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7年度台上字第3053號上 訴 人 黃世選任辯護人 張 靜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偽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0
6 年12月20日第二審判決（106 年度上訴字第1398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4 年度偵字第13133 號、105 年度偵字第10248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 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上訴人黃世上訴意旨略稱：㈠我於原審民國106 年12月13日所為解除律師委任的意思表示
，是附有「律師對法院駁回停止審判之聲請，不行使異議權時，始生效力」的終止條件，原審及我的第二審辯護人，均誤以為前揭條件成就，認為我與律師間的辯護委任關係已解除，顯然有誤。
㈡我原是圓直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圓直公司）董事長（10
3 年10月6 日起由許中民擔任董事長，我仍為實際負責人），本案之起源，乃因我於103 年4 月間，與告訴人（按性質上當為告發人）蔡柏宗約定，以總價新臺幣（下同）1,600萬元，向其購買借名登記在其女兒蔡佩蓉名下、坐落於臺中市○○區○○路0 段的房屋（含機械式停車位）及土地，當時蔡柏宗有提及「自願銀行貸款不足，不收現金，（直接用來）投資圓直公司」為買賣條件，雙方訂約後，蔡柏宗就將系爭不動產過戶移轉予圓直公司並辦理貸款，我則將圓直公司股東興農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興農公司，負責人為黃世）的股份，移轉股權500 萬元給蔡佩蓉，並連同貸得之款項計1,116 萬632 元轉帳匯款給蔡柏宗，雙方已依買賣原意及條件履行完畢，原審竟然無視，猶以我對蔡佩蓉所提「確認債權不存在」（下稱前案）之確定判決結果（確認蔡佩蓉所執圓直公司簽發之1,300 萬元本票，就超過上開買賣價金餘款483 萬9,368 元本金及利息部分債權不存在），作為我有偽證行為的認定依據，對於其他有利於我的事證，諸如圓直公司申辦貸款時，蔡柏宗有向銀行承辦人員，宣稱已收受我300 萬元，及蔡柏宗偽填本票日期事涉偽造票據等事，未依職權調查，更對於我因另提民事確認股權投資之訴，而聲請停止刑事審判、變更審判期日的請求，均予否准，顯然違法，並判決適用法則不當。
㈢其實，蔡柏宗在與我簽立前揭不動產買賣契約前，就有意投
資我的營造公司，更在本件貸款時，還跟銀行經理說有和我合夥蓋房子，此有證人黃雪玲（按係黃世之前妻）在場聽聞，並於前案審理中，證述明白，蔡柏宗對此證言，亦未表示異見，可見確有其事；至於證人蔡佩蓉及代書初惠忠等人，既未參與商議，則他們就上揭貸款不足之數額，逕轉投資之事，均為否定的陳述，乃事所當然，實無因其等所證，遽認前揭投資之事，必不存在；再者，圓直公司登記資本額為
1 億元，其中興農公司投資額即達9,155 萬元，我為興農公司負責人，轉讓500 萬元股權予蔡柏宗，乃輕而易舉之事，復已於103 年6 月15日書立股權讓渡書，讓渡500 萬元股權予蔡佩蓉，並列入圓直公司股東名簿，更在104 年圓直公司召開臨時股東會時，通知蔡佩蓉與會，益徵我所言非虛。原審不察，未依職權傳喚銀行經理查明，猶憑主觀臆測、質疑該臨時股東會的開會通知，乃別有目的，顯然違反採證法則，且有查證未盡的違誤云云。
三、惟查：㈠基於憲法第80條所揭示審判獨立的理念，刑事案件之事實認
定與審判，並不當然受民事判決確認的事實所拘束。祇因民事判決之內容，不失為證據之一種，非不得為刑事審判之參考，為避免兩種裁判歧異衝突，倘犯罪是否成立或刑罰應否免除，應以民事法律關係為斷，而民事已經起訴者，法院「得」於其程序終結前，停止審判，此觀諸刑事訴訟法第297條規定固明。然條文既曰「得」，則刑事法院有其裁量斟酌之權，自得本於法的確信，在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支配下，逕行併就相關的民事法律關係加以審認，進而憑為其刑事判決之基礎，不受當事人聲請之拘束，無所謂刑事法院不停止其審判程序，於法有違之可言。
