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2年度上訴字第3046號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上 訴 人即 被 告 葛念蕙選任辯護人 鄭文玲律師
呂光武律師上 訴 人即 被 告 陳壽春選任辯護人 劉承斌律師上 訴 人即 被 告 翁普慶選任辯護人 簡坤明律師上 訴 人即 被 告 項淑貞選任辯護人 黃淑琳律師
彭上華律師江肇欽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1648號，中華民國102年10月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98年度偵字第 20643號；移送併辦案號：100年偵字第1896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事實欄一 (1)葛念蕙、陳壽春、翁普慶、項淑貞共同行使偽造私文書、事實欄一 (2)葛念蕙、陳壽春共同行使偽造私文書部分及定執行刑，暨葛念蕙被訴詐欺無罪部分，均撤銷。
葛念蕙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捌月，減為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銀元參佰元即新臺幣玖佰元折算壹日；卷存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上偽造「葛王玉英」簽名壹枚及非卷存不動產互易契約書壹份均沒收。又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捌月，減為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銀元參佰元即新臺幣玖佰元折算壹日；卷存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上偽造「葛王玉英」簽名壹枚及非卷存不動產互易契約書壹份均沒收。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銀元參佰元即新臺幣玖佰元折算壹日；卷存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上偽造「葛王玉英」簽名壹枚及非卷存不動產互易契約書壹份均沒收。
陳壽春、翁普慶、項淑貞共同犯偽造私文書罪，陳壽春處有期徒刑陸月，減為有期徒刑參月；翁普慶、項淑貞各處有期徒刑肆月，均減為有期徒刑貳月；以上宣告刑及減得之刑，如易科罰金，均以銀元參佰元即新臺幣玖佰元折算壹日。卷存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上偽造「葛王玉英」簽名壹枚及非卷存不動產互易契約書壹份均沒收。
其餘上訴（陳壽春被訴詐欺無罪部分）駁回。
事 實
一、葛念蕙為葛鑽、葛王玉英之女，葛鑽、葛王玉英為坐落於臺北縣金山鄉（已改制為新北市金山區）國榮公墓土地所有權人，嗣葛鑽、葛王玉英分別於民國87年2月24日及91年6月20日死亡，葛念蕙為葛王玉英之繼承人即納稅義務人（葛鑽部分，原由葛王玉英單獨繼承），將被課徵鉅額遺產稅，竟與陳壽春、翁普慶、項淑貞、沈錦鍊（另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共同基於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於91年6月20日葛王玉英死亡起至其喪禮告別式舉辦前之某日（起訴書記載91年6月26日），在其位於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5樓之1住處，推由項淑貞於不動產互易契約書2份之乙方欄上偽造葛王玉英之簽名各1枚，並由在場其中1人（身分不詳）蓋用葛王玉英之印章，陳壽春則於該契約書甲方欄簽名及蓋章，復由葛念蕙、翁普慶、沈錦鍊、項淑貞在該契約書見證人欄上簽章或捺印，並偽填簽訂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之日期為91年6月5日，以此表示葛王玉英生前於91年6月5日與陳壽春簽訂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並由葛念蕙、翁普慶、項淑貞、沈錦鍊於上揭日期在場見證該契約書之簽訂過程；該不動產互易契約書約定葛王玉英將其所有不詳地號之非墓園土地與陳壽春提供之不詳地號土地互易，即陳壽春提供土地移轉登記予葛王玉英，以作為遺產稅之用，葛王玉英同意將其辦理繼承後之非墓園部分土地所有權全部讓與陳壽春所有，足以生損害於葛王玉英及稅捐機關管理稅捐之正確性。
二、葛念蕙基於行使上開偽造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之犯意，於92年12月24日在址設臺北市○○路○段○○號5樓廖年盛律師事務所（起訴書漏載地點），與百福山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百福山公司」）代表人黃泓霖（嗣更名黃春風），協議討論由葛念蕙將其繼承葛王玉英之國榮公墓土地讓售予百福山公司等相關契約事宜時，葛念蕙持上開偽造之不動產互易契約書，向黃泓霖主張該不動產互易契約交換之土地，可以實物抵繳方式扣繳葛王玉英之遺產稅等情，而行使該偽造之不動產互易契約書，黃泓霖當日與葛念蕙就國榮公墓土地讓售予百福山公司等事宜簽訂協議書，其中並約定「葛王玉英與陳壽春於91年6月5日訂立之不動產互易契約書，關於甲方之權利義務，由乙方概括承受，自行與陳壽春解決」，足以生損害於葛王玉英、百福山公司。
三、葛念蕙另基於行使上開偽造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之犯意，於93年11月19日（起訴書漏載時間），將該不動產互易契約書，提出於臺北市國稅局，主張臺北市國稅局核定被繼承人葛王玉英遺產債權部分之相對債務尚未給付，申請更正遺產稅額等情，而行使該偽造之不動產互易契約書，足以生損害於葛王玉英及稅捐機關管理稅捐之正確性。嗣因黃泓霖、葛念蕙對於上開契約之履行迭有爭議，黃泓霖發覺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上葛王玉英之簽名與其前簽名筆跡有異，乃向見證人沈錦鍊、項淑貞詢問，經其等告知該契約書係葛王玉英死後簽訂，始悉上情。
四、案經百福山公司代表人黃泓霖告訴，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認定：
(一)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 2項定有明文。蓋現行法之檢察官仍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限，其應踐行之程序又多有保障被告或被害人之規定，證人、鑑定人於偵查中亦均須具結，就刑事訴訟而言，其司法屬性甚高；而檢察官於偵查程序取得之供述證據，其過程復尚能遵守法令之規定，是其訊問時之外部情況，積極上具有某程度之可信性，除消極上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均得為證據，故主張其為不可信積極存在之一方，自應就此欠缺可信性外部保障之情形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941號、第2904號判決採同一意旨）。查證人許建宏於檢察官偵訊時係以證人身分接受檢察官訊問，業已具結，且上述證人於原審審理時到庭接受檢察官、各被告及辯護人之詰問，對被告之對質詰問權已有保障，被告及辯護人並未具體指摘上開證人於偵訊時之陳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揆諸前揭說明，證人許建宏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雖屬傳聞證據，但並無顯不可信之情形，自有證據能力。至證人黃泓霖（嗣更名黃春風）、沈錦鍊於警詢時陳述、證人黃泓霖於偵查中以告訴人身分所為陳述（檢察官未命具結）及證人沈錦煉於偵查中以被告身分所為陳述（檢察官未命具結），既係在審判外所為，核與其等嗣於審判中所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得例外作為證據之事由，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表示不同意該審判外之陳述作為證據，揆諸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上開證人於警詢、偵查時之陳述，不得作為證據，惟上開證據，仍得以之為彈劾證據，併予指明。
(二)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第1、2項亦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及辯護人除爭執上開(一)所指證人許建宏、黃泓霖、沈錦鍊於審判外陳述筆錄之證據能力外，就下列其餘各項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並未爭執其證據能力或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自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訊據被告葛念惠、陳壽春、翁普慶、項淑貞均否認有何偽造私文書或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犯行。被告葛念蕙辯稱：互易契約是真的有簽，當時是我母親委託我姑姑項淑貞叫我回來簽的，是在91年6月5日簽立的，簽的時候就是現在在庭的幾個人、我母親及 1個佣人在場，當時我母親身體狀況時好時壞，同年6月6日就住院了，簽約當時我母親還有意識；簽訂互易契約當時沒有想到母親身體不好的事情，我母親的身體沒有那麼差等語。被告陳壽春辯稱：我們沒有造假，互易契約是真的，是葛王玉英親自跟我接洽簽訂的。被告翁普慶辯稱：我們簽互易契約當時葛王玉英有在場，互易契約簽訂時間已經很久我不記得了，是在葛王玉英位於（臺北市○○○路的家裡簽的，當時在場的有葛王玉英、她女兒、項小姐（指項淑貞），還有我跟陳先生（指陳壽春），當時沈錦鍊也在場；我去當見證人都沒有好處，是因為葛鑽是我的老同事，葛鑽死亡以前告訴葛王玉英要向我請教，是項淑貞通知我去的，簽那個（互易）契約是因為葛王玉英要繳葛鑽的遺產稅，因為現金不夠，簽這個契約可以拿道路來抵稅，葛王玉英說是慣例不違法，簽立互易契約的時候葛王玉英精神狀況很好；互易契約是葛念蕙的母親跟我談的，只有談過 1次就是在簽約當天，因為內容很簡單對方有先傳真給我看，我當天去了就簽名，當場還有其餘 3位共同被告及盧金菊在場，我沒有去過葛小姐（指葛念蕙）家，所以是盧金菊帶我去的，我簽約的時候盧金菊好像不在，她好像沒有進屋子。被告項淑貞辯稱：有簽互易契約，我有當見證人，我與葛王玉英、沈錦鍊、翁普慶、葛念蕙成立 1個公司，我不知道簽那個是什麼，是黃泓霖說要買我們的地，但葛王玉英在的時候不願意賣給他，我們成立 1個公司準備自己做，我要簽名的原因就是這樣，不然我沒有資格簽這個名字；我們是在葛王玉英在仁愛路家簽互易契約，當時有5、6個人在場，有我、陳壽春、盧小姐、翁先生、沈錦鍊、葛念蕙、葛王玉英，其他人我記不得了，其中盧小姐不是佣人，她是代書，盧小姐是否就是盧金菊我不確定，當時我是陪葛王玉英，其他的事情我都沒有管；葛念蕙等人說簽互易契約當天是我打電話給他們，我想如果我有打電話應該是葛王玉英授權給我打電話給他們，我不記得我打電話給誰了；互易契約是真的，該契約上「葛王玉英」簽名不是我寫的等語。經查：
(一)被告葛念蕙、陳壽春、翁普慶、項淑貞及證人沈錦鍊，在葛王玉英上址住處，由陳壽春於不動產互易契約書甲方欄簽名及蓋章，復由葛念蕙、翁普慶、沈錦鍊、項淑貞在該契約書見證人欄上簽章或捺印，該契約書上並有葛王玉英之簽名、印文，並填寫簽訂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之日期為91年6月5日；該不動產互易契約書約定葛王玉英將其所有不詳地號之非墓園土地與陳壽春提供之不詳地號土地互易，即陳壽春提供土地移轉登記予葛王玉英，以作為遺產稅之用，葛王玉英同意將其辦理繼承後之非墓園部分土地所有權全部讓與陳壽春所有等情，業據被告葛念蕙、陳壽春、翁普慶、項淑貞於警偵訊、原審及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並有上開不動產互易契約書附卷足憑（98年度他字第6327號卷第70、71頁）。又被告葛念蕙於92年12月24日在址設臺北市○○路○段○○號5樓廖年盛律師事務所，與百福山公司代表人黃泓霖，協議討論由葛念蕙將其繼承葛王玉英之國榮公墓土地讓售予百福山公司等相關契約事宜時，被告葛念蕙持上開不動產互易契約書，向黃泓霖主張該不動產互易契約交換之土地，可以實物抵繳方式扣繳葛王玉英之遺產稅，雙方當日就國榮公墓土地讓售予百福山公司等事宜簽訂協議書等情，亦據被告葛念蕙於警偵訊、原審及本院審理時供述屬實，並經證人黃泓霖、廖年盛於原審審理時證述屬實（原審卷二第41頁、原審卷三第35頁背面），復有被告葛念蕙與百福山公司代表人黃泓霖於92年12月24日簽訂協議書在卷可按（98年他字第6327號卷第10至14頁）。另被告葛念蕙於92年12月25日，將葛王玉英死後移轉登記為其所有之土地所有權登記等資料，提出於臺北市國稅局，申請以被繼承人葛王玉英所遺債權（即土地返還請求權）及銀行存款抵繳遺產稅，並於93年11月19日，將上開不動產互易契約書，提出於臺北市國稅局，主張臺北市國稅局核定被繼承人葛王玉英遺產債權部分之相對債務尚未給付，申請更正遺產稅額等情，有卷附臺北市國稅局101年6月15日財北國稅徵字第0000000000號函可稽、臺北國稅局 103年11月25日財北國稅徵字第0000000000號函及所附遺產稅、贈與稅實物抵繳申請書、補件申請書（臺北市國稅局總收文章日期93年11月19日）、不動產互易契約書在卷可按（原審卷二第50頁、本院卷一第205至214頁）。
