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台上字第1505號上 訴 人 韓家龍
張雅玲共 同選任辯護人 柯期文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 108年5月15日第二審判決（106年度上訴字第1738號；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5年度偵字第1003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原判決事實認定略以：上訴人韓家龍（係韓邱春霞長子）、張雅玲明知韓家龍之母韓邱春霞因罹患中度失智症，致認知、溝通語言功能均有障礙，已無處分不動產能力，竟基於偽造文書、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03 年11月28日，2 人帶同韓邱春霞，到新北市之民間公證人「詹孟龍事務所」，由韓家龍誘使韓邱春霞在授權書（授權韓家龍處分母子同住之新北市○○區○○路○○○○○號房地〈下稱系爭房地〉，下稱甲授權書）之授權人欄位，簽署「邱」，續另於授權書（授權韓家龍辦理系爭房地買賣、移轉相關手續，下稱乙授權書）上，盜蓋其保管之韓邱春霞印章，請求公證，而行使各該偽造私文書；約40分鐘後，韓家龍續在土地、建築物之移轉登記申請書、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上盜蓋韓邱春霞印章，表示韓邱春霞將系爭房地以新臺幣（下同）1000萬元售予張雅玲，並將之提出給地政士洪百合辦妥移轉登記，足以生損害於韓邱春霞及地政機關等情。因而撤銷第一審諭知2人皆無罪之判決，改判論處2人皆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刑（均想像競合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固非無見。
二、原判決無非以證人即韓邱春霞之3 子韓家文、看護余睿芳、陳麗芳之證詞；「亞東醫院」、「臺北榮總」等醫院之病歷、病情覆函；甲、乙授權書及相關辦理產權移轉登記文件為其論據。惟查：
㈠失智症是一種「緩慢進行」且以記憶及判斷力之障礙為基礎
之症候群。其特徵是漸進性認知功能減退，美國精神醫學會於西元2013年出版之《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將失智症更名為重度神經認知症，依其診斷標準：須認知功能（包含整體注意力、執行功能、學習能力、記憶力、語言功能、知覺動作功能或社會人際認知等）至少有一項以上之衰退。高齡者常見的「阿茲海默症」，是以健忘為開始，具代表性的失智症，以慢性、漸進式退化的方式影響腦部，造成記憶力逐漸喪失，思考力及工作能力降低，病情嚴重將影響其他認知功能。學理上阿茲海默症發病經過，分為前期、中期、後期等三個階段：
1.前期：有顯著的近時記憶障礙，對於新體驗的事物及記憶相關資訊均有困難，此時期主要是「時間性」的定向力障礙。
2.中期：除近時記憶障礙外，有關過去自己及社會上訊息之遠期記憶亦有障礙，出現有關「場所」之定向力障礙，病患外出後無法找到路回家，在自己家卻想成是進入別人家；甚至日常生活購物、料理等需要判斷力之事情，也變得困難，以致於穿衣、飲食、排便等極基本生活事務，也有照護之必要；在行動方面，常見好動、徘徊、重覆一樣動作的情形。
3.後期：記憶障礙更為顯著，忘記自己的配偶、父母及兄弟等之姓名，進一步出現有關「人物」之定向力障礙，對現在的家族成員詢問「這是誰？」同時溝通性降低，只有意思不明之發語及動作，最後變成大部分時間都在臥床。
實務上，針對阿茲海默症患者之日常生活與認知功能作整體性評估之「臨床失智症評估量表（Clinical Dementia Rat-
ing. CDR）」，是評估失智症嚴重程度之主要工具之一；該量表以6 大功能項目（記憶力、定向感、解決問題能力、社區活動能力、家居嗜好、自我照料）為評估標準；關於中度失智症患者「解決問題能力」之評估標準為「處理問題時，在分析類似性及差異性時，有嚴重障礙；社會價值之判斷力『已受影響』」。亦即，中度失智症患者，尚非毫無判斷力。
原判決理由欄貳、一、㈡、⒉說明韓邱春霞於102 年1月3日到「亞東醫院」精神科初診，同年「1 月16日由臨床心理師為全套心理衡鑑，…顯示個案聽理解能力可能有退化，根據『案子描述』近二、三年來…常有答非所問…懷疑家人偷拿錢…疑似有幻視、妄想…整體而言，傾向個案可能是阿茲海默失智症…即韓邱春霞於102年1月16日至亞東醫院就診時，即經診斷『罹患失智症』，日常生活功能已『有退化』，且理解執行之認知能力『明顯缺損』」（見原判決第7 頁倒數第13行至第8 頁第11行）；於同上欄⒊則載敘「據臺北榮總函覆稱『㈠患者於103 年曾於本院神經內科及精神科就診，主訴失智症。㈡103年8月至10月於神經內科門診時，家屬表示患者的妄想症狀加重，僅於門診調整藥物。依103 年4月8日接受失智症評估，…診斷為【中度失智】……患者…於10
