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98年度上訴字第4269號上 訴 人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上 訴 人即 被 告 丙○○被 告 甲○○○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板橋地方法院98年度訴字第987號，中華民國98年9月1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97年度偵字第1601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
一、丙○○與甲○○○係夫妻，而丙○○與乙○○為兄弟，緣坐落臺北縣三重市○○○段○○○○號土地及其上門牌號碼臺北縣三重市○○○路○○號建物原為丙○○、乙○○之母張阿招所有，張阿招死亡後，經張阿招之被繼承人協議由乙○○繼承，並登記於乙○○之妻廖千慧名下，嗣廖千慧死亡後，由乙○○、廖千慧之子女陳泓宇、陳泓蒨、陳弘家繼承取得，其後陳泓宇、陳泓蒨、陳弘家再將上開不動產出售予范嘉倩，並於民國96年7月31日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嗣范嘉倩再將上開不動產出售予福碁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福碁公司），並於97年3月24日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另丙○○為福剛機械工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福剛公司）之負責人，福剛公司原設於臺北縣三重市○○○路○○號，因臺北縣三重市○○○路○○號建物遭拍賣，丙○○為能將福剛公司設於臺北縣三重市○○○路○○號，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於95年6月下旬某日，在臺北縣三重市○○○路○○號，冒用陳泓宇、陳泓蒨、陳弘家及其法定代理人乙○○之名義，在房（店）屋租賃契約書立契約人（甲方）項下偽造陳泓宇、陳泓倩、陳弘家及其法定代理人乙○○之簽名各1枚，並盜用乙○○原放置在其母張阿招處之印章蓋印於立契約人（甲方）項下及契約內文，表示陳泓宇、陳泓蒨（系爭房（店）屋租賃契約書內誤載為「陳泓倩」）、陳弘家與福剛公司簽訂系爭房（店）屋租賃契約書，約定將臺北縣三重市○○○路○○號建物及所坐落土地出租予福剛公司使用，租賃期間自95年6月28日起至98年6月27日止，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2萬3千元，繼而冒用乙○○之名義，在上開房（店）屋租賃契約書封面書寫「茲收到租用福德北路42號現金租金新臺幣貳萬參仟元正」等字樣，並偽造乙○○之簽名及盜用上開乙○○之印章蓋印於上，表示乙○○已收取租金2萬3千元之意，而接續偽造私文書。嗣因范嘉倩買受臺北縣三重市○○○路○○號建物及所坐落土地後，丙○○仍將戶籍設於臺北縣三重市○○○路○○號，且拒不遷出，范嘉倩乃於96年8月13日向本院三重簡易庭對丙○○提出遷讓房屋之民事訴訟（嗣由福碁公司承當訴訟），並於96年9月11日向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對丙○○提出竊佔之刑事告訴，丙○○為主張其係有權占有臺北縣三重市○○○路○○號建物，竟接續於97年3月21日、97年3月31日提出上開房（店）屋租賃契約書於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即97年度偵字第3641號竊佔案件）及原審民事庭（即原審97年度簡上字第71號遷讓房屋等事件）、及於97年6月16日提出上開房（店）屋租賃契約書封面於原審民事庭（即原審97年度簡上字第71號遷讓房屋等事件）而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陳泓宇、陳泓蒨、陳弘家、乙○○及原審民事庭、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審理、偵辦案件之正確性。
二、案經乙○○訴由臺北縣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報請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被告丙○○部分
