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0年度選上訴字第8號上 訴 人即 被 告 游國琛選任辯護人 翁方彬律師上 訴 人即 被 告 吳忠銘選任辯護人 李金澤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選罷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宜蘭地方法院99年度選訴字第7號，中華民國99年12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99年度選偵字第17號、第1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游國琛、吳忠銘部分均撤銷。
游國琛共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叁年陸月，褫奪公權叁年。未扣案預備交付之賄賂新臺幣貳仟元與吳忠銘、田裕仁、黃正男、沈育德連帶沒收；扣案之賄賂新臺幣貳仟元、粉紅色名單壹張均沒收。
吳忠銘共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叁年陸月，褫奪公權叁年。未扣案預備交付之賄賂新臺幣貳仟元與游國琛、田裕仁、黃正男、沈育德連帶沒收；扣案之賄賂新臺幣貳仟元、粉紅色名單壹張均沒收。
事 實
一、緣游國琛為民國99年宜蘭縣頭城鎮武營里里長選舉之登記2號候選人，而游國琛與吳忠銘、黃正男係屬朋友關係，沈育德與田裕仁則係分別住在宜蘭縣○○鎮○○路73、75號大樓之住戶，游國琛因協助田裕仁週轉票款，遂請託田裕仁拉票輔選。詎游國琛、吳忠銘、田裕仁、黃正男、沈育德為使游國琛在上開里長選舉能順利當選，竟共同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之單一犯意聯絡，於99年4月底、5月初某日11時許，在宜蘭縣○○鎮○○路○段○○○號吳忠銘住處，由吳忠銘向田裕仁要求開立其住處大樓即宜蘭縣○○鎮○○路73、75號之有投票權人名單，用以彙整規畫行賄對象，預備買票賄選之用，嗣游國琛亦至宜蘭縣○○鎮○○路○○號2樓田裕仁住處向田裕仁提及此事，田裕仁於應允吳忠銘、游國琛後隨即央求沈育德書立該名單，並告知係游國琛預備買票賄選之用，經沈育德應允，約一星期後，在宜蘭縣○○鎮○○路○○號5樓沈育德住處，沈育德即以白色紙張書立該大樓有投票權人之名單1份（下稱第1份名單，起訴書誤載為1式2份）交予田裕仁，翌日田裕仁因一時無法聯繫游國琛，乃至宜蘭縣○○鎮○○路○○○巷○○號吳忠銘租屋處，將第1份名單（起訴書誤載為2份名單中之1份）交付吳忠銘，託吳忠銘轉交游國琛，田裕仁並於翌日向游國琛確認其有收到第1份名單，而游國琛即依該名單約略計算行賄對象人數。俟於第1份名單交付後約10日即99年5月中旬某日，田裕仁因慮及住處大樓有警員居住，且本身與部分住戶不熟，而本身已無名單可供核對行賄對象樓層，為求慎重，乃再央求沈育德書立1份該大樓住戶有投票權人名單，經沈育德應允，並於翌日某時，在上開沈育德住處，由沈育德以粉紅色紙張書立與第1份名單內容相同之有投票權人名單交予田裕仁，供田裕仁自己收執。嗣於99年5月23日19時
12 分51秒，游國琛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撥打黃正男所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要黃正男前往位於宜蘭縣○○鎮○○路34之1號游國琛競選總部，游國琛並在該競選總部內與田裕仁確認其住處大樓有投票權之人數為
10 人後，即決定以1票2千元行賄有投票權之人，遂交付現金新臺幣（下同）2萬元予黃正男，作為賄選買票之用，再推由黃正男與田裕仁於99年5月23日19時30分許至20時30分許，共同前往田裕仁住處大樓內，接續為下列行為：
㈠、前往宜蘭縣○○鎮○○路○○號5樓沈育德住處（有沈育德及其配偶曹秀如2位有投票權人），由黃正男將現金4千元交予沈育德，以1票2千元行賄沈育德，經沈育德同意後，約使沈育德於上開里長選舉行使投票權時，將選票投給2號候選人游國琛，且交付上開4千元予沈育德之意思，除對沈育德交付賄賂2千元外，係同時要求收賄人沈育德代為轉交2千元予有投票權之人之曹秀如，轉告於上開里長選舉時投票予游國琛，預備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之曹秀如交付賄賂。嗣沈育德亦將該2千元交予其配偶曹秀如，並與曹秀如約定於上開里長選舉行使投票權時，將選票投給游國琛。
㈡、前往宜蘭縣○○鎮○○路○○號4樓呂文鎮（呂文鎮所犯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業經檢察官以微罪另為不起訴處分確定）住處（有呂文鎮及其配偶吳明珠、女兒呂曉婷、呂雅惠等4位有投票權人），由黃正男將現金8千元交予呂文鎮，以1票2千元行賄呂文鎮，經呂文鎮同意後，約使呂文鎮於上開里長選舉行使投票權時，將選票投給2號候選人游國琛，且黃正男交付上開8千元予呂文鎮之意思，除對呂文鎮交付賄賂2千元外，係同時要求收賄人呂文鎮代為轉交每人2千元予有投票權之人之吳明珠、呂曉婷、呂雅惠，轉告於上開里長選舉時投票予游國琛，分別預備對於吳明珠、呂曉婷、呂雅惠此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惟呂文鎮並未將上情告知吳明珠、呂曉婷、呂雅惠等3位有選舉權人。
㈢、前往宜蘭縣○○鎮○○路○○號6樓林文龍（林文龍所犯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業經檢察官以微罪另為不起訴處分確定）住處（有林文龍及其配偶林麗淑等2位有投票權人），由黃正男將現金4千元交予林文龍，賄賂予有投票權之林文龍，以1票2千元行賄林文龍，經林文龍同意後，約使林文龍於上開里長選舉行使投票權時，將選票投給2號候選人游國琛，且黃正男交付上開4千元予林文龍之意思，除對林文龍交付賄賂2千元外，係同時要求收賄人林文龍代為轉交2千元予有投票權之人之林麗淑，轉告於上開里長選舉時投票予游國琛，預備對於有投票權之人林麗淑交付賄賂。惟林文龍並未將上情告知有投票權之人之林麗淑。
㈣、前往宜蘭縣○○鎮○○路○○號4樓林陽燦住處（有林陽燦配偶俞麗美1位有投票權人），由黃正男將現金2千元交予無投票權人林陽燦，要求收賄人林陽燦將該2千元轉交予有投票權之人之俞麗美，並告知於上開里長選舉時，將選票投給2號候選人游國琛，預備對於有投票權人俞麗美交付賄賂。惟林陽燦並未將上情告知有投票權之人之俞麗美。
