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一○二年度台上字第二○六四號上 訴 人 蔡慶祝選任辯護人 鄧翊鴻律師上 訴 人 劉金昌選任辯護人 林菊芳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罪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一○一年三月十三日第二審更審判決（九十九年度重上更㈥字第二七二號，起訴案號：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六年度偵字第五七○三、五七九八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而上訴第三審法院之案件，是否以判決違背法令為上訴理由，應就上訴人之上訴理由書狀加以審查，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原判決究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本件原審經審理結果，認為上訴人蔡慶祝公務員違背職務收受賄賂、上訴人劉金昌對公務員違背職務行為期約賄賂等部分犯行均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此等部分所為科刑之判決，比較行為時及裁判時法律，適用最有利於上訴人二人之規定，改判仍論處蔡慶祝連續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刑（主刑處有期徒刑十四年），論處劉金昌共同非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亦非受公務機關委託承辦公務之人，對於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期約賄賂罪刑，已分別詳敘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並就上訴人二人否認犯行之供詞及彼等所辯各語認非可採，予以論述。上訴人二人均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
惟查：（一）、本院前九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三三六三號、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五八三七號判決，分別對原審第四次、第五次更審判決，均係以民國九十二年二月六日修正公布，同年九月一日起施行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明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而所謂「法律有規定者」，非僅指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至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五所規定傳聞證據具有證據能力之例外情形，並包括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七條之三所規定，於上開法律修正施行前，已依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而言，原審各該判決既均以證人林清華、吳德林、俞瀛範、胡紹禹、劉金昌及穆傳鼎於法務部調查局台北市調查處（下稱台北市調處）調查時所為審判外陳述，與彼等嗣於審判中所供不符，然該審判外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所必要，因認均有證據能力而採為有罪判決之基礎，自應就該等審判外陳述，如何具有特別可信且為證明犯罪事實所必要，而合於傳聞得作為證據之例外規定加以說明，乃竟俱未置一詞，顯有理由不備之違法等情為由，予以指正，並撤銷發回原審更為審理。