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一年度台上字第七二一一號
上訴人 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未 ○ ○
辛 ○ ○宙 ○ ○黃 ○ ○午○○○
Ａ ○ ○
Ｂ ○ ○
巳 ○ ○
Ｃ ○ ○
癸 ○ ○宇 ○ ○
Ｄ ○ ○
丙 ○ ○
Ｆ ○ ○
酉 ○ ○
壬 ○ ○
丑 ○ ○
己 ○ ○謝 銀 行
丁 ○ ○
辰 ○ ○
卯 ○ ○地 ○ ○
亥 ○ ○
戊 ○ ○玄 ○ ○
乙 ○ ○
申 ○ ○天 ○ ○
寅 ○ ○
甲 ○ ○
庚 ○ ○
戌 ○ ○
子 ○ ○
Ｅ ○ ○右上訴人因被告等凟職等罪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中華民國九十年八月三十日第二審更審判決（八十九年度重上更㈢字第一五０號，起訴案號：台灣台南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三年度偵字第三六七四、三七一五、三九０二、四四０四、四四四０、四五八九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檢察官上訴意旨略稱：㈠、被告未○○、辛○○搭檔競選正、副議長，雖早已協調完妥，並無他人出面表示競選，然出面協調係中國國民黨台南縣黨部，縱有議員參與協調亦未必對之有約束力，即未必然依協調而行，故原判決認為「被告等所辯台南縣議會正、副議長選舉係同額競選，選情單純，無求為順利當選綁樁固票之動機，尚非無稽。」此顯與經驗法則有違。㈡、參加國內旅遊之議員，有單獨一人參加，亦有偕同親友多人參加者，亦有自行開車或搭計程車前往，情況不一，如不論參加人數多少，一律收取新台幣（下同）二萬元，顯然不合常理，本院民國八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一一三一號刑事判決就此已有所指摘。詎原判決竟認為被告黃○○等人所辯「議員平日與人交誼請客非在少數，交際應酬亦較海派，並不因有無攜伴及晚到一天與否而計較。」為可信，此顯與常情不合。蓋交誼請客、交際應酬與此自不可相提並論，早到晚到事屬個人之權宜，或可不論，然每人收取二萬元，如依人頭計數，一清二楚，又有何不可？又被告宇○○固供稱：「因經營旅社及遊覽業，有從政之念頭，認為與議員結交有利事業之拓展，故多出之部分（三十一萬零三百十元減二十萬元等於十一萬零三百十元）由我請客。又收取黃○○交付之現金二十萬元，因在飯店打牌以現金支付及身上預留現金，故以信用卡刷卡。」然而被告宇○○係被告未○○之密友，亦為被告宙○○之堂弟，若非有共同賄選之犯意，並受到渠等之囑託，豈會自動刷卡支付費用，原判決竟輕易相信其辯詞，自有可議之處。㈢、參加國外旅遊之議員及其親友共四十八人，以每人三萬元，合計達一百四十四萬元之多，被告宙○○竟無任何資料記載收費之情形，實在令人啟疑。且被告宙○○、辛○○、Ｄ○○、丙○○、酉○○、申○○、地○○等人原即為縣議員，每年度有出國費用十萬元可報銷，縱然未報領八十三年度之十萬元，亦不足以推論被告Ｄ○○等五人不會為三萬元之招待旅遊之不正利益而允諾投票予特定之人，此因風馬牛不相及之事，自不可相提並論。詎原判決竟以祥鶴旅行社均出具收據予各參加人員，遽認各有繳費之實，顯然忽略旅行社只要收到錢，至於出給收據之對象，當然應客戶之要求，故自嫌速斷，顯有違經驗法則。㈣、被告午○○○坦承不知欲購買土地之單價、總價多少，土地代書蔡政憲證稱：「係在路旁看見出售土地之告示，曾介紹午○○○看過一次，此後就不曾連絡，午○○○亦未表示任何意願，八十三年二月底並未通知午○○○付定金。」可知土地買賣尚未洽談，何須支付定金？故被告午○○○辯稱伊領取二千萬元係要付購買土地之定金，後來未談妥而未付，實不可採信。又被告午○○○家中，在八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固存放一千六百五十萬元，然距同年二月二十八日已有三個月之久，一般人豈有在家中置放巨額金錢如此之久？縱然有十六捆千元鈔之捆鈔紙蓋有八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之日期及銀行職員之職名，亦不足以推論即為該日所領出之金錢。雖然當時查賄小組於同年三月十一日至午○○○住宅搜索時，曾發現保險櫃內存有現金，顯然為數不多，否則豈有不加盤點之理？原判決竟憑以推論該鈔票至遲於八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即已存在，實難令人信服，亦有違經驗法則。㈤、嘉南大飯店客房部經理劉武仁、櫃檯副理鄭秀芳二人，將該飯店旅客住宿表記載「Ｃ癸○○（縣議會楊金水）」變造為「Ｃ林明輝（國際獅子會）」，涉犯偽造文書罪業經判刑確定。雖稱係臨時起意為保障住宿客戶權益，係隨興而起並無特殊意義，然此顯然不願供出指使者，致有輕描淡寫之舉。故原判決認為「公訴人泛指為有心人蓄意指使以逃避偵查故為隱匿，而認定係被告等力圖掩飾其綁樁固票行為，尚嫌無據。」自亦與經驗法則有違。㈥、已受請求之事項未予判決，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九條第十二款定有明文。被告等人（丙○○、卯○○、午○○○三人除外）於八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午一時許，在彰化縣員林鎮用餐部分，此餐飲費用，被告等分別有交付或收受不正利益之犯行，原檢察官起訴之事實已敘及，應認為已經起訴。原判決對此部分未為裁判，揆之上述法條之規定，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㈦、被告丑○○、壬○○、子○○於偵審中均供承有住宿嘉南大飯店（分別參見台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三年度他字第四八八號卷、編號二、第一三０頁，一審卷第一五四頁，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八十二年度上訴字第一九九一號卷第一宗第二一三頁，更㈠卷八十五年十二月六日筆錄，台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三年度他字第四八八號卷編號二第一二七頁），足認已有收受住宿之不正利益，原判決竟認定被告丑○○、壬○○、子○○未住宿而無收受不正利益之情事（原判決第二十六頁至第二十七頁），與卷證資料顯不符合，當有證據上理由矛盾之違法。至於被告丙○○、卯○○雖未住宿嘉南大飯店，仍在該飯店參加餐會，當有收受不正利益之違法。㈧、原判決認為與原判決附表二所示被告同往國內旅遊，尚有被告之眷屬或親友十人，然依卷附之米堤大飯店之住宿名單，除被告黃○○外，僅有被告宇○○及陳崑田、李燦慶、陳世銘、黃志堅等五人，此顯與卷證之資料不相符合，亦有證據上理由矛盾之違法。㈨、證人之證言乃係證人就其曾經見聞之事實所為陳述，自足為認定事實之資料。依證人程淑娟（嘉南大飯店櫃檯組長）、蔡坤良（嘉南大飯店業務部主任）、榮念湘（嘉南大飯店服務生）之證詞，顯見被告等人有在該飯店十二樓開會之事實，原判決竟認定被告等辯稱未開會，自屬可信，難謂無證據上理由矛盾之違法。被告等人如純屬旅遊，又何須有秘密開會之舉，顯有不值對外人道之事。㈩、議員謝錦川、郭添寶於檢察官偵訊時均稱未受到邀請參加國內、外旅遊，足認被告未○○、辛○○、宙○○、黃○○、午○○○、癸○○、宇○○等人係選擇性之邀請議員參加旅遊而有所圖，且當時議員尚未宣誓就職，又正逢議長要選舉之前數日，被告等人竟有閒情逸緻分別籌組或受邀參加國內、外之旅遊，且國外旅遊團於八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返國後並未歸心似箭的返家，卻前往六福客棧與同日自南投搭車前來之國內旅遊團會合，再遷延至同年三月一日，竟集體搭乘遊覽車前往台南縣議會投票選舉被告未○○、辛○○分別為正、副議長，足認被告等人應有檢察官指訴之犯行。詎原判決竟認被告等人之犯罪尚屬不能證明而為無罪之判決，當與經驗法則有違，且有判決不適用法則之違法等語。
惟查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未○○、辛○○、宙○○、黃○○、Ｄ○○、丙○○、Ｆ○○、酉○○、壬○○、丑○○、己○○、謝銀行、丁○○、黃張阿利（已死亡，經判決不受理確定）、辰○○、劉平和（已死亡，經判決不受理確定）、卯○○、地○○、亥○○、戊○○、玄○○、乙○○、申○○、天○○、汪永福（已死亡，經判決不受理確定）、寅○○、甲○○、庚○○、戌○○、Ａ○○、Ｂ○○、巳○○、Ｃ○○、子○○、Ｅ○○等人，均係台灣省選舉委員會於八十三年二月五日公告之台南縣議會第十三屆議員當選人。癸○○係未○○之私人秘書，午○○○、宇○○均為與未○○交往甚密之友人，宇○○與宙○○係堂兄弟，午○○○並與未○○有生意往來。緣依法定程序，台南縣議會將於同年三月一日舉行縣議員當選人宣誓就職及正、副議長選舉，未○○、辛○○二人有意競選正、副議長，為期順利當選，竟串同宙○○、黃○○、午○○○、癸○○、宇○○等人基於共同賄選妨害投票之犯意，假藉議員聯誼為名，於同年二月中旬，請託連任縣議員宙○○代為邀約其他當選具有投票權之縣議員赴泰國旅遊，由未○○等人支付所有旅遊及返國後食宿費用，以換取縣議員之投票支持。經宙○○邀約聯絡後，計有知情之如原判決附表一之縣議員當選人表示接受未○○等人招待赴泰國旅遊。其餘無意出國旅遊者，另由連任縣議員黃○○代為邀約前往南投縣鹿谷鄉等地旅遊，旅遊及食宿費用亦由未○○等人支付，經黃○○邀約聯絡後，計有知情之如原判決附表二之縣議員當選人表示接受招待旅遊。旅遊時地、行程既定，泰國旅遊部分，由宙○○聯絡台北市祥鶴旅行社，委由該旅行社代辦，而旅遊護照文件及旅遊細節問題，另由黃必勝（經判決無罪確定）負責統籌辦理。至為供參加國內外旅遊之縣議員當選人及其親友並未能參加旅遊而預於同年二月二十八日晚間前往嘉義市嘉南大飯店會合之縣議員當選人住宿之需，癸○○乃於同年二月十七日左右，前往台南縣議會，委請不知情之縣議會總務組主任楊金水代為訂房，楊金水遂以癸○○之名義，於同年二月十八日向嘉南大飯店訂房五十間，於同年二月十九日向台北市六福客棧訂房三十間。