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114年度聲再字第333號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 王藝憓（原名：王怡文、王綵崴）代 理 人 呂丁旺律師上列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詐欺案件，對於本院111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6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6日第二審確定判決（第一審判決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7年度訴字第163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5年度偵字第22539、22949號、106年度偵字第
690、6560、18780號、106年度偵緝字第49、50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再審及停止刑罰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再審意旨略以：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王藝憓（原名：王怡文、王綵崴，下稱聲請人）前因詐欺案件，經本院以111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6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再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上字第4830號判決確定，今發現有新事實、新證據，請求就原確定判決附表一編號12（被害人張木金）、18（被害人呂炳翔）、附表三編號3（被害人林宜遠）、4（被害人蕭燕欽）等部分（其餘部分並非聲請再審之範圍，見聲再字卷二第134頁），依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聲請再審並停止刑罰之執行：
㈠原確定判決未審酌呂炳翔、林宜遠、張木金均證述：並未受
騙，知道是性交易，出於自願交付金錢，知道通話者與實際性交者並非同一人，不曾提告等語，林宜遠更表示：警詢筆錄是警察逼迫其按照打好的筆錄講，不然就要告訴其配偶，其有外遇等情，原確定判決未為交互詰問，又不說明其不採、排除之理由，逕以警詢筆錄論以既遂、判處最重之刑度，調查證據不夠嚴謹。
㈡就附表三編號4部分：原確定判決認定蕭燕欽於民國105年4月
29日、105年6月21日先後二次與蕭丁佩見面，遭詐欺新臺幣（下同）5萬2千元、5萬元，然蕭燕欽於108年8月21日審理中業已證稱：105年6月21日當日並未付款，其至現場係為誘捕，並非陷於錯誤等語（即再證16，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8年8月21日筆錄），是依蕭燕欽108年8月21日筆錄、蕭丁佩之證述，可認蕭燕欽僅於其中一次見面時即105年4月29日交付5萬2千元，而105年6月21日應屬未遂，是原審認定二次均有給付款項，而認定聲請人此部分犯罪為既遂顯然有誤，且量處比尚未和解的附表一編號18刑度為重，更屬不當。
㈢聲請人固於105年5月27日另案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然聲請人
早於105年6月間主動離職生小孩，但原確定判決認定聲請人為累犯並加重其刑，實有誤會。
㈣原確定判決事實欄二認定聲請人與李舟生、曾荻桂、林佑臻
、梁傑銘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之共犯，為核心人物，然梁傑銘、曾荻桂、林佑臻等人均非被告介紹至李舟生公司上班，此有新證據梁傑銘、曾荻桂、林佑臻之聲明書（即再證17-19），故聲請人並非詐術實際設計、執行者，也非集團之組織、主導人，此為判決確定前已存在而未及調查、斟酌之事項，致未釐清聲請人在案件中並非核心之實質角色而為量刑，導致未適用刑法第59條為減刑。
㈤原確定判決選用無錄音佐證之監聽譯文，未經比對聲紋，且
警詢筆錄來源不明，無人驗證，該等證據應無證據能力，自不得用為認定事實之唯一證據等語。