又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專以審判筆錄為證；而期日，除有特別規定外，非有重大理由，不得變更或延展之；期日經變更或延展者，應通知訴訟關係人，刑事訴訟法第47條、第64條第1 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第二審之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同法第371 條亦有明定。從而，若審判庭悉依上揭規定踐行訴訟程序，自不容當事人空言無憑指摘其違法，提起第三審上訴。
卷查：上訴人曾於106 年11月17日原審準備程序、同年月29日原審審判期日，以本案偽證罪是否成立，應以系爭股權投資是否存在為斷，且其已另向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為由，具狀聲請停止審判，原審評決後，審判長於前述審判期日，當庭告知續行審理程序，上訴人雖隨即聲明異議，但經合議庭評議後，仍當庭裁定駁回（依刑事訴訟法第404 條規定，不得抗告），審判長同時諭知「本案改定於同年12月13日上午10時…續行審判，被告應自行到庭、不另傳喚，如無正當理由不到庭，得命拘提」之旨，有該期日之審判筆錄在卷足稽（見原審卷二第30、33頁、第36頁背面），揆諸上揭說明，原審未停止本件刑事之審判程序，經核於法並無不合。
此外，原判決業於其理由欄一─㈡內，就上訴人如何於審判期日，經合法傳喚，但無正當理由未到庭，而不待其陳述，逕行一造缺席判決之理由，詳為剖析，並指出：上訴人雖於
106 年12月11日具狀載敘：因需陪同其妹阮黃幼鑾出席同年12月13日之行車事故鑑定會，擔任輔佐人，為此聲請變更期日等旨，原審認該行車事故鑑定會期日之指定，係在原審指定審判期日之後，且阮黃幼鑾在他案係告訴人之身分，並沒有非由上訴人陪同出席不可的情形，乃認上訴人所持，非屬重大理由，未准許變更期日，既多次撥打上訴人之行動電話聯絡未果，且仍透過其第二審辯護人洪主民律師轉知「聲請變更期日未獲准許，應遵期到庭」之旨，該辯護人亦於106年12月13日審判期日，當庭說明已以「簡訊」，並請上訴人之友人轉知前旨，有原審法院公務電話紀錄、106 年12月13日之審判筆錄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二第85-89 頁、第95頁正、背面）。經核與卷載資料相符，原審以上訴人應已知悉前開變更期日之聲請，未獲准許，且業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上訴人陳述逕行判決，經核其所踐行之訴訟程序，於法有據。
至於上訴人於106 年12月13日審判期日，開庭前（5 時40分）傳真「終止委任聲請狀」給原審法院，表明終止與其第二審的辯護人洪主民律師之辯護委任關係（見原審卷二第107頁），同時傳簡訊予洪主民律師告以「其已向法院傳真書狀解除對其的委任」之旨，審判長經向當日到庭的洪主民律師，提示前開聲請狀，洪律師亦當庭表示「尊重被告的意思，終止被告之委任」（見原審卷二第95頁背面），原審乃當庭評議認上訴人與洪主民律師間之辯護委任關係，業已合意終止。洪律師離去後，因非屬強制辯護案件，爰逕行一造辯論、定期宣判。經核於法亦無不合。
此部分上訴意旨，顯然未確實依據卷內訴訟資料而為指摘，徒憑主觀，妄指違法，殊難謂適法的上訴第三審理由。
㈡證據的取捨及其證明力的判斷，以及事實的認定，俱屬事實
