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115年度上訴字第346號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鄔承諺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1856號，中華民國114年5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軍偵字第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
鄔承諺犯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未扣案收據上偽造「湯乙祐」署押壹枚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鄔承諺於民國112年4月6日前某日，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加入真實姓名及年籍不詳、自稱「阿謙」之「王宏凱」及其他真實姓名不詳等成年人所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向被害人詐取財物之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結構性詐欺集團組織（下稱本案詐欺集團，無證據證明該集團成員內有未滿18歲之人），而其友人張又天因缺錢花用，鄔承諺遂將張又天介紹予「阿謙」認識，張又天即受「阿謙」誘之以利表示會透過鄔承諺分派報酬，因此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擔任車手，為下列犯行：鄔承諺、「阿謙」、張又天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等三人以上，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財及掩飾、隱匿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去向之洗錢犯意聯絡，先由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自112年4月6日13時許起，陸續假冒為板橋戶政事務所人員、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員警之公務員身分致電劉鑫鈺，佯稱：「有人盜用你的身分證，涉及綁架暴力案件，全案將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偵辦，要採你鈔票上的指紋，所以你先去提領新臺幣（下同）15萬元」云云，致劉鑫鈺陷於錯誤，而前往新北市中和區南勢角郵局使用自動提款機（下稱ATM），於同日15時26分、29分、33分、41分許，接續自其名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提領1萬元、6萬元、2萬元、6萬元共15萬元後，返家等待欲將提領之款項交付給本案詐欺集團派來之專員。嗣張又天依「阿謙」之指示於同日17時24分許至劉鑫鈺位於新北市中和區住處（地址詳卷），向劉鑫鈺收取內含上開提領金額15萬元、本案帳戶提款卡之蘋果綠小包，劉鑫鈺並當場告知本案帳戶提款卡密碼，復同時書寫內容為「112年4月6號劉鑫鈺移交證物（15萬現金、郵局提款卡）於台北地方法院特留收據」之紙條，並由張又天於該紙條上偽造「湯乙祐」簽名而偽造該文書（下稱本案收據），再交予劉鑫鈺收執而行使之，表示係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之公務員「湯乙祐」收取上開財物作為證物之意，足生損害於「湯乙祐」及劉鑫鈺。得手後，張又天旋將贓款及本案帳戶提款卡，在新北市新店區某家樂福2樓廁所內，交付予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同日晚間張又天與鄔承諺在桃園市桃園區國強公園附近碰面吃飯，張又天向鄔承諺索取「阿謙」應允之2,000元報酬未果。嗣「阿謙」復指示張又天向其拿取本案帳戶提款卡，並於翌（7）日提款，張又天遂於翌日15時36分、37分、52分許在桃園市○○區○○街00號茄冬郵局ATM前，持上開本案帳戶提款卡插入ATM並輸入密碼，致ATM系統誤認張又天帳戶之正當權源持有人，接續交付6萬元、6萬元、3萬元共15萬元，張又天再依指示交予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而以上開方式製造金流斷點，而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嗣劉鑫鈺發覺有異，報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一)證據能力⒈關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供述證據部分：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係以立法排除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或檢察事務官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得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及第159條之5之規定，故證人於警詢時之陳述，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即絕對不具有證據能力，自不得採為判決基礎；至於共犯被告於偵查中以被告身分之陳述，仍應類推適用上開規定，定其得否為證據；又上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係以犯罪組織成員犯該條例之罪者，始足與焉，至於所犯該條例以外之罪，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之陳述，自仍依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定其得否為證據。