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8年度台上字第1號上 訴 人 張德星選任辯護人 張玉希律師
李建民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貪污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07年9月17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06年度重矚上更㈥字第2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85年度偵字第8210、8512、8782、9063、1111
5、11760、13071、13072號；追加起訴案號：同署85年度偵字第9706、11113、11114、11116、11816、11817、11818、13944、13945、1414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張德星部分之不當科刑判決，改判論處上訴人連續有調查職務之公務員，犯貪污治罪條例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刑，及共同連續公務員犯同條例第11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刑，固非無見。
二、惟查：
㈠、共犯（指共同正犯、教唆犯、幫助犯）為證人者，其證詞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的規範意旨，自以有補強證據為必要，藉以限制其證據價值；而行賄者與受賄者係學理上所稱之「對向犯」，彼此間雖無共犯關係，但因自首或自白向公務員行求、期約或收受賄賂者，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5項規定得減免其刑，因而，行賄者指證公務員行求、期約、收受賄賂之陳述，本質上即存在較大之虛偽危險性，依上開規定的同一法理，亦應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陳述內容之真實性，始屬適當。所謂補強證據，係指該行賄者陳述本身以外之別一證據，而與其陳述具有關連性，並因兩者之相互利用，而得以證明其所指之犯罪事實，具有相當程度之真實性者而言。至於證人如屬於對向犯之共同正犯者，縱渠等所證述之內容一致，其證據價值仍與該對向犯之陳述無殊，究非屬陳述本身以外之另一證據，自不足以謂對向犯之共同正犯所為之陳述，相互間即得作為彼此所陳述犯罪事實的補強證據。
1、原判決事實欄一載認：上訴人自民國81年6月間起，至82年2月間止，擔任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下稱北市警局）督察室第三組督察員，負責審辦北市警局中山分局、士林分局員警內外勤業務之督導考核、員警風紀之維護及其他有關督察之事項，並負有受理民眾檢舉賭博性電玩店涉及員警風紀案件，依個案規劃取締之職責，為有調查職務之人，明知周人蔘（所犯行賄等罪，業經判刑確定）經營之佰利行有限公司（下稱佰利行），在臺北市中山區（下稱中山區）陸續開設多家賭博性電玩店，其身為該審辦區督察員，負有上開職責，竟基於違背職務收受賄賂之概括犯意，於82年1月及2月間，在不詳地點，收受周人蔘為圖其前述所開設各電玩店免遭取締，而指示員工連玉琴（所犯行賄等罪，亦經判刑確定）按月交付之賄款新臺幣（下同）10萬元，因而縱容周人蔘在中山區開設之各電玩店，繼續違法營業，計收受周人蔘所致送之賄款20萬元等情（見原判決第2 頁第15至28行），係以：上訴人於85年6 月14日偵查時，供稱：「（連玉琴有將中山區之賄款每月交給你，你個人部分，每月約十萬元？）對，我收到82年（筆錄誤載為83年）6 月份，後來即交給楊秋癸……」等語；證人連玉琴於85年5 月20日偵查中，證稱：「（何時開始送錢給張德星？）剛開始送時，他（指張德星）還在督察室當督察，由張台雄（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通緝中）介紹認識，就約在警局附近，27.5萬元，約送半年後，他調（北市警局）木柵分局（嗣已改制為文山第一分局）擔任組長，由我繼續送……」等言；及證人周人蔘於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時，陳稱：「連玉琴所說均實在，該些北市警局督察室三組的公關費，原係張台雄負責處理，後轉由連玉琴處理」等詞，作為論斷依據（見原判決第31頁第11至21行）。
然前開上訴人係自白：我按月向連玉琴收受賄款約十萬元，迄至82年6 月間為止等語；而證人連玉琴卻指證：我每月致送27.5萬元賄款予上訴人，約送了半年，上訴人即調往木柵分局等言；原判決又依據北市警局的函文等，認定上訴人係於83年4 月10日，由北市警局督察室調任文山第一分局第三組組長（見原判決第29頁第2 至10行）。足見上訴人就其向連玉琴收受賄賂的時間及金額之自白，與對向犯連玉琴之陳述，彼此並不合致，渠等之自白或陳述，似不得相互補強；另上開與連玉琴為行賄共同正犯之周人蔘供述，亦僅能證明：佰利行曾委由連玉琴，處理北市警局督察室第三組的公關費乙情而已。則本件究竟尚有何其他補強證據，足資佐證上訴人確有前揭事實欄所載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犯行？即仍待研求。乃原審未進一步究明，並詳敘所憑之依據，遽行判決，即難昭折服。
