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109年度上易字第2053號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亓 琳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自由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易字第382號，中華民國109年9月1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358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亓琳於民國108年11月30日凌晨0時27分許，在臺北市○○區○○街000號0樓友人住處聚會，因租住同戶之房客即告訴人李明純認渠等發出噪音已妨害其安寧，遂報警處理並取出自己之手機錄影蒐證，被告見狀，即心生不滿，基於強制之犯意，徒手搶奪告訴人之手機，致該手機摔落地面（未毀損），以此強暴方式妨害告訴人使用手機並蒐證錄影之權利。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嫌云云。
二、關於證據能力之說明：刑事訴訟法第308 條規定：「判決書應分別記載其裁判之主文與理由；有罪之判決並應記載犯罪事實，且得與理由合併記載。」，同法第310 條第1 款規定：「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分別情形記載左列事項：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及同法第
154 條第2 項規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揆諸上開規定，刑事判決書應記載主文與理由，於有罪判決書方須記載犯罪事實，並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所謂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即為該法第154 條第2 項規定之「應依證據認定之」之「證據」。職故，有罪判決書理由內所記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即為經嚴格證明之證據，另外涉及僅須自由證明事項，即不限定有無證據能力之證據，及彈劾證人信用性可不具證據能力之彈劾證據。在無罪判決書內，因檢察官起訴之事實，法院審理結果，認為被告之犯罪不能證明，而為無罪之諭知，則被告並無檢察官所起訴之犯罪事實存在，既無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所規定「應依證據認定之」事實存在。因此，判決書僅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理由內記載事項，為法院形成主文所由生之心證，其論斷僅要求與卷內所存在之證據資料相符，或其論斷與論理法則無違，通常均以卷內證據資料彈劾其他證據之不具信用性，無法證明檢察官起訴之事實存在，所使用之證據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是以本件被告既經本院認定應受無罪之諭知，本判決即不再論述所援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三、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需依積極證據，茍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決可資參照。又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據為不利之認定，有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可參。又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有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300號判決可資參照。另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
