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一○五年度台上字第二六一七號上 訴 人 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徐自強選任辯護人 尤伯祥律師
林永頌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擄人勒贖等罪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一○四年九月一日第二審更審判決（一○二年度上重更㈨字第五號，起訴案號：台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四年度偵字第八
七七五、九七一八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
壹、擄人勒贖而故意殺人、侵害屍體部分：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判決以不能證明被告徐自強有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與黃○泉（於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在泰國芭苔雅旅館遇害身亡，經第一審法院判決公訴不受理確定）、黃○棋、陳○隆（上開二人均經原審法院以八十八年度重上更㈤字第一四五號刑事判決，判處死刑及宣告禠奪公權終身，並經本院以八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二一九六號刑事判決，駁回其等之上訴而確定）共同謀議擄走被害人黃○樹後即予殺害，再向黃○樹家人勒贖新台幣（下同）七千萬元，即自八十四年八月下旬起多次跟蹤黃○樹，及在改制前台北縣汐止鎮（現已改制為新北市○○區○○○路○段底之山區，尋得一處地形隱蔽之山窪（下稱汐止山區），並挖掘坑洞準備作為殺害黃○樹及棄屍之用，另推由黃○棋竊得被害人丁○培所有之自用小客車一輛（徐自強被訴竊盜部分另予駁回，詳如後述），作為實行前揭犯行之工具。嗣於八十四年九月一日上午八時四十分許，在台北市○○路黃○樹住處附近巷內，推由黃○棋、陳○隆、徐自強三人將黃○樹強擄上車，於以膠帶貼住其雙眼後，即往汐止山區行駛，惟黃○泉於車行一、二分鐘後停車，要求徐自強下車折返現場擦拭黃○樹車上之指紋，並囑徐自強擦好後先返回其住處等候。黃○泉、黃○棋、陳○隆將黃○樹押至汐止山區，逼問出其父黃○雲之聯絡電話號碼後，黃○泉即持刀刺殺黃○樹死亡，並取走黃○樹身上之現金二萬元等財物，再由黃○棋、陳○隆將黃○樹屍體丟入其等事先挖好之坑洞內，黃○泉並拿三瓶硫酸潑灑在黃○樹屍體後予以掩埋。黃○泉、黃○棋、陳○隆三人於同日下午二時許，返抵徐自強在改制前桃園縣龜山鄉（現已改制為桃園市龜山區）之住處，經與徐自強商議後，因黃○泉、徐自強與黃○樹認識，故推由黃○棋、陳○隆以電話進行勒贖行動，陳○隆、黃○棋隨即不斷撥打電話向黃○雲勒贖，嗣雙方商定以一千五百萬元贖人，黃○棋等人即囑黃○雲等候指示。黃○泉自從殺死黃○樹後，即感到恐懼而心神不寧，乃於八十四年九月十六日出境逃往泰國，不再參與作案。惟黃○棋、陳○隆、徐自強三人仍繼續向黃○樹家屬勒贖，並先後於八十四年九月十八日及同年月二十五日，進行如起訴書所載向黃○雲、黃○燕（黃○樹配偶）取贖行動（詳見原判決第六頁第四行至第八頁第十行所載）；嗣黃○棋遭警方循線逮捕，陳○隆、徐自強則逃逸等情，因而撤銷第一審科刑之判決，改判諭知徐自強無罪，已詳述其取捨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對於檢察官所舉證據何以無證據能力或何以不足以證明徐自強犯罪，亦在理由內詳加剖析論述及說明。核其所為之論斷，俱有卷內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並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法情形存在。
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一、原判決認黃○棋歷次警詢所為不利於徐自強之陳述，不僅有出於刑求之疑慮，且有前後不一，與客觀事實不符，或避重就輕，或為迴護黃○泉而將責任推諉於徐自強之動機存在，認為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所規定「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之要件，為無證據能力，殊有可議，理由如下：㈠、黃○棋於警詢時並未遭警方刑求：黃○棋雖曾於八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檢察官偵訊時陳稱：「我說的話他們（指警方）都不相信，我怕被（警方）刑求」，以及於同日晚間警方借提解還，經檢察官複訊時陳稱：「我受不了他們（指警方）刑求我」「希望以後借提警方訊問時有律師或家人在場，警方借提時把我眼睛矇住，吊起來灌水，還捏我奶頭，用不知何物夾我手指」等語。然⑴、依卷附黃○棋健康檢查紀錄表所記載之傷勢（即背面腰部微腫、左上臂及髖骨附近泛紅色、右手手腕刮傷、自述雙耳、胸部、雙手腕、雙腳踝、腹部疼痛，左上唇腫痛），與其陳稱遭警方刑求之情形不符，又其「自述」身上其餘傷勢或疼痛部分，亦無任何證據可資佐證，黃○棋陳稱遭警方刑求云云，已難憑信。又上開健康檢查紀錄表所載之傷勢輕微，黃○棋可輕易以自傷之方式製造假象，若未經確實查證，自不得遽認係出於警方刑求。乃原判決未詳加查證，僅憑黃○棋片面之詞暨其上開傷勢，遽行推論黃○棋有遭警方刑求，並據以臆測其於警詢時所為不利於徐自強之指證有非出於任意性之疑慮，殊有可議。
⑵、黃○棋雖曾於檢察官偵訊時一度指稱遭警方刑求，然其於檢察官偵查及事實審法院審理中，或向檢察官陳稱其於警詢中之陳述實在，或未曾向法官主張其於警詢中有遭刑求之情事，前後並不一致。又依黃○棋於檢察官偵查時所陳述之內容（即警方於詢問時曾對其刑求等語），其既明知或預知警方借提後將對其刑求，卻於警方借提前向檢察官陳稱其不用委任辯護人到場，亦與常情有悖。綜上各情，足見黃○棋陳稱其於警詢時遭刑求一節，係屬事後卸責之詞，並無足取。乃原判決竟謂黃○棋主張其於警詢中遭刑求一節，並非無據，而率予採信，殊有欠當。㈡、黃○棋於警詢時之陳述，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⑴、檢察官就黃○棋、陳○隆於八十四年九月十八日及同年月二十五日，向黃○樹家屬黃○雲、黃○燕取贖之過程，篩檢比對黃○棋、陳○隆警詢及偵查相關筆錄內容。而檢察官篩檢比對上開筆錄內容之原因，係因黃○棋斯時已無掩護黃○泉之必要，且黃○棋相關犯行已遭查獲，其供述並無再為避重就輕之理由，故檢察官上開篩檢比對筆錄內容之結果，應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而檢察官篩檢比對前揭筆錄內容結果，發現黃○棋、陳○隆就徐自強參與上開二次取贖過程之供述一致，有檢察官提出之比對前揭筆錄結果（見檢察官上訴書附件）可稽。