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一○○年度台上字第三七三二號上 訴 人 施華芬選任辯護人 盧永盛律師上 訴 人 黃桂子
鄭進財上 列一 人選任辯護人 陳漢洲律師上 訴 人 顏春木 男民國00年00月0 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住台灣省彰化縣○○鄉○○村○○街○○○號選任辯護人 黃鼎鈞律師上 訴 人 蔡福富 男民國00年0 月0 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住台灣省彰化縣○○鄉○○村○○路○ 段○○巷○○號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中華民國一○○年二月二十四日、三月二十四日第二審判決（九十九年度選上訴字第一九○八號，起訴案號：台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八年度選偵字第九十、九一、一六四、一
八二、二一四號，原判決漏載九十八年度選偵字第九十、九一、
一八二、二一四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上訴人施華芬上訴意旨略稱：㈠、原判決引用顏春木供述：「在伊住處搜到的名冊，是被告施華芬交給伊，並要伊處理一下，意思就是指要伊幫忙買票，伊當場並沒有答應，後來被告鄭進財有叫伊幫被告施華芬輔選」等語，為不利施華芬之論證，惟依顏春木前開證述，可知其當時係認施華芬請託其買票，故而拒絕，其復證稱施華芬未表明為何候選人買票，亦未交付任何賄選金錢，則顏春木與施華芬間即不存有賄選之共識，自無犯意聯絡。而鄭進財是要顏春木幫施華芬輔選，並未言及「施華芬要求伊為黃健彰行賄」，亦無從為此推認，原判決逕認施華芬要求顏春木為黃健彰賄選，有認定事實與卷證不符之違法。㈡、顏春木僅國中畢業，無駕照也聽不懂國語，其迭稱對施華芬交付名冊時告以「處理一下」等語，係以猜測、揣摩之心，將之曲解為「買票」而斷然拒絕，並無違常理。嗣經數日後，有司機載馬克杯到其住處，才知施華芬當時意思是要其發放馬克杯，故於第一審證稱：「施華芬拿名單給伊，要伊處理一下，是指要逐戶發放馬克杯，但拿名單給伊時，被告施華芬並沒有說要送馬克杯，只說處理一下，伊以為是要買票，就表示沒辦法，就把名冊整本丟在家，沒有做什麼記號，過幾天有司機載馬克杯到伊住處，伊才知道名冊是用來發放馬克杯」，與其在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並無矛盾，其又確無拿到施華芬給付之任何金錢，原審未詳探求，逕謂顏春木在第一審之證述與常情有悖，即有違誤。且黃桂子於第一審稱：「我們有作名冊，但是為了作邀請函之用」、「名冊是要送馬克杯及邀請函」，足證選舉人名冊係施華芬作為寄發馬克杯等文宣品及成立競選總部邀請函之用，與賄選無關。㈢、唐進益、吳瑞漢、黃謝秀月、黃麗玉在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詞，僅足證鄭進財、顏春木有共同向唐進益夫婦、黃謝秀月、吳瑞漢、黃麗玉等人行賄，要求投票予黃健彰，不足以證明其二人係應施華芬請託而為買票行為，顏春木一再強調當初即已斷然拒絕施華芬之要求，並明確告知施華芬說「伊沒辦法」，其後亦無證據顯示施華芬有交付金錢予顏春木買票之行為。雖顏春木嗣提及改變主意而有買票之動機，是因欠「歪財」（即鄭進財）人情方為之，否則以顏春木與鄭進財之交情，顏春木何須於警詢及偵查中無端拖鄭進財下水。顏春木所為實與施華芬無關，原審就此有利施華芬部分未加以說明，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果如原判決所認，顏春木買票係來自於施華芬之授意，則原判決未就鄭進財如何與施華芬有買票行賄之犯意聯絡？買票金錢來源是否施華芬於何時、何地交付等情，予以記載說明，亦有判決事實與理由矛盾及理由不備之違法。㈣、就犯罪事實二部分，黃桂子在警詢及偵查中所為供述，係受脅迫及出於無奈，顯然欠缺任意性，應無證據能力。第一審勘驗偵查之訊問光碟，可知黃桂子以被告身分陳述時，檢察官未命法警解除黃桂子手銬，已對其心理產生壓力，俟其陳述施華芬要求其幫忙買票並交付新台幣（下同）二萬五千元等特定內容後，始令解除手銬，並改以證人身分陳述。