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一年度台上字第四七四五號
上 訴 人 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檢察署檢察官上 訴 人即 被 告 甲○○
戊○○丁○○己○○右 一 人選任辯護人 林春祥律師被 告 乙○○
丙○○右上訴人等因被告等妨害自由致死等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第二審判決（九十一年度上訴字第二六八號，起訴案號：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一七三三八、二００二五號、九十年度偵字第四八、一七八六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理 由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即被告甲○○、戊○○、丁○○部分及己○○、被告乙○○、丙○○妨害自由致死及毀壞屍體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論被告甲○○、戊○○、丁○○以共同私行拘禁罪，依序判處有期徒刑捌月、壹年肆月、壹年貳月；論乙○○、己○○、丙○○以共同殺人罪及共同損壞屍體罪，分別判處乙○○各有期徒刑捌年及捌月，應執行有期徒刑捌年肆月；己○○累犯，各處有期徒刑拾年陸月及拾月，應執行有期徒刑拾壹年；丙○○各處有期徒刑拾年及捌月，應執行有期徒刑拾年肆月，固非無見。惟查：
（一）按刑法第三百零二條第一項之妨害自由罪，以「私行拘禁或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為要件，其中「私行拘禁」屬例示性、狹義性之規定，「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則屬於補充性、廣義性之規定，須有以各種非法之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為成立要件，而所謂剝奪人之行動自由，應以有具體行為，使人之行動喪失自由，方能成立，是究竟以何種非法之方法？是否已達剝奪人行動自由之程度？自應於有罪判決書之事實欄內明白認定，詳加記載，並於理由內說明其憑以認定之證據及理由，使事實與理由兩相一致，始稱合法。原判決認定被告甲○○、戊○○、丁○○、乙○○與丙○○等五人妨害被害人何麗芬行動自由之期間，應始自彰化市○○街何麗芬之住處，惟依原判決事實欄所載：甲○○、戊○○、丁○○、乙○○與丙○○等五人因在何麗芬位於彰化市○○街三二之七號六樓之三室之租屋處未找到值錢財物以供償債，加以何麗芬表示自身無力清償債務，甲○○等五人乃共同基於妨害何麗芬行動自由之犯意聯絡，要求何麗芬同車返回台中市以尋找親友出面協助解決債務，何麗芬迫於無奈只好隨同甲○○等五人前往台中市，並至台中市○區○○路國立中興大學附近何麗芬之前夫張仕賢住處尋求張仕賢協助償債，因張仕賢不在家中而致無功……甲○○與戊○○、丁○○則帶同何麗芬至甲○○所經營位於台中市○區○○路○○○號之釣蝦場，讓甲○○先行下車休憩，甲○○並指示戊○○、丁○○繼續帶同何麗芬尋找親友出面協助解決債務。戊○○、丁○○遂將何麗芬帶至丁○○位於台中市○區○○○路六七○之一號之鐵工廠內拘禁等情（原判決事實欄一之㈠前段）。如果屬實，則被告甲○○等五人於彰化市何麗芬住處至台中市期間，既僅係「要求何麗芬同車返回台中市以尋找親友出面協助解決債務，何麗芬迫於無奈只好隨同甲○○等五人前往台中市」，「……帶同何麗芬至甲○○經營之東港岸釣蝦場……」。則被告甲○○等五人當時究係以何種「非法」方式「要求」或「帶同」何麗芬同行？其方法是否足以剝奪何麗芬之行動自由？何麗芬依被告等之「要求」同行有無違反其意願？原判決並未詳細調查，在事實欄明白記載，而其理由亦僅說明：若非被告甲○○等人「仗人多勢眾」，何麗芬豈可能自願跟隨被告甲○○等人返回台中等旨。然所謂「仗人多勢眾」，如無其他具體之非法方法致使何麗芬之行動喪失自由，尚難認該當構成本罪要件之「非法方法」。原判決未於事實欄內詳加記載所謂非法之方法為何，亦未於理由內說明其憑以認定之證據及理由，致事實與理由均未完備，則被害人何麗芬之行動自由是否確實自彰化市何麗芬住處開始即受拘束，被告甲○○等人是否應自該時起應負妨害自由之責，並非明確，本院自不足為其適用法則得當與否之判斷。又原判決事實所認定：甲○○與戊○○、丁○○則帶同何麗芬至甲○○所經營之上開釣蝦場，讓甲○○先行下車休憩，甲○○並指示戊○○、丁○○繼續帶同何麗芬尋找親友出面協助解決債務。戊○○、丁○○遂將何麗芬帶至丁○○上開位於十甲東路之鐵工廠內拘禁等情，如果無訛，則拘禁何麗芬，固屬妨害自由犯行，惟該時被告甲○○並未隨行參與，其指示戊○○、丁○○繼續帶同何麗芬尋找親友出面協助解決債務，是否包括指示戊○○、丁○○等人私行拘禁何麗芬及強制何麗芬簽發本票等犯行？