⑵、黃○棋於案發後即被逮捕羈押禁見，故陳○隆於製作上開筆錄時，不可能有與黃○棋串供及相互附和之情形，然渠等所供述關於徐自強如何參與本案之內容竟相互一致，且黃○棋持以向黃○樹家屬勒贖所用之門號000000000 行動電話，經原審送請鑑定結果，其通訊之對象顯現出徐自強之呼叫器號碼，參以證人許○恩亦證述徐自強有向其租用本件作案車輛之情形，足認黃○棋供述徐自強參與上開二次取贖犯行，確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徐自強參與本件犯行所必要，自應認具有證據能力。乃原審未詳細勾稽斟酌上情，遽認黃○棋於警詢時之陳述，不能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認為不能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關於傳聞例外之規定，取得證據能力，尚有未合。二、原判決認黃○棋歷次於本件審判外向檢察官、法官所為之陳述，均無證據能力，殊有欠當，理由如下：㈠、本件共同正犯黃○棋於審判中「到庭後無正當理由拒絕陳述」，致徐自強無法對其詰問，則其先前於其所涉案件審理中所為不利於徐自強之陳述，是否得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之規定而承認其具有證據能力，以及若因基於保障被告反對詰問權之理由，而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之規定時，其要求陳述之可信性條件，是否尚須達到「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之程度，非無疑義。又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各款所列之事由，均非為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向法官或於偵查中向檢察官陳述當時所得預料，若無條件予以全部類推適用，則該等陳述證據能力之有無，將繫之於浮動而無從預料之將來情狀，應非當初立法之原意。是原判決以黃○棋審判中「到庭後無正當理由拒絕陳述」，致徐自強不能對其行使詰問權，而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之全部要件規定，認黃○棋歷次向檢察官、法官所為之陳述，均不符合上揭傳聞例外規定之要件而無證據能力，尚有未洽。㈡、⑴、黃○棋於八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遭警方逮捕後即羈押禁見，而陳○隆則逃亡至八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始遭緝獲，則其等二人事實上係處於隔離之狀態，應無互相串供之機會，故其於羈押中所述與後到案之陳○隆所述一致部分，應具有可信性。原判決謂本案偵查機關無意以隔離訊問及運用比對其二人所述案情細節是否一致之方式，檢驗其等二人供述之可信性，並據此推論，縱使黃○棋於羈押中所供述之內容，與後到案之陳○隆陳述內容相符，於本案亦存在偵查機關係以黃○棋之筆錄內容為本詢問陳○隆而使其配合陳述，或先向陳○隆告知黃○棋筆錄內容後再加以詢問之可能，且本案並無偵詢錄音可供查證，而無從排除上述可能性，因認黃○棋先前於審判外所為不利於徐自強之陳述不具有可信性，而否定其證據能力，殊有未洽。又對照陳○隆於警詢及偵查中所陳述關於徐自強參與本件犯罪之內容，與黃○棋於偵查中所供述之內容相符之情形以觀，足見其二人於警詢及偵查中所述（詳如上訴理由狀附件所示），顯無事先接觸溝通及彼此附和之可能。至原判決雖謂陳○隆於逃亡期間可能看過報章關於黃○棋供述本案細節之報導而影響其陳述之可信性，然檢察官於原審審理中已提出國內三大報紙當時對於本案之相關報導，其內並無黃○棋、陳○隆供述徐自強於取贖過程中如何分工之內容，是陳○隆即便逃亡在外，亦無可能依據新聞之報導內容，附和黃○棋有關徐自強如何參與取贖部分之說詞。再本件案發時尚無於警詢及偵查中，應對黃○棋、陳○隆錄音、錄影之規定；乃原判決竟以本案並無黃○棋、陳○隆警詢及偵查錄音資料可供勘驗查證為由，率爾臆測黃○棋、陳○隆所陳述之內容，縱有如檢察官上訴書附件（即黃○棋警詢、偵訊筆錄與陳○隆警詢及偵訊筆錄比對）所載相符之情形，於本案亦存在有偵查機關係以黃○棋之筆錄內容為本詢問陳○隆之可能，並據此認定黃○棋於警詢及檢察官偵查時所為關於徐自強參與本件犯罪之陳述不具有可信性，殊有可議。⑵、原判決所列舉關於黃○棋於法院歷次審理陳述不一之內容，係屬其陳述憑信性或證明力之問題，核與判斷有無證據能力無涉，原判決將證據能力與證據證明力混為一談，以黃○棋於歷次審理時所述內容不一，而認為無證據能力，殊有欠當。又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向法官所為之陳述，容許其具有證據能力，立法理由已明確表示，係建立在陳述之任意性基礎上；而本案發生迄今已近二十年，在記憶上難免發生混淆，故黃○棋歷次於法院之陳述關於犯案細節部分，前後雖略有出入，尚與常情不悖。另黃○棋於法院歷次審理中均有選任辯護人，足見其於法院之陳述均係出於任意性。而黃○棋歷次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亦無遭受不當影響而非出於任意性之情形，乃原判決竟認黃○棋歷次向檢察官、法官所為之陳述，均不符合「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之要件，而無從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之規定取得證據能力，尚有未合。三、原判決認陳○隆警詢時所為不利於徐自強之陳述部分，並無證據能力，顯有違誤，理由如下：㈠、依陳○隆於偵查中及事實審法院審理時相關筆錄之記載，陳○隆並未主張其於警詢中曾遭刑求，足認其於警詢時之陳述係出於自由意思。又依陳○隆到案後於警詢時所陳述之內容以觀，其對本件犯案之過程供述甚詳，且其內容係對其自己不利，並無編撰有利於己供述之情形，原判決謂陳○隆「有充足餘裕得以權衡案件之利害關係，並構思甚或編撰有利於己之供述」云云，殊與事實不合。另檢察官於原審審理中曾提出當時國內之三大報紙，對於本案爆發後至陳○隆遭警方逮捕止，有關本案案情之相關報導，其內並無關於黃○棋供述徐自強如何參與二次取贖之記載，然陳○隆、黃○棋對徐自強參與該二次取贖，竟能為完全相符之陳述，可見陳○隆此部分陳述應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又原判決所援引之中國時報於八十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刊登該報記者訪問黃○棋之內容，其內亦未記載徐自強參與犯案之分工細節，陳○隆無從自上開報紙所報導之內容，得悉黃○棋係如何向警方供述關於徐自強參與犯案之情形。是原判決謂「陳○隆到案前，得經由新聞報導獲悉黃○棋之供述內容，鋪陳對己有利供詞之條件，提高陳○隆於到案後之警詢時為虛偽陳述之危險」，以及偵查機關「顯然無意藉由比較共同被告（黃○棋、陳○隆）警詢陳述內容之細節異同，推敲及確保其等陳述之可信性」云云，並據此推論陳○隆於警詢時所為不利於徐自強之陳述不具有可信性，亦有未洽。