二、黃正男交付上開賄賂後，於同日晚間返回上開游國琛競選總部，即將剩餘預備交付之2千元賄款返還游國琛。嗣經宜蘭縣政府警察局接獲情資提報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由該署檢察官發交調查後循線查悉上情，而田裕仁乃於99年6月8日自願提出第2份名單供警扣案，沈育德、呂文鎮、林文龍、林陽燦並於99年6月10日偵查中分別自願繳出上開總計1萬8千元之賄賂扣案。
三、案經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移送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有無之判斷：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同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
偵查中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於偵查中之證詞，性質上均屬傳聞證據。惟現階段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依法其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證人、鑑定人且須具結，而實務運作時，檢察官偵查中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度極高，職是，被告以外之人前於偵查中已具結而為證述，除反對該項供述得具有證據能力之一方，已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之理由外，不宜以該證人未能於審判中接受他造之反對詰問為由，即遽指該證人於偵查中之陳述不具證據能力。是證人即同案被告沈育德、黃正男、田裕仁；證人呂文鎮、林文龍、林陽燦於檢察官偵查時具結所為之證述，被告未曾提及檢察官在偵查時，有任何不法取供之情形，且客觀上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是前揭證人於偵查中之證言自具有證據能力。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其立法本旨係以證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於傳聞證據，此項證據，當事人無從直接對於原供述者加以詰問，以擔保其真實性，法院亦無從直接接觸證人而審酌其證言之憑信性，違背直接審理及言詞審理之原則，除具有必要性及信用性情況之除外者外，原則上不認其有容許性，自不具證據能力；至所謂具有必要性及信用性情況者，例如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5情形，仍例外認其有證據能力，然此乃係指法院未於審判期日傳喚相關證人到庭，案件僅能依靠該等證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以為判斷之情形，始需就該等審判外供述證據嚴格依照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5所定要件一一檢視各該證人之供述，作為證據之資格。倘法院已經依據當事人聲請傳喚證人到庭接受檢辯雙方之交互詰問，則法院既已透過直接、言詞審理方式檢驗過該證人之前之證詞，當事人之反對詰問權亦已受到保障得以完全行使之情況下，該等審判外證據除有其他法定事由（例如：非基於國家公權力正當行使所取得或私人非法取得等，而有害公共利益，即以一般證據排除法則為判斷），應認該審判外供述已得透過審判程式之詰問檢驗，而取得作為證據之資格，亦即其審判外供述與審判中供述相符部分，顯然已經構成具備可信之特別情狀，當然有證據資格（實務上之作用常為引用該等陳述與審判中陳述相符，強化該證人供述之可信度），其不符部分，作為檢視審判中所為供述可信與否之彈劾證據，當無不許之理，甚者，其不符部分倘係於司法警察、檢察事務官調查中之供述，作為認定被告犯罪與否或不構成犯罪與否之證據，亦僅需依照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規定，斟酌其審判外供述作成外部環境、製作過程、內容、功能等情況認為之前供述較為可信，即可取得證據之資格，而作為認定事實之證據資格，最高法院94年臺上字第2507號、95年臺上字第2515號判決意旨均可資參照。經查：本件證人田裕仁已於原審審理時到庭，並接受交互詰問程序，直接言詞審理檢視其證詞，而其前於警局之供述關於賄選名單係何人、何時要求製作、於何時交予被告吳忠銘、以何方式詢問被告游國琛收到該名單及如何與被告吳忠銘聯絡賄選名單等，固與其於原審審理時所述有所出入，惟證人田裕仁於警詢所述並無虛偽陳述，已據其於偵查中證述甚明（見選偵19卷第27頁），又無其他佐證足資證明警方有以威脅、利誘等不正方法取供情形，經本院斟酌其供述作成環境、外部狀況，認為該警詢筆錄有特別可信，依前揭說明，證人田裕仁警詢筆錄自有證據能力。
三、又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不得以之直接作為認定犯罪事實與否之證據，但參酌現行刑事訴訟法第166條之1第2項、第3項第6款，第166條之2之規定及行反詰問時，容許以陳述人先前不一致之陳述作為彈劾證據之法理，非不得以之作為彈劾證據，用來爭執證人陳述之證明力（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6732號、94年度台上字6881號判決同此意旨）。是證人沈育德於99年11月24日原審審理時以同案被告身分未具結之陳述（見原審卷第275頁、第285頁至第286頁），雖無證據能力，然仍得作為彈劾證據。
四、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其他本件卷內所有卷證資料（包含人證與文書證據、物證等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而檢察官、被告對本院提示之卷證，亦均表示同意作為證據等語在卷（見本院卷第53頁、第82頁反面至第83頁、第118頁反面至第119頁），且卷內之文書證據及證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之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且被告未曾提及檢察官在偵查時，有任何不法取供之情形，且客觀上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綜上，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至159條之5之規定，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其他本件卷證所有證據（包含人證與文書證據、物證等證據），均有證據能力。
