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二四四四號
上訴人 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甲○○右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二審更審判決（八十五年度重上更㈧字第一三號，起訴案號：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七十一年度偵續字第一五六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檢察官上訴意旨略稱：㈠原審疏未審酌兩造所不爭執之第五一三號及第五一八號存證信函，告訴人洪淑玉、林戴罔、代理人林圳甲通知呂樞機解決用電及建材貨款之存證信函內容及收件人均僅為呂樞機之事實，足見告訴人自始至終均係以呂樞機為合建對象，被告甲○○充其量僅為日後因呂樞機違約時簽立切結書及提供保證金之連帶保證人；㈡被告所提其與呂樞機所簽訂之民國六十七年八月三十日承讓書，早於告訴人與呂樞機間之合約書簽訂日期，且其內容亦與事實不符；㈢呂樞機六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違約完工簽立切結書時，被告僅為連帶保證人，其顯非合建合約之當事人；㈣被告所提之六十八年十月一日延長完工日期約定書內為何僅稱六十七年九月三日呂樞機與告訴人簽訂之合約書而未提及六十七年九月十五日告訴人與被告所簽訂之合約書，顯見後者確屬偽造；㈤又就六十七年九月十五日之合約書本身觀之，其末之立合約書人欄均由書寫該合約之人書妥姓名並蓋印其上，惟獨「甲方」洪淑玉姓名下另有「洪淑玉」之簽名，被告却未簽名其上，亦違常情；認原判決有未依卷證資料而有理由不備之違法。又告訴人於警訊時並未對六十八年十月一日延長完工日期約定書有何質疑，被告竟於原審調查該約定書是否偽造時辯稱該約定書係林圳甲於警訊中提出之影本，伊再影印保存云云，顯見被告所辯該無記載懲罰文字之約定書亦屬偽造，原審疏未審酌警訊筆錄之記載，亦有未依卷證之理由不備。另原審未調查戴爐、林圳甲如何發覺「編訂門牌申請書」、「同意書」、「變造起造人申請書」、「變造起造人名冊」等是否偽造，或係事後反悔，且未調查六十八年十二月七日呂樞機存證信函（台中郵局三九七七號）內容原委及傳訊證人林哲儀，亦有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再證人古振山、符興佳、蔡力造三人之證言可疑，採認林圳甲收取房屋價金，有違經驗法則。又原判決雖採認刑事警察局之鑑驗通知書所載鑑定結果，但疏未注意第五一三號及第五一八號存證信函之「洪淑玉」（未送鑑定），與房屋預售買賣契約書所附付款明細表中之收款人「洪淑玉」簽名，與證物袋二之（九）同意書中之「洪淑玉」簽名，及與分配房屋讓渡書上之「洪淑玉」簽名，比對顯有不同，復有判決違反經驗法則及應調查未予調查之違法。至於林圳甲雖收被告交付之新台幣（下同）一百八十餘萬元一節，僅為供告訴人支付介紹費予賴安東，如被告為合建之當事人，何須簽發以呂樞機為受款人之支票交告訴人，被告僅有提供資金之事實，原判決未審酌及此，有判決未依卷證而有理由不備之違法云云。
惟查原判決以本件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於六十九年一月間，偽造洪淑玉之印章，據以偽造洪淑玉名義之「編訂門牌申請書」「同意書」「變更起造人申請書」「變更起造人名冊」（以上分別為原判決附表編號、、、所示，以下所稱附表者均指原判決附表），由不知情之代書朱坤明持向台中縣霧峰鄉戶政事務所辦理編訂門牌事項，並由被告持向台中縣政府辦理變更起造人名義等事項。又偽造以洪淑玉名義，六十七年九月十五日成立之「合約書」（即附表編號２），同年十月十五日成立之「房屋銷售委託書」（即附表編號３），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成立之「分配房屋讓渡書」（即附表編號４）及六十八年十月一日成立之「延長完工日期約定書」（即附表編號９），提出於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民事庭（六十九年度訴字第七七九號），另偽造林戴罔之印章加蓋於契約書上，足以生損害於洪淑玉、林戴罔及公眾，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條、第二百十四條等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事項於公文書罪嫌等情，係以：㈠告訴人洪淑玉、告訴人代理人林圳甲之指訴，而「編訂門牌申請書」、「同意書」、「變更起造人申請書」、「變更起造人名冊」、「合約書」、「房屋銷售委託書」、「分配房屋讓渡書」及「延長完工日期約定書」等文件上有關「洪淑玉」之印文，與洪淑玉所提出真正印章之印文不同，業經法務部調查局鑑定明確，足見告訴人等之指訴非虛。㈡呂樞機所寄給告訴人之台中郵局第三九七七號存證信函略稱：「被告甲○○盜刻印章，使用於房屋銷售委託書及延長完工日期約定書等文件內，將追究責任」等語（見附表編號），及六十七年九月三日簽立之合約書，六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切結書上所蓋「呂樞機」之印文與上開延長完工日期約定書、房屋銷售委託書及其他合約書內「呂樞機」之印文不同。