㈡、原判決以警方偵詢陳○隆之態度消極，並無調查釐清徐自強涉案情節之意圖，作為陳○隆於警詢中陳述不具可信性之理由，係將證據能力與證據證明力混為一談。又陳○隆到案後泰然面對事實，就犯案情節為連續流暢之陳述，而警方亦無對其有違法或不當詢問情事，且陳○隆所陳述之犯案情節，亦與黃○棋所陳述者大致相符，並無為虛偽不實陳述之情形。另依陳○隆陳述本案犯罪之相關內容以觀，其與陳○隆部分確定判決（即最高法院八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二一九六號刑事判決）所據以為裁判之相關事實大致相符，陳○隆並無將主要犯罪事實推諉於黃○泉情事。原判決未詳細斟酌釐清上開相關各情，遽認陳○隆歷次於警詢中所為不利於徐自強之陳述，因欠缺可信性之要件，而認為無證據能力，殊有未洽。四、原判決認陳○隆以被告身分向檢察官、法院所為之歷次陳述，以及其於原審更八審以證人身分所為之證詞，其就不利於徐自強部分，不具有證明徐自強犯罪之證明力，殊有可議，理由如下：㈠、關於徐自強母親陳○園與陳○隆間，於八十四年十月七日之電話通話譯文，以及陳○隆所書具有利於徐自強之自白書，原審更八審已論斷上開證據資料，並不影響陳○隆原先所為不利於徐自強供述之憑信性等情綦詳；乃原判決竟依據上開證據資料，認定陳○隆所為不利於徐自強之證詞不足採信，尚有未合。又原判決以徐自強於原審之選任辯護人詰問陳○隆「你於偵查中筆錄、歷審各次的筆錄哪些實在？」，其答稱：「這個我不會回答，太籠統」等語為由，遽認陳○隆「已坦承自己確有於偵查及審理中為不實陳述之情形」，亦有欠當。另原判決雖逐一臚列陳○隆就本案各階段犯行細節之陳述，有前後矛盾及反覆不一之情狀；然原判決用以比對之陳○隆偵查及法院審理筆錄，其供述之時間有相距長達數年之久者，基於時間久隔，記憶難免模糊之原因，陳○隆對於犯罪過程細節之陳述，縱有前後未盡一致之情形，亦與常情不悖，原判決竟以陳○隆之證詞，就本件犯罪細節前後有若干不一致之情形，遽認不能採為不利於徐自強之認定，同有未洽。㈡、原判決理由內謂「陳○隆所稱徐自強係與黃○泉合夥從事仲介，因此與黃○樹有債權債務關係云云，即與事實不符」云云，而認其所述不可信，然依陳○隆於警詢及偵查中所供述之內容以觀，上情其係聽聞自徐自強或黃○泉等人所述，並非其本身經歷見聞，是其就上開事實之陳述，原即有出入之可能，此屬事理之常，且此一陳述內容，復與本案基本事實無關，尚不得據此否認陳○隆相關陳述之真實性。又陳○隆於八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偵查中陳稱徐自強有拿（持用）過取贖之對講機，該對講機好像在其鶯歌之四樓房間內等語。然其嗣於原審更八審審理中為陳述時，迄本案發生已有十七年之久，則其於原審更八審審理時，就徐自強所持用對講機之置放地點陳稱「該處是伊舊家，已經賣掉，確切住址忘了。」等語，亦與一般常人記憶力有限之經驗法則無違，原判決據此認陳○隆「顯然無協助查證該對講機之意」云云，而認其並無真實陳述之意願，並據此推論其所為不利於徐自強之陳述為不可信，殊有未當。另陳○隆係本案涉嫌人，其供述犯案情節後，應如何查證及查證何種事項，均屬職司偵辦本案人員之工作；且當警方於逮捕黃○棋後，未調取黃○棋所持用行動電話之通聯紀錄，係辦案人員之忽略，並非緣於陳○隆到案後未主張，原判決論斷「是否係因徐自強實際上並未涉案，以致陳○隆明知並無該等通聯存在之可能，始未提出，即非無此可能。」云云，亦有未洽。㈢、陳○隆就本案基本事實之陳述一致，其就相關細節之供述雖有差異，惟此係因供述時間久隔，記憶力有限所致，尚與常情不悖；而陳○隆、黃○棋、徐自強等人於擄走黃○樹時，黃○樹係在其車輛旁邊，則依其經過情形以觀，黃○樹車輛上即有可能留有陳○隆、黃○棋、徐自強等人之指紋，從而，陳○隆陳稱黃○泉於挾持黃○樹上車後，指示徐自強下車折返現場將黃○樹車上所留之指紋擦拭乾淨一節，即難謂與事實不符，原判決謂陳○隆、黃○棋、徐自強「似無可能觸碰黃○樹車輛，而在黃○樹車上留下指紋」云云，而認陳○隆前揭不利於徐自強之陳述與事實不合而不足採信，殊有可議。又徐自強未撥打勒贖電話之實際原因為何，存在於徐自強內心，非他人可臆測，且其為免犯罪證據遭警方掌握，自會避免由自己撥打勒贖電話；原判決以陳○隆無法說明徐自強並未撥打勒贖電話之原因，據以推論實際上徐自強有未參與勒贖犯行之可能，而為有利於徐自強之推論，殊有欠當。又依本案卷附相驗照片所顯現之相關情形，以及陳○隆、黃○棋掩埋黃○樹屍體之方式，暨警方於挖開坑洞取出黃○樹屍體時，並未發現有黑色炭灰，卻在黃○樹屍體下方發現有黑色物質等情以觀，該等黑色物質應係強酸性物質；原判決論斷黃○樹係死後遭火焚燒，並認為不能證明黃○樹屍體有遭潑灑硫酸，而據此推論陳○隆指證徐自強購買硫酸作為本件作案工具一節為不足採信，尚有未洽。另關於徐自強於八十四年九月一日上午十時四十七分，雖確有前往桃園郵局第五支局提款，然依該郵局與本件黃○樹遭擄地點距離與兩地車程時間大約一小時之推算結果，並無妨礙其參與當日上午擄走黃○樹之認定，已經第一審模擬勘驗相關路線之經過及車程時間明確，核與陳○隆所述徐自強參與綁架黃○樹，嗣於途中先行離去返回擄走黃○樹地點，擦拭黃○樹車輛上留下之指紋等語相符，且陳○隆關於上開情節基本事實之陳述前後一致，其證詞堪以採信。再警方於模擬徐自強從擄走黃○樹處返回其改制前桃園縣龜山鄉住處之過程，係帶同陳○隆循其等作案之路線而為模擬，並非如原判決所稱係第一審或警方自為想像之路線，應具有真實性而足供作為補強證據；原判決論斷第一審及警方所製作關於模擬上述路線之勘驗筆錄，無法作為陳○隆不利於徐自強供述之補強證據，殊有欠當。五、依黃○棋八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上午四時十分警詢筆錄，以及八十四年九月三十日晚上八時三十三分偵查筆錄，暨陳○隆於八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下午四時三十九分偵查筆錄所記載之內容，足見黃○棋所持用之門號000000000行動電話中所留存之徐自強門號000000000呼叫器號碼，確係其等於勒贖過程中彼此互為聯繫所留下，足以印證徐自強參與本件犯罪之實行。原審勘驗黃○棋所持用門號000000000 號行動電話之撥打紀錄時，曾傳喚鑑定人陳○昌當庭操作該行動電話，發現其內「call count」有「3177」之紀錄，陳○昌固證稱：伊不清楚「call count」是記錄這支手機使用之次數或時間等語，然既有上開紀錄，表示該行動電話之儲存系統內，可能留存有已遭黃○棋刪除之撥打號碼，而上情與黃○棋、陳○隆供述上開行動電話，係作為彼等勒贖過程內部聯繫使用之事實，具有重要關係，自有加以調查或囑託鑑定之必要；乃原審卻未對前揭行動電話之通聯情形續為鑑定調查，遽為有利於徐自強之論斷，殊有可議云云。