審法院自由判斷裁量的職權，此項自由判斷職權的行使，倘不違背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即無違法可指，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5 條第1 項規定意旨甚明，自難任憑己意，指摘為違法，而據為上訴第三審的適法理由。又法院認定事實，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必要，既綜合調查所得的各項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的推論而為判斷，即非法所不許。再者，刑事訴訟法第379 條第10款所稱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而言，故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其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具有關連性，得據以推翻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而為不同之認定，始足當之，若所證明的事項已臻明確，或僅係枝節性問題，自均欠缺調查之必要性，法院未依聲請或職權為無益之調查，並無違法可言。
本件原判決維持第一審從一重論處上訴人以偽證罪刑（累犯）之判決（宣處有期徒刑10月；另想像競合犯詐欺得利未遂、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輕罪），駁回其在第二審的上訴（就上訴人在前案作證時，否認簽發本件另紙300 萬元本票，被訴涉犯偽證罪嫌部分，則不另為無罪諭知），已詳敘其取捨證據及認定事實所憑之心證理由，並指出：
⒈圓直公司於系爭不動產買賣，尚有買賣餘款共483 萬9,36
8 元未給付與蔡柏宗，而上訴人以圓直公司名義對蔡佩蓉所提確認債權不存在之民事訴訟，業經民事庭駁回圓直公司就確認該1,300 萬元之本票所擔保之前開買賣價金餘款
483 萬9,368 元債權不存在之訴，僅就超過前開餘額本金及利息部分之債權確認不存在確定，有相關判決書及前案全卷影本存卷可據。
⒉上訴人在前案第一審（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3 年度訴字
第3019號民事事件，下同）言詞辯論時，以證人身分，供前具結，就該事件有重要關係之事項，虛偽證稱：「103年4 月30日我與蔡柏宗簽約以前，大概是在3 月底4 月初，蔡柏宗就已經跟我說好，銀行貸款不足支付部分，都要轉為蔡佩蓉投資圓直公司」等語，亦有相關筆錄、結文存卷可憑。
⒊稽諸證人蔡柏宗迭於前案第一審、本案偵查及第一審審理
中，證實雙方確有前述尾款糾紛，並詳言：上訴人於前揭房地買賣時，要求先過戶，以便辦理銀行貸款，並提出系爭本票2 紙為擔保，但因核貸金額不足，上訴人尚有尾款
483 萬9,368 元未付清，我才持其中1,300 萬元之本票，以蔡佩蓉的名義申請本票執行裁定，在此之前我絕無同意以貸款不足部分，直接轉作我投資圓直公司的股款，反之，如果有約定，應該會直接寫在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內，而實際上，我也沒有收到興農公司持有圓直公司的股權讓渡書等語；證人初惠忠亦迭於前案第一審、本案第一審審理時，證實蔡柏宗與上訴人簽訂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時，並沒有討論、約定任何關於上揭所謂轉投資、讓與股權之事，並直言：依照我從事代書之經驗，倘若買賣契約要以股權抵償價款，一定會記載於契約中各等語之證言；卷附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顯示雙方約定之付款方式，計分
4 期，即契約成立、用印及繳齊過戶資料、完納稅款時，買方各應付100 萬元給賣方，並在完稅時，開立與尾款同額之本票乙紙交代理人收執，以為擔保；「尾款：1,300萬元。金融機構貸款核撥同時（約103 年6 月15日以前）支付尾款，貸款金額不足部分，以『現金』同時乙次付清」，並無所謂以「股權抵償」之情事；再參諸上訴人所提出的「興農公司股權讓渡書」，並無蔡柏宗或蔡佩蓉之簽收紀錄，而「圓直公司股東名簿」上之過戶，祇不過是對抗公司之要件，均為單方面製作之文書，無從憑為雙方有讓渡股權合意之證明，尤其蔡柏宗於103 年8 月12日委託律師寄送存證信函，向圓直公司催討前述餘款，圓直公司於同年月19日回函，僅提及「蔡柏宗曾表示『銀行貸款核准後，若有不足給付部分，他要作為投資圓直公司經營房產興建之投資額』」之旨，對所謂「興農公司已於『103年6 月15日』將所持有之圓直公司股權讓與蔡佩蓉」（已依所謂雙方約定買賣之條件履行）之事，卻隻字未提，可見「股權抵償」之說，顯不可信；更何況買賣價款之支付方式，攸關買賣雙方得否順利履行契約，倘確有約定以現金以外方式清償買賣價金，因屬契約重要之點，衡情必於契約中明確記載，殊難想像雙方明知要以「股權抵償買賣價金」，猶率予記載「以現金給付」之可能，益見上訴人於前案第一審所為「股權抵償」之說，根本不實。