㈢六十七年九月十五日讓渡合約書上載明：「呂樞機無力建築，願將該建築工程轉給甲○○承建，告訴人洪淑玉同意」等語，則日後未能如期完工，應由被告表示意見始符常理，但竟仍由呂樞機於六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出具切結書，以被告為連帶保證人，承諾於六十八年十月三十日完工，且尚由呂樞機出名與水電商吳上銘、鐵工余松泉訂約承攬，再由被告支付，足見呂樞機尚未脫離合建關係，六十七年九月十五日之合約書即為不實。㈣林圳甲於六十八年三月七日印製中和別莊房屋買賣合約書一百六十本，當無再由被告印就另外買賣契約書騎縫加蓋林戴罔、洪淑玉印文之必要，被告所辯不合常理。㈤林圳甲乃受過高等教育之人，絕無在空白文件上加蓋印章之理，告訴人之指訴較合常理等為依據。然訊據被告始終堅決否認有被訴前揭偽造文書之情事，辯稱：洪淑玉於六十七年九月三日與案外人呂樞機訂立合建合約，因呂樞機資金不足，乃於同年九月十五日，由被告與洪淑玉、呂樞機再訂立合約書（即附表編號第２號），由呂樞機將合建合約之權利全部讓與被告，以便繼續將房屋建妥，嗣洪淑玉出具房屋銷售委託書（即附表編號第３號）及書立分配房屋讓渡書（即附表編號第４、７號）與被告，由被告售賣房屋及同意被告變更起造人，且編訂門牌申請書（即附表編號第號）、同意書（第號）、變更起造人申請書（第號），經交與告訴人林圳甲蓋妥洪淑玉之印章再提出申請，以便能將該項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各買受人，並非被告所偽造，且告訴人曾收取一百八十七萬八千六百七十二元之介紹費等及二百萬元道路補償費，以及被告曾以連帶保證人身分在切結書上簽名，可見被告已承受呂樞機之權利，並經告訴人同意，始在上述有關書類上蓋章，被告並無偽刻洪淑玉、林戴罔及呂樞機印章，亦未偽造該項文書等語。查：㈠告訴人洪淑玉既稱有關其與林圳甲之妻林戴罔所共有之系爭土地均委由林圳甲處理，而林圳甲亦承認伊係全權代理洪淑玉於六十七年九月三日就系爭土地與呂樞機簽立合建合約書（附表編號１），且該合約書上「洪淑玉」署押與合約書之內容均由呂樞機所書寫，由伊在合約書上蓋用「洪淑玉印」之印文（七十一年度偵續字第五五號卷第二十二頁），再由林圳甲、洪淑玉二人於七十年十月二十二日經楊秋燦等告訴詐欺一案之偵查中所供述：「我們六十七年九月間訂立合建，到十月間才發現他（指呂樞機）連申請建照的錢都沒有，所以該款還是我們出的」、「（他既然沒有錢，你為何還與他合建呢﹖）他說要轉給他結拜兄弟甲○○出來建」（六十九年度偵續字第七七號卷第一六○頁）觀之，姑不問林圳甲是否於六十七年九月三日簽立合約書後，直至六十七年十月始知悉呂樞機並無資力，然其於簽立合約書後不久即知悉呂樞機無資力合建，而係由被告承讓與伊合建，應屬明確；況呂樞機雖因經通緝後始終未到案說明，惟依其妻林僊姿於偵查中所證述：伊知其夫呂樞機於六十七年九月間在霧峰鄉與洪淑玉合建中和別莊之情形，起初是由呂樞機於六十七年九月三日與洪淑玉（由林圳甲代理）訂契約，因其夫沒有資金而由甲○○做，甲○○也有與地主訂契約，至於是否檢察官所提示之六十七年九月十五日之契約，伊不太清楚，但其夫在訂約後不久，尚未開始建築前，就全部讓給甲○○去建造（七十一年度偵續字第五五號卷第七五頁及反面），足以證明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所稱被告不可能在伊與呂樞機簽約不久即承受該合建契約，核無足取。再者，林圳甲於偵查中並承認曾收取被告所交付之一百八十萬元（實為一百八十七萬八千六百七十二元，下稱一百八十餘萬元）支票，雖林圳甲稱係被告向伊調現（六十九年度偵字第一八三八號卷第一一五頁反面），然以當時之幣值而言，該項金額並非小數，林圳甲苟無與被告有合建關係，豈有輕易提供該筆借款之理﹖況被告於此前即質稱該一百八十餘萬元係給付林圳甲先墊付的款項及給付賴安東之介紹費，若非林圳甲將其與呂樞機間之合建頂讓給伊，伊不可能會交該一百八十餘萬元之款項給林圳甲時，林圳甲於六十九年四月三日偵查中先稱要回去查時才知（同上偵卷第九四頁、第一一九頁），嗣於六十九年四月十日偵查時即否認收該票款（同上偵卷第一○七頁），後於六十九年四月十九日始改口稱係被告向伊調借現金，始收取該支票，其因心虛致前後供述不一至明，況林圳甲於原審八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調查時已承認有收取一百八十餘萬元，自以被告所稱係因承讓該合建契約始交付該一百八十餘萬元之支票予林圳甲為可採。