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五０四三號
上 訴 人 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檢察署檢察官上 訴 人即 被 告 甲○○選任辯護人 陳慶鴻律師右上訴人等因被告殺人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第二審判決（九十二年度上重訴字第四０號，起訴案號：台灣台南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一年度偵字第四九八九、五一九０、六一八二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即被告甲○○原係台南縣永康市○○街○○○巷○○○號「公園華廈」管理室組長，前提供該大樓房屋二戶欲出賣之消息予從事房屋仲介之張淑金，使張淑金因而得以仲介該二戶房屋賺取佣金，然張淑金非但未完全給予所允諾每戶各新台幣（下同）一萬元之居間報酬，又向前來處理繳納管理費糾紛之警員自稱係大樓住戶，以阻擾被告追討張淑金所仲介房屋欠繳之大樓管理費，並對外揚稱被告到處要錢，向其索取五萬元之居間報酬等語。被告因而心懷怨隙，於民國九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接獲張淑金電話要求察看該大樓七樓某法拍屋時，認機會來臨，竟基於殺人之犯意，於同年四月底某日，先找不知情之鎖匠林呈祥將該大樓門牌號碼國華街一０二巷六十三號十樓之三之空屋更換門鎖，再於同年五月三日上午九時至十時許，在台南縣永康市○○○街○○○巷○號，林麗娥所開設之「富順家庭五金行」，購買紅色包裝繩、不透光膚色塑膠帶、超大型黑色塑膠袋等物。翌日上午十時許，再前往該店購買切割厚物專用之美工刀。另於同年五月四日前之不詳時間，在台南市民生綠園附近購買大型黑色帆布手提袋二個。俟準備就緒後，即以電話通知張淑金於五月四日前去看視房屋，張淑金依約於同年五月四日下午一時許前往「花園華廈」，被告即向張淑金佯稱該大樓住戶有意委託其代標門牌號碼台南縣永康市○○街○○○巷○○○號十樓之三之房屋，張淑金不疑而隨被告進入該屋勘察。詎被告於張淑金進入該屋後，即另基於妨害自由之犯意，將大門關上反鎖，並將張淑金拉至該屋廚房旁之客房內，隨即拿出所攜帶之未具殺傷力之玩具空氣手槍，向張淑金稱：「我們之前的恩恩怨怨，你應該給我一個交代」等語。張淑金即自皮包中取出現金五千元丟向被告，並說：「你不就是要錢嗎？」被告認張淑金之行為，使其自尊受損，遂動手掐張淑金之脖子，欲致其於死地，但因其左手曾因車禍受傷，無法使張淑金窒息始鬆手。張淑金認被告上揭行為既為強索居間報酬而來，即再將所攜之現金四千八百元及大安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中興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之提款卡二張交予被告以求饒。於同日下午三時許，被告為防止張淑金與外界聯絡，強行將張淑金之行動電話關機。至同日晚間九時許，被告認不宜再拖延，乃以要下樓購買飲水為由，誘騙張淑金吃下二顆安眠藥，並以棉繩將張淑金手、腳反綁，本欲待張淑金於安眠藥藥效發作後將其殺死，然張淑金並未受到安眠藥之影響，被告遂於同年五月五日凌晨三時許，持其於該屋內尋獲之木質短球棒，朝張淑金之頭部、身體全身等處猛擊二十餘下，致張淑金因而受有額部中央距左外耳道上九公分至上六公分、前十三公分處挫裂傷、於左外耳道前十三．五公分，上一公分至上六公分處挫裂傷、左外耳道前八公分，上二公分處挫裂傷、左眼尾部瘀痕、左臉頰瘀痕、右下顎瘀傷、右顳部於右外耳道上十三公分，後四公分處挫裂傷、右耳下方瘀痕、左外耳道上七公分，前三公分處挫裂傷、左耳下方瘀傷、右後枕部於右外耳道後十公分，上六公分處挫裂傷、其左上方處有挫裂傷（上開傷勢伴有前額帽狀腱膜出血、右顳部帽狀腱膜出血、蜘蛛膜出血、左顳部帽狀腱膜出血、蜘蛛膜出血），及右上臂、右肘背瘀傷、左、右腕部橫向索痕數條、右掌背、左肘外側、右大腿外側、左腹股溝外側、左膝等處瘀傷及右腳踝內側、左踝內側擦傷。