(二)被告雖供述係葛王玉英生前於91年6月5日在上址住處當場親自簽名、蓋章，並由被告 4人於當日分別在甲方、見證人欄簽名等節。惟查，證人沈錦鍊就卷附91年6月5日不動產互易契約書簽訂之過程，於原審審理時證稱：「（這份互易契約書上沈錦鍊的姓名是你簽的？提示98年他字第6327號卷第34頁互易契約書..）對。（簽這份互易契約的時候，有誰在場？）翁普慶、葛念蕙、項淑貞、陳壽春、沈錦鍊，葛王玉英那時已經往生了..（當時在契約書上簽名時，有那些人已經簽名了？）甲方已經簽好了，這麼久不太記得了。（當時現場有無看到葛王玉英的簽名是誰簽的？）項淑貞..（項淑貞是同時簽他的姓名和葛王玉英的姓名？）項淑貞簽完他的名字以後再簽的，忘記是否是接續簽名的。（在警詢時說去簽契約書時，葛王玉英的名字已經簽好了，你不知道是誰簽的，當時說的是否實在？）確實有看到有人簽葛王玉英的名字，是項淑貞簽的..（是誰找你去簽名的？）我在工地工作，項淑貞打電話叫我去簽名，到現場是翁普慶跟項淑貞說簽名的事情。（當時怎麼知道葛王玉英過世了？）因為項淑貞有通知葛王玉英過世了。（當時既然明知葛王玉英過世，為何在見證人的地方簽名？）項淑貞他們說好像一些地的問題，那麼久我也忘記了。（你當時答應在互易契約書簽名，有無說會給你什麼好處？）約定時說會有一些走路費給我，後來也都沒有給我，說給我多少我也忘記了。（當時是誰說配合簽名，之後會給好處？）我只聽到項淑貞他們在講。（這份自白書是否你親自書寫簽名的？提示同卷第37頁自白書..）對。（當時是自願寫自白書的？）對。（為何突然要寫這份自白書給黃春風？）因為我當初要去告訴人那邊要收工程款，在那邊談的時候，無意中談到互易契約書的事情，我說我都沒有參與，我都不知道，告訴人主動問我為什麼要簽名，我就說是項淑貞叫我過去，項淑貞說葛王玉英很照顧我，要我簽個名這樣，所以告訴人叫我寫自白書自保..（93年 8月22日你簽自白書的前後，有無受傷而就醫？）沒有。（簽自白書前後有無遭人威脅？）沒有..（你是否在自由意識，有無覺得不寫不行？）也沒有不自由，只是覺得寫了以後，比較沒有什麼問題。（重點是確實該互易契約書是在葛王玉英死後所簽名的？）對」等語（原審卷二第219頁背面至225頁）。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你在原審中證稱本件系爭互易契約是在葛王玉英死後簽名的，當時回答是否實在？）實在」等語（本院卷二第29頁）。綜觀證人沈錦鍊上開證述91年6月5日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係葛王玉英死後經人偽造葛王玉英之簽名等節，與證人即百福山公司代表人黃泓霖於原審審理時證述其聽聞項淑貞陳述該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係葛王玉英死亡後始簽訂等情（原審卷二第188頁、227頁背面），互核相符。證人沈錦鍊既為上開不動產互易契約書簽署當時擔任見證人，其明確指證該不動產互易契約書為葛王玉英死後經人偽造葛王玉英之簽名而簽訂乙節明確，且證人黃泓霖於原審審理時證述：後來我就直接問葛王玉英是誰簽的，項淑貞確實跟我說是翁普慶叫他簽的等語，亦與證人沈錦鍊於審理時證述當時現場看到葛王玉英的簽名是項淑貞簽的等語相符，則該互易契約書是否如被告葛念蕙等 4人供述係葛王玉英生前於91年6月5日在上址住處當場親自簽名、蓋章，並由被告 4人於當日分別在甲方、見證人欄簽名等節，即有疑義，已難逕認與事實相符。
(三)查被告葛念蕙於另案調查局詢問時供稱：（既然該契約書沒有「附表一」，為何葛王玉英要簽定此契約？）因為陳壽春口頭上有提過道路用地來抵稅，所以我母親葛王玉英就簽名了，項淑貞也在場陪同等語（調查局陳壽春等涉嫌偽造文書案卷第24頁），並於本案偵查中供稱：我簽名時，陳壽春跟我媽都簽了，我就依順序簽等語（98年偵字第20643號卷第9頁）；被告陳壽春於本案偵查中供稱：我跟葛王玉英於91年6月5日在其仁愛路的家簽互易契約，當時翁普慶、項淑貞、葛念蕙、沈錦鍊也在場，所有簽名是在場一起完成等語（同上卷第 7頁）；被告項淑貞於本案偵查中供稱：當時葛王玉英、翁普慶、沈錦鍊、陳壽春、葛念蕙都在場，我跟著他們後面簽的，我看到時全部都簽好了等語（同上卷第 9頁）；被告翁普慶於本案偵查中供稱：當時現場有葛王玉英、葛念蕙、項淑貞、陳壽春、沈錦鍊在場，我看到契約書時陳壽春跟葛王玉英的簽名已經簽好了，我就簽在見證人處，我還有問葛王玉英沒有問題嗎，她說沒有問題等語（同上卷第 9頁）。是依被告上開供述，葛王玉英係於91年6月5日簽訂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並與被告陳壽春及在場之見證人當日在該契約書上簽名、蓋印或捺指印。但查，被告葛念蕙於另案調查局詢問時供稱：91年6月5日簽定不動產互易契約書當天，「我母親從宏恩醫院回來」等語（同上調查局卷第24頁），並於本案警詢時供稱：簽定不動產互易契約書的地點我不記得，當時在現場的有我母親葛王玉英、翁普慶、沈錦鍊、陳壽春，還有一個代書「盧金玉」及我等語，嗣於原審準備程序時供稱：簽訂不動產互易契約書當天我們4人（指葛念惠、項淑貞、翁普慶、陳壽春）都在，除此之外，「沒有其他人在」等語，再於原審審理時供稱：我的印象中是「有一個女性的代書在場」等語（98年他字第6327號卷第78頁背面，原審卷一第46頁，原審卷三 162頁）。被告項淑貞於警詢時供稱：不動產互易契約書是在葛王玉英住處簽署的，但實際簽署地址我不是很清楚，當時現場有葛王玉英、翁普慶、沈錦鍊、葛念蕙、陳壽春，還有代書「盧金玉」等語，嗣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簽互易契約時，有我、陳壽春、盧小姐、翁先生、沈錦鍊、葛念蕙、葛王玉英在場，其他人我記不得了，其中盧小姐不是佣人是代書等語（98年他字第6327號卷第90頁；本院卷一第91頁背面）；被告陳壽春於原審準備程序時供稱：我有與葛王玉英簽土地互易契約書，簽的時候有項淑貞、翁普慶、葛念蕙、沈錦鍊、我及葛王玉英等 6人在場，「沒有有其他人了」等語（原審卷一第46頁），嗣於原審審理時改稱：當天代書有到場，代書有來等語（原審卷一第46頁，原審卷三第93頁），足見被告葛念蕙、項淑貞、陳壽春等人就所稱91年6月5日當天簽訂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之地點及盧姓代書或「盧金玉」於簽約時是否在場等節，彼此供述齟齬且前後不一，而簽訂該不動產互易契約書，涉及契約當事人雙方互易土地之權益，通常會有律師、代書或相關專業人士在場見證或協助，但被告等人對於「盧金玉」或「盧姓代書」於簽訂契約時有無在場竟供述不一，有違常情，其等供述之真實性，實有疑義。又依被告陳壽春於偵查中供述：葛念蕙於 6月20日打電話給我說葛王玉英往生了，我就問盧代書要如何辦理，盧代書打電話到國稅局等語（98年偵字第20463號卷第7頁），證人盧金菊於另案偵查中證稱：我有接受被告（指陳壽春）委託辦理道路用地過戶給葛王玉英，被告有打電話給我，說是葛念蕙告訴他（指葛王玉英死亡一事），我有打電話到國稅局問，國稅局說只要過世前的契約都是葛王玉英的財產，都要申報等語（93年偵字第3266號卷第17、18頁），足認被告上開供述所稱「盧姓代書」、「盧小姐」應為盧金菊，但稽之證人盧金菊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我只有帶陳壽春去葛王玉英的家，陳壽春就按門鈴，一個菲傭來開門，我就走了，他們簽訂不動產互易契約書時，我沒有在場等語（原審卷三第 157頁背面、160頁背面、161頁），與被告葛念蕙、陳壽春、項淑貞上開供述簽定不動產互易契約書時，盧姓代書有在場云云，顯然未合。縱認被告供述簽訂不動產互易契約書當天在場之代書為「盧金玉」（即盧金菊姐姐），而非盧金菊，衡情被告應會主動聲請法院傳喚盧金玉到庭作證以釐清事實，但被告於原審審理時並未主動聲請傳喚盧金玉到庭作證，經原審法院曉諭是否聲請傳喚盧金玉主詰問後，被告葛念蕙之辯護人始聲請傳訊證人盧金玉，嗣經原審傳喚盧金玉未到庭，被告葛念蕙竟稱：我的印象中是有一個女性的代書在場，但我現在也不確定、印象模糊，所以認為沒有必要再傳喚盧金玉等語（原審卷三第 162頁），本院審理中亦未聲請傳喚盧金玉到庭作證等情，可徵葛念蕙未能證實其所稱盧金玉於簽訂不動產互易契約時在場之情。復次，被告葛念蕙於另案調查局詢問時供稱：91年 5月間盧金玉就介紹陳壽春與我母親葛王玉英認識等語（調查局陳壽春等涉嫌偽造文書案卷第23頁背面），被告陳壽春於另案偵查中提出刑事答辯狀自陳：葛王玉英於91年 5月間經人介紹而認識伊（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93年度偵字第3266號卷第29頁），但被告陳壽春於原審時卻供稱：91年6月5日當天與葛王玉英是第一次見面等語（原審卷三第92頁背面），俱徵被告陳壽春、葛念蕙就陳壽春與葛王玉英見面認識之時間，先後供述不一，且盧金菊係受葛王玉英、被告葛念蕙委託辦理繳交葛鑽、葛王玉英遺產稅事宜之人，被告陳壽春於本院審理時亦供稱係盧金菊有帶伊去看葛王玉英要互易的土地等語（本院卷二第 168頁），盧金菊於原審竟證述其於被告陳壽春與葛王玉英簽訂不動產互易契約時並未在現場見證或協助，洵違常情，從而被告供述其等與葛王玉英於91年6月5日當天確實有在葛王玉英仁愛路住處簽訂不動產互易契約等節之真實性，存有諸多疑義，洵難採信。
(四)被告葛念蕙、翁普慶均供稱：簽立不動產互易契約書當日係應項淑貞電話之邀而去簽約，並在見證人簽名處簽名，其餘均全不知情等語；被告項淑貞則供稱：伊當日是應葛王玉英之請，協助推輪椅送葛王玉英自宏恩醫院返家，並受葛王玉英之託打電話叫被告葛念蕙、翁普慶及沈錦鍊到仁愛路住處簽名，至於當日見面是要簽約，伊事先並不知情，對簽約內容細節伊也全未參與等語。惟查，被告葛念蕙為葛王玉英之獨生女，且為葛王玉英之唯一繼承人；翁普慶為葛鑽、葛王玉英夫妻之多年同事兼好友、項淑貞則受僱於葛王玉英工作，且是葛王玉英多年好友，其三人應係葛王玉英生前關係最密切之親人、友人，且依被告葛念蕙於原審審理時供稱：我父親過世，我母親希望成立 1個公司讓我處理，不要透過百福山，所以才成立公司（指英儹實業有限公司），會找沈錦鍊是因為他在山上工作，所以認為他很清楚，翁普慶是警察，項淑貞是姑姑，所以找這些親人當見證人等語，並有卷附臺北市政府營利事業登記證及記載被告葛念蕙、翁普慶、沈錦鍊、項淑貞及葛王玉英均為股東之英儹實業有限公司股東繳納股款明細表可參（98年偵字第 20643號卷第18、19頁），足見被告葛念蕙、翁普慶、沈錦鍊、項淑貞均為英儹實業有限公司股東，並擔任上開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之見證人，然其等卻就91年6月5日葛王玉英將與陳壽春簽訂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一事，不僅事前全未參與，甚至當日要簽約亦均經臨時通知而到場，其等供稱對於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之內容並不知情云云，實違常情。復以本件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之當事人之一即被告陳壽春於本案偵查、原審審理中均供稱：伊係於簽約當日是第一次前往葛王玉英住處，在此之前從未與葛王玉英謀面，與被告葛念蕙、項淑貞、翁普慶亦均係第一次見面云云，則依被告等人供述，葛王玉英、被告陳壽春竟於所稱91年6月5日簽訂契約前雙方均未曾見面討論契約內容之情形下，即於91年6月5日簽訂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亦違一般交易常情；又依被告陳壽春於本院審理時供述：簽訂互易契約當時道路用地還沒有買到，當時是說（我）要買公告現值1億5千萬元的道路用地移轉登記予葛王玉英，葛王玉英將非墓園土地都歸我所有等語（本院卷二第 168頁），並參諸卷附不動產互易契約書記載：「第六條：乙方（指葛王玉英）日後亦應同時提供國榮孝園之執照，配合甲方（指陳壽春）辦理交換之土地，變更作為墓地。待全部變更完成後，甲方願支付新臺幣肆佰萬元整，作為酬佣」，堪認被告陳壽春應辦理移轉登記予葛王玉英之土地價值非低，俟被告陳壽春將葛王玉英交換之土地，變更作為墓地完成後，尚須支付 400萬元報酬予葛王玉英，則被告陳壽春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其與葛王玉英於91年6月5日第一次見面時即同意上開不動產互易契約書約定之內容，並供稱介紹伊與葛王玉英認識之代書盧金菊於簽定上開不動產互易契約書時並未在場等語（本院卷二第
