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書 九十一年度鑑字第九六七九號
被付懲戒人 甲○○右被付懲戒人因違法失職案件經監察院送請審議本會議決如左
主 文甲○○記過一次。
事 實監察院彈劾意旨略謂：
壹、案由：被付彈劾人甲○○法官審理強制辯護案件，案卷內並無公設辯護人之辯護書，或審判筆錄上無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之記載，亦無公設辯護人到庭之記載，或記載有矛盾或錯誤，被付彈劾人卻仍無視該等缺失，逕行判決；暨審理交通事故業務過失致重傷刑事案件，濫權加保羈押，強制被告與告訴人和解等情，事證明確，嚴重損害被告依據憲法應受保障之權利及人民對司法公正性之信賴，斲傷司法威信甚鉅，核有重大違失，爰依法提案彈劾。
貳、違法失職之事實與證據：為調查被付彈劾人甲○○法官審理強制辯護案件涉有違法，暨濫權羈押之情事，經本院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調閱被付彈劾人承辦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交易字第一七二號被告朱文彬業務過失重傷害案件及強制辯護案卷約三十件，並分別約詢被付彈劾人、公設辯護人及書記官等人，茲將被付彈劾人違法失職之事實及證據分述如下：
有關強制辯護案件部分：
㈠審判筆錄上並無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之記載：
⒈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六三五號被告羅雄傑傷害致死案件，依
據八十八年四月十九日審判筆錄並無公設辯護人到庭之記載，亦無「法官請辯護人為被告辯護，辯護人陳述如辯護狀所載」之記載。（附件一）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二七六號被告蔡萬成強盜案件，八十八
年二月十日審判期日，刑事報到單手寫記載公設辯護人梁乃莉「到」，審判筆錄上有梁乃莉到庭之記載，惟並無「法官請辯護人為被告辯護，辯護人陳述如辯護狀所載」。案經上訴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八十八年度上訴字第八二五號），該分院公設辯護人郭博益即以原審八十八年二月十日審判期日並無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為由，提出原審判決違背法令之辯護書、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據此撤銷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判決。（附件二）⒊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二四四號被告楊裕偉、洪惠貞偽造有價
證券案件，依據八十七年二月十六日審判筆錄，被告楊裕偉到庭，刑事報到單手寫記載公設辯護人陳秋靜「到」，審判筆錄上有陳秋靜簽名，惟並無「法官請辯護人為被告辯護，辯護人陳述如辯護狀所載」之記載。（附件三）㈡案卷內無公設辯護人之辯護書：
⒈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五二五號被告王木柱、張清龍觸犯肅清
煙毒條例案件，被告張清龍部分，八十七年四月十三日審判期日，刑事報到單記載公設辯護人梁乃莉「到」，審判筆錄則記載公設辯護人為陳秋靜，有「法官請辯護人為被告辯護，辯護人陳述如辯護書所載」之記載。八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宣判，判決書上記載公設辯護人為梁乃莉，惟卷內有陳秋靜為被告王木柱辯護之辯護書，並無公設辯護人梁乃莉或陳秋靜為被告張清龍辯護之辯護書。（附件四）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二六號被告林天鵬、張伊廷、黃超群、
余智芬違反麻醉藥品管理條例案件，被告林天鵬、張伊廷部分於八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宣判，判決書記載公設辯護人梁乃莉，惟卷內並無辯護書。被告黃超群、余智芬部分於八十七年五月四日宣判，惟卷內並無辯護書。嗣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八十七年度上訴字第一六七五、一六七六號刑事判決）據此撤銷地方法院判決。依據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公設辯護人郭博益於本院八十九年九月八日約詢時表示，本案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法官曾赴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瞭解。（附件五）⒊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六年度訴字第二九○四號被告蔡進益等人觸犯共同殺
人罪案件，八十七年三月十二日審判期日，審判筆錄上公設辯護人欄空白，有辯護人為被告辯護之印戳，八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判決，惟卷內並無辯護書。案經檢察官上訴，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公設辯護人郭博益曾質疑原審雖有指定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言詞辯論時，審判筆錄並記載「公設辯護人陳述如辯護書所載」，但公設辯護人並無提出任何書類，與未經辯護無異，原審審判期日所踐行之訴訟程序難謂無違背法令，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法官未曾調查原審言詞辯論時，被告是否經辯護之事實。（附件六）㈢公設辯護人之辯護書日期與宣判日期相同：
⒈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二四四號被告楊裕偉、洪惠貞偽造有價
證券案件，被告楊裕偉部分於八十七年三月二日宣判，卷內公設辯護人陳秋靜為被告楊裕偉、洪惠貞辯護之辯護書日期為八十七年三月二日，與宣判日期相同。（同附件三）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五二五號被告王木柱、張清龍觸犯肅清
煙毒條例案件，被告王木柱部分於八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宣判，判決書上記載公設辯護人為梁乃莉，審判筆錄有梁乃莉之記載，惟卷內並無梁乃莉辯護書，僅有公設辯護人陳秋靜八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之辯護書。（同附件四）㈣公設辯護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後始收受審理通知書，且審判筆錄上記載之公設辯護人與提出辯護書之公設辯護人不同：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五九五號被告余正豪偽造有價證券案，八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審判期日之審理通知書記載公設辯護人賴忠杰，惟賴忠杰則未曾收受該通知書，而係由公設辯護人陳秋靜於八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始收受審理通知書，並於八十七年三月三十日提出辯護書。八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審判期日，被付彈劾人甲○○法官手寫刑事報到單記載公設辯護人賴忠杰「到」，審判筆錄有賴忠杰到庭之記載，有增補「法官請辯護人為被告辯護，辯護人陳述如辯護書所載」印戳（蓋於中線），八十七年四月二日宣判，判決書上記載公設辯護人為賴忠杰。（附件七）㈤審判筆錄上公設辯護人到庭之記載與刑事報到單之記載（被付彈劾人甲○○法官手寫公設辯護人簡燦賢或梁乃莉「到」）不同：
⒈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一七七號被告楊振興觸犯肅清煙毒條例
案件，八十七年二月十二日審判期日，法院曾通知公設辯護人簡燦賢，刑事報到單甲○○法官手寫記載公設辯護人簡燦賢「到」，審判筆錄上公設辯護人欄原記載簡燦賢，又修改為公設辯護人陳秋靜，有「法官請本院公設辯護人（空白）為被告（空白）辯護如辯護書所載」之記載，卷內有公設辯護人陳秋靜八十八年二月十二日辯護書，八十七年二月十二日判決，判決書上記載公設辯護人簡燦賢，有公設辯護人簡燦賢之判決送達證書。（附件八）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五二五號被告王木柱、張清龍觸犯肅清
煙毒條例案件，八十七年四月十三日被告張清龍之審判期日，刑事報到單甲○○法官手寫記載公設辯護人梁乃莉「到」，審判筆錄則為公設辯護人陳秋靜之記載。（同附件四）有關濫權加保羈押部分：
㈠被付彈劾人甲○○法官審理台灣台中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交易字第一七二號交
通事故業務過失致重傷案件，於八十八年四月十四日第一次審判期日，裁定被告具保新臺幣（下同）三十萬元，被告當日即辦理交保。嗣該案八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第二次審判期日，甲○○法官再命加保三十萬元。因被告當日未提出三十萬元辦理具保，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爰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一條規定「被告犯罪嫌疑重大，有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裁定羈押被告。（附件九）㈡被告於翌日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即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聲請撤銷具保處分，
旋遭甲○○法官於八十八年四月三十日以「被告所涉犯之罪刑甚重，為達爾後審判及執行之順利執行，乃迫不得已，諭知如上之具保金額」為由，裁定駁回聲請（八十八年度交易字第一七二號）。被告爰向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提起抗告，該分院於八十八年六月十四日裁定：「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抗字第三六○號），理由略以：「被告案發後無逃亡之事實，且於偵查及原審法院審理時（迄被羈押止），均依庭期傳喚到庭應訊，並無顯難進行審判之情形，是否能認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原審未能詳予審究上情，逕予抗告人交保三十萬元具保後，復於八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令加保三十萬元之處分，於法無據，尚有未合」。惟因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業於八十八年五月三十一日以八十八年度交易字第一七二號判處聲請人有期徒刑一年二月，並經被告提起上訴。被告再向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聲請停止羈押獲准（八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八十八年度聲字第五二六、五四九號）。嗣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將原判決撤銷，判處被告有期徒刑六月，得易科罰金（八十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八十八年度交上易字第一七三一號）。
參、彈劾理由及適用之法律條款：有關強制辯護案件部分：
按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專以審判筆錄為證，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七條定有明文。「強制辯護之案件，原審審判筆錄，雖有律師陳述辯護意旨如辯護書所載字樣，但核閱卷宗，該律師未曾提出任何辯護書狀或上訴理由書狀，與未經辯護無異，所踐行之訴訟程序，自屬不合」、「依法應用辯護人，原審公判時，點名單上雖記名辯護人某甲到庭，而審判筆錄並無辯護人某甲陳述意見之記載，顯與辯護人未出庭而逕行審判者無異」（最高法院六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一○四六號判例、二十二年度上字第六九一號判例）。經查：
㈠前述甲○○法官承辦之強制辯護案件中，部分案件之審判筆錄上或無公設辯護
人到庭之記載、或無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之記載、或案卷內無公設辯護人之辯護書。詢據書記官廖梅芬及孫竹梅均表示，審判期日公設辯護人曾蒞庭並提出辯護書，惟渠等疏未記載或漏未併卷（附件十）；甲○○法官亦稱，係承辦書記官之疏漏（附件十一）。惟另詢據該等案件之公設辯護人梁乃莉、賴忠杰及陳秋靜則表示，雖有可能係承辦書記官之疏未記載或未將辯護書併卷（八十八年度訴字第六三五號、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二六號），但亦有可能是審判期日開庭時，庭務員未通知公設辯護人蒞庭（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二六號）；且被告未到庭，公設辯護人亦應未蒞庭，若案卷內並無辯護書，亦可能未蒞庭（八十六年度訴字第二九○四號）；又法官未曾通知公設辯護人於審判期日蒞庭，即未提出辯護書（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五二五號被告張清龍部分）；煙毒案件，事證明確，言詞辯論之前即提出辯護書，審判期日當日可能即未蒞庭（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七三號）（附件十二）。經查，審判期日公設辯護人是否踐行法定程序，蒞庭為被告辯護並提出辯護書，事涉判決之合法性，倘公設辯護人確曾於審判期日蒞庭辯護並提出辯護書，書記官豈有疏未記載或併卷之理。依據案卷內容，參酌該等承辦公設辯護人之說明，顯見該等審判程序之違失，並非如同被付彈劾人甲○○法官或書記官所辯，僅係承辦書記官之疏漏而已，公設辯護人於審判期日未受通知蒞庭或未提出辯護書即判決之情形，並非無稽。退步言之，縱如書記官廖梅芬及孫竹梅所言，係其疏未記載或漏未併卷，惟甲○○法官於判決時，亦有未注意審判筆錄之缺失及辯護書之有無，未參酌辯護意旨之違失。
㈡又公設辯護人之辯護書提出日期與宣判日期相同之情形，詢據書記官廖梅芬表
示，可能係公設辯護人寫錯日期或事後補送辯護（同附件十）書；惟公設辯護人陳秋靜則表示，可能係審判期日當日庭務員未再以電話通知蒞庭；因未蒞庭，不知二被告係先後分別判決，致宣判當日始提出辯護書（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二四四號），或因未曾收受審理通知書，不知已辯論終結，故於宣判當日始提出辯護書（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五二五號被告王木柱部分）（同附件十二）。參諸公設辯護人於宣判當日始提出辯護書及審判筆錄上未記載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之意旨，公設辯護人稱審判期日未蒞庭，應屬可信。又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五二五號案件係由公設辯護人陳秋靜提出辯護書，故係公設辯護人陳秋靜所辯護案件，亦為陳秋靜所承認。惟審理通知書卻由法院錄事誤代另一公設辯護人梁乃莉收受，故陳秋靜稱，不知言詞辯論已終結，亦屬實情。甲○○法官雖辯稱，渠曾審酌公設辯護人於審判期日蒞庭時之辯護內容，且（案涉煙毒）公設辯護人根本無法辯護（同附件十一）。惟查，審判筆錄上或未記載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之意旨，或僅蓋「法官請辯護人為被告辯護，辯護人陳述如辯護書所載」之印戳，既未記載具體之辯護內容，辯護書又係宣判當日始提出，不問公設辯護人是否曾於審判期日蒞庭為被告辯護，辯護書提出日期與宣判日期相同，已與未經辯護無異，其判決不得謂非違背法令，甲○○法官未予注意，洵有重大違失。
㈢另有公設辯護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後始收受審理通知書，且審判筆錄上記載之公
設辯護人與提出辯護書之公設辯護人不同之情形（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五九五號），詢據廖梅芬書記官表示，審判期日當日應係公設辯護人賴忠杰蒞庭，惟不知為何由公設辯護人陳秋靜提出辯護書（同附件十）；甲○○法官則表示，當日係由賴忠杰代理陳秋靜蒞庭辯護，而收文章日期在後係轉錯日期，或因通知開庭回證遺失，書記官於言詞辯論庭後整卷時始發現，乃予以補正，或因言詞辯論庭通知書誤寫公設辯護人賴忠杰，賴忠杰於辯論後發現錯誤，乃將該言詞辯論庭通知書轉予公設辯護人陳秋靜簽收及書寫辯護書，並告以其辯護要旨，公設辯護人陳秋靜因此會遲至八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始蓋章收受八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之言詞辯論庭審理通知書（同附件十一）。惟公設辯護人賴忠杰於本院約詢時表示，審判期日當日可能是公設辯護人陳秋靜蒞庭，如果渠曾蒞庭，渠會提辯護書。而公設辯護人陳秋靜亦表示，本案應係由渠辯護之案件，惟審理通知書係言詞辯論終結後始交由該股錄事收受，並由該錄事調卷供渠寫辯護書，因渠不知該案已言詞辯論終結，故仍於三月三十日提出辯護書。又公設辯護人賴忠杰倘曾於審判期日蒞庭辯護，判決書上一般會列渠及賴忠杰為公設辯護人（同附件十二）。因此，依據公設辯護人之說明，審判期日當日究有無公設辯護人蒞庭，並非無疑。經查本案既非公設辯護人賴忠杰辯護之案件，賴忠杰亦未曾收受言詞辯論庭審理通知書，故賴忠杰稱八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審判期日並未蒞庭，應屬實情。惟公設辯護人陳秋靜於言詞辯論終結後始收受審理通知書，審判期日當日斷無蒞庭之理。甲○○法官及廖梅芬書記官所辯，審判期日當日應係公設辯護人賴忠杰蒞庭，審理通知書係日期錯誤、遺失補正、公設辯護人賴忠杰言詞辯論終結後轉知公設辯護人陳秋靜等情，尚非可採。
㈣再者，審判筆錄上公設辯護人蒞庭之記載（廖梅芬書記官手寫公設辯護人陳秋
