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五年度台上字第二七三一號
上 訴 人 和穗建設有限公司代 表 人 呂青駿自訴代理人 林永頌律師
黃韋齊律師被 告 甲○○選任辯護人 黃炳飛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自訴被告偽造有價證券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第二審判決（九十一年度上訴字第七九四號，自訴案號：台灣士林地方法院八十九年度自字第一六一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判決以上訴人和穗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和穗公司）在第一審之自訴意旨略稱：上訴人因所興建坐落台北市○○區○○路之「貴族山莊」社區用水需要，曾於民國八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與被告甲○○簽訂土地房屋買賣契約書，以新台幣（下同）一千二百萬元向被告買受其所有台北市○○區○○○路○段○○○巷○號地下一樓房地，暨連接十五望族社區之管線，嗣於八十八年七月一日雙方另行換約。而依前揭買賣契約可知，上訴人主要係買受管線，俾供貴族山莊社區給水之用，詎料前揭管線上訴人接水使用後，經貴族山莊管理委員會反映，水管經常破裂，導致社區斷水、缺水，並催促上訴人改善，不得已上訴人乃僱工勘察管線後，始發現向被告買受之水管，有嚴重瑕疵不堪使用，顯已難符買賣契約預定之效用。嗣經上訴人委請律師發函催告被告處理，然被告均置之不理，上訴人始依法解除前揭買賣契約，並請求被告返還已繳價金八百萬元及上訴人所簽發，交付被告用供擔保之票號ＳＣ0000000號、面額六百萬元、未載發票日之支票乙紙（下稱自證四支票），然被告並未依法返還，更甚而未經上訴人同意，擅自以橡皮章偽填發票日為八十九年四月五日，再向銀行為付款提示，經台新國際商業銀行（下稱台新銀行）向上訴人通知存款不足始悉上情。惟查，上訴人交付前揭票據僅係供擔保，被告不能提示，被告卻擅自偽填日期而提示，且上訴人業已解除契約，請求被告歸還支票，根本不可能將票款軋入，供兌現之用，始致上揭票據退票。然上訴人為維護公司信用，避免為銀行拒絕往來，始透過被告之友人李克強與被告達成初步協議，先由上訴人另行簽發另紙票號ＳＣ0000000號、面額四百萬元支票（下稱自證五支票）交予被告，以換回前揭退票之支票，供上訴人辦理註銷退票紀錄，嗣上訴人與李克強間之債權債務關係釐清後，再與被告協商如何解決房屋水管買賣糾紛，以歸還上訴人已付之買賣價金及新簽發之支票。然上訴人為免被告重施故技，任意提示支票，甚或背書轉讓予第三人，由第三人出面請求，造成上訴人嚴重損害，故仍未載發票日，並予影印由被告代理人簽收留供證據，以防被告飾詞卸責。詎料，上訴人於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與李克強間債權債務糾紛解決後，竟於同年五月三十一日再次接獲付款人台新銀行通知，被告已將前揭支票提示，並請上訴人補足存款，否則會以退票處理。至此上訴人始知被告竟又重施故技，擅自偽填發票日而提示支票，然上訴人不忍遽提訴訟，仍委請律師發函請求被告出面處理，被告卻仍置之不理，因認被告連續涉有刑法第二百零一條之偽造有價證券罪嫌云云。但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偽造有價證券罪犯行，辯稱：伊收受自證四支票時，其上已由上訴人填載發票日期，上訴人說該六百萬元是要牽制伊，為何後來卻又付了二百萬元？這完全是上訴人跟李克強間之債務問題。而關於自證五支票，則是上訴人交由李克強、吳沛玲（原名吳秋玲）收執，嗣伊背書時，上面已載有發票日期，如果該張四百萬元的支票是要給伊，何以上訴人都未找伊換票，自始至終上訴人都是找李克強換票，上訴人所言根本不是事實，伊絕無偽造有價證券等語。