嗣因如原判決附表二之縣議員當選人，亦經未○○等人安排於同年月二十七日前往六福客棧住宿，以與當日回國之參加泰國旅行團之議員當選人會合，宙○○乃於同年二月二十一日打電話請楊金水再增訂房間，楊金水恰不在縣議會，宙○○遂請縣議會總務組組員莊泗堂（經判決無罪確定）訂房，莊泗堂再於當日向六福客棧增訂二十個房間。又參加國內旅遊者之食宿、交通事項，均由宇○○負責統籌辦理，宇○○遂於同年二月二十日，向南投縣鹿谷鄉米堤飯店訂房，同年二月二十二日，參加泰國旅遊之如原判決附表一所示議員當選人及其親友（包括午○○○），由辛○○及宙○○召集領隊，分別在台南縣議會門口、麻豆交流道、永康交流道、台南飯店及仁德交流道搭車前往高雄小港機場，與擔任導遊之祥鶴旅行社人員陳文義及邱裕森會合，搭機前往泰國曼谷。同年二月二十五日，參加國內旅遊之議員當選人甲○○、庚○○、戌○○、Ａ○○、Ｂ○○及其親友，由黃○○領隊，並由宇○○接洽二十人座車一輛，自台南縣佳里鎮搭車前往米堤飯店，宇○○亦隨同前往。翌日則有Ｃ○○、子○○、Ｅ○○及巳○○前往米堤飯店會合，未○○則於二十五日晚間由司機李燦慶搭載前往米堤飯店。至二十七日上午，由黃○○安排該附表二所示議員當選人前往台北市六福客棧投宿，宇○○並調派其擔任股東之駿一遊覽公司所有四十五人座大型遊覽車一部搭載上開人員北上，未○○則另由司機搭載自行前往桃園中正機場，同日晚間，辛○○、宙○○及該附表一所示議員當選人及其親友分二批自泰國搭機返回桃園中正機場，未○○親往接機，黃必勝與辛○○之親戚二人亦到場接機，並指示莊泗堂同往及前往六福客棧分配房間。二十七日晚間，辛○○、宙○○及該附表一、二所示議員當選人及其親友即住宿六福客棧（其中Ｄ○○、黃張阿利及玄○○三人另有要事，未隨同住宿），未○○當晚亦住宿六福客棧。二十八日上午十時許，全體住宿六福客棧人員均搭乘遊覽車南下（其中丙○○、卯○○、午○○○未隨車南下，均自行離開），中午一時許，在彰化縣員林鎮用餐，下午五時許到達嘉南大飯店，旋由莊泗堂及未○○之司機李燦慶幫忙分配住宿房間。而未參加旅遊之黃其福、方隆盛、洪德昆（三人均經判決無罪確定），並於下午三至五時趕至嘉南大飯店，接受未○○等人招待投宿於嘉南大飯店，當晚七時許，在嘉南飯店吃飯，另林丁燦（經判決無罪確定），則於當晚十時許到達嘉南飯店，由莊泗堂分配房間後，接受未○○等人招待投宿於嘉南大飯店。而午○○○則於同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時許離開六福客棧後，即刻僱車南下新營市家中，途中並以電話聯絡華南商業銀行新營分行襄理林豐，請林豐先行自其在該行第000000000000號活儲帳戶內辦理提領現金二千二百萬元（其中一千萬元係未○○囑其妻趙淑敏於同年二月二十六日，自趙淑敏在第一商業銀行鹽水分行活儲帳戶內匯入），交由銀行人員於當日下午三時許，將現款二千二百萬元送至台南縣新營市○○街○○號午○○○之妹家中，再由甫兼程趕回之午○○○點收（其中二百萬元再由銀行人員取回存入午○○○帳戶內）後。午○○○旋將上開二千萬元連同放置家中現款，共二千餘萬元包裝妥當，帶上其所有ＳＸ｜六二五七號賓士三００型小自客車，由不詳姓名男子駕駛，於下午三時五十五分到達嘉南大飯店，當晚遂由未○○等人將莊女所帶來上開款項分配並分別交付原判決附表一、二之縣議員當選人及前往嘉南大飯店會合住宿之黃其福、方隆盛、洪德昆、林丁燦，以尋求彼等支持連、周二人競選正、副議長。黃其福、方隆盛、洪德昆、林丁燦及該附表一、二之人各收受賄款八十萬元。至同年三月一日上午八、九時許，住宿嘉南大飯店人員退房，由遊覽車將住宿者載往台南縣議會，Ｄ○○等三十五人於參加宣誓就職典禮，完成宣誓就職取得縣議員身分後，執行選舉正、副議長職務時，因前已收受未○○等人招待旅遊食宿之不正利益，乃依約投票選舉未○○為議長、辛○○副議長，未○○、辛○○兩人亦均以四十七票之得票數當選議長、副議長。而全部國外旅遊花費計一百四十九萬五千元，分別於同年二月十八日及三月八日由上開午○○○活儲帳戶匯出一百萬元及四十九萬五千元予祥鶴旅行社。國內住宿米堤飯店費用十二萬零七百九十六元，住宿六福客棧費用十萬一千六百十四元，住宿嘉南飯店費用八萬七千九百元，全數共三十一萬零三百十元，均由宇○○以其美國運通銀行簽帳卡付訖等情。因認被告未○○、辛○○、宙○○、黃○○、午○○○、癸○○、宇○○等共同涉犯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投票行賄罪嫌；被告Ａ○○、Ｂ○○、巳○○、Ｃ○○、Ｄ○○、丙○○、Ｆ○○、酉○○、壬○○、丑○○、己○○、謝銀行、丁○○、辰○○、卯○○、地○○、亥○○、戊○○、玄○○、乙○○、申○○、天○○、寅○○、甲○○、庚○○、戌○○、子○○、Ｅ○○等人係犯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投票受賄罪及同法第一百二十三條準受賄罪嫌。係以㈠、上述新當選之議員旅遊住宿六福客棧及嘉南大飯店等之住宿房間，業於旅遊前即八十三年二月十八日、十九日即由被告癸○○指示楊金水，分別以電話向六福客棧及嘉南大飯店預定完妥；其中嘉南大飯店訂房部分係以癸○○名義訂租房間，而同年二月二十一日因原定住宿房間經核計後不足使用，被告宙○○復另指示已判決無罪確定之莊泗堂以電話向六福客棧增訂房間二十間，已據莊泗堂供述明確，並有改定住宿房間資料附卷可參。被告甲○○等參與國內旅遊議員行前既不知旅遊預定路程，但彼等行程卻早於五、六日前（即同年二月十八、十九、二十一日）已由被告未○○、癸○○、宙○○、黃○○等人事前商定，並預定妥住宿房間及旅遊行程，足見其等事前業已謀議掌控國內旅遊議員集體行蹤，有計畫進行正、副議長選舉之「綁樁固票」行為，至為明顯。㈡、被告黃○○在台南縣佳里鎮大都會ＫＴＶ時，如原判決附表二所列之被告並未全數到齊，是時黃○○如何能預為確知會有新當選議員十人（每人二萬元）參加國內旅遊而交付二十萬元現款給被告宇○○？被告黃○○與宇○○二人所供交付二十萬元前後供述不一，且甲○○等人無論參加旅遊人數若干，每一議員均分攤二萬元，事後亦未見結算，而旅遊行程事前復未告知路程即集體行動，與平常結伴集體旅遊情節大相逕庭。宇○○、黃○○二人受未○○等人指示，蓄意招待新當選議員集體出遊，供掌握議員動向，俾約定行使特定之正、副議長投票權，極為明顯。㈢、被告宇○○不具議員身分，與新當選議員集體旅遊聯誼活動毫無關連，竟主動參與議員國內旅遊並一路搶先支付飯店食宿費用，足見本件新當選議員旅遊係事先經有計畫預為刻意安排而招待議員集體出遊，至為明顯。㈣、被告宙○○據其合作金庫佳里支庫及佳里鎮農會活儲帳戶之財務往來資料顯示（其帳戶內分別有存款百餘萬元），原非無資力之人，若需先行墊款，自有足夠資力供支付祥鶴旅行社之旅遊團費（況被告Ｄ○○等均聲稱行前已繳交團費），竟大費周章捨棄其自有金融業帳戶不用，委由與祥鶴旅行社素無往來且不識字之被告午○○○指示銀行經由莊女上開銀行帳戶，於八十三年二月十八日以莊女名義匯出一百萬元給祥鶴旅行社作為旅遊團費，顯與常情不符；嗣雖於同年三月八日改以被告宙○○名義由莊女銀行帳戶再度匯出四十九萬五千元旅遊團費尾款給祥鶴旅行社，惟是時顯係因國內檢察機關查察正、副議長賄選風聲已緊，恐遭查緝，而為上開舉止，期掩飾旅遊團費係由莊女支付之事實，至為灼然。被告宙○○與午○○○所述於八十三年三月八日返還旅遊團費給被告午○○○，二人所述情節不同，足見所述不實。參與國外旅遊如原判決附表一所載之被告固供稱以現金繳付，且參與國外旅遊議員所攜人數有一人、二人、三人，費用則分為三萬元至十二萬元不等，團費總金額高達百餘萬元，被告宙○○自承未負責收繳旅遊人員證件（旅遊證件由黃必勝負責收繳），竟無任何資料記載統計收費情形，單憑記憶如何確定旅遊團費之實際收繳情形及釐清旅遊團員權益，而乙○○供稱旅遊證件係交給被告宙○○，被告天○○則稱其證件及團費交給被告宙○○叫來之人，核與被告宙○○所述未曾收繳旅遊證件情形不符，原判決附表一所列被告稱繳交團費給被告宙○○一節，不足採信。㈤、據查被告午○○○素與被告未○○私交甚篤，彼此財務往來關係密切，午○○○不具議員身分，竟選在議會正、副議長選舉投票前，隨團參與新當選議員出國旅遊聯誼活動，並率先提供（支付）議員旅遊團費，其協助掌控新當選議員行蹤，俾達成正、副議長投票「綁樁固票」目的，至為明顯。㈥、如原判決附表一、二所列被告住宿之六福客棧及嘉南大飯店等房間，乃新當選議員集體旅遊（即八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及二十五、六日）前數日即同年二月十八、九日，業由被告即未○○之私人秘書癸○○指示楊金水分別向各該飯店預訂住宿房間完畢，其間莊泗堂復於同年二月二十一日受被告宙○○指示，另向六福客棧加訂二十間客房供議員住宿，足見本件新當選議員在宣誓就職及選舉正、副議長前數日之行蹤，事前已受被告未○○等人有計畫預為掌握及安排。㈦、被告宙○○等事前安排出國旅遊議員於八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返國後（議員二十四人）將住宿六福客棧故初預定三十間客房，另同年月二十八日將聚集全體新當選議員集體住宿嘉義（嘉南大飯店）故訂房五十間。繼因另謀議由被告黃○○負責邀集未參與國外旅遊之新科議員在國內出遊，預定八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併宿於六福客棧俾便集體掌握議員行動，乃臨時於八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由被告宙○○指示莊泗堂另向六福客棧增訂二十間房間，供國內、外旅遊議員集體住宿。嗣被告宙○○更安排車輛，一路載同新當選議員至議會集體宣誓就職及行使正、副議長投票權，此顯見被告宙○○確有參與共同策畫掌握議會正、副議長選舉投票，協助被告未○○等進行「綁樁固票」行為，至為明顯。㈧、被告宙○○所稱在出國期間即指示陳文義開立發票，核與證人陳文義所述不符，足見被告宙○○初並未要求旅行社分別依人頭開立旅遊團費發票給參與國外旅遊人員，益見本件新當選議員出國旅遊團費確係被告午○○○所支付。