168 頁），更違常情。另觀諸卷附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之記載，其第1條、第2條所規範者即為本件互易契約所擬同意互易之土地，但上開契約書第1條、第2條並未記載交易之土地地號，僅分別記載「詳如附表一所列、詳如附表二所列」，而依被告陳壽春與被告葛念蕙之供述，均謂簽約當時實際上並無附表一、二之具體內容存在，且詢之被告陳壽春、葛念蕙、項淑貞、翁普慶，竟謂該契約書內容及文字，究竟係何人起草、何人製作、何人帶來竟均稱不知等情，在在顯示被告陳壽春供述簽訂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之過程確有諸多與契約交易常情相悖之處。再依死亡證明書上記載葛王玉英之年齡，該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上記載簽訂日期91年6月5日，葛王玉英當時已年近80歲，且其當時的身體健康狀況與之後死亡日期「91年 6月20日」，相隔不過15日，堪認當時葛王玉英身體狀況不佳，而本件不動產互易契約書所簽訂契約內容，涉及多筆土地之互易，影響逾數千萬元遺產稅之利益，然依被告葛念蕙、項淑貞、翁普慶之供述，竟係在未經葛王玉英任何討論，亦不知悉細節情形下，即在見證人處簽名，顯悖於常情。復次，被告葛念蕙於另案調查局詢問時供稱：91年6月5日簽定不動產互易契約書當天，「我母親從宏恩醫院回來」等語（同上調查局卷第24頁），被告項淑貞於偵查中供稱：
簽訂不動產互易契約書當時葛王玉英在宏恩醫院住院，我陪她回家等語（98年偵字第20643號卷第8頁），與卷附宏恩醫院函略稱：病人葛王玉英於91年6月5日無至本院就醫之紀錄等語（本院卷二第76頁），顯然不符。是以，被告葛念蕙、項淑貞、翁普慶、陳壽春等人供述91年6月5日當天其等與葛王玉英有在葛王玉英仁愛路住處簽訂上開不動產互易契約書等節，相互矛盾且前後不一，並與客觀事實相悖，顯難採信。
(五)另依被告葛念蕙於警詢時供稱：簽署不動產互易契約書，原本是為了用來抵繳我父親往生時之遺產稅，但辦理到一半時我母親隨即於91年 6月20日也跟著往生，所以該抵繳遺產稅變成我母親的遺產稅已繳清，我父親的遺產稅卻沒有繳清等語（98年他字第6327號卷第79頁），是被告葛念蕙供述當時簽訂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係葛王玉英透過互易取得陳壽春移轉之土地，用以抵繳葛念蕙父親葛鑽之遺產稅云云；但查，被告葛念蕙於92年12月25日申請以繼承債權即土地返還請求權共33筆，其中部分土地於葛王玉英死亡後始完成登記為葛王玉英所有，此觀之卷附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103年11月25日財北國稅徵字第0000000000號函即明（本院卷一第 205）；又稽之被告陳壽春、葛念蕙、證人盧金菊於偵、審中供證，其等並未提及當陳壽春、盧金菊得悉葛王玉英於91年 6月20日死亡之訊息後，有與葛王玉英之繼承人即被告葛念蕙及參與見證簽訂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之見證人即被告項淑貞、翁普慶或沈錦鍊等人，詢問或討論就陳壽春依該互易契約應互易予葛王玉英之土地應如何辦理登記等事宜，且依被告陳壽春於偵查中供述：葛念蕙於 6月20日打電話給我說葛王玉英往生了，我就問盧代書要如何辦理，盧代書打電話到國稅局，國稅局說這是生前契約，可以繼續辦理，我們就繼續辦理，那些土地本來是要繳葛鑽的稅，但因為葛王玉英也死了，所以哪些土地也拿去抵繳葛王玉英的遺產稅等語（98年偵字第20463號卷第7頁），證人盧金菊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葛王玉英死後，陳壽春問我說葛媽媽死了，那簽約的事情該怎麼辦，我說我也不太清楚，我必須問國稅局看看要如何處理，國稅局說如果生前未完成過戶的也屬於其（指葛王玉英）財產，所以必須申報遺產稅，如果不申報會被罰；當初認為是葛王玉英的財產應該屬於葛王玉英的，所以先辦過戶等語（原審卷3第 158、161頁），顯見被告陳壽春、證人盧金菊均供述其等得知葛王玉英於91年 6月20日死亡，逕由盧金菊詢問國稅局人員後，於葛王玉英死亡之情形下，仍繼續辦理土地移轉登記至葛王玉英名下之程序，應係以該等土地供作抵繳葛王玉英死亡所生遺產稅之用，此與被告供述當時簽訂不動產互易契約係葛王玉英為了互易取得陳壽春移轉之土地，用以抵繳葛念蕙父親葛鑽之遺產稅等節，顯然不合，且被告陳壽春、葛念蕙等人得悉葛王玉英死亡後，並未討論如何辦理陳壽春互易予葛王玉英之土地移轉登記等行為表現，俱違常情。
(六)查90年9月14日修正之土地登記規則第102條規定：土地權利移轉、設定，依法須申報土地移轉現值者，於申報土地移轉現值後，如登記義務人於申請登記前死亡時，得僅由權利人敘明理由，檢附載有義務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及其他有關之證明文件，單獨申請登記。登記權利人死亡時，得由其繼承人為權利人，敘明理由提出契約書及其他有關證件會同義務人申請登記。本件證人盧金菊於另案調查局詢問時供承其於77年起至83年間曾在立龍代書事務所擔任代書工作，並自91年起自行承攬代書業務等語（調查局陳壽春等涉嫌偽造文書案卷第16頁背面），足見證人盧金菊於91年間受被告陳壽春委託辦理土地移轉事宜時，已從事土地登記業務有相當時日，其對於上開土地登記規則規定自難諉為不知，而被告陳壽春亦自陳於80年間設立財將實業有限公司，從事房地產買賣投資事業（或稱從事收購道路用地買賣工作）等語（同上調查局卷第19頁背面；本院卷二第 168頁），並參以被告陳壽春於偵查中供述：葛念蕙於 6月20日打電話給我說葛王玉英往生了，我就問盧代書要如何辦理等語，已如前述，衡情盧金菊應會將上開土地登記規則規定告知被告陳壽春。復依證人盧金菊於另案偵查中證稱：被告陳壽春有委託伊辦理土地過戶給葛王玉英，被告陳壽春打電話告訴伊，說葛念蕙告訴他葛王玉英過世的消息等語（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93年度偵字第3266號卷第17頁），並參之被告陳壽春於另案偵查中提出土地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影本（同上偵查卷第40至74頁），顯示被告陳壽春委託土地登記代理人員辦理土地移轉登記至葛王玉英名下之時間，為91年7月、8月間，距葛王玉英於91年 6月20日死亡時已有相當時日，且參之被告陳壽春於另案偵查中提出刑事答辯狀自陳：91年6 月中旬，葛念蕙如然來電告知其母以於同月20日病故，伊立即打電話給北部地區土地過戶之承辦代書盧金菊等語（同上偵查卷第30頁），足認證人盧金菊於葛王玉英死亡後不久即已得知此訊息，盧金菊係受被告陳壽春委託之土地登記代理人員，依上開土地登記規則之規定，自應由葛王玉英之繼承人即被告葛念蕙為權利人，敘明葛王玉英已死亡之理由，並提出契約書及其他有關證件，再會同義務人申請登記，詎盧金菊受託向地政事務所申請土地移轉登記時，竟隱瞞葛王玉英已死亡之事實，而被告陳壽春於葛王玉英死亡多日後，任由盧金菊及其他土地登記代理人員，規避上開土地登記規則之規定，仍以葛王玉英為土地登記權人之名義，逕向地政事務所辦理移轉登記，足認被告陳壽春於葛王玉英死亡多日後仍由盧金菊等土地登記代理人至地政事務所辦理土地移轉登記至葛王玉英名下，被告陳壽春及盧金菊等登記代理人所為，與當時土地登記規定相悖；倘若葛王玉英確於生前91年6月5日與被告陳壽春簽訂不動產互易契約書，則盧金菊等登記代理人得知葛王玉英於同月20日死亡訊息，於辦理土地移轉登記時，應會提出符合葛王玉英死亡事實之戶籍資料，始合於土地登記規定，但稽之卷附土地登記代理人向地政事務所申請土地移轉登記時所提葛王玉英之戶籍謄本資料（陳壽春等涉嫌偽造文書案件調查局卷第52頁背面、62頁背面、74頁、84頁背面），均係葛王玉生前之戶籍資料，足見被告陳壽春及受其委託辦理土地登記之代理人辦理土地移轉登記為葛王玉英所有之過程，諸多與常理及事實不合之處，被告葛念蕙、項淑貞、翁普慶、陳壽春等人供述91年6月5日當天有在葛王玉英仁愛路住處簽訂不動產互易契約等節，洵難採信。
(七)復查84年1月13日修正公布之遺產及贈與稅法第30條第2項規定：遺產稅或贈與稅應納稅額在30萬元以上，納稅義務人確有困難，不能一次繳納現金時，得於前項規定繳稅期限內，向該管稽徵機關申請，分12期以內繳納....，並准以課徵標的物或其他易於變價或保管之實物一次抵繳（上開法文於98年 1月21日再次修正）。納稅義務人如以非「課徵標的物」（指被繼承人遺產）申請抵繳，是否符合抵繳之要件及其實物是否易於變賣，自應由稅捐機關予以調查核定，且以實物抵繳之目的，原在可期待其變為現金，使其結果與以現金繳納同，故茍該實物無從或難以變價以抵繳遺產稅之用者，如許抵繳，則國家反增無意義之保管負擔，即與遺產及贈與稅法第30條第 2項規定意旨相違。易言之，納稅義務人申請抵繳之土地如非屬繼承遺產之課徵標的物，復係屬不易於變價之實物，並無事實上變現之可能性，國家租稅債權以實物抵繳變現方式實現之可能亦將落空（參考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訴字第623號判決意旨）。又依85年4月17日修正公布之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44條第 1項規定：被繼承人遺產中依都市計畫法第50條之 1免徵遺產稅之公共設施保留地，納稅義務人得以該項財產申請抵繳遺產稅款；並參照上開遺產及贈與稅法第30條第 2項規定，可知如納稅義務人以非屬於被繼承人遺產之土地，自須易於變價，始得申請抵繳遺產稅；如納稅義務人以未經政府編列預算計畫徵收而屬不易變價之道路土地，能否據以向國稅局申請抵繳遺產稅，即有疑義。本件被告供稱葛王玉英與被告陳壽春簽訂不動產互易契約，係葛王玉英為了辦理抵繳葛鑽之遺產稅乙節；但查，倘若葛王玉英於生前即91年6月5日確有簽訂上開不動產互易契約書，被告陳壽春復於91年 6月20日葛王玉英死亡前即順利將相關土地移轉登記為葛王玉英所有，而葛王玉英生前如將該等土地持向稅捐機關申請抵繳葛鑽之遺產稅，依上開說明，該等葛王玉英名下之土地，並非被繼承人葛鑽之遺產，自須易於變價，始得申請抵繳遺產稅，然觀諸卷附被告陳壽春委託土地登記代理人申請土地移轉登記為葛王玉英所有之土地申請移轉登記資料（含卷附調查局陳壽春等涉嫌偽造文書案卷第64頁屏東縣萬丹鄉公所核發王耀輝申請之都是計畫土地使用分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其他規定」欄記載「符合都市計劃法... 所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且係留待將來各公用事業機構... 取得（徵收或區段徵收取得方式）開闢..」；同卷第84頁「新竹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簡便行文表」說明項下備註欄記載「公共設施用地尚未徵收者自屬公共設施保留地」）、遺產稅課徵資料，並未顯示該等登記葛王玉英名下之土地係經政府編列預算並計畫徵收，是該等土地是否屬於易於變價之實物，而得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30條第
2 項規定，由稅捐機關准以抵繳葛鑽之遺產稅，顯有疑義。復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6條第12款規定，被繼承人遺產中經政府闢為公眾通行道路之土地或其他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經主管機關證明者，不計入遺產總額；又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44條第 1項規定，被繼承人遺產中依都市計畫法第50條之 1免徵遺產稅之公共設施保留地，納稅義務人得以該項財產申請抵繳遺產稅，可知一般人民為規避稅捐，通常係被繼承人於生前買入上開道路土地，再於亡故後，一方面不將該土地納入遺產稅之稅基，另一方面又可將該等土地用以抵繳遺產稅（參考最高行政法院96年判字第1344號判決意旨）。從而，本件簽訂不動產互易契約書，約定由被告陳壽春委託他人將道路土地移轉登記為葛王玉英所有之目的，應係欲以該等土地作為葛王玉英之遺產標的，得抵繳葛王玉英死亡所生之遺產稅，較能達到被告葛念蕙所稱抵繳遺產稅之目的；是被告葛念蕙等人供稱葛王玉英與被告陳壽春簽訂不動產互易契約，係葛王玉英為了辦理葛鑽之遺產乙節，與遺產稅及贈與稅法等規定及遺產稅實務不合，自難採信。被告4人所辯有於91年 6月5日在葛王玉英住處，見證葛王玉英與陳壽春簽訂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云云，難以採憑。
(八)對被告及辯護人辯解之說明：
1.證人盧金菊於原審審理時固證稱：伊去過葛王玉英家，那天陳壽春打電話給我說葛媽媽（指葛王玉英，下同）打電話要談簽約的事情，請我帶他（指陳壽春，下同）去，時間我不太記得，我指帶他去，他就按門鈴，一個菲傭來開門，我就走了，之前他們兩個人有無見過面我就不清楚了等語（原審卷3第157頁背面）；但查，證人盧金菊證述其受葛王玉英委託辦理繳交葛鑽遺產稅事宜，並介紹陳壽春與葛王玉英簽訂不動產互易契約之人，盧金菊竟證述其僅帶陳壽春前往葛王玉英上址住處樓下，並未於簽約時在現場見證或協助，有違常情，已如前述，且證人盧金菊未能明確證述究係何日帶同被告陳壽春前往葛王玉英住處樓下，並就陳壽春事後是否確與葛王玉英見面或簽訂相關契約亦未在場見聞，則證人盧金菊證述其帶同陳壽春前往葛王玉英住處樓下之時間，是否即係不動互易契約書上所載日期91年6月5日，顯有疑義。至證人盧金菊於原審另證稱：事後幾天應該是葛媽媽親自打電話給我，請我到仁愛路上的宏恩醫院，我去醫院以後葛媽媽跟我說陳壽春有跟他簽約，拿了一個印章給我，說以後如果需要辦過戶或什麼的時候就用這顆印章等語（同上卷第 157至