本件原判決就援引為蔡慶祝犯罪證據之證人耿美瑜、吳坤山、堯宗興、王美雲，同案被告林清華、吳德林、俞瀛範、胡紹禹、劉金昌、穆傳鼎於台北市調處調查時之供述，則以此等供述雖屬審判外陳述，且未經具結，然均係於上開九十二年刑事訴訟法修正前，依法定程序所製作，且業經第一審與原審上訴審（即第一次更審前之審理）、第一次更審及第二次更審之審理時，對上訴人等依法提示並告以要旨，而踐行法定調查程序，以完足其調查，依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七條之三規定，各該證據之證據能力並不因嗣後修正刑事訴訟法新增關於具結等證據排除法則及傳聞法則等規定之施行而受影響；且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六條之一第二項，司法警察之詢問並無準用證人具結之規定，是上開證人、共同被告等向司法警察所為之陳述，雖未具結，本不生因未依法具結致無證據能力之問題，業於理由內闡述明確。則原判決認上開供證有證據能力，既係以上揭刑事訴訟法施行法之規定為據，自毋庸就各該供證有何特別可信及如何為證明犯罪事實所必要特加說明。蔡慶祝上訴意旨執以指摘原判決理由不備云云，容有誤會，要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至原判決關於其引用為劉金昌有罪判決論據之各項證據證據能力之說明，不論當否，均與蔡慶祝個人罪責部分無涉，蔡慶祝執為第三審上訴理由，顯非適法。（二）、當事人依刑事訴訟法，固得詰問證人，然此係當事人詰問權之規定，是否行使詰問權，屬當事人及辯護人之自由，如自願捨棄該項權利，證人陳述之證據能力並不因此而受影響。本案胡紹禹、俞瀛範業經原審第六次更審於一○○年三月三十日審判期日傳喚到庭，由劉金昌及其辯護人行交互詰問；至穆傳鼎雖未經劉金昌行使詰問權，然原審第五次、第六次更審，分別於九十八年六月五日、一○一年一月十七日行最後言詞辯論期日時，法院均詢問劉金昌尚有何證據調查，劉金昌及其辯護人均表示已無其他證據聲請調查，有各該審判筆錄為證，是劉金昌及其辯護人應已捨棄對穆傳鼎之詰問權，穆傳鼎之供述自不因未經詰問而受影響。是原判決以本件俞瀛範、胡紹禹及穆傳鼎等所為審判外之供述，均係於刑事訴訟法上開修正施行前所為，且於修正施行前即經法院依修正前之刑事訴訟法踐行包括交互詰問在內之法定調查程序，為完足之調查，因認均有證據能力，而本其職權之行使，予以採信，亦不得漫事指為違法。劉金昌上訴意旨以原判決上開說明，似認俞瀛範、胡紹禹及穆傳鼎所為未經詰問之陳述，因係於上開修法前所為，於修法後毋庸再補行詰問，即得作為證據，且逕採為認定劉金昌犯罪之證據，有適用法則不當及違背證據法則之違法云云，亦屬誤會，同非適法之上訴理由。（三）、原判決認定蔡慶祝擔任監察委員期間，藉其職務及權力之便，以違背監察權正當行使之方式，迫使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下稱證管會）等相關主管人員妥協，讓欣凱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欣凱公司）之股票得以上市，並因而收取該公司總經理吳德林，經由林清華所交付之賄款新台幣（下同）一百萬元等情，係依憑上開事實分據證人吳德林、林清華自台北市調處詢問以迄第一審審理中多次供證明確，且互核相符，並有蔡慶祝所提供作為賄款匯入用之耿美瑜帳戶匯款資料可憑，而該帳戶係蔡慶祝借用耿美瑜名義所開立，開戶後存摺、印鑑章及帳戶均由蔡慶祝保管、使用，亦據耿美瑜陳明，再觀諸該帳戶往來明細，大抵為蔡慶祝買賣股票之款項，上開供證自堪採信為其論據。縱林清華於調查局詢問時曾一度陳稱該一百萬元款項係借款云云，亦不足據以動搖此部分犯罪事實認定；至林清華於原審第四次更審九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審理時，對其於調查局詢問時曾陳稱該一百萬元係借款一節，表示因時隔日久，就前所為之供述內容已不復記憶云者，雖未明言否認，但亦未予肯認，本無從執為有利於蔡慶祝之證據，況其於該次詢問時並同時陳明該一百萬元確係交際費，此其前於台北市調處詢問時已供承明確等語。是原判決未執林清華上開不復記憶之供詞為有利於蔡慶祝之認定，要無不合，原判決就此未特別加以說明，縱有微疵，於判決結果亦尚不生影響，自難謂有蔡慶祝上訴意旨所指理由不備之違法。