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一○二年度台上字第二九五九號上 訴 人 余秋洪上列上訴人因偽造文書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第二審判決（一○一年度上訴字第三四三九號，起訴案號：台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一○○年度偵續字第二九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上訴人余秋洪上訴意旨略稱：㈠、合夥人無論係現金出資或勞務出資，所取得者均係合夥關係之股份，並無法取得合夥關係以外之股份，本件縱認被害人林宗賢係以專業技術出資，被害人亦無法取得登亞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登亞公司）之股份。又依被害人相關供述各情，亦難認登亞公司與被害人間有合夥關係，且依證人李冬龍於相關民事案件審理中證稱：被害人並無古蹟修復之技術等情以觀，登亞公司亦無延攬被害人入股之必要。另依被害人所書具存證信函之內容，及被害人於合夥期間每月領取新台幣（下同）六萬元之報酬以觀，亦足見被害人並非以技術作價入股。乃原審就上開各情未詳予斟酌，即認上訴人有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於法有違。㈡、被害人究具有何種專業技術，關涉本件相關股權移轉之原因，乃原審就被害人究具有何種專業技術，未詳予調查釐清，即以被害人有施作古蹟維修工程之經驗，逕認被害人具有維修古蹟之專業技術，並據此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認定，於法有違等語。
惟查：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認定上訴人為參與古蹟維修工程，於民國九十一年間與被害人簽立股份轉讓契約書，雙方成立合作關係（原判決載為合夥關係，乃用語之瑕疵），上訴人將持有之登亞公司股份二十萬股（下稱系爭股份）轉讓予被害人，嗣上訴人與被害人發生嫌隙，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未經被害人之同意，即於原判決事實欄所載時、地，以盜蓋被害人寄存在登亞公司印章之方式，偽造被害人名義之股份轉讓契約書，用以表示被害人同意將系爭股份轉讓予上訴人，並持以辦理系爭股份過戶移轉手續，足以生損害於被害人等情。因而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刑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依據卷內資料，說明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對於上訴人否認犯罪及辯解各情，併已敘明：㈠、依上訴人、被害人、證人簡淑慧供述各情，及股份轉讓契約書等相關證據資料，堪認上訴人確有蓋用被害人寄存在登亞公司之印章，製作被害人名義之股份轉讓契約書。又依被害人相關證述各情，參照上訴人、證人賴漢松相關供述各節，足見上訴人與被害人間之合作關係，係由被害人負責工地現場之工作，其餘行政工作則由上訴人負責，二人之出資比例及工程盈虧等均平均分擔，被害人並未額外獲取合作利潤。另參酌登亞公司於被害人入股前，並無從事古蹟維修工程之經驗，渠等合作之工程均需仰賴被害人之專業技術，則上訴人為參與古蹟維修之工程，將系爭股份轉讓予被害人，藉此換取與被害人合作之機會，其情節核與常情不悖，堪認被害人指稱各情係屬事實。㈡、依登亞公司相關函文及股利憑單所記載之內容，上訴人於九十一年間將系爭股份轉讓予被害人後，由被害人向登亞公司領取股利長達六年之久，足見上訴人辯稱：因為被害人要借用登亞公司之牌照，所以將系爭股份移轉予被害人等情，並非事實。又被害人所書具之存證信函雖提及向登亞公司借用牌照之事，但不能證明其與轉讓系爭股份間有何關聯，上開存證信函並不能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論斷。另依上訴人於檢察官偵查中供述各情，亦堪認上訴人明知其與被害人間之合作關係仍未終結，且被害人亦未明確表示同意將系爭股份移轉予上訴人，上訴人竟擅蓋被害人寄存在登亞公司之印章，以被害人名義製作股份轉讓契約書，逕將系爭股份再轉讓登記予自己名下，堪認上訴人確有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因認上訴人確有前揭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而以上訴人否認犯罪及所為辯解，乃飾卸之詞，不可採信等情，已逐一說明及指駁。上訴意旨對於原判決所為前揭論斷，並未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有何違背法令情形。且查：㈠、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認為不必要者，得以裁定駁回之。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者，或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者，應認為不必要。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三條之二第一項、第二項第二款、第三款定有明文。原判決已說明上訴人雖聲請傳喚證人李冬龍，用以證明被害人無古蹟維修技術等情。然被害人若不具備古蹟修復之技術，上訴人何需於九十一年間與其合作，且渠等二人合作之期間長達六年之久，期間並承攬多達十七件之工程，足見被害人具有古蹟修復之技術，此部分待證事項已臻明確，核無再傳喚證人李冬龍到庭調查之必要等情甚詳（見原判決第九頁第十三至二十二行）。另上訴意旨並未陳明其除聲請原審傳喚證人李冬龍外，曾聲請原審就何事項為如何之調查，且於審判期日經審判長訊問「尚有何其他證據請求調查？」時，上訴人及其於原審之選任辯護人均答稱：「沒有」，並未聲請原審對何事項為如何之調查，有卷內筆錄可查（見原審卷第四十頁背面）。其待上訴本院後指稱：原審就被害人究具有何種專業技術，未詳予調查釐清，即逕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認定，於法有違云云。其非依據卷內資料執為指摘，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㈡、事實之認定與證據之取捨，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苟其事實之認定及證據之取捨，並不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即不容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上訴人其餘上訴意旨指摘各情，係對於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且重為事實之爭執，均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其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一○二 年 七 月 二十五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官 陳 世 雄
法官 宋 祺法官 惠 光 霞法官 黃 仁 松法官 張 祺 祥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中 華 民 國 一○二 年 八 月 二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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