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114年度上訴字第538號上 訴 人即 被 告 向宏偉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027號，中華民國113年12月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7713號、113年度偵字第390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向宏偉部分撤銷。
向宏偉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未扣案之洗錢財物新臺幣伍拾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向宏偉為獲取每月新臺幣（下同）3萬元之報酬，於民國112年1月上旬某日時，在不詳地點，加入洪伯翰、林子程與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綽號「阿勇」之成年人（下稱「阿勇」，無證據證明為未滿18歲之人）等人所組成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後，竟與洪伯翰、「阿勇」及其所屬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無證據證明有未滿18歲之人）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年成員於112年1月9日前某日時，在不詳地點，在Youtube投放一則虛擬貨幣交易平台廣告，經曾丹鳳於112年1月9日點擊該廣告後，網路社交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暱稱「Allen鄭」之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旋在不詳地點，陸續透過LINE向曾丹鳳佯稱：透過TSE網站進行虛擬貨幣交易可獲利，其可以代曾丹鳳操作外匯交易，以虛擬貨幣之方式進行交易比較容易其進行操作等語，致曾丹鳳陷於錯誤，依該詐欺集團成年成員之指示，在TSE網站進行虛擬貨幣交易並與佯稱虛擬貨幣幣商、LINE暱稱「百順商行」之洪伯翰聯繫購買虛擬貨幣事宜，俟洪伯翰指示向宏偉於112年1月16日20時許，前往址設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12樓之FE21遠東百貨板橋店內，與曾丹鳳進行虛擬貨幣交易，並收受曾丹鳳交付之新臺幣（下同）50萬元後，洪伯翰即將「阿勇」所提供之虛擬貨幣轉入曾丹鳳之電子錢包，再迅速將曾丹鳳電子錢包內之虛擬貨幣轉出，經過多層電子錢包後，轉入原轉出虛擬貨幣之電子錢包，而向宏偉於向曾丹鳳詐得上開現金50萬元後，旋將該收取之現金50萬元交付予洪伯翰收受，而以此方式製造製造前開犯罪金流之斷點，致無從追查前揭犯罪所得之去向，而掩飾、隱匿該犯罪所得。
二、案經曾丹鳳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下稱板橋分局）報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現行刑事訴訟制度有關傳聞法則之立法，旨在確保訴訟當
事人之反對詰問權，而被告反對詰問權之行使，乃為落實其 訴訟上之防禦，則被告於審判中就待證之犯罪事實本於自由 意志而為不利於己之自白，且該自白經調查復與事實相符者，因被告對犯罪事實既不再爭執，顯無為訴訟上防禦之意，則反對詰問權之行使已失其意義，要無以傳聞法則規範之必要。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行簡式審判程序案件，因被告對被訴事實為有罪陳述，無傳聞法則與交互詰問規定之適用，即本於同一旨趣（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第377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被告於第二審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71條定有明文，此係因被告已於第一審程序到庭陳述，並針對事實及法律為辯論，應認已相當程度保障被告到庭行使訴訟權，如被告於第二審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為避免訴訟程序延宕，期能符合訴訟經濟之要求，並兼顧被告訴訟權之保障，除被告於上訴書狀內已為與第一審不同之陳述外，應解為被告係放棄在第二審程序中為與第一審相異之主張，而默示同意於第二審程序中，逕引用其在第一審所為相同之事實及法律主張。從而，針對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倘被告於第一審程序中已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為同意或經認定為默示同意作為證據，嗣被告於第二審經合法傳喚不到庭，並經法院依法逕行判決，揆諸前揭說明，自應認被告於第二審程序中，就前開審判外之陳述，仍採取與第一審相同之同意或默示同意。又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下列認定事實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供述證據資料（包含人證與文書等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而檢察官對本院審判期日提示之卷證，均同意其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00至101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而上訴人即被告向宏偉（下稱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期日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陳述，經受命法官告以案件行簡式審判程序後，不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關於排除傳聞證據規定之限制後，被告仍同意於原審行簡式審判程序，應認已就檢察官起訴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之供述證據不爭執證據能力，復於刑事上訴理由狀內僅請求從輕量刑等語，再於本院審判時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而未對其餘證據能力聲明異議，經本院審酌本案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證明力亦無明顯過低之情形，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得作為證據。
二、至於非供述證據部分，檢察官於本院審判期日中均同意其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01頁），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期日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陳述，經受命法官告以案件行簡式審判程序後，不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關於排除傳聞證據規定之限制後，被告仍同意於原審行簡式審判程序，應認已就檢察官起訴所引用非供述證據不爭執其等證據能力，復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或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予檢察官而為合法調查，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㈠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於本院審理時到庭陳述，惟
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原審審理時坦承不諱（見原審卷第37、45、48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曾丹鳳於警詢時指訴情節相符（見偵3900卷第7至9頁反面），復經證人即同案被告洪伯翰於偵查中證述屬實（見偵3900卷第55頁反面至56頁），並有板橋分局112年11月12日幣流分析報告、虛擬貨幣買賣契約書、告訴人與詐欺集團成員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件在卷可稽（見偵3900卷第13至16頁反面、18頁正反面、21至24頁），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
㈡按洗錢防制法業於105年12月28日修正公布，並於000年0月00