壹、程序事項：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此乃第159條第1項所容許，得作為證據之例外規定之一。經查，檢察官、被告就本判決下引之證據，均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42頁背面、43頁)，復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是依上開說明，自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訊據被告丙○○固坦承系爭房（店）屋租賃契約書之內容及立契約人（甲方）項下陳泓宇、陳泓倩、陳弘家、乙○○之簽名，及房（店）屋租賃契約書封面「茲收到租用福德北路42號現金租金新臺幣貳萬參仟元正」等字樣、乙○○之簽名均為其所為，並曾提出於地院、地檢署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辯稱：系爭房（店）屋租賃契約書是乙○○叫伊寫的，伊寫好後拿到臺北縣三重市○○街○○號乙○○的住處給乙○○親自蓋章，且伊真的有拿2萬3千元給乙○○，之後的房租是用乙○○欠伊400萬元的利息去抵，系爭房（店）屋租賃契約書並不是偽造的云云。
二、經查：
㈠、坐落臺北縣三重市○○○段○○○○號土地及其上門牌號碼臺北縣三重市○○○路○○號建物原為被告丙○○、乙○○之母張阿招所有，張阿招死亡後，經張阿招之被繼承人協議由乙○○繼承，並登記於乙○○之妻廖千慧名下，嗣廖千慧死亡後，由乙○○、廖千慧之子女陳泓宇、陳泓蒨、陳弘家繼承取得，其後陳泓宇、陳泓蒨、陳弘家再將上開不動產出售予范嘉倩，並於96年7月31日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嗣范嘉倩再將上開不動產出售予福碁公司，並於97年3月24日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等情，業經證人乙○○於本院審理中證述明確，並有臺北縣三重地政事務所土地所有權狀、建物所有權狀（見他卷第3、4頁、偵卷第9、10頁）、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見他卷第40-43頁、偵卷第21、22頁、重簡9854卷㈠第22、23頁）、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見偵卷第28頁）、房地產買賣契約書（見重簡9854卷第24-28頁）、臺北縣三重地政事務所異動索引（見簡上71卷第50-55頁）、遺產分割協議書（見簡上第71卷第64-66頁）、臺北縣三重地政事務所97年10月17日北縣重地登字第0970015000號函附之登記申請書、登記清冊、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中華民國外僑居留證、出生證明、認證文件、土地所有權狀、建物所有權狀（見偵卷第36-67頁）等在卷可稽，而范嘉倩買受上開不動產後，因被告丙○○仍將戶籍設於臺北縣三重市○○○路○○號，且拒不遷出，范嘉倩乃於96年8月13日向原審三重簡易庭對被告丙○○提出遷讓房屋之民事訴訟（嗣由福碁公司承當訴訟），並於96年9月11日向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對被告丙○○提出竊佔之刑事告訴，訴訟程序進行中，被告丙○○具狀先後於97年3月21 日、97年3月31日提出系爭房（店）屋租賃契約書於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即97年度偵字第3641號竊佔案件）及原審民事庭（即本院97年度簡上字第71號遷讓房屋等事件）、及於97年6月16日提出系爭房（店）屋租賃契約書封面於原審民事庭（即原審97年度簡上字第71號遷讓房屋等事件）等情，亦經被告丙○○於本院審理中自承不諱，核與同案被告甲○○○所陳相符，並有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97年度偵字第36 41號卷全卷可稽，且經本院調閱上開97年度簡上字第71號全卷查核屬實，是此上開事實自堪認定。