查（一）上訴人原本因買賣關係而交付予被告之支票係票號ＳＣ0000000號、發票日為八十八年八月十五日、面額為六百萬元，嗣被告於八十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提示上開支票時，以逾提示期限發票人撤銷付款委託為由而退票，此有支票及退票理由單在卷足憑。該張支票遭退票後，上訴人乃另行開立票號ＳＣ0000000號、面額六百萬元支票乙紙，換回前開票號ＳＣ0000000號支票。惟因屆期上訴人仍無法兌現，乃經由被告之介紹，由李克強於八十八年九月二十日貸給上訴人六百萬元，存入上訴人台新銀行新莊分行帳號000000000帳戶內，兌現該紙票號ＳＣ0000000號、面額六百萬元之支票，上訴人承諾隔日還款，因李克強係經由被告之介紹始借款給上訴人，李克強乃指定被告應充當該借款事件之保證人等情，業經證人李克強於第一審到庭證述屬實，其於原審調查時亦證稱：「因為和穗（指上訴人）要向我借錢，要讓我知道他們的還款能力。第一筆借款陸佰萬，甲○○是保證人，我要求只借給他們一、二天，隔天就要匯款還給我。第一筆有還，那筆錢是甲○○匯給我的，……。但是後來甲○○說那筆借款是他還的，和穗公司並沒有還給他。甲○○說他需要用錢，要和穗公司跟我借錢還給他，拜託我再借錢給和穗，我要求要有和穗的票，而且甲○○要擔任連帶保證人，不然我不會借錢」等語（見原審卷二第一三七、一三八頁），並有由上訴人於八十八年九月二十日書立，以上訴人為借貸人，李克強為貸與人，被告為保證人之借據乙紙可資佐證，該借據上明載：「呂青駿委託李克強代為籌措六百萬元存入台新銀行新莊分行自訴人和穗公司帳戶，翌日由甲○○（被告）帳戶領取清償代墊款」字樣（見第一審卷一第四十頁）。因前開六百萬元借款係由被告擔任保證人，且承諾翌日歸還，被告乃於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電匯六百萬元返還李克強，此亦有台新銀行南京東路分行九十年三月七日函在卷可按，上情關於李克強證述之情節經核與被告所供相符，從而，上訴人至此仍積欠被告代償款六百萬元尚未償還。而關於上開自證四支票究係因被告代償上訴人向李克強之借款，上訴人為清償該筆借款而簽交被告，或是如上訴人所稱係因其與被告間買賣關係而交付給被告作為牽制之用，及該張支票是否於交付被告時業已填載發票日期抑或係交付後始由被告自行偽造完成？雙方各執一詞。而上訴人雖陳稱：其所簽發之支票，除極少部分由公司負責人簽發外，大都均由上訴人之會計詹碧雀所簽發，而上訴人之支票均係用手寫簽發，未曾使用橡皮章，該紙自證四支票，係因買賣原因而交付，且交付時未載發票日期云云，並舉證人詹碧雀到庭證稱：「該自證四支票之所以交付，係當時景氣不好，我與甲○○協商先不寫發票日，等有現金，再拿支票來，我再填寫發票日，我們有發存證信函告訴謝先生，社區水管不堪使用，請他維修，並請他未經公司同意，不可擅寫發票日，但他置之不理」等語，惟查上訴人與被告兩造間既已有買賣契約糾紛，何以上訴人不依法拒付買賣價款，竟仍再交付自證五（原判決誤載為自證四）支票予被告，此與常情有違。且商場上關於票據之簽發，以橡皮戳或打字書寫發票日期亦習以為常，上訴人未能切確證實被告未經同意而填載支票發票日期，僅空言其公司票據之簽發均係用手書寫簽發，未曾使用橡皮章等語，指摘該支票係被告偽造發票日期，亦難令人置信。況被告於八十九年三月十五日，委請黃炳飛律師函覆上訴人時，已指明該自證四支票，係因代償而交付，與買賣無關，有該律師函附卷可憑，則被告所辯該自證四支票係其代償上訴人向李克強之借款，上訴人為清償該筆借款所交付予被告，與買賣無關，亦非無可能。是該自證四支票，既係為清償借款之用，果如上訴人所言其上並未填載發票日期，則被告豈有輕易收受之理？