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115年度上訴字第37號上 訴 人即 被 告 郭奕堂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訴字第154號，中華民國114年7月1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808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審判範圍：
（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而其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二）經查，本件原判決判處上訴人即被告郭奕堂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茲被告提起第二審上訴，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表明僅針對量刑上訴（見本院卷第58頁、第102頁至第103頁），揆諸前述說明，本院僅就原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
二、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民國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同年8月2日施行後，其構成要件及刑度均未變更，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上揭所增訂之加重條件（如該條例第43條第1項規定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下同】5百萬元、1億元以上之各加重其法定刑，第44條第1項規定並犯刑法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罪所列數款行為態樣之加重其刑規定等）及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嗣於114年12月30日修正，於115年1月21日公布施行、同年月23日生效之加重條件（即修正後該條例第43條第1項規定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1百萬元、1千萬元、1億元以上之各加重其法定刑等），均係就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於有各該條之加重處罰事由時，予以加重處罰，係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名，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此乃被告行為時所無之處罰，自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原則，無溯及既往予以適用之餘地（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358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又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復於114年12月30日修正，於115年1月21日公布施行、同年月23日生效，已如前述，則114年12月30日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可悉修正前規定僅須行為人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詐欺犯行並自動繳交犯罪所得，即可獲邀減刑寬典，且法院無減刑與否之裁量權限；修正後規定則須行為人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詐欺犯行，並於一定期間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始能獲邀減刑寬典，且法院對於減刑與否具有裁量空間。經比較新舊法，新法將舊法之「應減」改為「得減」，且行為人因調解或和解所支付之賠償，未必少於舊法所規定之犯罪所得，行為人因而負有迅速填補詐欺犯罪被害人財產損害之責，難再因自動繳交與詐欺犯罪被害人所受損害顯不相當之犯罪所得，即能獲得減刑處遇，新法並無較有利於被告，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較有利於被告。
（三）次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2項亦有明定。有期徒刑減輕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則為有期徒刑減輕方法，同法第66條前段規定甚明，而屬「加減例」之一種。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刑法上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刑之幅度），「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此為最高法院統一之見解。故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至於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服務等易刑處分，因牽涉個案量刑裁量之行使，必須已決定為得以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服務之宣告刑後，方就各該易刑處分部分決定其適用標準，故於決定罪刑之適用時，不列入比較適用之範圍。又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該項規定係105年12月洗錢防制法修正時所增訂，其立法理由係以「洗錢犯罪之前置重大不法行為所涉罪名之法定刑若較洗錢犯罪之法定刑為低者，為避免洗錢行為被判處比重大不法行為更重之刑度，有輕重失衡之虞，參酌澳門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第3條第6項增訂第3項規定，定明洗錢犯罪之宣告刑不得超過重大犯罪罪名之法定最重本刑。」是該項規定之性質，乃個案宣告刑之範圍限制，而屬科刑規範。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洗錢行為之前置重大不法行為係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加重詐欺罪為例，其洗錢罪之法定本刑均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其宣告刑雖應受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法定最重本刑之限制，但仍同為有期徒刑7年，此應列為法律變更有利與否比較適用之範圍。再者，關於自白減刑之規定，於112年6月14日洗錢防制法修正前，同法第16條第2項（下稱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係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14日修正後、113年7月31日修正前，同法第16條第2項（下稱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下稱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歷次修正自白減刑之條件顯有不同，而屬法定減輕事由之條件變更，涉及處斷刑之形成，亦同屬法律變更決定罪刑適用時比較之對象（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查本件原審所適用之洗錢防制法已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除第6條、第11條外，其餘修正條文均於同年8月2日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宣告刑範圍限制之規定。