㈨、嘉南大飯店客戶部經理劉武仁（經台灣嘉義地方法院以偽造文書判處有期徒刑六月緩刑二年確定）於八十三年三月九日檢察官指揮調查人員前往嘉南大飯店持搜索票執行查察賄選蒐證時，竟當場將該飯店旅客住宿一覽表所記載之「Ｃ癸○○（縣議會楊金水）」字樣以「立可白」塗改變造為「Ｃ林明輝（國際獅子會）」字樣後持交調查人員，期消除台南縣議會人員訂房住宿嘉南大飯店資料；劉武仁所為自係受有心人蓄意指使所致，故本件被告等八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集體在嘉南大飯店之聚集行蹤，顯為逃避偵查而故為隱匿，此益足見被告未○○等人於台灣台南地方法院檢察署展開查察賄選工作後，猶力圖掩飾其「綁樁固票」行為甚明。㈩、被告未○○於八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連袂分別趕往米堤飯店、至中正機場接機、伴同國內、外旅遊議員集體住宿六福客棧、嘉南大飯店，並於同年三月一日夥同新當選議員集體搭車前往台南縣議會參加宣誓就職及行使正、副議長投票權，此前被告未○○並未加入新當選議員國內、外旅遊活動，卻積極穿梭奔赴新當選議員旅遊住宿處所，顯係為通盤掌握新當選議員動向，隨團進行「綁樁固票」行為。另被告辛○○自承有與被告未○○協調搭配競選正、副議長，且出國期間亦曾請求新當選議員支持，顯見其與被告未○○二人互有意思聯絡共同進行掌控新當選議員宣誓就職前行蹤；參以楊金水坦承伊曾將國內訂租住宿房間之情事主動（行前）告知被告辛○○、未○○等人暨被告辛○○親屬二人曾隨同黃必勝同往中正機場與未○○共同接機，益見被告辛○○確有參與新當選議員國內、外旅遊策畫。、被告午○○○坦承於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午以電話聯絡華南商業銀行新營分行襄理林豐，自其上開活儲帳戶內提領二千二百萬元，並由銀行人員於下午三時許將現款送交給伊點收（其中二百萬元再由銀行人員取回存入被告午○○○帳戶內）之事實，被告午○○○搭乘其所有之ＳＸ｜六二五七號賓士三００型小自客車到達嘉南大飯店之時刻為下午三時五十五分。被告午○○○雖稱該提款二千萬元是與王家農合買土地所需定金，惟與未○○、王家農、蔡政憲所證述不符，則被告午○○○於八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午脫隊由台北兼程南下，並於途中迫不及待以電話聯絡銀行人員於下午三時許，將提領款項二千萬元交被告午○○○點收後，被告午○○○又火速於當日下午三時五十五分歸隊到達嘉南大飯店，如此緊湊提款並趕赴嘉南大飯店行程密接，更可顯現莊女提款即係欲趕赴嘉南大飯店使用，且該款項用途可疑。再參諸未○○除將參與國內、外旅遊之縣議員集結於嘉南大飯店外，並電邀其餘未參與旅遊之縣議員，風塵僕僕趕赴嘉南大飯店其中並包括民進黨及無黨籍之縣議員，此舉措可顯示已非單純聯誼，而係另有目的之有所為而為。另查莊泗堂、宇○○二人曾向嘉南大飯店人員要求使用會議室，稱約四十人參與，經飯店人員表示可使用十一樓Ｄ廳及彼等曾派人隨飯店人員上樓查勘現場，係晚餐後才使用會議室，飯店人員於當晚十時許至現場關冷氣，宇○○等人未表示需任何服務，飯店亦未有人員至現場服務等情，業據證人程淑娟、蔡坤良及榮念湘證述在卷。詎被告等全體竟均否認晚間開會之事，益顯該會議係不可為外人知曉之秘密會議。之後又刻意指使嘉南大飯店人員將一干住宿登記資料塗改以隱瞞住宿及開會情事。另再參以所調閱之金融帳戶往來資料顯示，已判決無罪確定之林丁燦、黃其福及被告戊○○、庚○○、子○○等人之帳戶內，於同年三月一日至三月二日間，分別有四十萬元至七十五萬元不等之現金存款等情，在在足徵被告未○○等人於二月二十八日晚間，確將被告午○○○帶至嘉南大飯店之現款交付如原判決附表一、二之被告，資為被告等有上開犯行之論據。然訊據被告等均堅決否認有上開犯行，均辯稱：並無交付或收受選舉賄款每人八十萬元，國內、外旅遊純屬聯誼，其費用或二萬元、或三萬元，均自行繳付等語。被告未○○另辯稱：伊固有去米堤飯店及接機，住宿六福客棧、嘉南大飯店之事實，惟伊原係台南縣議會之副議長，並多次連任縣議員，與新舊議員均有同事及朋友情誼，因原任議長未競選連任，普遍存扶正之共識，伊早表態競選議長，況台南縣正、副議長係同額競選，亳無競爭對手，議員又早均表態支持，無綁樁固票之必要，伊僅單純利用議員聯誼之便向議員請託、致意，有關旅遊行程、收繳費用均係議員與主辦者洽商，與伊無關；又伊與午○○○素有金錢往來，原即有向其借款，並有合夥投資合家歡ＫＴＶ，伊於八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匯給午○○○一千萬元，係還部分借款及二人合夥投資合家歡ＫＴＶ部分之款，並無賄選情事。被告辛○○固坦承有參加國外旅遊及趁機拜票之事實，惟辯稱：本屆台南縣議會正、副議長乃同額競選，伊早以副議長姿態逐鹿，利用各種場合、時機請求支持，楊金水並未告知伊國內住宿房間之情事，縱楊金水事前有告知住宿事宜，依其所述係談話時順便提起，並非伊主動詢問，伊更未指示辦理，伊僅參與旅遊，不能因知悉旅遊行程即謂參與旅遊籌畫，甚或為操控賄選之罪證等語。被告宙○○坦承係伊邀議員國外旅遊，請楊金水訂房間及叫莊泗堂增訂房間，請午○○○先代墊一百萬元及代匯四十九萬五千元之事實，惟辯稱：伊以前係議會秘書，連任議員多次，以前議員國外旅遊即多次由伊主辦，此次國外旅遊除議員外，約一半是議員眷屬及議員之朋友，而增訂房間係考慮家屬來接機才叫莊泗堂加訂，並非考慮國內旅遊者，實則伊亦不知有國內旅遊，於泰國旅遊期間即叫陳文義回國後開收據，一議員開一張，如係夫婦合開一張，八十三年二月十八日須先付旅行社一百萬元，伊當時存款雖尚有一百餘萬元，惟另有款項待支出，旅費尚未收齊，故請午○○○代墊，同年三月八日將代墊款項一百萬元扣除午○○○旅費三萬元歸還，尾款四十九萬五千元因旅行社帳號資料在午○○○處，故請其代匯，參加泰國旅遊者共四十八人，每人三萬元共一百四十四萬元，但尚有證照費，故全部匯一百四十九萬五千元，伊與辛○○、Ｄ○○、丙○○、酉○○、申○○、地○○均係連任之議員，於十二屆每年出國考察費用十萬元，伊等均棄而未領，豈有反為圖招待旅遊之區區三萬元或二萬元之不正利益允諾賄選？並非未○○託伊邀約議員出遊等語。被告黃○○坦承有邀如原判決附表二之議員國內旅遊之事實，惟辯稱：伊係連任議員，且為新當選議員戌○○之表哥，乃邀約甲○○、庚○○、戌○○、Ａ○○、楊麗山在佳里大都會ＫＴＶ唱歌歡敍，臨時提議去旅遊，大家贊成，因房間一人住和二人住一樣，且議員間交際應酬作風海派，彼此請客即未計較，豈有因攜伴與否斤斤計較，是以每人出二萬元每位議員為單位，伊另以電話連繫，有巳○○、Ｃ○○、子○○、Ｅ○○等四人同意參加，故以十人計算，並請經營旅社餐廳及遊覽業之宇○○安排交通、住宿，並非受未○○、辛○○之託代為邀集，伊於第二天晚上交二十萬元予宇○○付住宿費，伊並無事先訂房，且二人一房間，故並非全以議員名義登記，因溪頭下雨才臨時決定去台北，係議員間自發性旅遊，並非預先安排掌控行蹤等語。被告午○○○承認有受宙○○之邀參加國外旅遊及有到嘉南大飯店，返國時有領取二千二百萬元再回存二百萬元及代墊旅遊費一百萬元及由其帳號匯款四十九萬五千元給旅行社之事實，惟辯稱：伊係受宙○○議員邀約出國，八十三年二月十八日宙○○向伊借一百萬元，並告知祥鶴旅行社之帳號，要伊將該所借之一百萬元，匯給該旅行社，伊將該旅行社帳號交給銀行林豐襄理並請其在伊帳號匯出，同年三月八日宙○○議員由其司機載至伊家，司機未進來，宙○○議員還借款一百萬元，扣伊旅遊費三萬元，並以其前已將旅行社帳戶資料告知伊（伊帳號資料放在銀行），渠已忘記該帳號而將現款四十九萬五千元委託伊匯去給旅行社，領取二千萬元原係要付購買土地之定金，買土地除代書蔡政憲介紹外尚有其他仲介人介紹，因聽說購買土地定金付現金較能成功，所以才領二千萬元以預備付定金，以後未付，除借他人約四百萬元外，其餘仍放置在家裡，八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未○○之妻匯入一千萬元於伊帳戶係其付伊以前部分借款及合夥經營合家歡ＫＴＶ部分之股金，因伊與多位議員熟悉，議員熱情邀請伊才去嘉南大飯店，並無帶二千萬元至嘉南大飯店等語。被告癸○○辯稱：伊並無指示議會總務組主任楊金水以伊名義訂房間，僅是在總務組宙○○議員請楊金水訂房間時伊在場，楊金水問用何人名義訂房，伊開玩笑用伊名字，嘉南大飯店部分才以其名義訂房，六福客棧並非以伊之名訂房，伊雖是未○○私人秘書，但僅處理日常婚喪喜慶送往迎來等雜務，伊並無去米堤飯店及六福客棧，僅係載議長夫人至嘉南大飯店，第二天再去載回而已，並未參與國內、外旅遊及任何餐敘活動，至於劉武仁叫櫃台用立可白塗改伊名字之事，伊並不知情，亦未參與等語。被告宇○○坦承有隨國內旅遊團行動並代付部分議員六福客棧、嘉南大飯店住宿費用之事實，惟辯稱：黃○○議員是伊小時候朋友，知伊經營旅社，遊覽業與飯店有熟，才邀伊去，伊認為與議員結交，有利事業之拓展，且黃○○議員隔天於米堤飯店樓下有交伊二十萬元，並非在大都會ＫＴＶ付的，又因多出部分金額不多，伊素來好客，伊本來想從政，原即想與議員們交朋友，故多出部分伊請客，又黃○○確有付二十萬元現金，因在米堤飯店都是下雨，而打牌消遣輸的部分以現金付及身上須預留現金，故米堤、六福及嘉南大飯店住宿費均以信用卡刷卡，與正、副議長選舉無涉等語。原判決附表一所列被告Ｄ○○等二十人（劉平和、汪永福、黃張阿利除外）固均坦承有參與國外泰國旅遊之事實，惟均辯稱：以往議員同仁出國考察，習慣上皆由宙○○議員邀集並充任領隊，本次亦係受宙○○發起邀請，同仁響應並趁就職前之空閒時新舊同仁聯誼，故參與國外泰國旅遊，每人次繳交旅遊團費三萬元於出發前均自行繳交付現款給宙○○，有些連任議員於十二屆每年出國考察費用十萬元，尚棄而未領，豈有反為圖招待旅遊之區區三萬元之不正利益允諾賄選，而此次除議員外，議員之親友多達二十四人，占旅遊人數一半，與以往議會同仁舉辦旅遊性質相同，如有綁樁固票、操控議員行程之目的，焉有廣邀不相干之人參加等語。被告Ｄ○○另辯稱：因伊妻生病，飛機降落後，當晚就直接到高雄長庚醫院，並未住宿六福客棧，二十八日也未到嘉南大飯店赴宴，三月一日叫會計開車直接載到縣議會等語。