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3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2號上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上 訴 人即 被 告 陳益源選任辯護人 劉師婷律師
王啟安律師上 訴 人即 被 告 薛宗賢選任辯護人 何念屏律師
張世和律師宋重和律師上 訴 人即 被 告 何明龍指定辯護人 顧定軒律師（義務辯護）被 告 陳勝宏選任辯護人 林菊芳律師
黃冠瑋律師蔡世祺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違反銀行法等案件，不服台灣士林地方法院96年度金重訴字第6號，中華民國98年7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台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94年度偵字第3842號、96年度偵字第7406、7409、7745、8077、8766、9046、10185號），提起上訴，判決後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陳益源、何明龍、薛宗賢、陳勝宏部分均撤銷。
陳益源共同連續犯修正前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二第三項之背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貳年，併科罰金新台幣貳佰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罰金總額與陸個月之日數比例折算。偽造之「台灣中華日報社股份有限公司」印章壹枚、如附表所示之偽造印文均沒收。
何明龍共同連續犯修正前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二第三項之背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貳年，併科罰金新台幣貳佰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罰金總額與陸個月之日數比例折算。偽造之「台灣中華日報社股份有限公司」印章壹枚、如附表所示之偽造印文均沒收。
薛宗賢共同連續犯修正前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二第三項之背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併科罰金新台幣肆佰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罰金總額與陸個月之日數比例折算。偽造之「台灣中華日報社股份有限公司」印章壹枚、如附表所示之偽造印文均沒收。
陳勝宏共同連續犯修正前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二第三項之背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貳年捌月，併科罰金新台幣貳佰伍拾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罰金總額與陸個月之日數比例折算。如附表所示之偽造印文均沒收。
事 實
一、緣何明龍、陳益源於民國91、92年間均任職於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陽信銀行），分別擔任該行三重區消費金融中心（下稱三重消金中心）之業務襄理、經理，業務襄理負責個人消費金融業務之開發，並將開發所得案件相關應備之資料交付該中心甄審部門經辦人員進行徵信、案件初審，再依序上呈副理、經理逐層審核申請案件客戶是否具備各項徵授信條件，並依授權範圍，由經理准駁，或層轉總行消費金融部、授信審查委員會（下稱授審會）審核，分別由總經理、常務董事會（下稱常董會）依權限為准駁，而陳勝宏則擔任陽信銀行之董事長，負責召開及主持該行之常董會，並核決該行授審會呈交之貸款案及決定是否依授審會建議，更動調高貸款利率、縮短期限等貸款條件。依91年6月6日陽信銀行第二屆第89次常董會修訂通過之「陽信商業銀行授信擔保物受理細則」不動產部分之㈡之規定：1年內購置之不動產為擔保品，其鑑價除得按前述有關規定辦理外，原則上以實際成交價格或時價孰低者為評估金額。又依銀行法第第33條、第33條之1第1款之規定，銀行對與本行負責人有利害關係者為擔保授信，除應有十足擔保外，其條件亦不得優於其他同類授信對象，如授信達中央主管機關規定金額以上者，並應經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四分之三以上同意，授信對象為銀行負責人三親等以內之血親或二親等以內之姻親者，為有利害關係者，授信對象利用他人名義向銀行申請辦理之授信，其利害關係仍以授信對象本人認定之。再依91年6月13日陽信銀行第90次常務董事會決議通過之授信限額一覽表規定，該行對利害關係人擔保授信之授信限額，同一自然人不得超過該行淨值百分之二，最高以1億3,600萬元為限。何明龍、陳益源及陳勝宏分別為陽信銀行之職員及負責人，依渠等職務於辦理貸款相關業務時，自應依上開規定評估實際成交價格與時價何者為低，並應遵守利害關係人貸款之各項限制規定，且依此為忠誠判斷，提出可作為陽信銀行准駁申貸案或准予核貸金額之建議及意見。
二、陳益源、何明龍於91年12月間，獲悉中國國民黨黨營華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所屬台灣中華日報社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日報社）前於同年5月10日、6月3日、7月24日，3度以新台幣（下同）6億3,000萬元、5億6,700萬元、5億1,030萬元之價格，在中華日報、中央日報、中國時報等各大報刊登出售該公司所有台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暨坐落其上之622建號建物（台北市○○路○○○號、131之1號、131之2號，即該址1樓）、623建號建物（台北市○○路○○○○○○○○○○○號，即該址2樓）、624建號建物（台北市○○路○○○○○號、131之6號，即該址3樓）、625建號建物（台北市○○路○○○○○號、131之8號，即該址4樓，）、637建號建物（台北市○○路○○○○○○號、131之22號，即該址11樓）全部及644建號建物之1/9（台北市○○路○○○○○○號，即該址地下1樓停車位4個）、550建號建物全部（台北市○○路○○○○○○號，即該址地下2樓）之房地招標廣告，並訂有「①投標者應於投標日攜面額達上開房地價額10%之金融機構簽發台灣銀行總行營業部或其分行為付款人之劃線即期支票繳納押標金，始得投標，且如得標，應即簽立買賣契約書，並以該押標金作為買賣契約第一期價款，②得標者於簽約後3日內，應即備妥該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所需之各項文件，並於雙方均在該等文件完成用印等手續後，即須支付該房地價額40%作為第二期價款，③得標者於稅捐稽徵機關就該房地之土地增值稅、契稅等核定開單後5日內，即須以現金或台支支票支付該等稅款及支付該房地價額40%作為第三期價款，④得標者於該等房地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後，即須支付該房地價額10%作為尾款」等招標條件，使僅有龐大現金資產者方得參與投標，而得標者投入鉅額現金後，在當時房地產業景氣不佳情形下，又將承受極大之成本積壓壓力，故始終無人領取標單，嗣即將再度公告招標，且底價依上開第三次招標金額酌減後應為4億餘元，而認有利可圖，何明龍乃建議商請與其頗有私誼之陽信銀行董事長陳勝宏之妻舅（即陳勝宏之妻薛凌之胞弟）薛宗賢參與此投資案。陳益源、何明龍遂前往薛宗賢所經營位於新北市板橋區（改制前為台北縣板橋市○○○路0段00號7樓之1之蒲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蒲陽公司），與薛宗賢洽談上開投資事宜，薛宗賢獲悉此事後，因考量自身可動用之資金有限，乃向平時即有金錢往來之不知情胞姊薛凌（經本院上訴審維持第一審諭知無罪之判決確定）商借3億元，經薛凌同意後，薛宗賢即向陳益源、何明龍表示可由其出資投標應買上開不動產，3人為貸得超出實際成交價格之款項，並縮短籌措資金所生利息之壓力，乃決定以偽造上開不動產之買賣契約書再持以向陽信銀行申辦貸款之手段，進行銀行貸款事宜，惟為規避薛宗賢為陽信銀行負責人陳勝宏2親等旁系姻親、薛凌2親等旁系血親之利害關係，乃約由薛宗賢提供買賣上開不動產契約之人頭，再由陳益源、何明龍以該等人頭之名義向陽信銀行申請貸款及完成投標、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宜，並於轉售後再行分配利益，3人遂基於共同偽造私文書進而行使之概括犯意聯絡，以及不具有銀行職員身分之薛宗賢與具有該身分之陳益源、何明龍基於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利益而為違背職務行為之概括犯意聯絡，先後於：
（一）91年12月27日之前某日時，何明龍自蒲陽公司取得該公司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例稿，並與陳益源討論擬定偽造上開不動產之買賣契約金額後，依薛宗賢所提供因其經營建設公司平日業務上需購買土地等用途而經王玉蘭（斯時蒲陽公司之財務經理，為薛宗賢第2任女友，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杜修蘭（斯時蒲陽公司之登記負責人，為薛宗賢第1任女友，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杜修利（為杜修蘭之兄，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林呂盈（為薛宗賢好友，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等4人同意留存之印章及個人資料，以自家電腦繕打如附表所示王玉蘭等4人向中華日報社購買上開不動產之買賣契約書內容，復請不知情之不詳人士在該等買賣契約書上代為王玉蘭等4人之簽名，且利用不知情之刻印業者偽造「台灣中華日報社股份有限公司」1枚，再以上開王玉蘭等4人印章及偽造之中華日報社印章加蓋於上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內，而偽造具私文書性質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王玉蘭等4人部分並未偽造私文書，詳下述），進而連續違背其辦理貸款業務時應依上開規定忠誠判斷及提出正確核貸建議之職務，先後將附表編號1所示之偽造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及申貸人王玉蘭、杜修蘭個人資料交予三重消金中心徵信人員游天賜處理，將附表編號2、3所示之偽造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及申貸人杜修利、林呂盈個人資料交予同中心徵信人員黃阮偵處理，而以王玉蘭名義申貸1億3,350萬元、杜修蘭名義申貸1億3,350萬元、杜修利名義申貸2筆各4,757萬元、林呂盈名義各申貸6,900萬元及4,757萬元。