而上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係排除一般證人於警詢陳述之證據能力之特別規定，然被告於警詢之陳述，對被告本身而言，則不在排除之列（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3990號、第2653號、103年度台上字第2915號、107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108年度台上字第335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告訴人劉鑫鈺、共犯張又天於警詢所為之陳述，依前揭說明，於被告所涉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名部分，絕對不具證據能力，不得採為判決之基礎（惟就被告所犯加重詐欺取財等罪，則不受此限制）。至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之陳述，則屬被告之供述，為法定證據方法之一，自不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之排除之列，除有不得作為證據之例外，自可在有其他補強證據之情況下，作為證明被告自己犯罪之證據。
⒉關於所犯三人以上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共同詐欺取財
、行使偽造私文書、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財物、洗錢之供述證據部分：
本判決下述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對該等證據能力均表示「沒有意見，均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上訴卷第36頁），且迄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前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認有證據能力。
⒊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
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合法調查，該等證據自得作為本案裁判之資料。
(二)證明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於112年4月間將「王宏凱」聯繫方式給張又天介紹工作，張又天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擔任面交及取款車手，及告訴人受害經過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參與犯罪組織、加重詐欺取財、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財物及洗錢犯行，辯稱：我不認識「阿謙」，沒有介紹「阿謙」給張又天認識，當時張又天說想要賺錢，「王宏凱」也說如果我的朋友想賺錢可以找他，我就介紹張又天去私訊「王宏凱」，工作內容我不清楚，我雖有介紹工作給張又天，但不知道是詐騙集團的工作，後續報酬的事情我不知道，案發當天確實有跟張又天一起吃飯，但沒有提到報酬，我一分錢也沒拿，後來張又天都沒有跟我聯絡云云（見原審金訴卷第
32、78、81頁、本院上訴卷第135、140頁）。經查：⒈告訴人遭本案詐欺集團以犯罪事實欄所示之時間，佯為政府
機關及公務員之名義以不實內容實施詐術，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提領現金共15萬元，連同本案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並書立本案收據交予張又天，張又天並當場於本案收據上偽簽「湯乙祐」後將本案收據交付予告訴人收執，張又天之後於新店區某家樂福2樓廁所內將上開財物交予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復於翌日張又天再持「阿謙」交付之本案帳戶提款卡陸續提領款項共計15萬元等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證人張又天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見軍偵卷第23至24、14至17頁、本院上訴卷第127頁），並有告訴人所提供之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影本、通聯紀錄及本案收據照片、本案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告訴人住處附近監視器錄影擷取照片、提款之監視器錄影擷取照片、大都會平台科技叫車紀錄、張又天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通聯調閱查詢單及行動基地台位址在卷可稽（見軍偵卷第37至
41、47、51至53、43至46、63至65、57至61頁），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⒉被告有將張又天介紹予「阿謙」即「王宏凱」擔任本案詐欺集團車手之事實，有下列證據可佐：
⑴證人張又天於警詢證稱：被告於112年4月問我是否有工作需
求，我當時也急需用錢，所以被告轉介我認識「阿謙」，「阿謙」說工作內容是和別人面交拿錢，叫我假裝當檢察官，但我不需要和被害人說我是檢察官，我知道是從事詐欺工作，「阿謙」跟被告雙方認識，「阿謙」說若我成功取款並交款給收水後，我就可以直接跟被告領報酬，但報酬比例沒有跟我說，本案我完全沒有拿到利潤，都遭被告吃掉了，我的上游就是「阿謙」、介紹人即被告，被告有告知我工作內容是做詐騙車手，被告不會向我收款，「阿謙」說被告是負責給我報酬的，我跟被告都是使用Instagram（下稱IG）或臉書軟體聯繫，被告說報酬是看我工作取的額度，被告也可以分得相當比例，直到我羈押前，被告都沒有給我錢，案發當日晚上，我確實有在桃園區的國強公園一帶跟被告碰面吃飯，被告有問我提款工作順不順利，我有問被告領取報酬，被告說報酬有2,000元，但他當下沒給我，我還問怎麼只有2,000元，但被告避而不談等語（見軍偵卷第15、17、18、20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2年間我跟被告在臺北吃一蘭拉麵的時候，當時被告跟我是很好的朋友，因為被告交友圈廣認識的人多，感覺他會有認識，我就說我缺錢，被告就介紹這個（即車手）給我去做，他說做這個，不要咬他就好，我是透過被告介紹加入本案詐欺集團，被告知道介紹的是車手工作，被告給我「阿謙」的飛機（即Telegram），我再跟「阿謙」聯繫，介紹工作給我做的人要給我報酬，我找上面的人拿，拿不到錢，上面的人叫我去跟被告拿，跟我說被告會給我錢，我有跟被告要，但被告說沒有，被告沒有給我錢，所以我認為被告騙我錢，他把我的錢吃掉、拿走了，我在製作警詢筆錄當天精神狀況可以，警察沒有教我如何陳述或有受到其他任何人脅迫等不正訊問，都出於我自由意志陳述，兩份警詢筆錄都是依我意思記載，我確認無誤才簽名，警察沒有誤導我指認被告，我是自己指認的；（提示雲林地檢偵4199卷第16頁）與被告聯絡的IG部分被我刪掉了，因為被告有騙我錢，我們現在沒有往來等語（見本院上訴卷第134頁）。