原判決事實並未明白認定，而理由雖載：何麗芬如係自願隨同被告等前往台中，被告丁○○、戊○○、乙○○等人何須於將何麗芬由被告甲○○所經營之釣蝦場帶至台中市○○○路丁○○之鐵工廠及外出尋找親友協助償債時，均將何麗芬之雙眼矇住？足見被告甲○○等人自始即係反於被害人何麗芬之自由意志，而將被害人何麗芬帶至台中市等旨，然被告甲○○對被告丁○○等人於離開前述東港岸釣蝦場後所為之上開矇住何麗芬之雙眼及私行拘禁等行為，是否知情？判決理由亦未予以說明，同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二）按有罪之判決書，須先認定事實，而後於理由內敘明其認定所憑之證據及理由，方足以資論罪科刑；又對被告有利之證據不採納者，應說明其理由，為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十條第二款所明定。故有罪判決書對於被告有利之證據，如不加採納，必須說明其不予採納之理由，否則即難謂無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本件原判決認定：……嗣至民國八十九年十月十六日上午，何麗芬陷於奄奄一息之狀態並呈失禁現象，乙○○、丙○○、己○○、管芥寬（另案審理中）四人始知事態嚴重，其四人恐醫院人多，為免上情曝光，不敢將何麗芬送醫救治，詎乙○○等四人竟共同基於殺人之犯意聯絡，乃於八十九年十月十六日十五時許，由乙○○駕駛車牌號碼00｜四九四七號自用小客車，搭載丙○○、己○○、管芥寬及何麗芬，開往南投縣○○鄉○區○○路尋找適合棄置何麗芬之地點，因未能覓得合適地點，乃原車改由丙○○駕駛後返回台中市，何麗芬終因不堪長期私行拘禁及乙○○、己○○、丙○○、管芥寬未為救治之行為，而於八十九年十月十六日十七時許在該部自用小客車車內死亡等情。然原判決於理由一、（一）（３）末行卻記載何麗芬死於「大都會娛樂俱樂部」，其事實之認定與理由之說明，已有不符。又於理由欄二、（一）（４）說明：何麗芬因連日拘禁，無法獲得到適當休息及正常進食而身心俱疲，並致虛脫，而陷於奄奄一息及呈失禁現象，被告乙○○、丙○○、己○○及管芥寬等人對因自己之拘禁行為導致何麗芬有死亡之虞，本負有立即延醫治療，防止何麗芬死亡之義務，詎被告乙○○、丙○○、己○○、管芥寬，為免上情曝光，不敢將何麗芬送醫治療，竟駕駛自用小客車搭載何麗芬，欲開往南投縣○○鄉○區○○○路尋找適合棄置何麗芬之地點，終至何麗芬因被告乙○○、己○○、丙○○、管芥寬未為救治之行為，而於八十九年十月十六日十七時許在該部自用小客車車內死亡，被告乙○○、丙○○、己○○及管芥寬此種延誤送醫之行為，足以致何麗芬死亡，應為渠等所明知，而渠等之消極行為（即未送醫治療）與積極行為（如殺害行為）發生死亡之結果無異，是就何麗芬死亡之部分，被告乙○○、丙○○、己○○應係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項之殺人罪，被告乙○○、丙○○、己○○辯稱：並無殺害何麗芬之行為，自不足採信等旨，僅係就乙○○等四人違反送醫救治義務而未將被害人及時送醫之消極行為與積極行為發生死亡結果無異，應負殺人罪責而已，對於乙○○等四人主觀上如何具有殺人犯意，並未說明其依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尤嫌判決理由不備。且原判決理由欄二、（一）（３）既採信被告乙○○、丙○○、己○○三人於警訊當場對質之言，而認何麗芬確因連日拘禁、受毆，且無法獲得適當休息及正常進食而身心俱疲，並致虛脫，及乙○○、丙○○、己○○、管芥寬明知以何麗芬當時之身體狀況，若未積極送醫治療，將導致死亡之結果，詎渠等竟未積極救治，終至何麗芬死亡等旨。如其上開理由中引述被告乙○○所供：「……我陸續打電話給丙○○及管芥寬，告訴他們二人說何女好像快死掉了，趕快過來看要怎麼辦，四人（即乙○○、丙○○、己○○、管芥寬）討論是說先將何女送醫，四人隨即將何女帶到車號00｜四九四七號自小客車，要將何女帶到醫院，但是又怕送醫急救會被警方發現犯行，就將車開到太平市頭汴坑山上及國姓鄉山區繞，想說把她丟在山區讓人發現把他送醫……到國姓鄉山區看何女已經不行了，我與管芥寬將何女抬到後車廂，開約一分鐘左右，想說這樣可能會悶死，又馬上停車將何女抬回到後座腳踏處……」等語屬實，則渠等有無致何女於死之主觀犯意，即有研求之餘地？且被告己○○於警訊亦供稱：「在回程中，不知是乙○○還是管芥寬說何麗芬頭很臭，不要讓她坐車內，要把她裝在後車廂，丙○○就停車，讓乙○○及管芥寬二人抬何麗芬到後車廂，我們又行駛二、三分鐘後，我說後車廂沒有空氣，何麗芬會悶死，這時丙○○才再停車，讓乙○○及管芥寬將何麗芬抬回車廂內……」等語（詳九十年度偵字第一七八六號卷第五十六頁），原審就被告等否認有殺人犯意所為上開有利之辯解事項，未於有罪判決理由內詳加論列，說明其不可採信理由，遽為被告等有殺人犯意之認定，自有未合。