（二）游天賜、黃阮偵收受上開貸款申請資料後，明知上開不動產契約書賣方欄位內並無中華日報社負責人之具名及印文，顯悖於與一般交易常規，仍違背彼等辦理貸款業務時應忠誠判斷及提出正確核貸建議之職務（尚無積極事證足認游、黃2人與陳益源等人具有共同犯意聯絡），依內部徵信流程調取相關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及台北市票據交換所等徵信資料，復以王玉蘭等4人資料輸入陽信銀行電腦查詢後，於陽信銀行授信限額查詢表上勾選「與本行負責人或辦理授信之職員無利害關係」項目，另進行實地查勘，製作上開不動產之授信批覆書、不動產調查表、徵信意見書等徵信報告，並依上開擔保物受理細則規定，以較低之銀行鑑估價格建議核貸金額，再上呈主管即三重消金中心襄理李泰儒、副理陳奇川，李泰儒、陳奇川亦明知上開不動產契約書有上述明顯悖於與一般交易常規之重大瑕疵，仍違背彼等辦理貸款業務時應忠誠判斷及提出正確核貸建議之職務（尚無積極事證足認李泰儒、陳奇川與陳益源等人具有共同犯意聯絡），層轉該中心經理陳益源，陳益源明知該等不動產於是時根本尚未由王玉蘭等4人標得，且所檢附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均為偽造者，實際係由利害關係人薛宗賢1人申貸，仍因與何明龍、薛宗賢之上開概括犯意聯絡，連續違背其辦理貸款業務時應依上開規定忠誠判斷及提出正確核貸建議之職務，於批覆書區域中心經理欄位蓋章表示同意，隨之呈送總行授信審查部之審查室製作授信審核簡明表，再逐層簽准，各經辦及審核人員雖明知上開不動產契約書有上述明顯悖於與一般交易常規之重大瑕疵，仍分別於91年12月31日由授審會審議通過王玉蘭、杜修蘭各1億3,350萬元之申貸案，其中各3,000萬元改列抵押內信用貸款，另於92年1月7由授審會審議通過杜修利、林呂盈各4,757萬（共3筆）、6,900萬元之申貸案，其中3筆4,757萬元貸款，各有757萬元改列抵押內信用貸款，申貸利率由3.9％提高至4.15％，並改為無寬限期，另6,900萬元貸款中之1,560萬元，亦改列抵押內信用貸款，申貸利率由3.9％提高至4.15％，並改為無寬限期後，再分別送常董會審議（尚無積極事證足認上開經辦及審核人員與陳益源等人具有共同犯意聯絡）。嗣具有上揭同一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背信概括犯意聯絡之陳勝宏（尚無積極證據證明陳勝宏有共同偽造私文書之情事，理由詳如下述），於主持常董會審查授審會所呈送之上開申貸案時，明知該等不動產於是時根本尚未由王玉蘭等4人標得，且所檢附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均為偽造者，實際上亦係由利害關係人薛宗賢1人申貸，仍連續違背其辦理貸款業務時應依上開規定忠誠判斷及提出正確核貸建議之職務，先後於92年1月2日、92年1月9日之常董會同意該等申貸案（尚無積極事證足認其他常董會人員與陳益源等人具有共同犯意聯絡）。
（三）陳益源於92年1月22日中華日報社第4度在中華日報等報紙刊登上開不動產之招標廣告後，即透過何明龍前往領取投標文件，並於92年1月28日與何明龍共同持薛宗賢所提供之王玉蘭、杜修蘭、杜修利、林呂盈、張家銘（以張家銘名義取得上開房地之地下2樓部分，依陽信銀行內部規定無法單獨向陽信銀行申貸，故未以其名義向該行申貸）等5人印章、身分證影本及台支支票等，前往台北市○○區○○路○○○號4樓中華日報社會議室參與投標，於開價委託書及授權陳益源簽約之委託書上簽署王玉蘭等人之簽名，同時蓋用其等印章於該等委託書，再持以參加投標，於以4億1,000萬元之總價得標後，由陳益源以代理人身分與中華日報社簽約，並由陳益源於其上蓋用王玉蘭、杜修蘭、杜修利、林呂盈、張家銘等人印章，而以王玉蘭等人名義與中華日報社簽署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並以薛宗賢現有及向薛凌借得之3億元資金，於92年5月27日前，將總計4億1,000萬元之價款全數支付予中華日報社（陳益源、何明龍、薛宗賢、陳勝宏就此部分並未偽造私文書，詳下述）。
（四）陽信銀行於薛宗賢以自有資金及向薛凌所借得之3億元資金於92年2月17日支付第三期價金依約完成上開不動產之過戶及抵押權設定登記後，依前揭核准貸款之金額，先後於：①92年2月24日分別將1億3,350萬元撥款匯入王玉蘭設於該行泰山分行00000000號帳戶、將同額款項撥款匯入杜修蘭設於該行泰山分行00000000號帳戶內，②92年2月25日將9,514萬元撥款匯入杜修利設於該行永和分行00000000號帳戶內，③92年2月25日將1億1,657萬元匯款撥入林呂盈設於該行永和分行00000000號帳戶內，上開款項再由薛宗賢實際運用，陽信銀行遂因陳益源、何明龍、薛宗賢、陳勝宏共同連續行使偽造私文書及違背職務之背信行為，而貸放上開款項予薛宗賢，均足以生損害於中華日報社及陽信銀行對於申請貸款案件徵信之正確性。嗣因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央存保公司）於92年9月15日前之某日，對陽信銀行進行金融檢查後，發現上開王玉蘭等4人申貸案有利害關係人授信之情事，而於同年月15日發函要求陽信銀行提出改善方案後，薛宗賢始陸續於92年11月6日、93年3月12日、同年7月16日、同年9月21日將上開借款清償完畢，乃未生實際損害於陽信銀行，而背信未遂。
三、案經陽信銀行股東林文郎向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告發，經發交指揮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調查後，移送由同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向法官所為之陳述，得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定有明文。又上開「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已揭示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原則上有證據能力，僅於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始例外否定其得為證據。是被告如未主張並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時，檢察官自無須再就無該例外情形為舉證。至於同法第248條第1項前段所規定，檢察官「訊問證人、鑑定人時，如被告在場者，被告得親自詰問」，係指「如被告在場者」，始發生「被告得親自詰問」情形。又同法條第2項前段雖規定，「預料證人、鑑定人於審判時不能訊問者，應命被告在場」，惟其但書復規定，「但恐證人、鑑定人於被告前不能自由陳述者，不在此限」。故依現行法，並未強行規定檢察官必須待被告在場，始得訊問證人、鑑定人，自不發生在偵查中應行交互詰問之問題。依上所述，被告以外之人在檢察官偵查中依法具結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於審判中依刑事訴訟法第165條第1項規定合法調查者，即得為證據（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49號裁判要旨參照）。被告薛宗賢辯護人雖主張共同被告陳益源、何明龍於偵查中之供證，未經反對詰問，且於偵查中有遭檢察官不當誘導、未為偵訊筆錄所載之陳述等情況，無證據能力云云（見本院卷㈠第110頁反面、第184頁反面），惟查，本件援引共同被告何明龍於96年8月2日、96年7月30日偵查中；共同被告陳益源於96年6月12日、96年8月2日偵查中；共同被告薛宗賢於96年8月2日偵查中所為之供證；及證人王玉蘭於96年8月2日所為之證述，均業經具結（見第8765號偵查卷卷第89頁、第7745號偵查卷第78頁、第7406號偵查卷第104頁、第8765號偵查卷第91頁、第7406號偵查卷第306頁），而在偵查中不生應行交互詰問之問題，辯護人以未經交互詰問主張無證據能力云云，即不可採；又被告薛宗賢辯護人於本院聲請交付證人陳益源、何明龍於偵查中之偵訊光碟後，嗣已表示捨棄勘驗偵查光碟（見本院卷㈡第14頁），亦難認上開證人於偵查中之證述，有何不可信之情況，依上開說明，上開偵查中之證述，認均有證據能力。至被告陳益源於原審審理雖曾稱當時壓力很大、可能是中央存保公司查核後，時間有些錯亂，或為推測之詞云云，惟此僅係其證詞證明力之問題，尚與證據能力無關；被告何明龍於原審稱偵查中未曾提及薛宗賢表示其是陽信銀行利害關係人，不要用他的名字等情，當時伊應該是去廁所云云（見原審卷㈣第62頁），惟當時僅其一人接受訊問，且有辯護人在場陪同，其事後辯稱並未說過該話云云，亦不可採。
二、又按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製作之記錄文書、證明文書，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亦有明文。經查，本件所援引檢察官持原審核發之搜索票所查獲扣案之蒲陽公司傳票，為蒲陽公司財務人員即證人王玉蘭於其業務過程所製作之文書，業據證人王玉蘭證述在卷（見原審卷㈢第302頁），被告薛宗賢亦自承會計傳票之製作人係王玉蘭等語（見本院卷㈡第14頁反面），且其登載不只一筆，應屬其業務過程有規律之記載，被告陳勝宏之辯護人雖以上開會計傳票所登載之科目，王玉蘭並非依據會計上之發票、收據而為登載，僅係聽從薛宗賢口頭指示紀錄，主張上開傳票欠缺可信性，故無證據能力云云，惟該等傳票之製作人為證人王玉蘭，非被告薛宗賢，證人王玉蘭既已證述上開文書為其製作，則上開文書並無偽造或變造之情形，依上開說明，上開傳票自有證據能力。至傳票內容所載能否證明被告陳勝宏之犯罪事實，係屬證明力之範疇。被告陳勝宏之辯護人上開主張，並無可採。
三、復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立法意旨，在於確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有處分權，得放棄反對詰問權，同意或擬制同意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屬於證據傳聞性之解除行為，如法院認為適當，不論該傳聞證據是否具備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所定情形，均容許作為證據，不以未具備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所定情形為前提。此揆諸「若當事人於審判程序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基於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此時，法院自可承認該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立法意旨，係採擴大適用之立場。蓋不論是否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所定情形，抑當事人之同意，均係傳聞之例外，俱得為證據，僅因我國尚非採澈底之當事人進行主義，故而附加「適當性」之限制而已，可知其適用並不以「不符前四條之規定」為要件（最高法院104年度第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本判決所引用之陽信銀行常務董事劉振陞於調查局之證述及其他非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被告等人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或不爭執或表示同意之旨（見本院卷㈡第252至261頁），且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證據作成時並無違法取證或證據力明顯偏低之情形，認以資為證據核無不當之處，揆諸前開說明，該等證據均有證據能力，合此說明。
四、又被告以外之證人於審判中所為之陳述，與先前之陳述內容相左或不一致時，如非以先前之陳述作為認定犯罪事實存否之證據，即無贅餘說明其有無證據能力之必要，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7337號判決亦同此見解，是被告等人就檢察官所引用之供述證據除前開部分外，亦分別爭執其餘（或部分）被告以外之人調查局、偵查中陳述之證據能力，然本件既未引用其餘被告以外之人之該部分供述作為本件認定被告等人犯罪事實之證據，爰不一一論述其等陳述之證據能力，亦附此說明。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上訴人即被告陳益源、何明龍對於上揭犯罪事實，於本院已為認罪，並就犯罪事實坦認在卷（見本院卷㈡第183頁、第246頁反面、第265至第271頁）。上訴人即被告薛宗賢對於其為被告薛凌之胞弟、被告陳勝宏之妻舅，當時與被告何明龍、陳益源接洽後，由伊以自有資金及向被告薛凌借得之3億元，並提供王玉蘭等人印章及個人資料，委由被告陳益源、何明龍向中華日報社標買上開不動產，嗣王玉蘭等4人向陽信銀行之貸款，均已清償完畢等節，固不爭執，惟否認有行使偽造私文書及銀行法背信之犯行，辯稱：伊未共同偽造上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亦不知悉有偽造該等契約書之事，且無為自己不法利益或損害陽信銀行之意圖，王玉蘭等4人之申貸案均有十足擔保，並無規避利害關係人之必要，又伊並非陽信銀行職員，僅為銀行法上背信罪之對向犯，並無與被告陳益源等人成立共同正犯之可能，另伊當時自有資金及向被告薛凌所借得之款項，已足夠標買上開不動產，根本沒有必要向陽信銀行貸款，伊並無偽造私文書及背信之情事云云。上訴人即被告陳勝宏對於伊當時為陽信銀行董事長，並於常董會審核同意王玉蘭等4人申貸案等節，固不爭執，惟否認有行使偽造私文書及銀行法背信之犯行，辯稱：本案無任何人指證伊涉及上揭犯行，扣案之蒲陽公司會計傳票亦無法證明伊有收受被告薛宗賢之佣金，伊並無共同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背信之情事云云。
二、經查：