⑵而被告於警詢時供稱：張又天在112年4月間向我表示缺錢，
因我前在112年2月於臺北市信義區一帶IKON夜店內結識臉書暱稱「王宏凱」之人，「王宏凱」說若有朋友缺錢可以找他，所以我就把「王宏凱」臉書聯繫方式給張又天，我不知道「王宏凱」從事何業，有可能是偏門的、灰色地帶牽涉非法的工作，但我不清楚等語（見軍偵卷第8至9頁）；於偵訊時供稱：我有介紹張又天去找我朋友「王宏凱」，當時「王宏凱」跟我說如果有缺錢、需要工作，可以去找他，我就介紹張又天去找「王宏凱」，我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等語（見軍偵卷第108頁）；於原審準備程序時供稱：我有介紹張又天私訊我朋友「王宏凱」，「王宏凱」跟我說有想要賺錢的人可以私訊他等語（見原審金訴卷第32頁）；於原審審理時供稱：我有介紹張又天與「王宏凱」認識，當時張又天說想要賺錢，「王宏凱」又說如果我朋友想賺錢可以介紹去找他等語（見原審金訴卷第80至81頁）；於本院審理時供稱：當下是張又天想要工作，我推這個人給張又天，我有介紹工作給張又天，且當天確實有吃飯，後來張又天都沒有跟我聯絡等語（見本院上訴卷第135、140頁）。
⑶又張又天持用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於112年4月6日晚間基地
台位置：①21時23分至22時12分許在桃園市○○區○路里○○街000號7樓；②22時12分至22時49分許在桃園市○○區○路里○○路000巷00號9樓；③22時49分至23時34分許在桃園市○○區○○里0鄰○○街000號13樓（見軍偵卷第41頁）；被告持用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於112年4月6日晚間基地台位置：①21時10分至21時55分許在桃園市○○區○路里○○街000號7樓；②21時55分至22時56分許在桃園市○○區○路里○○路000巷00號9樓；③22時56分至23時41分許在桃園市○○區○○里0鄰○○街000號13樓（見軍偵卷第81頁），可見證人張又天與被告於112年4月6日上開時間基地台位置高度重疊，確如證人張又天所言當日完成車手工作後與被告見面吃飯無訛。
⑷互核上開證人張又天與被告所述及兩人基地台位置，堪認張
又天向被告表示要找工作賺錢時，被告確實有給張又天該人（被告稱為「王宏凱」、張又天稱為「阿謙」）之聯繫方式，張又天與之聯繫後聽從指示為本案車手工作，顯然「王宏凱」即為「阿謙」（以下略稱為「阿謙」）。而證人張又天於當天向告訴人拿取贓款15萬元及本案帳戶提款卡（含密碼）上交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後，當下並未拿到任何報酬，以其從事車手工作目的在賺錢，其完成車手工作後理應向分派報酬之人取得報酬，故張又天與被告當晚見面目的當然是為了拿取報酬，其向被告詢問報酬多寡乃自然之理。再佐以兩人自此次見面吃飯後即未再聯繫，張又天甚至刪除了與被告之IG對話，益證張又天說介紹工作之人要給其報酬，上面的人叫其去跟被告拿，其錢被被告吃掉了，所以刪除與被告的IG對話等情，應堪採信。
⑸綜合上開各項證據以觀，被告確有介紹張又天予「阿謙」聯
繫，復由被告向張又天表示「不要咬到我」，且「阿謙」亦表示張又天之報酬係由被告所分派，顯然被告對於張又天之工作內容及可獲取之報酬等情知之甚詳，故要求張又天若為警查獲時不能將其供出，益徵被告對於介紹張又天加入「阿謙」所屬團隊，係在從事詐欺車手等工作，係屬明知。再由張又天之報酬係由「阿謙」核算予被告，而由被告所派送予張又天，更足認被告並非單純引介張又天與「阿謙」認識使2人自行洽談工作內容，被告甚至可聯繫、分派報酬予張又天，堪信被告係為本案詐欺集團之一員，而與「阿謙」共同為本案詐欺集團為加重詐欺取財等行為分工之一部。是被告辯稱其不知情、僅係單純介紹兩人認識云云，明顯與上開事證相違，不足採信。
⒊至證人張又天於原審審理時翻異前詞證述：112年4月6日去新
北市中和區向告訴人劉鑫鈺收款是另一個朋友介紹的，忘記是誰，警詢中說被告介紹是亂講，當時沒想那麼多，就說一個跟我比較熟的人，案發日當晚並未與被告碰面，警詢說當晚有跟被告碰面吃飯是編出來的等語（見原審金訴卷第75至76頁），顯與其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陳述迥異。然對此，證人張又天稱：因為在原審法院作證時想說被告家人在外面看，我想算了，但後來我回北監時又因受到誣告視訊開庭，而我刑期已經3年，不想再多加幾個月，所以後面我才全部老實講；我在警詢中稱被告有告訴我工作內容就是做詐騙車手，由被告負責給我報酬均實在；警察並沒有誤導或是教我、要我指認被告等語（見本院上訴卷第132至134頁），已經說明其於原審虛偽陳述之緣由，並明確證述在警詢中所述均屬實在，自以其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一致之陳述可採。
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規定：「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3
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前項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本案雖無證據證明本案詐欺集團有何具體名稱、固定處所等，惟依被告先推介張又天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擔任車手，本案詐欺集團中不詳成員對告訴人施用詐術，致其陷於錯誤，相約交付詐騙款項，再由張又天依「阿謙」或「王宏凱」指示前往告訴人家中面交詐騙款項，得款後交給藏於家樂福2樓廁所中之收水，是該集團組織縝密，分工精細，自須投入相當之成本、時間，顯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者，而已為有結構性之組織。再以本案詐欺集團運作之模式、時間、被告於參與本案詐欺集團之時間、集團成員之分工、遂行詐欺犯行之獲利情形，堪認本案詐欺集團係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結構性組織，核與上開所定犯罪組織之定義相符，被告參與該詐欺集團，而為上揭工作，確該當參與犯罪組織之構成要件。