（四）、原判決關於蔡慶祝因上開監察權之違法行使，另自吳德林收受二百張欣凱公司股票賄賂部分犯行，業於事實欄認明記載八十五年五月初，吳德林因蔡慶祝藉詞約談財政部人員未獲結論，不耐久候，乃經由林清華與蔡慶祝期約給予二百張（每張一千股）欣凱公司股票未來上市後之價差利益作為賄賂，促其儘速調查，並要求蔡慶祝約談證管會人員以利欣凱公司股票上市，蔡慶祝亦承前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獲取賄賂之同一犯意予以應允，並即通知證管會經辦員堯宗興於同年月十三日至監察院約談，吳德林為取信蔡慶祝，於同年月十日即先行將股東黃珀文名下二百張未蓋轉讓章之欣凱公司股票交置林清華處，經林清華轉知蔡慶祝等情；理由內並以吳德林供稱其約於八十五年下半年，交付欣凱公司股票二百張予林清華，期敦請蔡慶祝儘速調查欣凱公司股票終止上市案及協助貸款，該二百張股票係向吳坤山領取，登記名義為欣凱股東黃珀文所有等語，林清華亦陳明吳德林為希望蔡慶祝運用監察委員之職權與影響力，解決欣凱公司股票上市遭主管官署終止之事，促使欣凱公司股票早日上市，在半年前即將二百張欣凱公司股票寄放由其保管，其業將上情知會蔡慶祝等語，另吳坤山則證稱其係昭合公司財務部協理，該公司實際運作均接受欣凱公司總經理吳德林指揮，為欣凱公司大股東管理股票為其職責之一，八十五年五月十日，其依吳德林指示，自股東黃珀文名下取出二十萬股欣凱公司股票交吳德林親收，由吳德林在簽收單上簽名並註明「公關保證用」等語，互核相符，爰併採為認定吳德林、林清華確提供欣凱公司未上市股票二百張，供作對蔡慶祝違背職務行為行賄之保證，期約以該股票未來上市後之差價為賄賂等情之論據，亦已論述明確。對蔡慶祝所為依吳德林供述，其係於八十五年下半年即將二百張欣凱公司股票置放林清華處，而蔡慶祝則係於八十六年二月間始向林清華探詢欣凱公司股票之事，足徵二者間並無關聯，原判決竟認定上訴人要求以該二百張股票或股價作為其違法行使監察委員調查權之對價，容有違誤云云之辯解，亦以吳德林所指八十六年二月間蔡慶祝經由林清華轉述有意購買欣凱公司股票之事，並非針對上開吳德林寄放在林清華處之二百張股票而言，業據吳德林於台北市調處詢問時陳明，蔡慶祝及其辯護人執吳德林寄放股票在前，蔡慶祝探詢股票訊息在後為由，辯稱該二百張股票與蔡慶祝無關，非違法行使監察權之對價云者，顯無足採等語，予以指駁說明。蔡慶祝上訴意旨猶指摘原判決對其於何時、地，與何人期約二百張股票或價差利益等各節，及其與辯護人所辯上情何以不足採，均未說明理由，有理由不備之違法云云，顯係未依卷證而為指摘，此部分理由亦非合法。（五）、證人陳木在、陳樹於原審更審時均供稱蔡慶祝對彼等約談中確一再表達希望讓欣凱公司股票恢復上市等語，陳木在於蔡慶祝行詰問時，並當面陳稱蔡慶祝約談之口吻蠻嚴厲，且表示若不遵照其意辦理，將彈劾財政部等語，原判決以彼等此部分證言互核一致，予以採信，資為不利於蔡慶祝之證據，並說明陳木在、陳樹另所述蔡慶祝約談中並無關說、施壓之言詞一節，尚無從據為有利於蔡慶祝之認定，經核並無前後矛盾之違誤。上訴意旨執以指摘原判決有理由前後矛盾之可議云云，顯屬誤解而非適法之上訴理由。（六）、證人李金桐所述據丁克華、吳當傑告知彼等為欣凱公司股票遭停止上市一案接受蔡慶祝約談時，蔡慶祝對彼等所提出之說明似並不滿意，彼等頗受委屈云者，雖係傳聞，然李金桐嗣於原審更審前審理時另所為丁克華、吳當傑等人希望透過其向監察院其他委員說明欣凱公司股票案經過等語之供述，則係其個人親身體驗之事實，原判決因據以推論蔡慶祝為上開案件約談丁克華、吳當傑等時，苟未施壓，丁克華等自行設法與蔡慶祝溝通即可，何須事後再委請李金桐輾轉向其他監察委員說明，因認丁克華等於原審更審前審理時所為蔡慶祝約談時，未對彼等施壓之陳述，係有所保留，不盡實在，核與證據法則並無違背。蔡慶祝上訴意旨執此指摘原判決就丁克華等人約談時是否遭受壓力一節，竟捨彼等之證言不採而採信李金桐所述得自丁克華等之傳聞，有違證據法則云云，亦難認係合法之上訴理由。（七）、本件行為時之監察院收受人民書狀及處理辦法第十二條規定已進入行政救濟程序、已進入司法偵審程序等種情形之人民書狀，應為不予調查之處理。僅於被訴人有瀆職或重大違法失職嫌疑，需即予調查者，始仍應調查。原判決據而以本件蔡慶祝接受欣凱公司股票上市陳情時，該股票上市案正因欣凱公司對證管會提起行政訴訟，另證交所亦就該案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顯有上開規定所列舉進入行政救濟程序、司法審判程序之情形，且此於欣凱公司對監察院陳情時均已敘明，有各該案卷及陳情書、談話紀錄可按，自為蔡慶祝所明知，另蔡慶祝亦自承提出糾正案係針對法制面缺失所為，未涉及欣凱公司個案等語，足徵欣凱公司陳情案顯無上開規定所指因被訴之個人有瀆職或重大違法失職嫌疑而需即予調查之情形，依上開規定，監察院應不予調查，乃蔡慶祝竟仍申請自動調查，因認其有違背監察權正當行使之主觀犯意甚明，所辯訴訟中案件雖得暫停調查，但非應停止調查云者，亦與法律規定不符，不足採信。