（一）被告陳益源、何明龍於91、92年間分別擔任陽信銀行三重消金中心經理、業務襄理，被告何明龍負有個人消費金融業務之開發，並將開發所得個人消費金融案件相關應備資料交付消金中心甄審部門經辦人員進行徵信、案件初審之責，被告陳益源負有審核所屬上呈貸款案件是否具備各項徵授信條件，並依授權範圍層轉總行消費金融部由授審會、常董會為准駁之責，而被告陳勝宏則擔任陽信銀行之董事長，負責召開及主持該行之常董會，並核決該行授審會呈交之貸款案及決定是否依授審會建議，更動調高貸款利率、縮短期限等貸款條件，被告陳益源、何明龍均為陽信銀行職員，被告陳勝宏則為陽信銀行負責人。嗣被告陳益源、何明龍輾轉知悉中華日報社所有上開不動產意欲招標，因訂有「①投標者應於投標日攜面額達上開房地價額10%之金融機構簽發台灣銀行總行營業部或其分行為付款人之劃線即期支票繳納押標金，始得投標，且如得標，應即簽立買賣契約書，並以該押標金作為買賣契約第一期價款，②得標者於簽約後3日內，應即備妥該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所需之各項文件，並於雙方均在該等文件完成用印等後，即須支付該房地價額40%作為第二期價款，③得標者於稅捐稽徵機關就該房地之土地增值稅、契稅等核定開單後5日內，即須以現金或台支支票支付該等稅款及支付該房地價額40%作為第三期價款，④得標者於該等房地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後，即須支付該房地價額10%作為尾款」等招標條件，且先後於91年5月10日、6月3日、7月24日，遞以6億3,000萬元、5億6,700萬元、5億1,030萬元之價格招標均流標，即將再度公告招標，底價應再減為4億餘元，遂與被告薛宗賢共同商議標買該等不動產轉售牟利，由被告薛宗賢籌措資金，並提供王玉蘭、杜修蘭、杜修利、林呂盈等人頭之印章及個人資料以標買上開不動產，另被告何明龍將附表編號1所示之王玉蘭、杜修蘭申請貸款資料交予游天賜處理，附表編號2、3所示之杜修利、林呂盈申請貸款資料交予黃阮偵處理，經逐層簽准後，分別於91年12月31日由授審會審議通過王玉蘭、杜修蘭各1億3,350萬元之申貸案，其中各3,000萬元改列抵押內信用貸款，另於92年1月7日由授審會審議通過杜修利、林呂盈各4,757萬（3筆）、6,900萬元之申貸案，其中3筆4,757萬元中均有757萬元改列抵押內信用貸款，申貸利率由3.9％提高至4.15％，並改為無寬限期，另6,900萬元中之1,5 60萬元部分亦改列抵押內信用貸款，申貸利率由3.9％提高至4.15％，並改為無寬限期，再分別送常董會審議，由被告陳勝宏所召開主持之常董會分別於92年1月2日、92年1月9日同意各該申貸案件等客觀事實，業據被告陳益源、何明龍供認在卷（見本院卷㈡第265-271頁），被告薛宗賢、陳勝宏對於上開客觀事實亦不否認，並有中華日報社刊登於該社及中國時報之招標公告廣告、中華日報社96年4月10日（96）繼行字第0042號函檢附中華日報社與王玉蘭等4人間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委託被告陳益源簽約之委託書、開價比價委託書、王玉蘭等4人批覆書所附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個人任職董監事及經理人企業名錄、授信及保證資訊、台北市票據交換所登錄之票據信用資料、陽信銀行登錄之同一關係人授信明細表、不動產調查表、徵信意見書及陽信銀行授信限額查詢表等全卷、陽信銀行91年12月31日及92年1月7日授審會會議紀錄、陽信銀行92年1月2日及92年1月9日常董會會議記錄、林呂盈申貸案件之審查室授信審核簡明表等影本附卷可稽（見第10185號偵查卷㈠第70至91頁、第123至221頁，第7745號偵查卷第20至26頁，第3842號偵查卷㈡全卷，第10185號偵查卷㈡第343至355頁、第356至359頁，原審院卷㈠第366至368頁）；且有扣案之王玉蘭等4人申貸案件全卷原本、授審會會議記錄、常董會會議記錄可資佐證（台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96年度保管字第3183號扣案物）。至被告何明龍於調詢時及偵查中雖曾供稱伊當時係與被告薛宗賢之女友王玉蘭接洽上開不動產之申貸案事宜云云，被告薛宗賢於調詢時及偵查中亦供稱伊並未參與此事云云，惟被告何明龍嗣於本案偵查終結前，明確供稱因案發前被告薛宗賢與伊勾串將責任推諉於王玉蘭，伊始於調詢時及偵查中為上開供證等語（見第8765號偵查卷第69頁），核與被告薛宗賢於本案偵查終結前證述之情節相符（見第8765號偵查卷第85頁），並與被告陳益源迭於偵查中、原審時證稱當時係與被告薛宗賢接洽王玉蘭等4人申貸案事宜等語相符（見第7406號偵查卷第99至103頁、126至133頁，第8765號偵查卷第67至68頁，原審卷㈣第93至98頁），足見被告何明龍、薛宗賢於彼等前勾串所為之上開供證，顯與事實有間，自無足採，附此敘明。
（二）如附表所示王玉蘭及杜修蘭與中華日報社於91年12月24日所簽訂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杜修利與中華日報社於91年12月29日所簽訂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林呂盈與中華日報社所簽訂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均係被告何明龍自蒲陽公司取得該公司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例稿，與陳益源討論擬定偽造買賣契約金額後，利用自家電腦繕打契約內容，再以被告薛宗賢所提供之王玉蘭等4人印章蓋用，並請不知情之第3人幫忙簽名，且利用不知情之刻印業者偽造「台灣中華日報社股份有限公司」1枚，加蓋於上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欠缺中華日報社負責人之姓名及印文）等節，業據被告何明龍於偵查中（96年8月2日）及原審時供證綦詳（見第8765號偵查卷第69頁、原審卷㈣第80至81頁），核與證人即中華日報社臺北管理處處長兼航運部總經理林仲鯤、中華日報社臺北辦事處課長吳良華於原審時證述上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上之中華日報社印文與真正印文不符，該公司亦未委託他人另行刻製公司大章等情相符（見原審卷㈢第281頁、第288頁），並有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在卷足憑（見第10185號偵查卷㈠第45至49頁）。再被告何明龍將上開申請貸款資料交予游天賜、黃阮偵進行審核徵信後，王玉蘭、杜修蘭部分各項表格之調查日期為91年12月27日（見第3842號偵查卷㈡所附王玉蘭、杜修蘭授信卷內之授信批覆書、不動產閱覽明細表等資料，第1頁至第187頁），而杜修利、林呂盈部分最早日期之「一般授信戶『同一關係人』資料表-個人戶」、個人資料表，則分別為91年12月30日、91年12月31日（見第3842號偵查卷㈡第195頁、第260頁、第262頁），足見被告何明龍至遲於91年12月27日、91年12月30日、91年12月31日之前，即已偽造完成附表所示3份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惟斯時中華日報社根本尚未刊登第4度招標公告（第4度公告日期為92年1月22日），倘被告薛宗賢對於偽造該等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一事毫無所悉，焉有於中華日報社刊登第4度招標公告之前，即提供王玉蘭等4人印章及個人資料予被告何明龍之必要！且被告薛宗賢供陳其所出資金中之3億元，係向被告薛凌商借，被告薛凌則係以其擔任負責人之全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陽公司）名義向華泰商業銀行（下稱華泰銀行）貸得此筆款項，業據被告薛宗賢於原審證述在卷（見原審卷㈣第151頁），並有全陽公司向華泰銀行申請貸款案之徵授信卷暨所附批覆書及撥款明細表、杜修蘭之安泰銀行板橋分行之相關傳票、中華日報社結帳明細表等附卷可稽（見第10185號偵查卷㈡第21至34頁、231至24頁、第8769號偵查卷第50至52頁），此筆貸款數額甚鉅，如不能儘速清償，將衍生資金調度問題；觀諸被告陳益源於偵查中（96年6月12日）亦證稱：伊於調查筆錄中提到，因為薛宗賢的姊姊薛凌是陽信董事，所以他才要借用上開5人名義去跟陽信貸款，是屬實的；事後得標後，伊沒有向總行呈報本件投標價低於申貸金額，因為薛宗賢說這中間他要付佣金給他人以及裝修大樓等費用（見第7406號偵查卷第101至102頁）、伊等三人談妥後，薛宗賢是有特別表示不要用他的名字去申貸，因為他本身是關係人，限制會比較多等語（見第8765號偵查卷第85至86頁），足認被告陳益源與何明龍、薛宗賢共同商議標買上開不動產轉售牟利之過程中，薛宗賢曾表示其胞姊薛凌為陽信銀行董事，有利害關係人問題，故須以他人名義向陽信銀行貸款，又因須支付佣金及裝修大樓等費用，故無法僅以較低之實際投標應買價格申請貸款；又被告何明龍於偵查中（96年8月2日）及原審時亦明確證稱當時係被告薛宗賢親自將王玉蘭等4人向陽信銀行申請貸款之資料交予伊；伊等向他人借得之資金須在一定期限內歸還，所以伊等才會偽造契約；伊偽造買賣契約是為避免申貸金額的歸還；因為中華日報所提出的條件非常嚴苛，而且他把物件綁在一起，渠等若不這樣處理，怕會有所延誤等語（見第8765號偵查卷第69頁、第80頁，原審卷㈣第78至79頁）；核與被告薛宗賢於偵查中（96年8月2日）證稱：伊當時確有親自將王玉蘭等4人申請貸款資料交予被告何明龍等語相符（見第8765號偵查卷第84頁），可見斯時被告薛宗賢明知若待標得上開不動產後，再以之申請貸款，非但曠日廢時，更只能以較低之實際成交價格作為核准貸款之評估金額，其貸得款項將不敷支應，在此情況下，自有與被告何明龍、陳益源共同偽造上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憑以向陽信銀行申請高額貸款之必要，否則，被告何明龍大可待標得上開不動產後再依正常程序申請貸款即可，何需甘冒偽造文書及背信刑責之風險，在尚未實際標得上開不動產之前，即偽造虛增買賣價金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並以之向陽信銀行申請貸款。綜上，被告薛宗賢、陳益源、何明龍對於上開不動產投資案之籌措資金過程中，為貸得超出實際成交價格之款項及縮短籌措資金所生利息之壓力，而同步進行偽造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持向陽信銀行申請貸款，並由被告何明龍、陳益源及陳勝宏（詳下述）隱匿利害關係人貸款及偽造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之事，以求儘速使陽信銀行撥款，而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至被告薛宗賢雖一再供稱伊並不知悉上開貸款之事云云，被告陳益源於原審亦供稱伊於案發前未曾見過上開偽造之不動產契約書，被告何明龍於原審時亦證稱被告薛宗賢並不知悉王玉蘭等4人向陽信銀行申請貸款之事云云，惟此等供證內容，非但與彼等先前所為互核一致之上揭證述內容歧異，亦與上開事證所示之客觀情狀不符，顯屬事後圖卸推托之詞，難採為有利認定之依據。又被告何明龍嗣於本院上訴審準備程序中，雖指稱上開不動產買賣契約係王玉蘭所偽造者，被告薛凌亦有參與本案云云，惟被告何明龍於調詢時及偵查中曾與被告薛宗賢勾串將責任推諉於王玉蘭，迄偵查終結前始供出實情，詎遭原審判處重刑後，又於本院上訴審準備程序中翻稱王玉蘭涉及本案，其動機實屬可議，且核諸本案卷證，並無積極事證足認王玉蘭確有偽造上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或共同參與本案犯行之情事，另被告薛凌亦未涉及本案亦經本院上訴審論述綦詳，自無從憑被告何明龍單方指述遽認王玉蘭或被告薛凌為共同正犯。末扣案之貸款卷宗內雖未查得上開林呂盈部分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惟王玉蘭、杜修蘭及杜修利貸款卷宗內所附不動產調查表、不動產閱覽明細表上關於「土地建物併計總時價」、「所有權人姓名」、「買賣日期」等項內容，均係依照上開偽造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內容所記載，而林呂盈貸款卷宗確有不動產調查表、不動產閱覽明細表各2紙（見第3842號偵查卷㈡第223至224頁、第356至357頁），且被告何明龍復已自承確有偽造王玉蘭等4人與中華日報社間之買賣契約書，自不因扣案貸款卷宗內未查得林呂盈與中華日報社所簽訂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而影響此部分事實之認定。
（三）被告陳勝宏共犯之認定：⒈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契約書均無中華日報社負責人之姓名