⒌綜上，被告所辯各節，俱不足採。被告確有參與本案詐欺集
團，並將張又天介紹予「阿謙」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擔任車手而共同詐騙、洗錢事證明確，其所犯參與犯罪組織，並與張又天、「阿謙」與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共同犯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而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財、洗錢等犯行，均堪認定。
三、新舊法比較
(一)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39條之4規定業於112年5月31日經總統公布，並自同年6月2日生效，此次修正乃新增該條第1項第4款「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規定，就該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並未修正，是前揭修正對被告本案所犯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之犯行並無影響，即對被告並無有利不利之情，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逕行適用現行法規定。
(二)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洗錢防制法均有制定及修正，茲分述如下：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部分⑴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公布，
於同年8月2日施行，該條例第43條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5百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億元以下罰金。」；嗣該條例第43條於115年1月21日均經修正公布，並於同年1月23日施行，修正後第43條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之利益達新臺幣1百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之利益達新臺幣1千萬元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億元以下罰金。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者，得併科新臺幣5億元以下罰金」；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之規定，係就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於有各該條之加重處罰事由時，予以加重處罰，係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名，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本案被告所犯係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於行為時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尚未公布施行，自無新舊法比較問題，逕行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規定論處即可。⑵再該條例第46條於115年1月23日修正施行前原規定：「犯詐
欺犯罪，於犯罪後自首，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免除其刑。」同條例第47條則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嗣於115年1月23日修正施行後該條例第46條則修正為：「犯詐欺犯罪，於犯罪後自首，並於自首之日起6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前項情形，並因而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或得以扣押該組織所取得全部被害人交付之所有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得免除其刑。」第47條則修正為：「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6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前項情形，並因而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或得以扣押該組織所取得全部被害人交付之所有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而上開2條文所指之「詐欺犯罪」，本包括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及與該罪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之其他犯罪（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第3目），且係新增原法律所無之減輕或免除刑責規定。然被告始終否認犯罪，均無自首或自白之情形，自無新舊法比較適用之情形。
⒉洗錢防制法部分⑴原洗錢防制法第14條之洗錢罪刑罰規定，於113年8月2日修正