張淑金並因鈍傷造成大出血導致低容積性休克死亡。被告見張淑金死亡後，先以美工刀割下張淑金之衣裙，並以所預購之黑色大型塑膠袋將張淑金之屍體層層包裹後，放入黑色大型帆布手提袋內，再搬運至隔壁房間角落，然後將張淑金所攜帶之皮包、衣裙及木質短球棒等物分別藏置於該屋內二間浴室天花板，而於五月五日上午七時三十分許離去，至血跡及屍體則伺機再行處理。因張淑金於五月四日下午一時之後，即失去聯絡，經其配偶潘永清請求警方協尋，而於五月五日上午十時許，先在「花園華廈」旁之永康市復華里社區活動中心旁，發現張淑金所駕駛之白色ＢＭＷ牌自小客車，遂於當日下午三時許，由警員配合花園華廈住戶管理委員會委員逐樓尋找，於當日下午四時許，尋至國華街一０二巷六十三號十樓之三時，因門鎖為新換無法開啟，經警通知鎖匠前來。而在一樓管理室上班之被告於鎖匠前來時，即不知去向，果於該屋內發現張淑金之屍體，經警認被告涉嫌重大，且遍尋不著，乃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拘提被告。被告遂於五月八日上午十時許，至台南縣警察局永康分局投案，警員則依其供述前往該屋內起獲張淑金所攜帶之女用手提袋及袋內之證件、鑰匙、化粧品、行動電話二支、現金二百六十元、粉紅色套裝一套、女用高跟鞋一雙、沾血毛巾一條、契約書一份，暨被告用以行兇之沾血木質短球棒、被告所有供犯罪所用玩具手槍（含彈匣）一支、棉質繩子一條、美工刀一支、黑色尼龍袋子一個、塑膠貼布一捲、使用過塑膠貼布一團等物，並自被告住處扣得行兇當日所穿著之粉紅色長袖衣服一件、米黃色長褲一件及休閒帽一頂。至於被告取得之上揭提款卡，其中大安商業銀行之提款卡於同年五月八日上午遭其棄置於永康市○○街（經警尋回後扣案），中興商業銀行之提款卡於同年五月五日晚上十時四十分許，被告在高雄市○○○路○○○號吉祥證券前提款機提款時，遭提款機吃卡，現金則花用剩七千一百元等情。係以右揭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訊、檢察官偵查及第一審審理時，供述甚詳，而其歷次所供，就如何購買扣案之大型黑色塑膠袋、繩子、大型黑色帆布手提袋、美工刀等物，並如何更換案發現場之門鎖，被害人如何交付財物及其確有持該木質短球棒毆擊被害人，被害人並因而致死等情事，前後之供詞均相一致。證人即長億鎖店負責人林呈祥於警訊時證稱係被告要伊在九十一年四月底某日十三時許，至永康市○○街○○○巷○○○號十樓之三換鎖，平常被告都是叫鴻利鎖店開鎖換鎖，那天突然叫伊換鎖，伊覺得很驚訝，且是叫伊由側門進入，伊覺得怪怪等語。證人即五金行負責人林麗娥於警訊時稱被告至其五金行買吉祥牌高級包裝繩、不透光膚色膠帶、超大型黑色塑膠袋、紅色包裝繩及黑色超大型垃圾袋；同年五月四日上午十時許被告到伊店中買美工刀等語明確。足見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又以被告雖以無預謀殺人犯意置辯，並曾於事實審偵、審時翻異前詞，改稱：其曾將被害人之繩子解開，要被害人先吃點東西，被害人竟乘其轉身不注意時，持前開木質短球棒從後方打其後肩部。當時伊一陣錯愕，加上思緒混亂，方轉過身將被害人手上之木質短球棒奪回，一直打被害人頭部云云，然⑴、被告如何誘騙被害人服下安眠藥，以逞其殺害之目的，業據其於警訊及檢察官偵查之初供述甚明，而案發後警方勘查現場結果，在該戶房屋客房之地板上留有大量血跡，地板上沒有鞋印，只見穿著絲襪沾附血跡留下之印痕，自門口站立觀察，房間內側、左側牆面均有大量血跡噴濺痕跡，左側噴濺血跡距地板較高，內角處則較低；另於入口處地板上發現有擦拭血跡之現象，門框上並沾附少量血跡等情，有台南縣警察局永康分局現場勘察暨採證報告書附於警訊卷足憑。