靜）與刑事報到單之記載不同（被付彈劾人手寫公設辯護人簡燦賢或梁乃莉「到」）之情形，詢據廖梅芬書記官表示，不知渠為何修改審判筆錄上公設辯護人為陳秋靜，或稱渠錯誤記載為公設辯護人陳秋靜（同附件十）；甲○○法官亦表示，係書記官於審判筆錄上記載錯誤，審判期日當日係公設辯護人簡燦賢、梁乃莉蒞庭（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一七七號、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五二五號被告張清龍部分）（同附件十一）。惟公設辯護人陳秋靜則稱，該二案均係由渠辯護之案件，因審理通知書錯誤記載公設辯護人為簡燦賢，致錄事誤代公設辯護人簡燦賢收受審理通知書，嗣書記官收受渠之辯護書後，再更正審判筆錄上公設辯護人欄之記載；至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五二五號之情形，即不知原因為何（同附件十二）。經查，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五二五號案件，被告張清龍之審判期日法院未曾通知公設辯護人蒞庭，公設辯護人陳秋靜或梁乃莉應無蒞庭之理。
又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一七七號案件，因交付公設辯護人之審理通知書記載錯誤，嗣書記官再據公設辯護人陳秋靜提出之辯護書更正審判筆錄上公設辯護人欄之記載以觀，公設辯護人簡燦賢於審判期日當日未曾蒞庭，亦非不可能。又法院開庭之報到程序係由庭務員受理被告報到後，於開始審理時，再通知公設辯護人出庭為被告辯護，被告如未到庭，須改期，庭務員即可不請公設辯護人蒞庭，而另行通知所改期日，此亦為甲○○法官於答辯書中所自承。惟查該等審判期日之刑事報到單，由甲○○法官手寫記載公設辯護人蒞庭之情形，尚非少數，顯見甲○○法官對刑事報到單上公設辯護人到庭與否之記載，並非實在。
故甲○○法官及廖梅芬書記官以刑事報到單之記載作為公設辯護人蒞庭之依據，辯稱係書記官筆錄記載錯誤，顯係迴護之詞。綜上所述，甲○○法官及承辦書記官雖辯稱，公設辯護人皆曾於審判期日蒞庭或提出辯護書，惟因書記官卻疏未記載、記載錯誤、漏未併卷，或係公設辯護人代理蒞庭、日期誤繕等，致案卷及筆錄記載有諸多缺失云云。惟公設辯護人卻指稱，法官時有未通知公設辯護人蒞庭，曾向承辦書記官反映「未經辯護即判決」；或於審判期日被告到庭後，未再以電話通知蒞庭；且因審判期日未蒞庭，致未提出辯護書，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後宣判時，始提出辯護書；並對渠等未於審判期日蒞庭或提出辯護書，刑事報到單及審判筆錄卻記載渠等蒞庭一事，亦表示不解（同附件十二）。經查案卷內容，確有部分案件無法證明法院曾通知公設辯護人蒞庭或曾經法定辯護程序之事實。公設辯護人是否曾於審判期日蒞庭，雖已因開庭錄音帶已因判決確定而依規定銷毀，致無法判定（附件十三）。惟案卷內並無公設辯護人之辯護書，或審判筆錄上無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之記載，亦無公設辯護人蒞庭之記載，或記載有矛盾或錯誤，被付彈劾人甲○○法官卻仍無視該等缺失，逕予判決。其不法情節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公設辯護人發現，並遭該分院採認而撤銷原審判決者雖僅二件，但由本院調閱經被付彈劾人甲○○法官承辦之三十餘件強制辯護案件中（附件十四），即有八件明顯違法以觀，可見被付彈劾人甲○○法官對強制辯護案件，被告是否經強制辯護一事，顯不重視。
濫權加保羈押部分：
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一款定有明文。詢據被付彈劾人甲○○法官表示，渠並不願羈押被告，惟因被告將被害人撞成重傷，且未賠償，又涉嫌遺棄，為期審理中被告到庭，判決確定後，確實到場執行，故於第一次庭期時，裁定交保三十萬元。至第二次庭期加保三十萬元，係因被告只願賠償十至二十萬元，與被害人要求之兩百萬元差距太大，被害人認為保釋金太少，要求加保或羈押。甲○○法官並稱，渠除向臺中縣沙鹿童綜合醫院函查被害人之傷勢，並「飭警查證」事故經過，證人三人一致證述稱，被告朱文彬駕車肇事後，隨即加速駛離逃逸，故被告肇事逃逸無訛（同附件十一）。惟經查據卷證資料，所稱「飭警查證」之警訊筆錄日期係於甲○○法官裁定加保後之八十八年五月十一日，且證人三人均未證述稱「被告肇事後加速駛離逃逸」，而係稱「時速約二十公里」，且皆未目擊事故經過；被告亦自始堅稱無任何過失，而係被害人機車跨越雙黃線擦撞其左後輪；且據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函請臺中縣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及台灣省車輛行車事故覆議鑑定委員會鑑定及覆議結果，均無法認定被告之責任。又沙鹿童綜合醫院之鑑定係於八十八年五月十日第二次函復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時，始判斷「被害人喪失語言功能」，故甲○○法官辯稱，裁定加保時，曾參酌「飭警查證」之警訊筆錄及醫院之鑑定，顯然不實。且依據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第二次審判期日裁定加保當日之審判筆錄，被害人曾出庭應訊，應答自如，筆錄上並未記載被害人喪失語言功能之跡象，故該醫院之鑑定，尚非無疑，惟甲○○法官仍辯稱，被害人傷勢嚴重，顯與經驗法則有違。又被告於檢察官偵查時未遭羈押、具保或限制住居之處分，經傳訊四次及原審法院審理時傳訊二次，均依庭期傳喚到庭應訊。且甲○○法官雖將被告以涉嫌遺棄罪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起訴（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一三八九七號），亦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查無肇事逃逸之事實為由，判決被告無罪確定（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一九七一號）。因此，甲○○法官所辯裁定具保及加保之理由，顯係基於被告未與被害人和解之故，此由第一次審判期日及第二次審判期日之審判筆錄內容均詢及被告是否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與否一事以觀，即可證之。
綜上所述，被告於本案偵審過程中，顯無事實足認被告有逃亡之虞，並無顯難進行審判之情形。甲○○法官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尚未傳喚證人，調查證據，認定責任歸屬前，即預斷被告刑事責任，以被告未與被害人和解，裁定被告具保三十萬元。再於第二次審判期日，依據告訴人（被害人）加保羈押之要求，再裁定加保三十萬元，致被告無法交保，遭羈押達三個月之久，並於其間賠償告訴人，達成和解。甲○○法官自承渠「管太多」，又稱「交通案件，和解是給被告機會，未和解即判刑」。惟查交通事故當事人和解與否係民事問題，豈容法官假借刑事審判上之權力，越俎代庖，而啟人以偏頗之虞。甲○○法官於刑事訴訟審理中，以具保羈押為手段，強制被告和解，核其所為，顯已逾越刑事庭法官之權責，嚴重損害被告依據憲法應受保障之權利及司法之公正性，核有重大違失。
據上論結，被付彈劾人甲○○法官違法失職，事證明確，情節重大，均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一條：「公務員應遵守誓言，忠心努力，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第六條：「公務員不得假借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之利益，並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加損害於人。」第七條前段：「公務員執行職務，應力求切實」等相關規定，並有公務員懲戒法第二條第一款及第二款之應受懲戒事由，爰依監察法第六條規定提案彈劾，並移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懲戒。
肆、提出證據如附件目錄（均影本，在卷）：附件一：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六三五號被告羅雄傑傷害致死案件。
附件二：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二七六號被告蔡萬成強盜案件。
附件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二四四號被告楊裕偉、洪惠貞偽造有價證券案件。
附件四：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五二五號被告王木柱、張清龍觸犯肅清煙毒條例案件。
附件五：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二六號被告林天鵬、張伊廷、黃超群
、余智芬違反麻醉藥品管理條例案件及臺灣臺中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公設辯護人郭博益訊問筆錄。
附件六：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六年度訴字第二九○四號被告蔡進益等人共同殺人罪案件。
附件七：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五九五號被告余正豪偽造有價證券案件。
附件八：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一七七號被告楊振興觸犯肅清煙毒條例案件。
附件九：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一七二號交通業務過失致重傷案件。
附件十：書記官廖梅芬及孫竹梅約詢筆錄。
附件十一：甲○○法官約詢筆錄。
附件十二：公設辯護人梁乃莉、賴忠杰及陳秋靜約詢筆錄。
附件十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九十年二月十四日九十中院洋刑科字第三三九號函。
附件十四：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九年十月十二日八九中院洋文字第七八一號函。
被付懲戒人第一次及第二次申辯意旨略謂：
為因「審理強制辯護案件，案卷內並無公設辯護人之辯護書，或審判筆錄上無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之記載，亦無公設辯護人到庭之記載，或記載有矛盾或錯誤，申辯人即被彈劾人甲○○卻仍無視該等缺失，逕行判決；暨審理交通事故業務過失致重傷刑事案件，濫權加保羈押，強制被告與告訴人和解等情，核有重大違失。」經監察院彈劾移付懲戒事由，依法提出申辯事：
程序事項：
㈠申辯人即被彈劾人甲○○曾三度分別於民國（下同）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九
十年二月十六日、九十年三月二十三日向監察院提出答辯狀、答辯續㈠狀、答辯續㈡狀，惟該院均未予以深入閱狀及查證，未調查申辯人所請求調查之事證及人證，亦未於彈劾案文內予以准駁說明，調查尚有未盡，合先敘明。茲謹請鈞會就前揭書狀深入閱狀及查證，探查事實真相，以維申辯人權益，無任感荷。
㈡此次遭檢舉，然並無積極事證以資證明，除如後述請求傳喚書記官廖梅芬、蔡柏
倫、林素真、公設辯護人及林靜芬法官等求證暨調閱申辯人前揭三、四年間所有承審之強制辯護案件約數百件，嚴格查證外，申辯人另請求與檢舉人當面對質，以釐清實情，懇請鈞會同意，無任感禱。另茍無法與檢舉人當面對質，則申辯人認可能係遭「匿名檢舉」。如真係遭「匿名檢舉」，實無廣為查證基礎，因「匿名檢舉」可不負任何「誣告」刑責，於申辯人而言，實屬不公平。檢舉他人不法，檢舉人必與被檢舉人素有仇怨，必欲置其於死地不可，檢舉手法亦必毒辣，「無中生有、小題大作、誇大不實、假造事證、利用情勢或背後藉與調查、審理、彈劾者之親友關係而暗裡串謀坑害被檢舉人」等等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尤以「匿名檢舉」為最。茲據種種跡象顯示，申辯人似已可查知「匿名檢舉人」為何人，且可能與「某主事查證者」有親屬關係。凡此，「匿名檢舉可否受理」與「迴避規定是否已遵守」，亦懇請鈞會依職權詳為查證，以符法制。
案件癥結：
㈠被彈劾「審理強制辯護案件，案卷內並無公設辯護人之辯護書，或審判筆錄上無
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之記載，亦無公設辯護人到庭之記載，或記載有矛盾或錯誤，卻仍無視該等缺失，逕行判決」之部分：
申辯人審理強制辯護案件均確實有通知公設辯護人到庭為被告辯護後，始予以辯論終結，定期宣示判決；絕無審理強制辯護案件，指定之公設辯護人未到庭辯護即予辯論終結之情事。實係僅有約百分之一、二比率之部分強制辯護案件因書記官疏忽，而致少部分之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之辯護書未見附卷，及部分之言詞辯論筆錄可能漏未記載公設辯護人到庭為被告辯護等情之些微程序瑕疵事項，竟遭彈劾成係申辯人審理強制辯護案件，指定之公設辯護人未到庭辯護即予辯論終結之違法情事，實有莫大冤屈。而導致此等缺失之事由則有：⑴廖梅芬書記官因身體因素（患有心臟二尖瓣膜脫垂宿疾，不宜太過勞累）、刑事紀錄生手及案件太過於繁重等因素，以致疏漏。而在廖梅芬書記官之前配置於申辯人之書記官蔡柏倫、林素真則無類似前開疏漏。另其後接任申辯人辦理刑事審判而與廖梅芬書記官搭配之林靜芬法官，亦發現廖梅芬書記官有前開疏漏情事（此可請求調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訴字第六六六號、八十七年度訴字第八九四號、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一二五五號、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一五八二號等等由林靜芬法官審理之強制辯護案件，以資查證答辯人所辯是否屬實。），此亦可傳喚書記官蔡柏倫、林素真及林靜芬法官求證。再亦可調閱申辯人前揭三、四年間所有承審之強制辯護案件約數百件，嚴格查證是否均有如彈劾案文所述之前述情形存在，即可明白。⑵申辯人所配置之書記官及錄事之素質暨謹慎不足致造成前所述之疏失。廖梅芬、孫竹梅二位書記官均非法律系畢業及考選部舉辦之書記官丙等特考及格人員，僅係升等考試進用人員，素質自然無法與前者人員比較；且申辯人前揭配置之「錄事」竟係臨時由法警室抽調而來之「法警盧豐裕」，事前未受任何訓練，濫竽充數，隨即擔任繁雜之錄事職務，致錯誤百出，拖累司法人員。⑶案件數量太過繁多，以致負荷不良，造成前開疏失。⑷開辯論庭審理時，書記官常因記錄速度關係，僅能記載開庭大要，下庭之後再詳細整理筆錄，亦可能因此疏漏而未記載公設辯護人到庭為被告辯護之意旨。⑸刑事訴訟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就該管案件，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又法院辦理重大刑事案件速審速結注意事項第三條前段規定：適用本注意事項審理之案件，應迅依職權周詳調查證據，妥慎認定事實，以為裁判之依據。申辯人前所審理強制辯護案件，其中絕大部分係屬非法吸食毒品海洛因案件（八十七年五月二十日修正前之最輕法定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屬強制辯護案件），因經警查獲，常扣案有吸食工具、毒品海洛因及查獲當時所採被告尿液，經鑑定均呈毒品海洛因陽性反應，茍又經被告坦承犯行不諱，則屬事證至臻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此時，依照前開規定，申辯人於對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下，當迅依職權周詳調查證據，妥慎認定事實，自然隨即辯論終結，以為裁判之依據，以免案件久懸不決。亦可能因此故，致開庭審理時公設辯護人雖均有到庭為被告辯護，然辯護書則未及適時提出，而於辯論終結後始補提辯護書時，卻因書記官疏忽未予附卷，造成疏漏。⑹公設辯護人受理強制辯護案件混亂，分案不清。因強制辯護案件係由審理法官閱卷後，指定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始由錄事寄發通知書予公設辯護人，但每一錄事卻係負責二股之公設辯護人通知書開出及寄發，常常開錯、寄錯公設辯護人。寄出後，由任一公設辯護人蓋圓戳章收受送達後，其內部始予分案，致案件係由何公設辯護人辯護，於辯論終結前實無從知悉，導致言詞辯論庭時，書記官筆錄記載時常發生錯誤。⑺公設辯護人代理紛亂，亦導致書記官筆錄記載迭次發生錯誤。本院刑庭法官多達四、五十名，而公設辯護人當時卻僅四員，公設辯護人常因請假、或同一時間至他股出庭辯護、或至大肚山上之羈押被告之看守所會見羈押被告，以致需臨時互相代理（何人有空何人臨時代理），造成混亂。綜據上述，公設辯護人收案、輪分、代理制度等等之紛亂，及書記官、錄事等人員之素質、謹慎不足、暨案件繁重等等前述因素，導致書記官筆錄記載時發生前揭疏漏錯誤。申辯人前所審理強制辯護案件，皆經依法指定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開庭通知亦均已通知公設辯護人，此有各該案卷可稽考，是開庭審理時公設辯護人自然均會依照開庭通知到庭，庭務員開庭當時亦會再予通知，而公設辯護人開庭審理時既均到庭，申辯人如何能不讓其為被告辯護，顯不合常情。且如不讓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不但申辯人違法，公設辯護人亦屬未盡職責，另對申辯人又有何好處？且申辯人如有心造假，為何不詳細處理妥善一切卷證資料？留下把柄，遺患將來呢？亦可證明實係書記官疏忽，及申辯人督導不周所致。而公設辯護人陳秋靜（其餘公設辯護人賴忠杰、梁乃莉均未陳稱其等有「未到庭為被告辯護即予辯論終結」之情事。）為推託責任，避重就輕，無任何證據，竟稱法官曾有未通知其應到庭者，實應請其舉證證明，惟彈劾案文竟不予詳查，即遽予採信。而申辯人前所審理強制辯護案件，皆經依法指定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開庭通知亦均已通知公設辯護人，開庭審理時公設辯護人亦均到庭為被告辯護，一切均依法進行審判，此均有該等強制辯護案件內之「刑事案件審理單」、「通知公設辯護人之送達回證」、「刑事報到單」、「辯護書」及「言詞辯論筆錄」等明確證據可予證明，然彈劾案文竟均不予審酌；且二位書記官廖梅芬、孫竹梅至監察院接受約詢時亦均表示，審判期日公設辯護人確曾蒞庭並提出辯護書，係其等疏忽漏未記載或將辯護書附卷等語，亦不附理由，不為彈劾案文採信。蓋茍非書記官疏漏，那有書記官會自己承認疏忽，而需負起行政責任者。彈劾案文採證如此偏頗，今竟將所有責任推由身為法官之申辯人負責，如何以昭信服。本案確實係因前開因素導致書記官疏忽，而申辯人則係督導不周（因言詞辯論開庭完畢，申辯人書寫判決書時，往往精神僅貫注於實體案情部分，而忽略書記官所製作之言詞辯論筆錄其他程序記載之瑕疵事項），此督導不周責任，申辯人則未敢推諉，甘心受懲戒。
㈡被彈劾「審理交通事故業務過失致重傷刑事案件，濫權加保羈押，強制被告與告訴人和解等情」之部分：
⒈交通案件被告肇禍犯行嚴重，而死者或重傷害家屬屢次請求被告民事賠償，均