158 頁），並於93年10月10日另案偵查中證稱：送給地政事務所的契約書上印章，是葛王玉英在 6月10日左右給我的，我去宏恩醫院向他拿的等語（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93年偵字第3266號卷第19頁），但依被告陳壽春於另案偵查中供述：辦理土地過戶給葛王玉英的手續，有些是請盧金菊代書，其他的是請中南部的代書辦的，我與葛王玉英簽互易契約時，葛王玉英沒有拿東西給我，但是有說請代書刻印章等語（同上偵卷第17頁），並於該案偵查中提出刑事答辯狀自陳：因盧金菊曾為葛女（指葛王玉英，下同）辦理其夫之遺產稅申報在先，本已互相認識，故盧代書係直接向葛女拿印章辦理，據盧代書表示，伊曾以相同之印章辦理葛鑽之遺產稅在先，故該印章實無偽造之可能等語（同上偵卷第33頁），參合證人盧金菊於原審證述：葛王玉英拜託我們辦理葛鑽的遺產稅，大約在88、89年間；辦理土地移轉登記時，不須使用（登記）權利人之印鑑章，使用便章就可以等語（原審卷第二第156頁背面、158頁），堪認盧金菊於88、89年間即受葛王玉英委託辦理葛鑽遺產稅之相關事宜，衡情盧金菊當時即有保管葛王玉英之印章，應無須為辦理土地移轉登記而再至醫院向葛王玉英拿取印章之必要；縱認有提供葛王玉英印章之必要，依照被告陳壽春上開供述，葛王玉英大可以電話方式授權盧金菊、陳壽春刻印即可，盧金菊無須前往醫院親自向葛王玉英拿取印章之必要；況葛王玉英於91年6月6日起至同月20日在宏恩醫院住院，其於住院時雖意識可、能自訴，但其當時為胃癌末期、惡體質，同年 6月16日言語重覆不具意義之話語，並於 6月20日轉入加護病房等情，有該醫院104年 2月4日宏醫管字第0000000000號函可參（本院卷二第76頁），則盧金菊證稱：送給地政事務所的契約書上印章，是葛王玉英在6 月10日左右給我的，我去宏恩醫院向他拿的云云，則以葛王玉英當時身體狀況能否勝任上開事務，顯有疑義，且依上開說明，盧金菊既受託辦理葛鑽遺產稅，應早有保管葛王玉英之印章，葛王玉英何須多此一舉，撥打電話要求盧金菊親自前來宏恩醫院拿取印章，綜上足徵證人盧金菊證述：葛王玉英打電話給我，請我到仁愛路上的宏恩醫院，我去醫院以後葛王玉英跟我說陳壽春有跟他簽約，拿了一個印章給我，說以後如果需要辦過戶或什麼的時候就用這顆印章；送給地政事務所的契約書上印章，是葛王玉英在 6月10日左右給我的，我去宏恩醫院向他拿的等語，與被告陳壽春供述授權代書自行刻章之情節不合，並違反常情，自難採為被告有利之認定。是被告翁普慶之辯護人辯護稱：盧金菊已經證明她有跟葛王玉英碰過面，也提到互易契約書已經簽好了，也說以後簽約就用這顆印章，盧金菊已經證明互易契約書是真實的等語，並非足採。
2.按告訴人、證人之陳述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究竟何者為可採，法院仍得本其自由心證予以斟酌，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應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尤其關於行為動機、手段及結果等之細節方面，告訴人之指陳，難免故予誇大，證人之證言，有時亦有予渲染之可能；然其基本事實之陳述，若果與真實性無礙時，則仍非不得予以採信（最高法院74年台上字第1599號判例要旨參照）。又人類對於事物之注意及觀察，有其能力上之限制，未必如攝影機或照相機般，對所發生或經歷的事實能機械式無誤地捕捉，亦未必能洞悉事實發生過程之每一細節及全貌。且常人對於過往事物之記憶，隨時日之間隔而漸趨模糊或失真，自難期其如錄影重播般地將過往事物之原貌完全呈現。此外，因個人教育程度、生活經驗、語言習慣之不同，其表達意思之能力與方式，亦易產生差異。故供述證據每因個人觀察角度、記憶能力、表達能力、誠實意願、嚴謹程度及利害關係之不同，而有對相同事物異其供述之情形發生，而其歧異之原因，未必絕對係出於虛偽所致（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4387號判決採相同意旨）。查證人沈錦鍊於98年8月7日警詢時經律師陪同在場供稱：我去簽署不動產互易契約書時，葛王玉英的名字已簽妥，我不知道是誰簽的：我去簽署不動產互易契約書時大家都已經簽好了等語（98年他字第6327號卷第95頁背面、96頁），嗣於原審以證人身分作證時結證稱：「（當時現場有無看到葛王玉英的簽名是誰簽的？）項淑貞... （在警詢時說去簽契約書時，葛王玉英的名字已經簽好了，你不知道是誰簽的，當時說的是不是實在？）確實有看到有人簽葛王玉英的簽名，是項淑貞簽的」、「我去簽的時候，有的已經簽好了，不是大家都已經簽好了」、「我是說有的已經簽好了，不是大家都已經簽好了」等語（原審卷二第 210頁、第 223頁背面）。綜觀證人沈錦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證述，其就本件不動產互易契約書是被告等人在葛王玉英死後簽名之主要情節，先後始終陳述一致，僅就該不動產契約書上葛王玉英之簽名是否係被告項淑貞所為或不知何人所簽、其他在場人員是否已簽章完畢等細節部分，於警詢與審理中所述略有出入；且依被告葛念蕙於警詢、偵查時供述：我們有些墓園工程都是找沈錦鍊做，為何會找這五個人簽，是因為沈錦鍊、翁普慶、項淑貞、我媽媽有成立英儹公司等語（98年他字第6327號卷第78頁背面、98年偵字第20643號卷第9頁），證人沈錦鍊於原審亦證述：因為葛王玉英對我很好，她叫我負責山上的工程，讓我當股東，如果有賺錢就分我紅，所以才會找我當股東等語（原審卷二第 225頁背面），並有英儹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名冊影本在卷可參（原審卷一第62頁），是證人沈錦鍊與被告葛念蕙、翁普慶、項淑貞，均係葛王玉英邀集而成為上開公司股東，足認證人沈錦鍊與被告葛念蕙、翁普慶、項淑貞之間具有相當之情誼，且百福山公司於98年 6月25日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提出刑事告訴（發）狀，證人沈錦鍊於98年8月7日係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身分接受員警詢問，其於警詢時固供稱：我去簽署不動產互易契約書時，葛王玉英的名字已簽妥，我不知道是誰簽的等語，與其於審理中所述不符，沈錦鍊於原審雖未敘明不符之原因，惟證人沈錦鍊上開警詢時是否因恐自己及上開見證人受刑事追訴處罰，或擔心事後遭到見證人指責等因素，而未為詳實陳述，非無可能，且證人沈錦鍊業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在警詢時說去簽契約書時，葛王玉英的名字已經簽好了，你不知道是誰簽的，當時說的是不是實在？）確實有看到有人簽葛王玉英的簽名，是項淑貞簽的等語明確，復依被告歷次供述，葛王玉英係於91年6月5日簽定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並與被告陳壽春及在場之見證人當日在該契約書上簽名、蓋印或捺指印，已如前述，自應排除葛王玉英於91年6月5日前已於該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上簽名、用印之情形。是以，證人沈錦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證述本件不動產互易契約書是被告等人在葛王玉英死後，偽造葛王玉英之簽名、蓋用其印章而簽訂等情，與證人黃泓霖證述：後來我就直接問葛王玉英是誰簽的，項淑貞確實跟我說是翁普慶叫他簽的等語相符，已如前述，且卷附告訴人提出沈錦鍊書寫之自白書，其內容記載「我於清醒意識簽定本自白書，因深感葛媽媽（葛王玉英）生前對我之厚愛，而於葛媽媽死後，作出如此違背葛媽媽一生心血所創立之國榮公墓，而做出偽造葛王玉英與陳壽春先生之易地協議書之見證人。是日（確定日期不記得）確定是在葛媽媽死後才簽定的。當天是由項小姐通知我到葛家，在場有項小姐、葛小姐（念蕙）、翁普慶、陳壽春和我等人在場。是由項小姐代替葛王玉英簽名，葛念蕙即叫我簽名，當見證人。以上我所寫切實為本人自白。且本人願意出庭作證。沈錦鍊93年8月22日」等語（98年他字第6327號卷第37頁），該自白書係告訴人於98年6月25日提起告訴時所附證據資料，與證人沈錦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證述本件不動產互易契約書是被告等人在葛王玉英死後簽名等情相符，該不動產互易契約書屬於與證人沈錦鍊之陳述具同一性之證據，固不得依該自白書所載，憑為補強沈錦鍊所證情節為真，辯護人復爭執其為審判外陳述，並無證據能力（本院卷一第96頁），惟查證人沈錦鍊於審判外所為之自白書，雖不符合傳聞法則之例外規定，而不能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但尚非絕對不能以之作為彈劾證據，以供法院審判心證之參考（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929號判決採相同意旨），茲由上開自白書所載內容，可知沈錦鍊於98年8月7日警詢前，即於自白書中記載：「是由項小姐代替葛王玉英簽名，葛念蕙即叫我簽名，當見證人」等語，與沈錦鍊、黃泓霖於審理中證述情節相符，堪認證人沈錦鍊於警詢時供稱：我去簽署不動產互易契約書時，葛王玉英的名字已簽妥，我不知道是誰簽的等語，並非足採，並參合被告翁普慶供稱：當天是葛王玉英叫項淑貞（找）來找我等語（原審卷一第46頁），被告葛念蕙供稱：當時是我母親委託我姑姑項淑貞叫我回來簽的等語（本院卷一第91頁），核與證人沈錦鍊證述當天我在工地工作，項淑貞打電話叫我去簽名等語相符（本院卷二第 220頁背面），被告葛念蕙、翁普慶、沈錦鍊等人既係被告項淑貞通知前往葛王玉英住處見證簽署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且被告葛念蕙供稱：當初是我姑姑項淑貞陪我媽媽辦理我父親的遺產稅等語（原審卷二 第167頁背面），堪認被告項淑貞長期與葛玉英相處，並經常陪同葛王玉英就醫，對於為何簽訂不動產互易契約書及過程應較其他見證人瞭解，衡情被告項淑貞就葛王玉英平常簽名、書寫文字習慣，自較他人清楚，顯見被告項淑貞與葛王玉英關係甚密，應有為協助被告葛念蕙辦理葛王玉英遺產稅之抵繳，而於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上偽簽葛王玉英簽名之動機，是證人沈錦鍊於審理中證述該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上葛王玉英之簽名係被告項淑貞所簽等語，並未悖於常情，應可採信。被告項淑貞辯稱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上「葛王玉英」簽名不是我寫的云云，並非足採；辯護人指稱證人黃泓霖於審理中證述：項淑貞又無意中透露是翁普慶叫他代葛王玉英簽名，於是我才知道這件事情等語，並不實在等節，亦非足採。復依被告陳壽春於本案偵查中供稱：我跟葛王玉英於91年6月5日在其仁愛路的家簽互易契約，當時翁普慶、項淑貞、葛念蕙、沈錦鍊也在場，所有簽名是在場一起完成等語（同上卷第 7頁）；被告項淑貞於本案偵查中供稱：當時葛王玉英、翁普慶、沈錦鍊、陳壽春、葛念蕙都在場，我跟著他們後面簽的，我看到時全部都簽好了等語（同上卷第 9頁），顯見證人沈錦鍊於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上簽名時，並非被告等人均已完成簽名，則證人沈錦鍊於審理證稱：「我去簽的時候，有的已經簽好了，不是大家都已經簽好了」、「我是說有的已經簽好了，不是大家都已經簽好了」等語，應為可採；此外，被告等人供述91年6月5日當天有在葛王玉英仁愛路住處簽訂不動產互易契約等節，相互矛盾且前後不一，諸多與常情相悖，顯難採信，俱如前述，足認證人沈錦鍊於審理中指證並非虛構，依首開說明，自不得因沈錦鍊就案發細節之供證，前後略有差異，即據此全然否定沈錦鍊證述本件不動產互易契約書是被告等人在葛王玉英死後簽名及項淑貞冒用葛王玉英之簽名等真實性。是各辯護人辯護稱沈錦鍊前後證述不一，所述不實等節，顯屬率斷，不足憑採。
3.又參之卷附不動產互易契約書第 2條約定：乙方同意將其辦理繼承後之非墓園部分土地（詳如附表二所列），所有權全部讓與甲方所有等語，且證人沈錦鍊於原審證述：因為葛王玉英對我很好，她叫我負責山上的工程，讓我當股東，如果有賺錢就分我紅，所以才會找我當股東等語（原審卷二第22