且其就施華芬要求幫忙買票並交付現金一事，先陳述錢是施華芬在競選總部交給她的，並交代她拿給李月珠；嗣後卻改稱施華芬要拿給她，她也不會拿。前後供述明顯矛盾，顯然不具真實性而欠缺證據能力。又依黃桂子在第一審之證述，可知是其主觀臆測施華芬想法後，自行從施華芬之競選總部取走二萬五千元，交付予李月珠，要求為黃健彰行賄買票，顯係其個人行為，要與施華芬無關，其內心想法外人無從得知，自無從認定施華芬有與黃桂子共同行賄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原審為相反之認定，顯有違誤。上訴人黃桂子上訴意旨略稱：㈠、顏春木在警詢時同意警察到其住處搜索，是否出於自願？對此「違法搜索」所扣得之名冊，究有無證據能力？原審非但未予調查，亦未敘明是否為合法搜索，僅謂該名冊非供述證據，無傳聞法則之適用，因係合法搜索取得，即認有證據能力，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且是否自願同意搜索，應依「徵求同意之地點」及方式是否自然而非具威脅性等為據，第一審疏未詳察顏春木之同意搜索，係在警局留置中所為，猶認扣押名冊之搜索合法，同有違誤。又扣案之名冊，係有戶長姓名，但無住址、電話，且僅係文德村一至九鄰、十二至十四鄰之「戶長」名冊，顏春木居住在文德村，交付文德村戶長名冊，請其發放馬克杯，與情理無違。原判決仍認黃桂子係受施華芬之委託，整理花壇鄉相關「選舉人」名冊，並以「扣案電腦列印之名冊，僅數頁為無地址之名單，其餘數百頁均係記載姓名、電話、住址之完整名單，與被告施華芬、黃桂子所述二種之不同用途、方式及製作過程已不相符」，即謂黃桂子辯稱製作卷內名冊之目的僅為發放馬克杯或寄發邀請函，顯為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自有認定事實與卷存證據不相適合之違法。㈡、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所累計交付八千五百元之賄款，係何人所有？若非黃桂子所有，亦非黃桂子交付予顏春木、鄭進財、吳瑞漢，何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原審認黃桂子為投票行賄罪之共同正犯，有不適用法則之違法。又原審雖認顏春木第二次之警詢筆錄，係在夜間詢問製作，因其於同日下午三時四分即製作第一次警詢筆錄，後因偵查需要，於同日下午五時二十二分許再繼續製作第二次筆錄，並非初始詢即在夜間，故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四規定，認該陳述有證據能力。但當日距選舉投票日，尚有一週之時間，並無夜間詢問之急迫必要性，顏春木歷經兩個半小時詢問，還未能返家，心理之懼怕，自會影響供述之任意性，故縱使第一審勘驗顏春木在詢問過程神色正常，尚難確保其供述之任意性。且夜間詢問之禁止，未區分初次到案或第二次詢問而有不同，原判決自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㈢、顏春木之警詢筆錄，記載施華芬拿名冊給他時，所說「處理一下」之意，就是要求告知名冊內顏春木能用現金買票的有哪些人，施華芬要拿現金給顏春木，再由顏春木拿現金去向文德村之選民買票；然第一審之勘驗筆錄則記載施華芬拿名冊給顏春木時，只說「幫我處理一下」，顏春木答「我沒有辦法」，可見警員逕自將十四張電腦列印之「戶長」名冊，界定為「選民名冊」，致顏春木無法辨識，而答稱選民的名單，極盡誘導之能事，又遽將「處理」涵攝是要用多少代價去向選民買票，或施華芬要拿錢給顏春木。此種預設立場，自問自答之方式，顏春木只是國中學歷，如何能分辨何者才是自己意思？又顏春木之警詢筆錄記載「黃健彰知道她母親要我向選民『現金』『買票賄選』一事」，然前揭勘驗筆錄則未有顏春木指稱黃健彰知情之記載，警詢筆錄內容明顯乖違顏春木本意。依勘驗筆錄所載，員警藉由羈押、緩起訴威脅利誘顏春木，佯稱只要顏春木坦白，檢察官「答應」、「保證」不收押並予緩起訴，同有違法。且顏春木在偵查之證言，業經黃健彰爭執其證據能力，但原判決僅說明該證述之任意性，不受警詢影響，論述明顯不足，就逕自採為犯罪事實一之證據，亦有不適用法則之違背法令。㈣、黃桂子雖在偵查中坦承犯行，然第一審交互詰問時，陳稱檢察官告以將簽發拘票，到校拘提其女兒，其當場向檢察官下跪，請求檢察官待其女兒放學，由乃父帶來偵訊，為檢察官所拒等情。