二、按再審制度，係為發現確實之事實真相，以實現公平正義，而於案件判決確定之後，另設救濟之特別管道，重在糾正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錯誤，惟為維護判決之安定性，而立有嚴格之條件限制。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原規定：「因發現確實之新證據，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作為得聲請再審原因之一項類型，司法實務上認為該證據，必須兼具新穎性（又稱新規性或嶄新性）及明確性（又稱確實性）二種要件，始克相當。晚近修正將上揭第一句文字，改為「因發現新事實、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並增定第3項為：「第一項第六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放寬其條件限制，承認「罪證有疑、利歸被告」原則，並非祇存在法院一般審判之中，而於判罪確定後之聲請再審，仍有適用，不再刻意要求受判決人（聲請人）與事證間關係之新穎性，而應著重於事證和法院間之關係，亦即祇要事證具有明確性，不管其出現係在判決確定之前或之後，亦無論係單獨或結合先前已經存在卷內之各項證據資料，予以綜合判斷，若因此能產生合理之懷疑，而有足以推翻原確定判決所認事實之蓋然性，即已該當。申言之，各項新、舊證據綜合判斷結果，不以獲致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應是不存在或較輕微之確實心證為必要，而僅以基於合理、正當之理由，懷疑原已確認之犯罪事實並不實在，可能影響判決之結果或本旨為已足。縱然如此，不必至鐵定翻案、毫無疑問之程度；但反面言之，倘無法產生合理懷疑，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仍非法之所許。至於事證是否符合明確性之法定要件，其認定當受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謂發見確實之新證據，係指其就新證據之本身形式上觀察，毋須經調查程序顯然可認為足以動搖原確定之判決者而言。
三、經查：㈠原確定判決依憑聲請人之供述、徐婧芝、梁傑銘、蕭宥芯、
呂炳翔、林宜遠、張木金、蕭燕欽（後4人下稱本件被害人）之陳述、匯款資料、通訊監察譯文、相對應之通訊監察書等，堪認聲請人參與詐欺集團，分擔控台，接聽大陸地區機房「下單」由大陸地區機房提供控台關於本件被害人姓名、見面時地、收款金額及家庭背景等資料，以供取款車手前往見面、取款，在排定取款車手之後，由分擔把風之梁傑銘前往約定地點「看點」過濾在場客人、「把風」確保取款車手與本件被害人見面之安全，再回報控台，然後派遣取款車手蕭宥芯前往與被害人見面等事實，並說明本件被害人均因詐欺集團成員分別扮演之控台、把風及取款車手分工合作，用電話秘書先以不實話術，使被害人受騙於詐欺集團虛構之假象，再透過取款車手承續大陸地區電信秘書之不實話術，以見面談心等一連串有計畫地使被害人誤認雙方有情感間之交往，詐欺集團詐取被害人之方式包含進一步與其發生性行為，進而更容易取得款項，被害人交付該金錢並非雙方性交易代價，而係誤信對方之不實話術，最後認車手小姐話術所虛構之情節為真實，進而在此基礎上交付財物，故認定聲請人之行為應屬既遂等事實，經查原確定判決所為論述俱與卷證相符，業經本院核閱全案電子卷證確認無訛，且上開論斷並未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
㈡聲請人雖以：張木金、呂炳翔、林宜遠均知悉通話者與實際
見面並為性交者非同一人，並未陷於錯誤云云，然本件之詐術為通話者施展話術使本件被害人誤信「雙方有相當之情感交往」，而更容易信任通話者所言，並對於「可能為不實」之金錢往來原因不為確認，處於容易接受「不實取款原因」之狀態，而基此不實理由與處分財物等原因關係錯誤連結後處分其財物，即屬陷於錯誤交付財物，即屬既遂，業經原確定判決論述明確（見原確定判決第44-45頁）。本件張木金證稱：未曾懷疑實際見面的車手並非與之通話者，雖與車手有發生性關係，然匯款、給錢的原因都是「欠公司、老闆錢」，直到警察通知，才知道被騙等語（見訴字卷三第216-217頁）；呂炳翔證稱：實際見面的車手與通話人是同一人，交付款項原因為「借貸」，出於善意才會想幫助她，在警察告知前，從未懷疑通話人所說的「家人生病」是不實等語（見重上更一字卷四第42-45頁）；林宜遠證稱：第一次是見通話的人，第二次就是前者的朋友等語，且「（問：...你為什麼要給她錢？）性交易，她說她欠錢，她要學習什麼東西，她需要錢，我說我願意借錢給她。」「（問：她跟你說什麼理由說她需要什麼錢，為什麼需要錢？）學習美容的東西，她說要上課、要考試、買東西」（見重上更一字卷四第245頁），參以聲請人於原審審理中提出之譯文，顯示林宜遠於見面前即有猶豫遭詐騙，交付款項後更「有點不放心，所以他（指林宜遠）要我們（指車手）把1萬塊最晚在22日以前還給他」（見重上更一字卷九第361-362頁）；是對於「交付款項之對象並非通話者」乙節，張木金、呂炳翔、林宜遠實屬不知，又張木金、呂炳翔均未曾證稱其交付財物之理由為「性交易」，而林宜遠固曾稱交付財物之部分理由為性交易，然亦同時證稱尚摻雜有其他屬借貸之原因，則聲請人提出張木金、呂炳翔、林宜遠等人審理中之筆錄，主張張木金、呂炳翔、林宜遠均知悉「通話者與見面者並非同一、因『性交易』始交付款項」，並未陷於錯誤云云，核與實際卷證資料不符，難以憑採。