參以前開報告書內所附之現場照片，除該客房地板及靠近地板之牆上遺留有大量血跡外，其餘並未留有大量血跡之現象，由該照片所攝地板上血跡之分布及該房間牆壁較高處並無遺留多處且大量之血跡，並事發後警方在該房屋臥房門口發現黑色帆布手提袋，袋中裝有被害人屍體，該屍體係以白色棉繩綑綁，雙手並有被綑綁痕跡等情觀之，顯見被害人遭毆擊時並非站立，且其手腳應已被綑綁，而於被告持木質短球棒毆擊被害人，被害人為閃躲、逃離被告之毆打，因而在該房間地板上留有大量絲襪沾附血跡留下之印痕，應可認定。是被告於警訊及檢察官初訊時供稱被害人當時處於半昏迷狀態，人半倒臥背部靠房間右上角落，伊一邊敲打被害人頭部，被害人一直在房間內爬動躲避等情，堪認真實可採，被告此部分辯解與事實不符，顯係事後翻異避就之詞，不足採信。⑵、被告另辯稱其曾下樓購買飲料及八寶粥，準備與被害人繼續蹉商，並於購得該八寶粥等物返回案發現場後，將被害人鬆綁，無預謀殺人之犯意云云，並有現場經警扣押之飲料及八寶粥等證物；但被告已供承被害人係處於半昏迷狀態，人半倒臥背部靠房間右上角落時，為其持木質短球棒毆擊致死，縱令現場曾留有飲料及八寶粥，亦難據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被告於警訊被訊以「現場留有掃把、畚箕、棉被、水桶、飲料、八寶粥、酒瓶等物是否你所有？」時，供稱：「不是我所有，是原來住戶留下來。」等語。原審法院經向台南縣警察局永康分局調取案發時該公園華廈之電梯監視錄影帶時，據該分局函覆稱「因已逾保存期限，無法調閱該時段錄影帶」，亦不足以證明被告所辯曾下樓購買飲料及八寶粥之真實性；況縱令被告曾下樓購買該飲料及八寶粥，亦難據為其有利之證明。再被告如何事前請鎖匠至前開房屋換鎖，如何購買美工刀、大型帆布手提袋等情，亦據其於警訊、檢察官偵查及原審審理時供述明確；參以塑膠袋、美工刀、包裝繩、大型帆布袋等物，大部分均係用以處理屍體之物品，如僅為恐嚇被害人，被告已有玩具空氣手槍，何須再大費周章分次購買帆布袋、塑膠袋等物，況帆布袋、塑膠袋、包裝繩等物，衡情尚不足為恐嚇之用，應係作為殺害被害人後包裝屍體之用，被告預謀殺人，應可認定，所辯當時因被害人以言語相激，方啟殺機，其購買前開物品係為恫嚇被害人云云，均難採信。原審法院函請行政院衛生署嘉南療養院對被告為精神鑑定結果，略稱：綜合被告過去生活史、犯案經過、身體檢查、精神狀態檢查與心理衡鑑結果，研判被告為前開犯行時，意識清楚，對案發經過可清楚交待、巨細靡遺、時序無誤，其當時之意識狀態應是相當清醒，雖自述曾有疑似被害妄想、被控制妄想及聽幻覺之現象，但評估下應無妄想或幻覺等精神活性症狀，且犯案經過亦無受精神活性症狀干擾之證據，就臨床精神檢查判斷其犯行時之精神狀態，未達精神耗弱或心神喪失之程度，有該院九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九一嘉南般字第０四０九六號函在卷可考。是被告為前開殺人犯行時，並無心神喪失或精神秏弱等阻卻、減輕刑事責任之事由，與其平日頭痛之病史無涉，甚為明確。而被害人確因被告持木質短球棒毆擊致受有前開事實所載之傷，並因鈍傷造成大出血導致低容積性休克死亡之事實，復據台灣台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督同相驗人員相驗明確，製有相驗屍體證明書、勘驗筆錄在卷可憑，並有法務部法醫研究所九一法醫所醫鑑字第０六五四號鑑定書、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九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刑醫字第０九一０一一二一八一號鑑驗書影本各一份、現場照片一三三張附卷可稽，此外復有女用手提袋及袋內之證件、鑰匙、化粧品、行動電話二支、現金二百六十元、粉紅色套裝一套、女用高跟鞋一雙、沾血毛巾一條、契約書一份、沾血木質短球棒、玩具手槍（含彈匣）一支、棉質繩子一條、美工刀一支、黑色尼龍袋子一個、塑膠貼布一捲、使用過塑膠貼布一團、粉紅色長袖衣服一件、米黃色長褲一件及休閒帽一頂及提款卡二張等物扣案可資佐證，足徵被告於警訊及檢察官偵查中所述之殺人情節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按頭部為人體之要害，且係極為脆弱之部位，以鈍器攻擊，足致人死亡，為一般人所週知，被告竟持質地堅硬之木質短球棒連續攻擊被害人頭部要害，造成被害人出血性休克死亡，足見其殺意甚堅，主觀上應有殺人犯意無疑。