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113年度交上訴字第66號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賴怡伶上 訴 人即 被 告 黎永生輔 佐 人 周巧雲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犯公共危險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6日所為112年度審交訴字第272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院偵字第115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黎永生緩刑貳年，並應依如附表所示之和解筆錄內容履行。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審判範圍：㈠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規定：「上訴得對於判
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由此可知，當事人一部上訴的情形，約可細分為：一、當事人僅就論罪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二、當事人不服法律效果，認為科刑過重，僅就科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三、當事人僅針對法律效果的特定部分，如僅就科刑的定應執行刑、原審（未）宣告緩刑或易刑處分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四、當事人不爭執原審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及科刑，僅針對沒收部分提起一部上訴。是以，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定應執行刑、（未）宣告緩刑、易刑處分或（未）宣告沒收部分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及未上訴部分，作為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特定部分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㈡原審判決後，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黎永生均提起第二審上
訴。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過失駕駛行為，造成告訴人陳曾阿新傷勢不輕，且迄未與告訴人調解或和解，亦未賠償告訴人的損害，原審量刑有違罪刑相當原則及平等原則；被告與輔佐人於刑事上訴狀與本院審理程序時，表明：我們願意與告訴人和解，希望從輕量刑，請求給予緩刑宣告等語。是以，檢察官與被告僅就原審判決量刑、未宣告緩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則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本院自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及未給予被告緩刑宣告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原審判決其他部分並非本院審理範圍，應先予以說明。
二、本院駁回檢察官、被告上訴的理由：㈠量刑又稱為刑罰的裁量，是指法官就具體個案在應適用刑罰
的法定範圍內，決定應具體適用的刑罰種類與刑度而言。由於刑罰裁量與犯罪判斷的定罪，同樣具有價值判斷的本質，其中難免含有非理智因素與主觀因素，因此如果沒有法官情感上的參與，即無法進行，法官自須對犯罪行為人個人及他所違犯的犯罪行為有相當瞭解，然後在實踐法律正義的理念下，依其良知、理性與專業知識，作出公正與妥適的判決。我國在刑法第57條定有法定刑罰裁量事實，法官在個案作刑罰裁量時，自須參酌各該量刑因子，並善盡說理的義務，說明個案犯罪行為人何以應科予所宣告之刑。而刑法第74條所規定的緩刑制度，是為救濟自由刑之弊而設，法律賦予法官裁量的權限。量刑及緩刑宣告與否既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的事項，乃憲法保障法官獨立審判的核心，法院行使此項裁量權，亦非得以任意或自由為之，除應符合法定要件之外，仍應受一般法律原理原則的拘束，亦即仍須符合法律授權的目的、法律秩序的理念、國民法律感情及一般合法有效的慣例等規範，尤其應遵守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的意旨，避免個人好惡、特定價值觀、意識型態或族群偏見等因素，而影響犯罪行為人的刑度，形成相類似案件有截然不同的科刑，以致造成欠缺合理化、透明化且無正當理由的量刑歧異，否則即可能構成裁量濫用的違法。如原審量刑或未諭知緩刑，並未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的明顯違法情事，當事人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上級審也不宜動輒以情事變更（如被告與被害人於原審判決後達成和解）或與自己的刑罰裁量偏好不同，而恣意予以撤銷改判。至於上級審是否應予被告緩刑宣告，仍應就其審級中所呈現的證據資料及訴訟情狀，依法妥適裁量，並非意謂駁回被告就原審判決未給予緩刑宣告的一部上訴，即不得給予緩刑宣告。