顯見在偵查中其心理已受檢察官前揭之舉措鎮攝。再依第一審勘驗該偵查中訊問之光碟譯文，黃桂子於具結作證前，檢察官一再向黃桂子表示：「我也沒有去找你女兒，我都『信守承諾』……那麼我下午就撤銷羈押，我『信守承諾』……」，則檢察官即令於偵查中未有積極之威脅舉措，但不無利用在押母親為保護就學中女兒之心理壓力，迫使黃桂子為不利之供述，其自白之任意性，即值存疑。原判決仍援用上開供述，認定黃桂子有投票行賄罪，自有違法。又原判決事實二部分，細究附表二之周文能、林淑玲、鐘美綉、林美照、何金治、許佩瑜、吳綉鉗在偵查中供述，渠等收受賄款時，並非皆被告知須支持施華芬「及」黃健彰，則林英梅是否為施華芬、黃健彰二人行賄買票？陳安琪與林英梅之認知，既非完全一致，何以萌生共同為施華芬「及」黃健彰買票賄選之犯意？原審未敘明理由，自有判決不載理由之違背法令。上訴人鄭進財上訴意旨略稱：㈠、吳瑞漢於警詢之陳述，為審判外陳述，無證據能力；施華芬、李月珠、林英梅、陳安琪、吳瑞漢、黃桂子、蘇正河於偵查中之陳述，雖經具結，惟未經黃健彰或辯護人行使反對詰問權，均無證據能力。原判決仍將上開筆錄採為認定鄭進財有罪之證據，似有違誤。又警察對顏春木之第二次詢問，係未經其同意而於夜間為之，違反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三條之一第二項，且過程中幾為員警誘導、代答，非出於本人之自由意思，故不具特別可信性。顏春木同日在偵查中之供述，因無辯護人在場，其於警詢中所受之威脅、利誘，亦影響其在偵查中陳述之意思自由，原判決卻仍予採信，同有違誤。㈡、原判決不採信顏春木、唐進益、吳瑞漢證稱：當時鄭進財是在唐進益住處抽煙，是顏春木拿錢給唐進益之說詞；及黃謝秀月於一審證述：她拿到之買票錢，是顏春木交代吳瑞漢拿給她，吳瑞漢沒有說是鄭進財交代，而是說顏春木交代的，先前做筆錄時，因重聽聽錯，才會說是鄭進財各等語。即逕以吳瑞漢、唐進益、黃謝秀月在警詢時所為之陳述，採為鄭進財有罪依據，自違證據法則，且對有利鄭進財之證據未予斟酌，亦未說明究如何不足採信，自有理由不備之違誤。上訴人顏春木上訴意旨略稱：顏春木之辯護人於第一審準備程序，已於書狀中提出因顏春木等於偵查中之自白，使檢察官得以追訴候選人施華芬及黃健彰，請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五項之規定，減免其刑。第一審判決僅說明黃桂子無上開規定適用之理由，顏春木部分則付之闕如，辯護人在原審再主張顏春木有上開規定「後段」應予減刑之情形，然原判決僅說明吳瑞漢、黃桂子得適用該條前、後段規定減刑，對顏春木部分，仍只載稱適用該條前段減刑，未論敘亦得再適用後段規定遞減，忽略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六中，記載依顏春木於偵查中之自白及證述，俾供證明「被告施華芬與黃健彰二人再於九十八年十月底，至被告顏春木住處，要求被告顏春木依交付之名單行賄並偕同至彰化縣花壇鄉文德村挨家挨戶拜票之事實」；又依原判決事實欄之記載，吳瑞漢係從顏春木處收到賄選之款，豈有吳瑞漢適用該規定，而亦於偵查中自白之顏春木竟未能適用？原審漏未說明何以顏春木無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五項後段規定之適用，顯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上訴人蔡福富上訴意旨略稱：㈠、蔡福富行賄對象之黃何惜、黃蔡水雲，是否均為選區內有投票權之人？自應查核選舉人名冊，始得認定，戶籍資料只能證明設籍於何處，戶籍設在選區內，並不當然即為選區內有投票權人。原判決僅憑全戶戶籍資料查詢結果，遽認黃何惜、黃蔡水雲為設籍在第一選區即彰化縣芬園鄉內有投票權之人，有不憑證據認定事實之違法。又原判決主文諭知蔡福富成立對有投票權人「行求賄賂」罪，惟在理由中則記載「蔡福富如附表一所示之時間，為如附表一所示『交付或行求』賄賂之行為，……應論以『交付或行求』賄賂罪之接續犯」、「另斟酌其『交付』賄賂之次數、金額及犯罪手段」，有理由矛盾之違法。㈡、原判決事實欄僅認定蔡福富為使不知情之黃健彰當選議員，而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賄賂，並非認係為施華芬當選花壇鄉鄉長而行求賄賂；然理由中則謂蔡福富係「基於使黃健彰（施華芬）當選之賄選犯意」，自有矛盾。且蔡福富涉犯投票行賄罪，屬強制辯護案件，蔡福富於原審並未選任辯護人，審判長自應於準備程序即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蔡福富辯護，詎原審遲至第二次審判期日，始指定公設辯護人為蔡福富辯護，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云云。