5 頁背面），足見沈錦鍊與葛王玉英之間具有相當情誼，則沈錦鍊對於其與被告葛念蕙、翁普慶、項淑貞於葛王玉英死後與被告陳壽春簽訂不動產互易契約書，致葛王玉英之非墓園土地依約須全部讓與被告陳壽春，因認葛王玉英就此失去生前創立之國榮公墓，自合於常情，是上開自白書內容記載「因深感葛媽媽（葛王玉英）生前對我之厚愛，而於葛媽媽死後，作出如此違背葛媽媽一生心血所創立之國榮公墓，而做出偽造葛王玉英與陳壽春先生之易地協議書之見證人」，並未有辯護人所稱自白書內容矛盾之情形。另關於沈錦鍊書寫上開自白書之原因及日期部分，證人沈錦鍊於原審證述：因為我當初要去告訴人那邊收工程款，無意中談到互易契約書的事情，告訴人問我為什麼要簽名，我就說是項淑貞叫我過去，項淑貞說葛王玉英很照顧我，要我簽個名，所以告訴人叫我寫自白書自保等語（原審卷二第220頁背面、第221頁），並於本院審理時先證稱：我差不多於 7-8年前左右，到百福山公司收工程款，也是差不多 7-8年前寫自白書，民國90幾年寫的等語，嗣經詢以「剛才辯護人問你簽自白書的時間，跟你在原審回答的年度以及你剛才說去說工程款的時間有所不同，你現在是否記得自白書是有押日期還是倒填日期？」證人沈錦鍊證稱：簽自白書的時間就是自白書上的日期，我於91年以後有陸續向百福山收工程款等語（本院卷二第27至29頁），參以證人沈錦鍊實際書寫上開自白書距本院審理作證時已有數年之久，自難苛求其於本院作證時能清楚記憶而正確陳述其簽寫上開自白書及前往百福山收取工程款時距今之年分，尚難以此逕認上開自白書所寫日期93年 8月22日係倒填日期，或遽認該自白書所載內容不實，亦難認證人沈錦鍊於審理時證述該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係偽造乙節不實。又證人沈錦鍊於原審證述：我於93年 8月22日簽寫自白書的前後，沒有因受傷而就醫或遭人脅迫之情形，也沒有曾經在墓園跟項淑貞講我被告訴人黃春風打到住院等語，復於本院審理時證述上開原審作證回答均實在等語（本院卷二第28頁背面、第29頁），且依證人黃春風（即黃泓霖）於原審審理時證述、證人許建宏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證述，均無從認定沈錦鍊簽寫上開自白書當時或前後有遭受他人傷害或脅迫等情形，復無證據證明證人黃春風、許建宏於原審證述關於沈錦鍊簽寫自白書當時未遭受強暴脅迫乙節，係虛偽不實；此外，本院依被告之聲請，向中央健康保險署、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成泰中醫診所、成洲診所調取沈錦鍊於92年 1月起至94年12月底之就醫資料、病歷資料（本院卷一第108至162頁），亦未發現沈錦鍊於簽寫自白書之93年 8月22日前後有受傷就醫之紀錄，是縱認證人沈錦鍊於原審證稱：我有寫好（自白書），給他們看，然後許建宏有改一下，之後我再修改，其中自由意識那句是許建宏叫我加的等語（原審卷二第224頁背面、第225頁），沈錦鍊書寫自白書當時固有經過許建宏略予修正部分內容，但並無證據足認沈錦鍊於書寫自白書當時及前後期間曾遭黃泓霖、許建宏或他人毆傷或脅迫，違反其意願，致其被迫簽立與事實不符之自白書，自難以沈錦鍊簽寫該自白書過程，逕認沈錦鍊證述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係葛王玉英死後簽訂，並由項淑貞於該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上偽簽葛王玉英之簽名等節不實。是辯護人辯護稱：自白書一定是倒填日期，自白書內容不實等語，或稱該自白書非沈錦鍊在自由意志下所製作，沈錦鍊係在許建宏、黃春風 2人強暴脅迫下方書立該自白書，自白書書寫「作出如此違背葛媽媽一生心血所創立之國榮公墓，而做出偽造... 易地協議書之見證人」，不可能係沈錦鍊自己之意思，自白書內容虛偽不實等語，顯係臆測之詞，尚難採信。
(九)綜上所述，證人沈錦鍊指證被告葛念蕙、陳壽春、翁普慶、項淑貞於葛王玉英死後，由項淑貞偽造葛王玉英之簽名，共同偽造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並偽填日期為91年6月5日等情，堪信為真實。又原審法院依檢察官及被告之聲請，就不動產互易契約書原本上乙方「葛王玉英」簽名與卷附認證書原本、私立國榮公墓經營開發土地使用全經銷契約書原本上「葛王玉英」簽名及被告 4人簽名筆跡，囑託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法務部調查局鑑定，固因送鑑之筆跡時隔過久、筆跡數量不足等，致無法鑑定，有上開鑑定機關函文在卷可參（原審卷一第81、86頁），但該鑑定函文並非排除該不動產互易契約書原本上乙方欄「葛王玉英」簽名為被告項淑貞之筆跡，且依被告 4人於警詢、偵審歷次供述，其等供稱葛王玉英於91年6月5日在被告葛念蕙、翁普慶、項淑貞及證人沈錦鍊之見證下，與被告陳壽春簽訂不動產互易契約書，顯非事實，有如前述，復依證人沈錦鍊於審理時指證該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上葛王玉英之簽名係被告項淑貞所為，足以採信，並參合證人沈錦鍊於原審證述伊參加葛王玉英之喪禮是在簽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之後等語（原審卷2第223頁背面），堪認本件不動產互易契約書，應係被告葛念蕙、陳壽春、翁普慶、項淑貞於91年 6月20日葛王玉英死亡起至其喪禮告別式舉辦以前之某日，在葛王玉英生前位於臺北市○○路○段○○○號5樓之1住處，由被告項淑貞在該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乙方欄偽簽葛王玉英之簽名，並由在場其中 1人（身分不詳）蓋用葛王玉英之印章，復由被告葛念蕙、翁普慶、沈錦鍊、項淑貞在該契約書見證人欄、甲方欄上簽章或捺印，且偽填簽訂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之日期為91年6月5日，以此表示葛王玉英生前於91年6月5日與陳壽春簽訂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並由葛念蕙、翁普慶、項淑貞、沈錦鍊於上揭日期在場見證該契約書之簽訂過程等事實，堪以認定。又不動產互易契約書記載「第五條：今甲方承諾乙方之交換不動產，是因乙方為作遺產稅所需」等語，被告均供稱簽訂該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係為繳交遺產稅使用，其等為完成以葛王玉英名義與被告陳壽春簽訂該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乃推由被告項淑貞偽簽葛王玉英之簽名，並由在場其中 1人（身分不詳）蓋用葛王玉英之印章，且由被告葛念蕙、翁普慶、項淑貞及證人沈錦鍊在場見證，被告陳壽春復於甲方簽章，以共同完成被告葛念蕙、翁普慶、項淑貞、沈錦鍊在場見證並由葛王玉英於生前91年6月5日與被告陳壽春簽訂之不動產互易契約書，則被告葛念蕙、翁普慶、項淑貞、陳壽春及沈錦鍊，就共同冒用葛王玉英之名義而制作偽造該不動產互易契約書，顯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復按刑法處罰偽造文書罪之主旨，所以保護文書之實質的真正，雖尚以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要件之一，亦衹以有損害之虞為已足，有無實受損害，在所不問，且此所謂損害，亦不以經濟價值為限（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1111號判例可資參照）；本件被告葛念蕙、翁普慶、項淑貞、陳壽春等人共同偽造91年6月5日不動產互易契約書後，被告陳壽春隱瞞葛王玉英死亡一事，仍委託他人將土地移轉登記為葛王玉英所有，已如前述；被告葛念蕙則於92年12月24日，持上開不動產互易契約書向百福山公司代表人黃泓霖表示，該不動產互易契約交換之土地，可以實物抵繳方式扣繳葛王玉英之遺產稅，行使該偽造之不動產互易契約書，黃泓霖當日與被告葛念蕙就國榮公墓土地讓售予百福山公司等事宜簽訂協議書，被告葛念蕙另於92年12月25日申請以被繼承人葛王玉英所遺債權（土地返還請求權）抵繳遺產稅，經臺北市國稅局於93年1月20日以財北國稅徵字第0000000000 號函核准抵繳，並就抵繳土地辦竣國有登記，復於93年11月19日將上開不動產互易契約書提出於臺北市國稅局，主張臺北市國稅局核定被繼承人葛王玉英遺產債權部分之相對債務尚未給付，申請更正遺產稅額，嗣經臺北市國稅局依其主張增列未償債務00000000元等情，有上開協議書、臺北市國稅局101年6月15日財北國稅徵字第0000000000號函、10
3 年11月25日財北國稅徵字第0000000000號函在卷可按（98年他字第6327號卷第10至12頁；原審卷二第50頁；本院卷一第 205頁），堪認被告葛念蕙、翁普慶、項淑貞、陳壽春等人共同偽造91年6月5日不動產互易契約書，該不動產互易契約書既約定陳壽春提供土地移轉登記予葛王玉英，以作為遺產稅之用，葛王玉英同意將其辦理繼承後之非墓園部分土地所有權全部讓與被告陳壽春所有，若葛王玉英之繼承人即被告葛念蕙日後持以向稅捐機關行使，將影響稅捐機關對於葛王玉英遺產稅課徵、抵繳之金額計算，至為明確，自足以生損害於葛王玉英及稅捐機關管理稅捐之正確性；又被告葛念蕙於92年12月24日，持上開不動產互易契約書向百福山公司代表人黃泓霖行使，黃泓霖因認葛王玉英於91年6月5日有與被告陳壽春簽訂不動產互易契約書，而於當日與被告葛念蕙就國榮公墓土地讓售予百福山公司等事宜簽訂協議書，亦足以生損害於葛王玉英及百福山公司；另被告葛念蕙於93年11月19日將上開不動產互易契約書提出於臺北市國稅局，主張臺北市國稅局核定被繼承人葛王玉英遺產債權部分之相對債務尚未給付，申請更正遺產稅額，亦影響稅捐機關對於葛王玉英遺產稅課徵、抵繳之金額計算，自足以生損害於葛王玉英及稅捐機關管理稅捐之正確性。至臺北市國稅局於95年10月 5日以財北國稅徵字第0000000000號函稱：依法院所詢，倘若該不動產互易契約書，經法院審認係他人冒用葛王玉英之名義而偽造簽定，屬無效之契約，尚無逃漏遺產稅之情事，因債權及債務同時調整，無應補徵稅額等語（本院卷一第205至214頁），但被告葛念蕙、翁普慶、項淑貞、陳壽春明知葛王玉英已死亡，仍冒用葛王玉英之名義，共同偽造葛王玉英與被告陳壽春於91年6月5日簽訂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作為遺產稅使用，被告葛念蕙復持以向臺北市國稅局行使，致該局核准抵繳葛王玉英之遺產稅，嗣亦准予增列未償債務，已影響臺北市國稅局對於葛王玉英遺產稅課徵、抵繳之金額計算，難謂無侵害遺產稅核課正確性之危險，自對於稅捐機關管理稅捐之正確性，已生損害，被告等人自難解免刑法第
210 條偽造私文書或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罪責。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所辯各節，均非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葛念蕙共同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被告翁普慶、項淑貞、陳壽春共同偽造私文書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
(一)關於刑法修正前後規定之比較適用：查被告4人行為後，刑法及刑法施行法部分條文業於94年2月
2 日修正公布，95年7月1日施行，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係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所生新舊法律比較適用之準據法，本身尚無比較新舊法之問題，應一律適用裁判時之現行刑法第 2條規定以決定適用之刑罰法律。又本次刑法修正之比較新舊法，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最高法院95年5月23日95年度第8次刑庭會議決議參照）。又依修正前後刑法之規定，並無有利或不利之情形，無庸為新、舊法之比較，個案如有其他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為新、舊法之比較情形時，依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參照最高法院97年度第2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經查：
1.修正後刑法第28條規定：「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皆為正犯」，而修正前刑法第28條則規定：「二人以上共同實施犯罪之行為，皆為正犯」。依上開條文之修正說明，基於近代刑法之個人責任原則及法治國人權保障之思想，修正後刑法第 28 條之規定，將共同正犯之參與類型，確定在「實行」概念下之共同參與行為，始成立共同正犯，否認所謂「陰謀共同正犯」及「預備共同正犯」，惟仍無礙於「共謀共同正犯」仍應受處罰之立場。又為配合刑法第 28 條至第30條對於正犯與共犯之共同或參與行為，已修正為「實行」或「使之實行」犯罪行為，修正後刑法第31條亦採取相同之立場，將該條第 1項之「實施」修正為「實行」，並配合第四章章名之修正，將該條第 1項內之「共犯」修正為「正犯或共犯」，並增設但書規定得減輕其刑。本件被告 4人均係實行共犯，不論依新舊法，均構成共同正犯，新法對被告未更為有利。
2.有關定其應執行之刑規定，依修正前刑法第51條第 5款規定，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不得逾20年，然修正後刑法第51條第 5款規定，則修正為不得逾30年；是修正後之規定，將宣告多數有期徒刑定執行刑之上限，由修正前之不得逾20年，提高為不得逾30年，其餘則無不同，比較結果，修正後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葛念蕙。
3.綜上，本件經綜合觀察全部罪刑比較之結果，依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擇整體適用較有利修正前刑法之規定。
