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一○一年度台上字第二八九號上 訴 人 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上 訴 人即 被 告 黃偉淵被 告 詹文龍
王裕柏上 一 人選任辯護人 張百欣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強盜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一○○年十月十三日第二審更審判決（一○○年度上更㈡字第一七○號，起訴案號：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八年度偵字第五八六七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檢察官上訴意旨略稱：所謂強盜致人於死罪乃加重結果犯之一種，係指因犯罪致發生一定之結果，而有加重其刑之規定者而言，乃行為人所為犯罪構成要件基本行為外，因過失致生加重之結果，法律將之規範為另一種犯罪類型。上訴人即被告黃偉淵、被告王裕柏、詹文龍（下稱王裕柏等三人）事前謀議以暴力搶劫被害人林哲霆財物，以及事中由王裕柏、詹文龍毆打被害人，黃偉淵在旁觀望佯裝與被害人係同一邊，王裕柏並以詹文龍所有可供兇器使用之空氣槍（不具殺傷力）瞄準被害人，致其心生畏怖而屈服之事實，既為原判決所認定，則王裕柏等三人共同毆打被害人之行為，顯係另行起意，渠等起意毆打被害人傷重不治之犯罪事實，應另成立殺人罪名，而與強盜行為結合成立強盜殺人罪。乃原判決對王裕柏等三人共同加害被害人生命之故意行為，未予論科，而僅論以王裕柏如原判決主文所示之罪刑，難謂無理由矛盾或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等語。黃偉淵上訴意旨略稱：（一）、原判決徒以伊及共同被告王裕柏、詹文龍之陳述為斷罪之依據。然共同被告或共犯雖以證人地位具結後證述，仍不改變其為共同被告或共犯之身分，是其證詞，須有其他積極補強證據，始得採為被告有罪依據。原判決在無補強證據之情形下，遽對伊論罪科刑，自屬違背證據法則、論理法則、適用法則不當、理由不備或所載理由矛盾之違法。（二）、伊所涉為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法院倘認卷內事證尚有未明之處，為維護公平正義，自應依職權調查證據，始為適法。原審竟未詳為調查證據，率爾對伊為有罪判決，顯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三）、王裕柏持有之空氣槍係塑膠材質，無殺傷力，不具危險性，應非屬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所指之「兇器」。且伊並無搜尋被害人身上財物之行為，故無強盜犯意與犯行。伊僅有恐嚇取財犯意，而無與其他共同被告有強盜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縱共同被告另有其他犯行，然既已脫逸伊原先恐嚇取財之範圍，自不得令伊負加重強盜罪責等語。
惟查：本件經原審審理結果，認為王裕柏等三人有其事實欄所載之犯行，罪證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所為之科刑判決，改判仍論處黃偉淵、詹文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以強暴、脅迫至使不能抗拒，而取他人之物罪刑（黃偉淵處有期徒刑十年；詹文龍處有期徒刑九年，及相關沒收之宣告）。王裕柏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以強暴、脅迫至使不能抗拒，而取他人之物，因而致人於死，處有期徒刑十四年，及相關沒收之宣告。係依憑：王裕柏、詹文龍於警詢、偵查及第一、二審歷次審理中，坦承其等與黃偉淵係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以強暴、脅迫方法，強盜被害人財物等情不諱；王裕柏復供承其以毆打、腳踹致被害人因而死亡等情無訛；黃偉淵亦供承有與王裕柏、詹文龍一同謀議取得被害人攜帶之愷他命及現金等財物，並由其於案發當晚駕車搭載被害人至約定之案發現場，藉口與詹文龍、王裕柏所騎機車發生糾紛，假裝互毆，伺機強盜被害人財物等情屬實，經互核其等供證無論就謀議過程、約定作案手法、實行強盜過程均相吻合。又詹文龍協助王裕柏壓制被害人強盜財物得手，黃偉淵追上前去佯裝被詹文龍打倒，刻意倒躺在被害人旁邊，且王裕柏、詹文龍強盜財物得手後旋共乘機車離去，黃偉淵則立即起身再次搜尋被害人衣袋有無其他財物，始行離去乙節，為現場監視器所攝錄，益徵黃偉淵係加重強盜罪之共同正犯無疑。