被告丙○○另辯稱：伊於八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即自己搭車回新營，當晚七、八點到嘉南大飯店，敬一下酒就走了，並無住宿嘉南大飯店等語。Ｆ○○辯稱：在嘉南大飯店用餐後離去找嘉義朋友再回飯店。酉○○辯稱：聚餐後返家，於凌晨一點又回飯店。被告壬○○辯稱：伊非國民黨黨員，所以在嘉南大飯店洗完澡就回家，並未參加餐敘及住宿。被告丑○○、地○○、謝銀行均辯稱：伊在嘉南大飯店用完餐就走了。被告卯○○辯稱：伊係與友人李名盛、劉麗敏夫婦同遊，於二十八日上午即先回台南家中，與未○○、辛○○係好友自然支持彼等語。被告戊○○另辯稱：伊八十三年三月一日有現金四十萬元存入帳戶，係友人吳財源向伊借款八十萬元，而於八十三年三月一日返還其中四十萬元等語。被告玄○○辯稱：伊因台中朋友找伊，故二十八日行經台中時即下車，當晚到外喝酒至凌晨三點才回嘉南大飯店。被告乙○○、天○○辯稱：伊未在嘉南大飯店用餐，至晚上十一點始去嘉南大飯店。被告寅○○辯稱：伊與太太同遊，在泰國旅遊期間即向導遊說返國後要開收據給伊等語。如原判決附表二所列被告甲○○等九人均辯稱係應被告黃○○及Ａ○○提議或電話邀請，每人繳交旅遊費用二萬元交給被告黃○○而參加國內集體旅遊，因議員平日與人交誼作東請客非在少數，並不因有無攜伴及晚到一天與否而斤斤計較，而不足數額每人平均須付不多，宇○○表示伊要付，故未再付等語。被告甲○○另辯稱：在嘉南大飯店餐後去喝酒，至凌晨才回飯店。被告庚○○另辯稱：八十三年三月二日伊帳戶有入款七十五萬元，係伊為砂石場負責人，該款係其兄李良發存入伊帳戶內，又八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晚上餐後即外出喝酒等語。被告戌○○另辯稱：伊在嘉南大飯店聚餐後即回婆家等語。被告子○○辯稱：伊二月二十六日晚上始與助理至米堤飯店，三天均係自己開車，並未在嘉南大飯店用餐，伊係冠榮建設公司之股東，八十三年三月一日有五十萬元存帳戶內，係曾崑裕投資房地產存入等語。被告Ｅ○○與巳○○辯稱：伊二人於二十六日坐計程車至晚上十時始到米堤飯店，在嘉南大飯店餐後即離開，至十二點始回飯店。被告Ｃ○○另辯稱：伊與學甲鎮長李育全同車於二十六日下午五時許至米堤飯店，在飯店一樓交二萬元給黃○○，二十八日至嘉南大飯店即回家，並未參加晚宴等語。經查：㈠、台南縣議會第十三屆縣議員共五十人，被告未○○、辛○○分別以四十七票當選正、副議長，為起訴書所認定之事實，證人即當時任中國國民黨台南縣黨部主任委員之謝金池於法務部調查局南部機動組（下稱南機組）調查時證稱：「縣議會正、副議長之提名，本黨僅提名議長未○○為候選人，副議長候選人辛○○為無黨籍，辛○○與未○○搭檔應係事前即已協調完妥，最後選舉結果未○○及辛○○均獲得四十七票當選正、副議長」，「本屆台南縣議員中因前任議長周清文未參選議員而原任之副議長未○○表明有意競選議長，本黨經過對新當選之議員做意見調查及評估未○○之實力，向省黨部報備由省黨部委員會決定提名與否。台南縣黨部之輔選策略主要係掌握本黨二十六席議員之選票（議員共五十席，二十六席已過半數）。另台南縣議會本屆議員中原有二十席無黨籍議員，未○○於決定參選議長後，即在二月十九日加入本黨，故為掌握其他十九席無黨籍議員及顧及議會生態，遂於副議長之部分開放競選」，「台南縣本黨提名之議長未○○原係無黨籍人士，縣黨部於提名前之初期評估作業中即發現未○○所獲之支持率最高，且未○○為原任副議長亦符合省黨部之提名原則，縣黨部遂決定積極爭取渠於提名前入黨，並代表本黨參選議長」、「本屆議員當選之後，黨部一直找不到機會向當選議員祝賀並聚會，渠獲悉於八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於嘉南大飯店聚餐，我即利用此機會前往該飯店並表示由黨部做東，宴請全體縣議員，乃授權隨行人員以現金支付餐費」等語（八十三年度他字第四八八號編號四卷第三十七頁背面、第三十八頁、第四十一頁）。是支持被告未○○、辛○○之議員除原判決附表一、二所列之人及其後加入嘉南大飯店聚餐之黃其福、方隆盛、洪德昆、林丁燦及未○○、辛○○、宙○○、黃○○等共三十九人外，應尚有未參加國內、外旅遊，及未參加餐會之另外八人，其所得票數共四十七票，已超過國民黨及無黨籍之總數，甚至包括民進黨籍之縣議員。雖正、副議長之選舉，縣議員本身即為候選人，惟揆之證人謝金池之前述證言，被告未○○與辛○○搭檔競選正、副議長，既早已協調完妥，並無他人表示競選議長、副議長，而為同額競選，參酌未○○所獲支持率甚高等情。被告等所辯，台南縣議會正、副議長選舉係同額競選，選情單純，無求為順利當選綁樁固票之動機，尚非無稽。㈡、與原判決附表一所示議員同團至泰國旅遊共計五十人，其中二人係旅行社導遊，有議員身分如該附表一所示及被告辛○○、宙○○等二十四人占半數，其餘二十四人其中十二人為該附表一所示被告之眷屬，其餘十二人為親友，已據各該被告等供明在卷，復有祥鶴旅行社該團名單影本一紙及該旅行社簽發收據存查聯二十九紙附案（見證物袋）可稽；又與原判決附表二所示被告同往國內旅遊，尚有各該被告之眷屬或親友十人，亦有米堤飯店提供住宿名單在卷可查，其中被告Ｃ○○、子○○、Ｅ○○、巳○○係翌日即八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始分別至米堤飯店，除據該等被告供述外，亦為公訴人認定之事實。又該附表一所示之被告於回國後並未住宿六福客棧，自行回去者，有被告Ｄ○○、玄○○及黃張阿利（已死亡），且黃張阿利與其夫及友人楊東魯、林國憲等四人係於二十七日下午二時十分自曼谷飛往香港班機轉機，回中正機場即四人直接坐車回家，未與旅行團一同回國，除據被告Ｄ○○、玄○○之供述及黃張阿利生前之供述外，亦經證人蔡崇名、楊東魯、林國憲於原審法院前審證述屬實，並有機票二紙可證（第一審卷㈠第一二０頁、第一二一頁）。另有住六福客棧而翌日未隨同搭車南下而自行離去者，有被告丙○○、卯○○，亦迭經被告丙○○、卯○○供述在卷；該附表一、二之被告於八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未在嘉南大飯店參加餐會者有壬○○、天○○、乙○○、子○○、Ｃ○○，未住宿者有丙○○、謝銀行、丑○○、地○○、壬○○、戌○○、Ｃ○○、子○○等人，除據各該被告等供陳外，復據證人蔡崇名、岩孟燁、林美惠、蘇俊儒、李新記分別於原審法院前審供證在卷（原審法院上訴卷第三卷第七十四頁背面至第七十六頁），足見被告壬○○、謝銀行、Ｃ○○、天○○、乙○○、子○○等均無收受所謂不正利益之情事。另據被告Ｆ○○、酉○○、玄○○、甲○○、庚○○、Ｅ○○、巳○○等供述，在嘉南大飯店餐後至嘉義找朋友、喝酒，其後始回飯店等各情，顯見該附表一、二所列之被告其出入均甚自由，甚且與親友同行，毫無隱密可言，核與一般謂綁樁固票旅遊，係就特定對象予以集體行動，個人並無行動自由，具有隱密性之情形不合。被告等所辯國內、外旅遊，係屬聯誼性質，並無綁樁固票之情事，尚堪採信。㈢、公訴人以被告癸○○係未○○之私人秘書，於八十三年二月十八日、十九日癸○○即指示台南縣議會總務組主任楊金水，委請代訂六福客棧及嘉南大飯店房間，以供旅遊議員住宿，係以楊金水及癸○○之供述為據。然查證人楊金水於八十三年三月十八日南機組調查時供證：「約八十三年二月十七日左右，台南縣議會前副議長未○○私人秘書癸○○前來總務組找我接洽雜務，不久，縣議員宙○○亦到總務找我，表示他們於八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將前往泰國旅遊，於二月二十七日返台，希望我幫渠等於台北和嘉義預定房間，預定項目為台北三十個房間，時間為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嘉義五十個房間，時間為二月二十八日晚上，當時宙○○並未指定飯店名稱，宙○○交待完畢，我問起要以何人名義預訂，宙○○當時表示皆可以，但在旁的癸○○則主動插嘴要以渠名義代訂房間」（八十三年度他字第四八八號編號二卷第十六頁背面），復於檢察官偵查時證述：「約在八十三年二月十七日前後，宙○○議員在議會交待我說台北飯店訂三十個房間，嘉南訂五十個房間他並沒指定名稱」，「當宙○○要我訂房時，癸○○在場，林某即當場主動表示以他的名義訂房間」，「訂多少房間是宙○○議員告訴我的」等語（同上揭卷第三十五頁背面、第三十六頁、第三十七頁背面），又於第一審證稱：「八十三年二月十七日受宙○○委託，向六福客棧訂三十個房間，翌日向嘉義嘉南大飯店訂五十個房間，以後加二十間部分我不詳，我是以癸○○名義訂，當初我問宙○○以何人訂，這時在旁的癸○○稱以他的名義訂就可以」等語（第一審卷㈡第三十五頁正面），於原審法院上訴審證稱：「飯店是宙○○議員要我訂的，因剛好癸○○在場，他說可以他名義訂，故以癸○○名義訂」等語（原審法院上訴審卷二第一一五頁），於原審法院上更一審結證：「是宙○○要我訂的，我問宙○○議員以誰名義訂，剛好癸○○到總務組接洽雜務，一時興起說以其名義訂沒關係，我才以他名義訂」等語（原審法院上更㈠審卷㈠第一七四頁背面）。被告癸○○於八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南機組調查時供述：「我於二月中前往台南縣議會找楊金水聊天，時值宙○○議員與楊金水商討議員集體旅遊事宜，提到訂旅館之事，提到該用何人名義訂旅館，我插嘴表示用我的名義訂即可，因我與楊金水、宙○○議員皆非常熟識，因此他們提及該以何人訂旅館時，我主動以我的名字商訂旅館，我如此做並未受他人之指示」等語（八十三年度他字第四八八號編號二卷第一九六頁），於檢察官調查訊問「有無指示楊金水以你名義向飯店訂房間？」答稱：「有」（同卷第二０一頁），於第一審供陳：「那是他們在訂房間時，問用何人名字，我開玩笑說用我名字好了，所以就用我名字訂」等語（第一審卷一第六十二頁背面）。綜上所述，實際委託指示楊金水訂房間，係被告宙○○，癸○○於檢察官訊問時雖供承有指示楊金水訂房間，惟係檢察官如此訊問所答稱之語，況被告宙○○亦供承係其指示楊金水訂房間。衡之常理，如係癸○○指示楊金水所為，楊金水事後為何未向癸○○報告，且事後增訂六福客棧房間之事，亦應由癸○○聯絡，卻仍由宙○○找楊金水代辦。且查嘉南大飯店固係以癸○○名義訂，而六福客棧則係以楊金水名義訂，有訂房單各一紙附卷可稽（附於證物袋），是癸○○所辯非其指示楊金水訂房間，堪予採信。