五、末按證人已由法官合法訊問，且於訊問時予當事人詰問之機會，其陳述明確別無訊問之必要者，不得再行傳喚，為刑事訴訟法第196條所明文規定。查證人田裕仁由原審合法訊問，且於訊問時予檢察官、被告吳忠銘之辯護人交互詰問，其陳述已臻明確，別無訊問之必要，被告吳忠銘雖於本院審理時聲請再傳喚證人田裕仁，惟依上開規定，認無再行傳喚之必要，爰不予傳喚，附此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關於上訴人即被告游國琛部分：前揭事實，業據上訴人即被告游國琛於本院審理時供承不諱（見本院卷第52頁反面、第86頁反面至第87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沈育德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見99年度選偵字第19號卷第64頁至第65頁、本院卷第120頁正、反面）；證人即同案被告黃正男於偵查中（見99年度選偵字第19號卷第76頁至第78頁）；證人即同案被告田裕仁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見選偵字第19號卷第6頁至第21頁、第27頁至第30頁、第34頁至第38頁、第126頁至第128頁、第134頁至第137頁、原審卷第175頁至第196頁）；證人呂文鎮、林文龍、林陽燦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見選偵字第19號卷第40頁至第52頁、第54頁至第61頁、本院卷第119頁反面至第121頁）證述情節相符。且被告游國琛確為99年宜蘭縣頭城鎮武營里里長選舉之登記2號候選人，亦有99年村里長選舉候選人登記冊㈠所附頭城鎮第19屆里長選舉武營里長候選人登記申請調查表、頭城鎮第19屆里長選舉武營里長候選人登記申請書、候選人戶籍謄本各3份附卷可稽（見選偵字第19號卷第84頁至第94頁），而被告游國琛於99年5月23日19時12分51秒確有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撥打黃正男所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要黃正男前往游國琛競選總部，嗣於99年5月23日19時30分許至20時30分許，黃正男攜帶被告游國琛所交付之現金2萬元，偕同田裕仁至宜蘭縣頭城武營路73號4樓、5樓、6樓，對有投票權人沈育德、呂文鎮、林文龍及證人林陽燦為上開交付賄賂及預備交付賄賂之行為，亦有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隊99年6月15日製作之游國琛違反選罷法案持用行動電話通聯分析偵查報告暨所附游國琛所持用門號0000000000、田裕仁所持用門號0000000000、黃正男所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門號之雙向通聯紀錄各1份及中華電信基地台站址方位編號現場示意圖1份、沈育德等人之個人戶籍資料8份在卷足憑（見選偵字第19號卷第138頁至第157頁、聲搜字第195號卷第46頁至第53頁），此外，並有被告田裕仁於99年6月8日主動交付警方扣案之第2份名單1張，及沈育德、呂文鎮、林文龍、林陽燦分別於99年6月10日偵查中主動交付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之收受賄賂款項4千元、8千元、4千元、2千元扣案可資佐證，有宜蘭縣政府警察局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1份、粉紅色名單1張、賄款照片4張、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扣押物品清單1份在卷可稽（見選偵字第19號卷第22頁至第24頁、第33頁、第42頁、第49頁、第59頁、第68頁、第119頁），足徵被告游國琛之自白核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至上訴人即被告吳忠銘部分：訊之上訴人即被告吳忠銘固不爭執被告游國琛為99年宜蘭縣頭城鎮武營里里長選舉之登記2號候選人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前揭對於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而約其為一定之行使之犯行，並辯稱：證人田裕仁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就賄選名單係何人要求製作、何時交給我、何時詢問被告游國琛有無收到名單、與我見面後間隔多久交付賄選名單給我、如何詢問被告游國琛有無收到賄選名單、有無因賄選名單之事而以電話與我聯絡等等均前後供述不一，且扣案之賄選名單是由田裕仁主動交予警方，而警方搜索被告游國琛住處後，亦未發現另有賄選名單或任何我參與上開犯行之證據，是田裕仁之證詞，不足採取。又請人手寫名單，無庸需要1式2份，沈育德亦證稱僅製作1份賄選名單，可徵田裕仁證稱有交付另1份沈育德手寫相同內容之賄選名單給我，再轉交被告游國琛，即非可信。況游國琛已證稱我並未轉交賄選名單給他，益證田裕仁所述，並非真實云云。經查：