㈡、又系爭房（店）屋租賃契約書立契約人（甲方）項下陳泓宇、陳泓倩、陳弘家及其法定代理人乙○○之簽名，及系爭房（店）屋租賃契約書封面所載「茲收到租用福德北路42號現金租金新臺幣貳萬參仟元正」等字樣、其下乙○○之簽名，均係被告丙○○所為一節，業經被告丙○○自承不諱(見原審卷第27背面、64背面、65、113頁)，核與證人乙○○所證情節相符(見原審卷第80頁)，自堪認定。雖被告丙○○一再以系爭房（店）屋租賃契約書內及封面上之乙○○印文均係證人乙○○本人所蓋等語置辯，就被告丙○○辯稱上開租賃契約上之印章係乙○○住友信託銀行之印章一節，業據證人丙○○於原審證述：住友信託銀行存摺上面所留的印鑑章是伊的，伊於69年中去日本，回來後即將存摺交給伊媽媽，至於印章有沒有交給我媽媽伊忘記了，因為那大概是70年的事，時間已久...伊有寄存證信函給丙○○說的印章放在我母親那邊被他盜用...伊確定契約書跟同意書都是偽造的，因為伊與被告間從來沒有訂立房屋租賃契約或者是重新約定繼承房屋的內容等語（見原審卷第80至背面頁），可知證人乙○○未與被告丙○○簽訂上開租賃契約並同意用印之情。次就被告丙○○抗辯本件不動產之租賃契約，就租賃期間之主張，被告丙○○於原審上開97年簡上字第71號案第一審程序中係抗辯：「我們在95年間跟乙○○訂了5年的租約，租金1個月1千元，從乙○○欠我們的錢扣掉」等語（見原審重簡9854卷第
22 頁），惟細譯以上開租賃契約，係於95年6月28日簽立，租賃期間為95年6月28日起至98年6月27日，為期3年，每月租金為2萬3千元，是以就被告丙○○抗辯租賃契約之租金與租賃期間，與租賃書所載即難謂相符。再查，臺北縣三重市○○○路建物及所坐落土地之共有人原係陳泓宇、陳泓「蒨」、陳弘家，已如前述，惟系爭房（店）屋租賃契約書立契約人（甲方）項下簽署之陳泓蒨姓名竟誤載為陳泓「倩」，衡情，若證人乙○○真有授權被告丙○○填寫系爭房（店）屋租賃契約書之內容並親自用印於上，豈有將出租人陳泓「蒨」之姓名誤載為陳泓「倩」之理，且證人乙○○既同意出租上開不動產予福剛公司，並親自蓋用印章於上，則有關出租人之簽名部分，證人乙○○大可自行為之，實無委由被告丙○○簽名，再由被告丙○○持往證人乙○○住處由證人乙○○親自用印之必要。況乙○○之住友銀行存摺確係由被告丙○○提出，有98年12月18日補充理狀可憑(見本院卷第96頁)，再由該租賃契約書立契約人（甲方）項下、內文及封面所蓋用之乙○○印文，由肉眼觀之，確與證人乙○○日本住友信託銀行存摺內頁之印文極為相近，有丙○○提出乙○○日本住友信託銀行存摺可憑(影本見本院卷第131頁)，是乙○○所證被告丙○○自其母親處取得伊之存摺及印章即非無可能。
㈢、就被告丙○○其餘抗辯，分別駁斥如下：
1、原審雖將被告丙○○提供之乙○○住友信託銀行存摺正本及系爭房（店）屋租賃契約書正本送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結果，因未能提供印章實物，且乙○○住友信託銀行存摺內頁之乙○○印文部分紋線欠清晰、特徵不顯，無法鑑定，有內政部號函1紙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64頁)，是以被告提出之上開租賃契約書上乙○○之印文雖無法證明與住友銀行之印鑑章同一，然證人乙○○已否認有用印，是上開刑事警察局之鑑定書亦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丙○○之認定。再以上開乙○○圓形印文既無可能係乙○○親自用印所為，被告丙○○就上開二印文聲請再次鑑定，即無必要。
2、被告丙○○提出78年6月分及79年6月12日之同意書，主張乙○○曾使用該圓形印文之情。惟上開2紙同意書，雖有與上開契約相似之乙○○圓形印文，有該2分同意書可憑(見原審卷第88、89頁、正本見84頁證物袋)，然細譯該2紙同意書，內容均為本件不動產應由陳瑞和、乙○○繼承，僅係暫登記在乙○○名下。而證人乙○○已否認曾簽署該2份同意書，並於原審具結證稱：卷附的遺產分割協議書是伊媽媽去世的時候，父親請代書擬的，這是伊父親的意思，伊等兄弟都有在上面簽名，也同意這樣子分配，根據那個協議書，這個系爭42號房子就是歸伊這房繼承，所以過戶在伊太太名下等語（見原審卷第79背面-80背面頁），是證人陳瑞成所證，既與被告丙○○所不爭執之遺產分割協議書相符，其證詞自堪採信。又被告丙○○既不爭執真正之遺產分割協議書上，乙○○之印文方形章(見原審簡上71號卷第65頁)為真正，且上開同意書卻係與本件租賃契約相同之圓形章(見原審卷第88頁)不同，而被告丙○○曾於另案即原審97年簡上字第71號遷該房屋案中主張雙方在寫遺產分割協議書時，同時寫78年6月分之同意書等語(見原審簡上71號卷第140頁)，則雙方於協議遺產分割時，果就本件不動產有同意書所載之協議，何以乙○○用印會使用不同之印文，就同一時間有簽署之文件，竟出現2不同之印文，實與一般簽署文件用印之習慣不符，是證人乙○○證稱未曾簽署上開同意書，應屬可信，顯見被告丙○○提出之上開有圓形印文之同意書，亦無法證明係乙○○親自用印所成。