日生效施行（下稱新法）。修正前該法（下稱舊法）將洗錢行為區分為將自己犯罪所得加以漂白之「為自己洗錢」及明知是非法資金，卻仍為犯罪行為人漂白黑錢之為他人洗錢」兩種犯罪態樣，且依其不同之犯罪態樣，分別規定不同之法定刑度。惟洗錢犯罪本質在於影響合法資本市場並阻撓偵查，不因為自己或為他人洗錢而有差異，且洗錢之行為包含處置（即將犯罪所得直接予以處理）、多層化（即為使偵查機關難以追查金流狀況，以迂迴層轉、化整為零之多層化包裝方式，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及整合（即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犯罪所得，使該犯罪所得披上合法之外衣，回歸正常金融體系）等各階段行為，其模式不祇一端，上開為自己或為他人洗錢之二分法，不僅無助於洗錢之追訴，且徒增實務事實認定及論罪科刑之困擾。故而為澈底打擊洗錢犯罪，新法乃依照國際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下稱FATF）40項建議之第3項建議，並參採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及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之洗錢行為定義，將洗錢行為之處置、多層化及整合等各階段，全部納為洗錢行為，而於新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以求與國際規範接軌。又因舊法第3條所規範洗錢犯罪之前置犯罪門檻，除該條所列舉特定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及經濟秩序之犯罪暨部分犯罪如刑法業務侵占等罪犯罪所得金額須在5百萬元以上者外，限定於法定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刑之「重大犯罪」，是洗錢行為必須以犯上述之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犯罪客體，始成立洗錢罪，過度限縮洗錢犯罪成立之可能，亦模糊前置犯罪僅在對於不法金流進行不法原因之聯結而已，造成洗錢犯罪成立門檻過高，洗錢犯罪難以追訴。故新法參考FATF建議，就其中採取門檻式規範者，明定為最輕本刑為六個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並將「重大犯罪」之用語，修正為「特定犯罪」；另增列未為最輕本刑為六個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所涵括之違反商標法等罪，且刪除有關犯罪所得金額須在5百萬元以上者，始得列入前置犯罪之限制規定，以提高洗錢犯罪追訴之可能性。從而新法第14條第1項所規範之一般洗錢罪，必須有第3條規定之前置特定犯罪作為聯結，始能成立。然洗錢犯罪之偵辦在具體個案中經常祇見可疑金流，未必瞭解可疑金流所由來之犯罪行為，倘所有之洗錢犯罪皆須可疑金流所由來之犯罪行為已經判決有罪確定，始得進一步偵辦處罰，則對於欠缺積極事證足以認定確有前置犯罪，卻已明顯違反洗錢防制規定之可疑金流，即無法處理。故而新法乃參考澳洲刑法立法例，增訂特殊洗錢罪，於第15條第1項規定：「收受、持有或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有下列情形之一，而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名或以假名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帳戶。二、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三、規避第七條至第十條所定洗錢防制程序。」從而特殊洗錢罪之成立，不以查有前置犯罪之情形為要件，但必須其收受、持有或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無合理來源並與收入顯不相當，且其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取得必須符合上開列舉之三種類型者為限。易言之，第15條之特殊洗錢罪，係在無法證明前置犯罪之特定不法所得，而未能依第14條之一般洗錢罪論處時，始予適用。倘能證明人頭帳戶內之資金係前置之特定犯罪所得，即應逕以一般洗錢罪論處，自無適用特殊洗錢罪之餘地。例如詐欺集團向被害人施用詐術後，為隱匿其詐欺所得財物之去向，而令被害人將其款項轉入該集團所持有、使用之人頭帳戶，並由該集團所屬之車手前往提領詐欺所得款項得逞，檢察官如能證明該帳戶內之資金係本案詐欺之特定犯罪所得，即已該當於新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至若無法將人頭帳戶內可疑資金與本案詐欺犯罪聯結，而不該當第2條洗錢行為之要件，當無從依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論處，僅能論以第15條第1項之特殊洗錢罪。另過去實務認為，行為人對犯特定犯罪所得之財物或利益作直接使用或消費之處分行為，或僅將自己犯罪所得財物交予其他共同正犯，祇屬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非本條例所規範之洗錢行為，惟依新法規定，倘行為人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而將特定犯罪所得直接消費處分，甚或交予其他共同正犯，而由共同正犯以虛假交易外觀掩飾不法金流移動，即難認單純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應仍構成新法第2條第1或2款之洗錢行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74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所參與之三人以上共同對告訴人犯詐欺取財罪，為洗錢防制法第3條第1款所稱之特定犯罪，觀其等犯罪手法，係先由「Allen鄭」之本案詐欺集團成年成員對告訴人施用詐術，且指定告訴人與同案被告洪伯翰聯繫購買虛擬貨幣事宜，再由同案被告洪伯翰指定告訴人將詐騙所得之款項交付予被告後，旋由被告將款項轉交同案被告洪伯翰，而告訴人所購買之虛擬貨幣則迅速自告訴人電子錢包內轉出，經過多層電子錢包後，轉入原轉出虛擬貨幣之電子錢包內，其等藉此迂迴層轉之方式取得犯罪所得，目的顯在製造金流斷點，使偵查機關難以有效追查，以達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與洗錢要件相符，應構成洗錢罪甚明。
㈢次按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
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又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須參與，若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要件；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固為共同正犯；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行犯罪之行為者，亦均應認為共同正犯，使之對於全部行為所發生之結果，負其責任；另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若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886號判例、92年度台上字第2824號判決意旨、77年台上字第2135號判例參照）。經查：
⒈本件係先由「Allen鄭」之本案詐欺集團成年成員對告訴人
施用詐術，致其陷於錯誤，依該詐騙集團成員之指示，與同案被告洪伯翰聯繫購買虛擬貨幣事宜，再於112年1月16日20時許，在址設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12樓之FE21遠東百貨板橋店內，將現金50萬元交付予被告，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足認至少有1名以上之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對告訴人施用詐術，且參與本案對告訴人施以詐術而詐取款項之人，除被告自己外，至少尚有同案被告洪伯翰、「阿勇」及本案詐騙集團其他成年成員，則被告對於參與詐欺犯行之成員含其自身己達3人以上之事實，已有所認識，可堪認定。
⒉又依一般詐欺集團之運作模式，參照刑法共同正犯之規範
架構，雖無證據證明被告直接對告訴人施用詐術，然其可得預見代他人交易虛擬貨幣並收取現金之行為，有為詐欺集團成年成員取得詐欺款項以躲避查緝之可能，竟仍決意依同案被告洪伯翰之指示，前往交易虛擬貨幣並收取現金，使其他詐欺集團成年成員得以順利完成詐欺取財之行為，足徵其係基於自己犯罪之意思參與該詐欺集團之分工，而與同案被告洪伯翰間互有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及行為之分擔，縱被告僅與同案被告洪伯翰有直接之犯意聯絡，未與本案詐騙成員「阿勇」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間有直接之犯意聯絡，揆諸上揭說明，仍無礙於被告與同案被告洪伯翰、「阿勇」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間形成犯意聯絡，並應就其所參與犯行所生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