及印文，明顯悖於與一般交易常規，已如上述；又陽信銀行申貸案中，以個人名義申貸金額達2,000萬元以上者，即屬重大貸款案，亦據證人即該行常務董事林金隆於原審法院羈押庭訊問時證述在卷（見第9046號偵查卷㈠第194頁），而依上開「陽信商業銀行授信擔保物受理細則」之規定，1年內購置之不動產為擔保品時，以時價與實際成交價格孰低者為評估金額，是買賣契約書內所載之實際成交價格，自為承辦人員判斷之重要標準之一，且申貸時應檢附買賣契約書供承辦人員審酌一節，更經證人黃阮偵於原審時證稱：在當時的辦法都要附到（買賣契約書）等語（見原審卷㈣第191頁），核與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下稱銀行公會）98年6月6日全授字第0000000000A號函稱：「銀行辦理放款業務之作業流程及所需提徵之各項文件，悉依各銀行內部作業規定‧‧‧實務上，如客戶係為購買不動產而欲以該不動產為抵押向銀行申請擔保放款，銀行通常會請客戶提供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等相關文件，作為審核資金用途及估價之核貸參考」等語相符（見原審卷㈣第285至286頁）。又依卷附陽信商業銀行第二屆第119次、第120次常務董事會審核放款案件審議資料，於92年1月2日、92年1月9日審議之貸款案件，被告陳勝宏有參與審議，且於主席欄位簽名，有上開審議資料在卷可稽（見第10185號偵查卷㈡第350-352頁、第353-355頁）；而本案王玉蘭等4人之申貸金額既遠高於2,000萬元，當屬陽信銀行之重大貸款案，該行承辦人員及逐層審核、決行之人員，自應謹慎審核其鑑估擔保物價值所必須參考之買賣契約書內容，詎竟對於上開不動產契約書在形式上明顯可見之重大瑕疵，均視而不見，且自下至上均隱匿此情完全未為任何處理或呈報，孰能置信；又於81年間，被告陳勝宏曾擔任仲力營造工程有限公司（下稱仲力營造公司）之董事，當時被告薛宗賢、證人王玉蘭擔任股東，被告薛宗賢並擔任該公司總經理，於83年間，由杜修蘭擔任該公司董事長、被告陳勝宏擔任董事、被告薛宗賢擔任股東，有仲力營造公司變更登記事項卡、董事、股東名單在卷可稽（見10185偵查卷㈡第398頁反面、第399頁反面、第397頁反面、第396頁反面），是被告陳勝宏於本案發生前，即曾與被告薛宗賢、王玉蘭、杜修蘭曾在仲力營造公司分別擔任董事、股東、董事長等職務，應認渠等於本案申請貸款前已相互知悉；又上開申貸人中，王玉蘭、杜修蘭嗣分別成為被告薛宗賢之第2任、第1任女友，各與被告薛宗賢生子，玉玉蘭且擔任被告薛宗賢所經營蒲陽公司之財務經理等情，業據被告薛宗賢及王玉蘭供陳在卷，被告陳勝宏身為被告薛宗賢之姐夫，且於本案申請貸款前已曾與被告薛宗賢等人曾同在仲力營造公司分別擔任董事、股東等職務，被告薛宗賢並擔任總經理，被告陳勝宏辯稱伊與薛宗賢不熟云云，顯難採信，應認斯時被告陳勝宏對於上開貸款係由被告薛宗賢所申貸，且王玉蘭等4人申貸案有異一節，顯有所知，倘非被告陳勝宏與陳益源、何明龍、薛宗賢已有上揭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背信之概括犯意聯絡，何能連續於其主持上開常董會審查王玉蘭等4人申貸案之際，未為任何異議或處置即逕予同意核貸。至被告陳勝宏聲請傳喚杜修蘭，欲證明其未與證人杜修蘭有過接觸亦互相不認識乙節（見本院卷㈠第260頁），本院依卷存上開仲力營造公司登記資料，認渠等於本案申請貸款前已相互知悉，已如前述，此部分認已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⒉又被告薛宗賢嗣於93年7月7日，向王玉蘭表示被告陳勝宏
需借支現金500萬元，惟蒲陽公司現金資產不足，故王玉蘭乃向友人盧可明借得500萬元，被告薛宗賢再將該筆款項轉借被告陳勝宏，其後被告薛宗賢又將該筆借款轉作上開不動產投資案之佣金，並指示王玉蘭毋庸要求被告陳勝宏歸還，王玉蘭乃於同年11月10日許製作蒲陽公司傳票編號0000000C/1號會計傳票時，在摘要欄內具體註記：「中華大廈：陳勝宏佣金、薛宗賢借支（陳勝宏調現）」，嗣於93年11月10日許，被告薛宗賢又須支付被告陳勝宏上開不動產投資案之佣金，惟蒲陽公司現金資產不足，王玉蘭乃向其父王雲鶴借調現金200萬元，為確保王雲鶴之債權，另簽發票據號碼AL0000000號之同額支票1紙予王雲鶴，並依被告薛宗賢之指示，於製作上述同紙會計傳票時，在摘要欄內具體註記：「中華大廈：陳勝宏佣金、11/30王雲鶴AL0000000」，迨94年11月18日、同年12月2日，被告薛宗賢又須支付被告陳勝宏上開不動產投資案之佣金，乃先後指示王玉蘭於各該日自被告薛宗賢設於華南銀行埔墘分行、王玉蘭設於安泰銀行板橋分行之帳戶內，各提領現金，並交予被告薛宗賢，且依被告薛宗賢之指示，於各該日製作蒲陽公司傳票號碼0000000C/1號會計傳票及0000000C/1號會計傳票時，在摘要欄內具體註記：「中華大廈：
陳勝宏佣金、11/18中華大廈：陳勝宏佣金」、「中華大廈：陳勝宏佣金、12/2中華大廈：陳勝宏佣金」等情，業據證人王玉蘭於偵查中證述綦詳（見第9046號偵查卷㈡第168頁），並有上開蒲陽公司會計傳票影本4紙附卷可稽（見9046號偵查卷㈡第100至101頁、第103頁、第111頁），而薛宗賢設於華南銀行埔墘分行帳戶於94年11月18日確有現金支出95萬元、王玉蘭設於安泰銀行板橋分行帳戶於94年12月2日確有現金支出2百萬元，亦有上開存摺影本在卷可稽（見第10185號卷㈡第439頁反面、第444頁），堪認被告薛宗賢事後確有因上開不動產投資案陸續支付被告陳勝宏鉅額佣金之情事。
⒊綜上事證，倘非被告陳勝宏具有上揭犯意聯絡，而先後違
背職務於92年1月2日、92年1月9日之常董會同意該等申貸案，被告薛宗賢豈有因「中華大廈」陸續支付鉅額佣金予被告陳勝宏之必要；此益徵斯時被告陳勝宏與陳益源、何明龍、薛宗賢間有上揭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背信之概括犯意聯絡，堪以認定。
⒋被告陳勝宏雖主張證人王玉蘭上開會計傳票係聽從共同被
告薛宗賢口頭指示紀錄，登載之正確性顯有疑義云云，惟查，①證人王玉蘭另行製作之95年9月18日傳票編號0000000C/1會計傳票記載：「中華大廈，陳益源：合作投資利潤款，6,400,000元，10/1 白景文 PC0000000」及92年5月6日傳票編號0000000C/1會計傳票記載「陳益源：借支，3,800,000元，5/6陳益源：借支（由＃905150支付）」（見第7406號偵查卷第272頁、274頁），證人王玉蘭於偵查中（96年8月2日）證稱：其中640萬元部分，是開支票由陳益源指定要開白景文的名字，因為薛宗賢告訴伊要這樣開，另外380萬元部分，一開始是借支的，後來薛宗賢告訴伊這是佣金，所以伊就在中華日報社電子檔案輸入380萬元，就是這筆佣金等語（見第7406號偵查卷第297頁）；被告陳益源於同日偵查中亦不否認證人王玉蘭上開所述（見第7406號偵查卷第297頁）；②又證人王玉蘭另行製作之95年12月19日傳票編號0000000C/1會計傳票記載：「中華大廈，何明龍：利潤分配20%，結算利潤計6600萬*20%，借方金額13,200,000元，....」（見第7745號偵查卷第81頁），經共同被告何明龍於偵查中（96年7月30日）供證：「（就本署扣得之蒲陽建設會計傳票95年5月15日至96年間，你分別向蒲陽建設取得票款共計1320萬，是否如此？）應該是，不過其中1筆是我仲介蒲陽與地主合建案的佣金，....」等語（見第7745號偵查卷第76頁），是被告陳益源、何明龍均肯認王玉蘭所製作會計傳票記載之事實，應認證人王玉蘭於製作傳票時，係依據支出之狀況真實填載，其登載不只一筆，自係持續性之製作，其雖據被告薛宗賢告知，亦顯係就支出之真實狀況而登載，且證人王玉蘭於登載時，上開傳票並未經檢調人員查獲扣案，證人王玉蘭所登載之傳票，應認與事實相符。至證人王玉蘭於原審時雖證稱伊當時僅係將上開傳票摘要欄內之佣金款項放在被告薛宗賢之辦公桌上，被告薛宗賢是否有交予被告陳勝宏，伊並不清楚云云（參見原審卷㈢第307頁）；被告薛宗賢於偵查中及原審時亦證稱上開佣金款項實係伊私人支用者，係用於蓋西藏小學及伊另名女友、小孩之生活費，因王玉蘭為蒲陽公司財務經理，又係伊女友，伊不想讓王玉蘭知道該等私人用途，乃假借被告陳勝宏之名義支出，以免王玉蘭繼續追問云云（見第9046號偵查卷㈡第174頁、原審卷㈣第155至157頁），惟被告薛宗賢各次支付予被告陳勝宏之上開佣金，金額合計高達千萬之譜，其數額非在少數，且多係於蒲陽公司現有資金困難時所支付者，甚至需由王玉蘭向友人、父親借貸以資因應，而王玉蘭又身兼蒲陽公司財務經理及被告薛宗賢女友之雙重身分，於公於私均有確實掌控該等鉅額資金來源及去向之動機與必要，倘被告薛宗賢果未將該等鉅額款項交予被告陳勝宏，王玉蘭自可輕易發現該等情事，殊不致於偵查中仍為上開證述內容，況王玉蘭係在與被告陳勝宏同庭對質而被告陳勝宏一再否認有拿到上開佣金之情況下，為該等證述內容（見第9046號偵查卷㈡第168頁），就款項來源及去向細節均詳細證述，益見其此部分證詞確足以證明被告薛宗賢有將上開「中華大廈」佣金交予被告陳勝宏，其嗣於原審時證稱不清楚被告薛宗賢有無將上開佣金款項交予被告陳勝宏云云，顯屬迴護被告陳勝宏之詞，要無足採。另被告薛宗賢所謂其私人支用上開佣金款項一節，雖提出智慧歡喜學院聲明書暨中譯文、西藏小學證明文件暨中譯文、藏族老年會長聲明書暨中譯文、照片、建設西藏小學之照片（以上均影本）等件（見最高法院卷第144頁至第156頁），主張上開佣金支出，係以之作為蓋西藏小學之用途云云，惟細譯被告薛宗賢所提上開資料，其中證明文件固提及有資金協助、資助藏族老年人、照片顯示藏族人員及建築物之興建，惟並無實際匯款及金額資料，縱被告薛宗賢捐獻西藏地區人員一情屬實，然亦與證人王玉蘭於上開會計傳票記載關於陳勝宏佣金支出部分不具關連性，仍難依據被告薛宗賢所提上開資料，即認被告薛宗賢並未支付佣金予被告陳勝宏，況捐贈「蓋西藏小學」一事，係屬善事，並無隱暪王玉蘭之必要，亦無於會計傳票虛偽登載之必要，是被告薛宗賢此部分證述內容，亦顯屬自身卸責及迴護被告陳勝宏之詞，不足採信。另被告薛宗賢支付上開佣金予被告陳勝宏之日期，與王玉蘭等4人申貸案核准及撥款之時間，雖已相隔近2、3年之久，惟被告薛宗賢係在陽信銀行於92年12月15日向中央存保公司提出業務缺失改善情形報告前後，始陸續於92年11月6日、93年3月12日、同年7月16日、同年9月21日將上開借款清償完畢等情，業據被告薛宗賢供明在卷，並有該報告影本1份及陽信銀行放款明細資料查詢影本6份附卷可稽（見第10185號偵查卷㈡第3至20頁、原審卷㈥第75至80頁），其於清償上開借款後，始支付佣金予被告陳勝宏，尚與常情無違，且依被告陳益源、何明龍於原審時供稱彼等係於95年間向被告薛宗賢要求分配上開不動產投資案之利潤等語（見原審卷㈠第353頁），益徵被告陳益源、何明龍實際獲得利潤之時間，較諸被告陳勝宏更為久遠，自不得僅以被告薛宗賢支付上開款項予被告陳勝宏之時間稍久，即謂該等款項並非本案佣金。
⒌另證人即陽信銀行常務董事劉振陞於調詢時及原審時雖證
稱常董會僅係書面審查申貸案，通常看申請書若沒意見就通過云云（見第9406號偵查卷㈠第61頁背面、原審卷㈤第210頁），林金隆於原審時亦證稱彼等於審核申貸案時，不會再看買賣契約書等資料云云（見原審卷㈤第161頁），惟上開王玉蘭等4人之重大申貸案所檢附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自形式觀之即可輕易發現有違反一般交易常規之重大瑕疵（欠缺賣方中華日報社之負責人姓名及印文），衡情陽信銀行承辦人員見狀即應予以處理或於層轉時呈報上情，詎該行自下至上均視而不見，完全未為任何處理或呈報，顯有違於常情；參核被告薛宗賢事後確支付「中華大廈」佣金予被告陳勝宏之情，足認被告陳勝宏當時在主觀上確與被告陳益源、何明龍、薛宗賢具有行使偽造私文書之概括犯意聯絡，是被告陳勝宏於召開主持常董會審核王玉蘭等4人申貸案之際，無論有無閱覽該等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均無礙於其主觀犯意之認定，上開劉振陞、林金隆之證述，自無從援為有利於被告陳勝宏認定之依據。
⒍末查，被告陳益源、何明龍、薛宗賢於調詢時、偵查中及
原審時，均未曾供證被告陳勝宏知悉或參與偽造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此外，別無其他事證足以證明被告陳勝宏於共同行使該等偽造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之外，另有與被告陳益源、何明龍、薛宗賢共同偽造該等契約書之情事，自難逕予認定被告陳勝宏有此部分犯行。