而依原判決之認定，被告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且被告雖於本院審理時已自動繳交原審認定之全部所得財物1,500元（參原判決第9頁至第10頁理由「肆、二之（一）」），有本院收據1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2頁），但其於偵查中否認犯行（詳後述），嗣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始知坦認洗錢犯行，是被告不論適用其行為時（即113年5月間）之上開112年6月14日修正後、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自白減刑規定，或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之自白減刑規定，均無從據以減刑，經比較結果，舊法之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2月以上7年以下，新法之處斷刑範圍則為有期徒刑6月以上5年以下，應認現行洗錢防制法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特此敘明。
（五）承上，被告既於偵查中否認洗錢犯行，僅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坦認犯行，本即無法適用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更無從因被告所為本案犯行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具有想像競合犯之關係，而從一重之加重詐欺罪處斷等緣故，將之列為法院依刑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之量刑因子，附此敘明。
（六）另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所稱「其犯罪所得」，係指行為人因犯罪而實際取得之個人所得而言；倘行為人並未實際取得個人所得，僅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即合於該條前段減輕其刑規定之要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09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雖於本院審理時已自動繳交原審認定之全部所得財物1,500元，但其於偵查中否認詐欺犯行，嗣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始知坦認犯行，是未能依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之規定減輕其刑，特此敘明。
（七）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承認犯行，僅針對量刑部分上訴。我偵查中有自白，希望依法減刑。另我已繳回犯罪所得1,500元，希望從輕量刑云云。經查：
1.被告於警詢中辯稱：我沒有參與詐騙。我覺得這一份工作應該不是詐騙工作，所以才會去應徵云云（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偵字第18082號卷，下稱偵卷第20頁），且於偵查中亦辯稱：我跟客戶做USDT的買賣，是我們幣來速公司要賣給他的。我賣給被害人的虛擬貨幣來源是公司將虛擬貨幣打到對方錢包，我認為我們是正當買賣。我只負責收款，我沒有辦法操作虛擬貨幣買賣交易，我也不會。我當下有跟客戶確認過資料，他確認沒問題才簽名云云（見偵卷第104頁、第193頁），是可知被告於偵查中全盤否認有詐欺、洗錢犯行，更試圖以從事正當之虛擬貨幣買賣等情脫免其責，顯然於偵查階段，並未坦認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甚明，進而被告上訴所辯稱：我偵查中有自白，希望依法減刑云云，顯屬無稽，未足採信。
2.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並應受比例原則等法則之拘束，非可恣意為之，致礙其公平正義之維護，必須兼顧一般預防之普遍適應性與具體個案特別預防之妥當性，始稱相當。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如無偏執一端，致有明顯失出失入之恣意為之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530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審審理後，審酌被告不思以正途獲取財物，竟為謀取報酬而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參與本案詐欺集團詐欺告訴人張子檠之犯行，使本案詐欺集團可輕易取得詐欺犯罪所得，並使本案詐欺集團可藉此製造金流斷點，阻礙檢警查緝犯罪，助長詐欺犯罪之風氣，所為殊值非難；惟念及被告終能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可，併衡酌被告本案犯行對於告訴人所造成之危害程度及被告迄今未向告訴人為任何賠償等節，兼衡被告曾因妨害公務、妨害名譽、侵占、詐欺、毀棄損壞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之素行，暨被告於原審審理中自述專科肄業之智識程度，入監執行前為白牌車司機、月收入3至5萬元、無須扶養家人之家庭經濟情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年10月。是以，經核原審就刑罰裁量職權之行使，既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濫用權限之情形，由此已難認原審所量處之上開刑度有何失當之處。至被告雖以前詞上訴主張原判決量刑過重，然衡以原審量定刑期，已依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詳為斟酌如上，即核屬原審定刑裁量權之行使，且未悖於法律秩序之理念，符合法規範之目的，亦無違反比例、平等原則或罪刑相當原則，並原審亦充分衡酌被告加入詐欺集團後造成之危害程度及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犯後態度等因子，況被告雖曾於本院審理時繳回其於原審自承之報酬1,500元，但其所繳交財物僅佔告訴人遭詐騙而損失之200萬元之0.075％，比例之低顯屬杯水車薪，故此情實難以撼動原審據以量刑之基礎。揆諸前開法律規定及說明，原判決量刑並無過重之情，縱與被告主觀上之期待有所落差，仍難指其量刑有何不當或違法。
3.從而，被告之上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蔡佳蒨提起公訴，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林俊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0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黎惠萍
法 官 郭峻豪法 官 葉力旗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心琳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0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一）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二）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二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二項、前項第一款之未遂犯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