且該自證四支票被告於八十九年四月十日提示退票後，上訴人並無異議，仍以自證五支票換回，此亦據證人李克強、證人即處理換票事宜之吳沛玲於第一審到庭證述在卷，並有八十九年四月十三日簽收條乙紙在卷供憑，亦足證自證四支票交付時，即有發票日期之記載，上訴人徒以公司之支票均係用手寫簽發，未曾使用橡皮章等情指訴被告偽造有價證券，但既查無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偽造有價證券犯行，尚難單憑上訴人之片面指訴認定被告涉犯刑法偽造有價證券罪。（二）上訴人陳稱自證五支票是為給付被告房地尾款之保證票，因該房地有瑕疵，為牽制被告所以未填載發票日期，該支票係由被告偽造云云。訊據被告堅決否認偽造該支票，而其所辯：上訴人向李克強借款六百萬元，由被告於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代償後，被告即一再催促上訴人還錢，上訴人雖開立自證四支票，惟票期過長，被告無法接受，乃與上訴人協商，由上訴人再向李克強借款償還被告，被告乃於八十八年十二月一日，轉介上訴人向李克強借六百萬元，償還被告前代償之六百萬元，李克強以上訴人財力不佳，且擔保不足，祇同意先借四百萬元，於是被告乃將原代償所取得之該自證四支票及抵押權設定資料交給李克強，李克強始於同日匯款四百萬元給被告，惟因仍欠二百萬元尚未清償，被告仍催上訴人還款。嗣上訴人於八十八年十二月四日，開具三紙六萬元的支票交給李克強以為該四百萬元之利息，另再向李克強借二百萬元償還被告，李克強以原擔保不足，除非上訴人另提擔保否則不願再借，上訴人乃另開具乙紙票號ＳＣ0000000號、面額二百萬元、發票日八十九年三月四日之支票，並另行提供房地設定抵押給李克強，李克強始於八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匯款二百萬元給被告，故李克強共借款給上訴人六百萬元，而被告與上訴人間已無債權債務關係等情，業據證人李克強於第一審調查時證述明確（見第一審卷一第一六四至一七六頁），其於原審調查時更明白證稱：「（你是否有拿過上證二十四號他項權利證明書？）有。那是甲○○拿給我的，是為了擔保肆佰萬的借款。（為何抵押權人是甲○○？）所以甲○○又寫了承諾書，說要將抵押權轉讓給我。（是否是上證二十三號那張承諾書？）是的。（為何他要給你他項權利證明書？）因為他要跟我借錢，如果和穗公司還甲○○錢，而塗銷抵押權之後，我就沒有保障了，所以我才拿這張權利證明書，以免他辦塗銷」等語（原審卷二第一三七至一三九頁）。此外，並有換票流程圖、李克強以案外人李清古名義匯款資料（即匯款單）、存摺影本、八十八年十二月一日被告書立之承諾書乙份、以被告為抵押權人之他項權利證明書乙份在卷可佐，堪信被告所為上開辯解非虛。嗣因上訴人前交與李克強之ＳＣ0000000號支票即將到期，上訴人乃派其公司會計詹碧雀與李克強連絡換票，以票號ＳＣ0000000號、面額二百萬元、發票日八十九年四月四日之支票乙紙，換回前開票號ＳＣ0000000號之支票。惟該票號ＳＣ0000000號支票屆期仍遭退票，因自證四支票以被告為受款人，且禁止背書轉讓，李克強乃要求被告提示該自證四支票，該支票於八十九年四月十日提示後，亦遭退票，上訴人為取回該二紙退票，乃由詹碧雀於八十九年四月十三日，以自證五即票號ＳＣ0000000號、面額四百萬元（未載發票日）及票號ＳＣ0000000號、面額二百萬元、發票日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共二紙支票，換回上揭票號ＳＣ0000000號及自證四二紙支票，且李克強有要求將自證五支票上之禁止背書轉讓字樣刪除，詹碧雀亦有照做等情，此據證人李克強、吳沛玲、詹碧雀於第一審到庭證述綦詳。證人吳沛玲於原審調查時仍堅稱：「當初是因為要將禁止背書轉讓的字劃掉，詹碧雀說他印章不在身上，要求我們跟他去銀行那裡拿印章，禁止背書轉讓的字就是在銀行那裡劃掉的」等語（見原審卷二第一○○頁）。此外，並有證人李克強提出之換票流程圖、票號ＳＣ0000000號及自證四共二紙支票及退票理由單、詹碧雀於八十九年四月十三日收回票號ＳＣ0000000號及自證四共二紙支票及退票理由單正本之簽收紀錄、李克強於八十九年四月十三日取得自證五及票號ＳＣ0000000號共二紙支票之簽收紀錄附卷可資佐證。