被告及呂金鎧所熟知且預見。又被告陳錫卿與呂金鎧共謀侵害被害人范○○之身體，被害人強烈反抗本在其等預期之內，依被告陳錫卿及呂金鎧前揭所述之自白，原預由呂金鎧先為性侵行為，被告陳錫卿該時則壓抑被害人范○○之手部，惟因被害人范○○強烈反抗踢開呂金鎧，始改由呂金鎧壓抑被害人范○○手部之爭扎、反抗後，被告陳錫卿始性侵害得逞，然呂金鎧為制服被害人范○○之強烈反抗，即於用左腿壓住被害人左手，用右手抓住被害人右手，左手掐住被害人脖子 (見前開偵查中履勘筆錄)，適時被告陳錫卿即脫下被害人范○○之內外褲予以性侵害得逞，而於被告陳錫卿性侵害過程，呂金鎧均保持同樣動作壓制被害人范○○，此業經被告陳錫卿於偵查中供述綦詳 (見偵卷第78頁背面)，足見被告陳錫卿對於呂金鎧以左手扼壓被害人范○○之頸部自始均知，則被告陳錫卿對於頸部遭他人強力扼壓可能窒息死亡亦有預見，被害人范○○復於被告陳錫卿強制性交而呂金鎧以手扼頸時死亡，已如前述，綜此，可見被告陳錫卿係為達其性侵害之目的而與呂金鎧共同分擔強力壓制被害人范○○反抗之行為，呂金鎧之壓制頸部行為並生被害人范○○死亡之結果，則被告與呂金鎧自應就被害人范○○之死亡負故意之責任，又被告陳錫卿及呂金鎧前開誘使被害人范○○至上揭住所並壓制其反抗行為之動機，原係在為性侵害，乃因與呂金鎧兩人均認識壓制被害人脖子有致死之可能，仍由呂金鎧出手為壓制被害人范○○之反抗而共同使用壓制頸部方法，容任范○○死亡之結果發生，是被告與呂金鎧對於范○○之死亡屬有不確定之殺人故意。被告陳錫卿辯稱：其無殺人之故意行為云云，殊難憑採。至呂金鎧於被告陳錫卿性侵行為完成後，發現被害人范○○已無反應，而有「怎麼會變成這樣」之說詞，惟因呂金鎧原預續對被害人范○○為性侵行為，乃因被害人范○○死亡，未能遂行其個人性侵害范○○之行為所生之反應，自不能解免對於認識扼壓被害人范○○頸部可能致死，卻仍執意作為，容任被害人范○○死亡結果發生之責任。又被告陳錫卿及呂金鎧雖分別於被害人范○○死亡後，以范○○之衛生褲在其頸部纏繞打結，惟是時范○○已經死亡，被告陳錫卿二人上開所為，應係犯後為掩飾犯行，以防萬一之善後行為，其該部分之過剩行為，自不影響被告陳錫卿殺人犯行之罪責，併予敘明。
六、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陳錫卿犯行堪以認定。
七、法律修正後之比較適用刑法及刑法施行法部分條文於94年2月2日公布修正，於95年7月1日生效實施。其中修正前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裁判時之法律，但裁判前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係採從新從輕主義；而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1項則規定：「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則採從舊從輕主義。刑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係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所生新舊法律比較適用之準據法。所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包括構成要件之變更而有擴張或限縮，或法定刑度之變更。行為後法律有無變更，端視所適用處罰之成罪或科刑條件之實質內容，修正前後法律所定要件有無不同而斷。新舊法條文之內容有所修正，除其修正係無關乎要件內容之不同或處罰之輕重，而僅為文字、文義之修正或原有實務見解、法理之明文化，或僅條次之移列等無關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非屬該條所指之法律有變更者，可毋庸依該規定為新舊法之比較，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最高法院95年11月7日95年度第21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外，即應適用刑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為「從舊從輕」之比較。而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事項，如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及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合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予以整體適用，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
㈠、被告行為後，刑法加重強制性交罪，及強制性交而故意殺害被害人部分，業經立法院修正通過，並於88年4月21日經總統公布實施，而於同年月23日生效，修正前刑法第223條規定：「犯強姦罪而故意殺被害人者，處死刑」之規定業經刪除，惟另增列刑法第226條之1，該條規定：「犯第221條、第222條、第224條、第224條之1或第225條之罪，而故意殺害被害人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使被害人受重傷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其前段與已刪除之原第223條意旨相同，且將法定刑唯一死刑，改為死刑或無期徒刑，經比較結果，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適用有利於被告之裁判時之新法。