㈢聲請人再以：就附表三編號4蕭燕欽之部分，第二次見面（即
105年6月21日）並未付款，應為未遂云云。然同一證人證述之內容，縱然前後不符或有部分矛盾，事實審法院自可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調查所得的其他各項證據，為合理的判斷、採擇。同一證人，前後證述情節彼此不能相容，則採信其部分證言時，當然排除其他不相容部分之證詞，無非法院取捨證據法理上之當然結果，縱判決理由內未一一指駁並說明其不採納的理由，難逕謂有何漏未斟酌之情。查：
1.原確定判決就附表三編號4蕭燕欽部分係認定「王藝憓（控台，參與第一次）」，即聲請人僅參與附表三編號4中所載之「第一次」即105年4月29日付款約5萬2千元等節（見原確定判決附表三編號4分工欄所載），則附表三編號4中所載之「第二次」見面、付款部分（即105年6月21日付款約5萬元），究應屬既遂、未遂，核與聲請人無涉，核先敘明。
2.蕭燕欽於審理中分別有108年6月26日、108年8月21日證述，並非僅108年8月21日。蕭燕欽固先於108年6月26日證稱：與我見面的人有曾荻桂、吳晅儀，但我都沒有拿錢給他們，他們見面之順序我也記不清楚等語（見訴字卷三第194頁），又證稱：「第一次跟曾荻桂約見面的原因是要投資，她說要去韓國買機台等，她說了一大堆機台要多少錢等語，我信以為真就拿錢給她」，之後我就沒有跟曾荻桂聯絡等語（見訴字卷三第194頁）。其後於108年8月21日再改稱：與我見面的人依序為蕭宥芯（原名蕭丁佩）、曾荻桂、吳晅儀，第一次見面的是蕭宥芯，蕭宥芯拿一件條紋的衣服給我，他帶我去公園繞來繞去，當天我沒有給錢，蕭宥芯是在電話中要我匯款（但也沒辦法確認電話中的人是不是蕭宥芯），曾荻桂後來帶我去小吃店，我有拿錢給她，但沒有給吳晅儀錢等語（見訴字卷三第232頁），同亦證稱：作證時距離事發相隔已久，記憶已經不清楚等語（見訴字卷三第194-195頁）。是蕭燕欽就見面之實際日期、次數、順序、付款情節，已有記憶模糊、錯置之處，非可逕採，應與卷內其他跡證相互印證始可採酌。
3.經將蕭燕欽所述與卷內所存通訊監察譯文相互勾稽，其中⑴105年4月28、29日詐欺集團內部通訊監察譯文顯示：「買單5.2，配咖啡（指性行為），給我哪個點，上次是牛排館，要幫我買兩千塊的衣服，客人叫蕭彥卿（指蕭燕欽），他應該有六十歲，170公分60公斤，他是L號的衣服，上次娃娃有買沒有給客人」、「娃娃跑掉的那個，客人匯款兩次，七萬多了，客人叫娃娃跟他兒子交往，他說不要阿，他回去有匯款阿」、「話術是要把五萬塊繳給培訓班，要辦執照阿」，「碰面了」「我可以報一桌嗎」，另⑵105年6月21日至同年月29日通訊監察譯文則有：「客人叫蕭彥卿，他是娃娃的回客，你辦掩飾學姊的身分，他穿娃娃上次幫他買得衣服....」、「第一次娃娃見到他，有戴口罩跟眼鏡跟帽子，他有點禿頭，他跟主角在一起比較機車，他感覺娃娃還不錯...，跟主角婷婷在一起的時候，在他面前會瘋瘋顛顛，...」、「..代理商是韓國的，跟臺灣分公司已經簽過了，還要去韓國簽合約要十萬塊，你是學姐幫忙兩萬塊，之前有考過彩妝師執照，自己拿出三萬，請老公幫忙五萬阿，你之前考彩妝師執照沒過，你是想做代理的事情...」、「..他有拿5.0給我們，還有從口袋摸出來一張，說少一張阿」（見偵22539卷四第19-21頁）。是可知蕭燕欽與詐欺集團車手見面、付款者，除附表三編號4所指之105年4月29日、105年6月21日見面、取款外，尚有其他見面、多次匯款或交付款項，蕭燕欽於筆錄中所稱「第一次」、「第二次」與附表三編號4所指之「第一次」、「第二次」顯不能直接對應，而蕭燕欽實際交付款項之金額、內容，基於罪疑唯輕原則，應係以通訊監察譯文、蕭燕欽於105年12月15日具結所述：當面拿錢給車手的日期我沒有記，但有58,000元、52,000元等語（見偵22539卷四第85-87頁）所指重複且金額較低者，即認定有105年4月29日交付約5萬2千元、105年6月21日交付約5萬元。原確定判決就蕭燕欽部分見面日期、付款金額等節，概依卷存證據資料逐一審酌，已如前述，則就蕭燕欽所為歧異之證述，本即係法院取捨證據法理上之當然結果，非如聲請人所指有漏未斟酌蕭燕欽證述之情事。聲請人無視卷內其他證據，僅以蕭燕欽108年8月21日之證述，斷章取義而認「105年6月21日並未交付款項」不可採信，尚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