另以本件案發現場雖經警查獲晒衣桿一枝，該枝晒衣桿並留有被害人之血跡及指紋。然被告一再供稱其僅持木質短球棒毆擊被害人，並未持該晒衣桿毆打被害人等語。證人即現場勘查之台南縣警察局鑑識組組長許泱義於原審調查時亦證稱晒衣桿上面遺留有死者左小指的指紋，是被害人抓到晒衣桿所沾染的，晒衣桿的兩頭末端沒有血跡，應非持該晒衣桿毆擊死者所染到等語，並有照片附卷可稽；而法務部法醫研究所亦稱依死者（即被害人）身體受傷之態樣，有可能是該木棒（即木質短球棒）毆擊所致，尤其是頭部之挫裂傷，死者之致命傷是失血過多，即木棒（木質短球棒）造成挫裂傷，再造成失血過多等語。被告係持該木質短球棒毆擊被害人致死，並無持該晒衣桿毆打被害人，亦可認定。綜合以觀，被告殺人之事證明確，犯行堪予認定，為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並以被告所為，核係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項之殺人罪。其將被害人誘騙進屋後，即將大門反鎖，剝奪被害人之行動自由，所為係犯刑法第三百零二條第一項之妨害自由罪。被告於妨害自由行為繼續中，將被害人之手機關機所為強制手段，係剝奪被害人行動自由之部分行為，不另論罪，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行為，另犯刑法第三百零四條之強制罪，尚有未洽。被告所犯殺人及妨害自由二罪間具有方法、結果之牽連關係，應依刑法第五十五條規定從一重之殺人罪處斷。又以公訴意旨另略以：被告將被害人騙入屋內後，即將被害人反鎖於屋內，持玩具手槍恐嚇在前，以手掐脖子欲致其於死地在後，斯時被害人己甚感恐懼，自知無抵抗能力，遂再將身上之現金四千八百元及大安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中興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之提款卡二張交予被告。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一項強盜殺人罪嫌云云。無非以衡諸被告、被害人身材之差異，被害人於此情況，自已無抵抗之餘地，從而縱如被告所言，係被害人自行交付現金、提款卡等物予被告，亦難認被害人係出於自己之意願云云。且被告主觀認定對被害人有仲介房屋之報酬，自始至終僅係其個人之陳述，並無任何證據足資佐證。況被告自稱收受過二人之訂金二萬元，依買賣房屋之實務，房屋價值動輒數百萬元，豈有僅收二萬元訂金之理。且被告究竟向何人收取過訂金，居間二間房屋為何，無證據以實其說。再被害人前所轉手之二間房屋均係法拍屋，係向法院買受，被告至多僅開門供被害人察看房屋內部隔間，竟敢向被害人收取高額報酬，再觀諸被告刁難新屋主搬入須付清前屋主所積欠之管理費等事實，足證被告係以管理組長之職，對被害人強索費用等語為論據。惟查：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所謂證據，須確屬能為被告有罪之證明，而無瑕疵可指，且須適於為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明者，始得採為斷罪資料，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刑法上搶奪、強盜等罪所謂之意圖不法所有，必行為人自知對於該項財物並無法律上正當權源，圖以巧取掠奪之手段，占為己有，始與故意之條件相當，若行為人自信確有法律上正當所有之原因，縱其取物之際，手段涉於不法，仍與搶奪、強盜等罪之意思要件不合。