公訴人認係癸○○指示代訂，而認定係共犯，且以其係未○○私人秘書，認定事前業已謀議掌控國內旅遊議員集體行蹤，有計畫綁樁固票。然依前述癸○○僅是在總務組宙○○議員請楊金水訂房間時在場，楊金水問用何人名義訂房，在嘉南大飯店部分才以其名義訂房，癸○○並無去米堤飯店及六福客棧，僅係載議長夫人趙淑敏至嘉南大飯店，亦未參與國內、外旅遊及餐敘，揆諸前述尚與公訴人指訴其參與掌控國內旅遊議員集體行蹤，有計畫綁樁固票之事實不符。被告宙○○事後委由莊泗堂向六福客棧增訂二十間，被告宙○○辯稱因恐有家屬前往接機，房間不够而增訂；及被告黃○○等國內旅遊部分，因當時溪頭均下雨無法活動，臨時決定上台北，並以前旅遊曾在六福客棧住宿而借宿該處，衡之常情，並無相違。徵之如係為謀與國內旅遊者會合始增訂二十間，則如原判決附表二國內旅遊者僅十間即可，何以須增訂至二十間？且實際上原判決附表一所示之被告家屬亦確有前往接機而住宿六福客棧，亦有六福客棧八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團體旅客一覽表三紙扣案可稽（附於證物袋）。是被告癸○○、宙○○及黃○○前開所辯，尚屬可信。㈣、被告黃○○於檢察官偵查中供稱：「每人二萬元是大家決定的」、「Ｃ○○等四人是我打電話通知他們去的」、「宇○○和我一起去，我第二天晚上全部交二十萬元給宇○○，我二十六日交錢給宇○○，住宿費用由宇○○負責」、「我在米堤飯店交給他」（八十三年度他字第四八八號編號三卷第六十二頁），於第一審供稱：「在米堤交二十萬元給宇○○，有結算，結果不足幾千元，我以數目不多，沒有再向他們收」等語（第一審卷㈠第一八七頁正面），於原審法院上訴審供稱：「第二天晚上我拿給宇○○二十萬元」（原審法院上訴審卷㈡第一三０頁），前後供述並無不符。被告宇○○於南機組調查時固供稱：「在大都會ＫＴＶ出發前黃○○有親交二十萬元現金予我，表示支付旅遊開銷費用，故均由我出面付帳」云云（八十三年度他字第四八八號編號卷二第六十頁正面）。交付時間固與黃○○所述不符，惟其於偵查中供述住宿費係伊付的，這是伊願意請客，但黃○○有付二十萬元給伊等語（同卷第六十四頁背面），復於第一審供陳：黃○○在米堤飯店交二十萬元給伊（第一審卷㈠第一六二頁背面），於原審法院上訴審供述：隔天在米堤飯店樓下黃○○交給伊十個人費用二十萬元等語（原審法院上訴審卷㈠第二０四頁）。參酌前開各情，黃○○應係於在米堤飯店到齊後始交付二十萬元予宇○○較符常情。又參加國內旅遊之被告有單獨一人參加者，有攜帶親友參加者，有未坐遊覽車自行開車或搭計程車前往者，其情節不一，如有收費，何以均收費二萬元。對此黃○○及原判決附表二所列之被告甲○○等均供稱，因議員平日與人交誼作東請客非在少數，交際應酬亦較海派，並不因有無攜伴或早到或晚到一天而斤斤計較其費用等情。且原審法院上訴審調查中，與Ｃ○○同行之證人李育全證稱，（在米堤飯店）有看到Ｃ○○交二萬元給黃○○。與子○○同行之證人周楓松證稱，（在米提飯店）子○○有繳錢等情（原審法院上訴卷第一宗第三０五頁正面、第二宗第二六四頁背面）。足見原判決附表二所示之議員係自費參與國內旅遊，應非虛構。自不能因彼等有無攜眷及是否自行搭乘交通工具前往，一律收費二萬元，以及宇○○於南機組調查中曾供稱，二十萬元費用黃○○係在大都會ＫＴＶ交付，與其嗣後及黃○○所供係在米堤飯店交付之情節有出入，而臆測彼等均未交付國內旅遊費用。或以原判決附表二所示被告及其隨員國內旅遊住宿米堤飯店費用十二萬零七百九十六元，住宿六福客棧費用十萬一千六百十四元，住宿嘉南大飯店費用八萬七千九百元，合計三十一萬零三百十元，均由未○○之好友即宙○○之堂弟宇○○以其美國運通銀行簽帳卡付訖，其如已收黃○○交付之現金二十萬元，何以不以現金交付，且上述費用已超過二十萬元之費用收入，又包括國外旅遊團在六福客棧與嘉南大飯店之住宿費，嘉南大飯店訂房之名義人為癸○○，宇○○與之無關，竟由其刷卡付費，而質疑宇○○與黃○○是否受未○○指示蓄意招待新當選議員集體出遊賄選。然宇○○已供稱：伊經營旅社及遊覽業，亦有從政之念頭，認為與議員結交，有利事業之拓展，原即想與議員們交朋友，故多出之部分費用由伊請客，黃○○確有交付二十萬元現金，因米堤飯店都是下雨，而打牌消遣輸錢部分以現金支付及身上須預留現金，故米堤、六福及嘉南大飯店住宿費均以信用卡刷卡支付等語，核與該附表二之被告均供稱當時溪頭均下雨之情節相符，則宇○○所辯未以現金給付而刷卡支付上述之費，尚與常情無違背。宇○○代為支付之費用，扣除其已收之二十萬元，尚非鉅款，其既有意結交議員，以利事業發展，而不分國內或國外旅遊之議員，均由其先代為支付，縱有不足，自願請客，事後亦未向各議員公開帳目結算，衡諸一般社會交際應酬之情形，亦無違常情。況公訴人所調未○○、辛○○及宇○○之帳戶，亦查無彼等有金錢往來之情形。自不能以宇○○支付上述之旅遊費用，而臆測推論其與黃○○係受未○○、辛○○指示，招待議員集體出遊掌握議員動向，約其行使特定之正、副議長投票權。至檢察官上訴意旨以米堤飯店非以原判決附表二所列之議員名義登記住宿，而質疑各該議員是否確有前往住宿。然上述議員有與親友同往，而非單人住宿一房間，則以與其同宿者名義登記住宿亦有可能，且彼等如無參與此次旅遊，即無起訴書所指收受此部分不正當利益，又何須自承有此事而徒增訟累。再參酌彼等之供述及證人李育全、周楓松之證言，各該被告確有參與國內旅遊，迨無疑義。㈤、第一審法院調取宙○○在台灣省合作金庫佳里支庫之帳戶，其於八十三年二月十八日前固尚結餘一百九十二萬多元，惟其間支付多筆款項，至同年月二十二日僅結餘二萬六千多元；又宙○○在佳里鎮農會之帳戶於八十三年二月十七日存款固有一百三十八萬多元，惟其間支付多筆，至同年月二十八日結餘存款四十一萬多元，有各該帳戶明細卡影本在卷可稽（第一審卷㈡第一三四頁背面、原審法院上訴卷㈠第二九九頁）。宙○○所辯在出國前即八十三年二月十八日須先預付祥鶴旅行社一百萬元，因當場旅費尚未收齊，當時前揭帳戶雖各有一百餘萬元存款，然因自忖短期內須自存款支付，無力代墊旅行社預付款，故才向被告午○○○借用，應屬可採，從而公訴人依宙○○前揭帳戶資料，謂其原非無資力之人，若需先行墊款，亦有足够資力供支付墊款，竟捨棄自己帳戶不用，而委由與祥鶴旅行社素無往來且不識字之午○○○名義匯出旅遊團費，認與常情不符，而質疑其中涉有不法，亦屬推測之詞，不足採信。次查午○○○於偵查中供稱：「去泰國前數天前，宙○○打電話給我，邀我出國玩，說每人約三萬元左右，我問他有多少人同去，他說議員及家屬共約五十人左右，我答應同去，他叫我先暫代付一百萬元給祥鶴旅行社，但沒有說何時返還錢，沒寫借條，大家互相信用，他有告訴我旅行社的名稱及帳號，我叫家人幫忙記載，我去匯這一百萬元是我妹妹陪我去銀行，請林襄理代辦。八十三年三月八日宙○○（於過中午後）到我家看我，當時我家有其他的人，何人？共幾人？我記不起來了，宙○○有帶一個男的來，那男的姓名我不知，他來時說要還我一百萬元，他拿出一百萬元，拿去三萬元旅行團費剩九十七萬元還我，後來，他說甘脆再麻煩我一次，將四十九萬五千元的錢再匯給祥鶴旅行社，而交現金四十九萬五千元給我，這筆錢匯給祥鶴旅行社是我打電話去給林襄理幫我辦」等語（八十三年度他字第四八八號編號二第二十七頁），旋即為檢察官收押禁見。公訴人以被告午○○○前揭供述，與被告宙○○於偵查中供述：「八十三年三月七日或八日中午時分（未過下午一時），我去找午○○○，他在樓下坐，我一人進去，他家中四、五人，我司機在外面車上，未入內，我沒帶何人進去，我自己一人到他家，我拿一百萬元於他，先扣去他旅遊團費三萬元，並再拿四十九萬五千元，請他幫我再匯給祥鶴旅行社，則共給他一百四十六萬五千元」云云（同卷第四十五頁），就被告宙○○究係一人前往或攜伴（二人）同往莊女處還款，二人所述情節不同，認係事後勾串疏誤所致。惟午○○○事後供述，被告宙○○係與司機同去，司機未進去，伊在室內看去有看到司機在外面等語（原審法院上訴審卷第二卷第三十一頁背面），並於第一審提出照片三幀為證（第一審卷㈠第二六三頁、第二六四頁），就還款時間及金額等情節二人所述尚難謂為不符。況證人即華南商業銀行新營分行襄理林豐於偵查中供證：「午○○○帳戶內於八十三年二月十八日匯款一百萬元及八十三年三月八日匯款四十九萬五千元匯款單係伊寫的」、「因他不識字，而我為服務客戶才代他寫的」、「八十三年二月十八日快中午午○○○到銀行，他拿一張記載祥鶴旅行社銀行帳號的單子給我，叫我辦理，我替他寫匯款申請書及取款憑條，由他在取款憑條蓋章，我再拿給行員轉帳匯款」、「八十三年三月八日他打電話給我，說要匯給祥鶴旅行社，帳號與上次那份一樣，我去將資料找出來，他說匯款人的名義要以宙○○匯出，我有聽電話中有一男的告訴他宙○○如何書寫及地址，再由午○○○轉告給我，寫完後我就幫他轉帳」等語（八十三年度他字第四八八號編號㈠卷第二二九頁背面及第二三０頁），證人即被告午○○○之妹陳玉蘭於原審法院前審供證：「我常去我姐家認識宙○○，宙○○要我姐匯款給旅行社伊在場，他向我姐借一百萬元，我姐因不識字，她要去銀行都我載他去，宙○○拿一百多萬元還給我姐，我姐叫我幫他拿到樓上保險箱，再打電話叫銀行匯錢」等語（原審法院上訴審卷㈡第十三頁），經核與午○○○前揭供述相符，參酌證人林豐前揭供證，亦足證宙○○所辯因伊當時無祥鶴旅行社資料，才再委由不識字之被告午○○○請銀行代為匯款，亦屬可信。又宙○○已供明本件國外旅遊事項均由其與祥鶴旅行社接洽，午○○○始終未參與其事，午○○○匯一百萬元給祥鶴旅行社之帳號亦係伊告知等情，而宙○○竟又辯稱無祥鶴旅行社資料，才委由午○○○再代匯餘款云云，其間不無矛盾。然參酌上開午○○○供稱：「他（指宙○○）有告訴我旅行社的名稱及帳號，我叫家人幫忙記載，我去匯這一百萬元是我妹妹陪我去銀行，請林襄理代辦」等語，及證人林豐前開所證「八十三年二月十八日快中午午○○○到銀行，他拿一張記載祥鶴旅行社銀行帳號的單子給我，叫我辦理，我替他寫匯款申請書及取款憑條，由他在取款憑條蓋章，我再拿給行員轉帳匯款」、「八十三年三月八日他打電話給我，說要匯給祥鶴旅行社，帳號與上次那份一樣，我去將資料找出來，他說匯款人的名義要以宙○○匯出」等語，顯然宙○○於八十三年二月十八日時已將祥鶴旅行社匯款之帳戶告知午○○○，並記下帳戶資料，午○○○並已將所記載帳戶資料交代辦之銀行襄理林豐，為被告宙○○所知悉。按一般他人之帳戶除已記載或常用或特殊情形，顯然甚少將之記憶於腦內，則宙○○於八十三年三月八日要匯款予祥鶴旅行社因未帶記載祥鶴旅行社匯款之帳戶資料，或因知被告午○○○有該資料，因而委由午○○○代匯款，而午○○○再委由銀行襄理林豐代匯，應無違常情，難謂有杆格或矛盾之情。