惟查：一、司法院釋字第五八二號解釋前段所揭示：「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之訴訟權，就刑事被告而言，包含其在訴訟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刑事被告詰問證人之權利，即屬該等權利之一，且屬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之正當法律程序所保障之權利。為確保被告對證人之詰問權，證人於審判中，應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刑事審判上之共同被告，係為訴訟經濟等原因，由檢察官或自訴人合併或追加起訴，或由法院合併審判所形成，其間各別被告及犯罪事實仍獨立存在。故共同被告對其他共同被告之案件而言，為被告以外之第三人，本質上屬於證人，自不能因案件合併關係而影響其他共同被告原享有之上開憲法上權利。」之意旨，對該號解釋之聲請人即本件被告徐自強有溯及適用之效力（司法院釋字第五九二解釋及本院九十三年第九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又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一條第一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另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均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復於判決內敘明其取捨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者，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原判決依據前揭司法院解釋意旨暨相關證據法則已說明：㈠、檢察官所舉黃○棋所為不利於徐自強之陳述，於本案均無證據能力，不得作為證明徐自強犯罪之證據。 1、黃○棋歷次於警詢所為陳述均無證據能力，理由如下：黃○棋於原審法院歷次審理中到庭後均拒絕證言及具結，而有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第四款「到庭後無正當理由拒絕陳述」之情形。又⑴、黃○棋於警詢中不利於徐自強之陳述，有遭警方刑求而為非任意性供述之虞：①、黃○棋於八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晚間十時三十分經警逮捕，其於翌（二十六）日四時十分、八時及十七時先後三次經警詢問，其內容均未提及任何犯案情節；其於八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十九時十一分，經警方移送檢察官複訊時，亦未針對本案犯罪情節為任何陳述；嗣於翌（二十七）日上午十一時十三分，再經檢察官偵訊時則稱：「（問：今日內湖分局借提你查證涉案情形有何意見？）我說的話他們都不相信，我怕被刑求」等語，惟檢察官仍於同日將黃○棋交予警方借提偵詢，並於同日十八時五十分在警詢時首度陳述案情，並坦承自己犯案，然於同日二十二時三十二分經警方解還，而於檢察官複訊時即陳稱：「（問：警訊為何坦承在一個月前與陳○隆、徐自強一同將黃○樹綁走？）我受不了他們刑求我」、「（你對今天借提有何意見？）希望以後借提警方訊問時有律師或家人在場，警方借提時把我眼睛矇住，吊起來灌水，還捏我奶頭，用不知何物夾我手指」等語。依上開經過情節以觀，足見黃○棋於遭警方逮捕後，警方雖旋即詢問黃○棋三次，並再經檢察官對黃○棋為複訊，然因黃○棋所述內容均與本件案情無關，無助於釐清案情，警方乃欲借提黃○棋再度詢問，黃○棋因此曾向檢察官表達因其陳述內容不為警方所信，擔心自己如由警方借提詢問，恐會遭警方刑求之疑慮，然檢察官仍將黃○棋交由警方借提詢問，且未同時採取避免警方不正詢問之措施，黃○棋即於該次借提時坦承犯案，並於解還時立即向檢察官表示遭警方刑求。又檢察官訊問後即命改制前台灣士林看守所對黃○棋施以身體檢查，依該所健康檢查紀錄表之記載，黃○棋身體之背面臀部右側上方微腫、正面右側髖骨呈泛紅色、右手腕刮傷、左上臂二處泛紅色，黃○棋並自述雙耳疼痛、胸部疼痛、雙手腕疼痛、雙腳踝疼痛、左上唇腫痛、腹部疼痛，此有該所特約醫師填製之健康檢查紀錄表附卷可稽；黃○棋嗣於原審更八審審理時雖拒絕證言，惟仍主張其於警詢中有遭刑求。②、黃○棋於經警方借提偵詢後，即經醫師驗得其身體上有前揭傷勢，其並向檢察官陳述自己遭警方刑求，並具體陳述警方如何對其刑求之手段；而衡諸常情，警方為規避刑求之刑事及行政等責任，若有對受詢問人為刑求等之不正詢問方法，當係採取足使受詢問人感受痛苦，卻不致留下明顯可見外傷之手段，故前揭健康檢查紀錄表所載黃○棋之傷勢雖屬輕微，然尚無法據此排除警方有對其刑求之可能；此外，另參酌黃○棋於警方第一次借提（即第四次警詢）前，其於警詢及偵查中均未陳述任何涉案情節，然依上開警方第一次借提詢問筆錄之記載，黃○棋係一經警方詢問即供承犯案，甚且其於警方再為第二次借提前，於經檢察官訊問時，即陳稱：「（問：警方今天帶你去查證屍體所在有何意見？）我不知道屍體在哪裡」等語，然依警方第二次借提警詢筆錄之記載，黃○棋一經警方詢問，即供陳其要帶警方尋找黃○樹之屍體等語；是黃○棋於警方借提前後所供述之內容差異甚大，其供述態度以警方借提前後為界，有驟然轉變而呈現極不自然之情形，依上述情形以觀，黃○棋陳稱其於警詢中曾遭刑求一節，尚非全然無據。③、本案偵查檢察官於黃○棋陳述遭警方刑求後，雖命改制前台灣士林看守所檢查其身體，然經該所檢查出黃○棋身上有傷勢後，檢察官並未調查黃○棋該等傷勢之原委，亦未查明黃○棋是否有遭警方刑求，復未採取確保黃○棋後續不遭刑求之必要手段，仍繼續將黃○棋交由警方借提偵詢。而檢察官就黃○棋警詢陳述係出於任意性一節，亦始終未能提出其證明方法；且經原審函詢承辦本案之警方相關單位，均表示無黃○棋之警詢錄音帶、錄影帶可提供，故本案亦無從藉由勘驗黃○棋警詢錄音帶、錄影帶之方式，調查釐清黃○棋抗辯遭警方刑求之真相，即無法排除黃○棋於警詢中有遭刑求之可能。另依黃○棋由警方借提詢問之經過，以及其向檢察官所陳述之內容以觀，黃○棋於警詢時可能遭刑求之恐懼、壓迫之狀態，亦有可能延續至檢察官對其為訊問時，則其另向檢察官陳稱其警詢係出於自由意志云云，是否屬實，亦有疑義。再黃○棋於原審更八審審理時，仍主張其於警詢中有遭刑求，業如前述，尚不得以黃○棋未於其他審理程序中主張曾遭警方刑求，即據以排除黃○棋於警詢中有遭刑求之可能，而認其刑求之抗辯為虛妄。綜上各情以觀，堪認黃○棋於警詢中所為不利於徐自強之陳述，有遭警方刑求而為非任意性供述之虞。⑵、黃○棋之警詢陳述內容自形式上觀察，有重要事實前後不一，以及重要案情與客觀事實不符之情形，難認其有真誠如實陳述之態度，分述如下：①、黃○棋於八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警詢時供稱：徐自強及陳○隆強擄黃○樹上車後，由伊開車載往桃園蘆竹鄉海湖村附近之濱海公路旁一處無人空屋，約十日後，由伊開車載徐自強、陳○隆強押黃○樹前往海湖村附近之濱海公路停車，徐自強與陳○隆將黃○樹押下車後，即在該處將之殺害，並當場埋屍云云。惟本案嗣後係在汐止山區挖出黃○樹屍體，有檢察官勘驗筆錄及汐止山區現場照片等附卷可證，足認黃○棋上開於警詢時所陳述關於徐自強參與殺害被害人之地點與相關情節，明顯與客觀事實不符。②、黃○棋復於八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警詢中改稱：八十四年九月一日上午十時許，係由徐自強及陳○隆二人將黃○樹押至汐止山區，伊在不遠處把風，其間陳○隆拿刀砍殺黃○樹斃命，伊雖阻止而不及，並曾質問徐自強、陳○隆二人為何要殺人；嗣伊返回車上，約過了一個半小時，徐自強與陳○隆二人才返回車上，其等並稱已將黃○樹埋了，伊因認殺人與自己無關，將徐自強、陳○隆載至汐萬路後，即自行搭乘計程車離去云云。且黃○棋迄至最後一次警詢時，仍堅稱徐自強於殺害黃○樹時在場，並稱徐自強及陳○隆於案發後第