㈣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㈠新舊法之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
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就新舊法之比較適用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結合犯、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之結果而為比較後，整體適用，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
⒉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39條之4規定業於112年5月31日經總
統公布修正，並自同年0月0日生效，此次修正乃新增該條第1項第4款「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規定，就該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並未修正，是前揭修正對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之犯行並無影響，即對被告並無有利不利之情，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逕行適用現行法規定。
⒊有關新增訂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規定之適用：
⑴查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業經總統於113年
7月31日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1300068891號令公布，並明定除部分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自公布日施行即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
⑵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為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
款第1目之罪，而被告所犯為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並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所列加重其刑事由，而該條例關於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之構成要件及刑罰均未修正，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問題，應逕行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規定，併此敘明。
⒋有關洗錢防制法規定之適用：
⑴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先經總統於112年6月14日以總
統華總一義字第11200050491號令修正公布第16條條文，於112月6月16日施行；復經總統於113年7月31日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1300068971號令修正公布全文31條，除第6條及第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其餘條文均自公布日施行即同年8月2日施行。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原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為「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被告本案行為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規定，均該當洗錢行為。
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分別規定：「有
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刪除原條文第3項規定，且移列至第19條第1項規定為：「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本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而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法定刑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萬元以下罰金，縱有宣告刑範圍限制之規定，亦因前置之特定犯罪為刑法加重詐欺罪，宣告刑之範圍即與法定刑相同，故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法定最高刑度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較有利於被告。
⑶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原規定：「
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14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為「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核其立法理由，係考量原立法之目的，係在使洗錢案件之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當以被告於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犯罪者，始足當之，而所謂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係指歷次事實審審級（包括更審、再審或非常上訴後之更為審判程序），且於各該審級中，於法官宣示最後言詞辯論終結時，被告為自白之陳述而言。乃參考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修正第2項，並定明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始減輕其刑，以杜爭議。故112年6月14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及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之規定，均明定被告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方得依該條規定減輕其刑，且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更增加「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為減輕其刑之要件之一，修正後適用減輕其刑之要件顯然更為嚴苛，相較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僅須於偵查或審判中曾經自白即可減刑之規定而言，112年6月14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及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之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
⑷綜上，本件被告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且
於偵查中否認犯罪，不符合112年6月14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及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之減刑要件，則依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法定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7年，經依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則該罪減輕後之最高度刑為有期徒刑6年11月；惟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1項規定，法定最重本刑則為有期徒刑5年。本院經綜合比較後，認修正後洗錢防制法關於罪刑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本案自應整體適用修正公布後之洗錢防制法規定論罪科刑。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