再依證人李克強結證稱：「該紙票號ＳＣ0000000號、面額二百萬元、發票日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之支票，於八十九年四月二十四日退票，上訴人又與伊要求換票，因伊要出國，乃將右揭支票及自證五支票，交給吳沛玲，並指示詹碧雀如來換票，除非將自證五之支票補載發票日期，並支付六百萬元一個月利息九萬元，否則不要換票」等語（見第一審卷一第一六六、一六七頁，原審卷二第一三九至一四二頁），核與證人吳沛玲所證述相符。證人吳沛玲更證稱：「詹碧雀於八十九年五月三日攜乙紙票號ＳＣ0000000號、面額二百萬元、發票日八十九年五月二十日及乙紙票號ＳＣ0000000號、面額九萬元、發票日八十九年五月十日之支票，要換回該紙票號ＳＣ0000000號之支票，換票時伊堅持要詹碧雀在自證五支票上補填發票日期，且日期不得超過五月底，詹碧雀為取回退票乃打電話請示，請示後乃將補載完成之自證五支票及票號ＳＣ0000000號、ＳＣ0000000號支票，換回該票號ＳＣ0000000號支票」等語，並有票號ＳＣ0000000號支票及退票理由單、詹碧雀於八十九年五月三日收回票號ＳＣ0000000號支票之簽收紀錄、吳沛玲於八十九年五月三日收受票號ＳＣ0000000號支票（支付一個月利息之用）、ＳＣ0000000號支票各一紙之簽收紀錄在卷可考。證人李克強復證稱：「票號ＳＣ0000000號支票於八十九年五月二十日退票，經上訴人公司詹碧雀於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來換票，以票號ＢＢ0000000號、面額二百萬元、發票日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受款人為李克強之支票，換回上揭支票，嗣自證五支票經吳沛玲交由被告背書，提示後亦於八十九年五月三十一日退票」等語，亦核與證人吳沛玲證述情形相符，並有票號ＳＣ0000000號支票及退票理由單、吳沛玲於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簽收票號ＢＢ0000000號支票之簽收紀錄附卷存參。（三）上訴人雖指稱自證五支票是為給付被告房地尾款之保證票，因該房地有瑕疵，為牽制被告所以未填載發票日期云云。惟查，上訴人前開指訴，除為被告堅決否認外，並經證人李克強否認在案，而該自證五支票是自訴人代理人詹碧雀於八十九年四月十三日親手交與李克強，復為李克強與詹碧雀所不爭執，並有簽收紀錄可證。上訴人既於八十九年三月份已委律師發函解除與被告間之買賣契約，有律師函可參，其於同年四月間再交付自證五之支票予被告，自有違常情。且自證五支票影本明載簽收人為李克強而非被告，李克強要求上訴人劃去禁止背書轉讓記載，上訴人亦依指示照辦，如該支票與李克強無關，且上訴人意在牽制被告，為何李克強如此要求，上訴人並未拒絕？又證人詹碧雀於原審亦證稱該自證五支票均係由李克強及吳沛玲與伊接洽處理，該張支票係伊在台新銀行新莊分行交給李克強、吳沛玲簽收，支票上日期不知係何人填寫等語，則上訴人及詹碧雀既未與被告接觸處理該支票事宜，又如何確定支票上發票日係被告所偽填？另上訴人雖指稱吳沛玲為被告之代理人，然吳沛玲係李克強之代理人而非被告之代理人乙節，此除經李克強與吳沛玲證述在案外，上訴人公司之會計詹碧雀於八十九年五月三日、五月二十九日與李克強換票時，亦均由吳沛玲代理李克強之事實，亦經證人詹碧雀、吳沛玲分別證述在卷，該自證五支票，於八十九年四月十三日簽收時，亦明載「李克強收訖、吳秋玲代」，凡此均足證明吳沛玲係李克強之代理人，而非被告之代理人，上訴人指稱吳沛玲為被告之代理人乙節，僅係上訴人個人臆測之詞，其單憑臆測認定吳沛玲係被告之代理人，進而推論上開支票之發票日係被告所偽填，亦乏依據。又票號ＢＢ0000000號支票，受款人為李克強，該支票又係承續先前各該支票換票結果而來，足見自證五支票係與李克強有關而與被告無涉。