未予理賠，死者或重傷害家屬必定當庭情緒激動聲淚俱下要求羈押被告，申辯人審理時必定審慎考量被告前揭犯行嚴重，復拒不理賠，審理後判決結果必然需入監服刑，為審理時「確保被告順利到庭受審，不致逃亡」，審結確定後「確保判決之刑罰執行效果」，乃命具保；其後，再次開庭，被告如仍未依所言主動出面與死者或重傷害家屬為民事和解事宜，死者或重傷害家屬亦必當庭表明被告毫無和解誠意，前次開庭所言欲和解，僅係詐騙死者或重傷害家屬與申辯人，欲圖得輕判而已，前次具保金額實有不足，即會再次要求羈押被告，申辯人斟酌再三，恐前次具保金額不足，導致判決確定後無從「確保判決之刑罰執行效果」，乃命增加金額具保，其後，因無保而致羈押，最後審結而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等情。實乃依法行使職權，絕無絲毫私心及濫權羈押逼取供詞（因事證已甚為明確）等情事。凡此情節，可請傳喚死者或重傷害家屬查明即知。申辯人向來重視被告人權之保護，惟被害人及其家屬權益之保障，亦當顧及，權衡輕重，自當有所取捨，實不得不然也。否則，申辯人亦可不顧被害人及其家屬權益之保障，而民事責任部分亦大可移送民事庭審理，樂得輕鬆，毋須擔負具保或羈押被告後如此重大之責任。凡此，皆有該案卷及刑事判決書可予稽考，謹請鈞會明察。
⒉申辯人茍涉有濫權具保羈押情事，其關鍵必在與被告素有仇怨，或與死者或重
傷害家屬有故舊或親屬等等關係；在此，懇請鈞會傳喚被告及死者或重傷害家屬查明是否有上開事項即明。
⒊羈押被告對審理法官而言，係相當沉重之負擔，茍非係有羈押之法定原因及必
要，審理法官絕不會貿然羈押被告。蓋如羈押被告，則有羈押期限之問題，必須時時注意及之，以免羈押過期，造成違法；又有儘速審結之壓力；再有遭外界認係押人取供，傷害被告人權保障之誤會；或認係押人索取賄賂之不當聯想；且需面臨被告家屬之種種陳情打壓或暴力壓迫；並遭辯護律師之不諒解；最終如羈押被告有誤，猶須擔負冤獄賠償等等問題，在在均係莫大壓力。是審理法官羈押被告實係不得已之舉措，除有前揭之羈押之法定原因及必要外，更需有堅強之道德勇氣不可，懇請鈞會切勿誤認審理法官之申辯人喜愛羈押被告。
⒋交通案件被害之死者或重傷害者已矣，人命關天之事，申辯人審理當下，見死
者或重傷害者家屬哀哀以告，本於職責及道德良心能不有所回應！？且死者家屬必會請求申辯人為其等為民事和解。為發揮最大審理效用，服務二造，亦均戮力為其等審理刑事案件及為民事和解，並無推諉而隨即將民事案件移由民事庭審理之事。捫心自問，絕無濫權及徇私情事，盡職如此，竟遭此檢舉、彈劾，不勝唏噓！對彈劾案文之申辯：
㈠被彈劾「審理強制辯護案件，案卷內並無公設辯護人之辯護書，或審判筆錄上無
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之記載，亦無公設辯護人到庭之記載，或記載有矛盾或錯誤，卻仍無視該等缺失，逕行判決」之部分：
⒈審判筆錄上無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之記載部分：如彈劾案文所舉之臺灣臺中
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二四四號、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二七六號、八十八年度訴字第六三五號等三案件，前開三案件申辯人審理時均有經依法指定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開庭通知亦均已通知公設辯護人，審判筆錄頭亦記載公設辯護人到庭，公設辯護人亦有提出辯護書，此有各該等強制辯護案件內之「刑事案件審理單」、「通知公設辯護人之送達回證」、「刑事報到單」、「辯護書」及「言詞辯論筆錄」等明確證據可予證明。僅審判筆錄最後部分書記官漏蓋「法官請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公設辯護人陳述如辯護書所載」之戳記，而前開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二四四號、八十八年度訴字第六三五號等二案件，該戳記應蓋處又剛好是在翻頁處，很容易在翻頁後漏蓋。是前揭三案件茍公設辯護人未到庭為被告辯護，如何有前揭均無錯誤之明確憑證在卷可查，益徵前揭三案實係審判筆錄最後部分書記官漏蓋「法官請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公設辯護人陳述如辯護書所載」之戳記無訛，實無法僅以該少部分之書記官缺漏，即違反事實率而認定公設辯護人未到庭為被告辯護，謹請鈞會明鑑。
⒉案卷內無公設辯護人之辯護書部分：如彈劾案文所舉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
六年度訴字第二九○四號、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二六號、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五二五號等三案件，而前開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五二五號案件，其中一被告王木柱部分公設辯護人有提出辯護書，僅另一被告張清龍部分漏附公設辯護人之辯護書。惟前開三案件申辯人審理時均有經依法指定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開庭通知亦均已通知公設辯護人，審判筆錄頭亦記載公設辯護人到庭，公設辯護人亦有到庭為被告辯護之記載，最後公設辯護人亦有收受刑事判決書之送達。凡此，皆有各該等強制辯護案件內之「刑事案件審理單」、「通知公設辯護人之送達回證」、「刑事報到單」、「言詞辯論筆錄」及「公設辯護人收受刑事判決書之送達回證」等明確證據可予證明，僅書記官漏附公設辯護人之辯護書。而其中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五二五號案件，被告王木柱部分公設辯護人陳秋靜有提出辯護書，惟「刑事報到單」卻係公設辯護人梁乃莉到庭辯護，此情形應係因公設辯護人「陳秋靜」辯論庭當天請假、或同一時間至他股出庭辯護、或至大肚山上之羈押被告之看守所會見羈押被告，以致需臨時互相代理（誰有空誰臨時代理），乃改請由公設辯護人「梁乃莉」到庭代理辯護（如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二六號、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五九五號等案件亦有指定公設辯護人為「陳秋靜」，通知公設辯護人之送達回證亦係公設辯護人陳秋靜之簽章，辯護書亦係公設辯護人陳秋靜所為，然言詞辯論庭之報到單及筆錄上卻將公設辯護人「陳秋靜」刪掉或記載未到，改為記載公設辯護人「賴忠杰」或「梁乃莉」或「簡燦賢」到庭辯護，即係因前開代理之原因之故。否則，如強制辯護案件，指定之公設辯護人果真未到庭辯護申辯人即予辯論終結，申辯人豈會知悉當天原來指定之公設辯護人「陳秋靜」因前述原因，而需改請由公設辯護人「賴忠杰」或「梁乃莉」或「簡燦賢」到庭代理辯護之理。此乃鐵証如山，足證申辯人之清白無誤。），足可證明前揭三案件公設辯護人確係有到庭為被告辯護，僅係書記官因前舉二之㈠）之⑴至⑺所列舉之原因導致漏附公設辯護人之辯護書無疑。是實亦無法僅以該少部分之書記官缺漏，即違反事實遽而認定公設辯護人未到庭為被告辯護，亦懇請鈞會明察。
⒊公設辯護人之辯護書日期與宣判日期相同部分：如彈劾案文所舉之臺灣臺中地
方法院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二四四號、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五二五號等二案件。按刑事訴訟法並未規定言詞辯論庭時，公設辯護人到庭辯護一定需當庭提出辯護書（如有規定，亦僅屬訓示規定，且係公設辯護人應遵守之規定，審理法官依法無權利亦無義務如此要求）。僅八十五年十月十六日修正公佈之公設辯護人條例第十六條規定：公設辯護人對於指定辯護案件，應製作辯護書，提出於法院（謹請查閱即明，其後雖有修正，惟修正後申辯人已離開刑事庭，已與本彈劾案件無關矣）。是茍因公設辯護人辦理之強制辯護案件繁多，言詞辯論庭時，不及提出辯護書，而於言詞辯論終結後，始補提辯護書亦可，只要言詞辯論庭時，公設辯護人有到庭辯護，仍屬合法。且言詞辯論庭時，公設辯護人到庭辯護，申辯人均仔細聽取辯護理由，並均有以鉛筆私下記載辯護摘要習慣，是於書寫判決書時，縱辯護書尚未提出，亦均能就前揭公設辯護人到庭辯護之意旨一一予以明確准駁。另依當時有效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裁判應製作裁判書者，為裁判之法官，應於裁判宣示後三日內，將原本交付書記官。是如公設辯護人於言詞辯論庭時，不及提出辯護書，而於言詞辯論終結後，始補提辯護書亦可。其之辯護書日期與宣判日期相同，法官仍有三日之充裕時間書寫判決文，斟酌辯護書意旨，並無何不合法、不妥適之處。從而，縱有部分之公設辯護人提出之辯護書，係在言詞辯論終結後，而使辯護書日期與宣判日期相同，如前所述，此並無何違法之處，且此正足以證明前揭二案件公設辯護人確係有到庭為被告辯護，否則，公設辯護人豈會知悉該等案件已辯論終結，定期宣判，而需於宣判日期提出與宣判日期相同之辯護書。此可參考監察院問：你的辯護書是否在言詞辯論期日之後才提？公設辯護人賴忠杰答：
非皆如此，如被告翻供機率不大，會先提。有時會在言詞辯論之後提辯護書。
由上公設辯護人賴忠杰之監察院約詢筆錄亦可知悉辯護書何時提出係由公設辯護人決定，公設辯護人之辯護書日期與宣判日期相同並無不可，審理法官依法無權利亦無義務要求辯護書何時需提出。彈劾案文不察，如何竟能將此不違法之情形，硬認定為係公設辯護人未到庭為被告辯護之違法，亦懇請鈞會明察。
⒋公設辯護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後始收受審理通知書，且審判筆錄上記載之公設辯
護人與提出辯護書之公設辯護人不同部分：如彈劾案文所舉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五九五號被告余正豪偽造有價證券案，申辯人於八十七年三月三日定期指定公設辯護人為該強制辯護案件辯護，八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言詞辯論庭，八十七年三月三十日提出辯護書，八十七年四月二日宣判，但公設辯護人陳秋靜卻遲至八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始蓋章收受八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言詞辯論庭通知。此乃⑴因有一段時間，係規定同一股審理之強制辯護案件，統一由同一之公設辯護人辯護（之前係輪分），而開庭通知書則係由「錄事」人員負責開出，但每一錄事卻係負責二股，常常開錯公設辯護人，本股（即嶽股）之公設辯護人當時為陳秋靜，但該案之言詞辯論庭通知書卻錯開為公設辯護人賴忠杰，以致言詞辯論庭時公設辯護人賴忠杰出庭辯護（該案為單純之偽造本票租車，且被告均直承不諱，又有證據扣案及證人證言，事證明確，因此，公設辯護人賴忠杰出庭辯護僅請求被告年輕識淺，從輕判刑，以啟自新而已），但辯論後，賴忠杰發現錯誤，乃將該言詞辯論庭通知書轉予公設辯護人陳秋靜簽收及書寫辯護書，並告以其辯護要旨，公設辯護人陳秋靜因此會遲至八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始蓋章收受八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言詞辯論庭通知。⑵或因公設辯護人陳秋靜簽收之日期戳官章日期轉錯，以致該八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蓋章收受日期與實際收受日期不符，亦有極大可能，而因前揭錯開之言詞辯論庭通知書為公設辯護人賴忠杰，以致言詞辯論庭時仍請由公設辯護人賴忠杰出庭辯護，或因公設辯護人「陳秋靜」當天請假，或同一時間至他股出庭辯護、或至大肚山上之羈押被告之看守所會見羈押被告，以致需臨時互相代理（何人有空何人臨時代理），而改請由公設辯護人「賴忠杰」到庭代理辯護。蓋申辯人之習慣係於言詞辯論庭後，即會書寫判決書，極少再將卷宗借調給其他人閱覽。因此，公設辯護人陳秋靜必已在八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言詞辯論庭前即已接獲前開言詞辯論庭通知，而調卷閱覽，其之辯護書才有可能於八十七年三月三十日提出。⑶或因法院審理之案件繁多，往往通知開庭回證書記官一不小心即會弄丟，而於言詞辯論庭後整卷時始發現，乃予以補正（因申辯人早於八十七年三月三日定期時即已指定公設辯護人為該強制辯護案件辯護，而公設辯護人之辯護書亦於宣判期日八十七年四月二日前之八十七年三月三十日即已合法提出，是依理通知公設辯護人開庭之通知書前應早已合法送達過，送達回證現在如果遺失，再予補正，應屬合法，且送達係屬書記官及錄事之職務，並非申辯人應處理之事務），然或因公設辯護人陳秋靜簽收之日期戳官章日期未轉回八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言詞辯論庭前實際收受通知之日期，仍以該補正日即八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蓋章收受，以致與實際收受日期不符，亦有極大可能。至彈劾案文所指公設辯護人賴忠杰約詢時陳稱，當日「可能」係公設辯護人陳秋靜蒞庭，如果其曾蒞庭，其會提辯護書等語。公設辯護人賴忠杰均陳稱係「可能」，則表示其不太確定，且該案經過時日數年，其何能記憶清楚？而如果其曾蒞庭，果通知書並無錯誤係其應承辦之案件，申辯人亦認同其一定會提辯護書；但因本案乃特例，因其蒞庭後，始發現通知錯誤，而應係公設辯護人陳秋靜承辦之案件，非其所應承辦之案件，其如何再一定會提辯護書？不能無疑。再公設辯護人陳秋靜約詢時亦表示，該案應係由其辯護之案件，惟審理通知書係言詞辯論終結後始交由該股錄事收受，並由該錄事調卷供其書寫辯護書，因其不知該案已辯論終結，故仍於八十七年三月三十日提出辯護書等語，亦有斟酌之處。蓋公設辯護人陳秋靜如不知該案已辯論終結，為何需「急急忙忙趕著」於八十七年四月二日宣判前之八十七年三月三十日即提出辯護書，其大可慢慢地在往後受通知言詞辯論庭時，再予提出辯護書即可。是基上所述，彈劾案文完全不考量前開申辯人所申辯之可能理由，僅主觀、片面即遽予認定，言詞辯論當日公設辯護人賴忠杰並未蒞庭應屬實情，實屬武斷。從而，懇請鈞會不憚繁瑣明鑑實情，實不勝感禱。
⒌審判筆錄上公設辯護人到庭之記載與刑事報到單之記載不同部分：如彈劾案文
所舉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一七七號、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五二五號等二案件。亦即為何言詞辯論庭之報到單係記載「甲」公設辯護人到庭辯護，而言詞辯論筆錄上卻記載「乙」公設辯護人到庭辯護，二者有異：此乃如言詞辯論庭之報到單上記載之「甲」公設辯護人係原指定者，而言詞辯論筆錄上卻記載「乙」公設辯護人到庭辯護，則可能係言詞辯論庭由「乙」公設辯護人因前舉之理由而代理到庭辯護，而言詞辯論庭之報到單卻疏漏未予更正所致。另如言詞辯論庭之報到單上記載之「甲」公設辯護人係代理到庭辯護者，而言詞辯論筆錄上卻記載原來指定之「乙」公設辯護人到庭辯護，則可能係書記官筆誤，未予更正之可能性較大。因有一段時間，係規定同一股審理之強制辯護案件，統一由同一之公設辯護人辯護（之前係輪分），以致於由「甲」公設辯護人代理到庭辯護時，書記官仍未予注意，而予更正所致。惟不論係何種錯誤，在在亦均更加證明該等強制辯護案件，指定之公設辯護人「確實有代理到庭辯護」，始予辯論終結無誤。否則，亦不致有上開之開庭時特別去請來代理到庭之公設辯護人，導致言詞辯論庭之報到單係記載「甲」公設辯護人到庭辯護，而言詞辯論筆錄上卻記載「乙」公設辯護人到庭辯護之誤失，實不言可喻，亦懇請鈞會查明。至彈劾案文所指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五二五號案件，被告張清龍之審判期日法院未曾通知公設辯護人梁乃莉，其應無蒞庭之理，亦有誤認。因該案申辯人係於八十七年二月十七日定期並指定公設辯護人為被告王木柱及張清龍辯護，公設辯護人梁乃莉乃於八十七年二月二十日收受開庭通知，於八十七年三月十二日開庭，到庭為被告王木柱辯護，而另一被告張清龍則未到庭，乃當庭改期。而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審判期日，應「傳喚」被告或其代理人，並「通知」檢察官、辯護人、輔佐人。而「傳喚」乃間接強制處分之一種，如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得命拘提，因此有送達規定之適用，與通知異；「通知」可用便宜之方式使之按期到場，雖與傳喚同，但無強制之作用（參陳樸生老師著刑事訴訟法實務六十九年二月增訂二版第一百六十六頁）。對到場之公設辯護人梁乃莉面告以下次應到之日、時、處所，並記明者，則與已送達開庭通知有同一之效力。改期為八十七年四月二日開庭，該日被告張清龍又未到庭，乃當庭再改期。面告到場之公設辯護人梁乃莉以下次八十七年四月十三日應到之言詞辯論庭日、時、處所，並予記明，則與已送達開庭通知有同一之效力。嗣於八十七年四月十三日開庭，該日被告張清龍到庭，公設辯護人梁乃莉亦有到庭為被告張清龍辯護，乃辯論終結，定期於八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宣判。凡此，有該案卷證可予查考，甚為明確，惟彈劾案文竟謂被告張清龍之審判期日法院未曾通知公設辯護人梁乃莉，其應無蒞庭之理，實有謬誤之處。另彈劾案文又謂，申辯人曾於前所提之答辯狀內自承，被告如未到庭，需改期，庭務員即可不請公設辯護人蒞庭，而另行通知所改期日，而該等審判期日之刑事報到單，由申辯人手寫公設辯護人蒞庭之情形，尚非少數，顯見申辯人對該刑事報到單公設辯護人到庭與否之記載，並非實在，亦有不明審判實務運作之情形存在。蓋如前所述，「通知」可用便宜之方式使之按期到場，前揭情形被告既未到庭，無法開庭，公設辯護人即無從蒞庭為被告辯護，申辯人隨即請庭務員通知公設辯護人所改期日，並於刑事報到單記明之，即與已送達開庭通知有同一之效力，則申辯人對該刑事報到單公設辯護人到庭與否之記載，如何並非實在？再彈劾案文又謂，公設辯護人陳秋靜指稱，法官時有未通知公設辯護人蒞庭，曾向承辦書記官反映「未經辯護即判決」；或於審判期日被告到庭後，未再以電話通知蒞庭，且因審判期日未蒞庭，致未提出辯護書，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後宣判時，始提出辯護書，並對其未於審判期日蒞庭，或提出辯護書，刑事報到單及審判筆錄卻記載其有蒞庭一事，亦表示不解等情，而認申辯人對強制辯護案件，被告是否經強制辯護一事，顯不重視，亦有尚待調查，更深入謹慎查證之需要，此觀監察院約詢公設辯護人陳秋靜之筆錄即明。監察院問：甲○○法官是否會未通知公設辯護人即開庭？公設辯護人陳秋靜答：有時法官會漏未通知。監察院問：有無反映未辯護即判決？公設辯護人陳秋靜答：曾向書記官反映。監察院問：臺中地院之法官是否常未通知公設辯護人？公設辯護人陳秋靜答：法官調查證據時，過去常不通知公設辯護人，至言詞辯論時始臨時電話通知出庭辯護。由上開筆錄，監察院係問：「甲○○法官是否會未通知公設辯護人即開庭？」，如申辯人確有未通知公設辯護人即開庭之情形，公設辯護人陳秋靜為何不明確答稱：有時甲○○法官會漏未通知，而卻係答稱：有時「法官」會漏未通知。此「法官」顯然即非係指申辯人之「甲○○法官」，而應係指「全體之法官」而言。監察院接著又問：有無反映未辯護即判決？公設辯護人陳秋靜乃答稱：曾向書記官反映。係反映「全體之法官」未辯護即判決？或反映「甲○○法官」未辯護即判決？甚有疑問？且曾向何股書記官反映，亦未再予詳加查問，何能據此率斷？監察院再問：臺中地院之法官是否常未通知公設辯護人？係問「臺中地院之法官」是否常未通知公設辯護人？此焉能再將公設辯護人陳秋靜所答：法官調查證據時，過去常不通知公設辯護人，至言詞辯論時始臨時電話通知出庭辯護之陳述，遽認為係申辯人所為。是監察院豈能以上開瑕疵甚夥及查證不夠確實之約詢筆錄，而據之欲作為認定申辯人係對強制辯護案件，被告是否經強制辯護一事，顯不重視之事證？申辯人茍對強制辯護案件，被告是否經強制辯護一事，顯不重視，豈會嚴格遵守法律規定，每件強制辯護案件，均指定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呢？此有各該強制辯護案件內之「刑事案件審理單」、「通知公設辯護人之送達回證」可資佐證。另監察院問：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二六號為何無辯護書？公設辯護人梁乃莉答：可能係書記官漏掉。監察院問：八十八年度訴字第六三五號為何審判筆錄上無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之記載？公設辯護人梁乃莉答：書記官漏掉。監察院問：有無法官未通知公設辯護人即逕行言詞辯論？公設辯護人梁乃莉答：如公設辯護人未到，通常法官會再開言詞辯論。監察院問：有無可能法官未通知公設辯護人？公設辯護人賴忠杰答：法官如未通知公設辯護人蒞庭，應不會結案。公設辯護人梁乃莉、賴忠杰上開約詢筆錄亦明確指稱前揭缺失，確係書記官疏忽所致，竟為彈劾案文所故意忽略，恝置不論，實屬遺憾。而由上約詢筆錄，亦可知悉「審理強制辯護案件，案卷內並無公設辯護人之辯護書，或審判筆錄上無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之記載，亦無公設辯護人到庭之記載，或記載有矛盾或錯誤」，實係書記官之疏忽所致。且二位書記官廖梅芬、孫竹梅至監察院接受約詢時亦均表示，審判期日公設辯護人確曾蒞庭並提出辯護書，係其等疏忽漏未記載或將辯護書附卷等語。