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亦有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可資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強制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李明純之指述、手機蒐證錄影翻拍照片為其主要論據。
五、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拿取李明純之手機，然堅詞否認有強制之犯行，辯稱：李明純當天一直罵大家，大聲咆哮，然後用手機錄影，侵害大家的肖像權，我們勸阻很多次後才去拿李明純的手機，我沒有辦法接受他近距離、離臉部只有1公分之拍攝方式，想要制止他的行為，而且事後也有將手機還給他，我是正當防衛等語。
六、經查：㈠前揭時地，被告參加與李明純租住同戶者邀集之聚會，然因
李明純認聚會妨害其安寧，遂以手機錄影，被告即徒手拿取李明純之手機，致手機摔落地面（未達毀損）等情，為被告坦承不諱（見易字卷第89至90頁），核與李明純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卷第3至4頁、第22頁及其背面），並有手機蒐證錄影翻拍照片在卷可稽（見偵卷第9頁及其背面），堪認上情屬實。
㈡刑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所定「妨害人行使權利」之要件，
乃指妨害被害人在法律上所得為之一定作為或不作為，此所謂權利，固不問其公法上或私法上之權利，均包括在內。倘被害人所行使者，非屬法律上所保障之權利，則無妨害行使權利可言。查李明純就持手機對被告錄影原因乙節，於警詢、偵查時固指稱：當時我在租屋處發現客廳有外國房客及其朋友在開派對，妨害安寧且製造噪音，現場有20至30人，所以我當下就報警並拿出手機錄影蒐證云云（見偵卷第3至4頁、第22頁及其背面）。惟證人唐錫聖業證稱：當天聚會地點是在室內客廳、廚房的區域，我發現李明純時，因為李明純在室內大叫，大家都嚇到，他就拿手機出來、也大聲說他有先報警，用手機對著大家，我那天沒有看到手機搶奪過程，但有看到李明純手持手機以很近的距離拍攝大家，距離近到在別人臉上的方式拍攝等語（見易字卷第121至135頁）。又經勘驗李明純提出之「攝影搜證手機被搶」錄影檔，內容僅1秒許，近距離人臉畫面等情，有勘驗筆錄、影像擷圖在卷可稽（見易字卷第122、137頁），由李明純拍攝之最後靜止畫面為被告臉部特寫，可李明純係以近距離之拍攝方式，方有可能於李明純手持手機拍攝錄影於1秒內，旋為近距離之被告以徒手拿取手機方式阻止。復依拍攝所得之影像擷圖顯係針對被告臉部五官，並非在場人士當時舉動之情形相參，李明純此種「貼近被告臉部」之拍攝方式，難認係為證明被告有妨害安寧抑或製造噪音之蒐證目的，顯非上開所稱法律上所保護之權利甚明。
㈢刑法第304條強制罪保護之法益為意思形成自由、意思決定自
由與意思實現自由，性質上係屬開放性構成要件，範圍相當廣闊，欠缺表徵違法性之功能。故在強制罪之犯罪判斷，除須審查行為人是否具備強暴、脅迫等手段，與對象是否被迫為一定作為或不作為外，尚須審查行為是否具有實質違法性，將不具違法性之構成要件該當行為，排除於強制罪處罰範疇之外。而強制行為之違法性乃決定於強制手段與強制目的之關係上，亦即以目的與手段關係作為判定是否具有違法性之標準，若就強暴脅迫之手段與強制目的兩者彼此之關係上，可評價為法律上可非難者，亦即以強制手段而達成目的之整體事實，係社會倫理之價值判斷上可責難者，則該強制行為即具有違法性。而對於「手段、目的、關聯」之可非難性判定，有下述幾個原則：⑴欠缺關聯原則：如果行為人所用之手段，與其所要致力之目的，欠缺內在的關聯，則具有可非難性。反之，如果手段與目的間具有內在關聯，即無可非難性。⑵利益衡量原則：若行為人係強制他人不為法所禁止之行為，或強制他人不為重大違反風俗行為，基於利益衡量原則，係屬不具非難性。⑶輕微原則：行為人所為之強制如果只是輕微的影響，且此種強制行為，不具備有可非難性。⑷違法性原則：若行為人係強制他人為可罰之犯罪行為，則強制行為具可非難性。⑸國家強制手段優位原則：行為人以強暴手段自行實現債權，即使目的正當，仍具有可非難性。⑹自主原則：行為人以自己得以處分之利益作為脅迫手段，並不具有可非難性。從而，對強制罪違法性之判斷，應就強暴、脅迫之手段與強制目的兩者彼此之關係是否具有上述關聯性為判斷。是以，行為人所為之強制行為如果只是造成輕微之影響，則此種強制行為仍不具應以國家刑罰權加以制裁之可非難性，即不得逕以強制罪相繩，以避免造成一般人民在生活應對動輒得咎之情形。