業於理由逐一闡述明確。蔡慶祝上訴意旨以原判決就其是否明知欣凱公司股票上市案正於訴願及訴訟程序中，未予詳查，且無視上開規定但書所規定仍應調查之情形，遽認定其違背職務，有理由不備、矛盾之違法云云，純係就原審已經詳細調查並於判決理由內指駁說明之事項，執陳詞重為事實上之爭執，殊難謂為適法之理由。（八）、原判決認定俞瀛範、胡紹禹應蔡慶祝所為開立支票作為賄賂保證之要求，而交付以俞瀛範名義為發票人，世華銀行為付款人，票號ＤＰ－ 00000
0 號，未載發票日，面額三百二十八萬一千八百七十五元之支票與蔡慶祝，期蔡慶祝繼續對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施壓，以減免南方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方公司）因承攬台電公司工程逾期所生之違約罰數千萬元等情，核與俞瀛範、胡紹禹或稱為感謝蔡慶祝處理南方公司違約罰款之事，而交付上開支票等語，或謂係應蔡慶祝要求，交付上開支票為保證票，以取信蔡慶祝事成後將予以酬謝等語，均無非意指俞瀛範、胡紹禹係為促請蔡慶祝違法行使監察權，積極對台電公司施壓，以遂彼等使台電公司減免對南方公司違約罰款之目的，故於蔡慶祝施壓過程中，目的尚未達成前，即應蔡慶祝請求，先將該未載發票日之三百餘萬元支票交付蔡慶祝，一則作為擔保以取信蔡慶祝，並寓有日後即以該支票票款作為蔡慶祝利用監察權對台電公司施壓而違背職務之對價之意。是原判決此部分事實認定核與俞瀛範、胡紹禹將上開支票交付蔡慶祝之目的，分別、先後所述尚無明顯歧異。劉金昌上訴意旨執以指摘原判決事實認定與俞瀛範、胡紹禹上開證言並不相符，而俞瀛範、胡紹禹前後所述復不一致，有證據上理由矛盾之可議云云，要與法律規定得上訴第三審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至俞瀛範雖另供稱其交付之上開支票面額適為原允諾支付穆傳鼎報酬金額二分之一，因穆傳鼎與蔡慶祝間另有債務糾葛，恐穆傳鼎將獨吞該報酬，故逕將該票交付蔡慶祝作為擔保等語，然此於原判決所為該票係作為酬謝蔡慶祝介入降低南方公司罰金一事，以違背其職務之方法，施壓迫使台電公司對南方公司之罰金請求權退讓之對價等事實認定，不生影響；又胡紹禹於第一審所證蔡慶祝曾以穆傳鼎積欠其六十萬元為由，要求胡紹禹將原屬穆傳鼎之酬勞中六十萬元，直接交與蔡慶祝，毋再交付穆傳鼎云云，縱然屬實，核亦顯與本件劉金昌等因蔡慶祝違法協調台電公司降低對南方公司罰金之事，而期約給付支票賄賂之事無涉。自均不足執為有利於蔡慶祝之證據。原判決未予採信，尚無不合，縱未特別再為必要之說明，亦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蔡慶祝上訴意旨執以主張依彼等二人此部分證言，適足證明其與彼等二人間並無期約賄賂，屬對其有利證據，原判決未說明理由即捨棄不採，遽為對蔡慶祝不利之判斷，有理由不備之違法云云，自無足取，此理由要非合法。（九）、原判決就證人台電公司通訊中心主任吳福振、會計處長林欽榮及法務室主任金正中於原審更審前審理中所供蔡慶祝並未私下請求降低罰款處罰或責難台電公司云者，係以該三位證人作證當時，蔡慶祝業遭免除監察委員職務，衡情彼等供證固已無因有所顧忌而語多保留之必要，然有關南方公司承攬台電工程逾期違約罰款之問題，係因契約所生爭議，與公務員違失無涉，本不屬監察院職掌範圍，且蔡慶祝主持台電與南方公司協調會時，對台電公司人員以高壓態度對待，動輒表示將彈劾或糾正相關人員，並在會中大罵台電三位主管欺壓百姓等情，業經俞瀛範、穆傳鼎供明，核與胡紹禹所述協調會中，蔡慶祝並未配合協調，亦未慮及官員立場及予官員表示意見之機會，反而一昧利用監委權勢，指責台電有雙重標準等語，劉金昌亦證稱其偕同胡紹禹等人與台電公司人員開協調會，會中只見蔡慶祝對台電公司人員多所指責等語，均若合符節，再參以俞瀛範、穆傳鼎上開證言苟非彼等親身體驗之經過，彼等何須設詞捏造，致彼等本人因而分遭原審第一次更審及第一審判刑確定，兩相比較，俞瀛範、穆傳鼎、胡紹禹之上開供述顯較為可信等情，因認不足採信，顯已依本院前發回之意旨，就其所為證據取捨及得心證之理由為必要之說明。