又據公設辯護人陳秋靜於九十年三月十六日親筆簽名查證證詞而傳真於監察院之傳真證詞影本，內謂：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公設辯護人室臨時工友任職時間表：①查以敏：某時至八十七年一月十四日（八十七年九月死亡），任職時間最長，惟因患有紅斑性狼瘡、心臟病等多樣疾病，時常住院開刀，平日則為醫院常客，已無法勝任其工作。②謝瑞鳳：八十七年一月十五日至八十七年二月十四日（僅一個月）。③王蘭怡：八十七年二月一日（可能應為十五日之誤？）至八十七年九月十日（七個多月）。④魏妙慧：八十七年九月十一日至八十八年四月十五日（七個多月，另兼總機）。本室並未配置有書記官，有關分案、收發、調卷及製作月報表等工作，均由臨時工友擔任，後三位任職期間均極為短暫，甫熟悉工作，即他調，對本室業務之進行影響頗大，一再爭取，始調派錄事一員，惟仍兼總機之工作，以致在分案上常有錯誤之情形，如錯蓋辯護人日期戳章。又八十七年四月前，本室尚未按股別分案，分案人員收受開庭通知後，必須先查明是否為新案，再按照順序分給辯護人，因此，送達證書送達之時間若在新進人員交接中或接任新職不久，其發生錯誤情形即更顯著。至於該案係分給何人，應以辯護書提出人為準。上開公設辯護人陳秋靜傳真於監察院之傳真證詞明明白白指出，其公設辯護人室因無配置書記官，常因臨時工友任職時間短暫且兼任他職，有關分案、收發、調卷及製作月報表等工作常有錯誤之情形存在，「如錯蓋辯護人日期戳章」。又八十七年四月前，該室「尚未按股別分案，分案人員更行錯亂」，且送達證書送達之時間若在新進人員交接中或接任新職不久，「其發生錯誤情形即更為顯著」等證詞，此有該傳真證詞影本一份（如附件）可憑。是公設辯護人室既因上開原因，有關分案、收發、調卷等等工作常有錯誤之情形存在，導致何案件應由何公設辯護人辯護，於辯論終結前實無從知悉，致言詞辯論庭時，書記官筆錄記載時常發生錯誤，甚為明確。如此，何能將此實係僅有約百分之一、二比率之部分強制辯護案件因前揭等等原因致書記官疏忽而致少部分之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之辯護書未見附卷，及部分之言詞辯論筆錄可能漏未記載公設辯護人到庭為被告辯護等情之些微程序瑕疵事項，竟遭彈劾成係申辯人審理強制辯護案件，指定之公設辯護人未到庭辯護即予辯論終結之違法情事，實有莫大冤屈。雖申辯人自認並無故意違法及失職之處，惟如有督導不周造成前揭強制辯護案件部分之疏漏，及加保羈押部分，如稍有不妥適之處，則爾後一定注意改善，及願誠心接受懲戒。惟期請鈞會體恤，賜准從輕議處，以惕申辯人改進。
㈡被彈劾「審理交通事故業務過失致重傷刑事案件，濫權加保羈押，強制被告與告訴人和解等情」之部分：
⒈案情摘要：
本件係被告朱文彬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車禍肇事傷害人致重傷及肇事後逃逸遺棄（遺棄部分未經檢察官實施偵查及起訴）案件。被告朱文彬素行極為不佳，前曾犯違反麻醉藥品管理條例、違反藥事法、賭博等罪，仍不知謹慎。被告朱文彬係受僱於設於臺中縣豐原市○○路○○○號之「巨合煙酒商行」擔任送貨司機一職，為從事駕駛業務之人，於八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下午十九時許，駕駛車牌00－0000號自小貨車，沿臺中縣豐原市○○路○段由東向西方向行駛，途經該路段一八六號前時，應注意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情形又無不能注意之情事，乃竟疏於注意，致擦撞在前由被害人許瑞彬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重型機車，造成被害人許瑞彬人、車倒地，因而受有頭部外傷、硬腦膜下出血、腦腫脹及左髕骨開放性骨折，致語言功能受損嚴重，構音不全，判斷喪失語言功能，左髕骨開放性骨折致其左下肢運動功能不全等重大難治之重傷害。被告朱文彬見肇事後，原應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二條規定：「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應即採取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並向警察機關報告，不得駛離；違者吊扣其駕照三個月至六個月；逃逸者吊銷駕駛執照。」，應即採取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並向警察機關報告，被告朱文彬竟不此之為，隨即加速駛離逃逸，嗣經目擊路人追上記下車號，報警處理始行查獲。而案發當時被告朱文彬極力否認犯罪，並無悔意，嗣經本院飭警查證證人柯坤榮、柯朝陽、柯王雪芽均一致證述稱，肇事當時聽到「碰」巨大聲響，其等始外出查看，見到告訴人許瑞彬人車倒地，被告朱文彬則駕車肇事後，隨即加速駛離逃逸，嗣經目擊路人追上記下車號，報警處理。且告訴人許瑞彬係其等合力將之送上救護車，並非被告朱文彬將告訴人許瑞彬送醫救治等語。益徵本件係被告朱文彬於前揭時、地駕車肇事無訛。而告訴人許瑞彬所受之傷害，導致語言功能受損嚴重，構音不全，判斷喪失語言功能，左髕骨開放性骨折致其左下肢運動功能不全等傷害，應係屬重大難治之重傷害等情（檢察官未曾函查或請求鑑定是否構成重傷害，即自己認定屬重傷害），亦係經本院發函詢問，此有經函覆之沙鹿童綜合醫院八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沙鹿童欽字第一八○號、八十八年五月十日沙鹿童欽字第二一○號函一份、及重大傷病免自行部分負擔證明卡一份在卷可憑。且右揭事實亦據告訴人許瑞彬之代理人游許怡華到庭指訴甚詳，復有診斷証明書一紙在卷可稽。參以由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及現場照片二幀顯示，告訴人許瑞彬駕駛之000－0000號重型機車於肇事後之倒地位置，係落於被告朱文彬行駛之車道內，現場並無掉落物及刮痕；且警製之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紀錄登記簿記載略有：「據甲（朱文彬）稱至事發地點時感覺車子好像有壓到什麼東西，當時也未發現有事故，也未看清楚重型機車到底從何駛來，所以一直行駛至田心、永康路口，才被路人告知有事故，才回頭查看。」等情。被告前揭朱文彬行為，實屬犯行嚴重案件。
⒉審理加保過程說明：
⑴被告朱文彬犯行如此嚴重，詳如前述，惟⑵被害人家屬屢次請求被告朱文彬
民事賠償，均未予理賠，且⑶被告朱文彬前科累累，前曾犯違反麻醉藥品管理條例、違反藥事法、賭博等罪，復⑷涉嫌遺棄罪責（經本院飭警查證證人柯坤榮、柯朝陽、柯王雪芽均一致證述稱，肇事當時聽到「碰」巨大聲響，其等始外出查看，見到告訴人許瑞彬人車倒地，被告朱文彬則駕車肇事後，隨即加速駛離逃逸，嗣經目擊路人追上記下車號，報警處理，遺棄犯行明確。然被告朱文彬竟稱不知肇事，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後之八十八年度抗字第三六○號裁定竟亦輕信被告朱文彬巧辯，認定被告朱文彬是否明知已發生車禍而有逃亡之事實已有可疑，致誤予撤銷羈押），未經檢察官就該部分犯行實施偵查，因此本院尚有查證需要，再５、告訴人許瑞彬人所受重傷害，亦未經檢察官就該部分詢問治療之醫院，仍待本院詳細查明。基上五種理由，申辯人考量被告朱文彬前揭犯行如此嚴重，復拒不理賠，審理後判決結果必然需入監服刑（係指車禍致死或致重傷害之重大車禍肇事案件而言，並非如彈劾案文斷章取義所指之所有過失及傷害均極輕微之交通案件，均係申辯人所稱之和解是給被告機會，未和解即判刑。），為審理時「確保被告順利到庭受審，不致逃亡」，審結確定後「確保判決之刑罰執行效果」，乃命具保三十萬元；其後，再次開庭，被告朱文彬仍未依所言主動出面與被害人家屬為民事和解事宜，被害人家屬乃當庭表明被告朱文彬家境富裕惟卻毫無和解誠意，前次開庭所言欲和解，僅係詐騙被害人家屬與申辯人，欲圖得輕判而已，前次具保金額實有不足，即強烈要求羈押被告朱文彬。申辯人斟酌再三，恐前次具保金額不足，被告朱文彬棄保潛逃，導致判決確定後無從「確保判決之刑罰執行效果」，乃命增加三十萬元金額具保，並未當庭實施羈押，係因被告朱文彬當時無保，恐有逃亡之虞，始依法實施羈押（實務上均係認無保虞逃而實施羈押），並因而發還前所具之保證金三十萬元，最後審結而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月，並將本院查證所得被告朱文彬前揭遺棄行為，是否另行觸犯遺棄罪嫌，而由本院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義務告發（本院前於該案駁回被告朱文彬聲請撤銷具保處分理由，即係如上理由，可予參酌，並非如彈劾案文所指僅以「被告所涉犯之罪刑甚重，為達爾後審判及執行之順利執行，乃迫不得已，諭知如上之具保金額之唯一理由為由，裁定駁回聲請」）。在在竭盡心力，依法謹慎具保，係屬「裁量職權行使」，並無故意違法、濫權羈押之處。該案嗣經提起上訴，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仍認定被告朱文彬有罪，然其後因已達成民事和解而判處有期徒刑六月，得易科罰金等情，實乃「依法行使具保裁量職權」，絕無絲毫私心及濫權羈押逼取供詞（因事證已甚為明確）等情事。凡此情節，可請傳喚被害人家屬查明即知。申辯人向來重視被告人權之保護，惟被害人及其家屬權益之保障，亦當顧及，權衡輕重，自當有所取捨，實不得不然也。否則，申辯人亦可不顧被害人及其家屬權益之保障，而民事責任部分亦大可移送民事庭審理，樂得輕鬆，毋須擔負具保或羈押被告後如此重大之責任。凡此，皆有該案卷及刑事判決書可予稽考，謹請鈞會明察。另申辯人並未對被告朱文彬當庭實施羈押，係因被告朱文彬當時無保，恐有逃亡之虞，始依法實施羈押，並因而發還前所具之保證金三十萬元。其後，其抗告於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因鑒於其家屬與被害人家屬達成民事和解，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乃於八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以八十八年度聲字第五二六、五四九號裁定予以限制住居，停止羈押（並隨即於八十八年八月三十一日以八十八年度交上易字第一七三一號判決宣判亦仍認定被告朱文彬有罪，然因其已達成民事和解而判處有期徒刑陸月，得易科罰金等情。）。其中該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曾於八十八年六月十四日以八十八年度抗字第三六○號裁定，撤銷申辯人一審當中之具保裁定，並諭知發回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其撤銷理由乃認：「經查抗告人於肇事同日（八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於警訊時供稱：渠當時駕車至事故地點時，感覺車子好像有壓到什麼東西，當時也未發覺有事故，也未看清楚許瑞彬所騎乘重機車到底從何處駛來，所以一直行駛至田心路與永康路口才被路人告知有事故，才回頭查看等語（見八十六年度偵字第二五五二○號偵查卷第三十三頁）。另證人柯坤榮、柯朝陽於警訊時亦均供稱：肇事者肇事後之速度不快，大概時速二十公里左右（見八十八年五月十一日警訊筆錄），柯朝陽更證稱：警方到達現場時，該肇事者朱文彬已返回現場，渠問他為何逃跑，他回答不知發生車禍等語，是抗告人苟有逃亡之意，理當於肇事後加速逃逸，何以僅以時速二十公里之車速駛離，其是否明知已發生車禍而有逃亡之事實已有可疑。是否能認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原審未能詳予審究上情，逕予抗告人交保三十萬元具保後，復於八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令加保三十萬元之處分，於法無據，尚有未合。抗告人抗告意指摘原裁定不當，應認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撤銷，並發回原審法院依法更為適當裁定，期昭折服。」。惟申辯人一審當中之駁回撤銷具保聲請之裁定，理由載明為：「本件原審法院以：抗告人即被告朱文彬（下稱抗告人）因於八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涉犯業務過失重傷害案件，前經本院於八十八年四月十四日審理中諭知具保三十萬元，業已提出保證金三十萬元具保在案。嗣再於同年月二十八日經本院認前開三十萬元保證金，似嫌不足，乃再諭知再加具保三十萬元等情。惟抗告人以本院並無羈押原因，而諭知具保，顯不合法，乃聲請本院撤銷具保處分云云。然查本件抗告人因業務過失重傷害案件，造成告訴人許瑞彬重大之傷害，且於該案中肇事致人受重傷後並逃逸，經路人追回始到案，惡性頗重。然其除涉嫌業務過失重傷害罪嫌，經提起公訴外，其餘是否涉嫌遺棄罪嫌，公訴人並未詳細偵查，實仍有續予詳細查證必要。且抗告人迄今仍未與告訴人許瑞彬為任何民事和解，恝置不理。是本院認其涉犯之罪刑甚重，為達爾後審判及執行之順利執行，乃迫不得已，諭知如上之具保金額。
從而，前揭處分乃本院職權之行使，並無違法之處，抗告人隨意指摘，顯無理由，其聲請自應予駁回等情。」。二者理由實仁智互見，惟被告朱文彬以其所駕駛之汽車擦撞行駛於原在其前方之被害人許瑞彬，致人車倒地，並造成被害人許瑞彬因而受有頭部外傷、硬腦膜下出血、腦腫脹及左髕骨開放性骨折，致語言功能受損嚴重，構音不全，判斷喪失語言功能，左髕骨開放性骨折致其左下肢運動功能不全等重大難治之重傷害，竟偽稱其不知發生車禍，其誰能信！？且申辯人為求慎重，證人柯坤榮、柯朝陽、柯王雪芽亦經本院「飭警查證」，均一致證述稱，肇事當時聽到「碰」巨大聲響，其等始外出查看，見到告訴人許瑞彬人車倒地，被告朱文彬則駕車肇事後，隨即駛離逃逸，嗣經目擊路人追上記下車號，報警處理。且告訴人許瑞彬係其等合力將之送上救護車，並非被告朱文彬將告訴人許瑞彬送醫救治等語，益徵本件係被告朱文彬於前揭時、地駕車肇事並逃逸無訛。是前揭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於八十八年六月十四日以八十八年度抗字第三六○號裁定，其撤銷理由竟認：「經查抗告人苟有逃亡之意，理當於肇事後加速逃逸，何以僅以時速二十公里之車速駛離，其是否明知已發生車禍而有逃亡之事實已有可疑。」，實令人萬萬無法茍同，從而，其之撤銷裁定，容有極大商榷餘地。僅陳明申辯人審理當時情境，用表申辯人並無私心，唯本於具保裁量職權之行使，並無違法之處，以求發現真實，臻於公平而已。惟如稍有不妥適之處，則定當盡力改善，期請鈞會從輕議處，亦懇請鈞會明鑑。
⒊彈劾案文認定不妥之處：
⑴彈劾案文指稱，申辯人裁定加保時，曾參酌「飭警查證」之警訊筆錄及醫院之鑑定，顯然不實，此係彈劾案文隨意指稱。申辯人在何處如此陳述過？申辯人僅係有被告可能係肇事逃逸及被害人所受之傷害是否真已達傷害程度之強烈懷疑，想詳查該情形，如真有其事，則被告刑責更重，因此乃加保以資確保往後審理時被告能順利到庭受審，不致逃亡，審結確定後，確保判決之刑罰執行效果。⑵再彈劾案文又指稱，加保當日被害人曾出庭應訊，應答自如，筆錄並未記載被害人喪失語言功能之跡象，故該醫院之鑑定，尚非無疑，申辯人仍辯稱，被害人傷勢嚴重，顯與經驗法則有違，亦有誤會。蓋醫院係專門機構，其鑑定除非有極強之反證，否則，不應隨意推翻。而申辯人加保當日被害人雖曾出庭，但係其家屬推著擔架床載著被害人出庭，且係由被害人家屬代答應訊，惟書記官未明確翔實的一一記載下來而已，此係不容抹煞之事實，懇請鈞會傳喚被害人及其家屬查證即明，且亦懇求鈞會查證，被害人及其家屬是否為申辯人之親戚故舊，以資認定申辯人是否徇私枉法。⑶彈劾案文再指稱，申辯人飭警查證之證人警訊筆錄均未證述稱，被告肇事後加速駛離逃逸，亦有未深入了解之處。證人柯坤榮證述稱，車禍當時其在店內，聽到碰撞聲才外出查看，看到重機車、傷者倒在路中央，當時路上僅有自小貨車Ｇ三－四五一二號（被告所駕之貨車）往新田方向行使，且與肇事地點距離甚近，因此我即往前追趕，但追到永康路口時，該車往永康路左轉，我追不上而折回。證人柯朝陽、柯王雪芽亦均作類似之證詞。另證人游許怡華於偵訊中指稱，他為何要逃跑，車禍現場附近商店的人都跑出來看，因為撞擊力很大，聲音很大，被告不可能不知道撞到人等語。基上，被告肇事後未曾停車看護傷者，往前左轉駛離（欲左轉駛離，怕翻車，如何能高速行使？），如何不叫逃逸？此惡劣行為如何可取？彈劾案文僅一面倒的為被告袒護，而不顧被害人權益之保障，如何可成就其所揭櫫之「人民應受保障之權利及司法之公正性」之崇高目標？申辯人自認並無故意違法及失職之處：
申辯人服務公職，自問克盡本分、日夜努力辦案（幾乎每日晚上均有再到辦公室加班或看書進修，可予查證，惟竟因堅持嚴正執法，而遭此誣陷檢舉，萬分無奈、不甘及不值）、謹守分際，絕無貪污瀆職及道德操守問題，應無挑剔著力之處；因此「匿名檢舉人」僅能以前揭極少部分之審理上督導不周之疏忽瑕疵，欲蓄意誣陷成故意違法失職，圖置申辯人於死地。司馬昭之心，不難望見。申辯人擔任平亭曲直、中正無私法官職務，一心為公，然今卻猶需為公事申辯，心甚哀悽！是僅能懇請鈞會判明曲直，還申辯人清白，以安執法者之心。惟如有督導不周造成前揭強制辯護案件部分之疏漏，及加保羈押部分，如稍有不妥適之處，則爾後一定注意改善，及願誠心接受懲戒。惟期請鈞會體恤，賜准從輕議處，以惕申辯人改進。在此，亦僅能懇請鈞會詳查明鑑，實不勝感禱。
監察院對第一次、第二次申辯意旨之核閱意見：
被付懲戒人申辯主要內容略以：被付懲戒人審理強制辯護案件，均依法指定公設辯
護人，通知公設辯護人。開庭審理時，公設辯護人亦均到庭為被告辯護，一切均依法審判。惟因被付懲戒人配置之書記官及錄事之素質及疏忽之故，致筆錄漏而未記載公設辯護人到庭為被告辯護之意旨，公設辯護人之辯護書漏未予附卷；或因公設辯護人受理強制辯護案件混亂、分案不清、公設辯護人代理人混亂等情，致書記官筆錄記載時有錯誤。另被付懲戒人審理車禍案件，對被告加保、羈押，係依法行使裁量職權，絕無私心及濫權羈押，逼取供詞等情事。
查被付懲戒人申辯事由，多斷章取義，誤導之嫌，茲舉二例略述如下：
㈠有關被付懲戒人審理強制辯護案件部分，被付懲戒人申辯稱：「本院彈劾案文竟