（四）依銀行法第33條、第33條之1第1款之規定，銀行對與本行負責人利害關係者為擔保授信，應有十足擔保，其條件不得優於其他同類授信對象，如授信達中央主管機關規定金額以上者，並應經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四分之三以上同意，授信對象為銀行負責人三親等以內之血親或二親等以內之姻親者，為有利害關係者，授信對象利用他人名義向銀行申請辦理之授信，其利害關係仍以授信對象本人認定之。再依銀行法第18條、公司法第8條之規定，銀行負責人，謂依公司法或其他法律或其組織章程所定應負責之人，而股份有限公司之負責人，則為董事。又依91年6月13日陽信銀行第90次常務董事會決議通過之授信限額一覽表所定，該行對利害關係人擔保授信之授信限額，同一自然人不得超過該行淨值百分之二，最高以1億3,600萬元為限（見原審卷㈣第310頁）。另依91年6月6日陽信銀行第二屆第89次常董會修訂通過之「陽信商業銀行授信擔保物受理細則」不動產部分之㈡之規定，1年內購置之不動產為擔保品，其鑑價除得按前述有關規定辦理外，原則上以實際成交價格或時價孰低者為評估金額。本案王玉蘭等4人之申貸案，實係被告薛宗賢利用王玉蘭等4人名義所申貸者，業據被告陳益源、何明龍、薛宗賢供明在卷（見第7406號偵查卷第131至134頁、第126至第133頁、第7745號偵查卷第122至124頁），而被告薛宗賢為被告薛凌之胞弟（二親等旁系血親）、被告陳勝宏之妻舅（二親等旁系姻親）一節，為被告薛宗賢、陳勝宏所不否認，再被告陳勝宏、薛凌於91、92年間均為陽信銀行董事，被告陳勝宏且任陽信銀行董事長，有卷附陽信銀行公司變更登記表可參（見原審卷㈥第32至33頁），堪認王玉蘭等4人之申貸案，其授信對象實係與陽信銀行負責人具有利害關係之被告薛宗賢。被告何明龍、陳益源、陳勝宏當時既分別擔任陽信銀行之三重消金中心業務襄理、同中心經理、董事長，負有上揭理由欄貳二㈠所載之職務，彼等於辦理貸款相關業務時，自應依上開規定遵守利害關係人貸款之各項限制，並評估實際成交價格與時價何者為低，依此為忠誠判斷，提出可作為陽信銀行准駁申貸案或准予核貸金額之建議及意見，且被告何明龍、陳益源、陳勝宏均非甫經手處理此類貸款事務之人，彼等經手承辦之此類申貸案不在少數，自不能諉為不知，詎被告何明龍、陳益源明知被告薛宗賢為利害關係人，仍與薛宗賢共同以王玉蘭等4人名義及偽造之上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向陽信銀行申請貸款，且於經手處理該等申貸案時，未依上開規定為忠誠判斷，完全隱匿上開利害關係人及實際成交價格等重要關鍵事項，使該等申貸案順利層轉送核，被告陳勝宏明知王玉蘭等4人申貸案實際申貸人被告薛宗賢係利害關係人，其檢附之上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亦屬形式上顯違交易常規令人一望即知之偽造契約書，仍未依上開規定為忠誠判斷，且隱匿該等關鍵事項，於召開主持常董會時逕予同意核貸，自堪認被告何明龍、陳益源、陳勝宏均有違背其職務之行為。至卷附陽信銀行98年6月5日陽信總稽管字第0000000000號函內，雖另有該行常董會於91年12月26日通過之各項準則規定，然該等準則規定係於92年2月起實施一節，復經依該行98年6月9日陽信總稽管字第0000000000號函敘明確（見原審卷㈣第386至388頁），是本案判斷被告何明龍、陳益源、陳勝宏等人應遵行之內部規定，仍以該行於91年12月26日修訂前之各項規定為準。又卷附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97年8月13日以全授消字第2596號函雖謂：「‧‧‧授信戶於簽訂不動產買賣合約（標的物尚未完成過戶）後，先向銀行申請貸款額度，俟過戶及完成抵押權設定後，再予撥款，此是否有違反相關法規規定乙節：⒈查銀行辦理放款業務之作業流程，悉依各銀行內部作業規範辦理，主管機關或本會並無統一規定。實務上，銀行受理客戶申請不動產抵押貸款，係由客戶先提供不動產買賣合約供銀行作為參考資料，經銀行徵信、鑑價、核准貸放額度後，洽請客戶辦理簽約及對保手續。於過戶及完成抵押權設定及投保火險（建物部分）等各項手續後，再行撥款。⒉依貴行來函所述作業流程與上開實務作法尚屬一致，應無違反相關法規規定之虞‧‧‧」等語，然該函文所指情形與本案並不相同，本案被告陳益源、何明龍、薛宗賢並非「簽訂買賣契約後，先向銀行申請貸款額度」，而係在根本尚未成立買賣契約之前，即以偽造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向陽信銀行申請貸款，且依陽信銀行內部規定，實際成交價格乃為決定評估金額之標準之一，被告陳益源、何明龍、陳勝宏明知上開不動產之實際成交價格顯然與彼等所偽造不動產買賣契約書金額差距甚大，竟隱而未發，其等有違背職務行為甚為明確，是上開銀行公會函文並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陳益源、何明龍、薛宗賢、陳勝宏之認定，附此說明。
（五）按刑法上之背信罪，以「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本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者」為構成要件，屬於結果犯，並以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已否受有損害，為區別既遂、未遂之標準，銀行法第125條之2第1項之銀行職員背信罪，以銀行職員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銀行之利益，而為違背其職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銀行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者為其成立要件，同條第3項並明文處罰未遂犯，該法條係刑法背信罪之特別規定，自同此法理，故於銀行職員違背職務貸放款項之情形，應以銀行事後已否受償為是否致生損害之判別標準，尚不得以銀行撥款予申貸人，即謂已生實際損害於銀行（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6444號、100年度台上字第6960號、98年度台上字第6762號、97年度台非字第548號、96年度台上字第4546、94年度台上字第4485號等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被告薛宗賢以自有資金及向被告薛凌所借得之3億元資金，於92年2月17日支付第3期價金予中華日報社，並依約完成上開不動產過戶及抵押權設定登記手續後，陽信銀行乃依上開核准貸款之金額，先後於：①92年2月24日分別將1億3,350萬元撥款匯入王玉蘭設於該行泰山分行00000000號帳戶、將同額款項撥款匯入杜修蘭設於該行泰山分行00000000號帳戶內，②92年2月25日將9,514萬元撥款匯入杜修利設於該行永和分行00000000號帳戶內，③92年2月25日將1億1,657萬元匯款撥入林呂盈設於該行永和分行00000000號帳戶內，上開款項再由被告薛宗賢實際運用等情，業據被告薛宗賢供明在卷，並有各該轉帳傳票影本在卷足憑（見10185號偵查卷㈠第156之1至157頁、第186頁、第220至221頁，原審卷㈢第248至256頁）；又中央存保公司於92年9月15日前之某日，對陽信銀行進行金融檢查後，發現上開王玉蘭等4人申貸案有利害關係人授信之情事，而於同年月15日發函要求陽信銀行提出改善方案後，薛宗賢陸續於92年11月6日、93年3月12日、同年7月16日、同年9月21日將上開借款清償完畢等節，迭據被告薛宗賢供明在卷，並有陽信銀行於92年12月15日向中央存保公司提出之業務缺失改善情形報告影本1份及陽信銀行放款明細資料查詢影本6份附卷可稽（見第10185號偵查卷㈡第3至20頁、原審卷㈥第75至80頁），足見陽信銀行核撥王玉蘭等4人之上開借款後，被告薛宗賢業於案發前將該等借款清償完畢，揆諸上揭說明，尚無從認定被告陳益源等人之上開違背職務行為，已致生損害於陽信銀行，應認被告陳益源、何明龍、薛宗賢、陳勝宏之共同背信行為，仍屬未遂。公訴意旨雖認被告陳益源等人之背信行為，已致陽信銀行受有1億5,071萬元之損害（4億1,000萬元之80%為3億2,800萬元，4億7,871萬元減3億2,800萬元即為超貸金額1億5,071萬元）云云，惟其係以陽信銀行核撥借款時即已發生損害為立論基礎，此與上開最高法院揭櫫之判別標準不符，且陽信銀行核撥借款後，既仍應依約向王玉蘭等4人收取借款本息，該等借款復有上開不動產之足額抵押權作為擔保，縱有嗣後因情事變更而無法完全受償之風險，仍難謂其核撥借款時即已發生實際損害，是公訴意旨就此部分容有誤會，附此敘明。
（六）被告何明龍於原審及本院上訴審雖曾辯稱：①伊不知悉被告薛宗賢與王玉蘭等4人之關係，當時係認為被告薛宗賢確有邀他人參與上開不動產投資案，並無故意規避「利害關係人」之違背職務行為云云。②當時其他行庫之放款利率均較陽信銀行為低，倘果有降低貸款成本之考量，應向利率較低之銀行申貸，而本案卻向利率較高之陽信銀行申貸，可見伊當時係為增加業績並使陽信銀行獲利，並無背信之意圖云云。③上開不動產經陽信銀行徵信人員鑑估結果，確有6億餘元之價值，陽信銀行自無受損害之風險，且伊提出上開偽造契約書時，亦不能預測陽信銀行最後鑑估及核貸之金額，嗣該等借款更已連同利息全數清償，陽信銀行完全無何等實際損失，難認其間有何背信情事云云。惟：①被告何明龍既向被告薛宗賢接洽上開不動產投資案事宜，經被告薛宗賢向表示可出資標買上開不動產後，始以王玉蘭等人頭標買上開不動產，且偽造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再憑以陽信銀行申請貸款，則其自始即已知悉上開不動產申貸案之實際申請人為具有利害關係人身分之被告薛宗賢，此與被告薛宗賢是否另有尋求其他資金來源完全無涉，亦難執此即謂其並無故意規避「利害關係人」之違背職務行為。②被告何明龍、陳益源當時係因上開不動產投資案有利可圖，始與被告薛宗賢洽談該投資案事宜，並因規避利害關係人及提高實際貸得款項數額等因素，而偽造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向陽信銀行申請貸款，且被告何明龍於偵查中亦自承嗣後確有向被告薛宗賢拿取上開不動產投資案之利潤約1,000萬元（見7745號偵查卷第49至50頁），足見被告何明龍確係為貸得超出實際成交價格之款項暨縮短籌措資金所生利息之壓力，始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而為上開行使偽造私文書及違背職務之行為，縱令有「增加業績並使陽信銀行獲利」之情事，亦僅屬附帶衍生，殊難執此即謂其並無背信意圖。③被告何明龍經手處理上開申貸案之際，既隱匿其間有利害關係人貸款之情形，又偽造如附表所示不動產契約書持以申請貸款，而為違背職務之行為，自已該當於背信罪之基本構成要件，縱令陽信銀行徵信人員鑑估之價格與其偽造買賣契約書之成交價格相當，且於該等不動產上設定抵押權後始核撥借款，而難認未有十足擔保，然該等不動產價格嗣後既有可能因市場供需或其他因素跌降至實際成交價格（4億1,000萬）以下，倘貸款人無法清償該等借款，自將使陽信銀行蒙受重大損害，雖該等借款嗣已連同利息全數清償完畢，而未發生實際損害，仍應成立未遂犯，初不得執此即謂被告何明龍等人不成立背信罪。綜上，被告何明龍所辯各節，均不可採。
（七）被告陳益源於原審及本院上訴審雖曾辯稱：①伊僅係書面審核徵信人員所製作之授信批覆書，未見過偽造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亦不知有利害關係人貸款之情事云云。②王玉蘭等4人申貸案均有十足擔保，伊經手該等申貸案時，亦於徵信意見書上特別加註「買賣標的物過戶完成設定後始予貸款」等條件，陽信銀行嗣更已全部受償，本案縱有違反上開「陽信商業銀行授信擔保物受理細則」規定之情事，或有實質利害關係人申貸之問題，仍不得謂伊有何違背職務之背信犯行云云。③伊於95年9月間自被告薛宗賢處取得上開不動產轉售後之利潤計1,060萬元，該利益並非源自於陽信銀行之損害，揆諸最高法院44年台上字第91號刑事判例所示：「所謂不法利益，須與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所受之損害為間接關係，始得成立」之意旨，尚難認為係刑法上背信罪之「不法利益」云云。惟：①被告陳益源係因上開不動產標售案，始與被告何明龍一同前去與被告薛宗賢接洽，被告薛宗賢尚表示其胞姊薛凌為陽信銀行董事，有利害關係人問題，故須以他人名義向陽信銀行貸款，又因須支付佣金及裝修大樓等費用，故無法僅以較低之實際投標應買價格申請貸款等情，嗣被告何明龍係與被告陳益源共同討論後，始偽造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已如上述，足見斯時被告陳益源對於中華日報社是否已經第4度招標、被告薛宗賢所提供之王玉蘭等人頭是否已投標、是否已得標簽訂買賣契約等重要事項，應知悉甚詳，而依上開「陽信商業銀行授信擔保物受理細則」規定，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又為審核貸款擔保物評估金額之重要依據，則被告陳益源經手處理下屬上呈之王玉蘭等人申貸案時，焉有未見或不知上開偽造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之理，且對於該等申貸案之借款人實為具有利害關係人身分之被告薛宗賢一事，尤難諉為不知。②被告陳益源既與何明龍、薛宗賢等人共同偽造如附表所示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持以向陽信銀行申請貸款，又隱匿其間有利害關係人貸款之情形，而為違背職務之行為，自已該當於背信罪之基本構成要件，縱令於經手處理上開申貸案之際，曾特別加註上開條件，且陽信銀行亦於設定抵押權後始核撥該等借款，縱難認未有十足擔保，然上開不動產價格嗣後既有可能因市場供需或其他因素跌降至實際成交價格（4億1,000萬）以下，倘貸款人無法清償該等借款，仍將使陽信銀行蒙受重大損害，其違背職務所為，即屬背信未遂，至於該等借款有無全數清償或陽信銀行是否發生實際損害一事，僅得作為背信行為是否已達既遂程度之判別標準，不得執此即謂其並不成立背信罪。③被告陳益源既認上開不動產投資案有利可圖，始與被告何明龍一同前去與被告薛宗賢接洽出資標買事宜，且為貸得超出實際成交價格之款項及縮短籌措資金所生利息之壓力，而共同偽造上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向陽信銀行申請貸款，嗣又實際自被告薛宗賢處取得該等不動產轉售後之利潤，自堪認其等當時在主觀上確有為自己不法利益之意圖，此與陽信銀行是否有發生實際損害，乃屬二事，殊不得執此即謂其間並無背信之情事，至上開最高法院判例意旨，係在區別刑法上侵占罪與背信罪之範疇，與本案情形並不相同，尚無從比附援引。綜上，被告陳益源所辯各節，均不可採。