查證人唐錫聖證稱：李明純出現時，現場有快20人，而剛才勘驗之影片只有6人在影片中，是李明純提供的影片已經是事件的尾端，李明純原本在拍攝時一直大叫，在場的外國人就有一些先走了等語（見易字卷第121至135頁），並經勘驗李明純提供錄影檔案「VIZ000000000000000」、「警察到場人已走光」結果，可認李明純雖曾一度為被告奪取手機阻止拍攝，但其後即返還李明純，李明純仍能於其後持續拍攝、錄影，此有勘驗筆錄、影像擷圖在卷可稽（見易字卷第123頁、第139至147頁）。可知李明純提供法院存卷之錄影內容並非全程、完整，李明純遭被告拿取手機前，顯有其他之拍攝錄影行為，而經被告拿取手機、阻止告訴人拍攝錄影後，李明純仍有持續拍攝錄影，益徵被告係一時性阻止李明純拍攝錄影，被告交還手機後，被告即無再行拿取手機之舉動，相較於李明純在為被告拿取手機前之拍攝方式係以貼近被告臉部，隨時可能碰觸被告臉部導致傷害之虞，且拍攝地點係在私人住宅之室內，被告與其友人之私人聚會場合，應不為他人任意拍攝錄影，確保個人資料之隱私權保障等二因素衡量，縱認告訴人之拍攝錄影行為係法律上所保護之權利，衡以上開輕微原則，告訴人一時性無法拍攝錄影之不利益，以及法益受侵害之違法性程度顯屬輕微，被告之行為顯不具有實質違法性，自無以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責相繩餘地。
㈣綜上，本件依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有合理懷疑空間存在
，不足使公訴意旨所指強制犯行達於無所懷疑，而得為確信為真實之程度，公訴人復未能指出證明之方法，以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應為被告無罪之認定。
七、駁回上訴之理由㈠原審以本案公訴人所舉之證據，尚不足證明李明純之拍攝錄
影係為蒐證被告妨害安寧、製造噪音之目的，並非法律上所保護之權利，且被告阻止李明純一時性無法拍攝錄影的不利益，與被告遭受近距離拍攝之臉部受傷可能、個人資料隱私權保障相較，李明純法益受侵害之違法性程度顯屬輕微，被告之行為顯不具有實質違法性，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已詳敘其取捨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對於檢察官所舉證據，何以不足資為被告犯罪之認定，亦在理由內詳加指駁及說明，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經核洵無違誤。
㈡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依證人唐錫聖所證：當日聚會並沒有
事先被告知會到幾點，是JOEL搬新家，想找大家聚會，我約在影片發生前1小時左右到達，JOEL有介紹同處還有其他室友給大家認識，當時並不知道究竟有幾個室友合住，大家都在公共區域喝酒聊天，李明純差不多1點回來時我就已經在場，不記得確切時間，但是就聽到有人在大叫，上前去看就看到李明純在大叫，把大家都下到，他還拿手機出來說他已經先報警了，接著就用手機很近距離拍攝對方的臉，一直大叫，在客廳內到處走、到處拍、隨機找人拍、還追出去，還要我們把身分證拿出來給他照，因為外國人聽不懂，他就越來越接近，原本屋內有快20人但後來外國人聽不懂就有一些人先走，就只剩下5、6人等語，足徵李明純本於承租人地位就上址房屋享有合法使用租賃物、不受侵害之權利，而於當日返家見聞證人所述情節：屋內公共空間聚集人數約達20人，且在場者在酒精作用下已至夜深仍未離去等情，尚難認被告合法安全使用該租賃物之權利未受侵害，是其為保障己身權利，排除該等妨害而持手機攝影存證之行為，即難認非屬告訴人於法律上所得為之行為。再李明純就其持以攝影存證之手機一度遭被告奪取，原審判決固認該手機嗣後業經被告交還，且經李明純持以續行拍攝，此一影響短暫、損害輕微之舉，不具實質違法性，然此情究為被告出於己意所為？抑或係因李明純先予告知已報警處理？甚或報案員警已到達現場，雙方始未續行發生衝突，尚非無探究餘地，且本件李明純於審理中並未到庭證述，其依親身經歷、見聞之情節，既認己身權利受損提出告訴，則本件被告是否不具實質違法性，尚非無疑等語。
㈢惟以：