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
㈢被告、同案被告洪伯翰、「阿勇」及本案詐騙集團其他成年
成員間就本案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
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屬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
三、刑之減輕事由：㈠被告行為後，增訂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
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此行為後增訂之法律因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予適用該現行法減刑規定。查被告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為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第3目所指「詐欺犯罪」。被告雖於原審及本院審判中就其所犯本案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自白犯罪，然其於偵查中否認犯行，自無上開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先予敘明。
㈡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
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號、第3563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為「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被告雖於原審及本院審判中就其所犯本案一般洗錢罪自白犯罪，然其於偵查中否認犯行，亦無上開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併予敘明。
四、撤銷改判之理由：㈠原審就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予以論罪科刑，固
非無見。惟查：原判決主文記載「向宏偉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然事實欄卻記載「基於縱與洪伯翰共同詐欺取財及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亦不違背其本意之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依洪伯翰指示，佯為虛擬貨幣幣商前往與各該被害人面交取款」等語，其主文與事實之記載矛盾，顯有未洽。被告提起上訴，請求從輕量刑，雖為無理由，且未指摘於此，惟原判決此部分既有前揭可議之處，仍屬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年，不思以正途賺
取錢財，明知現今社會詐欺集團橫行，其等恣意詐欺行為往往對於被害人之財產及社會秩序產生重大侵害，竟貪圖不法利益，與詐騙集團合流，造成本案告訴人財產損失，對於社會秩序危害重大，所為應予非難；又被告在本案係依同案被告洪伯翰之詐欺集團成年成員指示，與告訴人進行虛擬貨幣交易，並收受告訴人交付之款項，雖非犯罪主導者，但其配合詐騙集團之指示，共同遂行詐騙他人財物之犯行，所為應予非難，惟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已坦承本案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犯行，雖於刑事上訴理由狀中陳明願意與告訴人洽談和解事宜，然卻無正當理由未於本院審理時到庭，而未能與告訴人進行和解，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素行、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自承智識程度為高職畢業，斯時在家中餐廳幫忙，日薪1,000元，需扶養1名幼兒，家庭經濟狀況為勉持之家庭生活狀況（見原審卷第50至5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以資儆懲。
㈢沒收：
⒈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
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有關沒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規定，業經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為同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自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無庸為新舊法之比較適用。又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明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依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1項之沒收規定。立法理由略以：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可知新修正之沒收規定係為避免查獲犯罪行為人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卻因不屬於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情況，才藉由修法擴大沒收範圍，使業經查獲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宣告沒收。又沒收係回復合法財產秩序並預防未來再犯罪之措施，法院並非著眼於非難行為人或第三人過去有何違反社會倫理之犯罪行為，亦非依檢察官對行為人所為他案不法行為（擴大利得沒收時）之刑事追訴，而對行為人施以刑事制裁，已不具刑罰本質，故關於犯罪之沒收，並無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2項關於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併予敘明。
⒉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被告因犯本案犯行，獲得報酬為3萬元，業據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自承在卷（見原審卷第48頁），是被告就犯本案之犯罪所得為3萬元，並未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然該犯罪所得，業經被告於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450、727號判決中宣告沒收追徵在案乙節，有該刑事判決影本1份附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11至158頁），爰不於本案重複宣告沒收追徵，附此敘明。
⒊按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查，被告為本案犯行時，收受告訴人所交付之詐騙所得財物即50萬元後轉交付予同案被告洪伯翰，業據本院認定如前述，該詐騙所得財物為其本案所隱匿之洗錢財物，應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且未扣案，併依刑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五、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蓓真提起公訴，檢察官樊家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審判長法 官 許永煌
法 官 黃美文法 官 雷淑雯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立柏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