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三０七六號上 訴 人 甲○○選任辯護人 林伸全律師上 訴 人 乙○○
丙○○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妨害國幣懲治條例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二月二十六日第二審更審判決（九十七年度上更㈡字第一七八號，起訴案號：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五年度偵字第九六七、四０三八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上訴人甲○○上訴意旨略稱：㈠、原審最後一次審理期日距離前次審理期日已逾十五日，審判長既未諭知更新審理程序，復未命上訴人陳述上訴要旨，即於提示相關證物後，諭知辯論終結，所踐行之訴訟程序並非適法，自有依法應更新審判而未經更新之違法。㈡、丙○○係在酒醉、想睡覺之情形下，由警員楊宏麟予以誘導詢問，作成警詢筆錄，非出於自由意識，已難認有證據能力。況依尤崧儒、謝玉琳（此二人均經判刑確定）所供，丙○○於民國九十四年十月底之前，即已持有偽鈔之半成品，可見丙○○所言甲○○在該年十一月底計劃從事偽鈔印製云云，並非實情。原判決採用丙○○所為不利於甲○○之警詢筆錄，作為認定甲○○犯罪之依據，實違證據法則。㈢、甲○○並不具有偽造鈔票之專業能力，如何勝任查驗偽鈔工作？實係居於買主地位，察看偽鈔品質，如謂丙○○遠從桃園縣大園鄉將製成之偽鈔送至甲○○之嘉義市居所，目的在於商討品質，豈非「外行領導內行」，且增加中途遭警搜獲之危險性？原判決為此相反認定，實違經驗法則、論理法則。㈣、金箔紙雖屬偽造鈔票之材料，但非管制物品，何庸甲○○指示丙○○始能取得該物，丙○○既在審理中供明實際上乃奉通緝中之張述興之指示，本件警署移送書亦載明係張述興之旨，原判決遽認係甲○○指示、提供，顯與卷內證據資料不相適合。㈤、原審未就系爭之電話監聽是否合法一節，詳加查證，並於判決理由內予以說明，徒以當事人在審理中未加爭執，而認定具有證據能力，亦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失。上訴人乙○○上訴意旨略謂：㈠、原審以被告以外之人之警詢筆錄，距離事發時間較近，又未與被告直接面對，陳述時無所顧忌，亦少人情等外力干涉，不若事後可能串謀，且筆錄既已翔實為由，肯認丙○○等人之審判外陳述具有證據能力，所持理由並不充分，仍與證據法則相違，並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㈡、本件相關諸人均未指述乙○○曾參與任何一次偽造鈔票之商議，原判決竟憑空推論其有共同偽造幣券之犯意聯絡；縱然鄧嘉明（已經判刑確定）供稱伊邀請乙○○幫忙切割已印妥之偽鈔等語，但幫忙時間實短，所為又屬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作為，主觀上缺乏共同偽造幣券之犯意聯絡，仍不該當共同正犯，原判決就此抗辯，未說明不採之理由，同有判決理由欠備之違失。㈢、原判決既認鈔券上之浮水印，係幣券防偽之重要且便利運用辨識之特徵，卻又將本件欠缺浮水印之偽鈔，認定為犯罪既遂之客體，不無判決理由矛盾之違誤。㈣、乙○○就其幫助犯罪之事，已坦承不諱，並知悔悟，當具可憫之處，應依刑法第五十九條規定減輕其刑，復因素行良好，為家中獨子，父親老病，一旦入監，家計難維，爰請輕判，以啟自新。上訴人丙○○上訴意旨略為：㈠、丙○○縱曾與聞偽造幣券之事，無非陰謀階段；轉手金箔紙，仍屬預備作為；在偽鈔之上加蓋浮水印，乃偽造完成後之事後幫助不罰行為，既以此抗辯，否認犯共同偽造幣券罪，原審不予採納，並未敘明理由，當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㈡、丙○○先前雖曾以交付金箔紙，純屬偽造幣券之幫助行為，作為辯詞，但嗣後已變更，且坦承有行使偽造幣券之犯行，然原判決仍就該先前之抗辯而為判斷，未就嗣後之辯解詳加分辨、說明判斷理由，亦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失，尚有「應調查而未調查證據之違法」。㈢、原審既認偽鈔於以電腦彩色雷射輸出、彩色噴墨等方式列出，已具近似真鈔之外觀，偽造幣券之行為，已達既遂階段，復謂丙○○嗣後以扣案印章、廣告顏料用印之行為，亦達既遂階段。則關於偽造幣券犯罪之既遂階段為何，即非一致，不無判決不備理由與理由矛盾之違法各云云。惟查：㈠、審判開庭因事故間隔十五日以上者，應更新審判程序，固為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三條後段所明定。此所謂更新審判程序，雖指審判期日所應進行之法定訴訟程序重新予以踐行，審判長應先命控方（檢察官或自訴代理律師）再度陳述其起訴要旨，以確定訴訟範圍，復進行訊（詰）問證人（鑑定人）、提示物證等調查證據程序。但非不得逕以更新前之審判筆錄引為書證替代行之，而此種引用，倘已依書證之調查程序進行，即無違法可言。原審最後一次審判期日開庭之初，審判長即諭知「本件更新審理」，嗣進行人別訊問，並盡告知義務，再徵詢筆錄以記載要旨之方式行之是否同意之意見，然後諭知引用前次審判筆錄，且提示並告以要旨。而此先前之審判筆錄，則載明命上訴人陳述上訴要旨，及各上訴人陳述之要旨。有各該筆錄在卷可稽，踐行之訴訟程序核無不適法情形。甲○○上訴意旨指摘其不合法定程序，顯非確實依據卷內訴訟資料而為指摘。