且證人李克強、吳沛玲更明白證述：被告從未經手自證五支票，該支票交由被告背書時，其上已有發票日期等語，則自證五支票由上訴人簽發後，被告係於背書時始接觸該支票，因斯時支票上已有發票日期，則該支票上發票日期之填載與被告無關，亦可認定。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尚可徵信，此外復無其他證據證明被告犯罪，因認第一審諭知被告無罪，為無不合，予以維持，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細說明其論斷所憑之依據與其得心證之理由，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並無違背法令之情形存在。上訴人上訴意旨略稱：（一）自證四支票係因買賣關係輾轉換票而簽發，自係因買賣關係而交付，原審既採認詹碧雀之證言，卻又認定該支票非因買賣關係而交付，自為判決理由矛盾之違法。且由上訴人所發之存證信函可知，該支票確係因買賣關係而交付，而上訴人所以用一進一出方式兌現支票，係為避免有退補紀錄，並非將買賣關係轉為清償代墊款關係，原判決對此不利於被告之證據何以不足採信，未加說明，亦有判決不載理由之違法。
（二）系爭買賣契約糾紛主要是在八十九年三月，而自證四支票早於八十八年九月即已交付，原判決謂「兩造間既已有買賣契約糾紛，何以上訴人竟仍再交付自證四支票予被告」云云，顯有認定事實不憑證據之違法。（三）原判決依被告所發律師函，認定自證四支票係上訴人為清償借款交予被告，與買賣無關，但該律師函不足採，原判決有違反證據法則之違法。（四）原判決認定上訴人與被告已將買賣關係轉為清償代墊款關係，但兩造間並無任何關於利息之約定，且被告既不處理管線修繕問題，亦不將系爭房屋過戶，而其願意接受未載發票日之自證五支票，正足以證明自證四支票於交付時未載發票日，是原判決顯有違反經驗及論理法則。（五）證人吳沛玲雖證稱自證五支票之發票日係詹碧雀所填載，但如何填載，詹碧雀與吳沛玲各執一詞，惟吳沛玲所述詹碧雀將支票攜出一、二十分鐘，不符情理，而發票日之筆跡與票上其他記載不同，且被告受指責後並未澄清，被告所辯又不可採，故原審逕採吳沛玲之證詞，卻未說明理由，亦未調查證據，於法自屬有違。（六）被告辯稱：「因未收到自證五支票而未回覆該函」，但被告雖未親收，但有他人代收，且既因背書而知悉該支票存在，竟未回覆，自不合乎情理。（七）上訴人聲請自證五支票之鑑定，目的在彈劾吳沛玲證詞之可信度，原判決誤認鑑定目的在證明被告有無親自偽填，顯有誤會。原判決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八）上訴人簽發自證五支票是給被告，因受款人係被告，且上訴人係向被告換票，並非履行買賣契約，而所簽發之上開支票是由被告之代理人李克強、吳沛玲收受，而代理人收受時，並無發票日之記載，上訴人亦不可能填載發票日，吳沛玲係謊稱詹碧雀填載，其證言不可信。原判決對此不利於被告之證據何以不足採信，未加說明，自有判決不載理由之違法。（九）李克強為被告之代理人，其要求刪除支票禁止背書轉讓之記載，即為代理被告所為，而上訴人係迫於註銷退票所需，始才同意。（十）原審認定票號ＢＢ0000000號支票，係與李克強有關而與被告無涉，係屬錯誤，因該支票係上訴人為清償欠李克強之二百萬元債務而給付，並非四百萬元債務，且該支票與自證五支票在受款人及面額之記載上均截然有別。原判決對此不利於被告之證據何以不足採信，未加說明，且推論有誤，亦有判決不載理由之違法。（十一）上訴人並未向李克強借四百萬元，原審引用之承諾書等資料均不可採。且原判決引用之「承諾書」並未有上訴人之簽名，而所引之「李清古名義匯款資料（即匯款單）、存摺」，據以認定「上訴人向李克強借款四百萬元償還被告」云云，惟該匯款資料均係影本，應由李清古提供匯款單及存摺正本供核，否則尚難採為證據。（十二）被告之代理人為李克強、吳沛玲，此由自證五支票收據上記載、詹碧雀之證言及比對同日所交付另張支票即明，原判決之認定有違反證據法則之違背法令云云。