㈠、按告訴人、證人之陳述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究竟何者為可採，法院仍得本其自由心證予以斟酌，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應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尤其關於行為動機、手段及結果等之細節方面，告訴人之指陳，難免故予誇大，證人之證言，有時亦有予渲染之可能；然其基本事實之陳述，若果與真實性無礙時，則仍非不得予以採信（最高法院74年台上字第1599號判例要旨參照）。本件依證人田裕仁於⑴警詢時證稱：是99年4月22日游國琛與他太太來我住處時要求我抄我現住處大樓名單給他，他要買票，我就於5月25日拜託沈育德抄大樓內之名單，大約於5月初某日中午（詳細時間我已忘記了）將該名單拿到被告吳忠銘租屋處交予被告吳忠銘，隔天我到游國琛競選總部詢問游國琛有無收到名單，是呂博文帶我前往，才知道吳忠銘住處，去武營活動中心旁的民宅內就可以找到被告吳忠銘，我都是直接去該處找吳忠銘或電話聯絡（見選偵字第19號卷第7頁至第8頁、第17頁、第135頁）；⑵99年6月10日偵查中證稱：99年4月底，幫游國琛助選的呂博文帶我去吳忠銘住處，吳忠銘要我開買票名單，再把名單交給他，約過了一個星期左右，我把名單交給吳忠銘，吳忠銘要我自己拿給游國琛，但我找不到游國琛，名單就由吳忠銘拿走，過了一、二天我遇到游國琛有問他有無拿到名單，他說有，買票名單我是請沈育德寫的，吳忠銘有參與和我接洽買票名單的事宜（見選偵字第19號卷第27頁至第29頁），嗣於99年6月14日偵查中證稱：99年5月初某日上午11時許，呂博文帶我去吳忠銘住處，吳忠銘要我開名單給他，過了二、三天之後，名單開好了，我與吳忠銘電話聯絡後去找他，他要我直接把名單交給游國琛，我說我找不到游國琛，請他代轉，他就把名單拿走，隔天在游國琛的服務處，我有問游國琛，游國琛說有拿到名單（見選偵字第19號卷第126頁至第127頁）；⑶原審審理時證稱：
扣案買票名單是沈育德所寫的，沈育德總共寫了2次名單，一張是在4月底、5月初作的，這張名單我交給吳忠銘，另外一張是在5月中旬或5月底作的，確實的時間我忘記了，是吳忠銘叫我開名單，游國琛也曾經在去我住處時，要我抄名單給他，4月22日我有與游國琛聯絡，過了幾天，呂博文就帶我去找吳忠銘，當時吳忠安也在場，隔天吳忠銘要我直接抄名單交給游國琛，但我沒有找到游國琛，又把名單交給吳忠銘，第一份名單是4月底沈育德開好名單後，我就交給吳忠銘，之後有打電話跟游國琛確認，游國琛說有，我不確定確定時間，游國琛、吳忠銘都有叫我抄我住處大樓的名單（見原審卷第176頁至第180頁），固就賄選名單係何人、何時要求製作、於何時交予被告吳忠銘、如何詢問被告游國琛收到該名單及如何與被告吳忠銘聯絡賄選名單等等前後有所出入，惟證人田裕仁是因呂博文介紹才認識被告吳忠銘，有受託抄寫住處大樓名單，且於受託後委由沈育德抄寫，並抄寫完畢後將該名單交予被告吳忠銘轉交被告游國琛等構成賄選之主要事實情節，迭據證人田裕仁於前揭警詢、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且前後同一，並無歧異，其就本件賄選買票之基本事實始終相符，而此部分亦核與證人游國琛、黃正男、沈育德、呂文鎮、林文龍、林陽燦等人所述情節相符，已如前述，益證證人田裕仁所述，並非虛偽捏造或憑空杜撰之詞。況在上開選舉期間，呂博文、田裕仁曾前往被告吳忠銘住處，亦據證人呂博文、證人即被告吳忠銘之弟吳忠安證述在卷（見原審卷第197頁至第198頁、第203頁至第207頁），且證人吳忠安亦證稱：被告吳忠銘、證人呂博文、田裕仁當時有談選舉之事（見原審卷第204頁），而證人呂博文雖先供稱不記得於前揭時地談及何事（見原審卷第198頁、第201頁至第202頁），然嗣亦證稱當時是選舉期間，大家都會互相拜託對方支持自己支持的候選人（見原審卷第202頁），顯見證人田裕仁要有因呂博文引介而前往被告吳忠銘住處，苟非被告吳忠銘確有委請田裕仁提出住處大樓名單，田裕仁縱要誣陷被告吳忠銘，亦無從供出被告吳忠銘要伊抄寫名單之地點及在場人，可見證人田裕仁證稱係被告吳忠銘於前揭時地委其抄寫賄選名單等語，亦屬可信。況上開事件係於99年4月底至99年5月23日間密集發生，且選舉期間，助選活動甚為繁雜、瑣碎，而記憶本即因個人記憶力、觀察力、表達起力及時間經過久暫而受影響，致細節方面有不同之回憶描述，故證人田裕仁因此無從鉅細靡遺記憶各細節發生時間、前後，亦無違常情，此由⑴證人沈育德於99年6月10日偵查中證述：抄寫買票名單的時間我已不記得了等語（見選偵字第19號卷第64頁）；於99年11月10日原審審理時證述：田裕仁是到我家找我寫名單，但時間不記得了，我收到游國琛買票4千元之正確時間忘記了，真的忘了是在我於99年6月10日去地檢署作筆錄之前多久，我承認全部犯罪事實，但關於時間順序我忘記了等語（見原審卷第160頁、第164頁）；於99年11月24日原審審理時證稱：我第1次好像有寫1張白色的名單，但時間我記不清楚了，田裕仁要我寫白色名單幾天後，我將名單寫好交給田裕仁，但確實的時間我記不清楚了，我忘記田裕仁跟黃正男來買票是在我將白色名單交給田裕仁之後多久，時間不能確定等語（見原審卷第275頁、第285頁至第286頁）。⑵證人黃正男於99年6月10日偵查中證述：賄選買票的正確時間我忘了等語（見選偵字第19號卷第76頁）。
⑶證人呂文鎮、林文龍、林陽燦於99年6月10日偵查中分別證述：「（經過？）正確時間我不記得了」等語（見選偵字第19號卷第40頁、第47頁、第54頁），顯示各該證人亦無法詳述渠等參與上開犯行之確切時間，益徵證人田裕仁證詞固有前揭出入，尚無礙其就上揭主要情節所為證詞之可信度，揆諸前揭說明，自難據此即認證人田裕仁關於本件構成要件基本事實之證詞係屬不實。
㈡、至證人沈育德固於99年11月10日原審審理時證稱伊僅寫一份名單給田裕仁，是在游國琛交給伊賄款4千元之後（見原審卷第159頁），且證人即同案被告游國琛亦證稱並未請田裕仁抄寫名單，也沒有自被告吳忠銘處取得任何名單（見原審卷第239頁至第247頁），固均與證人田裕仁所述不符，然證人游國琛係本件買票之候選人，自難期其對於幫其買票之被告吳忠銘無任何迴護之情，又證人田裕仁有先後要求證人沈育德寫2份賄選買票名單，沈育德因此書寫1份白色、1份粉紅色名單給田裕仁，第2份粉紅色名單即係扣案名單，2份內容差不多等情，業據同案被告沈育德於99年11月24日原審審理時供承甚明（見原審卷第275頁、第285頁至286頁），且如非證人田裕仁已將證人沈育德抄寫之賄選買票名單交予被告游國琛，被告游國琛自無從交付證人沈育德4千元買票賄款，況證人沈育德於99年11月10日證稱伊係約於99年6月10日的20天前即99年5月21日書寫本件扣案粉紅色名單（見原審卷第160頁），核與其於同次審理時證稱伊係於99年5月23日取得上開4千元賄款後始書寫扣案之粉紅色名單不符，再衡諸證人田裕仁就此部分之證詞，足徵證人沈育德於99年11月10日證稱伊僅有書寫1份賄選買票名單，且被告游國琛係於伊交付該名單予田裕仁之前就已交付4千元買票賄款予伊云云，僅係針對本件扣案之賄選買票名單為證述，尚難憑為推翻證人田裕仁就其請沈育德書寫賄選買票名單交予被告吳忠銘等賄選構成要件事實之證詞。