二、三天曾脅迫伊，表示伊於擄走黃○樹及掩埋其屍體時均在場，難脫關係云云。然查徐自強於八十四年九月一日上午（即黃○樹遭擄走及殺害掩埋當天上午）之十時四十七分四十七秒至同日上午十時四十八分四十八秒止，在設於桃園郵局第五支局之自動提款機提領現金，有上開郵局監視錄影帶及所拍攝之照片二張附卷可稽，並經證人張○妹、卓○慧證述明確，復據第一審播放勘驗前揭監視錄影帶屬實，有第一審勘驗筆錄附卷可證，堪認黃○樹於遭殺害及埋屍時，徐自強並未在該處現場，黃○棋上開於警詢所陳述關於徐自強參與殺害黃○樹及埋屍之內容，明顯與調查所得事證不符。③、黃○棋於警詢時或供稱徐自強有打過勒贖電話，或陳稱因徐自強與黃○樹認識，怕被黃○樹家屬認出聲音，一直不敢撥打勒贖電話，故僅由伊及陳○隆撥打勒贖電話云云，其於警詢中關於徐自強有無撥打勒贖電話之供述前後差異甚大；另參酌本案卷內並無徐自強撥打勒贖電話之證據，且徐自強與黃○樹之家屬並不認識，並據證人黃○雲、黃○燕證述明確。黃○棋於警詢中陳稱徐自強與黃○樹認識，因怕被黃○樹家屬認出聲音而不敢撥打勒贖電話一節，亦顯然與調查所得之事實不符。④、依黃○樹於警詢中先後所陳述之內容以觀，其雖從最初全盤否認參與犯罪至後來供承部分犯行，實則係將擄走黃○樹並予殺害之重要情節，推諉於包括徐自強在內之其他共同被告；且有為掩護隱瞞其兄長黃○泉（當時已出境逃亡至泰國）犯案，而將黃○泉於本案所為之犯行，虛捏調整替換為徐自強所為之情形，是由黃○棋於警詢時陳述之外在客觀情況及條件（即當時僅黃○棋一人到案）以觀，堪認黃○棋確有為逃避自身罪責，而將罪責較重之情節推諉於徐自強等人，而為不實陳述之情形。綜上各情以觀，堪認黃○棋於警詢時所陳述之內容自形式上觀察，有重要事實前後不一，及若干重要案情與客觀事實不符之情形，難認其有真誠如實陳述之態度，故黃○棋於警詢時所為不利於徐自強之陳述，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所規定「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形」之要件，應認於本案無證據能力。 2、關於黃○棋歷次向檢察官陳述均無證據能力，理由如下：按本案黃○棋先前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均是以共同被告之地位所為之陳述，其對於本案徐自強為被告之案件而言，屬被告以外之第三人，本質上屬於證人，為確保徐自強對黃○棋之詰問權，黃○棋於審判中，應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徐自強之詰問，其先前陳述始得作為認定徐自強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然黃○棋於本案審理中雖到庭，但均無正當理由拒絕證言及具結，使徐自強無法對其行使對質詰問權，其已對徐自強防禦權之行使造成侵害；又因黃○棋先前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均未依法具結，因其不必擔負偽證罪責，其信用性顯不若經具結之證言，是就黃○棋以被告身分未經具結而向檢察官所為關於徐自強參與本件犯罪之審判外陳述，參酌司法院釋字第五八二解釋所揭示之前述意旨，應類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規定，即該先前於審判外之陳述除應屬「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外，尚須該陳述具有「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始得例外認定有證據能力。經查
⑴、黃○棋於八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遭警方逮捕後，迄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而移審法院時止，約僅二個月之時間，該段期間對黃○棋所進行之偵查方式，係採取由警方借提黃○棋至司法警察機關偵詢後，再將黃○棋解還檢察署由檢察官複訊之模式，反覆進行，亦即檢察官多係緊接於警方借提偵詢後訊問黃○棋，且檢察官訊畢後未幾（於翌日或相隔一日），即再度將黃○棋交付警方借提偵詢。因警方借提偵詢黃○棋部分，無法排除警方有對其施加不正方法（刑求）取供之疑慮，業據說明如前；而黃○棋於檢察官訊問時雖曾向檢察官反應遭警方刑求之事，並向檢察官表明不願再由警方借提，請求檢察官維護其權益，然檢察官除命看守所對黃○棋實施身體檢查外，並無採取其他排除警方刑求疑慮之措施，亦未進一步查明黃○棋於警方借提後，經看守所醫師檢查其身上有傷勢之成因，並仍繼續將黃○棋交由警方借提偵詢，亦據說明如前。經審酌本案對黃○棋之偵查期間甚短，期間警方借提黃○棋外出偵詢，以及檢察官於解還黃○棋時續行訊問之模式，於偵查過程中一再密集交錯進行，且檢察官對黃○棋提出遭警方刑求之主張，以及其經看守所檢驗身上確有傷勢等情，並未積極回應處理或予適當處置，而無從免除黃○棋唯恐遭警方再度刑求取供之疑慮；是檢察官雖並未對黃○棋施以不正訊問，然依上述經過情形以觀，應認警方對黃○棋所為不正取供之影響，足以延續至檢察官對其訊問時所為之陳述，尚無法排除黃○棋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有因上情而非出於任意性之疑慮。⑵、依黃○棋偵查筆錄所記載之內容（見原判決第三十八頁倒數第九行至第三十九頁第四行），以及其於陳○隆到案供出黃○泉涉案後，復又改稱係黃○泉邀伊參與向黃○樹討債，係黃○泉持刀殺害黃○樹各語（詳見原判決第三十九頁第四至十一行所載），暨徐自強為證明黃○樹遭殺害及掩埋屍體時其未在場，而委由律師向檢察官提出其當時前往郵局領款（即不在案發現場）之錄影帶後，陳○隆又改稱伊等綁架黃○樹後，黃○泉叫徐自強下車，並說不要等徐自強各語（詳見原判決第三十九頁第十一至十八行所載）等情以觀；黃○棋於偵查時對於徐自強如何參與犯案，所陳述之內容明顯前後不一，且有隨相關證據之呈現，而一再更改其供詞，並有迴護其胞兄黃○泉，以及將較重責任推諉於徐自強等人之情形，因認黃○棋於偵查時所為之供述，依上所述經過情節以觀，其憑信性甚低，並無「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而無從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規定，取得適法之證據能力。⑶、檢察官雖以經比對黃○棋、陳○隆如上訴書附件所載之陳述相符為由，主張黃○棋於偵查中之陳述可信云云。然本案偵查機關並無意以將黃○棋、陳○隆隔離偵詢之方式，藉以檢驗其等二人供述之可信度，業如前述。