㈣聲請人復以：原確定判決錯誤認定犯罪時間、交付金額導致
累犯認定錯誤，且又認定聲請人為集團之核心人物，導致未適用刑法第59條為減刑，使聲請人於量刑上並未得到有利之刑度云云。然：
1.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有罪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既曰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自與輕於原判決所宣告之「罪刑」有別，所謂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係指與原判決所認罪名比較，其法定刑較輕之相異罪名而言。至於同一罪名之有無加減刑罰之原因或緩刑之可能者，僅足影響科刑範圍而罪質不變，即與「罪名」無關，自不得據以再審。
其所謂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係指與原判決所認罪名比較，其法定刑較輕之相異罪名而言。此所謂「應受免刑」之判決，指「必要及絕對」免除其刑之規定而言，如屬「任意或相對」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者，則不在此列。而刑法第59條得減輕其刑之寬典，如何選擇，法院有裁量之權，與必免除其刑者有異，並非「應受免刑之判決」，自不得據為聲請再審之原因。本件聲請人以其是否邀集其他成員如梁傑銘、曾荻桂、林佑臻而為集團核心人物，並提出聲明書（即再證17-19）為憑，將影響法院認定被告有無刑法第59條之適用為由，僅屬法院裁量是否得減輕其刑之量刑事項，至多僅影響宣告刑輕重，並未涉及本案事實之認定，即無法使之更為無罪、免訴或輕於原確定判決所認定「罪名」。依上開說明，此等量刑事項，與再審程序係就認定事實是否錯誤之救濟無涉，自不能據為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再審事由。
2.對於有罪確定判決之救濟程序，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有再審及非常上訴二種，前者係為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而設立之救濟程序，與後者係為糾正原確定判決違背法令者有別，是倘所指摘者，係關於原確定判決適用法律不當之情形，核屬非常上訴之範疇，並非聲請再審所得救濟（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343號裁定意旨參照）。另法院審理程序進行中，就法定刑罰加重減輕事由（例如非累犯，卻遭誤依累犯論擬），若有調查未盡情事，依司法院釋字第181號、第238號解釋及最高法院97年度第4次刑事庭會議決議第三點之意旨，應屬非常上訴救濟範疇，尚非再審程序所得處理。是聲請人主張：原確定判決就認定聲請人為累犯之適用顯有違誤，及證據能力之認定是否違背法令、適用法則不當之情形，非本院所得審究，應循非常上訴程序尋求救濟，始為適法，實非適法之再審理由。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前開主張及所提出之證據資料，縱經本院予以單獨或與先前卷存之客觀證據綜合判斷後，仍無法產生合理懷疑而有足以推翻原確定判決所認事實之蓋然性，尚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而就聲請人被訴上開犯行，應改諭知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從而，本件聲請人執以聲請再審之理由，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定再審事由不合，其聲請再審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再審之聲請既經駁回，聲請人同聲請停止刑罰執行，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章曉文法 官 郭惠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蕭進忠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