並非如蔡慶祝上訴意旨所指僅以吳福振、林欽榮及金正中三人因係監察權行使之對象，致語多保留為由，即不予採信。蔡慶祝上訴意旨猶指摘原判決未依本院前發回意旨，說明吳福振、林欽榮及金正中三人之證言有何瑕疵，僅憑臆測即捨棄不採，而屬違法云云，顯係徒憑己意，任意指摘，自非適法。（十）、原判決對劉金昌論以關於公務員違背職務之行為期約賄賂罪，業於事實欄記載劉金昌為南方公司總經理，明知該公司承攬台電公司通訊系統工程，係因零件生產不及致工程逾期，並無正當逾期完工之理由，依約應給付違約罰款，竟與俞瀛範、胡紹禹、穆傳鼎等，基於共同之犯意聯絡，對蔡慶祝允予賄賂，圖利用蔡慶祝不當行使監察權，對台電公司人員施壓，迫使台電公司對南方公司違約罰款一事退讓等情，既謂劉金昌明知南方公司並無延期完工之正當理由，卻藉允予賄賂，促使蔡慶祝利用其監察委員之職權迫使台電公司就依約本得行使之違約金請求權加以讓步，顯已明白認定劉金昌主觀上對蔡慶祝監察權之不當行使確有認識；且原判決於理由內，並依憑俞瀛範、胡紹禹之證言及劉金昌之供述，以劉金昌因南方公司罰款一事，書立承諾書要求正唐公司副總經理胡紹禹幫忙，雙方約定由正唐公司人員運用多方人際及事務關係從中斡旋，以期將罰款金額降至合約總金額百分之二十五以下，並允予胡紹禹等相當數額之酬勞，復先後提供一百四十萬元、二百萬元等，作為減少罰款之活動費，嗣輾轉經胡紹禹、穆傳鼎介紹蔡慶祝，蔡慶祝約談台電公司人員時，劉金昌亦在場目睹蔡慶祝如何利用監察權之行使對台電公司施壓，蔡慶祝、劉金昌等並相偕向該公司總經理，以明知不實之變更設計為藉口，請求准予展延工期，以遂減少南方公司應付違約金之目的，則劉金昌為減少南方公司應付之罰款，竟支付高額之報酬與活動費，主動委託胡紹禹等人多方運用人際關係活動，因而尋得蔡慶祝為其出面以監察權之行使介入對台電公司施壓，且在場親睹其情，並曾由蔡慶祝陪同，以不實之變更設計為藉口，向台電公司請求展延工期，足見劉金昌非但身為冀求減少違約罰款當事人南方公司之總經理，為求減少罰款，並支出高額活動費，且就上開運作過程參與甚深，復為諸多關鍵事項之決定者，因認劉金昌不僅對蔡慶祝違背職務行為顯有認識，就允諾給付賄賂蔡慶祝一事，亦殊難諉為不知，其就本件對蔡慶祝違背職務行為之期約賄賂，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甚明，業於理由內論述甚詳。此乃原審本其職權之行使，對調查所得之證據定其取捨，為價值上之判斷，與客觀上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尚無違背。劉金昌上訴意旨以原判決未明確認定劉金昌係明知而對蔡慶祝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賄賂，且劉金昌縱屬明知，亦無證據證明其有共謀之犯意聯絡，而該行求與期約之高低階段行為間關係如何，原判決均未說明，有理由不備之違法云云，核俱係未依卷證而為指摘。上訴意旨雖另以蔡慶祝為本件罰款之折衝、協調時，係使用監察院之場所為之，並有該院人員在場，劉金昌或因而誤認其本屬蔡慶祝監察委員之權責範圍，故辯稱其就蔡慶祝之行為無違法認識，乃原判決就此未加指駁，同屬理由不備云云。然姑不論劉金昌是否誤認本件蔡慶祝就南方公司違約罰款一案之協調、折衝，係屬監察委員職權範圍，劉金昌既明知蔡慶祝係以變更設計之不實理由，協調台電人員展延工期降低罰款，並以之為期約賄賂之對價，原判決論以對公務員違背職務之行為期約賄賂，自形式上觀察，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執以指摘，亦難謂已具備合法之上訴要件。（十一）、本件劉金昌行為時，貪污治罪條例第十條第三項關於違背職務行賄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之規定，其所謂自白，雖不以承認犯罪為必要，然須行為人就該當於對公務員違背職務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等犯罪構成要件之具體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承認之供述始足當之，若被告就犯罪構成要件具體事實並未坦承，而僅因其否認犯罪之部分供述，與卷附其他事