(二)核被告葛念蕙於事實欄二、三所為，均係犯刑法第 216條、第 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被告項淑貞、翁普慶、陳壽春於事實欄一所為，均係犯刑法第 210條偽造私文書罪。被告葛念蕙、項淑貞、翁普慶、陳壽春如事實欄一所示共同偽造「葛王玉英」之簽名、盜蓋（盜用）葛王玉英之印章之行為，均係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且被告葛念蕙如事實欄二、三所示將事實欄一偽造私文書復持以行使，其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應為各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葛念惠、項淑貞、翁普慶、陳壽春與沈錦鍊就事實欄一所示偽造私文書之犯行，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均為共同正犯。被告葛念蕙所犯行使偽造私文書 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予分論併罰。又依起訴書犯罪事實欄記載：葛念蕙明知此互易契約（指不動產互易契約書）為偽造，仍意圖自己不法所有於92年12月24日，持此互易契約向百福山公司之代表人黃泓霖誆稱..等語，應認檢察官就被告葛念蕙於92年12月24日行使偽造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之事實，業已起訴，法院依法應予審究。至移送併辦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100年度偵字第18967號案件，與本件起訴部分，係屬同一事實，法院亦得併予審究。
四、撤銷改判之理由及科刑：
(一)原審詳為調查，認被告葛念蕙、陳壽春、翁普慶、項淑貞於原判決事實欄一(一)共同行使偽造私文書、被告葛念蕙、陳壽春於原判決事實欄一(二)共同行使偽造私文書部分，罪證明確，予以論科，並就被告葛念蕙被訴詐欺罪嫌諭知無罪部分，固非無見。惟查：(一)本件依照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之記載，檢察官起訴「被告葛念蕙明知此互易契約為偽造，仍意圖自己不法所有於92年12月24日，持此互易契約向百福山股份有限公司之代表人黃泓霖誆稱，此互易契約換來之37筆道路用地價值2億7千萬元，可以實物抵繳方式扣繳葛王玉英之遺產稅，使黃泓霖陷於錯誤，而同意與葛念蕙簽立國榮公墓買賣契約，雙方約定葛念蕙將自己繼承之國榮公墓出賣給百福山公司，百福山公司除代葛念蕙繳納因國榮公墓所生之一切稅捐外，另應交付葛念蕙 1億元，百福山公司並應履行前開互易契約之約定，將所買得之非墓園土地與陳壽春之道路用地互易。百福山公司簽立上開契約後，即開始依約付款給葛念蕙，前後共交付葛念蕙4820萬元」，該部分起訴事實並不及於被告陳壽春，法院自不得就被告陳壽春未經起訴或追加起訴之犯罪審判，原審就被告陳壽春與同案被告葛念蕙均明知不動產互易契約書為偽造，於92年12月24日，另起共同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持互易契約向百福山股份有限公司代理人黃泓霖表示，此互易契約交換之37筆道路用地，可以實物抵繳方式扣繳葛王玉英之遺產稅等節，認被告陳壽春於92年12月24日涉有共同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予以論罪科刑，於法未合。(二)被告項淑貞、翁普慶、陳壽春就共同被告葛念蕙將偽造之不動產互易契約書陳報臺北市國稅局之所為，並無證據證明被告項淑貞、翁普慶、陳壽春與共同被告葛念蕙之間，有何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被告項淑貞、翁普慶、陳壽春不應兼論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詳後述不另無罪諭知部分），原審認被告項淑貞、翁普慶、陳壽春就共同被告葛念蕙將偽造之不動產互易契約書陳報臺北市國稅局之所為，共同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自有未洽。(三)依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7條、第10條第1項規定，應減刑之罪，未經判決確定者，於裁判時，減其宣告刑；依前項規定裁判時，應於判決主文同時諭知其宣告刑及減得之刑，且裁判確定前犯數罪均應減刑而未定執行刑者，就各罪減刑後，適用刑法第51條定其應執行之刑。本件原審就被告葛念蕙、陳壽春於判決主文同時諭知其宣告刑及減得之刑後，未依上開規定就各罪減刑後，適用刑法第51條定其應執行之刑，而係將各宣告刑定其應執行之刑後，再予以減刑，自有違誤。
(四)被告等人共同盜用葛王玉英之真正印章，蓋用於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上所產生之印文，因印文均係真正，非屬偽造印章之印文，自無從宣告沒收，且卷存不動產互易契約書原本係告訴人於98年10月28日偵查中提出，此觀諸外放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資料袋上記載即明，堪認該卷存不動產互易契約書原本業經被告等人提出交付告訴人公司代表人黃泓霖收執，難認係被告等人所有之物，該契約書本身亦非屬於刑法第 219條規定應沒收之印章、印文或署押，自不得以該卷存不動產互易契約書原本係犯罪所用之物或係應沒收之印章、印文或署押，而依刑法第 219條規定宣告沒收；乃原判決將卷存不動產互易契約書原本（含其上偽造之葛王玉英簽名與印文各1枚），均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亦有違誤。復按沒收為從刑之一種，依主從不可分原則，應附隨於主刑而同時宣告之；原判決主文欄第 1項，就被告葛念蕙、陳壽春各次主刑項下，並未同時宣告沒收，併有未當。(五)按起訴之犯罪事實，究屬為可分之併罰數罪，抑為具單一性不可分關係之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檢察官起訴書如有所主張，固足為法院審判之參考；縱檢察官主張起訴事實屬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關係之案件，然經法院審理結果，認應屬併罰數罪之關係時，則為法院認事、用法職權之適法行使，並不受檢察官主張之拘束。此際，於認係屬單一性案件之情形，因其起訴對法院僅發生一個訴訟關係，如經審理結果，認定其中一部分成立犯罪，他部分不能證明犯罪者，即應就有罪部分於判決主文諭知論處之罪刑，而就無罪部分，經於判決理由欄予以說明論斷後，敘明不另於判決主文為無罪之諭知即可，以符彈劾（訴訟）主義一訴一判之原理（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6288號、100年度台上字第4890號、101年度台上字第2585號判決意旨；本院暨所屬法院 101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37號研討結果均採相同意旨）；本件被告葛念蕙被訴於92年12月24日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罪嫌部分，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定其中一部分（行使偽造私文書）成立犯罪，他部分（詐欺）不能證明犯罪，依上開說明，應就無罪部分，經於判決理由欄予以說明論斷後，敘明不另於判決主文為無罪之諭知即可，原審判決就被告葛念蕙被訴詐欺部分，於主文另為無罪諭知，自有未洽。
(二)檢察官上訴指稱：被告葛念蕙向告訴人提出偽造之不動產互易契約書施用詐術，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與被告被訴行使偽造文書罪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原審逕依數罪關係另於主文中為無罪之諭知，屬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等語，非無理由。被告葛念蕙上訴否認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被告陳壽春、翁普慶、項淑貞則否認偽造私文書犯行，並無理由；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輕，然原判決關於被告 4人所犯各罪之量刑，均已以各該犯罪之責任為基礎，就刑法第57條所定科刑輕重應審酌之事項加以審酌，且量定之刑罰，並未逾法定刑度，亦無濫用量刑職權之情事，自難指為違法或不當，從而檢察官此部分上訴亦無理由。檢察官上訴另指稱：本件原審函請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核定之稅額係以扣除互易契約之債權為計算，然本件互易契約既屬虛偽，在與原應核繳之遺產稅額相較時，當以遺產總額扣除互易契約債權後再加計互易前之國榮公墓土地等為遺產稅額之計算基準，蓋僅單獨扣除互易契約債權，卻未加計互易前之國榮公墓土地，所得之遺產稅額必然低於原應核繳之遺產稅額，原審以與本案無關之計算式基礎推論本件並無逃漏稅捐之結果，且對被告葛念蕙亦無益處，已屬速斷等語；但查，被告葛念蕙向臺北市國稅局申請以繼承上開不動產互易契約債權（土地返還請求權共33筆，部分土地於死亡後始完成登記為葛王玉英所有）等抵繳遺產稅，並主張葛王玉英遺產中原核定債權之相對未償債務應予扣除，被告葛念蕙應繳納之遺產稅67,680,840元，而剔除上開不動產互易契約債權，其未償債務扣除額一併變更為 0元，被告葛念蕙應繳納之遺產稅額為42,183,301元，較未剔除前應繳納之遺產稅額少，國稅局亦無應補徵稅額之問題，業據臺北市國稅局函復本院在卷可參，難認被告葛念蕙有發生逃漏稅捐之結果，被告項淑貞、翁普慶、陳壽春即未有幫助他人逃漏稅捐之結果（詳後述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尚非可以逃漏稅捐罪或幫助逃漏稅捐罪相繩，檢察官上訴所稱並無理由。綜上，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該部分自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就原判決上開有罪及定應執行刑部分，均予撤銷，自為判決，並就原判決關於被告葛念蕙被訴詐欺諭知無罪部分，併予撤銷。
(三)爰審酌被告葛念蕙、項淑貞、翁普慶、陳壽春犯罪之目的、動機、手段，其等所為危害稅捐機關管理稅捐之正確性，並對各被害人造成損害，兼衡被告葛念蕙、陳壽春之犯罪情節，較被告項淑貞、翁普慶重，其等智識程度、素行、生活狀況及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3項所示之刑。又被告行為後，刑法就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業已修正，由修正前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得以銀元1元以上銀元3元以下折算 1日，並依修正前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2條規定提高 100倍為銀元100元以上銀元300元以下，折算新臺幣為 300元以上900元以下，然修正後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修正為得以新臺幣1,000元、2,000元或3,000元折算1日，比較行為時法與裁判時法，因修正後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適用行為時之法律，是就被告宣告之刑及後述減得之刑，依修正前刑法第41條第 1項前段規定，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再被告之前開犯罪時間，均係在96年 4月24日以前，且無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所定不得減刑之情形，爰依同條例第 2條第1項第3款、第7條、第9條、第10條規定，就其等所犯之罪均各減其宣告刑2分之1，並就被告葛念蕙部分定其應執行之刑，並均諭知前揭刑法修正前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末查，依照不動產互易契約書第11條記載「本契約一式二份，由甲乙雙方各執乙份為憑」，足認本件不動產互易契約書共有2份，其中1份係被告陳壽春交付告訴人收執，由告訴人於偵查中提出在卷，已如前述，並據被告陳壽春於本院審理時陳明屬實（本院卷二第 168頁背面），該份不動產互易契約書已非被告所有之物，爰不予宣告沒收；惟該份卷存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上偽造葛王玉英之簽名1枚，為偽造之署名，應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另 1份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係由被告項淑貞保管中，業據被告葛念蕙於警詢時供陳在卷（ 98年他字第6327號卷第79頁），復無證據證明該份不動產互易契約書業已滅失，該份非卷存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係被告所有供本案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犯罪所用之物，爰依修正前刑法第38條第1項第2款規定宣告沒收之；至該份非卷存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上偽造之署押，已因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之沒收而包括在內，無庸重為沒收之諭知，併此敘明。