又林圳甲既於六十七年九月三日與呂樞機訂立上開合約書後不久即知悉呂樞機並無資力，衡情自會積極找呂樞機出面解決，是被告辯稱伊因而與呂樞機、林圳甲於六十七年九月十五日成立如附表編號２之合約書，實非無據，況林圳甲已承認有收取被告交付之一百八十餘萬元支票，已如前述：雖林圳甲仍否認該合約書之真正，然由林圳甲於六十七年九月三日與呂樞機立合約書之介紹人（立會人）賴安東在偵查中所結證稱：「（後來呂樞機無法做，如何攤排（牌）﹖）呂樞機有找甲○○出來繼續承建，林圳甲並交代我看工地，防止房子偷工減料」（六十九年度偵字第一八三八號卷第八十七頁及反面）、「起初是由呂樞機和林圳甲（訂立合約書）因發現呂樞機無法拿出建築執照……由地主先墊出十三萬五千元去繳納公費去申請建築執照，後因呂樞機經濟發生問題，才由甲○○頂讓這權利續建，（介紹費）甲○○這邊是四十萬元，由甲○○拿四張客票給我」；「（林圳甲部分有無由甲○○開票給林圳甲轉交給你情形﹖）有的」、「（合建人甲○○及地主有無在中和藥局討論分配房子的事情﹖）有的，當時林圳甲、甲○○、呂樞機、林瑞瑤（即負責廣告推銷之九牧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及我多人在場，當時地主是百分之三十五，合建人是百分之六十五，當時林圳甲要優先選擇好的，林瑞瑤說不行，才又爭取到六間比較好的」、「（當時有無將編號分配好﹖）有，當時將各自分配記下來，林瑞瑤也有資料，所以林瑞瑤銷售時將林圳甲分得的用紙條封起來，只出賣甲○○分得部分」（六十九年度偵字第一八三八號卷第一二八頁至一二九頁）觀之，被告如前所供稱因頂讓而有支付林圳甲先墊付的費用及付賴安東之介紹費悉相符合，是其確有承受呂樞機之合約，並因而與林圳甲、呂樞機、林瑞瑤及賴安東等人一起在林圳甲所經營之中和藥局議妥房屋分配事宜至明；雖林圳甲於原審調查中否認有與被告商議分配房屋事宜，並稱附表編號４（六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書立之第一期房屋讓渡書含圖）、編號７（六十八年五月三十日書立之第二期分配房屋讓渡書）係被告所偽造云云，然依證人林瑞瑤於偵查中結證稱：房子是甲○○蓋建的；先是呂樞機與林圳甲合建，不久即轉讓給甲○○，也可以說一開始即由甲○○，當時有看到他們的轉讓書；於六十七年十月底或十一月初伊與林圳甲、甲○○、呂樞機有在林圳甲藥局二樓商討分配房屋數目及位置，甲○○分五十二戶，有給伊分配圖，伊均推銷出去，是由甲○○整地、出資興建的，建屋時林圳甲常常去看，後來因該土地漲價，地主與合建人討價還價，沒有道理（六十九年度偵字第一八三八號卷第一二四頁反面至第一二六頁反面），其供證被告確與林圳甲在中和藥局商議該等建屋分配之情核與前開證人賴安東供述相符，自可採信，林圳甲所稱被告並非合約當事人，伊不可能與被告討論分配房屋事宜顯非實情。再者，賴安東既為林圳甲所僱請在現場看管工地狀況，對於由何人承建，自然知之甚明，雖賴安東於偵查中先稱「我所知沒有（指被告與林圳甲立約），不過我有告訴林圳甲，甲○○繼續承建」（六十九年度偵字第一八三八號卷第八十七頁反面），隨後又改稱：「六十七年九月三日呂樞機與洪淑玉在訂契約書時，我是見證人，呂樞機後來沒有建屋，也沒有建築執照，該屋究竟是何人建的，我不知道」、「是林圳甲請我出來做介紹人，（呂樞機何時週轉不靈﹖）不知道」（六十九年度偵續字第七十七號卷第一一四頁），於原審前審中乃稱：「（被告）大概六十七年十月底左右（參加蓋房子），呂樞機介紹說被告要幫忙提供材料」並稱不知呂樞機是否將權利讓與甲○○（原審上更二卷第一宗第二八五頁反面）又稱：「（我）只拿到四十萬元仲介費，是經由呂樞機給我的」（同上卷第三三九頁反面），均與其於首開證述被告有承受呂樞機與林圳甲之合建，係由被告交付給伊介紹費均不相同，況呂樞機於與林圳甲立約後不久即被發現並無資力，豈有能力再支付其四十萬元之介紹費﹖是其後所改稱，顯為偏頗其原僱主即林圳甲而為不利被告之證詞，自無足採。再林圳甲對於其於六十八年十一月一日曾以台中六支局郵局第五一三號存證信函（即附表編號）寄發給呂樞機；於同年月九日曾以同郵局第五一八號存證信函（即附表編號）寄發給呂樞機及被告，且其上寄件人「洪淑玉」係伊所書寫乙節已承認屬實（六十九年度偵字第一八三八號卷第一○七頁、第一三○頁；六十九年度偵續字第七十七號卷第一一二頁；原審重上更㈢字第四五號卷第一三九頁反面、原審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調查筆錄），經原審將上開被告與呂樞機及林圳甲於六十七年九月十五日所書立之合約書上「洪淑玉」署押送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結果，核與上開二存證信函上所簽署之「洪淑玉」字跡相符，此有該局七十六年十二月九日刑鑑字第○三四○八二號函附卷可稽（附於原審七十六年度重上更㈢字第四五號卷第一三○、一三一頁；二存證信函之署押即第一三○頁中之Ｃ或第一三一頁中一之㈢；而合約書之署押即第一○三頁中之Ｇ或第一三一頁中二之㈢）；足證被告已與林圳甲、呂樞機共同訂立該六十七年九月十五日之合約書無誤；而渠等三人間之民事關係自因該合約書之成立而複雜化，否則林圳甲不致以上開第五一八號存證信函通知呂樞機及被告二人出面解決水電工程材料費，是被告後與林圳甲間書信之往返及契約書、切結書縱有以「連帶保證人」之身分出現，不問出於林圳甲或被告之意思，仍不影響該合約書確由渠等三人共同書立之認定。