3、被告丙○○雖抗辯本件係乙○○於82年12月串通交通銀行李豐傳冒貸670萬元，其中400萬元存入乙○○戶頭，貸款第1期至第5期半是乙○○繳納，自第5期半開始至86年9月止，均是由伊繳納，足見乙○○欠伊400萬元，而95年6月乙○○已表明要租金從積欠之利息扣抵云云，惟查，被告丙○○所指82年12月29日向交通銀行借款670萬元，係被告丙○○所借，並有親自對保，且借款是丙○○個人名義借款，非金鋼公司借款之情，業經證人即金鋼公司之會計林秀玲及交通銀行之承辦人陳鵬輝於臺灣板橋地方法院86年度訴字第737號案中證述在案，並經該案判決認定屬實，有被告陳瑞和所提出之該案判決可憑(見本院卷第57-59頁)，是縱向交通銀行借款有部分款項流向乙○○之帳戶，然此係82年間之借款，而依系爭租賃契約所載簽約日期為95年6月28日，租賃期間自95年6月28日起至98年6月27日，而以被告丙○○所抗辯乙○○所積欠之利息多少，既經乙○○否認，被告丙○○復未證明乙○○應返還多少利息，被告丙○○抗辯貸款利息扣抵租金一節即無扣抵金額計算之基礎，且乙○○果同意以積欠之利息抵扣租金，然租賃契約封面卻又記載乙○○收到租金2萬3千元，此亦與被告丙○○所辯以利息扣抵之情相互齟齬，足見被告丙○○辯稱以82年間之借款利息扣抵租金難以採信。從而，被告丙○○聲請訊問證人林秀玲，欲證明上開670萬元借款之事，此與被告陳瑞和所抗辯欲以乙○○約定貸款利息扣抵利息一節並無所涉，且非被告丙○○聲請訊問證人林秀玲之待證事項，是以證人林秀玲所證事項，自不影響本院上開判斷，自無傳訊之必要。
㈣、從而，系爭房（店）屋租賃契約書內及封面上之乙○○、陳泓宇、陳泓蒨、陳弘家簽名及乙○○印文既均係被告丙○○所為，且無證據證明乙○○、陳泓宇、陳泓蒨、陳弘家曾同意或授權，則系爭房（店）屋租賃契約書及其封面具收據性質之私文書均係被告丙○○所偽造一節，自可認定。而被告丙○○偽造系爭房（店）屋租賃契約書及其封面上文字後，復於訴訟中提出行使，主張福剛公司已向陳泓宇等所有權人租用臺北縣三重市○○○路○○號建物及所坐落土地，並有支付租金予乙○○，則被告丙○○確有行使該等偽造私文書之行為，至為明確。綜上，被告丙○○所辯，均無可採。事證明確，被告丙○○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核被告丙○○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又被告丙○○於系爭房（店）屋租賃契約書及其封面偽造署押、盜用印章之行為，係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不另論罪；而其偽造後復持以行使，其偽造之低度行為已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亦不另論罪。又被告丙○○先後3次行使偽造私文書之行為，係出於單一犯意，在密切接近之時間內實施，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應均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為接續犯。原審調查後，以被告丙○○罪證明確，援引刑法第216條、第210條、第41條第1項前段，並審酌被告丙○○與乙○○係兄弟關係，為將福剛公司設於臺北縣三重市○○○路○○號，竟冒用告訴人乙○○及陳泓宇、陳泓蒨、陳弘家之名義簽訂系爭房（店）屋租賃契約書，並在封面製作已收取租金之收據，進而於訴訟中提出行使，且犯罪後未見悔意，惟念其已遷出臺北縣三重市○○○路○○號房屋，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說明扣案之系爭房（店）屋租賃契約書（含封面），係被告丙○○所有，供犯罪所用之物，依刑法第38條第1項第2款併予宣告沒收之，而房（店）屋租賃契約書內頁立契約人（甲方）項下偽造之陳泓宇、陳泓倩、陳弘家、乙○○簽名各1枚及封面偽造之乙○○簽名1枚，已併同於該房（店）屋租賃契約書（含封面）一併沒收，無庸再依刑法第219條另予宣告沒收。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被告丙○○上訴執前揭辯解否認犯罪，自難認有據。再按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本案原審量刑時，既已審酌被告丙○○各犯罪情節，所處之刑，核無踰越權限或濫用權利情事，檢察官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即非可採，綜此，被告及檢察官之上訴，均無理由，應併予駁回。