（八）被告薛宗賢部分：⒈於原審及本院上訴審辯稱：①伊並未與被告陳益源、何明
龍共同偽造上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亦不知悉有偽造該等契約書之情事。②伊並無為自己不法利益或損害陽信銀行之意圖，且上開借款嗣已完全清償，陽信銀行實際上未受有損害，難認有何背信情事。③伊認為上開申貸案自始即有十足擔保，並無規避利害關係人規定之必要。④伊並不具有陽信銀行職員之身分，僅為銀行法第125條之2所定背信罪之對向犯，並無與被告何明龍、陳益源共同犯該罪之可能。⑤伊當時自有資金約8,000萬元，加上伊向被告薛凌所借之3億元，即已足夠標買上開不動產，根本不需要貸款，被告何明龍可能係因增加自身業績之考量，始向陽信銀行辦理申貸手續云云。惟：①被告薛宗賢早於中華日報社刊登第4度招標公告之前，即已提供王玉蘭等4人印章及個人資料予被告何明龍，且曾向被告陳益源、何明龍表示其胞姊薛凌為陽信銀行董事，有利害關係人問題，故須以他人名義向陽信銀行貸款，又因須支付佣金及裝修大樓等費用，故無法僅以較低之實際投標應買價格申請貸款等情，事證已如上述，參諸上開不動產投資案需以鉅額現金支應，倘負責出資之被告薛宗賢無法精確掌握標買及貸款等時程，又如何能調度運用該等鉅額資金，且全案貸款總金額高達4億餘元，被告薛宗賢辯稱其都不知情云云，實難採信，應認被告薛宗賢對於上開不動產投資案之籌措資金過程中，為貸得超出實際成交價格之款項及縮短籌措資金所生利息之壓力，乃同步進行偽造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持向陽信銀行申請貸款，以求儘速使陽信銀行撥款一事，確與被告何明龍、陳益源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②被告薛宗賢既為貸得超出實際成交價格之款項及縮短籌措資金所生利息之壓力，而與被告何明龍、陳益源等人共同偽造上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持以向陽信銀行申請貸款，且被告何明龍、陳益源與具有犯意聯絡之被告陳勝宏亦先後為上開違背職務之行為，自堪認渠等在主觀上確有為自己不法利益之背信意圖，且該等借款有無全數清償或陽信銀行是否發生實際損害一事，僅得作為渠等背信行為是否已達既遂程度之判別標準，亦如上述，自不得執此謂渠等並不成立背信罪。③依銀行法第18條、第33條、第33條之1第1款、公司法第8條、91年6月13日陽信銀行第90次常務董事會決議通過之授信限額一覽表等規定，具有利害關係人身分之被告薛宗賢，倘向陽信銀行申請貸款，其最高額度以1億3,600萬元為限，此等金額遠低於被告薛宗賢於本案中實際所貸得之金額（4億7,871萬元），參諸其曾向被告陳益源、何明龍表示其胞姊薛凌為陽信銀行董事，有利害關係人問題，故須以他人名義向陽信銀行貸款，又因須支付佣金及裝修大樓等費用，故無法僅以較低之實際投標應買價格申請貸款等情，益見被告薛宗賢當時確有規避利害關係人規定之必要，並不因王玉蘭等4人申貸案自始有十足擔保而有異。④按背信係因身分而成立之罪，其共同實施或教唆幫助者，雖無此項身分，依刑法第31條第1項規定，仍以共犯論；且背信罪之成立，不待無特定身分者參與或合致，即得完成犯罪，亦非屬學理上所謂具有必要共犯性質之「對向犯」，自不得排除共同正犯之成立。（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3067號、最高法院103年度第4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本案被告薛宗賢既與具有銀行職員身分之陳益源、何明龍、陳勝宏對上揭違背職務行為具有犯意聯絡，揆諸上開說明，自屬該等背信行為之共同正犯，初無所謂「對向犯」之可言。⑤被告薛宗賢當時確有貸得超出實際成交價格款項及縮短籌措資金所生利息壓力之需求，始於中華日報社尚未刊登第4度招標公告前，即提供王玉蘭等4人之印章及個人資料予被告何明龍，並由被告何明龍偽造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憑以向陽信銀行申請貸款等節，已如上述，且上開不動產契約書均無中華日報社負責人之姓名及印文，在形式上即已存有令人一望即知之明顯重大瑕疵，被告何明龍倘非持以向自身任職之陽信銀行申貸，並由同任職於該行之被告陳益源、陳勝宏等人違背職務護航表示同意，焉有可能獲准貸款，是被告何明龍顯係基於其與被告薛宗賢等人之犯意聯絡始向陽信銀行申請上開貸款，並非單純為增加自身業績而為之。⒉於本院另辯稱：本件招標案，經向蒲陽公司負責人杜修蘭
呈報後，經杜修蘭同意，被告薛宗賢先向薛凌調借3億元，加上蒲陽公司自有資金約6、7千萬元，蒲陽公司以杜修蘭安泰商業銀行板橋分行帳戶及薛宗賢華南商業銀行帳戶匯款至中華日報社用予支付買賣價金，蒲陽公司自有資金占買賣價金近9成，沒有所謂款項不敷支應，無規避關係人交易云云。並提出上開杜修蘭、薛宗賢上開帳戶存款交易明細表、存款往來明細表暨對帳單等件（見本院卷㈡第60至64頁），及聲請本院調得杜修蘭、薛宗賢上開帳戶傳票影本資料（見本院卷㈡第79至81頁、第217至218頁），並聲請傳喚證人杜修蘭證明上揭情事云云（見本院卷㈡第65至66頁）。惟查，共同被告陳益源於偵查中（96年6月12日）證稱：一開始是有人來詢問申貸此標案可貸之金額，伊就跟何明龍提此事，何明龍表示跟薛宗賢很熟，且該標案必須全額付現金，由何明龍先詢問薛宗賢，之後伊跟何明龍一起去找薛宗賢；後來薛宗賢與伊幾經折衝後，渠等達成協議，伊跟薛宗賢各分百分之40，何明龍得其餘百分之20等語（見第7406號偵查卷第100頁、第129頁）；已就本件買賣系爭不動產之緣由及分配利潤明確供述；核與證人王玉蘭上開所述傳票編號0000000C/1會計傳票記載：
「中華大廈，何明龍：利潤分配20 %，結算利潤計6600萬*20%，借方金額13,200,000元，....」，何明龍利潤占20%之記載吻合，益加證明證人王玉蘭所記載會計傳票確與事實相符；被告薛宗賢於偵查中亦自承：伊經過兩次評估後，認為可以投資，但是伊資金不足，伊只能短期提供，所以何明龍告訴伊可以貸款等語（見第7745號偵查卷第122頁）；足認渠等就買賣協商及分配利潤之對象均非蒲陽公司，而係實際參與本件不動產買賣之人即被告薛宗賢，況若實際買受人係蒲陽公司，何以渠等買受後未登記為蒲陽公司所有？被告薛宗賢此部分辯解與常理不符，殊難採信。是被告薛宗賢縱有以杜修蘭安泰商業銀行板橋分行帳戶及其自己華南商業銀行帳戶匯款至中華日報社用予支付買賣價金，應認與蒲陽公司無涉，上開杜修蘭、薛宗賢上開帳戶存款交易明細表、存款往來明細表暨對帳單及傳票影本等資料，縱係屬實，均無從為有利於被告薛宗賢之認定。而被告薛宗賢聲請傳喚證人杜修蘭欲證明上揭情事，亦核無必要。綜上，被告薛宗賢所辯各節，均不可採。
（九）被告陳勝宏部分：⒈於原審及本院上訴審雖辯稱：①本案並無任何人指證伊涉
及上揭犯行，自不得認定伊成立犯罪。②上開蒲陽公司會計傳票所載之「中華大廈陳勝宏佣金」款項，實係被告薛宗賢私人支用者，且證人王玉蘭亦未見聞被告薛宗賢將該等款項交予伊。惟：①本案依客觀事證足認被告陳勝宏與陳益源、何明龍、薛宗賢間確有上揭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背信之概括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已如上述，縱令其他被告或證人均未指證被告陳勝宏涉有上揭犯行，仍無礙於此部分事實之認定。②上開會計傳票足以認定被告薛宗賢事後有因上開不動產投資案陸續支付鉅額佣金予被告陳勝宏，且被告薛宗賢該等款項係其私人支用、證人王玉蘭證稱其未見聞被告陳勝宏收受該等佣金云云，均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均如上述，被告陳勝宏執此辯稱該等會計傳票不足以證明其犯罪，實不足採。
⒉於本院另辯稱（被告薛宗賢亦有此部分辯解，併說明如後
）：依銀行法第33條第1項及第127條第1項、第2項之意旨，若辦理關係人授信時有提供「十足擔保」、「授信條件未優於同類」時，僅係授信總額過高或應經董事會特別決議之程序有所違反，因本質上為違反行政秩序之行為，不具有反道德及反倫理的非難性，僅得以銀行法第127條之1第2項論處行政罰鍰；系爭貸款案，屬「十足擔保」，雖其中貸款科目有部分轉列為信用貸款，然仍屬有擔保之貸款，並非無擔保放款；又系爭貸款案件之貸款利率較其他銀行尚無不利，本件與第127條之1第1項以刑罰處罰之構成要件不符云云。經查，依上揭銀行法第33條，及同法第127條之1第1項、第2項規定：「銀行違反第33條者，其行為負責人，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上2500萬元以下罰金。銀行依第33條辦理授信達主管機關規定金額以上，或依第91條之1辦理生產事業直接投資，未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四分之三以上同意者或違反主管機關依第33條第2項所定有關授信限額、授信總餘額之規定或違反第91條之1有關投資總餘額不得超過銀行上一會計年度決算後淨值百分之五者，其行為負責人處新臺幣2百萬元以上1千萬元以下罰鍰，不適用前項規定。」，依上開規定可知，違反授信總額過高或應經董事會特別決議之程序，固屬行政罰性質，惟銀行人員隱匿關係人交易，縱不構成該法第127條之1之非法授信罪，應認仍屬違背職務行為之一部，本件陳益源、何明龍、陳勝宏經手處理上開申貸案之際，既隱匿其間有利害關係人超過主管機關限額貸款之情形，又偽造如附表所示不動產契約書持以申請貸款，而為違背職務之行為，仍該當於背信罪之基本構成要件，縱令陽信銀行徵信人員鑑估之價格與其偽造買賣契約書之成交價格相當，且於該等不動產上設定抵押權後始核撥借款，而難認未有十足擔保，然該等不動產價格嗣後既有可能因市場供需或其他因素跌降至實際成交價格（4億1,000萬）以下，倘貸款人無法清償該等借款，自將使陽信銀行蒙受重大損害，雖該等借款嗣已連同利息全數清償完畢，而未發生實際損害，仍應成立未遂犯，本件縱不構成該法第127條之1之非法授信罪，核無影響被告等人背信罪之成立。至被告陳勝宏、薛宗賢其餘所辯，均核無影響此部分犯行之認定。
（十）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陳益源、何明龍、薛宗賢、陳勝宏之辯解，均不足採，彼等犯行均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新舊法比較部分：
（一）查被告陳益源等人行為後，刑法業於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並自95年7月1日起生效施行。依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此規定係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所生新舊法律比較適用之準據法，本身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故刑法修正施行後，應一律適用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依「從舊從輕」原則，比較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且於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最高法院95年5月23日95年度第8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查本案關於涉及比較新舊法之事項，其中：①法定罰金刑最低額部分，修正後刑法第33條第5款之規定
，將罰金最低額提高為新臺幣1,000元，新法對被告陳益源等人並非較為有利。
②共同正犯部分，修正後刑法第28條之規定，已排除預備、
陰謀共同正犯，惟本案並未涉及此預備犯及陰謀犯，是新法對被告陳益源等人並無何等較有利之情形，又修正後刑法第31條第1項規定，對於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成立之共同正犯，增設得減輕其刑之規定，則新法對於被告薛宗賢乃較為有利。
③牽連犯部分，修正後刑法業已刪除第55條後段牽連犯之規
定，是刑法修正施行後，已無數行為具有方法結果關係從一重處斷之規定，被告所犯之行使偽造私文書、銀行法背信犯行，乃須依數罪分論併罰，則新法對被告陳益源等人並非較為有利。