謂八十七年度五二五號案件被告張清龍審判期日法院未曾通知公設辯護人梁乃莉，其應無蒞庭之理，實有謬誤之處。」（九十年五月二十三日申辯書第十七、十八頁），渠曾於八十七年四月二日開庭時（被告張清龍未到），對到場之公設辯護人梁乃莉面告下次到庭之日、時、處所，並記明之，應與已送達開庭通知有同一效力。卷查八十七年度四月二日之刑事報到單雖由被付懲戒人手寫記載公設辯護人梁乃莉「到」，惟審判筆錄僅記載檢察官蒞庭，並未記載公設辯護人梁乃莉蒞庭，更無面告下次開庭日、時、處所之記載，有無通知之效力，應無疑問。且八十七年四月十三日之審判期日（被告張清龍到庭），刑事報到單雖仍由被付懲戒人手寫記載公設辯護人梁乃莉「到」，惟審判筆錄卻記載公設辯護人陳秋靜蒞庭為被告辯護，而判決書又記載本案公設辯護人為梁乃莉；遍查案卷，又無公設辯護人梁乃莉或陳秋靜為被告辯護之辯護書，此亦經本院提示案卷、詢據被付懲戒人，並無異議。被付懲戒人僅向本院堅稱，本案案情單純，審判期日係由公設辯護人梁乃莉蒞庭等語。惟本案之公設辯護人依股別分案，應係分由公設辯護人陳秋靜為被告辯護（嶽股），新任錄事誤蓋公設辯護人梁乃莉之收件章，致陳秋靜未受通知到庭辯護，亦未提出辯護書。另本案既非公設辯護人梁乃莉應行辯護之案件，梁乃莉亦未受託代理辯護，故自始至終未提出辯護書，並非無由。綜合前述公設辯護人陳秋靜及梁乃莉未受通知到庭辯護、刑事報到單記載公設辯護人梁乃莉「到」、審判筆錄未記載公設辯護人蒞庭或公設辯護人陳秋靜蒞庭、無公設辯護人之辯護書等情以觀，公設辯護人陳秋靜或梁乃莉是否曾於審判期日蒞庭，仍非無疑。惟因開庭錄音帶已依規定銷毀，無法判定，本院亦於彈劾案文中詳予說明原委，暨被付懲戒人應負責任之所在。
㈡有關濫權加保羈押部分，被付懲戒人申辯稱：「彈劾案文指稱，申辯人裁定加保
時，曾參酌飭警查證之警訊筆錄及醫院之鑑定，顯然不實，此系彈劾案文隨意指稱，申辯人在何處如此陳述過？」（九十年五月二十三日申辯書第二十九頁），被付懲戒人否認渠曾向本院如此答辯。查被付懲戒人於提交本院之九十年二月十六日答辯續狀第二、三頁及九十年三月二十八日答辯續二狀第三頁中曾說明，被付懲戒人曾「飭警查證證人柯坤榮、柯朝陽、柯王雪芽均一致證述稱，肇事當時聽到『碰』巨大聲響，其等始外出查看，見到告訴人許瑞彬人車倒地，被告朱文彬則駕車肇事後，隨即加速駛離逃逸」，認定本車禍案件之被告確有駕車肇事逃逸之犯罪事實，為審理時「確保被告順利到庭受審，不致逃亡」，審結確定後「確保判決之刑罰執行效果」，被付懲戒人乃命具保（第一次審判期日）；其後，再次開庭時（第二次審判期日），再命加保。經本院詳查案卷結果，發現第一次審判期日係八十八年四月十四日，第二次審判期日係八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飭警查證日期則為八十八年五月十一日，且飭警查證之證人柯坤榮、柯朝陽、柯王雪芽均未證述稱「被告肇事後隨即加速駛離逃逸」，而係稱「時速約二十公里」，且皆未目擊事故經過。惟查被付懲戒人竟於本案判決理由中認定「被告肇事後隨即加速駛離逃逸」，其認定犯罪事實與所採用證據顯不相符，第二審法院並據以將該判決撤銷改判。又被付懲戒人於本院約談時，亦辯稱渠於八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第二次審判期日命加保時，曾向沙鹿童綜合醫院函查被害人傷勢。卷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確曾於八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函詢臺中縣沙鹿童綜合醫院有關被害人許瑞彬所受傷害程度是刑法第十條所謂「重傷害」（中院貴刑穩八八交易一七二字第二一四九二號）。臺中縣沙鹿童綜合醫院於八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函復，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於第二次審判期日之翌日四月二十九日始收文。且因沙鹿童綜合醫院就被害人是否「重傷害」函復內容，意思不明，被付懲戒人於四月三十日再批示函詢沙鹿童綜合醫院確認是否「重傷害」，該醫院始於八十八年五月十日函復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表示，判斷「被害人許瑞彬喪失語言功能」。又本院亦於彈劾案文中說明，依據八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第二次審判期日裁定加保當日之審判筆錄，被害人曾出庭應訊，應答自如，筆錄上並未記載被害人喪失語言功能之跡象，故該醫院之鑑定，尚非無疑。
據上論結，本院彈劾案文稱「申辯人裁定加保時，曾參酌飭警查證之警訊筆錄及醫院之鑑定，顯有不實」一節，係本院詳查案卷之結果，事證明確，無可置疑，何以被付懲戒人反指本院彈劾案文「隨意指稱」，委實難解。
經核被付懲戒人審理案件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相關規定各節，經本院調閱被付懲戒人
審理之相關案卷，分別約詢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及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公設辯護人及書記官等人證述綦詳。本院參酌被付懲戒人所提答辯書，並請被付懲戒人親至本院答辯，查證屬實。凡此均有筆錄及相關事證附卷可稽，詳如本院彈劾案文所述者，全案調查過程堪稱嚴謹。是被付懲戒人違法失職，事證明確，有辱官箴，情節重大，洵堪認定；所辯各節，悉屬飾詞，委無可採，仍請依法懲戒，以儆效尤。
被付懲戒人第三次申辯意旨略稱：
申辯人被彈劾移付懲戒，確有莫大冤屈，茍非遭受莫大冤屈，申辯人絕不敢冒昧接二連三提出申辯書申訴委屈。本件監察院於調查時，調查筆錄簡略、不全、未有錄音，且有斷章取義及誘導訊問之處，而彈劾案文亦有偏頗採證及不明實務運作之處，此有各該監察院調查案件詢問筆錄及彈劾案文在卷可稽。是申辯人懇請鈞會給予申辯人至鈞會當面說明之機會，亦可達鈞會直接審理，發現真實之目的。
被彈劾「審理強制辯護案件，案卷內並無公設辯護人之辯護書，或審判筆錄上無公
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之記載，亦無公設辯護人到庭之記載，或記載有矛盾或錯誤，卻仍無視該等缺失，逕行判決」之部分：
本案實際情形係僅有約百分之一、二比率之部分強制辯護案件因前申辯書所述之種種原因導致書記官疏忽，而致少部分之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之辯護書未見附卷，及部分之言詞辯論筆錄可能漏未記載公設辯護人到庭為被告辯護等情之些微程序瑕疵事項（⒈例如八十六年度訴字第二九○四號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二月九日審判筆錄通譯欄亦係漏填載、八十七年三月十二日審判筆錄書記官欄及通譯欄亦均係漏填載、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五九五號八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審判筆錄書記官欄及通譯欄亦均係漏填載、連日期係八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書記官竟亦誤載為八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一七七號八十七年二月十二日審判筆錄通譯欄亦係漏填載、八十八年度訴字第六三五號八十八年四月十九日審判筆錄通譯欄亦係漏填載、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二七六號八十八年二月十日審判筆錄通譯欄亦係漏填載、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二四四號八十七年二月十六日、八十七年三月九日審判筆錄通譯欄亦係漏填載、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五二五號八十七年三月十二日、八十七年四月二日、八十七年四月十三日審判筆錄通譯欄亦均係漏填載、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二六號八十七年二月十二日審判筆錄通譯欄亦係漏填載，凡此，明明審判庭時通譯均有在庭，竟遭漏填載，而審判筆錄則係書記官自己所製作，竟連書記官自己亦漏填載，此更可證明前述遭彈劾之事實確係書記官之疏忽。⒉另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五二五號案件，被告王木柱部分公設辯護人陳秋靜有提出辯護書，惟「刑事報到單」卻係公設辯護人梁乃莉到庭辯護，此情形應係因公設辯護人「陳秋靜」辯論庭當天請假、或同一時間至他股出庭辯護、或至大肚山上之羈押被告之看守所接見羈押被告，以致需臨時互相代理（誰有空誰臨時代理），乃改請由公設辯護人「梁乃莉」到庭代理辯護（如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二六號、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五九五號等案件亦有指定公設辯護人為「陳秋靜」，通知公設辯護人之送達回證亦係公設辯護人陳秋靜之簽章，辯護書亦係公設辯護人陳秋靜所為，然言詞辯論庭之報到單及筆錄上卻將公設辯護人「陳秋靜」刪掉或記載未到，改為記載公設辯護人「賴忠杰」或「梁乃莉」或「簡燦賢」到庭辯護，即係因前開代理之原因之故。否則，如強制辯護案件，指定之公設辯護人果真未到庭辯護申辯人即予辯論終結，申辯人豈會知悉當天原來指定之公設辯護人「陳秋靜」因前述原因，而需改請由公設辯護人「賴忠杰」或「梁乃莉」或「簡燦賢」到庭代理辯護之理。此乃鐵証如山，足證申辯人之清白無誤。），足可證明前揭三案件公設辯護人確係有到庭為被告辯護，僅係書記官因前申辯書所舉二之㈠之⑴至⑺所列舉之原因導致漏附公設辯護人之辯護書無疑。是實亦無法僅以該少部分之書記官缺漏，即違反事實遽而認定公設辯護人未到庭為被告辯護。⒊公設辯護人之辯護書日期與宣判日期相同，如彈劾案文所舉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二四四號、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五二五號等二案件。按刑事訴訟法並未規定言詞辯論庭時，公設辯護人到庭辯護一定需當庭提出辯護書（如有規定，亦僅屬訓示規定，且係公設辯護人應遵守之規定，審理法官依法無權利亦無義務如此要求）。且此正足以證明前揭二案件公設辯護人確係有到庭為被告辯護，否則，公設辯護人豈會知悉該等案件已辯論終結，定期宣判，而需於宣判日期「急急忙忙趕著」提出與宣判日期相同之辯護書，其大可慢慢地在往後受通知言詞辯論庭時，再予提出辯護書即可。⒋審判筆錄上公設辯護人到庭之記載與刑事報到單之記載不同部分，其申辯理由如前之申辯書所載，惟不論係何種錯誤，在在亦均更加證明該等強制辯護案件，指定之公設辯護人「確實有代理到庭辯護」，始予辯論終結無誤。否則，亦不致有上開之開庭時特別去請來代理到庭之公設辯護人，導致言詞辯論庭之報到單係記載「甲」公設辯護人到庭辯護，而言詞辯論筆錄上卻記載「乙」公設辯護人到庭辯護之誤失，實不言可喻。⒌另申辯人前三、四年間所承審之強制辯護案件約數百件，並非每件均有彈劾案文所指之前揭審理強制辯護案件，指定之公設辯護人未到庭辯護即予辯論終結之違法情事，僅有彈劾案文所指之少數八件強制辯護案件有前開書記官疏漏之瑕疵，則此正足徵本件彈劾案文所指之前揭審理強制辯護案件之違法情事，係書記官之疏忽所導致。否則，前述強制辯護案件約數百件，應每件均有彈劾案文所指之審理強制辯護案件，指定之公設辯護人未到庭辯護即予辯論終結之違法情事存在才是。⒍在廖梅芬書記官之前配置於申辯人之書記官蔡柏倫、林素真則無類似前開書記官之疏漏。此其後接任申辯人辦理刑事審判而與廖梅芬書記官搭配之林靜芬法官，亦發現廖梅芬書記官有前開疏漏情事，此除可傳喚書記官蔡柏倫、林素真及林靜芬法官求證外，於此，亦可請求調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訴字第六六六號、八十七年度訴字第八九四號、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一二五五號、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一五八二號等等由林靜芬法官審理之強制辯護案件，以資查證申辯人所申辯是否屬實。⒎公設辯護人賴忠杰、梁乃莉均未陳稱其等有「未到庭為被告辯護即予辯論終結」之情事，此可由以下監察院之約詢情形知悉。監察院問：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二六號為何無辯護書？公設辯護人梁乃莉答：
可能係書記官漏掉。監察院問：八十八年度訴字第六三五號為何審判筆錄上無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之記載？公設辯護人梁乃莉答：書記官漏掉。監察院問：有無法官未通知公設辯護人即逕行言詞辯論？公設辯護人梁乃莉答：如公設辯護人未到，通常法官會再開言詞辯論。監察院問：有無可能法官未通知公設辯護人？公設辯護人賴忠杰答：法官如未通知公設辯護人蒞庭，應不會結案。公設辯護人梁乃莉、賴忠杰上開約詢筆錄均明確指稱前揭缺失，確係書記官疏忽所致，竟為彈劾案文所故意忽略，恝置不論，實屬遺憾。而由上約詢筆錄亦可知悉「審理強制辯護案件，案卷內並無公設辯護人之辯護書，或審判筆錄上無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之記載，亦無公設辯護人到庭之記載，或記載有矛盾或錯誤」，實係書記官之疏忽所致，甚為明確。至公設辯護人陳秋靜之約詢筆錄內容，簡略、不全，有前申辯書所申辯之種種疑點，亦有再行傳喚，尚待調查及更深入謹慎查證之需要。⒏且二位書記官廖梅芬、孫竹梅至監察院接受約詢時亦均表示，審判期日公設辯護人確曾蒞庭並提出辯護書，係其等疏忽漏未記載或將辯護書附卷等語，惟竟亦不附任何理由，不為彈劾案文採信。蓋茍非書記官疏漏，那有書記官會自己承認疏忽，而需負起行政責任者，彈劾案文採證如此偏頗，今竟將所有責任推由身為法官之申辯人負責，如何以昭信服。本案確實係因前開因素導致書記官疏忽，而申辯人則係督導不周（因言詞辯論開庭完畢，申辯人書寫判決書時，往往精神僅貫注於實體案情部分，而忽略書記官所製作之言詞辯論筆錄其他程序記載之瑕疵事項，此督導不周責任，申辯人則未敢推諉，甘心受懲戒。），竟遭彈劾成係申辯人審理強制辯護案件，指定之公設辯護人未到庭辯護即予辯論終結之違法情事，實有莫大冤屈。
申辯人遭彈劾者均係三、四年前之案件，時間久遠，且公設辯護人強制辯護之案件亦甚為繁多，何能強求公設辯護人、書記官必牢記每件強制辯護案件之細節。是公設辯護人及書記官之證詞實無法句句均採為證據，僅其原則性之陳述足堪採據，至其等枝枝節節之陳述頂多僅足供參考而已。而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賴忠杰、梁乃莉等公設辯護人及廖梅芬、孫竹梅二位書記官前至監察院作證時，詳如前述，均一致原則性證稱：
前揭強制辯護案件公設辯護人確有接獲開庭通知並到庭為被告實施辯護等情，核與言詞辯論筆錄記載相符，應無疑義。且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專以審判筆錄為證。從而，如無極明確堅強之反證，實無以據而推翻該言詞辯論筆錄公文書之證明力，遽而認定申辯人有何違失之處，亦謹請鈞會參酌。疏失難免，那一位法官敢保證其審理過之案件毫無瑕疵。申辯人捫心自問，每一案件均力求完善審理，惟申辯人非神仙，且限於能力，不敢說毫無疏忽。而又有那一位法官敢保證其審理過之案件毫無瑕疵？然申辯人絕無彈劾案文所指之審理強制辯護係書記官及錄事之疏忽致成前述之疏失。而如此之疏失，相信每位法官均難避免，惟卻僅申辯人遭受此次之攀誣詆毀，實有不平之處，懇請鈞會體恤明察。
被彈劾「審理交通事故業務過失致重傷刑事案件，濫權加保羈押，強制被告與告訴人和解等情」之部分：
羈押屬對人之強制處分，其目的在於保全證據及刑罰之執行，既言保全證據，即有其急迫性，因而強制處分權之發動與否與日後之判決結果並無必然之關聯，僅須犯嫌重大符合法定要件並具必要性，法官即得裁定羈押。本案若監察院以申辯人裁定具保未符法定程序要件而予彈劾，倒無可厚非。問題在於：監察院係以事後查證本件被告朱文彬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車禍肇事傷害人致重傷及肇事後逃逸遺棄（遺棄部分未經檢察官實施偵查及起訴）案件。被告朱文彬最後審結經申辯人判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並將本院查證所得被告朱文彬前揭遺棄行為，是否另行觸犯遺棄罪嫌，而由本院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義務告發，亦經該署以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一三八九七號提起公訴，足見本院查證所得被告朱文彬確有前揭遺棄行為。嗣雖經本院以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一九七一號判決無罪在案，惟其認定被告朱文彬不知有發生車禍之理由（因事後已和解，故無逃逸之意？），實屬牽強及讓人無法茍同，與申辯人義務告發及檢察官將被告朱文彬涉犯遺棄罪嫌提起公訴之理由，認被告知道肇事而逃逸，乃仁智互見之事。惟監察院竟以事後查證本件被告朱文彬遺棄罪嫌部分經判處無罪在案，而申辯人當初竟仍裁定具保，因無保而羈押被告為彈劾之理由，此種倒果為因之判斷模式，實難令人茍同。試問依此種思考邏輯，假若檢察官案件提起公訴後經判決無罪，或下級審法官判決有罪經上級審撤銷改判為無罪案件之檢察官及下級審法官們，是否均構成「未能詳實審核證據，濫權加保羈押，強制被告與告訴人和解」之彈劾理由？本件被害人受如此嚴重之重傷害，申辯人審理當下，「聞聲救苦」，見被害人家屬哀哀以告，本於職責及道德良心能不有所回應！？且被害人家屬復請求申辯人為其等為民事和解。為發揮最大審理效用，服務二造，乃戮力為其等審理刑事案件及為民事和解，並無推諉而隨即將民事案件移由民事庭審理之事。捫心自問，絕無濫權及徇私情事，盡職如此，竟遭此檢舉、彈劾，不勝唏噓！何況本件交通事故業務過失致重傷刑事案件，申辯人係以⒈被告朱文彬犯行如此嚴重，詳如前申辯書所述，惟⒉被害人家屬屢次請求被告朱文彬民事賠償，均未予理賠，且⒊被告朱文彬有多項前科，前曾犯違反麻醉藥品管理條例、違反藥事法、賭博等罪，復⒋涉嫌遺棄罪責（經本院飭警查證證人柯坤榮、柯朝陽、柯王雪芽均一致證述稱，肇事當時聽到「碰」巨大聲響，其等始外出查看，見到告訴人許瑞彬人車倒地，被告朱文彬則駕車肇事後，隨即駛離逃逸，嗣經目擊路人追上記下車號，報警處理，遺棄犯行明確。然被告朱文彬竟稱不知肇事，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後之八十八年度抗字第三六○號裁定竟亦輕信被告朱文彬巧辯，認定被告朱文彬是否明知已發生車禍而有逃亡之事實已有可疑，致誤予撤銷羈押），未經檢察官就該部分犯行實施偵查，因此本院尚有查證需要，再⒌告訴人許瑞彬所受重傷害，亦未經檢察官就該部分詢問治療之醫院，仍待本院詳細查明。基上五種理由，申辯人考量被告朱文彬前揭犯行如此嚴重，復拒不理賠，審理後判決結果必然需入監服刑，而其又素行不佳有多項前科，詳如前述，恐有逃亡之顧慮，是為審理時「確保被告順利到庭受審，不致逃亡」，審結確定後「確保判決之刑罰執行效果」，乃命具保。在在，竭盡心力，並非無任何法定原因，無故亂命具保，而係依法謹慎具保，係屬「裁量職權之行使」，並無故意違法、濫權羈押之處。且既屬法官職權裁量範圍，申辯人命被告具保，處置程序應無違失。