施行後改列為第19條，修正後之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以下罰金。」舊法第14條第1項則未區分犯行情節重大與否，其法定刑均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而本件被告參與洗錢犯行之金額未達1億元，經比較新舊法後，以修正後洗錢防制條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⑵再被告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係規定：「犯前4條
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嗣於113年8月2日修正施行後改列為第23條，其第3項規定，除須在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尚增加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始得減輕其刑之限制。本件被告始終否認犯行，自無上開規定之適用。
(三)被告行為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業於112年5月24日修正公布，於112年5月26日生效施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並無修正（係刪除原第3、4項關於強制工作之規定，並將原第2項加重處罰規定，移列至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6條之1，並將項次及文字修正，另增列第4項第2款「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裁判時之法律。
四、論罪
(一)所謂文書，乃以文字或符號為一定之意思表示，具有存續性，以為法律上或社會生活上重要事項之證明者而言，故不論係影本或原本，若有上述文書之性質，均屬文書之範疇。又刑法上所稱之公文書，係指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文書，若由形式上觀察文書之製作人為公務員且文書之內容係就公務員職務上之事項所製作，即使該偽造之公文書上所載製作名義機關不存在或該文書所載之內容並非該管公務員職務上所管轄；惟社會上一般人無法辨識而仍有誤信其為真正之危險時，仍難謂其非公文書。查張又天提出予告訴人收執之本案收據，係由告訴人於紙條上書寫內容為「112年4月6號劉鑫鈺移交證物（15萬現金、郵局提款卡）於台北地方法院特留收據」字句後，再由張又天於收受告訴人交付之贓款及本案帳戶提款卡後偽簽「湯乙祐」署押，提出予告訴人收執，業據張又天、告訴人於警詢中證述明確在卷（見軍偵卷第17、23頁），並有警察所拍攝說明為「歹徒請報案人書寫之收據」照片為證（見軍偵卷第47頁），而觀諸本案收據之內容，其上雖有「台北地方法院」之名稱，然本案收據文字內容係為告訴人所書寫，且張又天於其上偽簽「湯乙祐」亦無記載公務員之職稱、職銜，形式上觀之自無使人誤信為公務員職務上所作正文書之危險，性質上已難認係為公文書，然因該收據既已載明由「湯乙祐」收受告訴人所交付之款項及本案帳戶提款卡以作為「台北地方法院」之證物之意旨，自屬文書無誤，而張又天冒用「湯乙祐」之名義並提出本案收據交予告訴人以行使，自該當於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二)再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之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其所謂「不正方法」，係泛指一切不正當之方法而言，並不以施用詐術為限，例如以強暴、脅迫、詐欺、竊盜或侵占等方式取得他人之提款卡及密碼，再冒充本人由自動提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或以偽造他人之提款卡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等等，均屬之（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4023號判決參照）。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以詐術騙取本案帳戶提款卡後，再冒充本人由自動提款設備取得帳戶內之款項，自與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規定所述情節相符。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同法第339條之2第1項之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條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張又天偽造收據上之「湯乙祐」署押1枚，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四)檢察官起訴雖認張又天所提出交予告訴人收執之本案收據係為公文書，而犯行使偽造公文書罪嫌，然如前述，張又天所行使之收據，並無其他足以顯見係為公務員所製作，或機關之關防，自難認係為「公務員」於從事公務的時候，就「公務員的職務事項」所製作的、對外發生法律效果的公文書，檢察官此部分所認，容有誤會，然因起訴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至本院審理時雖漏未告知被告此部分所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罪名，然此部分之犯罪事實業經詳載於起訴書犯罪事實，且本院審理中復已就犯罪構成事實已對被告加以調查訊問，使被告對於被訴事實均已知所防禦，則實質上與踐行告知之義務無異，再此部分亦屬想像競合之輕罪，對被告防禦權之行使並無實質上之妨礙（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19號判決意旨參照），併予敘明。