另被告承讓洪淑玉與呂樞機就系爭土地合建之權利義務後，被告即著手出資並整地興建房屋；被告並與林圳甲、呂樞機、賴安東、林瑞瑤等人在林圳甲所經營之中和藥局二樓商妥房屋分配事宜，復經證人賴安東、林瑞瑤證述如前，則被告所提出之六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與林圳甲、呂樞機所共同書立之分配房屋讓渡契約書及圖（即附表編號４），顯非無據；況林圳甲於偵查中亦承認伊於被告建屋時有叫賴安東去看，在分配時，伊要先選，林瑞瑤不同意，有換取六間，九牧公司銷售中和別莊時伊分得部分均有用紙條封起來（六十九年度偵字第一八三八號卷第一三○頁及反面），核與上開二證人之證述相符，益足證明林圳甲已與被告商妥分配房屋事宜始由被告交由九牧公司銷售無誤；再者，依該分配房屋讓渡契約書所載，係就被告所興建之台中縣政府建設局所核發第四四九、七七七、八五一號建造執照所建築之八十九戶房屋而為分配（即中和別莊Ａ、Ｂ批；第一期、第二期部分）；隨後被告仍依上開合約書就告訴人所提供該系爭面積約一萬二千坪之土地繼續推出第三期，即Ｃ、Ｄ部分共二十五戶，並於六十八年五月三十日與林圳甲、呂樞機共同書立分配房屋讓渡書及圖（即附表編號７），由林圳甲書立「洪淑玉」之署押，而此署押經原審送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結果，亦認其筆跡與林圳甲所書立之上開第五一三號、五一八號存證信函上所書寫之「洪淑玉」筆跡相符（即原審上更㈢字第四五號卷第一三○頁中Ｊ與Ｃ相符；第一三一頁中二之㈥與一之㈢相符），此有該局上開第○三四○八二號鑑驗通知書附卷可佐，而由此讓渡書中已就「中和別莊」第三期（即Ｃ、Ｄ批）而為規劃，林圳甲亦承認確有繼續推出之規劃（原審八十七年十月七日訊問筆錄），更足證明被告確有於六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已就第一、二期（即Ａ、Ｂ批；第一期為四四九、七七七建號，第二期為第八五一建號）之分配已達成協議無誤；再由其中第八五一建號係林圳甲同意含被告名義為起造人，而於六十七年十一月廿八日有出具同意書，因而於六十七年十二月五日取得建造執照，林圳甲對此情並不否認觀之（原審上更二卷第二宗第卅七至四十頁、重上更五卷第一九○頁及反面），林圳甲所指附表編號７、４、２均屬被告所偽造，顯與事實不符，公訴意旨所指編號２、４均屬被告所偽造，顯有誤會。又被告既已承讓呂樞機與洪淑玉之合建契約並整地興建，其旨無非在對外銷售營利，然系爭土地並非被告所有，苟未取得地主之同意而為興建銷售，日後之產權問題自不免引發購買者之疑慮，實有取得地主銷售委託書而取信承購戶之必要，是被告稱伊於六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取得由林圳甲於立委託書人欄代署「洪淑玉」，並由呂樞機為連帶保證人之「房屋銷售委託書」，自合常情；且由承購戶楊秋燦於偵查中所證稱：伊係看到九牧公司的廣告才去現場看房子，當時地主林圳甲、呂樞機、被告及林瑞瑤都有在場，在現場懸掛洪淑玉的建築（造）執照，伊當時問林瑞瑤產權有無問題，林瑞瑤說地主也有在場，沒有問題，當時伊也問林圳甲，林圳甲說伊是地主，產權沒問題，伊遂於六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向被告及林瑞瑤訂購房屋（六十九年度偵續字第七七號卷第一二○頁反面、第一二一頁反面），且當庭經質問證人林瑞瑤亦稱林圳甲確實曾到過工地；另承購戶陳淑華亦分別於偵查、第一審及原審前審中結證稱伊係六十七年十一月廿六日在工地樣品屋辦事處向九牧公司承辦小姐訂購，該小姐要伊將支票指名給被告，後來地主有進來，也說指名給甲○○，帳較好整理（六十九年度偵字第一八三八號卷第一二二頁反面、第一審卷第一三七頁、原審七十四年度上更㈡字第五十八號第一宗第一七六頁反面、第一七七頁）；另承購戶黃銘仁於偵查中並稱：伊向被告訂購中和別莊Ａ時，因起造人名義並非被告，乃要被告帶伊去看地主、起造人及工地，伊有見到林圳甲，林圳甲說沒有問題並稱找被告辦理手續即可（六十九年度偵字第一八三八號卷第八九頁反面）；另承購戶楊博義且證稱伊向被告購買時因不放心才去向林圳甲問明究竟，林圳甲有說被告人很老實，家境又好，不會收了屋款就跑掉（同上卷第八十七頁反面）；另承購戶何清一於偵查中亦稱：伊向被告買Ａ９、時，有打電話到林圳甲處問建築公司是否可靠，林圳甲太太說不要緊，很老實（同上卷第九十頁反面）；再由當時受僱於九牧公司之經理吳曉峰並於偵查中證稱其公司是受被告委託售屋，林圳甲知情並未表示意見，被告委託其公司銷售的均已賣光（同上卷第一五八頁）及承購戶許紀文、洪維隆二人於七十五年一月廿四日將渠等分別於六十七年十二月五日、八日向被告購買中和別莊Ｂ８、Ｂ之合約書原本寄送原審，由該二原本中均附有附表編號３之「房屋銷售委託書」影本觀之，被告所供稱林圳甲有於六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出具該委託書，應可採信。再者，林圳甲既於原審八十七年十月七日調查時承認中和別莊於推出第一期、第二期所興建之八十九戶後（即Ａ、Ｂ部分），伊有同意繼續規劃推出其他建屋，且承認附於原審子證物袋之文書原本乙冊中第十三頁之修正稿乙紙為其所書寫無誤，則被告所供述因要繼續推出中和別莊，伊曾印就中和別莊「興建房屋預售契約書」（附於丑證物袋，上有紅筆書「原本」），然林圳甲有意見，因而書立前開「修正稿」乙紙，由伊按該修正稿之內容重印中和別莊「興建房屋預售契約書」（附於丑證物袋，上有藍筆書「樣本」，隨後即依該樣本之預售契約書與承購戶訂約，而承購戶也有將款交林圳甲收受並簽洪淑玉之署押及蓋章；經原審查閱上開「原本」、「樣本」之預售契約書及參照林圳甲所書寫之修正稿，確與被告所供相符，雖林圳甲否認該修正稿上之「洪淑玉」印文及「樣本」預售契約書中之「洪淑玉」印文為其所蓋用，並稱係被告所偽造云云，然由該批第三期（即Ｃ、Ｄ部分）於六十八年六月間推出後，承購戶古振山、符興佳、蔡力造分別於六十八年六月廿日、廿二日、七月二日前往購買Ｃ６、７、８；Ｃ、；Ｄ９、等情，有古振山、符興佳、蔡力造所提出與上開樣本相同之中和別莊「興建房屋預售契約書」三本附卷（丑證物袋內）可佐；又據證人蔡力造於第一審七