㈢、證人呂博文雖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被告吳忠銘與證人田裕仁於前揭時地並未談論要賄選或是開賄選名單之事，也沒有跟吳忠銘講田裕仁如果肯幫忙拉票，最少有5、60票，當時係伊在被告吳忠銘家與被告吳忠銘及其弟吳忠安小酌，伊見田裕仁經過，遂與之打招呼，田裕仁就進入被告吳忠銘住處（見原審卷第197頁至第201頁）。惟證人呂博文於原審同次審理時亦證述：「（是你帶田裕仁認識吳忠銘？）我剛才已經講過，就是我去吳忠銘家小酌，看到田裕仁，我招呼田裕仁進來坐，但當場我講了什麼話我不記得了，都是酒話」、「（田裕仁到吳忠銘家之後，到田裕仁離開吳忠銘的家，這段期間，你是否全程參與吳忠銘與田裕仁的談話？）全程談話我都在場，但是吳忠銘、田裕仁之間講了什麼我不記得了，……」等語（見原審卷第198頁、第201頁至第202頁），則證人呂博文既稱已不記得當天證人田裕仁與被告吳忠銘間之談話內容，甚至也不記得自己講的話，顯見其證詞尚不足以證明被告吳忠銘與證人田裕仁間確實沒有提及賄選買票或抄寫賄選買票名單。另證人即被告吳忠銘之弟吳忠安於99年11月17日原審審理時雖證述：伊於被告吳忠銘與證人田裕仁講話時在場，可以聽到渠等對話聲音，當時他們沒有講到買票或抄名單之事（見本院卷第204頁）。惟證人吳忠安於原審同次審理時亦證述：「（田裕仁在吳忠銘住處待多久之後才離開？）這麼久，我忘記了」、「（田裕仁去吳忠銘住處時，係當天幾點？早上、中午或晚上？）我不太記得了」、「（他們3人聊天內容為何？）我在看電視，我沒有注意聽」、（他們3人在客廳聊天過程中，你有沒有離開客廳到樓上？）如果有離開應該是去1樓廁所」等語（見原審卷第204頁至第206頁），證人吳忠安當時既因看電視而未能注意聽被告吳忠銘與證人田裕仁談話內容，且期間尚有離開前往廁所，又不記得證人田裕仁到達其住處時間、停留多久等情節，顯見證人吳忠安為前開證詞時，就當日被告吳忠銘與證人田裕仁見面情形，記憶已相當模糊，是其證詞亦不足以證明被告吳忠銘與證人田裕仁間確實沒有提及賄選買票或抄寫賄選買票名單。從而，證人呂博文、吳忠安前揭證詞均無從憑為有利於被告吳忠銘之認定。
㈣、末查，同案被告游國琛係99年宜蘭縣頭城鎮武營里里長選舉之登記2號候選人，並有於前揭時地以上開方法對於有投票權人預備或交付賄賂，而約其為一定之行使之行為，已如前述，是被告吳忠銘前揭所辯，應均係事後卸責之詞，要無可採。
㈤、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游國琛、吳忠銘犯行洵堪認定。
二、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0條之1第1項（即現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賄選罪，其行求賄選階段，屬行賄者單方意思表示行為，不以相對人允諾為必要；而交付賄選階段，則行賄者已實施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之行為，一經交付，罪即成立。亦即投票行賄罪於行為人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時，交付之相對人對其交付之目的已然認識而予收受，其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之犯行即為成立，不以收受者確已承諾，或進而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為必要」（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7048號判決參照）。又投票行賄罪之處罰分別規定於刑法第144條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而本件係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條所規定之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自屬刑法第144條之特別法，依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之規定，應優先適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又證人沈育德於收取上開買票賄款後，有交予其配偶曹秀如並告知要投票予被告游國琛；另證人呂文鎮、林文龍於收取上開買票賄款後，並未轉知被告游國琛要求代轉之人（呂文鎮部分係指其配偶吳明珠、女兒呂曉婷、呂雅惠；林文龍部分係指其配偶林麗淑）；而證人林陽燦收取上開買票賄款後，並未交予其配偶俞麗美，也未轉知要投票給游國琛，業據證人沈育德、呂文鎮、林文龍、林陽燦分別於本院審理時證述甚明（見本院卷第120頁至第121頁）。而「刑法上之預備犯，係以已否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為判斷標準。所謂已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係指對於構成犯罪要件之行為，已開始實行者而言，若於著手此項要件行為以前之準備行動，係屬預備行為；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處罰預備犯，其立法理由以為徹底杜絕賄選，預備犯亦應處罰」（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4608號判決參照）。是被告游國琛、吳忠銘等人對於吳明珠、呂曉婷、呂雅惠、林麗淑、俞麗美行賄部分，因呂文鎮、林文龍、林陽燦均未將賄款送出，應認尚屬於預備階段。核被告游國琛、吳忠銘如事實欄一㈠所為，均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罪（沈育德、曹秀如部分）；如事實欄一㈡、㈢所為，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罪（呂文鎮部分）、同法第99條第2項、第1項之預備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罪（吳明珠、呂曉婷、呂雅惠、林麗淑部分）；如事實欄一㈣所為，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2項、第1項之預備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罪（俞麗美）。起訴書雖未引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2項、第1項之預備交付賄賂罪條文，惟於事實欄中業已明確記載被告游國琛、吳忠銘交付之上開賄賂係作為沈育德配偶、呂文鎮配偶及子女、林文龍配偶、林陽燦配偶投票支持游國琛對價之事實，此部分業經起訴，本院自得併予以審理。次按賄賂罪之行求、期約、交付各行為，係屬階段行為，經過行求、期約而最後交付賄賂，或於行求、期約當時即行交付者，均應依交付行為處斷（最高法院32年非字第28號判例意旨參照）。