證合併觀察、互相印證，本於合理之推論，始得以認定其有該當於該等犯罪之具體行為，仍難認已自白犯罪而有上開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原判決以劉金昌雖於台北市調處詢問時，供承支付活動費，商請胡紹禹透過關係使台電公司降低對南方公司之罰款請求，並允諾完成任務後給予酬勞，然就本件胡紹禹、俞瀛範交付支票與蔡慶祝，期約賄賂一事，劉金昌始終以其係指示胡、俞二人循正當途徑辦理置辯而否認知情，因認劉金昌並無何可認已坦承本件期約賄賂犯行之自白；雖劉金昌自承蔡慶祝與台電公司人員約談、協調時所持要求展延工期之理由變更設計一節，並非實在等語，足堪認定其對蔡慶祝所為係違背職務有所認識，然苟非與卷附其他事證相互印證，徒此仍無法推論其就本件期約賄賂有共同犯意及行為分擔，自難憑為其已自白此部分犯行之論據。劉金昌上訴意旨一則仍以其就行賄蔡慶祝之事毫無所知之陳詞，對原判決認定其共同期約賄賂，多所爭執，乃竟另又以其已自白共同期約賄賂之事實，就原判決未適用上開規定對其減輕其刑，斤斤指摘，顯自相矛盾，且係徒憑己意，任意指摘，殊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十二）、量刑之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法院於量刑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已審酌刑法第五十七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範圍，又未濫用其職權，即不得遽指為違法。原判決量刑已依其事實欄所載劉金昌參與本件對公務員違背職務之行為期約賄賂犯行之經過，審酌其所分擔行為之內容、參與犯罪情節之輕重，併同刑法第五十七條各款所列一切情狀，予以綜合考量，對劉金昌量處與其他共同正犯胡紹禹、俞瀛範及穆傳鼎等相同之有期徒刑一年二月，且另以劉金昌本件犯罪時間在九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以前，而依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減為有期徒刑七月，已難謂有輕重顯然失衡之可議。雖上開其餘共同正犯均經法院諭知緩刑，獨劉金昌未獲緩刑之諭知，然此係因劉金昌前曾犯毀棄損壞罪，於八十六年一月二十八日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四月，並諭知緩刑五年確定，已不符合緩刑之要件之個人事由所致，有其前案紀錄為憑。劉金昌上訴意旨徒以其非直接與蔡慶祝期約賄賂之人，主張其犯罪情節較上開其他共同正犯為輕，卻獨需入獄服刑，而指摘原判決量刑失衡，客觀上亦顯不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就劉金昌部分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要件。（十三）、上訴人二人其餘上訴意旨，則係就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徒憑己見，任意指摘為違法，且仍為單純事實之爭執，亦均難謂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依上揭說明，本件上訴人二人之上訴俱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均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一○二 年 五 月 二十三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張 淳 淙
法官 劉 介 民法官 王 聰 明法官 洪 昌 宏法官 蔡 彩 貞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中 華 民 國 一○二 年 五 月 二十七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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