㈥、原判決附表一所列被告除天○○外，均於出國前將旅遊團費每人三萬元交付宙○○，已據彼等及宙○○供認在卷。而天○○與其妻之旅費共六萬元係繳交當時收證件之總務組組員莊泗堂轉交，亦經天○○供明，並經莊泗堂證實（原審法院上訴卷㈡第六十一頁背面）。又上述至泰國旅遊之人員其中有議員身分計二十四人，而與議員同遊之眷屬有十二人，其餘十二人則為議員之親友，據證人即與黃張阿利同遊之友人楊東魯及林國憲於原審法院前審供證將團費各三萬元委由黃張阿利轉交（原審法院上訴審卷㈢第四十五頁及四十六頁反面）；與卯○○同遊之友人李名盛亦供證：與太太鄧麗敏與卯○○同去泰國，團費及證照費六萬二千元交卯○○轉交（見同前卷第四十六頁背面）；證人即劉平和（已死亡）之司機呂國良於原審法院前審亦供證有將三萬元交給劉平和議員轉交（見同前卷第七十四頁正面）；與辛○○同出遊之證人吳輝泰亦到庭供證團費三萬元交給辛○○議員轉交（原審法院上更㈠審卷一第二二四頁正面）各等語。再參酌祥鶴旅行社於八十三年三月五日即出具收據交付各參與旅遊人員，亦有其收據存查聯二十九張附卷可稽。堪信原判決附表一所示被告國外旅遊確有繳費之事實，尚難僅因宙○○無任何記載統計收費情形之資料，而認彼等所辯有繳交旅遊團費與宙○○係事後勾串之詞。至該旅遊團人員共四十八名，以每人三萬元計，共一百四十四萬元，而竟匯給旅行社一百四十九萬五千元，其金額不符部分，已據證人即祥鶴旅行社帶隊之陳文義於南機組供稱：團費每人三萬元，證照費另計，……總共一百四十九萬五千元，其中包括證照費在內等語（他字第四八八號編號一卷第五十二頁）。以及李名盛上開供述，交付六萬二千元係團費及證照費等情，其多付之五萬五千元係證照費甚明，其金額並無不符之處。復徵之被告宙○○、辛○○、Ｄ○○、丙○○、酉○○、申○○、地○○，均係台南縣議會第十二屆連任第十三屆之縣議員，原即有每年出國考察費用十萬元可報銷（即議員組團出國訪問考察政經文化建設補助費），惟第十二屆八十三年度（八十二年七月一日起至八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彼等均未支用報銷，有台南縣議會八十九年十月三日（八九）南縣議工共字第二二三六號函在卷可按（原審法院重上更㈢卷第五十九、六十頁）。依常理該可合法使用之十萬元考察費尚且未動支，豈有會為圖區區三萬元招待旅遊之不正利益而允諾賄選。㈦、公訴人以宙○○在偵查中供稱：「（問：國外旅遊費用如何開立？有無告知祥鶴旅行社經理陳文義收據如何開？）出國期間在泰國向陳文義說周前議長過生日，時間在八十三年三月五日晚上，地點在仁德安仔海產餐廳叫他將收據開好，拿到該處給我，以後此事我就沒再提了。」、「我沒告訴他如何開立收據，收據都是依照夫婦、朋友、家人方式開立，是由陳文義自己開的，他自己知道如何開收據」（八十三年度他字第四八八號編號四第二十一頁），與證人陳文義到庭證稱：「（問旅行社代收轉帳旅遊團費收據每人三萬元是事先約定好？或是應宙○○要求才開？）事先是沒有約定好，發票我們（依法）是要開的，我是約在八十三年三月三日有打電話問宙○○收據要如何開？我建議是否一戶一戶開，他說是，我就叫陳雅燕（祥鶴旅行社會計）開立發票，在三月五日於歸仁安伯海鮮交給宙○○，此外沒有另開發票。」等語，認二人所述不符，足見被告宙○○初並未要求旅行社分別依人頭開立旅遊團費發票給參與國外旅遊人員，進而認原判決附表一所列被告等國外旅遊團費係被告午○○○所支付云云。然查如依證人陳文義所證，僅事先沒有約定好如何開收據，揆諸前述，國外旅遊人員確有各自繳費，縱令宙○○沒有告知陳文義如何開立收據，惟查被告寅○○於第一審即供陳：「在泰國旅遊期間曾向導遊說，我交六萬元，返國後要立收據給我，嗣於三月七日收到收據」等語（第一審卷㈡第九十七頁背面、第九十八頁正面），核與陳文義於第一審證述：「以一個議員為單位，各開一張，如攜眷也一樣開一張」、「出國期間有好幾個人有講要收據，其中寅○○有交六萬元，叫我回去開」、「回國後，三月三日與宙○○連絡如何開發票，要每個議員開一張，我的會計在三月五日開好，於三月六日我攜來交給宙○○」等語（第一審卷㈡第一０一頁），於原審法院前審供稱：「開收據方式是宙○○告訴我的，回國後我打電話詢問宙○○，他叫我那樣開的，在旅遊期間也有人向我要發票，我說回國後再處理，寅○○有向我要收據，其他幾個我記不得名字」等語（原審法院上訴審卷㈡第二十九頁背面），原審法院上更一審調查到庭亦為相同之供證（原審法院上更一卷第一七六頁背面、第一七七頁正面），足見寅○○之供述屬實，亦足證原判決附表一之被告出國旅遊有各自繳費之事實，復有祥鶴旅行社於八十三年三月五日出具予被告申○○之收據第一聯（附於原審法院上更一卷㈠證物袋）及黃張阿利之收據第一聯影本附卷可稽（第一審卷㈠第一一九頁），並有前述扣案祥鶴旅行社出具收據第三聯存查聯二十九紙可稽。查於旅遊結束後始出具收據交付旅客，與常情並無不符。況如無繳交旅遊團費，豈敢向旅行社索取發票。㈧、嘉南大飯店客房部經理劉武仁於八十三年三月九日檢察官指揮調查人員持搜索票前往該飯店執行查察賄選蒐證時，固指示客房部櫃枱副理當場將該飯店旅客住宿一覽表所記載之「Ｃ癸○○（縣議會楊金水）字樣以「立可白」塗改變造為「Ｃ林明輝（國際獅子會）」字樣後持交調查人員，劉武仁、鄭秀芳涉犯偽造文書，分別經台灣嘉義地方法院及原審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六月及三月均緩刑二年確定，固據證人劉武仁到庭供證屬實並有原審法院八十三年度上易字第一三一四號刑事判決附卷可稽（原審法院上訴審卷㈢第一三七頁至第一四０頁）。依該判決書認定事實亦僅係湮滅刑事證據及偽造文書，並未認定係何人指使，且劉武仁於八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在南機組調查時證述：「我臨時起意為保障住宿客戶權益，指示本飯店櫃枱副理鄭秀芳當場予以塗改為「林明輝（國獅子會）」，至於為何如此塗改，則完全係本人隨興而起，並無特殊意義」等語（八十三年度他字第四八八號編號一字第二０七頁背面），復於原審法院前審供證：「我是為了客人權益才予以塗銷」等語（原審法院上更一卷第二二五頁背面），再參之扣案之旅客住宿一覽表上附載：「本一覽表首行『Ｃ林明輝（國際獅子會）』字樣，原記載應為『Ｃ癸○○（縣議會楊金水）』因本人為顧及旅客權益，故於八十三年三月九日十二時本飯店櫃枱副理鄭秀芳纂改為『Ｃ林明輝（國際獅子會）」，並由劉武仁、鄭秀芳簽名蓋章相符，均無足證明係出於本案被告何人指使，公訴人泛指為有心人蓄意指使以逃避偵查故為隱匿，而認定係被告等力圖掩飾其「綁樁固票」行為，尚嫌無據。㈨、公訴人以原判決附表二所列被告參加國內旅遊者之食宿、交通事項，均由宇○○負責統籌辦理，宇○○遂於八十三年二月二十日向南投縣鹿谷鄉米堤飯店訂房云云。惟查經第一審向米堤飯店函查訂房情形，業據該飯店函復：該批旅客沒有事先訂房，以臨時住客方式住進，係於八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晚上二十二時二十九分住進，至二十七日上午九時五十一分遷出。有新安育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八十三年六月六日米字第００三三號函附於第一審卷可資佐證（第一審卷㈡第五十八頁、第五十九頁），公訴人認係宇○○於八十三年二月二十日事先訂房，顯屬無據，且與事實不符，公訴人所謂預先安排旅遊掌控行蹤之說，亦無足取。㈩、午○○○帳戶內曾於八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由彰化市第四信用合作社張秀桃帳戶內匯入一千萬元，於同年月二十六日未○○之妻趙淑敏在第一商業銀行鹽水分行帳戶內匯一千萬元入午○○○帳戶內，午○○○於回國後之同年月二十八日中午即聯絡華南商業銀行新營分行襄理林豐，自其帳戶內領取二千二百萬元，復將二百萬元回存，固有公訴人調取之各該帳戶匯款為據，並為被告午○○○所供承。惟其辯稱該張秀桃匯入之一千萬元係與王家農合購土地之定金，趙淑敏匯入之一千萬元係與未○○合夥投資「合家歡」ＫＴＶ，應付之股金及償還未○○前向伊所借之借款，而領取該二千萬元即係要付購買土地之定金，後未談妥未付等語。核與證人張秀桃及其夫王家農於調查站調查及檢察官偵查中供述該匯款一千萬元係與午○○○合購土地應預付之定金相符（八十三年度他字第四八八號編號二第一四四頁背面、第一四五頁、第一四七頁背面、第一四八頁，第一審卷二第一三八頁）。又午○○○於八十三年三月十八日南機組調查時供稱：「八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轉帳存入一千萬元，為趙淑敏自一銀鹽水分行匯入，係償還借款」、「八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趙淑敏匯予我一千萬元，係我於出國前即囑咐未○○能先償還我部分借款，以作為土地購買之定金」等語（八十三年度他字第四八八號編號二第二十三頁、第二十四頁），於偵查中供稱：與未○○曾有合夥投資股票、投資土地及合夥開設合家歡ＫＴＶ等語（同上卷第二十六頁背面），亦與未○○於八十三年四月七日在南機組調查時供稱：「該筆一千萬元係償還午○○○之借款」、「我平日缺錢即向午○○○調借，因此該一千萬元借款係累積借款」、「我原欠午○○○約二千萬元，償還一千萬元之後，尚欠一千萬元」、「我向午○○○借錢除繳付利息外，另投資合家歡ＫＴＶ，故共積欠二千萬元」、「午○○○參加國外旅遊之前向我表示渠可能要購買土地，需要一筆款項，希望我能將借款還她，我於是於八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交待我太太於前述一銀鹽水分行帳戶內匯一千萬元至午○○○帳戶內」（八十三年度他字第四八八號編號四第五十七頁背面、第五十八頁）；於偵查中供述：「匯給午○○○帳戶內一千萬元是陸續向她借的，而是累積下來，時間已經忘了，已累積一千多萬元，是先匯給她一千萬元」、「係與午○○○合夥投資合家歡ＫＴＶ，投資額二千萬元之一半」等語（八十三年度他字第四八八號編號四第六十一頁、六十二頁）大致相符。