有桃園縣桃園市○○路○○巷口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筆錄附卷可稽（見偵字第五八六七號卷第一四三至一四五頁、第一審卷第一一二頁）及王裕柏持供強盜所用之空氣槍一支（含彈匣一個，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號，經鑑定結果認為不具殺傷力）扣案可證，此外又有黃偉淵持用門號0000000000之行動電話與詹文龍持用門號0000000000之行動電話於案發前後之通聯紀錄、強盜所得（用餘）之愷他命四包（含袋重二○．四六公克）、金項鍊一條（重九錢九分六）及現金新台幣（下同）一萬九千元可資佐證。另關於王裕柏因強盜而致被害人死亡部分，被害人屍體經法務部法醫研究所進行解剖及死因鑑定，其結果為：被害人係外傷性顱內出血及第一頸椎脫臼神經性休克死亡（疑腳踐踏、跩造成），死亡方式應屬他殺，應比對是否屬於鞋紋以釐清腳踐踏所造成之鈍器傷，死亡機轉為神經性休克，死亡原因為外傷性顱內出血、顱骨骨折及第一頸椎脫臼，最後中樞神經性死亡等情，有該所民國九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函及所附解剖報告書、鑑定報告書各一份、現場、相驗、解剖照片、相驗屍體證明書、檢驗報告、敏盛綜合醫院診斷證明書暨病歷資料、贓物認領保管單等在卷足考，核與王裕柏坦承以腳踢踹被害人頭部情節相符，且有上述監視器錄影畫面為佐。復有被害人頭部所留鞋紋，經比對王裕柏當日所著Converse廠牌之棕色帆布鞋之拓印亦相符合，業據桃園縣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勘察屬實（見相字第四二九號卷第一二二頁至第一四○頁），事證灼明。並說明黃偉淵所辯其僅為取得被害人財物而已，因王裕柏臨時起意施暴，其未參與共同加重強盜之犯意聯絡，且恐嚇取財尚未著手，故不成立犯罪云云，顯係嗣後畏罪卸責之詞，認無足憑採，予以指駁。已詳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從形式上觀察，並無違反經驗、論理法則或其他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違法情形存在。且查：（一）、刑法上殺人罪與傷害致死罪之區別，端視加害人有無殺意為斷，被害人所受之傷害程度，固不能據為認定有無殺意之唯一標準，但加害人之下手情形如何，於審究犯意方面，仍不失為重要參考資料。又刑法關於犯罪之故意，係採希望主義，不但直接故意，須犯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具備明知及有意使其發生之兩個要件。即間接故意，亦須犯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且其發生不違背犯人本意，始足論以故意。另共同正犯，在犯意聯絡範圍內，就合同行為，均負全部責任。是在多數行為人共同為強盜之情形，被害人死亡之加重結果，如與共同正犯中之一人或數人所為加害行為有相當因果關係，且該加重結果之發生，亦為其他共同正犯在客觀上可能預見，各共同正犯主觀上有注意之義務，能預見而未預見，亦即對加重結果之發生有過失（如主觀上有預見，即構成殺人罪），即應共負其責。若其他共同正犯所實行之行為，超越原計畫之範圍，而為其客觀上所難以預見者，則僅應就其所知之程度，令負責任，未可概以共同正犯論擬。至能否預見之事實，既為行為之評價要素，自仍應依證據予以認定。王裕柏等三人係基於結夥三人、攜帶兇器強盜之犯意而為強盜犯行。渠等強盜被害人財物，固達成遇被害人反抗即施暴壓制之合意，惟渠等意在迫使被害人就範交出愷他命及現金等財物，彼此間並無殺人之犯意聯絡，不得遽以事後被害人死亡，即推論王裕柏等三人有故意殺人之犯意存在或聯絡。況查被害人係王裕柏以腳踢踹其頭部，因外傷性顱內出血、顱骨骨折及第一頸椎脫臼，最後致中樞神經性死亡等情。王裕柏下手毆打及以腳踹被害人頭部，然非當場造成被害人死亡，被害人因上開毆打、腳踢外傷，造成顱內出血、顱骨骨折及第一頸椎脫臼未及施救，經送敏盛綜合醫院急救，初呈腦死狀態，終致中樞神經性死亡等情，王裕柏堅稱其不知以毆打、腳踹會造成被害人死亡，尚非無可採信。又其若非以腳踹被害人頭部之暴行，被害人固不致死亡。惟其所施暴行，既為壓制被害人就範，以便強取其身上愷他命及現金等財物，自不得以被害人事後死亡，遽而推論動手毆打及腳踢之王裕柏即具有殺人之故意。至詹文龍、黃偉淵雖曾在旁佯裝打架，詹文龍且趁隙追及被害人，以腳踢其右肩情狀，然以案發當時為深夜凌晨三時，又逢下雨天色昏暗，視線不清，詹文龍以腳踢被害人右肩，亦非攻擊被害人頭部等要害，且非致命之傷；詹文龍、黃偉淵二人縱在場可見王裕柏以腳踹被害人頭部，而認知其屬強盜罪之暴力行為，且渠等既意在迫使被害人就範以劫取財物，況其二人並未全程在旁觀看王裕柏暴行過程及下手輕重，尚且假裝互毆拉扯，黃偉淵猶假裝被毆中倒躺被害人身旁；而詹文龍亦僅參與其中部分暴行（即追趕、腳踢被害人右肩），惟仍未逾原計畫強盜犯行之強暴、脅迫範圍，尚難以被害人死亡結果，遽認其二人應負殺人之罪責。