1.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茍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茲原判決已詳敘就卷內證據調查之結果，而為綜合判斷、取捨，認檢察官所提前揭各項證據不足採為證明被告有其所指之強制犯行，其得心證的理由已說明甚詳，且所為論斷從形式上觀察，亦難認有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有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
2.上訴意旨認：本件李明純遭受之權利侵害，除一時無法使用手機外，尚有合法使用租賃物、不受侵害之權利，李明純係為排除妨害而持手機攝影存證云云。惟經細查李明純該日尚未經奪取手機前之拍攝畫面（見易字卷第137頁）可知：該畫面係以近距離拍攝臉部特寫，因無任何相關對焦，甚至人臉模糊、無法為人別比對，亦無法知悉現場若干人、現場有無發出聲響等情，是由李明純拍攝畫面難認有與「現場有妨害安寧狀況」何等相關，而以此等畫面實無法認係欲就「現場有妨害安寧狀況」為蒐證。且證人唐錫聖更證稱：李明純進來大家都在公共區域，但李明純即以中英文大聲辱罵，且一邊近距離拍攝、一邊失控大聲尖叫，大家都被嚇到，且說「你們怎麼可以在這裡侵入我家」，還要求大家拿出身分證給他拍照等語（見易字卷第126-129頁），核與被告陳稱情節相符，是李明純主觀上係認「侵入住宅」、而並非為自身「妨害安寧」主張權利至明。且現場人所在尚屬李明純租屋處之公共區域，在場之人均係同租者邀請，更不止一同租者在場乙節，除據唐錫聖證述歷歷外，且經原審勘驗現場錄影畫面明確，有勘驗筆錄暨附件截圖在卷可稽（見易字卷第123、139-147頁），是租屋處之公共區域，並非僅李明純一人有合法之使用權利，其餘同租者亦有相同之權，是經同租者邀請進入房屋公共區域內尚難逕認為「無故」「侵入」，再以住宅使用言，並非李明純一人所得合法保障之權利，其餘在場同租者及渠等邀請之人亦同受此保障，參以李明純併以「侵入住宅」、尖叫、辱罵、臉部近距離無對焦拍攝為主張之方法，實有對現場人造成驚嚇恐懼之意，尚難認此為合法主張權利之行為，更難以此認與被告之個人資料隱私權、臉部受傷之虞身體權為衡量。故此部分上訴理由，尚無可採。
3.至就本件被告究竟何時交返手機乙節，業經李明純自承：被告搶走手機時，我為了自我防衛就扯下被告的包包，使被告手鬆掉，手機因此掉在地上，我就拿回我的手機等語（見偵卷第3頁），核與被告供稱：李明純回來後就拿手機一直拍，還辱罵我們，後來有跟告訴人說你不可以這樣錄影，就去搶告訴人手機，告訴人就過來搶我的包包，後來我就把手機還給他等情相符（見偵卷第20頁），是被告取得李明純手機時，即已告知「阻止錄影」之緣由、且未及數秒，李明純即已取回手機，是李明純無法攝影之權利業僅數秒。再以李明純提出之錄影畫面可知：李明純取回手機後仍持續錄影，惟此時之錄影畫面方屬有對焦、且並無近距離拍攝之情，而李明純亦無一邊拍攝、一邊尖叫辱罵之舉，並其後至少經過8分鐘之錄影後（即「VIZ00000000000000」檔案時間6分41秒無員警在場、「警察到場人已走光」檔案開始時間1分21秒員警到場），員警方到場、進入等情，有原審勘驗筆錄暨附件畫面截圖在卷可稽（見易字卷第123、147頁），故可知被告於返還手機後，員警均尚未到場前，告訴人即正常拍攝、蒐證，被告亦再無阻止之舉動，其後員警始行到場，故尚無證據可認被告係因員警即將到場、或員警已經到場而迫於無奈未再行阻止。公訴人此部分上訴理由：需釐清被告返還手機之原因云云，難認可採，亦不得逕執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㈣從而，本件檢察官提起上訴，仍執前開情詞為爭執，並對
於原審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仍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而指摘原判決不當，並未進一步提出積極證據以實其說，自難認有理由，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惠欣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蒲心智提起上訴，檢察官柯怡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 陳如玲
法 官 蔡如惠法 官 郭惠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賴尚君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2 月 3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