綜上所述，本案實際情形係因書記官疏忽，申辯人則係督導不周導致前揭強制辯護案件之疏漏，及前開交通案件之審理，申辯人並無私心，唯本於具保裁量職權之行使，並無違法之處。絕非如彈劾案文所指重大違失情事。特再具申辯書申辯如上，謹請鈞會明鑑實情，實不勝感禱。雖申辯人自認並無故意違法及失職之處，惟如有督導不周造成前揭強制辯護案件部分之疏漏，及加保羈押部分，如稍有不妥適之處，則爾後一定注意改善，及願誠心接受懲戒。惟期請鈞會體恤，賜准從輕議處，以惕申辯人改進。
監察院對被付懲戒人第三次申辯之核閱意見：
本件被付懲戒人之申辯理由與申辯書㈠、㈡所載主要內容雷同，略以：
㈠審判期日，公設辯護人均曾到庭為被告辯護，惟因書記官及錄事之疏忽，致審判
筆錄漏未記載公設辯護人到庭為被告辯護之意旨，公設辯護人之辯護書漏未附卷。公設辯護人梁乃莉、賴忠杰均未陳稱其等有「未到庭為被告辯護，即予辯論終結」之情事，且渠等與廖梅芬、孫竹梅書記官均於本院約詢時證稱：公設辯護人確有接獲開庭通知，並到庭為被告實施辯護，核與言詞辯論筆錄記載相符，應無疑義。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審判期日之程序，專以審判筆錄為證。從而，如無積極明確堅強之反證，實無以據而推翻該言詞辯論筆錄公文書之證明力，遽而認定申辯人有何違失之處。
㈡被付懲戒人審理車禍案件濫權加保羈押部分，監察院竟以事後查證本件被告朱文
彬遺棄罪嫌部分經判決無罪在案，而被付懲戒人當初竟仍裁定具保，因無保而羈押被告為彈劾理由，此種倒果為因之判斷模式實難另人茍同；且對被告為具保，係屬「裁量職權之行使」，並無故意違法，濫權羈押之處。
按本院於前次「核閱意見」中已詳予論述被付懲戒人之申辯理由「多有斷章取義，誤導之嫌」，茲就申辯書㈢再舉說明如下：
㈠有關被付懲戒人審理強制辯護案件部分：
⒈公設辯護人梁乃莉於本院之證詞：
⑴被付懲戒人於申辯書㈢表示公設辯護人梁乃莉、賴忠杰均未陳稱其等有「未
到庭為被告辯護，即予辯論終結」之情事，且渠等與廖梅芬、孫竹梅書記官均於本院約詢時證稱：公設辯護人確有接獲開庭通知，並到庭為被告辯護，核與言詞辯論筆錄記載相符。被付懲戒人並舉本院八十九年九月八日約詢公設辯護人梁乃莉之證詞為證，本院問：「臺中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二六號為何無辯護書？」公設辯護人梁乃莉答：「可能是書記官漏掉」，本院問：「臺中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訴字第六三五號為何審判筆錄上無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之記載？」公設辯護人梁乃莉答：「書記官漏掉」。
⑵惟查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二六號案件被告林天鵬、張伊廷八十七年二月十二日
之審判期日，曾通知公設辯護人，送達回證係蓋公設辯護人梁乃莉之收件章，刑事報到單記載公設辯護人梁乃莉「到」，惟審判筆錄上公設辯護人欄空白無記載，於調查證據完畢開始辯論時，有「法官請辯護人為被告辯護，辯護人陳述如辯護書所載」之記載，惟遍查案卷並無公設辯護人梁乃莉之辯護書。案經本院於八十九年九月八日詢據公設辯護人梁乃莉表示：「（八十七年二月十二日之審判筆錄未記載公設辯護人到庭），法官可能未請庭務員通知」，業已承認審判期日當天未曾到庭為被告辯護，惟被付懲戒人確於八十七年二月十二日宣判，此種情形是否即係「未到庭為被告辯護，即予辯論終結」，應無可置疑。
⑶又同案被告黃超群、余智芬八十七年三月五日、二十三日及四月二十日之審
判期日，再經本院詢據公設辯護人梁乃莉表示：「無送達回證，應未通知到庭，但有時會用電話通知」，卷查八十七年三月五日、二十三日之審判筆錄並未記載公設辯護人到庭，僅刑事報到單由被付懲戒人手寫公設辯護人梁乃莉「到」。或可辯稱法院於前述八十七年二月十二日審判期日開庭時（被告黃超群、余智芬未到），對到場之公設辯護人梁乃莉面告下次應到之日、時、處所，並記明之，則與已送達開庭通知有同一效力。惟查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專以審判筆錄為證，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七條定有明文，卷查八十七年二月十二日之刑事報到單雖由甲○○法官手寫公設辯護人梁乃莉「到」，並記明被告黃超群、余智芬部分改三月五日下午三時三十分續審，惟當日審判筆錄並未記載公設辯護人梁乃莉到庭，刑事報到單或審判筆錄亦無面告下次到庭日、時、處所之記載，故應無開庭通知之效力。八十七年三月五日二十三日及四月二十日之審判期日均未通知公設辯護人，殆無疑義。
⑷另本院就前述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二六號案件八十七年二月十二日之審判筆錄
未記載公設辯護人到庭及無辯護書之問題，於九十年二月十五日詢據甲○○法官表示「渠搭配公設辯護人陳秋靜，當日陳秋靜可能請假，請人代理」，翌日洪法官向本院提出「答辯續一狀」仍表示：「此可能係因公設辯護人陳秋靜當天請假，或因有其他言詞辯論庭衝突，因此乃改請公設辯護人梁乃莉到庭代理辯護（第十頁）」，又洪法官於九十年五月二十三日向貴會提出之申辯書㈠亦稱，該案係由公設辯護人梁乃莉代理公設辯護人陳秋靜到庭（第十一頁）。依據同案被告黃超群、余智芬八十七年四月二十日之審判筆錄，法院未通知公設辯護人，刑事報到單仍由洪法官手寫記載公設辯護人梁乃莉「到」，審判筆錄公設辯護人之記載係由公設辯護人陳秋靜塗改為梁乃莉，案卷內無辯護書。公設辯護人梁乃莉雖向本院稱：「八十七年四月二十日之審判期日是否曾到庭，因時間太久，已不清楚」，惟查公設辯護人梁乃莉既非本案公設辯護人，又自承未收受開庭通知，豈有到庭為被告辯護之理？倘果如洪法官所稱「當日陳秋靜可能請假，請人代理」，何以公設辯護人陳秋靜自始至終未受通知到庭？既未受通知到庭，又如何請人代理？且退一步言之，倘有代理之情形，應係審判期日當天一次或二次而已，斷無該案所有審判期日皆由公設辯護人梁乃莉代理到庭之理。矧公設辯護人梁乃莉於本院約詢時自始至終未曾表示，渠曾代理公設辯護人陳秋靜出庭。
⑸案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八十七年度上訴字第一六七五、一六七六號刑事
判決以「原審（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二六號）於八十七年二月十二日行言詞辯論時，報到單雖有公設辯護人到庭，惟審判筆錄上無此項記載，被告林天鵬亦供稱，當天並無公設辯護人為其辯護，另審判筆錄上雖記載，辯護人陳述如辯護意旨狀所載，但並無辯護意旨書附卷可證，原審程序上顯有瑕疵」為由，撤銷原審有關被告林天鵬之判決。
⑹綜上所述，公設辯護人如曾於審判期日到庭為被告辯護，何以歷次審判筆錄
皆未記載或經塗改（公設辯護人陳秋靜改為梁乃莉）？何以該案四位被告二次判決皆無辯護書？諸多疑問，豈可僅以書記官之疏失，致有漏未記載，或辯護書漏未附卷之情形發生，強為辯解？如前所述，洪法官自承「八十一年度訴字第二六號應係公設辯護人陳秋靜之案件」，惟錄事卻於送達回證蓋錯公設辯護人梁乃莉之收件章，致應行辯護之公設辯護人陳秋靜未受通知，公設辯護人梁乃莉亦自始至終未曾到庭為被告辯護，此即本案卷內容有諸多令人難以理解情事之緣由。又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二六號案件有關應行設辯護之諸多問題與八十七年度第五二五號案件之情形雷同，本院業於彈劾案文及前次「核閱意見」中詳予說明其原委及本院認定事實之理由，暨被付懲戒人應負責任之所在。
⒉公設辯護人賴忠杰於本院之證詞部分：
⑴卷查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五九五號被告余正豪偽造有價證券案件，八十七年三
月二十三日審判期日，開庭通知書記載公設辯護人賴忠杰，但由公設辯護人陳秋靜於言詞辯論後之三月二十六日始收受，刑事報到單記載公設辯護人賴忠杰「到」，審判筆錄有賴忠杰到庭之記載，亦有增補「法官請辯護人為被告辯護，辯護人陳述如辯護書所載」之記載（印戳蓋於中線），卷內有公設辯護人陳秋靜八十七年三月三十日提出之辯護書，洪法官於四月二日宣判，有公設辯護人陳秋靜判決送達證書，惟判決書上卻記載公設辯護人為賴忠杰。
⑵洪法官於本院九十年二月十五日約詢時表示，八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審判期
日係由賴忠杰代理陳秋靜蒞庭辯護。不知公設辯護人陳秋靜為何於三月二十六日始收通知書，可能是開庭通知書寫錯公設辯護人賴忠杰，事後發現應由陳秋靜辯護。又洪法官另於九十年二月十六日答辯續一狀及九十年三月二十八日答辯續二狀表示，收文章日期在後係轉錯日期，或因通知開庭回證遺失，書記官於言詞辯論庭後整卷時發現，乃予以補正，或因言詞辯護通知書誤寫公設辯護人賴忠杰，賴忠杰於辯論後發現錯誤，乃將言詞辯護通知書轉予公設辯護人陳秋靜簽收及書寫辯護書，並告以其辯護要旨，公設辯護人陳秋靜因此會遲至八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始蓋章收受八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之言詞辯論庭通知書。
⑶洪法官堅稱公設辯護人賴忠杰確於八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之審判期日到庭為
被告辯護。惟查本院九十年元月十七日詢據公設辯護人賴忠杰表示「八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之審判期日可能是公設辯護人陳秋靜蒞庭，如果渠蒞庭，渠會提辯護書。三月二十三日審判期日之情形，渠很訝異」，公設辯護人賴忠杰確已證稱，渠未曾於八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之審判期日到庭為被告辯護，其雖未明白表示「未到庭為被告辯護，即予辯論終結」，然其意思如何，不言可喻。且卷內之辯護書係由公設辯護人陳秋靜於八十七年三月三十日提出。故本院於彈劾案文中指稱：「本案既非公設辯護人賴忠杰辯護之案件，賴忠杰亦未曾收言詞辯論庭審理通知書」，故賴忠杰稱：「八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審判期日並未蒞庭，應屬實情。」⑷另公設辯護人陳秋靜九十年三月八日向本院表示，本案應係由渠辯護之案件
，惟開庭通知書係言詞辯論終結後始送交該股錄事於三月二十六日收受。故公設辯護人陳秋靜既於言詞辯論終結後始收受審理通知書，審判期日當日斷無蒞庭為被告辯護之理。因此公設辯護人賴忠杰及陳秋靜既皆未收受審理通知書，並皆表示渠等未曾於八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審判期日到庭為被告辯護則審判期日當日，究竟由何人到庭為被告辯護，豈非無疑？⒊另洪法官申辯：「渠前三、四年間所承審之強制辯護案件約數百件，並非每件
均有彈劾案文所指之前揭審理強制辯護案件，指定之公設辯護人未到庭辯護，即予辯護終結之違法情事，僅有彈劾案文所指之前揭強制辯護案件之違法情事，係書記官之疏忽所致」。惟查，經本院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調閱洪法官擔任刑事審判事務期間審理有關強制辯護案件明細表，洪法官自八十四年度至八十八年度審理有關強制辯護案件計一百五十六件。除檢舉函所列案件外，本院僅調閱其中八十七年、八十八年度之案件約三十餘件，即發現其中有諸多違失，本院捨其輕者，僅就違失重大之八案件論究其責。故本院於彈劾案文指稱：「案卷內並無公設辯護人之辯護書，或審判筆錄上無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之記載，亦無公設辯護人蒞庭之記載，或記載有矛盾或錯誤，被付懲戒人卻仍無視該等缺失，逕予判決。其不法情節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公設辯護人發現，並遭該分院採認而撤銷原審判決者雖僅二件，但由本院調閱經被付懲戒人承辦之三十餘件強制辯護案件中，即有八件明顯違法以觀，可見被付懲戒人對強制辯護案件，被告是否經強制辯護一事，顯不重視。」並予敘明。
㈡有關被付懲戒人審理車禍案件濫權加保羈押部分：
⒈被付懲戒人於申辯書㈢指稱，本院竟以事後查證本件被告朱文彬遺棄罪嫌部分
，經法院判處無罪在案，而為被付懲戒人當初竟仍裁定具保，因無保而羈押被告為彈劾理由，此種倒果為因之判斷模式，實難令人茍同云云，洵有誤解。⒉有關本交通事故之被告有無肇事逃逸之事實，洪法官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
八年五月三十一日八十八年度交易字第一七二號判決理由認定「證人均一致證述稱，被告朱文彬駕車『肇事後，隨即加速駛離逃逸』」，本院於九十年二月十五日詢據洪法官表示，被告涉嫌遺棄；又洪法官另辯稱：「渠除向臺中縣沙鹿童綜合醫院函查被害人之傷勢，並飭警查證事故經過，證人三人一致證述稱，被告朱文彬駕車『肇事後，隨即加速駛離逃逸』」（九十年二月十六日答續一狀第三、四頁）。洪法官自始至終堅稱本車禍案件之被告確有駕車肇事逃逸之犯罪事實，故其具保及加保之處分，並無不當。
⒊惟查被告有無肇事逃逸之事實，本院於彈劾案文及前次核閱意見中，已詳加說
明，本院「經查據卷證資料，發現第一次審判期日係八十八年四月十四日，第二次審判期日係八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而所稱『飭警查證』之警訊筆錄日期係於洪法官裁定加保後之八十八年五月十一日；且證人三人均未證述稱：『被告肇事後，加速駛離逃逸』，而係稱『（肇事車輛）時速約二十公里』，惟查被付懲戒人竟於本案判決理由中認定『被告肇事後，加速駛離逃逸』其認定犯罪事實與所採證據，顯不相符」，故本院認定洪法官於第一次審判期日裁定被告具保及第二次審判期日裁定被告加保時，尚無任何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肇事逃逸之事實，所辯具保及加保之理由，顯不足採。且洪法官將「肇事車輛時速約二十公里」之證詞，故意曲解為「被告肇事後，隨即加速駛離逃逸」，有無故入於罪之嫌，容或有討論空間，惟其審理案件偏頗之心態，誠難令人茍同。
其所為業已嚴重斲傷法官做為公正無私中立之第三者之形象。
⒋本院另於彈劾案文詳予說明，洪法官辯稱渠裁定加保時，曾參酌醫院對被害人
傷勢之鑑定一節，經本院審閱案卷之結果，顯然不實。且就本案並無顯難進行審判之情形，本院亦指稱，被告於檢察官偵查時未遭羈押、具保或限制住居之處分，經傳訊四次及原審法院審理傳訊二次，均於庭期傳喚到庭應訊。故本院雖於彈劾案文亦說明：「洪法官雖將被告以涉嫌遺棄罪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起訴，亦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查無肇事逃逸之事實為由，判決被告無罪確定」，惟如前述，本院並無洪法官所稱，以「法院判決被告無罪」作為彈劾理由。洪法官稱本院之彈劾理由為「倒果為因之判斷模式」，確屬斷章取義，誠有誤導之嫌。
經核，被付懲戒人審理案件違法失職之情節，經本院查證屬實，凡此均有筆錄及相
關事證附卷可稽，詳如本院彈劾案文所述者，全案調查經過堪稱嚴謹。所辯各節，悉屬飾詞，委無可採，仍請依法懲戒。
被付懲戒人第四次申辯意旨略謂：
對監察院第一次核閱意見之申辯：
㈠對監察院所指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五二五號被告王木柱、張清龍
違反肅清煙毒條例一案之申辯：按前開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五二五號案件，其中一被告王木柱部分公設辯護人有提出辯護書，僅另一被告張清龍部分漏附公設辯護人之辯護書。惟前開案件申辯人審理時均有經依法指定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開庭通知亦均已通知公設辯護人，審判筆錄頭亦記載公設辯護人到庭，公設辯護人亦有到庭為被告辯護之記載，最後公設辯護人亦有收受刑事判決書之送達。凡此，皆有該強制辯護案件內之「刑事案件審理單」、「通知公設辯護人之送達回證」、「刑事報到單」、「言詞辯論筆錄」及「公設辯護人收受刑事判決書之送達回證」等明確證據可予證明，僅書記官漏附其中一被告張清龍部分之公設辯護人之辯護書。而該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五二五號案件，被告王木柱部分公設辯護人陳秋靜有提出辯護書，惟「刑事報到單」卻係公設辯護人梁乃莉到庭辯護，此情形應係因公設辯護人「陳秋靜」辯論庭當天請假、或同一時間至他股出庭辯護、或至大肚山上之羈押被告之看守所會見羈押被告，以致需臨時互相代理（誰有空誰臨時代理），乃改請由公設辯護人「梁乃莉」到庭代理辯護（如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二六號、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五九五號等案件亦有指定公設辯護人為「陳秋靜」，通知公設辯護人之送達回證亦係公設辯護人陳秋靜之簽章，辯護書亦係公設辯護人陳秋靜所為），然言詞辯論庭之報到單及筆錄上卻將公設辯護人「陳秋靜」刪掉或記載未到，改為記載公設辯護人「賴忠杰」或「梁乃莉」或「簡燦賢」到庭辯護，即係因前開代理之原因之故。否則如強制辯護案件，指定之公設辯護人果真未到庭辯護申辯人即予辯論終結，申辯人豈會知悉當天原來指定之公設辯護人「陳秋靜」因前述原因，而需改請由公設辯護人「賴忠杰」或「梁乃莉」或「簡燦賢」到庭代理辯護之理。此乃鐵証如山，足證申辯人之清白無誤。此可證明前揭三案件公設辯護人確係有到庭為被告辯護，僅係書記官因申辯人前舉九十年五月二十三日申辯書中二之㈠之⑴至⑺所列舉之原因導致漏附公設辯護人之辯護書無疑。至監察院第一次核閱意見提出質疑認：八十七年四月二日之「刑事報到單」雖記載公設辯護人梁乃莉到，惟審判筆錄僅記載檢察官蒞庭，並未記載公設辯護人梁乃莉蒞庭，更無面告下次開庭日、時、處所之記載，有無通知之效力，應有（核閱意見誤載為「無」）疑問等語。此乃係因當日之審判筆錄係「例稿式筆錄紙」，並無公設辯護人欄位，以致書記官缺漏記載公辯護人蒞庭之情形及面告下次開庭日、時、處所之記載。惟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審判期日，應「傳喚」被告或其代理人，並「通知」檢察官、辯護人、輔佐人。而「傳喚」乃間接強制處分之一種，如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得命拘提，因此有送達規定之適用，與通知異；「通知」可用便宜之方式使之按期到場，雖與傳喚同，但無強制之作用（參陳樸生老師著刑事訴訟法實務六十九年二月增訂二版第一百六十六頁）。對到場之公設辯護人梁乃莉面告以下次應到之日、時、處所，並記明者，則與已送達開庭通知有同一之效力。當日乃當庭改期，面告到場之公設辯護人梁乃莉以下次八十七年四月十三日應到之言詞辯論庭日、時、處所，申辯人隨即並在「刑事報到單」上予以記明（惟因開庭時間緊湊，記明事項可能淪於簡略），則與已送達開庭通知有同一之效力，僅係書記官因前揭之「例稿式筆錄紙」，並無公設辯護人欄位，而缺漏記載公設辯護人蒞庭之情形及面告下次開庭日、時、處所之記載，並非公設辯護人梁乃莉當日未蒞庭，監察院第一次核閱意見實有莫大誤會。嗣於八十七年四月十三日開庭，該日被告張清龍到庭，公設辯護人梁乃莉亦有到庭為被告張清龍辯護，乃辯論終結，定期於八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宣判。凡此，有該案卷證可予查考，甚為明確。惟監察院第一次核閱意見竟謂被告張清龍之審判期日法院未曾通知公設辯護人梁乃莉，其應無蒞庭之理，實有誤解之處。另監察院第一次核閱意見復提出質疑認：前開案件八十七年四月十三日開庭「刑事報到單」記載公設辯護人梁乃莉蒞庭，惟審判筆錄卻記載公設辯護人陳秋靜蒞庭，亦有不實之處等情。此亦即質疑為何言詞辯論庭之報到單係記載「甲」公設辯護人到庭辯護，而言詞辯論筆錄上卻記載「乙」公設辯護人到庭辯護，二者有異？