是黃○棋先前於羈押中所陳述之內容，與陳○隆到案後所供述之內容縱有相符，於本案亦存在係因偵查機關係以黃○棋之筆錄內容為本據以詢問陳○隆，或先向陳○隆告知黃○棋筆錄內容後再行偵詢陳○隆，而使渠等供述內容相同之可能性，且因本案並無偵訊錄音帶可供查證，尚無從排除該上開可能性，自無從據此認定黃○棋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有「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即不能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規定，取得證據能力。 3、關於黃○棋歷次向法官所為陳述均無證據能力，理由如下：按卷內黃○棋歷次向法官所為陳述，均係以被告身分所為，並未經以證人身分具結而擔保其可信性；又黃○棋自原審更六審起，雖多次以證人身分到庭，但均無正當理由拒絕證言致徐自強未能對其行使詰問權，業經說明如前，是本案就黃○棋以被告身分未經具結而向法官所為之陳述，因徐自強未能對其行使詰問權，參酌司法院釋字第五八二號解釋及最高法院相關判決意旨，應類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規定，即該先前之陳述除應屬「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外，尚以該陳述具有「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始得例外認定具有證據能力。又⑴、關於黃○棋被訴本案擄人勒贖而故意殺人等犯行部分，業經原審法院以八十八年度重上更㈤字第一四五號刑事判決，判處黃○棋死刑，褫奪公權終身，並經最高法院以八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二一九六號刑事判決，駁回黃○棋之上訴確定；而黃○棋於上開案件審理中，均否認有何殺害黃○樹及參與擄人勒贖之意圖，並將本案之主要犯罪情節推諉予徐自強等其他共犯（詳見原判決第四十一頁第十二至十九行所載）；惟黃○棋上開否認辯解，為上開確定刑事判決所不採，且從形式上觀察黃○棋上開否認辯解之內容，明顯存有為減輕或卸免自身罪責，而將本案情節較重之犯行部分，虛捏推諉予徐自強等其他共犯之動機。⑵、黃○棋於事實審法院審理中，其所為關於徐自強涉案之重要情節部分之陳述，前後嚴重歧異之處甚多（詳見原判決第四十一頁倒數第一行至第四十四頁第十一行所載），衡情若係據實陳述其親身經歷之事實，當不會發生諸多前後嚴重歧異之情形，堪認黃○棋向法官為陳述時，就徐自強是否涉犯本案部分，欠缺真誠如實陳述之態度。綜上所述，黃○棋歷次向法院所為不利徐自強之陳述，尚不符合「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形」之要件，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之規定，應認於本案無證據能力。㈡、檢察官所舉陳○隆所為不利徐自強之陳述，其中關於陳○隆歷次於警詢所為陳述部分，於本案並無證據能力，不得採為證明徐自強犯罪之證據，理由如下：⑴、本件陳○隆係於案發後逃亡近月餘始經警逮捕，其有充裕時間得以權衡案件之利害關係，並構思甚或編撰有利於己之供述，是本案陳○隆之警詢陳述，並不存在因距案發時點較近，不及思慮而較為可信之情況。又陳○隆案發後逃亡經警逮捕到案前，已有報紙揭露黃○棋到案後所供述之內容，此有卷附中國時報八十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報導影本可稽，陳○隆亦證稱其確看過上開報紙內容，而觀諸該篇報紙所報導之內容，係由記者以一問一答之方式訪問黃○棋，而其詢答內容包括共犯為何人及其姓名、共犯間如何彼此結識、本案犯罪之動機、如何謀劃犯案，犯罪過程（包括使用何種通訊器材聯繫、以何車號之車輛作為犯罪工具、到達黃○樹住處之時間、擄人過程等細節）、犯案使用之工具及兇器、如何殺害黃○樹之方式（含部位、刀數）、如何處理黃○樹屍體、為何僅選擇在非假日撥打勒贖電話等關於涉及本案之重要案情內容事項。上開司法警察於本案偵查階段，將已遭逮捕之黃○棋任由媒體記者進行採訪，針對本案重要案情內容進行形同偵詢犯罪之實質詢答，再將訪問內容以一問一答方式揭露於報章，使當時在逃之陳○隆得經由閱讀上開報導，知悉已到案之黃○棋對於案情所供述之具體內容，警方所為嚴重牴觸偵查不公開原則，除使偵查機關無法再藉由隔離偵詢黃○棋、陳○隆之方式，檢驗陳○隆到案後供詞之可信性外，並提高陳○隆為求減輕自身刑責，而附和黃○棋於上開報導中所回答之內容，將本案較重之情節推諉於徐自強等人之危險。此外，依陳○隆於檢察官訊問時陳稱：因為黃○棋將事情推到伊身上，這是伊看報紙知道的，伊不是主嫌，所以要把事情說清楚等語以觀，陳○隆亦有因知悉黃○棋到案後將責任推諉於己，致萌生虛捏事實以為有利於己辯解之可能。⑵、依陳○隆警詢筆錄所記載之內容以觀，警方雖曾詢問陳○隆案發經過，然針對其所述內容中諸多不明確之重要細節（詳見原判決第四十七頁第十三行至第四十八頁第十行所載），以及攸關當時尚未到案之徐自強是否確有涉案之情節，警方並未進一步查證其所供是否與客觀事實相符，亦未比對其所供是否與已到案之黃○棋所供相符；警方於詢問陳○隆時之態度消極（指關於查證徐自強涉案情節部分），致難以呈現陳○隆於警詢時之外部狀況，無從擔保陳○隆警詢陳述內容中不利於徐自強部分，具有較審判中經交互詰問之證詞更具有可信之情況。⑶、觀諸陳○隆到案後之警詢筆錄內容（詳見原判決第四十八頁倒數第五行至第四十九頁第五行所載），其供述除有避重就輕與事實不符之情形外，並將本件殺害黃○樹情節較重等部分，推諉於當時已出境前往泰國之黃○泉；依上開相關各情以觀，陳○隆於警詢時之供述存有已受外界干擾之疑慮，而難認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又警方於詢問陳○隆時並未錄音或錄影，亦無從藉由勘驗陳○隆警詢錄音帶、錄影帶之方式，據以判斷陳○隆於警詢時陳述之外在客觀條件，是否具有較審判中陳述為可信之特別情況，是其於警詢時所為關於徐自強涉案部分之陳述，尚難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規定，取得證據能力。㈢、陳○隆先前以被告身分向檢察官、法院所為之歷次陳述，以及其於原審更八審以證人身分所為之證詞，其就不利於徐自強部分，除不具有證明徐自強犯罪之證明力外，亦無其他補強證據可為佐證，理由如下： 1、陳○隆先前以被告身分向檢察官、法院所為歷次陳述，及於原審法院更八審以證人身分所為之證詞，雖有諸多不利於徐自強之陳述；然陳○隆亦曾於電話中向徐自強母親陳○園稱：徐自強並未參與八十四年九月一日之行動（即擄走黃○樹予以殺害及掩埋）等語；且於更七審審理期間復提出「自由（白）書」（以下稱自白書）一份，內容記載徐自強並未涉及本案，係屬無辜等情。是陳○隆到案後，對於徐自強是否涉及本案，所陳述之內容前後不一，其所為不利於徐自強之證詞是否屬實，已非無疑。又陳○隆於偵查及法院審理中，就徐自強如何參與本件犯罪之重要事項，所陳述關於⑴、犯罪謀議及準備階段部分：①、徐自強犯罪動機及參與事前謀議過程。②、擄走黃○樹前之跟蹤準備工作。③、在汐止山區挖掘坑洞（即挖掘掩埋黃○樹屍體坑洞）。④、事先有無準備硫酸，以及硫酸是否徐自強所購買。⑤、其他犯罪工具之準備情節，有諸多前後矛盾不一，甚或陳述內容反覆翻異之情形（詳見原判決第五十二頁倒數第十一行至第五十九頁第二行所載）。⑵、關於擄人階段部分：