⒋上訴人雖以圓直公司於104 年9 月20日召開臨時股東會，
曾依股東名簿所載，寄送開會通知函給蔡佩蓉，用以證明確有股權抵償之事，然審諸開會通知函，既為上訴人實際負責之圓直公司可以自由決定寄送之物，且係在圓直公司前案敗訴後，提起第二審上訴期間所為，無非因該前案舉證不足，所為事後彌縫之舉，尚無從執憑為有利於上訴人認定的依據；至於上訴人雖未依系爭契約給付前3 期款30
0 萬元，蔡柏宗仍於103 年6 月17日完成系爭房地所有權之移轉，登記給圓直公司，然蔡柏宗就上情業於第一審審理時，證稱：我因上訴人說圓直公司資金調度不方便，我信任介紹人所言，認為上訴人信用良好，才給予通融，收取上訴人開立的300 萬元本票，以為擔保；初惠忠亦於第一審審理時，證稱：因簽約當天買方未付現金，所以開1張300 萬元本票，而另1 張1,300 萬元本票則是尾款，簽約後，到103 年6 月初，蔡柏宗跟我說已經找到銀行貸款，當時可以貸1,100 多萬元，雙方有同意先辦過戶，且一定要先辦過戶給買方，銀行才會撥款，每件都是如此等語，可見移轉房屋所有權給圓直公司，與蔡柏宗是否同意以「股權抵償」無涉，亦無從逕為有利於上訴人的認定。⒌系爭銀行貸款不足給付不動產買賣價金部分，當以現金補
足，而上訴人竟諉稱轉為投資，以股權抵償云云，顯然虛偽，且於相關之民事事件勝敗具有重要關係。
以上所為的事實認定及得心證理由，俱有各項證據資料在案可稽，既係綜合調查所得之各項直接、間接證據而為合理推論，自形式上觀察，即未違背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且事證已臻明確，無庸為其他無益的調查。此外，證人黃雪玲與蔡柏宗於前案作證時，法院採行隔離訊問、未對質（見前案第一審卷二第37頁），自無以蔡柏宗未就黃雪玲前證內容當面表示異見，即反推蔡柏宗有與上訴人「合夥」、「投資」營造公司的事實存在。此部分上訴意旨置原判決已明白論斷的事項於不顧，就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的適法行使，任憑己意妄指違法，且猶為單純事實爭議，不能認為合法的上訴第三審理由。
綜上所述，應認本件上訴人之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至於想像競合犯詐欺得利未遂、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核屬刑事訴訟法第376 條第1 項第1 款、第4 款的案件，既經第一審判決有罪，第二審維持有罪判決，而不符合同條第
1 項但書所揭示得提起第三審上訴的例外情形，自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上開偽證的重罪部分，上訴既不合法，無從為實體上的審理，則此輕罪部分，自亦無從依審判不可分原則，併為實體審判，應同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 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8 月 16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 洪 昌 宏
法官 吳 信 銘法官 許 錦 印法官 王 國 棟法官 李 釱 任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中 華 民 國 107 年 8 月 22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