（三）又按刑法第十五條規定：對於一定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相同；因自己之行為，致有一定結果之危險者，負防止其發生之義務。此所謂之不作為犯，係以人之行為發生一定之結果，有因積極行為引起，有因消極之不作為引起，無論作為或不作為，法律上之效果相同，但犯罪之成立，除在客觀上，應有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之犯罪行為外，並應在主觀上有故意過失，始足當之，故本條乃意指消極行為之犯罪與積極行為之犯罪，在法律上有同一之效果，並非對於犯罪行為之意思要件，特設例外規定，故被告之行為縱令客觀上係違反法律上之防止義務，仍應視其主觀上之犯罪意圖，而定其應負之刑責。原判決所述上開「渠等之消極行為（即未送醫治療）與積極行為（如殺害行為）發生死亡之結果無異」之立論，亦僅足供說明乙○○等四人對何麗芬死亡之結果，無論作為或不作為，其法律上之效果相同而已，實非謂一有死亡之結果，即必負殺人之責，則渠等四人所應負之法律責任為何，仍應究明其主觀犯意，始足為判斷。原判決事實認定被告乙○○等人『私行拘禁』並曾『毆打』被害人何麗芬致傷（此部分原判決漏未論罪），且於何麗芬奄奄一息時，將之載往山區找適合『棄置』何麗芬之地點，而何麗芬終因不堪長期私行拘禁及乙○○、己○○、丙○○、管芥寬未為救治之行為，於八十九年十月十六日十七時許死亡等情，果若屬實，則依其犯罪態樣，除殺人致死外，尚有妨害自由致死、傷害致死及遺棄致死等法律上效果與之相同。原判決未敘明其認定被告乙○○等人具有殺人犯意所依憑之證據，已如前述，徒以渠等未將被害人送醫之不作為致被害人死亡之事實，遽引用刑法第十五條規定，認渠等應負殺人罪責，即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四）按殺人之後進而損壞、遺棄屍體，若單純係為湮滅證據或犯罪痕跡者，屬殺人之結果，應成立牽連犯，然若別有動機或目的，而決意為之者，始應併合處罰。本件原判決事實認定：詎乙○○、己○○、丙○○、管芥寬等四人竟共同基於殺人之犯意聯絡，乃於八十九年十月十六日十五時許……開往南投縣○○鄉○區○○路尋找適合棄置何麗芬之地點……何麗芬終因不堪長期私行拘禁及乙○○、己○○、丙○○、管芥寬未為救治之行為，而於八十九年十月十六日十七時許在該部自用小客車車內死亡。被告乙○○、丙○○、己○○、管芥寬四人並為求掩飾上開犯行，竟共同基於焚屍滅跡之損壞屍體犯意……等情。如果無訛，則其等所為，應另觸犯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第一項之損壞、遺棄屍體罪，而其損壞、遺棄屍體苟係出於為免其等所犯殺人罪案發之湮滅犯罪證據之犯意，依前開說明，自與所犯故意殺人罪具有方法結果之牽連關係，為裁判上一罪，從一重之故意殺人罪處斷。原判決竟認係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而分論併罰，亦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五）當事人或辯護人在審判期日前或審判期日聲請調查之證據，如法院未予調查，又未認其無調查必要，以裁定駁回之，或於判決理由內予以說明，其所踐行之訴訟程序，即屬違背法令。查被告己○○於原審抗辯：伊未輪流看管及毆打被害人何麗芬，僅係出借其所經營之「大都會娛樂俱樂部」與被告乙○○使用，平日伊在俱樂部外面辦公室上班，何麗芬被拘禁在裏面辦公室，伊未在上班時間去看管何麗芬，下班時間亦未留在辦公室看管等語，並具狀聲請傳訊證人即該俱樂部經理陳榮財、會計林嬋竺及該大樓管理員楊孟朗等人為證，有刑事辯護意旨狀一份附原審卷可稽（卷㈡第八十二頁），被告己○○之上開辯解是否可信，與認定其有無參與本案犯行有關，即有傳訊證人調查之必要，原審未予傳訊調查，又未說明不予調查之原因，即有調查職責未盡及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以上，或為檢察官及被告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應認原判決有撤銷發回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一 年 八 月 二十八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官 林 增 福
法官 邵 燕 玲法官 吳 昆 仁法官 陳 世 雄法官 惠 光 霞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中 華 民 國 九十一 年 九 月 三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