①、擄走黃○樹之過程。②、擄走黃○樹後，徐自強如何先行離去之情節，亦有諸多前後矛盾不一，甚或陳述內容反覆翻異之情形（詳見原判決第五十九頁第三行至第六十頁第十八行所載）。
⑶、關於勒贖階段部分：①、如何決定勒贖金額。②、徐自強有無撥打勒贖電話。③、八十四年九月十八日取贖行動之過程。④、八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取贖行動之過程等，同有諸多內容前後矛盾不一，甚或陳述內容反覆翻異之情形（詳見原判決第五十九頁第三行至第六十三頁第二行所載）。另陳○隆於偵、審時所為關於徐自強之陳述，亦有諸多內容與黃○棋之供述不符之處（詳見原判決第六十三頁第三行至第六十四頁第五行所載）。 2、陳○隆於偵、審時所為不利徐自強之陳述，有諸多悖於常情或與客觀事證不符之處，分述如下：⑴、陳○隆陳稱：徐自強係與黃○泉合夥從事仲介，因此與黃○樹有債權債務關係等語，核與證人黃○燕、卓○慧、胡○榮所為之相關證詞不符，足認其上開陳述與事實相悖。⑵、依陳○隆參與本案情節及其前後陳述之內容以觀，陳○隆就其所稱徐自強於犯案時所使用之對講機一節，先則稱該對講機放在其位於鶯歌之四樓空房內，嗣又改稱上址空房已賣掉，確切住址已忘記云云，足見其顯無協助偵查及審判機關調查釐清之意，且陳○隆若確與徐自強共同實行本件犯罪，則其應能提供徐自強涉案之證據供檢、警查證，然其於偵查時經檢察官訊以：「有何證據證明徐自強參與作案？」時，竟答稱：「不知道」等語，堪認陳○隆所為關於徐自強參與犯案之陳述核與常情有悖。⑶、依陳○隆所陳述之內容以觀，黃○樹於遭擄走前已與徐自強認識，且渠等於犯案過程中盡量避免暴露身分，以免遭警方循線查獲；惟另依陳○隆供述渠等擄走黃○樹之經過，以及徐自強出面向○○小客車租賃公司（下稱○○公司）租用車號00－0000號小客車供黃○棋取贖款使用等情以觀，徐自強似乎對其身分暴露並不以為意，可見陳○隆所述關於徐自強參與犯罪之情節前後矛盾，並與常情有違。⑷、依陳○隆供述擄走黃○樹之情節，其等係自黃○樹車輛後面將其擄走，並非自黃○樹車內將其強擄出車外，且其等事先並已備妥手套作為犯案工具，則陳○隆等人似無在黃○樹車上留下指紋之可能，乃陳○隆竟稱：渠等將黃○樹押上車後，黃○泉指示徐自強返回黃○樹車上擦拭指紋等語，顯與常理有違。⑸、依證人黃○雲、黃○燕等人之證詞，徐自強與黃○樹家屬並不相識，則黃○樹家屬應不可能在電話中認出徐自強之聲音，惟陳○隆卻證稱：徐自強因怕遭黃○樹家屬認出其聲音，故未撥打勒贖電話云云，亦核與調查所得事證不符。⑹、黃○樹死後屍體上所呈現之情形，究竟係被火燒或遭潑灑硫酸所致，鑑定人楊○松、吳○榮與鑑定人蕭○平之鑑定意見不同，惟經綜合上開三鑑定人之鑑定意見予以判斷，應以鑑定人楊○松、吳○榮之意見為可採，即依客觀證據並無法證明黃○樹屍體有遭潑灑硫酸之情形；陳○隆陳稱：徐自強參與包括準備硫酸之謀議及為購買硫酸之行為，亦核與調查所得之事證不符。⑺、徐自強若確有參與本案犯行，衡情其與黃○棋、陳○隆等人於本件作案過程中應有密切之聯繫；然依陳○隆及證人即黃○棋女友李○華之證述意旨以觀，黃○棋於本案過程中與陳○隆有密切之往來，與徐自強之間則否；而徐自強卻有連續撥打十一次呼叫器，向陳○隆逼討債務之情形，似與常情不合，則陳○隆陳稱徐自強有參與本件犯行云云，非無疑義。⑻、黃○棋於遭警方逮捕後，衡情陳○隆與徐自強二人應處於逃避惟恐不及之情況，徐自強亦應無隨即與其配偶卓○慧同往用餐之心情與餘裕；然依陳○隆所陳述之內容，黃○棋於遭警方逮捕後，徐自強竟甘冒隨時遭警方逮捕之風險，前往黃○棋遭逮捕地點附近與陳○隆會合，並於見及陳○隆要求其先回檳榔攤後，徐自強即與其配偶卓○慧前往吃飯，而卓○慧何以突然於當時出現在該處，亦有疑義，是陳○隆所陳上開情節核與常情有悖，難以憑信（詳見原判決第六十四頁第六行至第七十九頁第十五行所載）。綜上各情，堪認陳○隆於偵、審中所為關於徐自強參與本件犯罪部分之陳述，具有明顯之重大瑕疵，且該等瑕疵並非僅因觀察角度不同，或因記憶能力及表達能力欠缺所致，尚存有係出於不正動機，以及刻意虛偽陳述之情形，且其瑕疵之情形已超過法院得採為證據之程度，故陳○隆於偵、審中所為不利於徐自強之陳述，尚難遽採為不利於徐自強認定之依據。 3、陳○隆於偵、審中不利於徐自強之陳述，經調查結果，亦均無補強證據可資佐證，理由如下：⑴、陳○隆雖陳稱：徐自強參與八十四年九月一日上午擄走黃○樹之犯行後，即先行離去返家；而徐自強於同日上午十時四十七分許並不在本件犯罪地點，而係在桃園郵局第五支局提款，業如前述。則徐自強能否於參與擄走黃○樹後，及時返回改制前桃園縣龜山鄉住處並前往郵局提款，攸關陳○隆不利於徐自強之供述是否可信。第一審及警方雖分別模擬徐自強於擄走黃○樹後，先返回其改制前桃園縣龜山鄉住處，再前往桃園郵局第五支局之路徑勘驗及實際測試上開過程所須花費之時間後，均認在正常情況下，至多不超過一小時之時間；並認依陳○隆所述徐自強約於八十四年九月一日上午九時許，先行下車離去返回擄走黃○樹地點，加計上開不超過一小時之時間後，徐自強於同日上午十時四十七分，出現在桃園郵局第五支局提款，其間並無矛盾不符之處，因認陳○隆所為關於徐自強參與犯案之陳述為可信。然陳○隆關於前揭部分所陳述之內容前後不一，致徐自強下車離去之時間、地點無法確定；且原判決復未認定徐自強如何擦拭指紋及計算其擦拭指紋所需時間，亦未認定徐自強中途下車後返回擄走黃○樹處，以及從擄走黃○樹處返回其改制前桃園縣龜山鄉住處，究係如何尋得及搭乘何種交通工具返回其住處，已無從據以判斷第一審及警方上開勘驗及實際測試結果是否正確。況第一審勘驗及警方實際測試所謂徐自強中途下車，以及返回擄走黃○樹處擦拭車上指紋，暨再返回其改制前桃園縣○○鄉住○○○○路線等，並未依據確實之證據資料加以認定說明，則第一審上開勘驗及警方實際測試方法既仍存有上述明顯瑕疵，難以判斷其測試結果之正確性，尚無從作為陳○隆不利徐自強供述之補強證據。⑵、依證人即○○公司負責人許○恩等之證詞，徐自強雖有於八十四年九月一日黃○樹遭擄走當日下午，以及於八十四年九月十八日向黃○雲取贖之當日下午，暨於八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向黃○燕取贖之四日前，以自己名義向○○公司承租車輛，最後一次並係由徐自強於承租一日後，由陳○隆單獨前往續租三日，使租期延展至該次勒贖行動當日（即八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並由徐自強之妻卓○慧於翌日歸還車輛。惟按犯罪者於犯案時所使用之交通工具，通常為警方追查犯罪時之有利線索；是以犯罪者當會避免使用與自己有關之交通工具，以逃避警方之追緝，此屬一般常情。至於犯罪者或因無從取得替代之交通工具，或因思慮不週，或因心存僥倖等原因，而使用自己之交通工具，事理上固非絕無可能，然此究屬例外情形，於具體個案中，倘未能證明該等例外事由存在，自不得遽予排除適用該一般常情。本案未見公訴人舉證證明徐自強或其他同案被告有何無從取得替代之交通工具，或渠等具有思慮不週或心存僥倖等之情狀。又依陳○隆所陳述之內容，以及證人丁○培之證詞，暨本件犯罪情節以觀，堪認陳○隆、黃○棋等人為避免其等犯行曝光，於過程中先後採取諸多隱避身分之作為；則衡情應無僅徐自強一人甘冒風險，願以自己名義租用車輛以供犯罪，而全未考量因此遭警循線查獲之理。