被告游國琛、吳忠銘行求、期約之行為，係交付賄賂之前階段行為，應為交付賄賂之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又按數行為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實行，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者，屬接續犯。又刑法於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95年7月1日施行）刪除連續犯規定之同時，對於合乎接續犯或包括的一罪之情形，為避免刑罰之過度評價，已於立法理由說明委由實務以補充解釋之方式，發展接續犯之概念，以限縮數罪併罰之範圍。鑑於公職人員選舉，其前、後屆及不同公職之間，均相區隔，選舉區亦已特定，以候選人實行賄選為例，通常係以該次選舉當選為目的。是於刪除連續犯規定後，苟行為人主觀上基於單一之犯意，以數個舉動接續進行，而侵害同一法益，在時間、空間上有密切關係，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於此情形，即得依接續犯論以包括之一罪。否則，如係分別起意，則仍依數罪併合處罰，方符立法本旨（最高法院99年度第5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
而對接續犯所謂「數行為在密切接近之時、地」之認定，需依所犯之罪質，受侵害之法益，行為之態樣，及一般社會健全之觀念，予以盱衡斷定，並無必須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所為為限（最高法院99年台上第6596號判決參照）。本件被告游國琛、吳忠銘前揭所為無非係對同一選舉（上開里長選舉），為同一候選人（即被告游國琛）當選，而為數次交付賄款賄選之舉動，其時間均係於99年5月23日19時30分許至20時30分許，地點則均係在宜蘭縣○○鎮○○路73、75號大樓內，時間、空間上均有密切關係，反覆實施多次賄選行為，且被告游國琛係為以1票2千元行賄上開有投票權人而一次交付2萬元予黃正男，作為賄選買票之用，顯係基於單一犯意而為，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揆諸前揭說明，應屬接續犯，而各論以交付賄賂、預備交付賄賂一罪。再按刑法第55條前段之想像競合犯，指一個犯罪行為，因其行為之結果觸犯數個罪名，基於訴訟經濟及罪刑均衡等原則之刑事政策考量，以法律明定使其從最重之一罪處斷，同條後段之牽連犯，則係數個犯罪行為，行為人本欲犯某罪，但實施該罪之方法或結果，又觸犯其他罪名，基於同上因素考量，法律亦明定使其從最重之一罪處斷。被告游國琛、吳忠銘等人同時交付收賄者沈育德、呂文鎮、林文龍等人行賄金額2千元及分別委請代轉交吳明珠、呂曉婷、呂雅惠、林麗淑等人預備行賄金額2千元，各係同時觸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交付賄賂及同條第2項預備交付賄賂之罪名，因所侵害者僅為一國家法益，並未侵害數法益，僅成立單純一罪，不成立想像競合犯，僅論以交付賄賂罪一罪（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951號、88年台上字第5893號、93年台上字第3488號判決，90年度台上字第6660號、98年度台上字第855號判決參照）。又按共同正犯係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之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要件，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固為共同正犯，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行犯罪之行為者，亦均應認為共同正犯（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82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游國琛、吳忠銘雖未親自交付賄選款項予事實欄一㈠至㈣所示之人；沈育德亦未親自交付賄賂予事實欄一㈡至㈣所示之人，或要求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行使之行為，然渠等既與田裕仁、黃正男事前謀議規劃行賄對象，而被告游國琛並提供買票金錢，推由田裕仁、黃正男實際為交付賄賂行為，則被告游國琛、吳忠銘與田裕仁、黃正男間就事實欄一㈠所示交付賄賂犯行；被告游國琛、吳忠銘與田裕仁、黃正男、沈育德間就事實欄一㈡、㈢所示交付賄賂、預備交付賄賂及事實欄一㈣所示預備交付賄賂之犯行，均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被告游國琛、吳忠銘所為事實欄一㈠係以接續之一行為，同時交付賄賂予沈育德及其配偶曹秀如；所為事實欄一㈡、㈢係以接續之一行為，同時交付賄賂予呂文鎮及其配偶吳明珠、女兒呂曉婷、呂雅惠、林文龍及其配偶林麗淑，均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處斷。被告游國琛、吳忠銘等人同時交付收賄者沈育德、呂文鎮、林文龍等人行賄金額2千元及分別委請代轉交吳明珠、呂曉婷、呂雅惠、林麗淑等人預備行賄金額2千元，各係同時觸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交付賄賂及同條第2項預備交付賄賂之罪名，因所侵害者僅為一國家法益，並未侵害數法益，僅成立單純一罪，不成立想像競合犯，僅論以交付賄賂罪一罪（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951號、88年台上字第5893號、93年台上字第3488號判決，90年度台上字第6660號、98年度台上字第855號判決參照）。