四、至公訴意旨另指被告丙○○亦偽簽陳泓宇、陳泓倩、陳弘家及乙○○之署名各1枚於立房（店）屋租賃契約出租人項下，並將系爭房（店）屋租賃契約書及其封面提出於本院三重簡易庭行使，此部分亦涉有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惟被告丙○○於原審三重簡易庭96年度重簡字第9854號遷讓房屋等事件審理中並未曾提出系爭房（店）屋租賃契約書及其封面，此觀諸本院三重簡易庭96年度重簡字第9854號民事判決記載「被告雖以其與系爭房屋原所有權人乙○○定有5年租約作為其占有系爭房屋之合法權利，然被告僅空言主張，迄無法舉證以實其說」等語甚明，並經本院調閱96年度重簡字第9854號全卷查核屬實，是被告丙○○確未曾將系爭房（店）屋租賃契約書及其封面提出於原審三重簡易庭行使，應可認定，而立房（店）屋租賃契約出租人項下填寫出租人之姓名，僅在識別出租人為何人，並非表示出租人本人簽名之意思，自非屬刑法第217條所稱之「署押」，是公訴意旨此部分所指，尚無構成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之餘地，惟公訴意旨指此部分與前開論處罪刑部分有包括一罪之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乙、被告甲○○○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與丙○○共同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於不詳時間、地點，未經乙○○之同意，於房屋租賃契約書上出租人欄位及立契約人（甲方）欄位中，偽簽「陳泓宇」、「陳泓倩」、「陳弘家」及「乙○○」之署名各1枚及「乙○○」之印文1枚，並於立契約人（甲方）下方之簽名蓋章欄位中，偽造「乙○○」之印文1枚，且又於房屋租賃契約書封面，偽造「乙○○」之署名及印文各1枚，並持上開偽造之租賃契約書、租賃契約書封面向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原審三重簡易庭及民事庭而行使，足生損害於陳泓宇、陳泓蒨、陳弘家及乙○○及該文書在法律交易中之安全性與可靠性，因認被告甲○○○涉有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按認定犯罪事實應憑積極證據，倘積極證據不足以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著有判例，所謂「積極證據足以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依據同院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係指據為訴訟上證明之全盤證據資料，在客觀上已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曾犯罪之程度；若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被告有罪之確信。再按，被告並無自證無罪之義務，是其否認犯罪所持之辯解，縱無可取，仍不得因此資以為反證其犯罪之論據，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4574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三、本件公訴人指被告甲○○○涉有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係以告訴人乙○○之指述及卷附之系爭房（店）屋租賃契約書、封面為其主要依據。訊據被告甲○○○堅決否認有何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辯稱：伊不知道簽訂系爭房（店）屋租賃契約書的事，伊也沒有在上面簽乙○○或陳泓宇、陳泓蒨、陳弘家的名字或蓋章，簽約時伊不在場，是因為臺北縣三重市○○○路○○號要被拍賣，伊問丙○○說福剛公司要放到哪裡，丙○○就說先放到臺北縣三重市○○○路○○號，而福剛公司要放到臺北縣三重市○○○路○○號需要租約證明，丙○○就說他要去跟乙○○說，後來是丙○○跟伊說有簽約且有付2萬3千元的租金給乙○○，這些事情都是丙○○跟伊說的，伊並沒有親眼看見等語。
四、經查：