㈡本件原審已參酌刑法第57條所定刑罰裁量事實，善盡說理的
義務，就被告所犯過失傷害、肇事致人傷害逃逸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4月、8月，且就過失傷害部分諭知易科罰金的折算標準，並未有逾越法律所定的裁量範圍；檢察官、被告也未提出本件與我國司法實務在處理其他類似案例時，有裁量標準刻意不一致而構成裁量濫用的情事。再者，被告雖於本院審理時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但被告所為造成告訴人傷勢非輕，且肇事後未加以救護、報警或採取其他必要措施，即逕行離開現場，可責性甚高；參以告訴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告訴人現在還是臥床、需要請看護，如不小心照護有病危的風險，被告一開始就不太理睬我們，到後來才賠償，如果真的細算我母親的醫療費和之後的長期照護，也不僅僅這個賠償金額等語，可見不宜予以輕縱。何況司法資源極其珍貴及有限，以刑事審判程序而言，如被告在一審法院審判時矢口否認犯罪或未積極與告訴人洽談和解，直到被判決有罪、獲判不得易科罰金之刑而需入監服刑後，再於上訴二審法院審判時坦承犯行、尋求和解，以求得緩刑或較輕刑度的宣告，此種投機策略必然導致二審法院負擔日益沈重，亦使一審法院所耗費的大量司法資源徒然浪費。至於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雖坦承犯行，但並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甚至在保險公司參與調解事宜後，於原審表明：「我錢沒那麼多，我情願被關」等語，則原審無從預測被告是否因本案受到教訓、是否將不再實施犯罪行為，因而未予被告緩刑宣告，乃其裁量權的合法行使，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是以，檢察官與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量刑或未宣告緩刑不當，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三、緩刑與否的審酌：㈠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
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由此規定可知，我國刑法就應否給予刑事被告緩刑的宣告，並未將「被告與被害人或其家屬已經達成和解」列為裁量事由，而僅屬於刑法第57條所規定「犯罪後之態度」的量刑事由。緩刑既然是為救濟自由刑之弊而設的制度，如用之得當，且有完善的處遇與輔導制度的配合，必能發揮刑罰制度上的功能。是以，在被告犯罪情節輕微或屬於過失犯罪的情況，如法院預測被告將不再實施犯罪行為（既為預測，意謂法院不可能擔保），法院本得予以緩刑的宣告，而不應以「被告與被害人或其家屬是否已經達成和解」作為唯一決定因素。
㈡本件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的宣告，犯後始
終坦承犯行。再者，被告因涉及保險理賠等事宜，才未能在原審調解程序與告訴人達成合意，其後於本院審理時，已經以向銀行辦理貸款的方式，籌措資金與告訴人達成如附表所示的和解條件，堪認有悔意及誠摯賠償之意。又被告已近70歲，供稱罹患帕金森氏病等病症，需要照顧現已成年、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的女兒等情，也提出與所述相符的診斷證明書、身心障礙證明為證。何況如未給予被告緩刑宣告，被告自應入監服刑，實不符犯罪預防、刑罰經濟與慎刑（即華人社會一向所強調的「祥刑」）政策，亦影響被告履行與告訴人的和解內容，於「修復式司法」理念的實踐與被告「社會復歸可能性」均有所妨害。據此，本院審酌以上情事，可預期被告經過這次的偵、審程序及罪刑宣告，理應知所警惕。是以，本院參照前述規定及說明所示，認為前述對於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併予宣告緩刑2年，併審酌被告與告訴人所簽立如附表所示的和解內容，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應依如附表所示的支付方式，向告訴人支付如附表所示金額的損害賠償，此部分依刑法第74條第4項規定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受緩刑宣告而違反上述本院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的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的必要者，得撤銷被告的緩刑宣告，一併敘明。
四、適用的法律：刑事訴訟法第368條。
本案經檢察官賴建如偵查起訴，於檢察官賴怡伶提起上訴後，由檢察官李奇哲於本審到庭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呈樵法 官 林孟皇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過失傷害部分不得上訴；肇事逃逸部分當事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附表：
和解筆錄內容 ⒈被告願給付陳曾阿新新臺幣（下同）120萬元。 ⒉前項金額給付方式： 於民國113年6月30日前給付40萬元，餘額80萬元自113年5月起，於每月30日前給付10萬元，至全部清償完畢為止，如一期不按時履行，視為全部到期，並加給付違約金2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