㈡、新修正刑法第28條雖將舊法之「實施」修正為「實行」。其中「實施」一語，涵蓋陰謀、預備、著手及實行之概念在內，其範圍較廣；而「實行」則著重於直接從事構成犯罪事實之行為，其範圍較狹；二者之意義及範圍己有不同，是新修正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之範圍，已修正限縮於共同實行犯罪行為者始成立共同正犯，排除陰謀犯、預備犯共同正犯，新舊法就共同正犯之範圍，既因此而有變動，自均屬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而非僅屬文字修正，應有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 (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377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與呂金鎧二人係共同為上開加重強制性交而故意殺害被害人之犯罪行為，經比較修正前、後之規定，修正前之規定，並非較有利於被告，且因被告所犯加重強制性交而故意殺害被害人之罪，應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已如前述，揆諸最高法院95年第8次刑事庭會議決議，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為之比較後，認應整體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即修正後之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八、按強制性交而故意殺被害人罪，為結合犯。而所謂結合犯，乃係將二以上之獨立犯罪行為，依法律規定結合犯一罪，其主行為為基本犯罪，舉凡利用基本犯罪之時機，而起意為其他犯罪，二者間有所關連，即可成立結合犯。至他罪之意思，不論起於實施基本行為之初，即為預定之計畫或具有概括之犯意，抑或出於實施基本行為之際，而新生之犯意，亦不問其動機如何？只須二行為間具有密切之關連，事實之認識，即可認與結合犯之意義相當。查本案被告陳錫卿於與呂金鎧共同壓制被害人范女至使不能抗拒，由被告陳錫卿對被害人強制性交得逞，且同案被告呂金鎧於被告陳錫卿強制性交被害人之際，為排除被害人之抗拒以手扼住被害人頸部，致被害人達於腦死之狀況而發生死亡之結果，被告等對強制性交被害人有直接故意，對殺害被害人則具不確定故意，核被告陳錫卿所為，係犯修正後刑法第226條之1，即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1款之強制性交而故意殺被害人罪。被告陳錫卿、與呂金鎧等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九、原審予以被告陳錫卿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㈠被告陳錫卿之警詢筆錄自白犯罪部分不具證據能力，原審將上開不具證據能力之認罪自白憑為認罪之證據，尚非適法。
㈡同案被告呂金鎧與被告陳錫卿雖有共謀以找家教為幌子，找來不知危機將至之范女前去應徵家教，並趁機合力壓制范女，至使范女無法抗拒而遭被告陳錫卿強制性交得逞，原本擬緊接輪姦范女之同案被告呂金鎧，因見范女已逞昏迷狀況，遂未接續強制姦淫范女，有如前述；惟原審未經詳查，竟認定同案被告呂金鎧緊接於被告陳錫卿之後，亦有下手強制姦淫被害人范女，即有未合。㈢原審就被告行為後，關於加重強制性交，及強制性交而故意殺害被害人，及刑法相關處罰規定業經修正公布，原審未及比較新舊法之適用，而依修正前之刑法規定論處被告之罪刑，於法亦有未合。被告陳錫卿提起上訴否認犯殺人罪，雖無可採；然原判決關於被告陳錫卿部分既有可議，應予撤銷改判。爰審酌被告陳錫卿前有強姦及妨害風化等如事實欄一所載前科及刑之執行情形，甫於82年12月17日假釋出獄（見原審卷第9頁、第131頁），竟不知悔悟，為逞獸慾，其竟於出獄短短5日內，假家教之名誘騙女學生當家教之犯罪手法，誘騙應徵前來之潔身自愛仍屬完璧之女大學生，與同案被告呂金鎧合力壓制被害人之反抗予以強制性交得逞，渠等手段兇殘，泯滅人性，罪無可逭。雖嗣後有與被害人家屬和解承諾賠償400萬元，但迄今多年均未履行，而被告陳錫卿犯罪手段較前所犯妨害風化之罪愈加殘忍，罪行較其前犯愈重，並令人髮指，嚴重影響社會秩序，且其自案發後迄今十餘年來，先後一再更改供詞，至今雖經多次更審程序，絲毫未見悔意，故佈疑陣，混淆視聽，足見刑罰對其顯已不能收教化之效，非使與社會永久隔離，實不足保障公眾生命安全，斟酌再三，欲求其生而不可得；參酌蒞庭檢察官於前審審理時一再動陳被告本案犯行惡性嚴重，影響社會治安甚巨，非處以極刑無法昭炯戒，爰處刑如主文所示，並依法宣告褫奪公權終身。另被告行為後，刑法第91條之1第1項規定亦已修正施行，修正前該條文內容為：「犯第221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230條、第234條之罪者，於裁判前應經鑑定有無施以治療之必要。有施以治療之必要者，得令入相當處所，施以治療」，修正後之內容則為「犯第221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230條、第234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334條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令入相當處所，施以強制治療：
一、徒刑執行期滿前，於接受輔導或治療後，經鑑定、評估，認有再犯之危險者。二、依其他法律規定，於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後，經鑑定、評估，認有再犯之危險者。」而依據最高法院96年1月29日刑事庭會議決議內容，認應採取舊法「刑前治療」制，對被告較為有利。而本院前審將被告陳錫卿送臺北市立療養院鑑定結果，被告無接受精神科治療之必要，此有該院91年1月15日北市療成字第00000000000號函及所附鑑定報告書二份附卷可稽（見本院更三審㈣卷第86至第92頁）。是本件依鑑定結果即無將被告陳錫卿送入相當處所施以治療之必要，附為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條第1項後段、第226條之1前段、第222條第1項第1款、第28條、第37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叔芬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98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 何菁莪
法 官 江振義法 官 洪于智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強梅芳中 華 民 國 98 年 3 月 27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刑法第226條之1犯第221條、第222條、第224條、第224條之1或第225條之罪，而故意殺害被害人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使被害人受重傷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