五、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認被告項淑貞、翁普慶、陳壽春就被告葛念蕙將偽造之不動產互易契約書陳報臺北市國稅局之所為，涉有刑法第216條、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按偽造私文書與行使本屬兩罪，如對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行為並無犯意聯絡，亦未參與實施，衹負偽造私文書之責任，不應兼論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查本件被告葛念蕙、項淑貞、翁普慶、陳壽春及沈錦煉係於91年 6月20日起至葛王玉英喪禮告別式舉辦前之某日，共同偽造不動產互易契約書，嗣被告葛念蕙於92年12月25日申請以被繼承人葛王玉英所遺債權（土地返還請求權）及銀行存款等抵繳遺產稅，復於93年11月19日，將上開偽造之不動產互易契約書，提出於臺北市國稅局而行使，主張臺北市國稅局核定被繼承人葛王玉英遺產債權部分之相對債務尚未給付，申請更正遺產稅額，足見被告等人共同偽造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之時間，距被告葛念蕙將該不動產互易契約書持向臺北市國稅局行使時，已逾 2年之久，且參之卷附不動產互易契約書所載附表一、附表二即葛王玉英與被告陳壽春互易之土地地號及坐落位置均屬不明，則被告陳壽春於簽訂該不動產互易契約書後，能否順利提供土地進行互易，暨被告葛念蕙是否確會向稅捐機關提出該不動產互易契約書，據以申請抵繳遺產稅或增列未償債務等節，均屬未明，自難以被告項淑貞、翁普慶、陳壽春參與共同偽造不動產互易契約書，逕認被告項淑貞、翁普慶、陳壽春就被告葛念蕙於93年11月19日將該不動產互易契約書提出國稅局行使一事，與被告葛念蕙之間有行使偽造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之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此外，卷內亦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項淑貞、翁普慶、陳壽春對於葛念蕙於93年11月19日行使偽造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之行為，有何犯意聯絡或參與實施，是被告項淑貞、翁普慶、陳壽春衹負偽造私文書之責任，不應兼論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此部分因與前開論罪科刑之偽造私文書部分為吸收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二)公訴意旨另以：被告 4人偽造葛王玉英名義與陳壽春簽立之不動產互易契約書，約定將葛王玉英所有國榮公墓內非墓園土地與陳壽春所有之道路用地互易，欲以道路用地實物抵繳葛鑽、葛王玉英之遺產稅，以達成逃漏遺產稅之目的，經被告葛念蕙將此不動產互易契約書陳報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該局核定可抵繳 8千萬元，足以生損害於稅捐機關管理稅捐之正確性。因認被告葛念蕙涉犯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納稅義務人以詐術逃漏稅捐罪嫌，被告項淑貞、翁普慶、陳壽春涉犯同法第43條之幫助逃漏稅捐罪嫌；並認被告葛念蕙被訴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與稅捐稽徵法第41條以不正方法逃漏稅捐罪嫌，有方法、結果之牽連犯關係，被告項淑貞、翁普慶、陳壽春被訴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與稅捐稽徵法第43條之幫助逃漏稅捐罪嫌，有想像競合犯關係等語（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101年 7月17日101年度蒞字第4240號補充理由書；原審卷二第118、119頁）。然查：
1.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逃漏稅捐罪，係結果犯，並無處罰未遂之規定，須以發生逃漏稅捐之結果為成立要件。而同法第43條所規定之幫助犯第41條之罪，當亦應以正犯之納稅義務人確有犯第41條之事實與結果者，方有幫助犯之罪責成立之可言（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7749號、85年度台上字第3908號判決均採相同意旨）。本件原審向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已更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函詢葛王玉英遺產稅之計算，由該局於101年8月28日以財北國稅審二字第0000000000號函附「葛王玉英遺產稅計算表」（原審卷 2第156至158頁），可知包括不動產互易契約債權（即葛王玉英對陳壽春之土地返還請求權），核定之葛王玉英遺產總額為 272,304,436元，扣除免稅額、喪葬費、直系血親卑親屬等扣除額、應納未納稅捐及未償債務等項後，遺產淨額為 164,375,680元，乘以稅率百分之50，減去累進差額後，被告葛念蕙應繳納之遺產稅額為67,680,840元；相較於在無上開不動產互易契約債權（即扣除此部分債權）之情形下，因該等債權同時附有負擔，若扣除該等債權，其未償債務扣除額92,548,425元一併變更為 0元，扣除免稅額、喪葬費、直系血親卑親屬等扣除額、應納未納稅捐及未償債務等項後，遺產淨額為113,380,601 元，乘以稅率百分之50，減去累進差額後，被告葛念蕙應繳納之遺產稅額為42,183,301元。
2.本院再向財政部臺北國稅局函詢葛王玉英遺產稅實物抵繳情形，該局於 103年11月25日以財北國稅徵字第0000000000號函復略稱：葛王玉英於91年 6月20日歿，核定遺產稅應納稅額 116,823,965元，納稅義務人葛念蕙於92年12月25日申請以繼承債權（土地返還請求權共33筆，部分土地於死亡後始完成登記為葛王玉英所有）及銀行存款抵繳該遺產稅，經本局依行為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於93年1月20日以財北國稅徵字第0000000000號函核准抵繳在案，核定抵繳債權抵繳價額為113,335,004元銀行存款為335,959元；上開債權部分業於93年12月22日辦竣國有登記，銀行存款部分及抵繳不足差額3,153,002元，亦於93年2月17日繳納完竣；納稅義務人葛念蕙於93年4月7日申請更正，主張葛王玉英遺產中原核定債權之相對未償債務應予扣除，再於同年11月19日補送不動產互亦契約以為證明，本局依其主張增列未償債務92,548,425元，本件嗣經更正遺產稅為67,680,840元，致溢繳稅款49,143,125元；本局函請納稅義務人葛念蕙指定退還實物價額45,990,123元之標的及持分，並另案退還現金3,153,002 元（業已抵繳葛王玉英尚欠罰鍰），納稅義務人於95年間申請退還債權（已轉換為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等 9筆土地）計45,598,026元，尚有溢抵392,097元，該納稅義務人以書面表示同意捐贈政府，本局於95年10月
5 日以財北國稅徵字第0000000000號函同意受理；依法院所詢，倘若該不動產互易契約書，經法院審認係他人冒用葛王玉英之名義而偽造簽定，屬無效之契約，尚無逃漏遺產稅之情事，因債權及債務同時調整，無應補徵稅額；又本局基於土地法第43條之登記絕對效力，依其土地登記謄本所載，已善意取得該等抵繳土地之所有權等語（本院卷一第205至214頁）。與該局於101年8月28日以財北國稅審二字第0000000000號函意旨大致相同，亦即葛王玉英之遺產總額經剔除上開不動產互易契約債權 143,543,504元（即土地返還請求權），因該等債權同時附有負擔，若剔除該等債權，其未償債務扣除額92,548,425元一併變更為 0元，經計算被告葛念蕙應繳納之遺產稅額為42,183,301元，相較於未剔除上開不動產互易契約債權（即將上開債權金額列入遺產總額）之情形下，被告葛念蕙應繳納之遺產稅為67,680,840元，足徵被告葛念蕙向臺北國稅局申請以繼承上開不動產互易契約債權（土地返還請求權共33筆，部分土地於死亡後始完成登記為葛王玉英所有）等抵繳遺產稅，並主張葛王玉英遺產中原核定債權之相對未償債務應予扣除，被告葛念蕙應繳納之遺產稅67,680,840元，而剔除上開不動產互易契約債權，其未償債務扣除額一併變更為0元，被告葛念蕙應繳納之遺產稅額為42,183,301 元，較未剔除前應繳納之遺產稅額少，臺北市國稅局亦無對被告葛念蕙補徵遺產稅額之問題。是以，被告葛念蕙先於92年12月25日以登記於葛王玉英名下土地向臺北市國稅局申請抵繳遺產稅，復於93年11月19日將偽造之不動產互易契約書持向臺北市國稅局申請增列葛王玉英之債務，但依上開說明，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業已善意取得被告葛念蕙申請抵繳之土地所有權，且本件不動產互易契約書為偽造，而屬無效之契約，則葛王玉英因上開不動產互易契約所生之債權及債務同時調整（剔除），臺北市國稅局認被告葛念蕙無須補繳稅額，尚無逃漏稅之結果。從而，被告葛念蕙先以登記於葛王玉英名下土地向臺北市國稅局申請抵繳遺產稅，復將偽造之不動產互易契約書持向臺北市國稅局申請增列葛王玉英之債務，尚難認被告葛念蕙有發生逃漏遺產稅之結果，被告項淑貞、翁普慶、陳壽春即未有幫助被告葛念蕙逃漏遺產稅之結果，被告葛念蕙不能繩以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罪，被告項淑貞、翁普慶、陳壽春自亦無成立同法第43條第 1項之幫助逃漏稅捐罪之可言。
3.綜上，公訴人認被告葛念蕙涉犯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納稅義務人以詐術逃漏稅捐罪嫌，被告項淑貞、翁普慶、陳壽春 3人涉犯同法第43條之幫助逃漏稅捐罪嫌，尚嫌無據。是此部分即不能證明被告葛念蕙構成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納稅義務人以詐術逃漏稅捐罪，亦不能證明被告項淑貞、翁普慶、陳壽春構成同法第43條之幫助逃漏稅捐罪，本應為無罪之諭知，惟此部分與事實欄一、三論罪科刑部分，分別有牽連犯、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按：刑法第55條關於牽連犯之規定業經刪除，比較新、舊法結果，適用被告行為時之法律即修正前刑法第55條牽連犯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應適用修正前刑法第55條牽連犯之規定），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三)公訴意旨復以：被告葛念蕙明知不動產互易契約書為偽造，仍意圖自己不法所有，於92年12月24日，持此互易契約書向百福山股份有限公司之代表人黃泓霖誆稱，此互易契約換來之37筆道路用地價值2億7千萬元，可以實物抵繳方式扣繳葛王玉英之遺產稅，使黃泓霖陷於錯誤，而同意與葛念蕙簽立國榮公墓買賣契約，雙方約定葛念蕙將自己繼承之國榮公墓出賣給百福山公司，百福山公司除代葛念蕙繳納因國榮公墓所生之一切稅捐外，另應交付葛念蕙 1億元，百福山公司並應履行前開互易契約之約定，將所買得之非墓園土地與陳壽春之道路用地互易。百福山公司簽立上開契約後，即開始依約付款給葛念蕙，前後共交付葛念蕙4820萬元。因認被告葛念蕙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嫌。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葛念蕙涉犯詐欺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公司代表人黃泓霖之指訴、被告葛念蕙之供述、證人廖年盛、許建宏之證述，以及告訴人公司與被告葛念蕙間簽立之協議書、承諾書、增補協議書、買賣契約書、和解書、告訴人公司開立給葛念蕙之支票影本20張、互易契約書影本、行政撤回訴訟狀、廖年盛律師事務所函等為主要論斷之依據。訊據被告葛念蕙堅決否認被訴詐欺犯行，辯稱：黃泓霖於92年12月24日簽訂協議書時即知悉有互易契約之存在，且該互易契約有列入協議書條文中列明，黃泓霖不可能不知；黃泓霖有在法庭上說過不管互易契約是真的還是假的，他都會跟我買土地，且互易契約不是假的，如果是假的話國稅局怎麼會認定，我沒有詐騙黃泓霖等語。經查：