十二年二月廿四日審理中結證稱：伊於六十八年七月間向甲○○與洪淑玉購屋時，款項係由林圳甲收取，契約書上收款人欄係由林圳甲簽名蓋章（均用洪淑玉名），契約書是當場由林圳甲簽好交給甲○○再交給伊（第一審卷第一四五頁）；證人符興佳於原審前審中亦結證稱：伊購買中和別莊Ｃ、是與甲○○訂約的，當時林圳甲在場，連帶保證人印章及收款人印章是林圳甲當場親自蓋的，而且在付款明細表收款人處親自簽名，當時卅萬元是交給林圳甲（原審上更㈠卷第九十五頁及反面；上更㈡卷第一宗第七十五頁及反面）；古振山亦於原審前審調查中結證稱：伊於六十八年六月二十日與甲○○訂立房屋預售買賣契約書，錢是交給林圳甲，契約內連帶保證人洪淑玉之印章是林圳甲蓋的，訂約時林圳甲也在場並且簽名（原審上更㈠卷第一○三頁及反面；上更㈡卷第一宗第七一頁及反面、第二八七頁）；又林圳甲對於附卷掛號郵政收件回執四張上「洪淑玉」之署押四枚係其所簽寫一節並供承無訛（原審上更㈢卷第六一頁、一四○頁）；經原審將上開古振山、符興佳、蔡力造之中和別莊興建房屋預售契約書（附於丑證物袋中編號）中收款人欄「洪淑玉」署押三枚送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亦認該等「洪淑玉」之署押與林圳甲所自承附表編號、之上開第五一八、五一三號存證信函及該四張存證信函回執上所簽署之「洪淑玉」筆跡相符；且附表編號３之房屋銷售委託書上「洪淑玉」之署押同時經送鑑定結果，亦經認與上開存證信函及回執、中和別莊興建房屋預售契約書內收款人欄之「洪淑玉」署押相符，此有該局七十六年十二月九日刑鑑字第○三四○八二號鑑驗通知書附卷可稽（原審更三卷第一三○頁、一三一頁），則被告辯稱因建屋銷售時是以其名義與承購戶簽訂合約書，而建屋之建築執照起造人多由洪淑玉及其親屬之名義申請，土地又是洪淑玉與林戴罔所共有，與伊全無關係，苟非憑林圳甲所出具之「房屋銷售委託書」及林圳甲夫婦之之解釋，實難取信而為銷售，伊不可能偽造，應可採信。再被告於中和別莊第一、二期（即Ａ、Ｂ部分）之施工中，因未能依約於二百工作天內完成而於六十八年五月廿九日切結保證其中平房部分（Ａ部分）延至六十八年八月卅日完工；叁樓部分（Ｂ部分）延至六十八年九月卅日完工；公共設施部分則延至六十八年十月卅日完工，並由被告簽發由呂樞機為受款人面額計三百萬元違約保證金之支票三紙交付林圳甲乙節有林圳甲所提出附表編號之切結書可稽，為被告所承認，因該工程進行中，曾受地主與龍鳳別墅毀損案及莊訓官房地糾紛之影響，致工程進度仍無法於該工程進度之時間內完成，被告與林圳甲遂於六十八年十月一日簽立附表編號９之延長完工日期約定書，由林圳甲同意完工日期延長至六十九年三月卅一日完成，違約金則提高為五百萬元，此有被告所提出之該約定書附卷可稽（訂於子證物袋之文書原本乙冊第八～九頁），林圳甲雖指稱此約定書為偽造，並以被告前於另案民事訴訟中曾提出末尾未填加「並應支付賠償金新台幣玖佰萬元藉資懲罰及放棄先訴抗辯權」之約定書（原審重上更㈢卷第一二四頁），與被告提出之原本不符為證；然質之被告則稱原係雙方各執一份，伊取回後因伊發現告訴人如有違反該約定書之約定並無懲罰，因而再拿自己之原本填加後要求林圳甲蓋章，留於林圳甲處之部分即未填加，後來林圳甲曾取出其影本向警方告伊偽造，伊乃要求再影印而保存乙份，後林圳甲又稱暫時不告而取回，直至民事訴訟時伊為反證林圳甲確有代理洪淑玉與伊合建始提出該張林圳甲所保有之約定書影本等語，原審查尚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就附加部分係屬偽造，且林圳甲並未提出被告曾於民事事件中就所附加部分有所主張之證據，被告實無事後填加之必要；至於林圳甲於偵查中原主張被告有偽造者，係指其上「洪淑玉印」為偽造（同上偵卷第一七○頁反面），然經原審前審將附表編號９之延長完工日期約定書送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認其上之「洪淑玉」署押與前開如附表編號中符興佳、蔡力造、古振山所有中和別莊「興建房屋預售契約書」內收款人欄之「洪淑玉」署押及林圳甲承認附表編號、及存證信函回執上由其書寫之「洪淑玉」署押相符，此有該局七十六年十二月九日刑鑑字第○三四○八二號鑑驗通知書附卷足稽，足證被告所稱該延長完工日期約定書中「洪淑玉」之簽名蓋章均由林圳甲所製作即非無據，況林圳甲於偵查中亦承認確與莊訓官有拆屋還地之民事訴訟，訴訟進行約九個月，後以和解由伊補償六萬元給對方在三、四個月期間自行拆屋（七十一年度偵續字第五五號卷第一二三頁），則被告所稱林圳甲因其地運輸通行不便造成擔擱而與伊簽立上開延長完工日期約定書自非無由，尚難認定被告有偽造延長完工日期約定書之情事。