三、被告游國琛之辯護人雖以被告游國琛無犯罪前科，為善良守法漁販，平日熱心公益，本次純粹係想為里民服務始參選武營里里長，因受同案被告田裕仁慫恿，一時迷失而觸犯刑章，經此教訓已深知悔悟，並願面對刑責承擔錯誤，亦已放棄就職，斟酌被告犯罪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殊有值得引起一般同情之處，宣告法定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刑度，猶嫌過重，為此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被告之刑。並提出宜蘭縣政府營利事業登記證1張、戶籍謄本1份、宜蘭縣頭城鎮公所99年8月4日頭鎮民字第0990010978號函1份、外澳玄天上帝慈善基金會收據3張、宜蘭縣長青關懷照顧協會收據2張、財團法人天主教遣使會附設宜蘭縣私立聖方濟安老院收據1張、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私立聖嘉民啟智中心收據1張、宜蘭縣警察局礁溪分局頭城民防分隊聘書1張、宜蘭縣頭城國際青年商會證書1張、三山宮籌備處感謝函1張、宜蘭縣政府感謝狀1張、宜蘭縣頭城鎮頭城國民小學捐款證明1張、頭城鎮東嶽廟管理委員會感謝函1張、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家長會聘書1張、頭城國中家長會聘書1張、宜蘭縣政府宜蘭縣人民團體職員當選證明書1張、頭城國民中學當選93、94學年度家長會常務委員證書各1張、武當祖廟台灣第一行宮外澳接天宮管理委員會聘書1張、宜蘭縣政府獎狀1張、頭城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聘書1張、99年度鄉（鎮、市）民代表暨村（里）長選舉候選人得票數及當選情形表1份為證（見原審卷第91頁至第94頁、第218頁至第228頁、第301頁至第310頁）。然：
㈠、按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尤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165號判例要旨參照）。至於犯罪之動機、犯罪之手段、犯罪情節輕微、被告無不良素行，事後坦承犯罪，態度良好，經濟困難，獨負家庭生活等情狀，僅可為法定刑內從輕科刑之標準，不得據為酌量減輕之理由（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899號判例、70年度台上字第2511號判決、75年度台上字第7號判決、77年度台上字第4382號判決要旨參照）。
㈡、被告游國琛既為99年宜蘭縣頭城鎮武營里里長選舉之候選人，當深知公職人員選舉乃民主政治重要一環，為期選賢與能及選舉之公正、公平，不得對於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遑論其曾擔任宜蘭縣警察局礁溪分局頭城民防分隊之顧問、宜蘭縣頭城鎮頭城國民小學家長會顧問、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家長會委員、頭城國民中學家長會顧問及常務委員、宜蘭縣魚類商業同業公會常務理事、武當祖廟台灣第一行宮外澳接天宮管理委員會顧問、宜蘭縣模範商人，其更應作為他人之表率，由選民依本身所認識候選人之才德、品行、學識、操守及政見等而選賢與能，此攸關一國民主政治發展之良窳甚鉅，而賄選為敗壞選風之主要根源，自不得使其介入選舉，抹滅實行民主政治之真意，且政府極力推動乾淨選風，每逢選舉期間，即極力宣導反賄選，被告游國琛既曾擔任上開職務，對此當知之甚詳，竟不思以合法方式當選武營里里長，反與同案被告吳忠銘、田裕仁、黃正男、沈育德共同以交付賄賂之買票方式圖謀當選，嚴重破壞選舉之公平性及選舉文化，並影響社會風氣，且事後為迴護同案被告吳忠銘，尚為上開不實之證述，復將犯案動機均歸咎於同案被告田裕仁之慫恿，及遭他人惡意陷害等，絲毫未見反省之心，實難認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尤嫌過重，自無刑法第59條所定酌量減輕其刑之適用。
㈢、至於辯護人所稱被告無犯罪前科，且有固定之工作，平日復熱心公益，且於犯罪後坦承大部分犯行等情狀，均僅係法定刑內從輕科刑之標準，不得據為酌量減輕之理由。
四、原審對被告游國琛、吳忠銘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⒈被告游國琛、吳忠銘如事實欄一㈠所為，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已如前述，原判決認被告2人就此部分亦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2項、第1項之預備交付賄賂罪，非無違誤；⒉原審判決既認被告游國琛、吳忠銘如事實欄一所為另犯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2項、第1項之預備交付賄賂罪，卻未於判決書事實欄中詳加記載該等構成預備犯罪要件之事實，即有未洽；⒊另證人田裕仁之警詢證詞雖經被告吳忠銘表示不同意作為證據，惟證人田裕仁既已於原審審理時到庭，並接受交互詰問程序，直接言詞審理檢視其證詞，則其前於警局之供述，應由本院斟酌其供述作成環境、外部狀況，就該警詢筆錄是否有特別可信，判斷其證據能力，而非率以被告吳忠銘不同意以之為證據，遽認該筆錄無證據能力，是原審判決未予斟酌，即謂該筆錄無證據能力，尚非有當；⒋被告游國琛、吳忠銘等人同時交付收賄者沈育德、呂文鎮、林文龍等人行賄金額2千元及分別委請代轉交吳明珠、呂曉婷、呂雅惠、林麗淑等人預備行賄金額2千元，各係同時觸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交付賄賂及同條第2項預備交付賄賂之罪名，因所侵害者僅為一國家法益，並未侵害數法益，僅成立單純一罪，不成立想像競合犯，僅論以交付賄賂罪一罪，已如前述，原審判決認被告游國琛、吳忠銘所為事實欄一㈠至㈢係以接續之一行為，同時交付賄賂予沈育德及其配偶曹秀如；同時交付賄賂予呂文鎮及其配偶吳明珠、女兒呂曉婷、呂雅惠；同時交付賄賂予林文龍及其配偶林麗淑，均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非無違誤。被告游國琛上訴意旨請求從輕量刑及被告吳忠銘猶執前詞否認犯罪，固均無可採。