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7年度上訴字第3844號上 訴 人即自 訴 人 林憲同被 告 田禮誠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誣告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07年11月12日所為105年度自字第4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自訴之提起，應委任律師行之，刑事訴訟法第319條第2項固定有明文。惟刑事訴訟法雖無如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之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之規定，據此法理，亦應為同一解釋，故自訴人具有律師資格者，無須委任律師為代理人（最高法院94年度第6、7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查本件自訴人林憲同具有律師資格，依上開說明，其未委任代理人提起本件自訴，尚無違背程式，法院應為實體之審理，合先敘明。
二、自訴意旨略以：緣自訴人林憲同係依大陸地區人士楊樹林委任承辦「國軍退除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市榮民服務處（下稱高雄榮服處）單身亡故榮民楊桂林遺產案」之代理律師，被告田禮誠係該案件之承辦公務人員，自訴人承辦前揭榮民遺產案件，並無任何可堪構成違背律師倫理規範之具體情事，被告係因職務上之不明原因而遭高雄榮服處長官依法調整職務，於民國105年年初脫離本件榮民遺產案件之承辦人身分。詎被告於已脫離個案承辦人身分後，竟以個人身分於105年5月2日向台北律師公會提出陳情書（下稱系爭陳情書），認為自訴人有違反律師倫理規範第4條、第5條、第6、第14條等規定，顯有挾嫌及蓄意對自訴人進行誣告之主觀犯意，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34條、第169條第1項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犯誣告罪嫌等語。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至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又為貫徹無罪推定原則，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明確，此規定於自訴程序之自訴人同有適用（最高法院91年度第4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是自訴人於自訴程序中，就被告有其所指之犯罪事實，應負實質舉證及蒐集證據之責，以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否則，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即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次按刑法第169條第1項誣告罪之成立，以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虛構事實向該管公務員申告為要件，倘非出於憑空捏造或非全然無因，乃係出於誤會、懷疑，或為求判明是非曲直而為申告，即與誣告罪之構成要件不符。所謂「懲戒處分」，係指公務員懲戒法規所定之各項處分而言，對於在法律上不能負公務員懲戒責任之人而為誣告者，不能構成誣告罪（最高法院26年度渝上字第1910號判例、91年度台上字第14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又所謂「該管公務員」，應指有偵查犯罪或移送公務員懲戒之機關人員而言，故申告於無偵查犯罪職權之地方政府、縣黨部特務員等，均不能成立刑法上之誣告罪（最高法院21年上字第2051號、28年上字第704號判例要旨參照）。
四、自訴人認被告田禮誠涉犯上揭罪嫌，無非以系爭陳情書及其附件、台北律師公會105年5月12日105北律文字第653號函、大中聯合法律事務所105年5月19日(105)憲律函字第032號、105年6月4日(105)憲律函字第036號函等，為其主要論據。
訊據被告固坦承其在高雄榮服處任職公務員時，有承辦自訴人受任代理申請之故榮民楊桂林遺產繼承案，嗣並有以個人身分於105年5月2日向台北律師公會提出系爭陳情書，認為自訴人有違反律師倫理規範第4條、第5條、第6條、第14條等規定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而誣告之犯行，辯稱：系爭陳情書的內容是我辦案過程中的親身經歷，沒有虛捏事實誣告自訴人等語。
五、經查：
(一)本件被告在高雄榮服處任職公務員時，有承辦自訴人受任代理申請之故榮民楊桂林遺產繼承案，嗣並有以其個人身分於105年5月2日向台北律師公會提出系爭陳情書，認為自訴人有違反律師倫理規範第4條、第5條、第6條、第14條等規定之事實，為被告坦承在卷，核與自訴人之指訴情節大致相合，且有高雄榮服處106年6月14日高市榮字第1060008851號函附之故榮民楊桂林遺產繼承案相關資料（原審卷第82至118頁）、系爭陳情書及其附件（原審卷第5至45頁）、台北律師公會105年5月12日105北律文字第653號函、大中聯合法律事務所105年5月19日(105)憲律函字第032號、105年6月4日(105)憲律函字第036號函（原審卷第46至50頁）附卷可稽。
又台北律師公會收受系爭陳情書後，以倫理風紀案進行調查結果，基於：系爭陳情書之內容描述雖屬繁雜，但多與律師倫理規範無涉，所述事實主要在於承辦榮民繼承事件時，自訴人自稱大律師且態度傲慢、屢次以不友善口氣質疑被告承辦業務行政程序過久，未能尊重被告承辦業務行政中立及獨立性，且實質影響到被告對於承辦業務的審查云云，所陳諸多事實均為案件進行中雙方言語構通之細節，雙方言語不悅，且因有自訴人贈書而被告退錯書乙事，加深雙方之誤會，致有相互投訴之事，縱使自訴人有語氣尚非和緩、與繼承案件無直接關聯或讓被告感受不良，尚難逕以認定自訴人有違反律師倫理規範等由，已於106年10月5日以北律倫調字第27105132號決議不予處分一情，亦為被告所未爭執，並有台北律師公會106年11月28日106北律文字第1699號函附之律師倫理風紀案件決定書可證（原審卷第145至148頁），此部分之事實均堪認定。
(二)查系爭陳情書所述事實，主要既是出於案件進行中被告與自訴人言語溝通細節之問題，雙方言語不悅，且因有自訴人贈書而被告退錯書乙事，加深雙方之誤會，致有相互投訴之事所衍生，則被告所辯：系爭陳情書的內容是我辦案過程中的親身經歷，沒有虛捏事實等語，洵非全然無據，不能排除係因出於誤會、懷疑，認為自訴人有違反律師倫理規範第4條、第5條、第6條、第14條等情事，為求判明是非曲直而向台北律師公會提出陳情，已難認主觀上有誣告之犯意。況刑法第169條第1項所謂「懲戒處分」，係指公務員懲戒法規所定之各項處分；所謂「該管公務員」，則指有偵查犯罪或移送公務員懲戒之機關人員而言，已如前述。而律師法第39條至第44條、律師懲戒規則等，就律師懲戒之事由、對象、程序、組織、救濟、處分種類之規定，與公務員懲戒法所規定之懲戒事由、對象、程序、組織、救濟、處分種類等均不相同，是律師懲戒處分並非公務員懲戒處分之一種；且台北律師公會亦非職司偵查犯罪或移送公務員懲戒之機關，是被告向台北律師公會提出系爭陳情書，陳稱自訴人有違反律師倫理規範情事，既非使他人受公務員懲戒法規所定之各項處分，亦非向該管公務員申告，更無從以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責相繩。此外，自訴人未能提出其他任何證據，以證明被告成立犯罪，自不能逕以推論或擬制之方法，遽為被告有罪之認定。
(三)從而，本件依自訴人提出之全部證據，猶未達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心證，仍有合理之可疑，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此外，復查無其他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成立犯罪，本件自訴人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首揭說明，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原判決同此認定，以自訴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為由，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洵無違誤。自訴人之上訴意旨，所指原判決理由欄六、
(二)、3所載：「難認被告於陳情時，有故意虛捏事實意圖使告訴人受『刑事處分』之誣告故意」，顯係「懲戒處分」之誤寫，不影響全案情節與判決本旨，由本院逕予更正即可，無庸撤銷改判。此外，自訴人未提出其他客觀事證，猶執陳詞，提起本件上訴，經核為無理由，依法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7 月 3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李麗珠
法 官 林家賢法 官 朱嘉川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本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自訴人提起上訴以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為限。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尤朝松中 華 民 國 108 年 7 月 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