㈡、證據之取捨、證明力之判斷及事實之認定，係屬事實審法院自由判斷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不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即不能任憑己意，指摘為違法，而資為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其中所稱經驗法則，乃謂一般之人，基於日常生活經驗所得之定則；而論理法則，係指理論上之一定原理原則，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者，此二種法則，皆具有其客觀性，非許由當事人依其主觀意見任意指摘。又供述證據雖有部分先後不一或彼此相歧，倘於基本事實之陳述並無不同，審理事實之法院自得依調查所得之其他各項證據，本於合理之推論，予以綜合判斷，定其取捨，非謂其中有所不符，即應全部不能採用。而刑法之共同正犯，乃指行為人相互間具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因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構成要件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其他行為，達成犯罪之目的，即應對於全部犯罪之結果，共同負責。再偽造幣券之行為，須經開始摹擬、印造樣品，以迄付印完成，構成整體之過程，是利用電腦主機、掃描機、影印機、燙金機等器械設備，與模紙、防偽線、金箔紙、化學原料、染劑等原料，製成整面偽鈔，加以裁割、蓋上浮水印，復以搓揉、泡水曬乾方式，造成望似舊鈔外觀，皆屬偽造幣券之構成要件以內之行為；且製成之幣券，祇須與真幣類同，足使一般之人誤信或混同為真，即達既遂階段；既成之後，復行加工，使之舊化、難遭察覺，無非精益求精，仍在既遂範圍之內。本件原判決係依憑丙○○在警詢、偵訊；乙○○在警詢；鄧嘉明在第一審審理中，均直言其等夥同張述興、甲○○兄弟製造偽鈔，彼此分工，其間經過多次討論、轉手半成品、成品之自白（亦各在審判中，以證人身分，具結後供證，行交互詰問，保障各被告之訴訟防禦權）；楊堯文、謝玉琳、蕭莊嚴、尤崧儒供證自丙○○處取得偽鈔，向商家購物行使；商家曹黃玉珠、李許鵑、薛宗興指陳遭人持偽鈔行詐購物各等語之證言；甲○○持用丙○○之行動電話與鄧嘉明之行動電話以暗語指示製造偽鈔之電話監聽紀錄、譯文（甲○○坦稱：「大鈕扣」及「小鈕扣」是指錢幣上的防偽線，「小鈕扣」就是紙鈔上防偽線剛好露出五條金屬線；丙○○、鄧嘉明一致供明：「五粒鈕扣」，係指仟元偽鈔正面防偽線，「大粒鈕扣」，是指仟元偽鈔左下角正面「1000」元金色字樣）；扣案之影印偽鈔防偽線、偽鈔模紙、染劑、化學原料、上光油、燙金機、馬達、影印機、電腦主機、掃描機、傳真機（以上在張述興處查獲）；仟元偽鈔、伍百元偽鈔、Ａ４仟元鈔影印紙、噴墨填充墨水、各國紙鈔簡易辨識手冊、割紙器、手機（以上在甲○○處搜獲）；仟元偽鈔、行動電話（以上在乙○○處搜出）；仟元偽鈔、仟元偽鈔半成品、廣告顏料、去漬油、仟元偽鈔防偽線、偽刻仟元偽鈔浮水印、印台、手機（以上在丙○○處搜得）；仟元偽鈔（分在蕭莊嚴、曹黃玉珠及李許鵑處查得）；中央印製廠鑑明扣案之幣券均屬偽造之公函；現場蒐證照片；第一審當庭勘驗：「扣案之『1000』浮水印印章，確與偽鈔上之印紋相符；且各偽鈔上『1000』浮水印紋位置不同，非統一印刷；有油漬暈開現象；偽鈔上防偽線燙金顏色與燙金機上殘餘燙金紙顏色相同」之勘驗筆錄等證據資料，乃認定上訴人三人均有原判決事實欄所載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其三人部分之科刑判決，適用較有利於其三人之行為時法，改判論處甲○○、乙○○、丙○○均違反妨害國幣懲治條例罪刑。對甲○○僅承認曾由丙○○將偽鈔自桃園帶往嘉義，供伊觀看、表示意見；乙○○僅承認在張述興之住處參與裁割印妥之偽鈔，並駕車搭載鄧嘉明與丙○○會合（交付偽鈔）；丙○○僅承認自嘉義取得製造鈔幣防偽線所需之金箔紙給鄧嘉明，並收受鄧嘉明交付之偽鈔，且在偽鈔上以廣告顏料加蓋浮水印，尚予泡水、搓揉等各情，而皆矢口否認犯偽造幣券罪，甲○○所為未參與偽造，純居於買主立場，就買賣標的之偽鈔品質表示意見；乙○○所為縱有擔任裁割及開車送交偽鈔之工作，當屬偽造、交付幣券之幫助，非共同正犯；丙○○所為既未參與製造偽鈔之各過程，亦不曾到過偽造幣券之工廠，取交金箔紙，充其量係幫助製造，將偽鈔泡水、搓揉，毋寧為行使偽鈔之前置動作，豈屬偽造要件之範圍各云云之辯解，如何為飾卸避就之詞，不足採信，亦據卷內各訴訟資料詳加指駁、說明。復敘明丙○○、乙○○之警詢筆錄固與審判中所供不符，但衡諸警詢時間距離案發之時較近，記憶深刻，且無人情壓力、事後串謀、曲意迴護之虞，二人所供既一致，亦與監聽所得證據相符，更經承辦警員楊宏麟到庭堅證詢問過程悉合法律規定，勘驗丙○○警詢影音光碟，發現全程錄音、錄影，警員語氣平和，丙○○無明顯酒醉跡象，未受詐欺、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取供情形，尚且享有抽菸、喝礦泉水之禮遇，答詢語氣平穩，堪認客觀上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乃得為適格之證據。