④連續犯部分，修正後刑法業已刪除第56條連續犯之規定，
是刑法修正施行後，已無連續數行為係從一重處斷之規定，被告陳益源等人所犯之各次行使偽造私文書、銀行法背信犯行，乃須依數罪分論併罰，則新法對被告陳益源等人並非較為有利。
經比較後，94年2月2日修正後之刑法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陳益源等人，依刑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自應整體適用修正前刑法之相關規定處斷。
（二）被告陳益源等人行為後，銀行法第125條之2規定業於93年2月4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6日起施行（嗣後歷次修正均與本條無關），修正前原規定：「銀行負責人或職員，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銀行之利益，而為違背其職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銀行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億元以下罰金。銀行負責人或職員二人以上共同實施前項犯罪之行為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三項規定，於外國銀行或經營貨幣市場業務機構之負責人或職員，適用之」，修正後則規定：「銀行負責人或職員，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銀行之利益，而為違背其職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銀行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金。其犯罪所得達新台幣一億元以上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五億元以下罰金。銀行負責人或職員，二人以上共同實施前項犯罪之行為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三項規定，於外國銀行或經營貨幣市場業務機構之負責人或職員，適用之。」，經比較後，修正後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陳益源等人，依刑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自應適用修正前規定處斷。至修正後銀行法第125條之2第3項規定，雖由原先「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為「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惟其修正理由係謂：「第三項原條文中『前二項』係文字有誤，更正為『第一項』」，足見該條立法原意係認第2項僅為單純之加重規定（總則加重），並非另設獨立犯罪類型（分則加重），故僅就第1項犯罪特設未遂犯處罰規定，且於93年2月4日修正時，將原條文中關於「第二項未遂犯」之誤繕文字刪除，據此，自不得望文生義而謂該條文修正後已刪除第2項犯罪之未遂犯處罰規定，併此敘明。
四、核被告陳益源、何明龍、薛宗賢、陳勝宏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修正前之銀行法第125條之2第3項、第1項之背信未遂罪。被告陳益源、何明龍、薛宗賢偽造印章、印文所為，為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而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本案尚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陳勝宏有共同參與偽造私文書之行為）。彼等4人就上開各罪間，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被告薛宗賢雖不具銀行負責人或職員身分，惟與具有該等身分之被告陳勝宏、陳益源、何明龍共同實行上開銀行法第125條之2第3項、第1項之背信未遂罪，依修正前刑法第31條第1項之規定，仍為共同正犯。陳益源、何明龍、薛宗賢利用不知情之不詳人士於上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上代簽王玉蘭等4人之簽名，及利用不知情之不詳刻印業者偽造「臺灣中華日報社股份有限公司」印章，均為間接正犯。被告陳益源、何明龍均為陽信銀行職員，被告陳勝宏則為銀行負責人，其等3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之2第3項、第1項之背信未遂罪，應依同條第2項規定加重其刑。被告陳益源、何明龍、薛宗賢、陳勝宏先後多次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背信未遂犯行，均時間緊接，犯罪構成要件相同，顯係基於概括犯意反覆而為，均為連續犯，應分別依修正前刑法第56條規定論以一罪，並加重其刑，被告陳益源、何明龍、陳勝宏部分並遞加重之。又被告陳益源、何明龍、薛宗賢、陳勝宏所犯銀行法背信未遂罪部分，經衡酌其犯罪情狀，認與既遂犯尚屬有間，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並先加重後減輕之。至彼等所犯上開2罪間，具有方法結果之關係，為牽連犯，應依修正前刑法第55條後段規定從一重之銀行法第125條之2第3項、第1項之背信未遂罪處斷。公訴意旨雖認被告陳益源、何明龍、薛宗賢、陳勝宏所為上開銀行法背信未遂犯行，應成立銀行法第125條之2第1項、第2項之共同背信既遂罪云云，然彼等所為尚未致使陽信銀行發生實際損害，已如上述，是被告陳益源等4人自僅成立該罪之未遂犯，公訴意旨就此部分容有誤會，惟其基本事實既屬相同，自無罪名變更之問題，亦毋庸變更起訴法條（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552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另公訴意旨雖敘及被告等人明知已違反利害關係人應提供十足擔保之規定，高估本件擔保品之價值云云，惟查，本件依附表所示宏大公司於中華日報社招標時之鑑價金額有6億3189萬0837元，尚難認本件有未達十足擔保之情形，公訴意旨就此部分亦有誤會。
五、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條規定：「自第一審繫屬日起已逾八年未能判決確定之案件，除依法應諭知無罪判決者外，法院依職權或被告之聲請，審酌下列事項，認侵害被告受迅速審判之權利，且情節重大，有予適當救濟之必要者，應減輕其刑：訴訟程序之延滯，是否係因被告之事由。案件在法律及事實上之複雜程度與訴訟程序延滯之衡平關係。其他與迅速審判有關之事項」，該條係刑法量刑規定之補充規定，旨在就久懸未決案件，從量刑補償機制予被告一定之救濟，以保障被告受妥速審判之權利。其所稱「訴訟程序之延滯，是否係因被告之事由」，係指如訴訟程序因被告逃亡而遭通緝、因病而停止審判、另案長期在國外羈押或服刑、意圖阻撓訴訟程序之順利進行，一再無理由之聲請迴避等，屬被告個人事由所造成案件之延滯而言。換言之，訴訟程序之延滯，必須屬於「被告個人事由所造成」者，始與前開規定相當。又繫屬之案件，因其事實、法律關係及案情繁雜，所需調查之人證、事證甚多，歷審法院為釐清犯罪經過以發現實質真實，致案件前後持續之訴訟歷程逾八年之久，縱認法院無怠惰延宕之情事，亦不能認係被告之因素所肇致。即此種訴訟程序之延滯，並無可歸責於被告，對其迅速受審之權利不能謂無侵害。經查，本件係於96年8月22日繫屬第一審法院，有原審收卷戳章可稽（見原審卷㈠第1頁），迄本院判決時已逾八年，審酌本件雖原審審理時被告多達21人，卷證眾多，並有傳喚多位證人為交互詰問，及另有函查事項，然被告四人於本件審理中均有到庭，關於訴訟程序之延滯，尚非屬於被告四人個人事由所造成，爰依該條規定對被告四人均減輕其刑。
六、公訴意旨另以：㈠被告陳勝宏除有上揭共同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外，亦與陳益源、何明龍、薛宗賢共同偽造如附表所示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因認被告陳勝宏涉有偽造文書之犯嫌云云。㈡被告何明龍偽造如附表所示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之際，係依被告薛宗賢所提供之王玉蘭、杜修蘭、杜修利、林呂盈等4人印章及個人資料為之，並委請不詳人士在該等買賣契約書上代為王玉蘭等4人之簽名，再持王玉蘭等4人印章加蓋於該等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內，復持以向陽信銀行申請貸款，而就該等不動產買賣契約書關於王玉蘭等4人部分行使偽造私文書，又被告陳益源、何明龍嗣辦理上開不動產投標事務之際，於開標比價委託書、投標單等文件上，偽簽王玉蘭、杜修蘭、杜修利、林呂盈及張家銘之署名，並盜蓋彼等之印章，再持以赴中華日報社參與投標，而行使該等偽造私文書，因認被告陳益源、何明龍、薛宗賢、陳勝宏就此等部分亦涉有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云云。㈢被告陳益源、何明龍、陳勝宏違背職務將上開王玉蘭、杜修蘭之申貸案，共轉列6,000萬元為信用貸款，杜修利、林呂盈之申貸案，共轉列3,831萬元為信用貸款，違反銀行法第32條第1項所定利害關係人不得為無擔保授信之規定，致陽信銀行受有此部分損害，且王玉蘭、杜修蘭之6,000萬元信用貸款，未比照杜修利、林呂盈之信用貸款提高利率至4.15%，以單利及原定貸款期限15年之條件計算，亦致使陽信銀行受有短收利息135萬元之損失，因認被告陳益源、何明龍、薛宗賢、陳勝宏就此等部分亦涉有修正前之銀行法第125條之2第2項、第1項之背信罪云云。惟查：㈠被告陳益源、何明龍、薛宗賢於調詢時、偵查中及原審時，均未曾供證被告陳勝宏知悉或參與偽造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此外，別無其他事證足以證明被告陳勝宏於共同行使該等偽造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之外，另有與被告陳益源、何明龍、薛宗賢共同偽造該等契約書之情事，自無從遽認其涉有此部分犯行，原應就此部分為無罪之諭知，惟檢察官認此等部分與上揭經起訴論罪之行使偽造私文書部分具有高、低度行為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此部分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㈡本案申請貸款及投標應買上開不動產後，尚有進行過戶、設定抵押、撥款、轉帳、轉售、轉貸等手續，並無任何名義人主張不法，且檢察官亦未提出積極證據證明被告陳益源、何明龍、薛宗賢、陳勝宏就此等部分有何偽造私文書之情事，參諸王玉蘭、杜修蘭分別為被告薛宗賢之第2任、第1任女友，各與被告薛宗賢育有1子，杜修蘭同時為蒲陽公司登記負責人，王玉蘭則為蒲陽公司財務經理，杜修利為杜修蘭之胞兄，林呂盈、張家銘均為被告薛宗賢之友人，已據被告薛宗賢與王玉蘭、林呂盈供陳在卷，王玉蘭於偵查中及原審時更證稱：伊與被告薛宗賢交往過程中，被告薛宗賢有提到要以伊名字投標、買房屋、貸款，但沒有說得很清楚，公司與個人會混在一起，有時是公司要買，有時是被告薛宗賢個人要買，本案貸款伊有去對保等語（見第8765號偵查卷第19至26頁、原審卷㈢第308頁），證人林呂盈亦於偵查中及原審時證稱：伊有針對本案貸款對保，被告薛宗賢曾經幫助過伊，是伊恩人等語（見第8769號偵查卷第27頁、原審卷㈢第317頁），足見被告薛宗賢辯稱：伊提供之王玉蘭等人印章及個人資料，係因伊平日經營建設公司業務上需要，而經王玉蘭等人同意留存者等語，尚非子虛，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檢察官所指上開各項文書確係未經王玉蘭等人授權或同意而偽造者，原應就此等部分對被告陳益源、何明龍、薛宗賢、陳勝宏為無罪之諭知，惟檢察官認此等部分與上揭經起訴論罪之行使偽造私文書部分具有修正前刑法連續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此部分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㈢上開王玉蘭、杜修蘭之申貸案，共轉列6,000萬元為信用貸款，杜修利、林呂盈之申貸案，共轉列3,831萬元為信用貸款，違反利害關係人不得為無擔保授信之規定，且王玉蘭、杜修蘭之6,000萬元信用貸款，未比照杜修利、林呂盈之信用貸款提高利率至4.15%等節，固有王玉蘭等4人授信批覆書、授審會會議記錄、常董會會議記錄附卷可稽，然此部分係於陽信銀行核准貸款總金額內提列部分為信用貸款，即抵押內信用貸款，其貸款額度仍在抵押權設定範圍內一節，業據證人即陽信銀行總行審查室襄理何俊良於原審時證述明確（見原審卷㈤第63頁），足見此部分「信用貸款」仍屬有擔保之貸款，並非無擔保授信，檢察官遽指其違反銀行法第32條第1項所定利害關係人不得為無擔保授信之規定，致陽信銀行受有損害，自屬無據，又王玉蘭、杜修蘭之6,000萬元信用貸款，未比照杜修利、林呂盈之信用貸款提高利率至4.15%一節，固有上開授信批覆書等資料在卷可查，然觀諸銀行公會97年8月13日全授消字第2596號函稱：「㈠所詢在同一筆抵押物案下之擔保放款與抵押範圍內之信用放款，如其利率相同，是否有違反銀行法第125條之2之規定乙節：⒈查主管機關及本會對銀行辦理之擔保放款及無擔保放款（信用放款）是否須採行不同之利率訂價並未訂定限制規定，故個案之訂價方式仍應回歸個別銀行內部授信規範而定‧‧‧」等語（見原審卷㈡第159頁），暨陽信銀行91年6月13日第二屆13次董事會修訂通過之「陽信商業銀行授信業務通則」拾貳之放款訂價規定：「本行基本放款利率，應依照本行資金成本結構、金融同業訂價及未來資金需求等因素訂定。