㈠、系爭房（店）屋租賃契約書及封面上之文字及用印均非被告被告甲○○○所為，其上之文字及簽名均係被告丙○○所為一節，業經認定如上，則被告甲○○○辯稱系爭房（店）屋租賃契約書非其所為一節，應可採信。至於被告甲○○○與丙○○雖係夫妻關係，然不能僅以被告甲○○○與被告丙○○具有夫妻關係，即謂被告甲○○○對所有被告丙○○之不法行為均應負共犯之責。且系爭房（店）屋租賃契約書及封面上所蓋印之乙○○印文，由肉眼觀之，確與證人乙○○日本住友信託銀行存摺內頁之開戶印文相似，亦如前述，是被告甲○○○信任被告丙○○之說詞，認系爭房（店）屋租賃契約書確係經證人乙○○同意簽訂，並非不可能，故本件並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甲○○○於主觀上對系爭房（店）屋租賃契約書確係被告丙○○所偽造一節有所認識。
㈡、又於97年3月31日、97年6月16日提出系爭房（店）屋租賃契約書、房（店）屋租賃契約書封面於原審民事庭（即本院97年度簡上字第71號遷讓房屋等事件）之人係被告丙○○而非被告甲○○○，業經本院調閱97年度簡上字第71號全卷查核屬實，且被告甲○○○或被告丙○○於本院三重簡易庭96年度重簡字第9854號民事事件審理中均並未曾提出系爭房（店）屋租賃契約書及其封面，亦經本院調閱96年度重簡字第9854號全卷核閱無誤，況上開遷讓房屋事件之被告係丙○○，並不包括被告甲○○○，實難認就被告丙○○此部分於97年3月31日、97年6 月16日提出系爭房（店）屋租賃契約書、房（店）屋租賃契約書封面於本院民事庭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被告甲○○○與被告丙○○有何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可言。
㈢、又被告甲○○○確有與丙○○於97年3月21日具狀提出系爭房（店）屋租賃契約書於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固有呈報狀及所附之房（店）屋租賃契約書在卷可稽，惟本件尚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甲○○○於主觀上確對系爭房（店）屋租賃契約書係被告丙○○所偽造一節有所認識，已如上述，是被告甲○○○對所行使之上開私文書，在主觀上既欠缺係偽造之私文書之認識，則難認被告甲○○○此部分之行使行為，於主觀上係有行使該等偽造之私文書之故意。
五、公訴人上訴意旨略謂：被告甲○○○於審理時曾供述丙○○與告訴人之父曾私下令被告丙○○與告訴人簽訂2人同意福德北路42號房地由2人共同繼承之同意書，倘此事屬實，何以被告丙○○見陳泓宇、陳泓蒨、陳泓家3人將福德北路42號出售予范嘉倩後，不曾向告訴人主張平分買賣價金？顯然告訴人從未與被告丙○○約定福德北路42 號由2人共同繼承，而被告丙○○及甲○○○於本案審理時提出78年6月同意書及79年6月12日同意書一節，反而足以佐證被告丙○○及被告甲○○○對於福德北路42號係由告訴人單獨繼承，登記在廖千慧名下一事始終心有芥蒂，而被告要將福剛公司遷入福德北路42號，自有與建物所有人陳泓宇、陳泓蒨、陳泓家訂立租賃契約以便辦理公司變更登記事宜，有偽造文書之動機甚明，且被告丙○○基於與被告甲○○○夫妻情誼，極有可能為偽造之租約為其一人所為之有利於被告甲○○○之供述，無法逕予採信等語。
惟就本件上開系爭不動產之繼承權與租賃契約係屬不同之法律關係，況本件並無積極證據憑認被告甲○○○有共同偽造文書之情，要非得以被告甲○○○於於原審就系爭房屋繼承權所陳，及與丙○○為夫妻關係，即遽以推論被告甲○○○與丙○○就本件租賃契約有共同偽造之情。
六、綜上所述，既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甲○○○與丙○○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及對於租賃契約係屬偽造有認識，即非得遽認被告甲○○○在他案提出租賃契約有行使偽造文書之犯行。本諸前述說明，即應為被告甲○○○有利之認定，而為無罪之諭知。是本件核屬不能證明被告甲○○○犯罪，原審因而為被告甲○○○無罪之判決，並無不當，檢察官上訴意旨仍執指原判決不當，求予撤銷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何明楨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99 年 5 月 12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 郭雅美
法 官 李麗珠法 官 洪于智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強梅芳中 華 民 國 99 年 5 月 17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罪）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