⑴、被告堅稱被害人所交付之金錢與提款卡，是用以給付前欠仲介房屋之佣金，伊無強盜之犯行。訊之告訴人即被害人之夫潘永清陳稱：伊聽被害人說過，曾給過被告六千元，係因有一間房子之買賣，不過，客人是自己去找被害人的，但被告卻要向其拿仲介報酬等語。證人即與被害人合夥經營代書事務所之陳俊清於第一審審理時證稱：伊未聽過被害人與被告有仲介房屋報酬之糾紛，但被害人在案發當天中午十二時三十分離開事務所前，曾經跟伊說，與被告約好要去看房子，她說一年多前她跟被告有糾紛，但是未說是什麼糾紛，還說一年多前她跟被告發生糾紛時，也穿今天所穿同套衣服等語。足見被告與被害人間確曾因仲介房屋報酬滋生糾葛。⑵、被告僅為該大樓之管理室組長，平日之工作亦僅係該大樓之管理工作，茍與被害人無房屋仲介及收取佣金之事，則其二人並無特別之關係，衡情豈有僅因接獲從事房屋仲介之被害人電話要求看該大樓之法拍屋，即安排該大樓之空屋與被害人察看之理；況依被告於警訊所稱「（問：你與張淑金有何恩怨？你要張淑金如何給你交代？）過去一年之內，有分別兩次在我們大樓內購買法拍屋，要購買之前她都會客氣的聯絡拜訪我，主要目的是要事前看看欲購買之法拍屋風水、格局、價值，我也充分的與她配合，即使要購得的法拍屋有人居住，我也會想辦法找一間格局一樣的給她看，……」等語。核與案發時被告亦係安排一空屋，並與被害人約定時間前來察看空屋之情節相符，是被告所辯二人因房屋仲介佣金之事而有所糾紛等語，尚非全然無據。⑶、縱令被告有強取被害人金錢及提款卡之行為，然其係因被害人曾積欠其居間報酬未償，被告強取上開財物清償，主觀上尚難認有不法所有之犯意。況公訴意旨指被告強取被害人金錢及提款卡一節，亦查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確有其事，尚難遽認被告有強盜之情事。⑷、至於告訴人潘永清一再指稱茍被害人與被告有仲介佣金之糾紛，而交付提款卡予被告供支付仲介佣金之用。然被害人所交付之二張提款卡，其中一張戶頭內有五萬餘元，已足夠支付仲介之佣金，無須交付二張提款卡；且如該提款卡係被害人所交付，被告應知提款卡之密碼，何以被告事後持其中之中興商業銀行提款卡提款時，竟因密碼不符而遭提款機吃卡云云。然被告稱「（死者既然有告訴你密碼，為何提款時提款卡會被吃卡？）應該是我忘了提款卡的密碼才會被吃卡。」、又稱「提款卡裡面有多少錢我不知道，被害人當時是說一張比較舊的，她很久沒有用她只記得一個號碼，所以她叫我兩張都拿去試試看。」等語。綜合以觀，被告上開所辯，亦無悖乎常理，尚難因此即認被告有何強盜劫財之事實。⑸、證人李天香、李永隆於原審調查時雖證稱：「台南縣永康市○○街○○○巷○○號之四樓一原係李永隆幫被害人打掃，並由李永隆介紹李天香購買該樓房」等情，亦僅得證明該樓房屋係由李永隆介紹李天香購買；而依被告於警訊所稱「……在她（即被害人）把房子標下來以後，談到我幫她把房子賣掉，在她所設定的價錢內賣出，她要給我五萬元的佣金，但是雙方均可以賣，但如果是她賣出，也要給我一萬元的佣金，……」等語。茍該房屋確係被告介紹，縱令事後由被害人出售與他人，亦應給予被告一萬元之佣金，尚難以該棟房屋係由被害人出售與李天香，即認被告所辯與被害人間曾因房屋仲介佣金問題起爭執一節，全無可採。是證人李天香、李永隆之證詞，尚難遽採為被告不利之證據。再依證人李天香所稱該樓房屋係以一百六十五萬元購買，足見該棟房屋並無四、五百萬元之價值。檢察官以被告自稱收受過二人之訂金二萬元，依買賣房屋之實務，房屋價值動輒數百萬元，豈有僅收二萬元之訂金之理一節，亦無可採。公訴意旨所指之證據，均不足證明被告有何強盜劫財之事實，尚難以被告取得前開現金及提款卡之事實，即認被告有何強盜之犯行；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證被告有強盜犯行，尚不能證明被告有強盜之犯行。