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一○五年度台上字第三四○二號上 訴 人 周品潔（原名周加渝、周秀娟）選任辯護人 趙培宏律師
邱任晟律師陳繼普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偽造有價證券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一○五年三月二十三日第二審判決（一○五年度上訴字第三○一號；起訴案號：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一○三年度偵字第一八五八六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指摘原判決有何違法，自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上訴人周品潔（原名周加渝、周秀娟）上訴意旨略為：㈠台灣封奇有限公司（下稱封奇公司）之登記負責人為吳○鑫，上訴人則為實際負責人，並持有該公司的公司章及負責人印章（俗稱大、小章）。上訴人固曾收受吳○鑫於民國一○○年三月七日所寄出，要求上訴人返還公司文件、支票及大、小章之存證信函，但吳○鑫事後並未向上訴人索回各該物品，甚且撤回對上訴人侵占之告訴。從而，上訴人本於公司實際負責人地位，為公司營運所需，繼續使用該大、小章，簽發票據，主觀上並無偽造、變造有價證券之故意，原審未注意及此，仍予論處，自非適法。㈡上訴人於一○二年三月上旬，持系爭封奇公司為發票人，票載金額分別為新台幣（下同）四十萬元及七十萬元，付款人均為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城東分行之支票二紙，向吳○甯調借款項，惟上訴人未曾在系爭支票上，塗改、填寫新的發票日，上訴人雖於偵查中，曾經供承有塗改系爭四十萬元支票上的日期云云，但此一自白，實係受檢察官誘導訊問所致，上訴人於歷審審理中均有爭執，然原審未就此自白任意性，進行調查，遽採為有罪判決之依據，亦有違背證據法則。㈢原判決罔顧證人吳○甯、洪○珠，與上訴人具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立場對立，彼等證言之證明力，本即較為薄弱，況吳、洪二人就系爭支票日期修改處之印文，究竟係在吳○甯處借款時用印，或事先已更改並蓋妥，以及用印前有無日期章戳記等各情，所供相互齟齬，尤其系爭四十萬元支票，其上發票日塗改前後之字跡，顯非出自同一人，原審祇須就上訴人、洪○珠持有之上揭支票原本，加以比對、鑑定，即可查明，卻未予調查或囑託鑑定，率為上訴人不利之犯罪認定，即有原判決適用法則不當、理由矛盾及證據調查未盡之違背法令。㈣原判決對於證人王○堂有利於上訴人之證詞，並未說明捨棄不採之理由，且對上訴人所為重要之攻擊、防禦方法未予審酌，亦未於判決理由中說明，同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云云。
三、惟查：㈠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被告之自白，非
出於任意性者，固不得作為證據；然仍以被告陳述其自白係出於不正之方法，或有客觀情事顯示其自白之任意性有疑時，審理事實之法院始有調查之責。反面言之，任意性無疑或無所爭執，原屬尋常，自勿庸贅行調查。
卷查，上訴人於第一審審理時，陳稱：「我於偵查庭稱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四十萬元支票日期是我寫的，因為那時候我腦筋都專注在高天浩的事情，所以沒有經過思考回答…。偵查庭都是提示支票影本或者根本沒有提示給我看，所以我回答都是通則性的狀況」（見第一審卷第五十頁背面），嗣上訴第二審後，上訴人初始就審判長所詢其對於警詢、偵查、第一審及原審審理中，自己所言之意見時，答稱「均實在」（見原審卷第四十四頁背面），迨至原審審理終結前，始再稱：「原審（按指第一審）判決寫說我（在偵查中）有承認四十萬元的支票上的日期是我寫的，此部分我覺得問題很大，因為當時我沒有電腦螢幕可以看，嘴巴講的時候，我腦筋飄到別的地方，…我要反駁的時候，檢察官叫我書面修正，我回去就書面修正了，補了答辯給他」，可見上訴人於歷審審理中，僅係就此部分自白之「證明力」有所主張，而非爭執其「證據能力」；且迄原審審理終結，未見上訴人就此證據之任意性（檢察官誘導訊問），請求調查之情形，此部分上訴意旨所為指摘核屬誤會。
㈡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裁量、
判斷之職權；苟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又已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而據為提起第三審上訴之合法理由。又證人之供述前後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究竟何者為可採，事實審法院非不可本於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斟酌其他情形，作合理之比較，定其取捨；若其基本事實之陳述與真實性無礙時，仍非不得予以採信，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從而供述之一部認為真實者，予以採取，自非證據法則所不許。又同一或相異之證人前後或彼此供述不能相容，則採信部分證言時，當然排除其他部分之證言，此為法院取捨證據法理上之當然結果，縱未於判決理由內說明捨棄他部分證言，而僅說明採用某部分證言之理由，於判決本旨亦無影響，此與判決不備理由自屬有間。又法院認定事實，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必要，其綜合各項調查所得之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之推論而為判斷，要非法所不許。
又按有價證券之變造，係指該券本身原具有價值，僅將其內容加以變更者而言；凡無權利之人，將支票上之發票人簽名，或其他依法必要記載之事項，加以變造，形式上即屬有價證券之變造，如係出於明知之故意，即應依實際情節，負偽造或變造有價證券罪責；另按刑法上所謂偽造有價證券，以無權簽發之人，冒用他人之名義而簽發者，即行成立；如未經授權，或逾越授權之範圍，而以他人名義擅為簽發支票，要與未受委任，擅權製作無異，均屬無權製作。