按刑法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一項之強盜故意殺人罪，即係合併強盜與殺人之犯罪行為而成立，因上開法律特別規定之結果，而結合成一罪。強盜及殺人，如出於預定之計畫，不論殺人是否別有原因，固應成立本罪，但不以均出於預定之計畫為必要。苟以殺人為實行強盜之方法，或在行劫之際，故意殺人，甚或一面強盜，一面故意殺人，亦即凡係利用實行強盜之基本犯罪時機，而起意殺人，固應依該罪處罰。然查被害人為黃偉淵之友人，與王裕柏、詹文龍素不相識，王裕柏等三人意在強盜其愷他命及現金等財物，詹文龍交付王裕柏之空氣槍亦不具殺傷力，渠等實行強盜行為時，衡情並無殺害被害人之故意。王裕柏縱分工壓制被害人交付財物，初無理由非令被害人死亡不可？且王裕柏等三人僅有強盜之犯意聯絡，對被害人施以暴行，既屬強盜之部分行為，倘無確切證據證明王裕柏等三人確有殺人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尚難就此部分另繩以殺人罪責。雖王裕柏於九十八年五月四日檢察官訊問時陳稱：伊有以腳踹被害人頭部、臉部，復用槍管敲打被害人額頭，其頭部因而撞到地板，伊知道人體頭部為脆弱部位，毆打頭部可能會造成死亡結果，之前在外面打架都是這樣打，詹文龍有踹被害人右手一、二下，因當時被害人在抵抗，之後黃偉淵有過來，詹文龍與黃偉淵假裝扭打，伊則繼續打被害人等語。惟王裕柏於第一審即證稱其不知出手會這麼重，造成被害人死亡（見第一審卷第一五二頁背面），於原審更㈡審審理時復供稱：（問：你在檢察官九十八年五月五日訊問時，問你毆打被害人的頭部，是否知道可能造成被害人死亡結果，你回答有這可能，你知道，為何還要打被害人的頭部？）因為之前跟別人起衝突也有這樣扭打情形，我以前也有被別人用腳踹頭部跟用棍棒打頭部，我也有打過別人之頭部。（問：
你以前被人家打頭部，你有受過什麼傷？）輕微腦震盪。（問：那次別人是用什麼方式打你？）因為當時我有參加陣頭，後來我發覺去那邊雖然有吃喝玩樂，但是沒有錢賺，我要退出，我後來被別人用掃把打我的頭，我就一直抱著我的頭讓對方打，我不清楚對方怎麼打。（問：你打別人頭部的經驗呢？）我有過一、兩次打人家頭部的經驗，我有拿摩托車大鎖打對方頭部，還有拿鋁棒打對方頭部，我後來跑掉，對方有流血，我打完我就走，這件事情我沒有被告，對方並沒有死掉，我想應該有送醫院。（問：這次你怎麼樣打被害人頭部？）我都用腳亂踹，大概踹一、兩下。（問：那時候被害人已經倒在地上嗎？）被害人坐在地上，因為他被我追的時候滑倒。（問：你既然知道踹頭會死掉，為何還要踹？）我沒有針對他頭部，我是亂踹。（問：亂踹怎麼會剛好踹到頭部？）因為他坐著要爬起來，我踹他之後他就往後倒。（問：你有意思要把他踹死嗎？）沒有，因為當時金項鍊只有拉到一小節，比較大的那一段還在被害人手裡，我當時踹他是想要他的財物，把他手上那段拿過來，被害人就是有掙扎，兩個人才會打在一起。（問：他是被你踹死還是頭撞到地板？）他因為要爬起來瞬間，我踹他頭，他就倒下去，頭應該有撞到地板。（問：你是不是很用力踹？）還好。（問：詹文龍有無幫忙打？）他有過來作勢一下。（問：黃偉淵在做什麼？）他跟詹文龍在假裝打架。（問：你有無用槍毆打被害人？）我追他，他往後跑的時候，我有用槍管敲他額頭，只有敲一下等語明確（見更㈡審卷第一○七至一○八頁背面）。觀諸被害人遭王裕柏、詹文龍毆打之部位不一，王裕柏所持係不具殺傷力之空氣槍，非致命利器，衡情王裕柏於毆打被害人時，意在壓制被害人強取其財物甚明，主觀上並無殺害被害人之犯意，殆無疑義。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綜上所述，王裕柏等三人既無故意殺害被害人之犯意聯絡，且詹文龍、黃偉淵對王裕柏造成被害人死亡之加重結果，客觀上亦無預見之可能，自不得繩以王裕柏、詹文龍強盜故意殺人罪責，或論處詹文龍、黃偉淵以強盜致人於死罪。原判決業已綜合案內相關證據，詳加論述說明，所為論斷俱有卷證資料可考，核無違誤之處。檢察官上訴意旨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理由矛盾或適用法則不當云云，尚非有據。（二）、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供述本身外，其他足以佐證該供述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其所補強者，不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祇須因補強證據與該供述相互印證，依社會通念，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即足當之。