另佐以八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原係租用車輛一日，然當日並未進行向黃○樹家屬取贖行動，之後則係由陳○隆單獨前往續租至實際取贖日（即八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依其情形，徐自強辯稱其係受陳○隆所託代為租車，其對陳○隆所為並不知情等語，並非全然無據，尚不得以徐自強有承租上開車輛之情形，遽認陳○隆所為不利於徐自強之陳述可採。⑶、黃○棋所持用之門號000000000 行動電話，經原審送請鑑定及勘驗結果，雖顯現出徐自強之呼叫器號碼。然因徐自強與黃○棋原即熟識（二人為表兄弟關係），渠等間以手機、呼叫器相互聯繫，尚與常情不悖；且上開勘驗結果無法查明通訊之日期及時間，亦無從據以判斷其與徐自強被訴本案犯行之間是否具有關聯性；是原審上開送鑑定及勘驗結果，亦無法補強陳○隆所為不利於徐自強供述之真實性。此外，卷內復查無其他證據足以證明徐自強確有檢察官所指擄人勒贖之犯行，依「證據裁判主義」、「罪證有疑利歸被告」及「無罪推定」之法則，自不得遽為被告有罪之判決等情綦詳，原判決因而撤銷第一審科刑之判決，改判諭知徐自強無罪，已詳敘其理由，核其論斷尚與經驗、論理法則無違，且其法律之適用亦無不當之處，並無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之違法情形。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一條第一項明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故檢察官除應盡提出證據之形式舉證責任外，尚應指出其證明之方法，用以說服法院，使法官確信被告犯罪事實之存在。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為貫徹無罪推定原則，即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法官基於公平法院之原則，僅立於客觀、公正、超然之地位而為審判，不負擔推翻被告無罪推定之責任，自無接續檢察官依職權調查不利於被告證據之義務。故檢察官如未盡舉證及說服責任，法院無從依據卷內資料獲得被告犯罪之確信者，自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雖同法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法院為發現真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然所稱「法院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係指法院於當事人主導之證據調查完畢後，認為事實未臻明白仍有待澄清，尤其在被告未獲實質辯護時（如無辯護人或辯護人未盡職責），得斟酌具體個案之情形，無待聲請，主動依職權調查之謂。至但書所指「公平正義之維護」，則專指利益被告而攸關公平正義者而言。又同法第二條第一項對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應一律注意，僅屬訓示規定，就證據層面而言，乃提示法院於證據取捨判斷時應注意之作用，於舉證責任之歸屬不生影響。檢察官如未於起訴時或審判中提出不利於被告之證據，以證明其起訴事實確實存在，或未指出調查之途徑，或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之證據暨其證明力等事項，法院因而不能獲得被告犯罪之確信（即心證），而諭知被告無罪者，自不得遽謂法院違背同法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二項之規定，而指摘法院有未依職權調查證據，或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而執為提起第三審上訴之適法理由。本件檢察官既未於起訴時或審判中，聲請原審就黃○棋所持用門號000000000 行動電話之儲存系統，鑑定調查其內是否留存有已遭黃○棋刪除之撥打號碼，依上揭說明，法院並無主動依職權調查之義務，原審就上情未予調查，自無違法可言；檢察官在上訴本院後始為上述單純事實之爭執，並指摘原審就上情未為調查為不當云云，自非依據卷內資料執為指摘之合法上訴第三審理由。綜上，本件檢察官上訴意旨所云各節，均非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究有如何違背法令之情形，徒執陳詞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以及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漫為爭執，並仍就徐自強有無參與本件擄人勒贖而故意殺人及侵害屍體犯罪之單純事實，再事爭辯，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說明，其關於擄人勒贖而故意殺人及侵害屍體部分之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併予駁回。
貳、竊盜部分：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未聲明為一部者，視為全部上訴，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檢察官對原判決不服，提起上訴，未聲明為一部上訴，依前揭規定，應視為全部上訴（即徐自強被訴竊盜部分，亦已上訴）。而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所列各罪之案件，經第二審判決者，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為該法條所明定。本件徐自強被訴竊盜部分，檢察官認係犯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一項之罪，該部分核屬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第二款之案件。依首開說明，既經第二審判決，自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檢察官猶對於此部分一併提起上訴，顯為法所不許，亦應併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一○五 年 十 月 十三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官 郭 毓 洲
法官 江 振 義法官 陳 宏 卿法官 劉 興 浪法官 張 祺 祥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中 華 民 國 一○五 年 十 月 十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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