原判決主要係依憑告訴人吳○鑫於第一審審理中指證：上訴人雖持有我擔任登記負責人的封奇公司大小章，但我早在「一○○年三月初」，以存證信函要求停止營運並返還各相關物品，甚至報警查辦，上訴人竟然明知無權，仍然在「一○二年」，塗改支票原載發票日、用印、行使之供述；上訴人於偵查及歷審中，坦認：確曾於一○二年三月上旬，持系爭支票二紙，向吳○甯調借款項，其中四十萬元面額支票上之發票日「102年5月28日」，係伊為延期而刪改填寫的之部分自白；證人吳○甯、洪○珠於第一審審理中，一致證稱：上訴人係於「一○二」年間，才持系爭四十萬元、七十萬元之支票，向吳○甯借款，因七十萬元支票上原來的發票日期有塗改過，吳○甯要求在修改的部分蓋章，當時上訴人帶來二枚（名字均為吳○鑫）印章，不知道是那一枚是印鑑，吳○甯就要求上訴人二枚都蓋，並在修改處旁邊簽名；吳○甯另外詳稱：上訴人將系爭四十萬元支票拿給我時，已經改好日期，並在更改處蓋章，而七十萬元之支票上原來的日期，亦有劃掉並蓋私章，尚蓋用日期章各等語之證言；並有存證信函影本、報案三聯單影本、封奇公司營利事業登記影本、顯示系爭四十萬元支票上，原發票日為「100年6月20日」遭刪除，改為「102年5月28日」，並在刪改處蓋有（不同字體）之「吳○鑫」名義之印文二枚；七十萬元支票上發票日原有年份「100」遭刪除，其上蓋用二枚（字體不同）之「吳○鑫」名義之印文（均為紅色），另以日期章將發票日記載為「102.10.21」，其上有字體相同之「吳○鑫」名義之印文二枚（均為紅褐色），右側並綴有「周品渝」簽名之系爭支票等證據資料，上訴人自受領上揭存證信函後，既明知吳○鑫已終止授權使用封奇公司之支票與印鑑，自不得再以該公司之名義簽發票據、變更票據上之記載，及蓋用公司大、小章，乃認定上訴人確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示之同時為偽造、變造有價證券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不當諭知上訴人無罪之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論以偽造有價證券罪，並適用刑法四十七條第一項累犯加重其刑、同法第五十九條減刑規定，先加重後減輕，宣處有期徒刑一年十月。原判決對於上訴人僅承認上揭部分自白，而矢口否認犯罪，所為系爭支票是早在「九十九」年間有權簽發時使用，嗣後之日期塗改，應是吳○甯自己所為，並非我所做，亦和我無關云云之辯解，如何係飾卸之詞，不足採信，亦據卷內訴訟資料詳加指駁、說明。並指出：㈠系爭二紙支票上之塗改或增加處，原「吳○鑫」印文顏色與後來之顏色，肉眼可辨，明顯不同，足見是於不同時點蓋印。㈡上訴人既直言此二票係供作向吳○甯借款清償用之「保證票」，足認上訴人確有於借款時當場在支票上蓋用印章，以完足票據上應記載之事項。復衡情，債權人為保障自身債權，對於支票上應記載事項之完整，當會特別注意，應無率予收受填載不完整之無效支票之可能。尤，上訴人係透過友人洪○珠之介紹，向吳○甯借款，與其並無交情，吳○甯為金錢之貸與，當無不約定還款日期之理，遂要求上訴人借款前預為填寫支票發票日，實不違常。益見系爭支票發票日之塗改、增加，均出自上訴人所為，時間並係在其與吳○鑫交惡，遭收回授權之後。㈢證人王○堂於第一審審理時所證：上訴人拿系爭七十萬元支票來跟我借款時，支票上只有年份寫「100」，我說這樣不行，上訴人就當場劃掉蓋個章，當時總共有幾個私章印文，我不記得了等語，無從認定上訴人係於「九十九」年間，已在系爭七十萬元支票上蓋印「吳○鑫」印文四枚，況與前述印文顏色所呈（用印時點不同），顯不相合，不足為有利於上訴人認定之依據。
以上所為之事實認定及得心證理由，俱有前揭各項直接、間接證據資料在案可稽，既予綜合而為合理推論、判斷，自形式上觀察，並不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且事證堪謂已臻明確。上訴意旨或置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於不顧，或非確實依據卷內訴訟資料而為指摘，或就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憑己意指摘為違法，或就不影響判決結果之枝節事項猶執陳詞，仍為單純事實爭議，或另外變異辯詞，再行爭辯事實，均不能認為係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㈢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九條第十款所稱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
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而言，故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其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具有關聯性，得據以推翻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而為不同之認定，始足當之。若所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確，或僅枝節性問題，自均欠缺調查之必要性，原審未依聲請或職權為無益之調查，並無違法之可言。
上訴人及其選任辯護人於原審行準備程序、審理時，就受命法官、審判長詢問尚有無證據請求調查或提出時，上訴人及其辯護人均回答稱：「無」（見原審卷第三十三頁正面、第四十四頁背面）。上訴人竟於法律審中，就已臻明確之事實，再以未對上訴人與洪○珠持有之系爭支票原本，進行鑑定比對，而為爭執，顯非適宜。
綜上，應認本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一○五 年 十二 月 二十二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官 洪 昌 宏
法官 吳 信 銘法官 許 錦 印法官 王 國 棟法官 李 釱 任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中 華 民 國 一○五 年 十二 月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