另指出丙○○既在警詢就金箔紙之交付過程詳細供明，甲○○又屬本件偽鈔犯罪集團之核心分子，並有警方蒐證照片（顯示自九十四年十二月中旬已鎖定甲○○、丙○○各別住處跟監）可參，自得依各該證據資料而為認定事實，不受警局移送書所載內容所拘束。且載敘甲○○以電話指導鄧嘉明：偽造幣券時，「使用臘比較好」，及如何處理幣券之防偽線，尚提供製鈔原料金箔紙；乙○○參與切割偽鈔成品，並清點數量、篩選瑕疵品；丙○○在場與聞犯罪計畫，提供電話給甲○○及自身以該電話聯繫鄧嘉明，討論前揭「五粒鈕扣」、「大鈕扣」之製作，並受託取出上揭金箔紙，且轉手偽鈔成品，又在其上加蓋浮水印，利用搓揉、泡水，使之舊化難辨，咸屬偽造幣券之構成要件行為，彼此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就全部犯罪共同負責，成立共同正犯。更指明上揭偽鈔係使用電腦，以彩色雷射輸出，彩色噴墨列印，已具近似真鈔之外觀，復裁割如真鈔尺寸，偽造浮水印，黏貼燙金防偽線，（另尚搓揉、泡水予以舊化），犯罪已達既遂階段。所為之事實認定及得心證理由，俱有卷內各證據資料可稽，自形式上觀察，並未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上訴意旨置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於不顧，就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憑己意，異持評價，指摘為違法，且猶執陳詞，仍為單純事實之爭議，不能認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㈢、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九條第十款所稱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具有重要關係，客觀上認為有調查之必要性，為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之基礎者而言。倘事實已臻明確，自毋庸為其他無益之調查，亦無所謂證據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情形存在。原審既依上揭調查所得之各種直接、間接證據，予以綜合判斷，事實業臻明確；又系爭電話監聽，乃由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依法向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並據監聽所得錄音內容，製成監察譯文，原審之辯護人均因閱卷而得悉，原審更一審時，審判長更以之提示予上訴人三人及其辯護人，踐行調查證據程序，相關諸人咸表無意見，有各該證據資料與筆錄可憑，原判決乃於理由壹－二內，簡要說明此錄音譯文具有證據能力，經核於法尚無不合。甲○○上訴意旨重為爭執，指摘係未盡證據調查職責，殊屬無稽。㈣、刑罰之量定，及犯罪情狀是否顯可憫恕，暨宜否宣告緩刑，均屬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倘其未逾法定範圍或顯然濫用權限情形，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憑為第三審上訴之理由。原審審酌乙○○因貪圖利益，竟甘於與甲○○等人共組製造偽鈔集團，以賺取不法錢財，分工細膩，犯案地點非僅一處，偽鈔數量頗豐，業已流入市面，影響國家經濟，紊亂金融交易秩序，姑念祇受邀參加，尚非主導人員，且審判中供出部分犯情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五年四月。既仍在法定刑範圍之內，客觀上亦無顯然濫權情形，自無違法可言。至其餘上訴意旨，無非就不影響於全案之細節或行文問題，而為爭辯，難認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綜上說明，應認本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序，均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九十八 年 六 月 四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官 花 滿 堂
法官 黃 正 興法官 陳 東 誥法官 林 錦 芳法官 洪 昌 宏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中 華 民 國 九十八 年 六 月 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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