(五)被告與「阿謙」或「王宏凱」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六)本案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部分，雖有多次向告訴人施以詐術及提領等取財行為，然係向同一告訴人施以詐術，並提領同一告訴人遭詐騙之款項，侵害告訴人之同一財產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均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開，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應就被告多次領款行為，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而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七)被告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行使偽造私文書及洗錢罪等行為，在自然意義上雖非完全一致，然該數罪之行為間，仍有行為局部重疊合致之情形，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行為方符刑罰公平原則，是被告係以一行為犯上開4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處斷。
五、撤銷改判之理由原審未詳為推求，遽為無罪之判決，尚有未洽；檢察官提起
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撤銷改判。爰審酌被告正值青年、身體健全、具工作能力，竟不思以正當途徑賺取財物，明知現今社會詐欺犯罪橫行，對被害人之財產及社會秩序產生重大侵害，竟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並將張又天引介予「阿謙」之「王宏凱」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擔任車手之工作，而由其分派張又天之報酬，共同以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之方式施用詐術為本案犯行以取得財物，並製造金流斷點，造成告訴人受有30萬元之財物損失，且危害金融秩序，再其犯後始終否認犯行，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賠償所失，難謂其犯後態度良好，兼衡其於本案前無故意犯罪之前案紀錄，素行尚可，自陳為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從事汽車美容工作已2年，月入3萬元，與祖母及父親同住，未婚無小孩等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與檢察官、被告及告訴人量刑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六、沒收
(一)犯罪所得部分：被告否認因本案獲有任何報酬，卷內復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因本案犯行而獲得任何報酬或利益，難認被告獲有犯罪所得，無從對被告宣告沒收。
(二)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部分：⒈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
行為後，新修正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係為刑法沒收之特別規定，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其立法理由略以：「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現行第2項『以集團性或常習性方式犯第14條或第15條之罪』，係參酌德國2017年刑法修正前之第261條第7項第2句規定而來，將洗錢犯罪擴大利得沒收之範圍限定在『以集團性或常習性方式違犯特定洗錢犯罪規定』之行為人所得支配之源自其他犯罪所得之財產標的，後因無法澈底剝奪犯罪利得，德國為填補此項法律漏洞，已於2017年依歐盟沒收指令修正其刑法第261條規定，刪除『以集團性或常習性之方式』違犯洗錢犯罪之文字，進一步擴大利得沒收制度之適用範圍，爰參照德國上開刑法，及貫徹我國刑法沒收新制『任何人均不得擁有不法利得』之立法精神，修正第2項。」上述修正後規定，依刑法第11條、第38條之1第1項但書之規定，應優先刑法適用，即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亦即洗錢之標的，無論屬被告所有與否，均應予沒收；其他部分，再回歸適用刑法沒收規定。
⒉張又天所取得告訴人所交付之現金15萬元及所提領之現金共1
5萬元，其後依本案詐欺集團之指示轉交予指定之成員，固屬洗錢之財物，原應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沒收，然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曾經手該款項或有管領處分權或與本詐欺集團其他成員有共同處分權，是其於本案犯情尚非洗錢之主要或核心角色，若仍對被告諭知沒收前揭洗錢財物，顯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追徵。
(三)本案收據上張又天所偽造「湯乙祐」署押1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應依刑法第219之規定宣告沒收。至本案收據，業經交予告訴人所收執所有，核屬因犯罪所生之物，因非屬被告或共犯所有之物，爰不予宣告沒收。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作成本判決。
八、本案經檢察官周彤芬提起公訴，檢察官李頎提起上訴，檢察官羅嘉薇於本院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9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侯廷昌
法 官 陳柏宇法 官 陳海寧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徐仁豐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9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刑法第339條之2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216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罪）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