惟查：（一）證人之陳述相互間有所歧異時，究竟何者為可採，法院仍得本其自由心證予以斟酌，非謂相互間一有不符或矛盾，即應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從而，各證人供述之證言相互間縱有差異，事實審法院依憑其等之供述，斟酌其他證據，本於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取其認為真實之一部，作為判決之證據，自屬合法，難謂所認事實與供述證據之部分不符，即指判決有證據上理由矛盾之違法。本件證人詹碧雀與吳沛玲於審理中所為之先後證述，雖有不一，但原判決已就相關事證詳加調查論列，復綜合證人李克強之證詞、前述借據、支票、退票理由單及簽收條等，參互斟酌判斷，資為被告有利之認定，並已說明其取捨判斷而得心證之理由，難謂有違反證據法則之違背法令。（二）原審依上訴人所提出之八十八年七月一日土地房屋買賣契約書之記載及證人詹碧雀於第一審所證：「之前六百萬元是被告的尾款，公司開一張六百萬元的支票，有延過票，因房地產不景氣，公司沒有現款可供週轉，一直延期，之後才簽發自證四支票作為換票之用」之證詞，固認定上訴人所稱「其因為買賣關係而交付自證四支票予被告」一節，並非實在等情（見原判決理由四），惟原判決既不諱言自證四支票係因買賣關係輾轉換票而簽發，是依其前後之理由敘述，原判決所謂：「上訴人所稱其因為買賣關係而交付自證四支票予被告一節並非實在」等語，顯係意指上開支票並非買賣關係成立之初所交付，而係嗣後延期換票所得，上訴人所稱其因為買賣關係成立之初所交付為不實在，惟原判決此一理由之說明，雖嫌簡略而有瑕疵，但顯不影響於原判決之本旨，仍不得據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三）原判決依被告之辯詞、證人李克強之證詞、台新銀行南京東路分行九十年三月七日函（內載一、客戶劉余鳳梅於八十八年九月二十日自台新銀行新莊分行提領六百萬元轉入和穗公司；二、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有一筆六百萬元匯款，匯款人為甲○○即被告）及上訴人公司負責人呂青駿於八十八年九月二十日出具之借據（內載呂青駿委託李克強代為籌措六百萬元存入台新銀行新莊分行上訴人和穗公司帳戶，翌日由被告帳戶領取清償代墊款字樣），而推認雙方已將買賣關係轉為清償代墊款關係，所為推論並無違反證據及論理法則可言。且轉為清償代墊款關係後，未約定利息，亦非絕無可能。（四）又按採證認事原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有關自證五支票之發票日如何填載，是否被告偽載，支票是否交給被告等情，原審採取李克強、吳沛玲之證詞，而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當然排除詹碧雀所為「支票是要交給被告」、「上訴人公司並未補載發票日」之證詞，原審對此部分縱漏未斟酌說明其併為不可採取之理由，因尚不足以動搖原判決認定被告確無偽造有價證券犯罪事實之基礎，於判決自不生影響，尚難據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況李克強已結證稱：「收受自證四支票時，上面有填寫發票日」、「自證五支票未讓被告經手，只有讓他背書」、「自證四、自證五支票不可能是擔保票」（見第一審卷一第一六七至一六九頁），及吳沛玲結證稱：「收受自證五支票時，上面沒有發票日期，五月三日詹碧雀來時，因為李克強不在，他事先有跟詹小姐聯絡，要求填寫日期，並說不可以超過五月底，李克強也指示我，來換票時另需在自證五支票上填寫日期，所以詹小姐來時，我告知此事，她就拿起電話講，然後離開我的辦公室，約一、二十分鐘後回來，已經填好日期」各等語（見第一審卷二第四一、四二頁），益徵被告所辯其僅在自證五支票上背書，並未偽造發票日等語，尚非無據。