至林圳甲雖另指稱被告偽造附表編號之變更起造人申請書、編號之變更起造人名冊、編號之同意書（變更起造人同意書）及編號之編訂門牌申請書；質之被告則堅決否認有偽造上開文書，並稱伊早於六十八年八月二十四日之前就將上開文件交予林圳甲，請其或簽洪淑玉之名，或蓋洪淑玉之印章，直至六十八年八月廿四日上午十時許，林圳甲打電話至其家中，由其母接聽，伊不在家，林圳甲遂要其母轉告伊前往拿取上開已簽好名或已蓋好章之文件，伊當時人在高雄，遂要其妻前往拿取，因承購戶也在催辦，其妻李金佑遂偕同楊博義、黃銘仁及蔡松男前往林圳甲於霧峰鄉所開設之中和藥局取回；而此項事實並據證人楊博義、蔡松男、黃銘仁等迭於偵審中結證在卷（六十九年度偵字第一八三八號卷第九四頁反面、九五頁；六十九年度偵續字第七七號卷第一一四頁及反面；第一審卷第一二八頁反面、第二百頁及反面、原審七十二年度上訴卷第一一二七號卷第七九頁至八十一頁反面）；而其中證人楊博義係購買戶，因權益未受保護，於作證時一再陳稱被告與林圳甲勾結拖延交屋，顯無特別偏坦被告或告訴人之必要，其所為證述，應較客觀，而楊博義之證述，與證人蔡松男、黃銘仁之證述及被告之辯解大致相符，應非編飾勾串堪可採信；雖林圳甲或稱上開證人所見虛偽（六十九年度偵字第一八三八號卷第九五頁），或稱並無通知被告之妻前往拿取文件之事（原審七十二年度上訴字第一一二七號卷第五六頁反面）；然被告之妻李金佑於原審前審中已證稱：伊有與楊博義、黃銘仁前往林圳甲家拿起造人變更名冊等文件，是林圳甲事先通知其婆婆（誤載為伯伯），其婆婆通知其夫，因夫不在，由伊前往拿取；且當庭質之林圳甲，林圳甲亦承認確有打電話給李金佑之婆婆，要轉告前往拿取，李金佑也有前往其住處，但伊事後想一想未蓋章給李金佑（原審七十四年度上更㈡字第五八號卷第一宗第一七八頁）；經原審於八十七年十月七日再就此質問林圳甲時，林圳甲固不否認有打電話通知被告前往，但推稱不知要被告去拿什麼，已不記得；林圳甲雖同時稱伊並未同意被告變更起造人，然林圳甲苟未於被告所交付之上開變更起造人申請書、變更起造人名冊、同意書及編訂門牌申請書上簽名或蓋章，實無通知被告前往拿取之道理，況當被告之妻李金佑已依約前往拿取後，林圳甲竟稱臨時變卦，不想簽章，實違常理，況林圳甲確有交付變更起造人等證件資料乙情，並經證人楊博義、黃銘仁、蔡松男證述如前，被告上開辯稱顯非虛偽，是告訴人依林圳甲之陳述遽指被告偽造上開文書並為行使，自有誤會；再者，上開文書中，雖有部分字跡係由代書朱坤明所書寫致難判認是否林圳甲所為，然其中同意書（變更起造人同意書；原本附於子證物袋文書原本乙冊中第二十三頁至四十七頁中，即附表編號之同意書）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認與林圳甲所書之掛號郵政收件執上「洪淑玉」簽名及林圳甲於附表編號中和別莊興建房屋預售契約內收款人欄中所簽署之「洪淑玉」相符，此有該局七十六年十二月九日刑鑑字第○三四○八二號鑑驗通知書附卷足稽，是被告此部分辯稱，仍屬有據，應堪採信。至中和別莊「興建房屋預售契約書」既係被告參酌林圳甲提供之修正稿而印就，則該契約書樣本中雖蓋有洪淑玉、林戴罔之印文應係林圳甲同意下所蓋用，且林圳甲仍於承購戶古振山、符興佳、蔡力造之上開契約書上「收款人」欄內簽署「洪淑玉」之簽名並收取價金乙情既如前述，又系爭土地之地主（所有權人）乃洪淑玉及林圳甲之妻林戴罔乙情復為林圳甲所承認，是該等興建房屋預售契約書上「林戴罔」之印文顯係林圳甲在林戴罔授權下所蓋用，要難認被告有偽造之犯行。至於法務部調查局七十五年五月廿七日陸㈡字第四五二○二四號鑑定通知書（見上更㈡卷第二宗第八十七頁－九○頁）鑑定結果欄三雖記載……「附表編號３『房屋銷售委託書』及編號９『延長完工日期約定書』文件上洪淑玉簽名均係描繪筆跡，惟因編號（即本件附表編號－見第一審卷第八十五頁，上更㈠字第卅八頁，上更㈡第一宗卷第四十三頁）信封為影印件，無法詳確鑑析是否由編號信封描繪者」云云。但查：附表編號３（房屋銷售委託書）及編號９（延長完工日期約定書），業經上開刑事警察局○三四○八二號鑑驗通知書鑑定結果認定與附表編號之興建房屋預售契約三份上付款明細表收款人簽名，附表編號、之台中六支郵局第五一三、第五一八號存證信函上之簽名；掛號郵政收件回執簽名相符，尤足證明調查局第四五二○二四號鑑定書所謂附表３、９文件上「洪淑玉」簽名均係描繪筆跡云云，尚嫌無據。又房屋銷售委託書（即附表編號３）早於六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本件房屋公開銷售並破土時即已張貼在現場，此迭經被告供述在卷。且客戶洪維隆（、、８訂約）、許紀文（、、訂約）、符興佳（、
６、訂約）、古振山（、６、訂約）、蔡力造（、７、２訂約）所執之房屋預售契約書內均裝訂有房屋銷售委託書，而其中蔡力造、古振山、符興佳之契約書上付款明細表收款人簽名，均由林圳甲親自簽「洪淑玉」之名字事實，亦分據證人符興佳、古振山、蔡力造到庭結證屬實，而該送調查局之信封（即附表編號）係林圳甲於六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始行寄出，此有郵戮為憑，該信封作成之時間既在附表編號３、９之文件作成之後，則編號３、９之文件實無從自該信封上之簽名描繪，足徵該項鑑定與事實不符，自無足採。又按一人非不能有多顆不同之印章，此為一般社會所認知，且印章所蓋印文因受使用方法、印泥、紙質、所墊物品、印章保存等因素影響，難以從印文確切肯定所用之印章是否相同，業據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於七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刑鑑字第四五○二號鑑驗通知書說明甚詳（原審重上更㈢字第四五號卷第一三二頁），而起訴所指之如附表編號２、３、４、９、、、、及買賣契約書等，並非必須使用印鑑章，且檢察官於偵查中雖命告訴人洪淑玉提出印章供鑑定，然因洪淑玉之印章非以一顆為限，且告訴人原以使被告受判罪為其目的，豈願將與系爭文件相同之印章提供鑑定，是檢察官乃以洪淑玉提供之之印文供法務部調查局為年度儉㈡字第四四七二七三號鑑定並認與所起訴之文件上之印文不同；原審前審中並就告訴人洪淑玉、林戴罔當庭提出之印鑑實物所蓋印文供同局所為陸