惟查：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職權推理之作用，認定上訴人施華芬、黃桂子、鄭進財、顏春木確有共同為使九十八年彰化縣第十七屆縣議員選舉第一選區候選人黃健彰（施華芬之子，業經原審判決無罪確定）當選，而向有投票權人交付每票五百元之賄賂，約定投票支持黃健彰，及蔡福富亦有為使黃健彰當選，而向有投票權人行賄，要求投票支持黃健彰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等部分之判決，改判論處施華芬、黃桂子、鄭進財、顏春木共同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罪刑（施華芬處有期徒刑四年六月，褫奪公權五年；黃桂子處有期徒刑二年，褫奪公權三年；鄭進財處有期徒刑三年六月，褫奪公權三年；顏春木處有期徒刑二年六月，褫奪公權三年），暨論處蔡福富共同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罪刑（處有期徒刑二年，緩刑四年，並向公庫支付新台幣五萬元，褫奪公權三年），已詳細說明其採證認事之理由。所為論斷，亦俱有卷證資料可資覆按。且查：㈠、原審依第一審勘驗黃桂子在偵查中以被告及證人身分所為陳述之錄影光碟之筆錄記載，以黃桂子於偵查過程中均能清楚回答提問，語氣平常，除於偵查即將結束之際曾以衣袖拭淚外，神色未見有何異常，且主動供出交款時間、地點，暨其辯護人亦始終在場等情以觀，據認黃桂子在偵查中所為陳述，非唯未因精神狀況致影響其陳述之任意性，檢察官依偵查中相關卷證資料所為之訊問等項，乃合理之偵查作為，既未對黃桂子以強暴、脅迫、威脅、利誘等足以影響其陳述真實性之不正方法取供，縱於偵查伊始，疏未解除黃桂子之手銬（改以證人身分陳述時已解開手銬），但黃桂子前揭之陳述既均出自其任意性，即具證據能力；復說明依第一審就顏春木在警詢陳述之錄音光碟所為勘驗之筆錄記載，已堪憑認顏春木上開陳述確係出於其任意性，並無受誘導而為非任意性陳述之情形，至第二次警詢時雖已屬夜間，但既係延續同日下午第一次警詢後，為釐清案情必要而緊接詢問，固有違反夜間詢問之情形，因非出於惡意，經「審酌上開夜間訊（詢）問對人權侵害之程度與賄選危害社稷民生之公共利益相較明顯輕微」，為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四規定，認顏春木在前揭第二次警詢時之陳述，仍有證據能力。此係原審經合法調查後，依憑卷證資料所為之適法判斷。茲施華芬、黃桂子、鄭進財上訴意旨就原判決前開論斷，究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徒執陳詞，以黃桂子在偵查中及顏春木在警詢時之陳述均無證據能力云云，據以指稱原判決違法，係以片面之自我說詞，就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再漫為爭執，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而顏春木在第一審已證述於警詢時，其夫妻為證明清白，均同意員警至其住處執行搜索（見一審卷二第一五一頁），則原判決以經警在顏春木住處搜索扣案之名冊，係「以其文書之物理外觀作為證據而非記載內容，亦非屬供述證據」、「係偵辦之員警合法搜索取得，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自然之關聯性」，而謂「自具有證據能力」，即無與卷證不符或判決不載理由之違法；至原判決所謂扣案電腦列印之數百頁名冊，係指「施華芬競選總部所查扣之電腦內資料」而經列印之「桌面上資料夾內容卷宗」一至三卷而言（見外放證物），黃桂子上訴意旨將之與交予顏春木之十四頁名冊混淆，不無誤會。