因公訴意旨認與前開殺人成罪部分有結合犯之關係，為實質上一罪，故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因而撤銷第一審不當之判決，變更檢察官起訴法條，適用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三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五十五條、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一條前段，審酌被告與被害人原即相識，竟僅因居間報酬糾紛之細故即奪取人命，手段殘酷，心態兇狠，所生危害至深且重，惟其犯罪後坦承部分犯行，頗有悔意，良知未泯等一切情狀，認不宜量處死刑，而量處無期徒刑，並依法宣告褫奪公權終身。且以扣案之玩具手槍（含彈匣）壹把、棉質繩子壹條、美工刀壹支、黑色尼龍袋子壹個、塑膠貼布壹捲、使用過塑膠貼布壹團，均係被告所有供本件犯罪所用之物，業據其陳明在卷，均依法宣告沒收。至於扣案女用手提袋、及袋內之證件、鑰匙、化粧品、行動電話二支、現金二百六十元、粉紅色套裝一套、女用高跟鞋一雙、沾血毛巾一條、契約書一份、提款卡二張均為被害人所有；扣案粉紅色長袖衣服一件、米黃色長褲一件及休閒帽一頂雖均係被告所有，但非供犯罪所用之物；扣案之沾血木質短球棒雖係被告持以犯殺人罪所用之物，但該木質短球棒為被告在案發現場尋獲之物，被告一再否認為其所有，且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係被告所有之物，均不予宣告沒收，經核於法尚無違誤。原判決理由㈤之①係論述說明苟如被告所辯其二度徒手掐被害人脖子，猶因手傷不能至被害人於死，且其係先遭被害人持短木棒攻擊，始猛擊被害人頭部等情無訛，則斯時被害人應尚未遭上訴人綑綁，且能持木棒攻擊被告之後肩部；參以案發現場係在有三房二廳二衛之前開大樓十樓空屋，室內並無家具擺設等情以觀，被害人當時應係採立姿（即站立），且行動自由尚未受限制，則其遭上訴人棒擊時，必全力抵抗、閃躲、逃避，但仍受前述嚴重之傷害致死，則房間內除地板外，牆壁較高處亦應留有打鬥後之血跡。然依卷附案發後警方人員現場勘察採證報告及現場照片以觀，現場空屋除客房地板及靠近地板之牆上遺留大量血跡外，並無其他留有大量血跡之現象。由現場照片所攝地板上血跡之分布及該房間牆壁較高處無遺留多處之血跡，並事發後警方在該房屋臥房門口發現黑色帆布手提袋，袋中裝有被害人屍體，該屍體係以白色棉繩綑綁，雙手並有被綑綁痕跡等情綜合研判，被害人遭毆擊時並非站立，且其手腳應已被綑綁，於被告持木質短球棒毆擊時，被害人為閃躲、逃避，因而在該房間地板上留有大量絲襪沾附血跡留下之印痕，應可認定。因認上訴人於警訊及檢察官初訊時供稱被害人當時處於半昏迷狀態，人半倒臥背部靠房間右上角落，伊敲打被害人頭部，被害人一直在房間內爬動躲避等情，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而對被告所為前開辯解不足採詳加指駁，並非說明被害人係採立姿（站立），且在行動未受限制下，遭上訴人棒擊死亡甚明，難認有事實認定與理由說明相矛盾之違法。檢察官依據告訴人潘永清之聲請提起上訴及被告上訴意旨，仍執陳詞，對於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任意指摘原判決調查未盡，並有採證認事違背經驗法則、理由不備、理由矛盾、不適用法則之違法云云，被告上訴意旨並就是否預謀殺人一節仍為單純事實之爭辯，均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六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九 月 十八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董 明 霈
法官 林 茂 雄法官 王 居 財法官 張 祺 祥法官 石 木 欽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九 月 二十四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