此乃如言詞辯論庭之報到單上記載之「甲」公設辯護人係原指定者，而言詞辯論筆錄上卻記載「乙」公設辯護人到庭辯護，則可能係言詞辯論庭由「乙」公設辯護人因前舉之理由而代理到庭辯護，而言詞辯論庭之報到單卻疏漏未予更正所致。另如言詞辯論庭之報到單上記載之「甲」公設辯護人係代理到庭辯護者，而言詞辯論筆錄上卻記載原來指定之「乙」公設辯護人到庭辯護，則可能係書記官筆誤，未予更正之可能性較大。因有一段時間，係規定同一股審理之強制辯護案件，統一由同一之公設辯護人辯護（之前係輪分），以致於由「甲」公設辯護人代理到庭辯護時，書記官仍未予注意，而予更正所致。惟不論係何種錯誤，在在亦均更加證明該等強制辯護案件，指定之公設辯護人「確實有代理到庭辯護」，始予辯論終結無誤。否則，亦不致有上開之開庭時特別去請來代理到庭之公設辯護人，導致言詞辯論庭之報到單係記載「甲」公設辯護人到庭辯護，而言詞辯論筆錄上卻記載「乙」公設辯護人到庭辯護之誤失，實不言可喻，亦懇請鈞會查明。謹按：實務上，「刑事報到單」原係書記官於開庭前即需依據審理法官所批示之「刑事案件審理單」而製作完成，申辯人此次遭彈劾之「強制辯護案件」，案卷內申辯人所批示之「刑事案件審理單」均批示有通知公設辯護人開庭時到庭為被告辯護之記載，開庭通知亦均已通知公設辯護人，此有各該強制辯護案件內之「刑事案件審理單」、「通知公設辯護人之送達回證」在卷可稽。惟因申辯人前舉九十年五月二十三日申辯書中二之㈠之⑴至⑺、及九十年五月二十九日申辯書㈡所列舉之原因，因公設辯護人收案、輪分、代理制度等等之紛亂（此亦有公設辯護人陳秋靜於九十年三月十六日親筆簽名查證證詞而傳真於監察院之傳真證詞影本一份附卷可證）、辯護書因案件繁多未即時提出，而於辯論終結後始補提辯護書時，卻因書記官疏忽未予附卷，造成疏漏，及書記官、錄事等人員之素質、謹慎不足、暨案件繁重、開庭記錄速度不足等等前述因素，導致書記官筆錄記載時發生前揭遭彈劾之疏漏錯誤。而「刑事報到單」依前所述，書記官原需記載「公設辯護人某某某」須蒞庭，惟書記官均漏未以電腦打字方式記載該事項，而須由申辯人於開庭時始予以補記之，因實務上書記官開庭時均忙著製作開庭筆錄，無暇他顧，「刑事報到單」原來又係審理法官批示事項之文件，自然書記官漏載之事項，審理法官當然順手將之補載之。否則，如審理法官有心造假，又怎會不避嫌的親筆在「刑事報到單」上補載書記官漏載之事項，不言可喻；且例如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六年度訴字第二九○四號八十七年二月九日審判筆錄通譯欄亦係漏填載、八十七年三月十二日審判筆錄書記官欄及通譯欄亦均係漏填載、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五九五號八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審判筆錄書記官欄及通譯欄亦均係漏填載、連日期係八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書記官竟亦誤載為八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一七七號八十七年二月十二日審判筆錄通譯欄亦係漏填載、八十八年度訴字第六三五號八十八 年四月十九日審判筆錄通譯欄亦係漏填載、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二七六號八十八年二月十日審判筆錄通譯欄亦係漏填載、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二四四號八十七年二月十六日、八十七年三月九日審判筆錄通譯欄亦係漏填載、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五二五號八十七年三月十二日、八十七年四月二日、八十七年四月十三日審判筆錄通譯欄亦均係漏填載、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二六號八十年二月十二日審判筆錄通譯欄亦係漏填載。凡此，明明審判庭時通譯均有在庭，竟遭漏填載，而審判筆錄則係書記官自己所製作，竟連書記官自己亦漏填載，此更可證明前述遭彈劾之事實確係書記官之疏忽，在在均足以證明書記官疏忽之嚴重。是綜據上述，實無法僅以該少部分之書記官缺漏，即違反事實遽而認定公設辯護人未到庭為被告辯護，亦懇請鈞會明察。
㈡對監察院所指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交易字第一七二號被告朱文彬業務過
失重傷害一案之申辯：監察院第一次核閱意見提出質疑，認申辯人於八十八年四月十四日審理期日當中諭知被告朱文彬具保三十萬元，曾參酌飭警查證之警訊筆錄及醫院之鑑定，顯然不實等語。按前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交易字第一七二號被告朱文彬業務過失重傷害一案係多年前申辯人所審理過幾千件案件當中之一件，監察院約詢申辯人之前，並未將該案件提示給申辯人，其間之案情為何，如何能強要申辯人一定一一記得，答辯毫無遺漏。本件申辯人於八十八年四月十四日審理期日審理時，僅係有被告可能係肇事逃逸及被害人所受之傷害是否真已達重傷害程度之強烈懷疑？想詳查該情形，如真有其事，則被告刑責更重，因此乃命具保以資確保往後審理時被告能順利到庭受審，不致逃亡，審結確定後，確保判決之刑罰執行效果。並非如核閱意見所指摘之當時已參酌飭警查證之警訊筆錄及醫院之鑑定，如當時已參酌飭警查證之警訊筆錄及醫院之鑑定，已達判決階段，申辯人何須再飭警查證及函查醫院之鑑定。且縱已達判決階段，為確保判決之刑罰執行效果，亦非當然不得命具保，併予說明。再核閱意見又指稱，加保當日被害人曾出庭應訊，應答自如，筆錄並未記載被害人喪失語言功能之跡象，故該醫院之鑑定〔被害人許瑞彬所受之傷害，導致語言功能受損嚴重，構音不全，判斷喪失語言功能，左髕骨開放性骨折致其左下肢運動功能不全等傷害，應係屬重大難治之重傷害等情（檢察官未曾函查或請求鑑定是否構成重傷害，即自己認定屬重傷害），亦係經本院發函詢問，此有經函覆之沙鹿童綜合醫院八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沙鹿童欽字第一八○號、八十八年五月十日沙鹿童欽字第二一○號函一份、及重大傷病免自行部分負擔證明卡一份在卷可憑。且右揭事實亦據被害人許瑞彬之代理人游許怡華到庭指訴甚詳，復有診斷証明書一紙在卷可稽。〕，尚非無疑，申辯人仍辯稱，被害人傷勢嚴重，顯與經驗法則有違，亦有極大誤會。蓋醫院係專門機構，其鑑定除非有極強之反證，否則，不應隨意推翻。而申辯人加保當日被害人雖曾出庭，但係其家屬推著擔架床載著被害人出庭，且係由被害人家屬代答應訊，惟書記官未明確詳實的一一記載下來而已，此係不容抹煞之事實，懇請鈞會傳喚被害人及其家屬查證，且亦懇求查證，被告與申辯人是否事先認識或有恩怨，暨被害人及其家屬是否為申辯人之親戚故舊，以資認定申辯人是否故入人罪或徇私枉法。核閱意見再指稱，申辯人飭警查證之證人警訊筆錄均未證述稱，被告肇事後加速駛離逃逸，亦有未深入了解之處。證人柯坤榮證述稱，車禍當時其在店內，聽到碰撞聲才外出查看，看到重機車、傷者倒在路中央，當時路上僅有自小貨車Ｇ三－四五一二號（被告所駕之貨車）往新田方向行駛，且與肇事地點距離甚近，因此我即往前追趕，但追到永康路口時，該車往永康路左轉，我追不上而折回。證人柯朝陽、柯王雪芽亦均作類似之證詞。另證人游許怡華於偵訊中指稱，他為何要逃跑，車禍現場附近商店的人都跑出來看，因為撞擊力很大，聲音很大，被告不可能不知道撞到人等語。基上，被告肇事後未曾停車看護傷者，往前至十字路口（一般至十字路口均會減速或停、看、聽，車速一定緩慢）左轉以二十公里之車速駛離（至十字路口人車眾多，又有紅綠燈，且其欲左轉駛離，怕翻車，如何能高速行駛？），如此如何不叫逃逸？此惡劣行為如何可取？核閱意見竟稱，申辯人於判決理由中認定被告肇事後，隨即加速駛離逃逸，認定犯罪事實與所採證據，顯不相符；又申辯人將肇事車輛時速二十公里之證詞，故意曲解為被告肇事後，隨即加速駛離逃逸，有無故入人於罪之嫌，容或有討論空間，惟其審理案件偏頗之心態，誠難令人茍同。如前所述，「被告肇事後（一般肇事後均會停車處理）未曾停車看護傷者，往前至十字路口（一般至十字路口均會減速或停、看、聽，車速一定緩慢）左轉以二十公里之車速駛離（至十字路口人車眾多，又有紅綠燈，且其欲左轉駛離，怕翻車，如何能高速行駛？而被告原應由肇事停車處理之車速為零，竟不停車，又至應緩慢車速行駛之十字路口，復如高速行駛可能翻車之左轉，竟以二十公里之車速往前至十字路口左轉駛離），如此行徑，如何不叫加速駛離逃逸？（此加速駛離逃逸，申辯人又無胡亂認定其係以『多少公里』之時速駛離，如何叫認定犯罪事實與所採證據，顯不相符？）」，惟核閱意見竟僅一面倒的為被告袒護，而不顧被害人權益之保障，如何可成就其所揭櫫之「人民應受保障之權利及司法之公正性」之崇高目標？核閱意見偏頗之心態，才真叫誠難令人茍同。僅陳明申辯人審理當時情境，用表申辯人並無私心，唯本於具保裁量職權之行使（詳如前之申辯，申辯人命具保並非無任何法定原因，無故亂命具保，而係依法謹慎具保，係屬「裁量職權之行使」，並無故意違法、濫權羈押之處。），並無違法之處，以求發現真實，臻於公平而已。惟如稍有不妥適之處，則定當盡力改善，期請鈞會從輕議處，亦懇請鈞會明鑑。
對監察院第二次核閱意見之申辯：
㈠對監察院所指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二六號被告林天鵬等違反麻醉
藥品管理條例一案之申辯：該案申辯人於八十七年一月六日定期於八十七年二月十二日開庭，「通知公設辯護人之原通知」並未指定何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係由公設辯護人室收案後，內部分案，分由公設辯護人「梁乃莉」為被告辯護，公設辯護人「梁乃莉」乃於八十七年一月八日簽章收受，八十七年二月十二日開庭時公設辯護人梁乃莉有蒞庭，審判筆錄亦記載有法官請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等之戳章，謹該審判筆錄頭公設辯護人欄書記官疏漏未記載公設辯護人到庭，當日被告林天鵬、張伊廷部分辯論終結，定期宣判，另被告黃超群、余智芬因未到庭，當庭改期，面告到場之公設辯護人梁乃莉以下次八十七年三月五日應到之言詞辯論庭日、時、處所，申辯人隨即並在「刑事報到單」上予以記明自到，不另通知，即與已送達開庭通知有同一之效力。八十七年三月五日被告黃超群、余智芬又未到庭，再當庭改期，面告到場之公設辯護人梁乃莉以下次八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應到之言詞辯論庭日、時、處所，申辯人隨即並在「刑事報到單」上予以記明自到，不另通知，即與已送達開庭通知有同一之效力。八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被告黃超群、余智芬又未到庭，再當庭諭知候核辦。其後，申辯人再於八十七年四月三日定期於八十七年四月二十日開庭，該「刑事案件審理單」上申辯人明確批示通知公設辯護人「梁乃莉」須出庭為被告辯護，鐵証如山，核閱意見如何能隨意認定申辯人未通知公設辯護人梁乃莉到庭為被告辯護？而八十七年四月二十日開庭時公設辯護人梁乃莉確有蒞庭為被告辯護，當日被告黃超群、余智芬部分辯論終結，定期於八十七年五月四日宣判，此有該強制辯護案件內之「刑事案件審理單」、「刑事報到單」、「審判筆錄」等明確證據可予證明。且有公設辯護人梁乃莉復約於八十七年五月十三日（影本不太清楚）收受該案判決正本之送達回證一份在卷可參。該案自公設辯護人「梁乃莉」於八十七年一月八日簽章收受第一次開庭通知至八十七年五月四日全案辯論終結，定期宣判，其間歷經將近四月，公設辯護人「梁乃莉」必已完成為被告辯護之辯護書，否則公設辯護人「梁乃莉」則屬未盡職責，有虧職守。是該案應為書記官漏附公設辯護人之辯護書，較為可採。雖公設辯護人梁乃莉於八十九年九月八日監察院約詢時曾表示：八十七年二月十二日開庭之審判筆錄頭公設辯護人欄未記載公設辯護人到庭，其答稱，可能未請庭務員通知云云。監察院第二次核閱意見竟僅率而據此隨即認定，公設辯護人梁乃莉業已承認審判期日當天未曾到庭為被告辯護，實屬率斷。蓋如前所述，本件強制辯護案件一切依法進行審判，有各該卷證可考，如何僅僅依據書記官於該案審判筆錄頭公設辯護人欄疏漏未記載公設辯護人到庭；且該案件係
三、四年前之案件，時間久遠，且公設辯護人強制辯護之案件亦甚為繁多，何能強求公設辯護人或書記官必牢記每件強制辯護案件之細節。是公設辯護人及書記官之證詞實無法句句均採為證據，僅其原則性之陳述足堪採據，至其等枝枝節節之陳述頂多僅足供參考而已。而上開公設辯護人梁乃莉於八十九年九月八日監察院約詢時僅係表示：「可能」未請庭務員通知。「可能」即係「不太確定」，則監察院竟草率依據此「不太確定」且時間已然久遠，應不復記憶之證詞，即欲斷定該案申辯人未請公設辯護人到庭為被告辯護，即予辯論終結，擅斷如此，令人遺憾。再核閱意見認被告黃超群、余智芬於八十七年三月五日、八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八十七年四月二十日之開庭，無通知公設辯護人開庭之「通知公設辯護人之送達回證」，而上開公設辯護人梁乃莉於八十九年九月八日監察院約詢時又表示：「無送達回證，應無開庭通知，但有時會用電話通知。」。而核閱意見竟僅因此即欲認定，上開期日申辯人未通知公設辯護人開庭，亦屬無稽。蓋前開期日之前一期日均因被告黃超群、余智芬未到庭，當庭改期，並由申辯人面告到場之公設辯護人梁乃莉以下次開庭應到之言詞辯論庭日、時、處所，申辯人隨即並在「刑事報到單」上予以記明「自到」，不另通知，即與已送達開庭通知有同一之效力。此有各該「刑事報到單」在卷可憑核閱意見竟視而不見，隨意論斷，必欲置申辯人於死地不可，令人懷疑核閱意見之公正立場何在。另核閱意見又稱，該案應係由公設辯護人陳秋靜辯護，惟何以公設辯護人陳秋靜自始至終未曾受通知開庭，而須由公設辯護人梁乃莉代理出庭辯護，亦有天大謬誤。蓋核閱意見有何憑證認定該案應係由公設辯護人陳秋靜辯護？按由誰辯護係由公設辯護人室，於收案後，內部自己分案（而公設辯護人室之內部自己分案則如申辯人前舉九十年五月二十九日申辯書㈡之所列舉之原因，異常紛亂，此有公設辯護人陳秋靜於九十年三月十六日親筆簽名查證證詞而傳真於監察院之傳真證詞影本一份附卷可證），並非由申辯人指定。而本案詳如前述，申辯人於八十七年一月六日定期於八十七年二月十二日開庭，「通知公設辯護人開庭之原通知」並未指定何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係由公設辯護人室收案後，內部分案，分由公設辯護人「梁乃莉」為被告辯護，公設辯護人「梁乃莉」乃於八十七年一月八日簽章收受，此有該開庭之「通知公設辯護人之送達回證」一份附卷足資覆按，證據甚為明灼；而各該庭期，均依法通知公設辯護人「梁乃莉」出庭為被告辯護，詳如前述。惟核閱意見依然不查，隨意指稱：本案應係由公設辯護人陳秋靜辯護，惟何以公設辯護人陳秋靜自始至終未曾受通知開庭，而須由公設辯護人梁乃莉代理出庭辯護。
實亦有啟人疑竇之處。
㈡對監察院所指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五九五號被告余正豪偽造有價
證券一案之申辯：詳申辯人前舉九十年五月二十三日申辯書中三之㈠之㈣、及九十年五月二十九日申辯書㈡所列舉之申辯理由。另核閱意見認，公設辯護人賴忠杰於九十年一月十七日監察院約詢時曾表示：「八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審判期日可能係公設辯護人陳秋靜蒞庭，如是我蒞庭，我會提辯護書。八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審判期日之情形，我很訝異。」核閱意見亦據此即認定，公設辯護人賴忠杰雖未明白表示：「未到庭為被告辯護，即予辯論終結」，然其意思如何，不言可喻。本件暫且不論該公設辯護人賴忠杰於九十年一月十七日監察院約詢時所表示：「八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審判期日可能係公設辯護人陳秋靜蒞庭」，如此的話，則當日已有公設辯護人陳秋靜蒞庭為被告辯護，僅係「刑事報到單」上記載有誤而已，該案因而辯論終結，仍屬合法。且公設辯護人賴忠杰陳稱係「可能」，則表示其不太確定，且該案經過時日數年，其何能記憶清楚？而如果其曾蒞庭，果通知書並無錯誤係其應承辦之案件，申辯人亦認同其一定會提辯護書；但因本案乃特例，因其蒞庭後，始發現通知錯誤，而應係公設辯護人陳秋靜承辦之案件，非其所應承辦之案件，其如何再一定會提辯護書？不能無疑。再公設辯護人陳秋靜約詢時亦表示，該案應係由其辯護之案件，惟審理通知書係言詞辯論終結後始交由該股錄事收受，並由該錄事調卷供其書寫辯護書，因其不知該案已辯論終結，故仍於八十七年三月三十日提出辯護書等語。亦有斟酌之處，蓋公設辯護人陳秋靜如不知該案已辯論終結，為何需「急急忙忙趕著」於八十七年四月二日宣判前之八十七年三月三十日即提出辯護書，其大可慢慢地在往後受通知言詞辯論庭時，再予提出辯護書即可。是基上所述，核閱意見完全不考量前開申辯人所申辯之種種可能理由，且不明實務運作情況，僅主觀、片面即遽予認定，言詞辯論當日公設辯護人賴忠杰或陳秋靜均未蒞庭應屬實情，實屬武斷。從而，懇請鈞會不憚繁瑣明鑑實情，實不勝感禱。
㈢對監察院所指申辯人擔任刑事審判事務期間審理有關強制辯護案件，自八十四年
間起至八十八年間止計有一百五十六件，監察院僅調閱其中八十七年、八十八年間之案件三十餘件，即發現遭彈劾之八案件，足見申辯人對強制辯護案件，是否經強制辯護一事，顯不重視之申辯：按前揭八案件書記官之缺漏，均係在配置廖梅芬書記官時發生，而在廖梅芬書記官之前配置於申辯人之書記官蔡柏倫、林素真則無類似前開疏漏，此可懇請鈞會傳喚書記官蔡柏倫、林素真求證。是八十四年、八十五年、八十六年間申辯人擔任刑事審判事務期間審理有關強制辯護案件，則無如前揭八案件書記官之缺漏，懇請鈞會明鑑。
懇請鈞會調查之事證如下：
之前尚未傳喚及查證者：
㈠請求傳喚盧豐裕（充任繁雜事務之錄事職務之法警）：住址：臺中市○○路○段○○○號。
待證事項：查證是否係臨時由法警室抽調而來，事前未受任何訓練，隨即擔任繁
雜之錄事職務，致時有錯誤，及查證公設辯護人室是否因申辯人前舉九十年五月二十九日申辯書㈡所列舉之原因，有關分案、收發、調卷等等工作常有錯誤之情形存在，導致何案件應由何公設辯護辯護，於辯論終結前實無從知悉，致錄事先生發送通知書常有誤，言詞辯論庭時，書記官筆錄記載亦時常發生錯誤等情。
㈡請求傳喚蔡柏倫、林素真（擔任書記官職務）：住址：臺中市○○路○段○○○號。
待證事項：蔡柏倫、林素真書記官均係在廖梅芬書記官之前配置於申辯人之書記
官，蔡柏倫、林素真書記官則無類似前開申辯人遭彈劾之疏漏，及查證申辯人審理強制辯護案件時，均有請公設辯護人到庭為被告辯護後，始予以辯論終結，定期宣示判決；絕無審理強制辯護案件，指定之公設辯護人未到庭辯護即予辯論終結之情事。
㈢請求傳喚林靜芬（擔任接任申辯人業務之法官職務）：住址：臺中市○○路○段○○○號。
待證事項：查證其搭配廖梅芬書記官時，廖梅芬書記官是否常有類似前開申辯人遭彈劾之疏漏。
㈣求傳喚許瑞彬（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交易字第一七二號之被害人）及其家屬：住址：詳該案件內之地址。
待證事項：查證被害人及其家屬是否為申辯人之親戚故舊，及申辯人加保當日被
害人雖曾出庭，但係其家屬推著擔架床載著被害人出庭，且係由被害人家屬代答應訊，惟書記官未明確翔實的一一記載下來而已。
㈤請求傳喚朱文彬（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交易字第一七二號之被告）住址
：屏東縣○○鄉○○村○○路○○○號現居：臺中縣豐原市○○路○○○號待證事項：查證被告與申辯人之前是否認識，有無仇怨。
之前已傳喚及查證者：
㈠請求傳喚廖梅芬、孫竹梅（擔任書記官職務，監察院前已傳訊過）：住址：臺中市○○路○段○○○號。
待證事項：查證申辯人審理強制辯護案件時，均有請公設辯護人到庭為被告辯護