黃偉淵犯共同加重強盜罪，除依據王裕柏、詹文龍於警詢、偵查及第一、二審歷次審理中之供述及其自己亦坦承參與本案部分犯行，渠等供詞經互核相符外，詹文龍於強盜過程中協助王裕柏壓制被害人強取其財物得手，黃偉淵追上前去佯裝被詹文龍打倒，刻意倒躺在被害人旁邊，俟王裕柏、詹文龍共乘機車離去後，其立即起身再次搜尋被害人衣袋有無其他財物，始行離去乙節，為現場監視器所攝錄，益徵黃偉淵確有參與加重強盜犯行。有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筆錄附卷可稽及供強盜所用之空氣槍一支（含彈匣一個，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號）、通聯紀錄、強盜所得（用餘）之愷他命四包（含袋重二○．四六公克）、金項鍊一條（重九錢九分六）及現金一萬九千元扣案可佐，足資證明黃偉淵對於本案加重強盜罪，確有共同犯意聯絡及分擔實行行為，屬共同正犯無訛。難謂原判決有何違背證據法則、論理法則、適用法則不當、理由不備或所載理由矛盾之違法。是黃偉淵上訴意旨（一）所指，即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三）、證據之取捨及證據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茍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之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又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據為提起第三審上訴之合法理由。又刑法第三百三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攜帶兇器強盜罪，係以行為人攜帶兇器強盜為其加重條件，此所謂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器物均屬之，且祇須著手時攜帶此種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為已足，並不以攜帶之初有行兇之意圖為必要。查詹文龍所交付王裕柏持供犯本案加重強盜罪之前揭空氣槍一支，雖經鑑定結果因動能甚微，認不具殺傷力，惟其外殼為塑膠材質、內襯為金屬管、握柄（即槍托，內含彈匣）甚具重量、槍枝重量四百八十公克、如以槍托敲打肉身可致傷，在客觀上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業經原審於審判期日勘驗屬實，黃偉淵及其選任辯護人均表示「沒有意見」（見更㈡審卷第一九九頁背面），又有該槍枝扣案足佐，且經王裕柏以槍管敲打被害人額頭致傷，自屬兇器無疑。黃偉淵辯稱：該槍枝無殺傷力，不具危險性，非屬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所指之「兇器」云云，殊有誤會，顯無其上訴意旨（三）所指之違法。又原審已就案內有關證據，本於調查所得心證，分別定其取捨而為事實上之判斷，均已於理由內詳加說明，並無上訴意旨所指之違背法令。黃偉淵及其選任辯護人於原審準備程序及審判程序，經受命法官及審判長分別問：「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均答：「沒有」或「無」（見更㈡審卷第六五頁及第二○一頁背面），竟於上訴本院後始主張原審應依職權調查證據，復未陳明調查何項證據，顯非適法。其餘上訴意旨，無非係對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及原審已調查、判決理由已說明或與本件犯罪構成要件無關之事項，仍執陳詞，徒憑己見再為事實上或細節上之爭執，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應認檢察官及黃偉淵之上訴皆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均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一○一 年 一 月 十八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官 花 滿 堂
法官 洪 昌 宏法官 徐 昌 錦法官 王 聰 明法官 周 盈 文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中 華 民 國 一○一 年 一 月 二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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