二字第四五二○二四號鑑定亦認與檢察官所起訴之文件上之之印文不同（參六十九年度偵續字第七七號卷第六七、六八頁；原審七十四年度上更㈡字第五八號卷第八七－九○頁），且第一審以附表編號、及之之印文送同局年發㈡字第四○五四六六號函鑑定結果認其紋線與附表編號５、６、７、８、、之之印文紋線不同，均不足據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至原審前審雖將告訴人之代理人林圳甲代簽「洪淑玉」之筆跡與告訴人洪淑玉本人書寫之筆跡送請法務部調查局鑑定而認二人筆跡不同，固有該局年陸㈡字第四一○八○四號鑑定通知書可憑（原審七十四年度上更㈡字第五八號卷第一三三頁至一三六頁），但此係當然之結果；而另該局陸㈡字第四一八八六六號鑑定通知書雖認編號中符興佳、古振山、蔡力造等人之中和別莊「興建房屋預售契約書」中「洪淑玉」之筆跡與變更起造人申請書、名冊及且同意書上「洪淑玉」之筆跡不同，然該等變更起造人申請書、名冊及同意書既係林圳甲處書妥並蓋印後交予被告之妻李金佑帶回處理，已經證人楊博義、黃銘仁及蔡松男及李金佑證述如前，自不能以鑑定非林圳甲所書即認係被告所為，且其上之印文已因時、空之影響及乏印章之實體供鑑定資為佐證，自不得推認被告有此偽造文書犯行。另附表編號２至編號９等文件上之「呂樞機」印文，與告訴人認為真正之附表編號１之合約書上「呂樞機」之印文，由外表觀察固可認定有異，但一人非不能有多顆不同之印章已如前所述，且查呂樞機曾於六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五日出具借據二張持向案外人曹鎮借款，業據曹鎮供證在卷（原審七十六年度重上更㈢字第四五號卷第一六九頁），並有上開借據二張及上有呂樞機印文之六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期面額九萬元之支票一紙附卷（原審丑證物袋內）可稽，經核上開借據上「呂樞機」之印文與該支票上之印文即有異，亦與告訴人認為真正之附表編號１合約書上呂樞機之印文不同，況呂樞機之妻林僊姿於偵查中已證稱呂樞機有多顆印章（七十一年度偵續字第五十五號卷第七五頁），自難以附表編號２至９等文件上「呂樞機」印文與該編號１不同即認係被告所偽造；況該附表編號１、２、３、４、８、９；５或６及上開借據二張經原審前審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結果，認其本文之筆跡相符，此有該局八十年二月二十二日刑鑑字第二八八八二號鑑驗通知書附卷足稽（原審七十八年度重上更㈤字第三四號卷第
一五五、一五六頁），顯均為呂樞機所親筆製作無誤。雖告訴人另提出呂樞機名義之台中郵局第三九七七號存證信函內載：「台端（指被告）六十八年十月間……約本人時，取出事先由他人書寫好之房屋銷售委託書及延長完工日期約定書等倒填日期為六十七年九、十月之文書託本人抄寫……事隔多月突聞朋友談起台端有盜刻本人印章於該文書上……」等語（即附表編號），但呂樞機屢傳未到庭作證，經予拘提亦無著，雖無法知悉上開存證信函內容之原委，然查上開房屋銷售委託書早在六十八年七月二日前即附於被告與客戶許紀文、洪維隆、古振山、符興佳及蔡力造所提出附卷（丑證物袋編號）之中和別莊合約書、中和別莊興建房屋預售契約書中，並經古振山、符興佳及蔡力造到庭證述在卷，而延長完工日期約定書出具之日期係六十八年十月一日，並非倒填日期為六十七年九、十月間，則呂樞機上開第三九七七號存證信函之內容，即與事實出入。另參以呂樞機曾出具郵局存證信函予被告，內載：「……中和別莊係由甲○○出資興建，林圳甲提供土地合建無誤」「甲○○是無辜，希望還他清白」等語，有存證信函在卷可稽（見偵續字第一五六號卷第五十七頁－原本、上更㈠卷第五十七頁、上更㈡第二卷一二三頁、上更㈢卷第一一四－一頁），且呂樞機於偵查中仍分別於六十九年三月十日、八月二十二日具狀陳明伊與被告並無偽造文書情事（六十九年度偵字第一八三八號卷第一四六－一四七頁；六十九年度偵續字第七七號卷第三十五－三十八頁），顯見呂樞機實因經營失敗，且「中和別莊」之興建迭生糾紛，為兩面應付地主洪淑玉（林圳甲代理）及出資之被告，乃出具各有利於一方之存證信函甚明；雖呂樞機另於六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出具覺書稱伊除於六十七年九月三日與洪淑玉訂立合建合約書及六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出具切結書外，並未與洪淑玉訂立任何文書，且被告係以伊事先擬就之文書予以偽造，並於偵查中具狀稱伊未承諾同意放棄一切權利，不知被告偽造情事云云；然呂樞機此等稱述既與其前於偵查中所具狀稱伊與被告無偽造文書情事之陳述相左，且其對於未來所生之事原難預卜，豈能事先擬就文書，實與常理有違，況分配房屋讓渡契約之訂立時，呂樞機確有參與乙情，業據證人賴安東、林瑞瑤供述在卷，呂樞機於該覺書內及偵查中之具狀稱伊不知情，係被告所偽造，自非實情，是其於存證信函及偵查中具狀所為不利被告之陳述，尚有瑕疵，不足採為被告論罪之依據。