雖未○○曾供稱：伊與午○○○合夥開設一家「合家歡ＫＴＶ」，總共投資約二千萬元，均由午○○○墊付，該一千萬元是清償該投資款云云。而午○○○亦曾供稱：「（合家歡ＫＴＶ）整地、裝潢的費用不是由我先付，不知是誰付的，……而錢我還未付，若要支付也會付給未○○。」等語，二者所供固不盡相符。然綜合彼二人於調查站及偵查中之供述，彼等之間尚有其他投資及借款，是其所稱二人間有多年之金錢往來，該一千萬元係償債之說，自堪採信。至午○○○所供購買土地支付定金之情節與證人即土地代書蔡政憲所供不符，亦與張秀桃及王家農所供之細節有出入，其領取二千萬元之用途，不免令人起疑問。然查該二千萬元午○○○固未支付所謂購買土地定金，但該二千萬元除其中部分已花用外，第一審法院於八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午○○○家中勘驗結果，仍有一千六百五十萬元現鈔存放在其家中，其中一千六百萬元分成十六捆，其上並蓋有八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之日期章及蕭錫勛之職名章，另五十萬元為散鈔，有勘驗筆錄及現鈔之照片在卷可稽，第一審法院並當場傳訊證人蕭錫勛證稱：該鈔票是伊點鈔，其上之日期及伊之姓名亦是伊所蓋無誤等情（第一審卷㈠第二一三頁背面、二一四頁、二一六頁背面、二一七頁、二五八頁至二六二頁）。參酌午○○○於偵查中選任之辯護人黃正安律師於原審法院前審證稱：「被搜索隔天，午○○○領的兩千萬元中之一千六百多萬元還放在她家的保險箱內，我跟她說那些錢對她是有利證據，我叫她保留，被搜索後一個星期，她被調查站約談，她向調查員表示那筆錢，她沒有花掉，還在她家，當晚移送地檢署，第二天我有具狀請求檢察官檢視現金，但檢察官沒有理會」等語（原審法院上訴審第二卷第十二頁背面），並有黃正安律師於八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具狀請求檢察官履勘現鈔之調查證據聲請狀附卷可憑等情（他字第四八八號㈡卷第八十頁、第八十一頁），而午○○○係於八十三年三月十八日經檢察官訊問後當庭諭知收押禁見（見他字第四八八號㈡卷第二十八頁、第二十九頁），應無串證之舉，足證午○○○存放家中之上開一千六百五十萬元，確係其於八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所提領之二千萬元現鈔無訛，從而午○○○所提領之二千萬元縱欲作為賄選正、副議長之用，惟既查無證據足資證明其有將該二千萬元向新當選之議員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情事，亦不成立犯罪。雖或有質疑該一千六百五十萬元是否其原領取之二千萬元之一部分，否則午○○○於南機組初訊時，何以未說明該鉅款尚有部分在家中。於檢察官偵查中，亦僅否認攜帶鉅款至嘉南大飯店，而未表明該款尚部分在家中。然午○○○係不識字之人，八十三年三月十八日經南機組訊問，即送檢察官偵訊，旋即收押禁見，已如前述，而如後述，南機組及檢察官前往搜索時，確發現有該款項，而未於訊問時予以訊問，則何能苛求其即時主動供述？原審法院前審就於搜索時是否有該鉅款，函查台灣台南地方法院檢察署就該署賄選查賄小組於八十三年三月十一日至台南縣新營市○○街○○○號午○○○住宅搜索時，曾否發現及檢視有現款一千六百餘萬元或更多現款放置該住所金櫃內？經該署函稱依當時指揮偵辦之檢察官稱：前往搜索時，縣議會議長選舉已完成，依經驗賄款早已發出，被搜索人住處是否有大量現金，與賄選無關，保險櫃固有現金，唯事屬平常，是並未仔細檢視金額多少等語，有該署八十七年五月十四日南檢萬讓字第二三二三九號函在卷可佐（原審法院上更二卷二第三十九頁）；證人即當時參與搜索之南機組人員張榮俊、林士程於原審法院前審到庭證稱：現金部分檢察官說不能動，多少錢不曉得，只看到有一筆錢在金櫃內等語（原審法院上更二卷二第四十四頁），足見上該鈔票至遲於八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即已存在，只是檢警人員搜索時未詳予清點而已，自不能僅因午○○○於南機組及檢察官偵訊中漏未陳明該筆現款尚存放於家中，即否定該一千六百五十萬元係其原領取之二千萬元之一部分。、公訴人以午○○○於八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攜帶二千餘萬元，帶上其所有ＳＸ｜六二五七號賓士三００型小自客車，送至嘉南大飯店，由未○○分配予原判決附表一、二所示被告及其後到嘉南大飯店赴宴之黃其福、方隆盛、洪德昆、林丁燦（以上四人均經判決無罪確定）等人，每人八十萬元。姑不論該附表一、二所示之被告，有則於下飛機已離去，有則八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未隨同遊覽車南下，有則到嘉南大飯店未晚宴即已離去，有則晚宴後離去，有則晚宴後出去，凌晨始回飯店，已見前述，則未○○等人係何時在何地點分配該賄款並無證據證明。且當日駕駛該車載午○○○至嘉南大飯店之證人洪耀乾於第一審供證：「沒有看到車後行李箱放東西，那天三時出發，四點到嘉義，到嘉義時她說要去洗頭，叫我自行開車去逛，我因路不熟，所以開進停車場，她則在嘉南大飯店旁美髮店洗頭，沒有看到午○○○從後車箱取出東西」等語（第一審卷㈡第三十六頁背面、第三十七頁）。而二千萬元之現款其重量非輕，如有攜帶必會被發現，證人即嘉南大飯店當時停車場之管理員高博仁、李水河於第一審均證稱未記得或未注意到午○○○有攜帶紙袋之類物品下車（第一審卷㈡第一四０頁）。又原判決附表
一、二所示被告及黃其福、方隆盛、洪德昆、林丁燦共三十八人，如每人以八十萬元計，共須三千零四十萬元，公訴意旨所指二千餘萬元，亦不敷分配，且其每人如分得八十萬元，理應大量租用保險箱存放，但據證人程淑娟於偵查中供稱：彼等只有租二個保險箱放錢，但數量約在七、八十萬元等語（八十三年度他字第四八八號編號一第一九０頁背面），亦與起訴書所述之情節不符。況午○○○所領取之二千萬元迄至第一審法院前往勘驗時仍有一千六百五十萬元存放在家中，已如前述，午○○○所辯未以該款行賄之說，自堪採信。至證人即台南縣議會主任秘書孫進發於檢察官偵查中雖供稱：「我是聽旁人傳聞，說一票五十萬元到八十萬元」云云。但其於原審已證稱：是報紙刊載，有民眾看了以後，來議會接洽時在討論，不知係何人，沒有聽到特定人說過具體買票之事等語（原審法院重上更㈢字第二七五頁）。僅係傳聞之詞，又查無證據證明其為真實，自不得採為被告等不利之證明。、署名葉文正者雖具上訴狀陳稱台南縣議會新當選議員於八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確有在嘉南大飯店十一樓開會並分發賄選之賄款云云。經原審法院上訴審依書狀所載地址傳訊葉文正並無此人，有送達證書附原審法院上訴審㈡卷第二十二頁可憑，再函詢戶政機關據報亦無其人設籍該處，有台南縣仁德鄉戶政事務所八十三年十月十九日南仁戶桂字第三三０五號簡便行文表附原審法院上訴審㈡卷第十八頁可按。訊據被告等均堅決否認當晚曾在嘉南大飯店十一樓開會。證人程淑娟即嘉南大飯店當時櫃枱組長固分別於偵查中供證：「用完餐好像在十一樓開會」（八十三年度他字第四八八號編號一第一九０頁背面），於第一審供證：「有來租會議室，但我請他向蔡坤良接洽」（第一審卷二第六十五頁正面），復於原審法院前審供陳「有人來問我要會議室，但我說那不是我管的」等語（原審法院上訴審卷二第九十三頁背面），依其所言僅能證明當時有人詢問要借會議室，但未能證明確有開會。證人即嘉南大飯店當時業務部主任蔡坤良固於第一審供證：當時程淑娟告訴我有人要借用會議室要不要收費，我說如果用餐費超過規定額就不必收費，以後我帶他們去看會議室，那時他們在用餐，我說那七點多我為你們開冷氣及準備一下茶水，後來我八點下班就交代榮念湘要他去關冷氣」等語（第一審卷㈡第一四二頁背面），亦不能證明確有開會。復據證人即嘉南大飯店服務生榮念湘於第一審供證：當天晚上八點蔡坤良告訴我，今天晚上十一樓有人開會，要我十一點去把電燈關了，我在十一點上去時，已無人，燈已關，只是冷氣未關，我把冷氣關了就下來」、「當時會議室內很整齊，感覺上好像沒使用過」（第一審卷㈡第一四二頁），復於原審法院前審供證：「他（指蔡坤良）交待我要關一下燈，當時我去時燈已關掉，冷氣還有，已經沒人在使用了」、「我去十一樓關冷氣時沒有打開燈」、「看起來還是很整齊，看不出有用過的痕跡」等語（原審法院上訴卷二第九十三頁背面、第九十六頁正面），足見被告等所辯當晚未在嘉南大飯店開會，尚屬可信。且縱令有開會之事，依該三人之證言，亦不能證明被告等有在此交付或收受賄賂之行為。、公訴人復以被告戊○○、庚○○、子○○及已判決無罪確定之林丁燦、黃其福等五人自八十三年三月一日至同年月二日間，其帳戶內分別有四十萬元至七十五萬元不等之現金存款等情，據為有賄選之情事。然查林丁燦及黃其福部分經原審法院上訴審判決無罪確定，已證明該存款非賄款。而戊○○雖於八十三年三月一日有現金四十萬元存入其帳戶，惟係因友人吳財源於八十三年底向戊○○借款八十萬元，而於八十三年三月一日下午返還其中之四十萬元，亦據證人吳財源證述無訛（第一審卷㈡第四十一頁背面）。庚○○雖於八十三年三月二日有存款七十五萬元，惟係因庚○○為砂石廠負責人，公司之營運平常由其兄李良發處理，二人股份比為六：四，八十三年三月二日李良發將一、二月份之紅利七十五萬元逕行存入庚○○設在安定鄉農會之帳戶，亦據證人李良發、陳玲莉證述在卷（第一審卷二第三十七頁背面、第三十八頁）。子○○於八十三年三月一日有現金五十萬元存入帳戶內，係因子○○為冠榮建設公司之股東，平常投資房地產，該五十萬元係曾崑裕於八十三年三月一日交給子○○之妻陳碧玉投資子○○所興建之房地產，亦據證人陳碧玉、曾崑裕證述無訛（第一審卷㈡第四十一頁、第六十九頁）。從而戊○○、庚○○、子○○等三人自八十三年三月一日至同年月二日間，雖分別有四十萬元、七十五萬元、五十萬元不等之存款，但均有正當之來源，尚不能證明係收受之賄款。何況本件議員有三十五人，僅上開戊○○等三人於八十三年三月一日至同年月二日有該不等之存款，更不能據此而臆測全部議員均有收受賄款。