對客戶放款訂價，應就授信風險之高低。客戶對本行利潤貢獻度及業務往來情形，按基本利率衡酌加（減）碼計收」（見原審卷㈣第301至302頁），並未就轉列信用貸款是否必須提高利率為統一之規定，在此情況下，檢察官遽指上開王玉蘭、杜修蘭之6,000萬元信用貸款未提高利率致陽信銀行受有利息損失一情，亦乏所據，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陳益源、何明龍、陳勝宏、薛宗賢有共同違背職務對王玉蘭等4人為無擔保授信或未予提高信用貸款利率致陽信銀行受有損害之情事，原應就此等部分為無罪之諭知，惟檢察官認此等部分與上揭經起訴論罪之銀行法背信未遂及行使偽造私文書部分具有實質上一罪及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本院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七、就最高法院發回意旨之說明：㈠就本件援引會計傳票證據能力部分，於理由壹、二予以說明。㈡就被告陳勝宏共犯之認定，於理由貳、（三）、（九）予以說明。㈢雖本件被告等人違反陽信銀行利害關係人貸款最高額度之限制，然係屬違反銀行法第127條之1第2項行政罰之規定，與同條第1項之非法授信罪尚有未合，發回意旨認應依該法第127條之1論處，尚有誤會，附此敘明。
八、原審認被告陳益源、何明龍、薛宗賢罪證明確，而予論罪科刑，並對被告陳勝宏為無罪之諭知，固非無見，惟：㈠被告陳勝宏為上揭犯罪之共同正犯，原審不察，遽對其為無罪之諭知，且未認定此部分犯罪事實，容有違誤，㈡本案陽信銀行尚未發生實際損害，被告陳益源、何明龍、薛宗賢僅成立銀行法背信罪之未遂犯，原審遽認彼等所為已使陽信銀行受有損害而成立既遂犯，亦有違誤，㈢如附表所示不動產買賣契約書關於王玉蘭、杜修蘭、杜修利、林呂盈部分，並無偽造文書情事，原審誤為偽造文書，並諭知其等之簽名及印文均沒收，尚有違誤。㈣被告陳益源、何明龍、陳勝宏、薛宗賢有無公訴意旨所指對王玉蘭等4人為無擔保授信及未予提高信用貸款利率致陽信銀行受有損害之背信情事，此部分與原起訴論罪部分具有實質上一罪之關係，原審僅於判決理由內說明，而未為不另為無罪諭知之處理，亦有未洽。㈤本件終結時已符合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條之規定，原審未及適用，亦有未合。被告陳益源、何明龍、薛宗賢提起上訴猶執前詞否認犯罪，均無理由，檢察官以被告陳勝宏應為有罪而提起上訴，則有理由，且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陳益源、何明龍、薛宗賢、陳勝宏部分撤銷改判。爰審酌被告陳益源、何明龍分別為陽信銀行之職員，不僅未能忠實履行該行託付之責任，以維護該行權益，反而為牟取不法利益，與具有利害關係人身分之被告薛宗賢，共同偽造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捏造高額成交價格，再以之向陽信銀行申請高額貸款，被告陳勝宏為陽信銀行當時負責人，違背辦理貸款業務時應依忠誠判斷及遵守相關限制之規定，而違背職務放行該等申貸案，非但使陽信銀行有發生損害之虞，亦嚴重破壞金融交易秩序，惟被告薛宗賢於案發前已陸續將上開借款清償完畢，終未使陽信銀行受有實際損害，又被告薛宗賢為圖脫罪，竟與被告何明龍謀議勾串，圖將全部責任諉於王玉蘭，視司法於無物，直至偵查終結前始坦承部分案情，且本件已有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條之適用，兼衡彼等之素行、智識程度、被告陳益源、何明龍於本院已坦認全部犯行，被告薛宗賢、陳勝宏仍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至5項所示之刑。又其罰金刑之易服勞役折算標準，被告陳益源、何明龍、薛宗賢、陳勝宏行為後，刑法第42條規定業經修正，彼等行為時原規定易服勞役以銀元1元以上3元以下折算1日，勞役期限不得逾六個月，罰金總額折算逾6個月之日數者，以罰金總額與6個月之日數比例折算，再依斯時有效之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2條前段規定（現已刪除），應就其原定數額提高為100倍折算1日，是被告陳益源等4人行為時之易服勞役折算標準，係以銀元300元即新台幣900元折算1日，惟依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並自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之規定，易服勞役以新台幣1,000元、2,000元、3,000元算1日，勞役期限不得逾1年，罰金總額折算逾1年之日數者，以罰金總額與1年之日數比例折算（嗣98年6月10日雖又修正，惟並未變更此部分規定內容），其修正後之易服勞役折算標準固較有利於被告陳益源等4人，然其勞役期限，則以修正前之規定較為有利，經綜合比較結果，修正後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自應適用行為時規定定其易服勞役折算標準（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125號、95年度台上字第534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末被告陳益源等4人犯罪時間雖在96年4月24日以前，惟彼等所犯之上開銀行法背信未遂罪，係屬中華民國96年罪犯減刑條例第3條第1項第10款所列之罪，且彼等宣告刑均逾有期徒刑1年6月，自不得依該條例規定減刑，附此敘明。
九、如附表所示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已由被告陳益源等人向陽信銀行提出申請而非其等所有，爰不予宣告沒收，惟其上偽造之「台灣中華日報社股份有限公司」印文（詳如附表所示，附表編號3所示偽造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並未扣案，無從確認其上所偽造確實之印文數量，然參酌編號1、2契約之格式，至少於契約之末應有偽造之「台灣中華日報社股份有限公司」印文1枚）及未扣案之「台灣中華日報社股份有限公司」印章壹枚，均屬偽造者，應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惟被告陳勝宏並未參與偽造私文書犯行，已如上述，扣案之「台灣中華日報社股份有限公司」印章乃與其犯罪部分並無關連，爰不在其罪刑項下諭知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銀行法第125條之2第3項、第1項、第2項，刑法第2條第1項、第216條、第210條、第219條，（95年7月1日）修正前刑法第28條、第31條第1項、第56條、第55條、第25條第2項、第42條第3項，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昱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1 月 28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許仕楓
法 官 林柏泓法 官 吳淑惠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文傑中 華 民 國 105 年 2 月 5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罪）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修正前銀行法第125條之2：
銀行負責人或職員，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銀行之利益，而為違背其職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銀行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
銀行負責人或職員二人以上共同實施前項犯罪之行為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三項規定，於外國銀行或經營貨幣市場業務機構之負責人或職員，適用之。
附表：本案偽造之買賣契約書┌────┬───────┬───────┬───────┬───────┐│編號 │ 1 │ 2 │ 3 │ 備 註 │├────┼───────┼───────┼───────┼───────┤│訂約人 │買方： │買方： │買方： │ ││ │王玉蘭、杜修蘭│杜修利 │林呂盈 │ ││ │賣方： │賣方： │賣方： │ ││ │中華日報社 │中華日報社 │中華日報社 │ │├────┼───────┼───────┼───────┼───────┤│訂約日期│91年12月24日 │91年12月29日 │91年12月30日前│ │├────┼───────┼───────┼───────┼───────┤│買賣標的│臺北市○○路 │臺北市○○路 │臺北市○○路 │ ││ │131 、131-1 、│131-7 、131-8 │131-3 、131-4 │ ││ │131-2 號及車位│、131-21、 │、131-5 、 │ ││ │一位 │131-22號 │131-6 號 │ │├────┼───────┼───────┼───────┼───────┤│買賣契約│3億4,890萬元 │1億1,894萬元 │1億4,572萬元 │總價：6億1,356││書金額 │ │ │ │萬元 │├────┼───────┼───────┼───────┼───────┤│偽造之印│「台灣中華日報│「台灣中華日報│「台灣中華日報│ ││文及簽名│社股份有限公司│社股份有限公司│社股份有限公司│ ││ │」方形印文伍枚│」方形印文陸枚│」方形印文壹枚│ │├────┼───────┼───────┼───────┼───────┤│以前開偽│王玉蘭貸款金額│2筆各4,757萬元│1億1,657萬元 │ ││造之不動│1億3,350萬元，│，總計9,514萬 │ │ ││產買賣契│杜修蘭貸款金額│元 │ │ ││約向陽信│1億3,350萬元，│ │ │ ││銀行申請│總計2億6,700萬│ │ │ ││貸款金額│元 │ │ │ │├────┼───────┼───────┼───────┼───────┤│陽信銀行│王玉蘭貸款金額│2筆各4,757萬元│2筆各6900萬元 │總金額：4億7,8││所核准貸│1億3,350萬元，│，總計9,514萬 │、4,757萬元， │71萬元整 ││款之金額│杜修蘭貸款金額│元 │總計1億1,657萬│ ││ │1億3,350萬元，│ │元 │ ││ │總計2億6,700萬│ │ │ ││ │元 │ │ │ │├────┼───────┼───────┼───────┼───────┤│實際成交│ │ │ │總金額：4億1,0││價格 │ │ │ │00萬元（含張家││ │ │ │ │銘購買地下2樓 ││ │ │ │ │部分） │├────┼───────┼───────┼───────┼───────┤│宏大公司│131 、131-1 、│131-7 、131-8 │131-3 、131-4 │總金額：6億3,1││鑑價金額│131-2 號之鑑價│號鑑價金額為 │號鑑價金額為8,│89萬0,837元 ││即中華日│金額為3億4,691│6,566萬7,592元│425萬2,605元；│ ││報社91年│萬9,388元 │；131-21、131-│131-5、131-6號│ ││5 月10日│ │22號鑑價金額為│鑑價金額為6,81│ ││第一次公│ │6,690萬7,061元│4萬4191元；總 │ ││告招標之│ │；總金額1億3,2│金額1億5,239萬│ ││金額 │ │57萬4653元 │6,796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