（五）又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而言，故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其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具有關連性，得據以推翻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而為不同之認定，若不能調查，或所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瞭，當事人聲請調查之證據，僅在延滯訴訟，甚或就同一證據再度聲請調查，自均欠缺其調查之必要性，原審未依聲請為無益之調查，皆無違法可言。上訴人於原審雖聲請將「自證五支票」送鑑定，以證明支票上之日期非詹碧雀或呂青駿之字跡。但查支票上之日期縱非詹碧雀或呂青駿之字跡屬實，亦不能證明該發票日係被告所偽造，且參酌李克強、吳沛玲二位證人之證詞，原審因認本件事證已明，而未依上訴人之聲請交付鑑定，並說明無鑑定必要之理由（見原判決第十四頁），亦無審判期日應調查證據而未調查之違法可言。（六）本件被告迭稱：「上訴人既已於八十九年三月份委請律師發函解除與被告間之買賣契約，焉有可能於同年四月份再交付自證五支票予被告？」等語（見原審卷二第三二八頁），顯見原判決謂「兩造間既已有買賣契約糾紛，何以上訴人竟仍再交付自證四支票予被告」云云，其中「自證四」應係「自證五」之誤，惟此顯然之誤寫，尚不影響於原判決之本旨，仍不得遽指為違法。（七）原判決除依被告所發律師函外，另依證人李克強之證詞、台新銀行南京東路分行九十年三月七日函及上訴人公司負責人呂青駿於八十八年九月二十日出具之借據等，始認定自證四支票係上訴人為清償被告代償款而交付被告（見原判決第六頁），上訴人認原判決僅憑律師函而遽為認定，有違反證據法則之違法云云，亦有誤會。（八）證明同一事實內容之證據，如有二種以上，而其中一種之證據縱有違證據法則，然如除去該部分，綜合案內其他證據，仍應為同一事實之認定者，則原審此項違誤並不影響於判決，即不得指有調查職責未盡及判決理由不備或矛盾之違法。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向李克強借款四百萬元償還被告之事實，如上所述，並非專以「李清古名義匯款資料（即匯款單）、存摺」為主要證據，是縱該「李清古名義匯款資料（即匯款單）、存摺」有如上訴人所指僅係影本，並非正本，然本件除去此部分證據，綜合案內其他所有之證據，仍無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偽造自證四、自證五支票發票日之犯行，亦即並不影響於原判決之主旨，自不能即認原判決違背法令。其餘上訴意旨所指各節，或為單純事實之爭執；或不影響全部犯罪事實之認定而可認於原判決之主旨有影響；或原審已加審酌、論斷，屬原審得本於職權裁量之事項，已於判決內詳述其認事採證及證據取捨、判斷之理由，為其職權之適法行使，並無違背證據法則之情形；或事證已臻明確並無再為調查必要之裁量事項，亦無上訴意旨所指違背法令之情形；上訴人上訴意旨徒憑己意任意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均不相適合，應認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九十五 年 五 月 十八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官 莊 登 照
法官 洪 明 輝法官 黃 一 鑫法官 林 秀 夫法官 徐 昌 錦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中 華 民 國 九十五 年 五 月 二十四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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