又上訴是否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屬於形式審查範圍，黃桂子在警詢時，究受有何脅迫而為非任意性之陳述，施華芬上訴意旨並未具體指摘，僅泛言黃桂子在警詢所言係受脅迫及出於無奈，所為陳述顯然欠缺任意性，應無證據能力云云，而未依據卷內之訴訟資料具體予以指明，籠統數語之空泛說詞，本院無從為形式上之審查，自難謂已具備首揭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法定形式要件。而顏春木於警詢之陳述，既均出自任意性，其嗣在偵查中所為供述，即無因受警詢時以不正方法取供影響，致為非任意性陳述之可言；至吳瑞漢在警詢之陳述，原判決係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之規定，詳加敘明如何認其得為證據之理由（見原判決第八頁第十二至二三行），鄭進財上訴意旨就原判決此部分之論斷，究有何違法，悉無一語述及，自非依憑卷內資料執為指摘之上訴第三審合法理由。又施華芬、李月珠、林英梅、陳安琪、吳瑞漢、黃桂子在偵查中所為之證述，既均依法具結，原判決復未認其等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按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自有證據能力；而原判決並未採李月珠、林英梅、陳安琪在偵查中之證言，為不利鄭進財之論斷，吳瑞漢、黃桂子在第一審復再以證人身分，經當事人及辯護人就其等先前之證述進行詰問，既已賦予鄭進財及其辯護人等詰問之機會，其防禦權之行使顯獲充分保障，吳瑞漢、黃桂子在偵查中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即屬完足調查之證據，自均得作為判斷之依據，至鄭進財在審判中均未聲請傳喚施華芬到場詰問，顯係本於己意而消極不予行使反對詰問之權，則原審踐行證據調查程序後，以施華芬在偵查中之證言作為判斷依據之一，亦難遽指違法。鄭進財上訴意旨，徒以前揭證人在偵查中之供證未經詰問云云，即謂均無證據能力，係就原判決已說明之事項，再漫為爭執，自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另蘇正河在偵查中之證言，原判決並未採為不利上訴人等之判決基礎，鄭進財此部分上訴意旨所云，亦顯非依卷證資料執為指摘之適法第三審上訴理由。再者，蔡福富經原審裁定再開辯論後，已指定公設辯護人為其辯護，復於審判期日更新審判程序，就其被訴犯罪事實重新踐行證據調查之程序，其訴訟防禦權之行使，顯已受充分保障，自難遽指原審有悖離強制辯護規定之違法。㈡、證據之取捨及證據之證明力如何，由事實審法院依其調查證據所得心證，本其確信自由判斷，茍不違反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難遽指違法。原判決已說明依憑：⑴吳瑞漢、顏春木、唐進益、黃謝秀月、黃麗玉分別在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施華芬於警詢之供述，黃桂子在第一審之證言，扣案經顏春木撕毀之名冊，及卷內其餘卷證資料；⑵黃桂子在偵查中之自白，李月珠、王德潭、林英梅、陳安琪、周文能、林淑玲、鐘美綉、林美照、何金治、許佩瑜、吳綉鉗於偵查中之證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收據、全戶戶籍資料查詢結果、選舉人名冊、已交付之賄選現金等；⑶蔡福富之自白，蔡秀蘭、黃蔡水雲、黃何惜在偵查中之證言，卷附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及收據、全戶戶籍資料查詢結果，扣案之賄選現金三千元等證據。本於調查所得心證，分別定其取捨，而憑以認定：⑴施華芬、黃桂子、鄭進財、顏春木確有共同向唐進益、吳瑞漢、黃謝秀月、黃麗玉交付如附表一所示金錢，並約定於彰化縣第十七屆縣議員選舉投票日，圈選第十四號之黃健彰；⑵施華芬、黃桂子確有與李月珠、林英梅、陳安琪共同向周文能、林淑玲、鐘美綉、林美照、何金治、許佩瑜、吳綉鉗等交付如附表二所示金錢，並約定於彰化縣第十七屆縣議員選舉投票日，圈選黃健彰；⑶蔡福富確有與蔡秀蘭（業經判刑確定）共同向黃何惜、黃蔡水雲行賄，要求於彰化縣第十七屆縣議員選舉投票日，圈選黃健彰等之依據。