後，始予以辯論終結，定期宣示判決；絕無審理強制辯護案件，指定之公設辯護人未到庭辯護即予辯論終結之情事。並向孫竹梅書記官查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交易字第一七二號，申辯人加保當日被害人雖曾出庭，但係其家屬推著擔架床載著被害人出庭，且係由被害人家屬代答應訊，惟書記官未明確翔實的一一記載下來而已。筆錄雖漏未記載被害人喪失語言功能之跡象，然並非被害人傷勢不嚴重，並非醫院之鑑定有何疑問。
㈡請求傳喚陳秋靜（擔任公設辯護人職務，監察院前已傳訊過）：住址：臺中市○○路○段○○○號。
待證事項：查證申辯人審理強制辯護案件時，是否均有請公設辯護人到庭為被告
辯護後，始予以辯論終結，定期宣示判決；及查證監察院前已傳訊過之訊問內容真意為何。
㈢請求傳喚梁乃莉、賴忠杰（均擔任公設辯護人職務，監察院前已傳訊過）：住址：臺中市○○路○段○○○號。
待證事項：查證申辯人審理強制辯護案件時，是否均有請公設辯護人到庭為被告辯護後，始予以辯論終結，定期宣示判決。
㈣請求調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訴字第六六六號、八十七年度訴字第八九四號、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一二五五號、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一五八二號等案件。
待證事項：查證該等由林靜芬法官其後接任申辯人辦理刑事審判而與廖梅芬書記
官搭配所審理之強制辯護案件，是否亦有類似前開申辯人遭彈劾之書記官等之疏漏，以資查證答辯人所辯是否屬實。
綜據上述，申辯人實有莫大冤屈，絕無如監察院彈劾之情事，本案實際情形係因書記官疏忽，申辯人則係督導不周導致前揭強制辯護案件之疏漏；及前開交通案件之審理，申辯人並無私心，唯本於具保裁量職權之行使，並無違法之處。惟如有督導不周造成前揭強制辯護案件部分之疏漏，及加保羈押部分，如稍有不妥適之處，則爾後一定注意改善，及願誠心接受懲戒。惟期請鈞會體恤，賜准從輕議處，以惕申辯人改進。
監察院對被付懲戒人第四次申辯意旨之核閱意見：
本件被付懲戒人申辯書㈣主要內容與申辯書㈠、㈡、㈢及被付懲戒人前向本院提出
之「答辯狀」、「答辯續一狀」等內容雷同，不外：被付懲戒人審理強制辯護案件，均依法指定公設辯護人，通知公設辯護人到庭為被告辯護。開庭審理時，公設辯護人亦均到庭為被告辯護，一切均依法審判。惟因被付懲戒人配置之書記官及錄事之素質及疏忽之故，致筆錄漏未記載公設辯護人到庭為被告辯護之意旨，公設辯護人之辯護書漏未附卷；或因公設辯護人受理強制辯護案件混亂、分案不清、公設辯護人代理混亂等情，致書記官筆錄記載時有錯誤。另被付懲戒人審理車禍案件，對被告加保、羈押均依法行使裁量職權，絕無私心及濫權加保羈押，逼取供詞等情事。故本院第一次及第二次核閱意見之認知有誤，意見偏頗等情。
經核被付懲戒人於申辯書㈣中所辯各節，本院皆曾於彈劾案文、第一次、第二次核
閱意見中論述說明。本案調查過程嚴謹詳實，被付懲戒人就同一問題，一再申辯，所辯各節，避重就輕，斷章取義，悉屬飾卸之詞，且有故為誤導之嫌，委無可採。
是被付懲戒人違法失職，事證明確，仍請依法懲戒，以儆效尤。
理 由被付懲戒人甲○○係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法官，監察院彈劾意旨以其審理強制辯護案件，案卷內並無公設辯護人之辯護書，或審判筆錄上無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之記載，亦無公設辯護人到庭之記載，或記載有矛盾或錯誤，被付懲戒人卻仍無視該等缺失，逕行判決，暨審理交通事故業務過失致重傷刑事案件，濫權加保羈押，強制被告與告訴人和解等情，事證明確，嚴重損害被告依據憲法應受保障之權利及人民對司法公正性之信賴，斲傷司法威信甚鉅，核有重大違失，因認被付懲戒人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一條：「公務員應遵守誓言，忠心努力，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第六條：
「公務員不得假借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之利益，並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加損害於人。」第七條前段：「公務員執行職務，應力求切實」等相關規定，並有公務員懲戒法第二條第一款及第二款之應受懲戒事由，爰依監察法第六條規定提案彈劾，移請審議。茲將本會審議結果分述如次：
壹、關於審理強制辯護案件部分：彈劾意旨以被付懲戒人承辦之強制辯護案件中，有部分案件之審判筆錄上並無公
設辯護人到庭之記載、亦無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之記載，或案卷內無公設辯護人之辯護書、公設辯護人之辯護書日期與宣判日期相同、公設辯護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後始收受審理通知書，且審判筆錄上記載之公設辯護人與提出辯護書之公設辯護人不同、審判筆錄上公設辯護人到庭之記載與刑事報到單之記載不同等情事，認被付懲戒人對於強制辯護案件，被告是否經強制辯護一事顯不重視等語（詳見彈劾案文貳之一所載）。
被付懲戒人申辯意旨略謂：被付懲戒人審理強制辯護案件均確實有通知公設辯護
人到庭為被告辯護後，始予以辯論終結，定期宣示判決；絕無審理強制辯護案件，指定之公設辯護人未到庭辯護即予辯論終結之情事。實係僅有約百分之一、二比率之部分強制辯護案件，因書記官疏忽，以致少部分之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之辯護書未見附卷，及部分之言詞辯論筆錄可能漏未記載公設辯護人到庭為被告辯護等情之些微程序瑕疵事項，竟認被付懲戒人係審理強制辯護案件，指定之公設辯護人未到庭辯護即予辯論終結之違法情事，實有莫大冤屈（詳如事實欄所載各次申辯意旨）。
查被付懲戒人於八十七年至八十八年期間，擔任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庭審判事
務，於審理強制辯護案件時，關於公設辯護人是否到庭為被告辯護，有前開彈劾意旨所指缺失情形，業經監察院調取各該案卷查明在卷，並經監察院約談證人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書記官廖梅芬、孫竹梅，公設辯護人梁乃莉、陳秋靜、賴忠杰及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公設辯護人郭博益（訊問筆錄附於彈劾案文附件五）等到場說明，有各該筆錄可稽（參見彈劾案文附件一至十二）。查依上開附件一至附件八顯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六三五號被告羅雄傑傷害致死案，被付懲戒人係於八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收案，同年月三十日定四月十九日開庭審理，同時通知公設辯護人到庭為被告辯護，公設辯護人梁乃莉於四月一日收受通知，並於同月六日提出辯護書，審判期日刑事報到單記載公設辯護人梁乃莉到庭為被告辯護，惟審判筆錄漏未記載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該案於同年月二十八日宣判（附件一）；同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二七六號蔡萬成強盜案，被付懲戒人係於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二日收案，同年月二十六日定同年二月十日審理，並通知公設辯護人，公設辯護人梁乃莉於同月二十七日收受通知，並於二月十日提出辯護書，審判期日公設辯護人梁乃莉到庭為被告辯護，刑事報到單記載公設辯護人梁乃莉到庭，惟審判筆錄漏為公設辯護人辯護之記載，該案經判處被告三年二月有期徒刑，上訴後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原審未通知公設辯護人到庭為被告辯護程序有瑕疵，撤銷改判有期徒刑二年十月（附件二）；同院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二四四號被告楊裕偉及洪惠貞偽造有價證券案，被付懲戒人於八十七年一月十三日收案，同年月十四日定二月十六日審理，並通知公設辯護人，公設辯護人陳秋靜於一月十六日收受通知書，審判期日刑事報到單記載公設辯護人陳秋靜到場，被告楊裕偉部分辯論終結定三月二日宣判，洪惠貞部分改三月九日續審，公設辯護人陳秋靜於三月二日提出辯護書，洪惠貞部分於三月二十三日宣判，被告楊裕偉部分審判筆錄僅記載公設辯護人到庭，而未記載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附件三）；同院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五二五號被告王木柱及張清龍違反肅清煙毒條例案，被付懲戒人於八十七年二月十七日收案，當日即定三月十二日審理，並通知公設辯護人到庭為被告辯護，公設辯護人梁乃莉於同月二十二日收受通知，被告王木柱部分辯論終結定三月二十六日宣判，被告張清龍部分因未到場，改四月二日續審，審判筆錄雖記載公設辯護人梁乃莉到庭，惟無為被告辯護之記載，辯護書係於三月二十六日由公設辯護人陳秋靜提出，被告張清龍部分於四月二日審判期日仍未到庭，復改四月十三日續審，審判期日刑事報到單記載公設辯護人梁乃莉到庭為被告辯護，審判筆錄記載公設辯護人陳秋靜到庭（附件四）；同院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二十六號被告林天鵬等違反麻醉藥品管理條例案，被付懲戒人於同年一月二日收案，於同月六日定二月十二日審理，同時通知公設辯護人，公設辯護人梁乃莉於同月八日收受通知，審判期日被告林天鵬及張伊廷部分辯論終結定二月二十六日宣判，其餘被告黃超群、余智芬部分，當庭諭知改三月五日續審，二月十二日審判筆錄雖記載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惟漏未記載公設辯護人梁乃莉到庭，僅刑事報到單記載公設辯護人梁乃莉到，且辯護書未附卷，該案嗣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上開程序有瑕疵，撤銷改判（附件五）；同院八十六年度訴字第二九○四號被告蔡進益等共同殺人罪案件，被付懲戒人於八十七年一月七日定同年二月五日審理，並通知公設辯護人，公設辯護人陳秋靜於同年一月八日收受通知，審判期日被告未到，改三月十二日續審，公設辯護人陳秋靜於三月二日收受審理通知書，審判期日刑事報到單記載公設辯護人陳秋靜到，審判筆錄未記載辯護人到庭，僅記載辯護人為被告辯護如辯護狀，惟辯護書未附卷，該案經上訴審法院撤銷改判（附件六）；同院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五九五號被告余正豪偽造有價證券案，被付懲戒人於八十七年三月二日收案，同月三日定三月二十三日審理並通知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公設辯護人賴忠杰於同年月二十六日收受審理通知，審判期日之審判筆錄記載公設辯護人賴忠杰到庭為被告辯護，刑事報到單亦記載公設辯護人賴忠杰到場，惟卷附之公設辯護人辯護書，係公設辯護人陳秋靜於三月三十日提出之辯護書（附件七）；同院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一七七號被告楊振興違反肅清煙毒條例案件，被付懲戒人於八十七年一月六日收案後，於當日定同年二月十二日審理，並通知公設辯護人到庭為被告辯護，公設辯護人簡燦賢於同月九日收受審理通知書，審判期日之刑事報到單記載公設辯護人簡燦賢到場，審判筆錄原記載簡燦賢公設辯護人到庭，後塗改為陳秋靜公設辯護人，審判筆錄則記載本院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如辯護狀，卷附者則為公設辯護人陳秋靜於八十七年二月十二日所提出之辯護書，判決書記載指定辯護人為本院公設辯護人簡燦賢（附件八）等資料以觀，被付懲戒人處理上開強制辯護案件，有程序上之瑕疵已臻明確，縱如被付懲戒人所辯書記官有部分疏失所致，惟其未詳閱相關筆錄、卷證，督促書記官改正，仍難辭疏失咎責。所請傳喚證人及查證事項（詳如各次申辯書所載），核均不能影響上開違失事實之認定，應無傳喚查證之必要，並予敘明。
貳、有關濫權加保羈押部分：彈劾意旨以被付懲戒人審理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交易字第一七二號交通
事故業務過失致重傷案件，於八十八年四月十四日第一次審判期日，裁定被告具保三十萬元，被告當日即辦理交保。嗣該案八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第二次審判期日，再命加保三十萬元。因被告當日未提出三十萬元辦理具保，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爰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一條規定「被告犯罪嫌疑重大，有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裁定羈押被告。被告於翌日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即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聲請撤銷具保處分，旋遭被付懲戒人於八十八年四月三十日以「被告所涉犯之罪刑甚重，為達爾後審判及執行之順利執行，乃迫不得已，諭知如上之具保金額」為由，裁定駁回聲請。被告爰向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提起抗告，該分院以被告案發後無逃亡之事實，且於偵查及原審法院審理時（迄被羈押止），均依庭期傳喚到庭應訊，並無顯難進行審判之情形，是否能認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原審未能詳予審究上情，逕予抗告人交保三十萬元具保後，復於八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令加保三十萬元之處分，於法無據、尚有未合等由，而裁定予以撤銷。認被付懲戒人有濫權加保羈押情事（詳如彈劾案文貳之二所載）。
被付懲戒人申辯意旨略謂：交通案件被告肇禍犯行嚴重，死者或重傷害家屬屢次
請求被告民事賠償，均未予理賠，死者或重傷害家屬必定當庭情緒激動聲淚俱下要求羈押被告，被付懲戒人審理時必定審慎考量被告前揭犯行嚴重，復拒不理賠，審理後判決結果必然需入監服刑，為審理時「確保被告順利到庭受審，不致逃亡」，審結確定後「確保判決之刑罰執行效果」，乃命具保；再次開庭時，被告如仍未依所言主動出面與死者或重傷害家屬為民事和解事宜，死者或重傷害家屬亦必當庭表明被告毫無和解誠意，前次開庭所言欲和解，僅係詐騙死者或重傷害家屬欲圖得輕判而已；且具保金額實有不足，即會再次要求羈押被告，被付懲戒人斟酌再三，恐具保金額不足，導致判決確定後無從「確保判決之刑罰執行效果」，乃命增加金額具保，其後因無保而致羈押，最後審結而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等情，實乃依法行使職權，絕無絲毫私心及濫權羈押逼取供詞（因事證已甚為明確）等情事（詳如事實欄所載各次申辯意旨）。
查被付懲戒人對於彈劾意旨所指其審理前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交易字
第一七二號業務過失致重傷害案件，於八十八年四月十四日第一次審判期日，裁定被告具保三十萬元，被告當日即辦理交保。嗣該案八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第二次審判期日，再命加保三十萬元。因被告當日未提出三十萬元辦理具保，被付懲戒人乃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一條規定「被告犯罪嫌疑重大，有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裁定羈押被告。被告於翌日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即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聲請撤銷具保處分，旋遭被付懲戒人於八十八年四月三十日以「被告所涉犯之罪刑甚重，為達爾後審判及執行之順利執行，乃迫不得已，諭知如上之具保金額」為由，裁定駁回聲請。嗣該羈押之裁定，被告提起抗告後，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撤銷等事實，並不爭執，且經本會調取前開刑事案卷核閱無誤。
按刑事被告有無應予羈押之必要，由審理之法官依據刑事訴訟法有關之規定認定
之。法官基於上開法律之規定，本於職權之行使所為羈押之處分，除其另有因該等行為應負之法律責任外，不能因事後該羈押之處分，經上級審法院撤銷，即認有何違失而據為懲戒之原因，固為憲法保障法官依法獨立審判之本旨。然查被付懲戒人於審理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交易字第一七二號案件時，參酌被告朱文彬於案發後即駕車駛離現場，後經目擊者尾追記下車號報警處理；及受害人因本件車禍導致語言功能受損嚴重，構音不全，經醫判斷喪失語言功能，並受有左髕骨開放性骨折致其左下肢運動功能不全等傷害，應係屬重大難治之重傷害，有臺中縣沙鹿童綜合醫院八十八年五月十日沙鹿童欽字第二一○號函附刑事案卷，並為上訴審法院刑事判決所確認（參見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八十八年度交上字第一七三一號刑事判決第三頁）；以及被告朱文彬前有違反麻醉藥品管理條例及賭博等罪前科（經本會調取前開刑事案卷核閱所附之前科資料表無訛）；且被告仍未與被害人成立和解等情，於第一次審判期日諭知具保，此部分就程序上言，雖與前開法律規定無違；惟被付懲戒人於被告具保後，第二次審判期日，並無其他具體之新事實發生，即僅以被告仍未與被害人和解而再行諭知加保（被付懲戒人於其各次申辯中敘明），並於被告無法具保時予以羈押，此項行為被付懲戒人亦自承有所不宜，從而彈劾意旨所指被付懲戒人有形式程序上之違失，尚非無據。所請傳喚該案被告朱文彬、被害人及其家屬等證明其與各該人等有無恩怨一節（詳如申辯意旨所載），已無必要。
綜上所述，被付懲戒人所為，核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五條及第七條所定公務員應謹慎、執行職務應力求切實之旨，應依法酌情議處。
據上論結，被付懲戒人甲○○有公務員懲戒法第二條各款情事，應受懲戒，爰依同法第二十四條前段、第九條第一項第五款及第十五條議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一 年 五 月 三 日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主席委員長 林 國 賢
委 員 金 經 昌委 員 張 登 科委 員 蔡 尊 五委 員 陳 秀 美委 員 林 文 豐委 員 周 國 隆委 員 朱 瓊 華委 員 柯 慶 賢委 員 郭 仁 和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一 年 五 月 三 日
書記官 謝 曉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