1.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查本件證人黃泓霖固於原審證稱：葛念蕙於92年12月24日簽訂協議書當天葛念蕙有拿不動產互易契約書出來，該不動產互易契約書是拿一半出來，該契約書當事人簽名部分我沒有看到；是葛念蕙他們把簽名部分摺起來，不給我看等語（原審卷二第41頁）。然稽之卷附被告葛念蕙與百福公司於92年12月24日簽訂之協議書內容，有關「葛王玉英與陳壽春於91年6月5日訂立之不動產互易契約書，關於甲方之權利義務，由乙方概括承受，自行與陳壽春解決」等語，確實載明在上開協議書第 9點，此觀之協議書約定自明（98年偵字第6327號卷第10至12頁）。而證人黃泓霖擔任百福山公司之負責人，並有參與經營國榮公墓之經驗，其應知該不動產互易契約書所約定之權利義務，對於上開協議書之簽訂、履行具有重要影響，豈有可能在不詳閱該不動互易契約書內容之情形下即率與被告葛念蕙簽立協議書。況證人即簽定上開協議書時擔任見證人之律師廖年盛於原審審理時證述：不動產互易契約書當時應該有拿出來給大家看，雙方都了解（契約書內容），這個不動產互易契約書（提示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93年偵字第3266號卷第38頁）我有看過等語，則證人廖年盛於見證簽訂協議書時既有看過上開不動產互易契約書，衡情參與簽訂協議書之當事人百福山公司負責人黃泓霖亦應知悉上開協議書記載該不動產互易契約書及其內容，是證人黃泓霖證述：簽訂協議書時，並未看到互易契約之原文，被告葛念蕙故意隱藏其後半部之簽名部分，致其陷於錯誤，始簽訂協議書云云，尚難採信。
2.又證人黃泓霖於 101年6月6日原審審理作證時，經檢察官問：「針對此協議書及後續正式的買賣契約，如果當時沒有此不動產互易契約的存在，即你無法拿到道路用地去抵遺產稅，你是否仍會跟葛念蕙簽約？」，證人黃泓霖證稱：「會。」；檢察官問：「既然你說你還是會簽約，也就是說，少了道路用地可以去抵繳葛念蕙的稅，亦即你要多繳葛念蕙的遺產稅，屆時你給付的金錢會增加，為什麼你還是會跟葛念蕙簽約？」證人黃泓霖證稱：「因為紫金山就跟葛王玉英續約下來，我承接紫金山，所以就要跟她買，後來不知道她跟陳壽春有簽抵稅的問題，叫我來承接，我就承接下來。…因為我有接了紫金山的債權債務，所以延續下來，就必須要購買國榮公墓的這塊地及執照，所以我還是要簽約。」等語（原審卷2第41頁 ）。是以，縱使如證人黃泓霖所稱被告葛念蕙與百福山公司簽訂上開協議書，曾經提出該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作為契約內容，然證人黃泓霖所以必須簽定該協議書之真正原因，仍是因為渠在承接紫金山與國榮公墓有關墓園之義務後，本身亦有意取得葛念蕙所繼承之國榮公墓墓園用地與非墓園用地之全部所有權，且勢在必行，縱使簽訂協議書時並無該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之存在，亦無可供抵繳遺產稅之道路用地之利益，證人黃泓霖仍然會與被告葛念惠簽訂上開協議書，從而證人黃泓霖或百福山公司即無因被告葛念蕙提出上開不動產互易契約書，致使黃泓霖因此陷於錯誤，而同意簽定該協議書，並支付公訴意旨所載之款項予被告葛念蕙。是告訴人百福山公司之負責人黃泓霖既無因被告葛念蕙提出上開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之行為而陷於錯誤，被告葛念蕙即不構成詐欺罪。本應為無罪之諭知，惟此部分與事實欄二論罪科刑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六、被告陳壽春被訴詐欺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陳壽春急意圖自己不法所有，向百福山公司詐稱，可先將自己依互易契約得向葛王玉英主張之權利出賣給百福山公司，便利程序進行，使百福山公司陷於錯誤，而在94年 2月15日與被告陳壽春簽立協議書，由百福山公司另以 4千萬元買下被告陳壽春在互易契約中得主張之權利，被告陳壽春因而詐得 4千萬元。因認被告陳壽春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即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其以情況證據（即間接證據）斷罪時，尤須基於該證據在直接關係上所可證明之他項情況事實，本乎推理作用足以確證被告有罪，方為合法，不得徒憑主觀上之推想，將一般經驗上有利被告之其他合理情況逕予排除（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32年上字第67號判例意旨）。復次，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30年上字第 816號判例意旨）。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陳壽春涉犯詐欺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公司代表人黃泓霖之指訴、被告陳壽春之供述，為主要論斷之依據。訊據被告陳壽春堅決否認有何被訴詐欺犯行，辯稱：這不是我去賣給黃泓霖，而是黃泓霖請一個朋友一直來找我，後來大家都很大壓力所以有賣給他，賣給他時黃泓霖也沒有來，而是請他的朋友盛沛然來跟我寫；我沒有騙黃泓霖，是他一直要跟我買（指陳壽春於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中得對葛念蕙、葛王玉英主張之權利）等語。經查：被告陳壽春與證人黃泓霖所屬百福山公司簽訂協議書之日期係94年 2月15日，有卷附協議書可參（98年他字第6327號卷第32頁），然觀諸告訴人百福山公司於偵查中提出沈錦鍊書寫之自白書（同上卷第37頁），其上記載書寫自白書之日期為93年 8月22日，且證人沈錦鍊於原審證述：是告訴人（指黃泓霖）叫伊寫自白書自保等語（原審卷2第221頁），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簽自白書的時間就是自白書上的日期等語（本院卷二第29頁），證人黃泓霖於原審證述伊於沈錦鍊書寫自白書當時有在現場等語，應認證人黃泓霖至遲於93年 8月22日即得知沈錦鍊之自白書內容，從而證人黃泓霖對於該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係屬偽造一事早已知悉，然其於94年 2月15日與被告陳壽春簽定協議書時，並未就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之真偽對被告陳壽春提出任何質疑，即與被告陳壽春簽定上開協議書，支付 4千萬元予被告陳壽春，並取得被告陳壽春出具拋棄書，表示陳壽春放棄其因不動產互易契約書所生對葛王玉英、葛念蕙間的全部權利與義務，並將權利義務交付與拋棄書持有人。是證人黃泓霖於94年 2月15日前既已事先知悉不動產互易契約書為偽造不實，仍願意於94年 2月15日與被告陳壽春簽定協議書，同意承受陳壽春因不動產互易契約所生對葛念蕙、葛王玉英之全部權利與義務，是證人黃泓霖既無因被告陳壽春提出上開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之行為而陷於錯誤，被告陳壽春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被告陳壽春上開所為自不構成詐欺罪。
(四)綜上所述，依公訴人所提之全部證據，尚不足為被告陳壽春犯如上開公訴意旨所指詐欺罪之證明，仍有合理懷疑之存在，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不能僅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被告陳壽春有罪之認定。此外，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被告陳壽春確有公訴人所指之詐欺行為，揆諸首開說明，公訴人既不能證明被告陳壽春犯罪，應依法為被告陳壽春無罪之諭知。原審以不能證明被告陳壽春有上開公訴意旨所載詐欺犯罪，就被告陳壽春被訴詐欺部分，諭知被告陳壽春無罪之判決，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
七、上訴無理由之說明：
(一)檢察官上訴意旨略稱：本件告訴人因已承接紫金山，依當時情勢並急於取得國榮公墓之墓園用地與非墓園用地之全部所有權，亦勢在必行等情，至多是告訴人於簽署協議書時之外在客觀情境與告訴人簽署之動機，重點仍在於被告是否趁此情勢提出偽造之互易契約而施行詐騙；本件不動產互易契約書為偽造，且被告等人對於告訴人因承接紫金山急於取得國榮公墓用地等情已然知曉，故於此時提出偽造之不動產互易契約書詐得告訴人支付相關金額，原審疏未論究及此，反而以告訴人急於取得國榮公墓用地乙節，逕自推論告訴人並未陷於錯誤，論理法則已有違誤等語，此部分顯係對於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重為爭執，仍無從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且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供調查，是其此部分上訴並無理由。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另稱：被告陳壽春向告訴人提出偽造之不動產互易契約書施用詐術，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與被告被訴行使偽造文書罪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起訴書亦未曾表明 2罪為數罪關係，原審不查亦未詳述理由，逕依數罪關係另於主文中為無罪之諭知，亦屬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等語。惟按檢察官主張起訴事實屬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關係之案件，然經法院審理結果，認應屬併罰數罪之關係時，則為法院認事、用法職權之適法行使，並不受檢察官主張之拘束；本件依照起訴書犯罪事實記載，並未起訴被告陳壽春於94年 2月15日持不動產互易契約書向告訴人行使之犯行，起訴書所犯法條欄亦認被告陳壽春此部分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嫌，應認檢察官於本案並未起訴被告陳壽春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復按刑法行使偽造私文書之行為，須係對不知情之人加以行使，倘行為人未以偽作真，相對人亦知其偽，則不構成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罪（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第4057號判決採相同意旨），本件證人黃泓霖於94年 2月15日前既已事先知悉不動產互易契約書為偽造不實，仍願意於94年 2月15日與被告陳壽春簽定協議書，同意承受陳壽春因不動產互易契約所生對葛念蕙、葛王玉英之全部權利與義務，已如前述，依上開說明，證人黃泓霖既知該不動產互易契約書係偽造，亦無證據證明被告陳壽春有以偽作真之行為，被告陳壽春自不構成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且被告陳壽春上開被訴詐欺部分，與被告陳壽春被訴偽造私文書之犯行，亦無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關係，即應就被告陳壽春被訴詐欺部分另為無罪之判決，不得以公訴意旨或檢察官上訴書認有上述一罪關係，即謂應受其拘束，而僅於理由欄說明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是原審判決就被告陳壽春被訴詐欺部分於主文為無罪之諭知，並無違法，檢察官此部分上訴所指亦非足採。綜上，檢察官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第216條、第210條、第219條，修正前刑法第28條、第51條第5款、第41條第 1項前段、第38條第1項第2款，廢止前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 2條，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2條第1項第3款、第7條、第9條、第1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叔芬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趙文卿
法 官 陳如玲法 官 楊志雄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陳壽春詐欺罪部分，不得上訴。
其餘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賴立旻中 華 民 國 104 年 4 月 7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216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