、被告未○○等三十八人於八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晚上在嘉義市嘉南大飯店聚餐之費用，係由當時之中國國民黨台南縣黨部主任委員謝金池支付之事實，業據證人謝金池於前述調查、偵查中及第一審證述明確（第一審㈡卷第三十八頁背面、第三十九頁），且此部分之餐費，亦查無積極證據足資證明係由未○○、辛○○、宙○○、黃○○、午○○○、癸○○及宇○○所支付，堪認嘉南大飯店之餐費係由謝金池支付為實在。雖該次晚宴並非謝金池所安排，其僅係當日上午始聞知有此聚會，臨時前往祝賀並付款宴客，或有質疑聚會是否別有目的。然謝金池於第一審到庭結證稱：「在選後有議員來向我道謝，我曾當面有提到請他們，我也曾拜託宙○○議員要他聯繫一下，我也下鄉去拜訪他們也說要請他們，所以在八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早上執行長打電話給我，我才去嘉南大飯店」、「當時我是台南縣黨部主委，為了恭祝新議員及聯絡感情，所以有請他們吃飯的計畫，後來大家忙，直到八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早上由執行長得知在嘉南大飯店聚餐才去請他們」、「沒有書面及口頭邀請，不過我的幹事可能有口頭邀請」等語（第一審卷㈡第三十八頁背面、第三十九頁、第四十頁），復於原審證稱：「我基於職責必須輔選，不外拜託或請客，選後議員很忙，很難一一找到，宙○○議員當時是我們黨團副書記，所以我請他聯繫，據他回報，我才決定在二月二十八日請客」。「我們事先有以電話通知。」等語（原審法院重上更㈢卷第二四一頁）。足見中國國民黨早於未○○於八十三年二月十九日入黨，宣布參選議長前，即有設宴請議員之計畫，委由宙○○及黨部幹部安排聯繫，則該晚宴縱令非謝金池親自安排，但經由其委任之幹部聯繫安排，利用議員旅遊結束之際，前往宴客，亦無違常情，亦不能在無確切證據下，遽認係在掌控議員行蹤進行賄選。、宙○○邀集之國外旅遊團係於八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從高雄小港機場出發，於二十七日晚上由桃園中正機場返國，然下飛機後並未回家，卻前往台北六福客棧與國內旅遊團會合；而國內旅遊團係於八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從台南出發，於二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在南投米堤飯店住宿兩夜後，亦於八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從南投搭車赴台北六福客棧與國外旅遊團會合。議長候選人未○○除於八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趕往南投與國內旅遊團同宿米堤飯店兩夜外，並於八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趕赴桃園中正機場接機及同宿於六福客棧，再於八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與兩旅遊團一起搭車南下，直奔嘉義市嘉南大飯店與未參加旅遊之議員當選人會合，並由宇○○在嘉南大飯店備晚宴（嗣由知悉而趕往之謝金池付款），宴請各議員當選人，當晚並住宿於嘉南大飯店，旋於翌日即八十三年三月一日上午以遊覽車將各議員當選人載往台南縣議會投票選舉未○○為議長、辛○○為副議長。此期間，在台北六福客棧及嘉義嘉南大飯店各訂房五十間，均於旅遊團出發之前即已訂妥，而國外旅遊團除由辛○○、宙○○、午○○○隨行照料外，國內旅遊團亦有未○○、黃○○、宇○○同行，並由宇○○適時調派遊覽車、備宴及支付住宿費用。難免被疑為是否事先經過詳細計畫與妥善安排，是否與議長、副議長選舉有關，其間有無賄選行為。然查未○○、辛○○利用此次議員國內、外旅遊聯誼之機會，向各議員致意、請託固有之。但有關旅遊之邀集、行程之安排及收費等細節，分別係由宙○○、黃○○處理並與原判決附表一、二所列之被告洽談，並無證據證明宙○○、黃○○主辦旅遊，係出於未○○、辛○○之授意，或午○○○帳戶匯交祥鶴旅行社之費用及宇○○所支付之食宿費用，為未○○或辛○○所提供，其目的在約使各該附表所列之被告於選舉議長、副議長時，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已如前述，自不能在無確切之證據下，僅因上述之巧合，而臆測推斷，被告等有公訴人所指之犯行。原判決綜合上述情節，因認查無證據證明被告未○○、辛○○、宙○○、黃○○、午○○○、癸○○、宇○○等有投票行賄罪之犯行，其餘被告等有投票受賄罪及準受賄罪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被告等部分科刑之判決，改判諭知未○○、辛○○、宙○○、黃○○、午○○○、Ａ○○、Ｂ○○、巳○○、Ｃ○○、癸○○、宇○○、Ｄ○○、丙○○、Ｆ○○、酉○○、壬○○、丑○○、己○○、謝銀行、丁○○、辰○○、卯○○、地○○、亥○○、戊○○、玄○○、乙○○、申○○、天○○、寅○○、甲○○、庚○○、戌○○、子○○、Ｅ○○均無罪。已詳予說明其證據之取捨及其論斷之理由，所為論述，均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並無所謂違背法令之情形。按認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有舉證責任，為刑事訴訟法所明定。故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認定。原判決已調查說明午○○○於八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自銀行領取之二千萬元，並未攜往嘉南大飯店作為未○○、辛○○等行賄其他議員之用，且查無證據證明原判決附表一、二所示之議員及已判決無罪確定之黃其福、方隆盛、洪德昆、林丁燦等有在該飯店收受午○○○、未○○、辛○○等交付八十萬元之賄款，而該二千萬元現款於八十三年三月十一日檢察官及調查人員至午○○○住所搜索時已有發現，第一審法院於同年五月二十六日再往勘驗時，經清點結果，仍有一千六百五十萬元置放於午○○○家中，因認未○○、辛○○、午○○○未以該二千萬元向議員行賄，難謂與證據法則有違背。至午○○○辯稱領取該二千萬元係要付購買土地之定金云云，與介紹購土地之代書蔡政憲所證未通知午○○○付定金之情節不符，縱使不成立，然既無積極證據證明午○○○領取該二千萬元，係與未○○、辛○○用以賄選，亦不能僅因其此部分之辯解不能成立，而認定其犯罪。上訴意旨執以指摘，難認係適法上訴第三審之理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雖記載，原判決附表一、二所示議員及其親友等住宿於六福客棧之人員，於八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全體（丙○○、卯○○、午○○○除外）均搭乘遊覽車南下，中午一時許，在彰化縣員林鎮用餐等情。但並未記載該餐費係由何人支付及各該議員有收受未○○、辛○○或其委託之人此部分餐費之不正利益，且原判決已調查說明參加國內、外旅遊團之議員均係自費，分別繳交二萬元及三萬元，其有不足部分，由宇○○自願請客支付，與未○○、辛○○競選正、副議長無關，各該議員並未收受未○○、辛○○招待旅遊之不正利益。是就全判決意旨並參酌起訴書所記載之事證以觀，難謂有上訴意旨所指已受請求事項未予判決之情形。原判決已說明在嘉南大飯店晚宴之費用係由中國國民黨台南縣黨部主任委員謝金池請客支付，被告丙○○、卯○○縱有參加該餐會，自難認其有收受未○○、辛○○等不正利益之情形，上訴意旨指彼二人此部分有收受未○○等不正利益，尚有誤會。又子○○、丑○○、壬○○等參加國內、外旅遊，均係自行繳費參加，其住宿於嘉南大飯店部分之費用，如所繳之費用有不足，係由宇○○自願代墊請客，並未接受未○○、辛○○等之招待，收受不正之利益，已如前述，是彼三人縱於八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晚上有住宿於嘉南大飯店之情事，但既非收受未○○、辛○○等此部分招待之不正利益，則原判決以彼三人未住宿該飯店而認未收受此部分不正利益，雖與卷存資料不盡相符，縱有欠妥適，但顯然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亦不得執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復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所謂證據係指合法之積極證據，就犯罪事實能為具體之證明者而言，倘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原判決已綜合卷內資料調查說明，公訴人所舉被告等犯罪之證據或與事實不符，或屬推測擬制之詞，或尚不足確信被告等有犯罪之行為，仍不足採為被告等不利之認定，因而為被告等無罪之判決，難謂與證據法則有違背。其餘上訴意旨並未再舉證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仍執陳詞，或就原判決已有調查說明之事項，或就原審證據取捨及判斷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行使，徒憑己意為相左之認定，汎指原判決違法，難認係適法上訴第三審之理由。本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一 年 十二 月 十九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董 明 霈
法官 林 茂 雄法官 王 居 財法官 張 祺 祥法官 池 啟 明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中 華 民 國 九十一 年 十二 月 二十五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