2、原判決又認定：上訴人與周人蔘、連玉琴復基於共同行賄之概括犯意聯絡，自83年5 月起，由連玉琴在臺北市○○○路與民生東路口、北市警局文山第一分局附近，按月將10萬元賄款，及寫有周人蔘在中山區所經營各家電玩店店名、地址的紙條，委由上訴人在北市警局督察室辦公室內，交予承接上訴人前揭職責的督察員陳國慶（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通緝中），陳國慶亦違背職務予以收受，縱容周人蔘在中山區所開設各電玩店，繼續違法營業，迄至陳國慶於84年1 月間，調任北市警局文山第二分局組長為止，共收受賄款9 個月，合計90萬元等事實（見原判決第3 頁第13至23行），係以：上訴人於偵查中，自白有前述犯行；核與證人周人蔘、連玉琴供稱：陳國慶於接任中山區審辦督察員職務後，佰利行仍續將賄款，託由上訴人轉交予陳國慶，迄至陳國慶於84年
1 月調離該職務時為止等語，大致相符，為其主要論據（見原判決第37頁第23行至第38頁第21行）。
但原判決是認定上訴人與周人蔘、連玉琴，均係此部分行賄犯行的共同正犯（見原判決第38頁第21、22行，第60頁第18至20行）；另前述上訴人等3 人對陳國慶而言，亦為對向犯的共同正犯。則依首揭說明，上訴人與周人蔘、連玉琴有關交付賄賂予陳國慶之陳述或自白，縱彼此並無齟齬不一，然仍應有其他證據以資補強，俾擔保渠等所述，核與事實相符。則關於上訴人此部分犯行，除上訴人、周人蔘、連玉琴之前揭證言外，尚有如何之補強證據，足使達於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猶值深入探求。
以上諸端，原審未進一步究明，並詳敘所憑之依據，遽行判決，即嫌率斷而難昭折服。
㈡、有罪判決所憑之證據及其理由之說明，須與卷內證據資料相適合，否則即屬證據上之理由矛盾。
原判決理由係依憑卷附楊秋癸（所犯違背職務收賄罪，業經判刑確定）設在臺北銀行（嗣於94年間，與富邦銀行合併為臺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仍稱臺北銀行）營業部帳號000000000000帳戶，及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玉山銀行）營業部帳號0000000000000 帳戶的交易明細資料，記載：於82 年7月6日，有1筆30萬3千元，亦即3個10萬元加上3 千元的款項，存入前揭臺北銀行帳戶內；另前述玉山銀行帳戶於83年4月2日設立時，亦有1筆51萬1千3 百19元款項，存入該帳戶內等情，與楊秋癸於偵查時，所寫內載：我收到上訴人所交付每月10萬元的賄款，於累積數月（可能一至三個月）後，始存入我在玉山銀行或臺北銀行的帳戶內等詞的自白書，互核內容相符，據謂楊秋癸在偵查中所稱：上訴人自82年6月間起至83年4月間止，按月約在「月中」的時候，將裝在牛皮紙袋的賄款約10萬元，放進我的辦公桌抽屜內等語，及前揭自白書所載，應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見原判決第34頁第4 至16行、同頁第27行至第35頁第17行）。
惟稽諸卷內資料，上訴人嗣已否認有接受周人蔘、連玉琴之委託，而向楊秋癸行賄之行為，辯稱：我前揭於偵查中之自白及書寫之自白書，均非出於我的自由意志所為等語；證人楊秋癸隨後在原審中，亦否認有收受上訴人所交付的賄款（見原審重矚上更㈣第9宗第6頁），其在偵查時，復為前開陳述（見原判決第34頁第4至6行）。倘楊秋癸在偵查中之上開證述無訛，則其於82年7月「6日」將30萬3 千元存入前揭臺北銀行帳戶時，上訴人似僅交給其82年6 月份、約10萬元的賄款，楊秋癸此時如何能存入前開30萬餘元之款項（見原審上更㈠字卷第5 宗第218、219頁所附交易明細表）？又依前開玉山銀行交易明細資料顯示，楊秋癸於83年4月2日甫設立前開帳戶時，所存入該帳戶的51萬1千3百19元，似係「轉帳」而來（見原審上更㈠字卷第6 宗第281、282頁）。如若無誤，此情亦與前述自白書所載：我收到上訴人所交付之「賄款」（即現金），於累積數月後，始「存入」我的玉山銀行帳戶內等詞，彼此相齟齬。從而，原判決前開理由之說明，即有與卷內證據資料不相符合之違誤。
㈢、上訴意旨，執以指摘原判決違法，非無理由，因原判決上述之違背法令，影響於事實之確定，本院無可據以自為裁判，應認原判決仍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至原判決說明上訴人不另為無罪諭知（如原判決理由欄參、四所示）部分，基於審判不可分原則，併予發回。
據上論結，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5 月 2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洪 昌 宏
法官 許 錦 印法官 李 釱 任法官 王 國 棟法官 吳 信 銘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中 華 民 國 108 年 5 月 6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