又證人即代書朱坤明既未陪同被告之妻李金佑及承購戶楊博義、黃銘仁及蔡松男前往林圳甲所經營之中和藥局拿取已蓋好洪淑玉之印章如附表編號、、、之申請書、同意書及名冊等文件，自不知該等印文係在何時、在何處製作完成，即與告訴人洪淑玉有無到其代書事務所無涉，且林圳甲苟非將其已蓋好洪淑玉印文之上開文件交付被告而擔心被用，又豈會在被告前往霧峰戶政事務所申請編訂門牌時，在被告向台中縣政府建設局申請辦理變更起造人名義時能及時異議而出面阻止﹖林圳甲既意在阻止被告辦理上開門牌編訂及起造人名義變更，自不能以其提出異議即為被告有偽造上開文書之認定；又上開變更名義申請書及名冊等文件既經林圳甲取交被告之妻，再由被告交予代書朱坤明辦理，朱坤明乃聯絡承購戶前往其事務所蓋章，則承購戶張松根、楊哲文等在該代書事務所蓋章時，自不必再有林圳甲或洪淑玉在場，要不能以承購戶前往代書事務所蓋章時，地主並不在場即推論係被告利用地主不在場時偽造變更起造人名冊等文件；再者，被告苟有偽造文書之故意，自當將起造人變更為自己之名義，然由附卷之附表編號之變更起造人名冊觀之，變更後之起造人名義均為承購戶，實難認為被告有為承購戶之權義而自冒偽造文書罪責之必要，是被告辯稱係林圳甲蓋完「洪淑玉」之之印文後交付其妻供其辦理變更起造人名義及申請編訂門牌號碼，應堪採信。本件呂樞機因無力履行其與洪淑玉間之合約而由被告介入，致被告、呂樞機與洪淑玉間之法律關係趨於複雜，然呂樞機因乏資力，因而上開「中和別莊」係由被告耗資興建，歷時一年餘始近完成，其間工程之進行，房屋之銷售等事項係由被告主持進行，業據證人吳上銘、余松泉、鄭榮一、謝達通、吳曉峰、楊秋燦、岳呈祥、余家聲、賴基枝、何清一、賴安東、洪維隆、楊博義、葉文祥、張松根、符興佳、古振山、蔡力造、劉江河、周超英、謝福田、陳明聰、吳慢川等人證述綦詳（詳見偵字第七七號卷第一一四、一一五、一五九頁，偵續字第一八三八號卷第六二、八六、八八、八九、九○、九二、九五、一二五、一二六、一二
七、一二八、一三七、一三八、一三九、一四三、一五三、一五五、一五八、一五九頁，第一審卷第二○○頁，上訴卷第七九、八一、一五○頁，上更㈠卷第九五、一○三頁，上更㈡第二宗卷第二五、二六、五六、五七頁），並有工資材料費、支票明細表十三紙在卷可稽，雖興建中呂樞機仍鑑於其與被告間之協定仍可自被告取得一定比例之利益分配而仍參與工程之事項，諸如上開與林圳甲、被告間分配房屋讓渡契約書之訂定，向林圳甲取得起造人變更資料，與水電商吳上銘、鐵工余松泉訂約承攬等均有參與，然房屋之銷售廣告係由被告交由九牧公司進行；變更起造人等資料係由被告交付林圳甲，後由林圳甲聯絡被告前往取得；水電、鐵工等工程款項係由被告支付等事實，亦經證人林瑞瑤、李金佑、吳上銘、余松泉證述綦詳，自不因其間仍有呂樞機之參與，即否定被告有承讓呂樞機與洪淑玉間權義關係之事實認定，更不得以呂樞機仍有具名與廠商之往來即推測被告有偽造上開合約書等之認定。因認本件告訴人之指述既有瑕疵，而附表編號２、３、４、７、９、、、、及中和別莊「興建房屋預售契約書」之文書均屬真正，且查無其他積極事證足以證明被告有上開偽造文書犯行，自難以推測或擬制方法遽論被告犯罪，犯罪自屬不能證明，第一審依法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於法並無不合，予以維持，駁回檢察官在第二審之上訴，核與卷內資料相符，從形式上觀察並無違背法令之情形。按證據之取捨及證據之證明力之判斷，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苟與證據法則並無違背，自不能指為違法，上訴意旨㈠至㈤所指，關於告訴人與被告間有關本件合建糾紛，被告是否僅為連帶保證人及公訴人所稱被告涉嫌偽造本件合建相關契約等資料部分，原審已於判決內說明並無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公訴人所指犯行，核與證據法則並無違背，為其證據取捨及證據證明力判斷職權之適法行使，不能指為違法。又原判決對於本件系爭六十八年十月一日延長完工日期約定書並非偽造，亦在判決內詳述其證據判斷之理由（見原判決理由五㈥）；亦為其事實審證據判斷之職權行使，並無違背證據法則之情形，雖未審酌警訊筆錄中告訴人並未質疑之事實，但此項事實縱屬實在，與被告是否偽造該延長完工日期約定書並無必然之關連性，原判決未加說明亦不能指為違法。再原判決係綜合其調查證據之結果而為論斷，並非專以前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之鑑驗通知書之鑑定結果，為證據判斷之基礎，所為論斷，核與證據法則並無違背，已如上述，上訴意旨徒憑己意指摘原判決採認該鑑驗通知書違反經驗法則及有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亦非適法之第三審理由，其餘上訴意旨所指各節，或為單純事實之爭執，或為原審已審酌所不採，為其證據取捨及證據證明力判斷職權之適法行使，此部分上訴意旨任意指摘原判決違法，均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應認本件檢察官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八十九 年 五 月 四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官 莊 登 照
法官 蔡 清 遊法官 黃 一 鑫法官 林 秀 夫法官 石 木 欽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中 華 民 國 八十九 年 五 月 十一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