並就：⑴唐進益、黃謝秀月、吳瑞漢、顏春木在第一審之供證，及施華芬、黃桂子、顏春木辯稱：扣案電腦列印之名冊係為發放馬克杯、邀請函之用云云；⑵黃桂子在第一審及原審所為施華芬未交付其二萬五千元買票之證言等。究均如何之不足憑採，亦在理由中詳加說明指駁。此係原審踐行證據調查程序後，本諸合理性自由裁量所為證據評價之判斷，既未違反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要不能指為違法。上訴意旨就原判決之論斷，究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亦未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仍執陳詞，就原審採證認事之適法職權行使，及已於理由內詳加說明之事項，再漫為指摘，殊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依同條第五項後段規定，始得減輕或免除其刑。顏春木係為使彰化縣第十七屆縣議員選舉候選人黃健彰得以當選，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罪，其雖在警詢時及偵查中自白施華芬交付有投票權人名冊，囑其幫忙買票，其乃向唐進益、黃謝秀月等買票云云，但並未曾指出黃健彰有參與賄選，偵查機關亦未依其前揭自白據以查獲候選人黃健彰為本件賄選之正犯或共犯，自無同法第九十九條第五項後段規定之適用。即令原判決就顏春木主張其前揭自白符合上開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一節，未併予敘明無足憑採之理由，既於判決本旨不生任何影響，自不能遽指原判決違法。又原判決依憑黃蔡水雲、黃何惜在偵查中證稱：渠等係彰化縣第十七屆縣議員選舉第一選區內具有投票權之人等語，暨參酌卷附全戶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及蔡秀蘭在偵查中證述其確有向前揭選舉區內之黃蔡水雲、黃何惜行求賄賂等情（見蔡福富部分之原判決第二頁第十至十八行），據認黃蔡水雲、黃何惜係彰化縣第十七屆縣議員選舉第一選區內有投票權之人，究有何與事實不符之情形，蔡福富上訴意旨並未具體敘明，徒以原審未查核黃蔡水雲、黃何惜之選舉人名冊云云，遽指原判決有不依憑證據認定事實之違法，顯亦非依據卷內資料執為指摘，自不得作為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而原判決係認定蔡福富為使黃健彰當選彰化縣第十七屆縣議員，始與蔡秀蘭共同向黃蔡水雲、黃何惜賄選，理由中亦為相同之論述（見蔡福富部分之原判決第二頁倒數第七至五行）；雖又謂蔡福富「主觀上應係基於使黃健彰（施華芬）當選之賄選單一犯意」「為如附表一所示交付或行求賄賂之行為」（見蔡福富部分之原判決第三頁第十六至十七行及倒數第三至二行），但前揭「（施華芬）」、「交附或」等語，乃顯於判決無影響之文字贅載，而非理由矛盾，自非可據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上訴人等其餘上訴意旨所執各詞，原判決或已在理由中論斷綦詳，並無上訴意旨所指之違法情形；或係以自己主觀之說詞，就原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或與犯罪構成要件無涉之枝節漫為單純之事實上爭辯，依首開說明，亦均難認係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其等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一○○ 年 七 月 十四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謝 俊 雄
法官 陳 世 雄法官 魏 新 和法官 徐 文 亮法官 吳 信 銘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中 華 民 國 一○○ 年 七 月 十八 日
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