惟原判決既有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爰審酌被告游國琛、吳忠銘無犯罪前科，素行非差，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而選舉乃民主政治最重要之表徵，須由選民評斷候選人之才德、品行、學識、操守、政見而選賢與能，其攸關國家政治之良窳甚鉅，而賄選為敗壞選風之主要根源，不惟抹滅實行民主政治之真意，亦影響選舉之公正性與社會之風氣，扭曲選舉制度尋求民意之真實性，被告2人上開交付賄賂之賄選行為，均已嚴重影響選舉之公正性，並妨害國家民主政治之正常發展，兼衡被告2人行賄之對象及金額、參與犯罪之程度、犯罪動機、目的、生活狀況、智識程度，及被告吳忠銘犯後矢口否認犯行，顯未有悔悟之情，於犯罪後態度部分無從為其有利之考量；被告游國琛雖平日熱心公益，於本案犯罪後於本院審理時認罪，且已辭去宜蘭縣頭城鎮第19屆武營里里長職務，然就其犯罪動機竟稱係受同案被告田裕仁之慫恿，意志不堅始犯下本案，並將自己所為均歸咎遭受他人陷害，顯然欠缺自我反省之意，復為迴護同案被告吳忠銘，而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有收受賄選名單，並於本院審理時猶附合被告吳忠銘之辯詞等犯後態度，顯無從為其有利之考量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二項、第三項所示之刑。又被告2人所犯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既均經宣告有期徒刑之刑，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之規定，就被告2人所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併予各宣告褫奪公權如主文第二項、第三項所示。
五、另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固規定：「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但如其賄賂已交付予有投票權之人收受，因收受者係犯刑法第143條第1項之投票受賄罪，其收受之賄賂應依同法條第2項之規定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故犯投票行賄罪者，其已交付之賄賂，應依刑法第143條第2項之規定，於其對向共犯所犯投票受賄罪之從刑宣告追徵、沒收，不得再依上開規定沒收。其對向共犯所犯刑法第143條第1項之投票受賄罪，倘經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規定，為職權不起訴處分；或依同法第253條之1規定，為緩起訴處分，上揭已交付予對向共犯之賄賂，亦應由檢察官依同法第259條之1規定，聲請法院對該對向共犯宣告沒收，仍不得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 條第3項規定，對犯投票行賄罪或預備犯投票行賄罪之被告宣告沒收（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615號、95年度台上字第4995號、95年度台上字第2407號、93年度台上字第572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案扣得證人呂文鎮、林文龍所交出之8千元、4千元，均屬已交付之賄賂，應依刑法第143條第2項之規定，於其對向犯所犯投票受賄罪之從刑宣告沒收或追徵。雖證人呂文鎮、林文龍業經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於99年6月17日以99年度選偵字第18號、第20號為不起訴處分，此有該不起訴處分書1份附卷可參（見99年度選偵字第20號卷第6頁），然前開賄賂，檢察官仍得依刑事訴訟法第259條之1之規定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是本院不得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宣告沒收，爰不為沒收之諭知，附此敘明。末按共同正犯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為新台幣時，因係合併計算，為避免執行時發生重複沒收之情形，故各共同正犯之間係採連帶沒收主義，於裁判時應諭知被告共同犯罪所得之財物應與其他共同正犯連帶沒收之。但若共同正犯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如現金）之全部或一部業經扣案，則該扣案部分之應沒收物既無發生重複執行沒收之虞，即無適用共同正犯連帶沒收主義之餘地。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時，僅須對於未扣案部分賄賂諭知共同正犯連帶沒收之旨，而就已扣案部分款項逕依上述規定宣告沒收即可，無庸一併諭知與其他共同正犯連帶沒收（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877號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2人與其他共犯共同為前開犯行，被告游國琛交付黃正男之2萬元係預備行賄之用，黃正男於交付賄賂1萬8千元予沈育德等4人後，並將餘款2千元返還被告游國琛，已如前述，此2千元乃尚未交付予有投票權人之賄款，雖未扣案，惟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並參以上開判決意旨，諭知連帶沒收。另被告2人共同預備交付選民俞麗美之賄款2千元，係預備交付之賄賂，亦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之規定，分別於渠等本案所犯交付賄賂罪項下宣告沒收，而此筆款項業經證人林陽燦主動交出查扣在案，應無發生重複執行沒收之虞，揆諸上開判決意旨，爰不為連帶沒收之諭知。扣案之粉紅色名單1張，係同案被告田裕仁所有，用以確認行賄對象人數之用，為被告2人共犯上開交付賄賂罪所用之物，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113條第3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28條、第51條第5款、第8款、第9款、第37條第2項、第38條第1項第2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龍照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7 月 12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 郭雅美
法 官 洪于智法 官 李麗珠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禹任中 華 民 國 100 年 7 月 18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