4 年5月25日，當時之認知能力及溝通能力就臨床觀察與103年8 月至12月於神經科門診就診期間無顯著差異』…被告二人帶同韓邱春霞…辦理授權公證…時，韓邱春霞之認知能力及溝通能力應仍屬『中度失智狀態』。」（見原判決第8 頁第12行至第9頁第2行）。各該醫院雖診斷韓邱春霞罹患阿茲海默症、中度失智，然韓邱春霞之意思能力如何？是否已至完全喪失？尤其針對本件授權相關法律行為時之意思能力有無，攸關上訴人等犯罪成立與否，原判決並未充分論述、說明，遽行認定韓邱春霞完全不解本件公證、授權之意義，尚嫌查證未盡。如有疑義，未嘗不可向各該醫療院所查明，甚或囑託補充鑑定，以明究竟。
㈡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證據，應一律注意
，詳為調查，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職權定其取捨，依自由心證而為判斷，但此項自由判斷職權之運用，仍應受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非可自由任意為之，觀諸刑事訴訟法第2條第1項、第155條第1項規定即明。倘僅將部分證據單獨觀察判斷，尚不合於證據法則。而有罪之判決書，其理由說明與卷內證據不相適合者，即屬證據上理由矛盾，該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又事實審法院對於證據之取捨，依法雖有自由判斷職權，然積極證據不足以證明犯罪事實時，被告之抗辯或反證，縱屬虛偽，仍不能以此資為積極證據應予採信之理由。
原判決雖以證人即韓邱春霞3 子韓家文在偵查中，證稱：我在102 年11月間，發現韓邱春霞有精神方面問題，例如三更半夜叫我起床上學；我先後帶她到「亞東醫院」、「臺北榮總」就醫；到103年8月到11月間，韓邱春霞已經不太懂一般人的溝通，只有「偶爾可以理解」別人講話的意思；跟人聊天，大部分都聽不懂，只有「很少的時間」才「聽得懂」（見他字卷第220 頁）；在第一審時稱：韓邱春霞本來很精明，但後來會在我上班時打電話來叨念，我感受到她精神有問題，也在103 年7月4日，直接拿她的提款卡去領錢（供我自己和母親）花用，（因）當時她已經不會察看存摺；另我在該日前後，帶她到銀行去開保險箱，我自己把系爭房地權狀拿出來，她「以為」只是去看個東西，「叫我小心把櫃子關好」各等語（見第一審訴字卷第138至143頁），乃認自（韓家文於）102 年11月間發現韓邱春霞有異樣後，韓邱春霞之精神狀況係呈現『走下坡』之型態，既未反對韓家文提款，甚至連韓家文「在其面前」（韓家文係謂：沒有經過她的同意，自己把權狀拿出來）拿出不動產權狀，也未察覺，顯然韓邱春霞當時「精神狀況確實不佳」（見原判決第7 頁第11至18行）。然則，即便看似不利上訴人等之韓家文證言，其所述韓邱春霞失智症狀，似乎存在於與人溝通的能力減低而已，症狀表現甚至未達前述學理上失智症「中期」病徵的程度；韓邱春霞既可在韓家文陪伴下去到銀行，還會叮囑關妥保險箱，則似乎仍有事務輕重之判斷、鑑別力。原判決所謂「精神狀況不佳」與「認知能力缺損」兩者間關連性如何？「精神狀況不佳」之人，是否必然不瞭解公證、授權的意義？實有根究明白之必要，否則難謂理由完備。況且證人即韓邱春霞次子韓家麟（替韓邱春霞提起本件告訴者）在第一審時證稱：102年至103年底前，平均每月返家1次，母親「認得我」，我們彼此也「聽得懂」對方講的話，只是比較愛叨念，會偏離主題，有時也是「正常」；104年3月把母親從家裡接出來同住時，「意識狀態OK」（見第一審訴字卷第 123、124、126頁）；證人余睿芳（103 年10月13日至104年1月13日負責照顧韓邱春霞之鐘點居家照護員）證稱：公司（指安養中心）有告知「韓邱春霞有失智症」，但我未曾帶她就醫，我剛去時，感覺她知道我是「外面的人」，她會拉著我的手一直講話，也會自己吃東西，「有時」對話會跳脫、沒有次序，到後期，韓媽媽才有點變（見原審卷㈡第111至122頁）各等語；所證與證人即承辦本件授權公證、買賣過戶之公證人詹孟龍、地政士洪百合所稱，見聞韓邱春霞意識如常乙節（此部分再詳下述），似無不合。倘於此時，韓邱春霞既可自理生活，且意識大都正常，可與他人切題對答，則韓邱春霞是否果已因罹患「中度」失智症，致不解公證及授權書之意義？原判決不採信上揭有利上訴人等之證據，自應充分說明所憑，否則，難昭折服。
㈢證人證述之內容，縱然前後不符或有部分矛盾，事實審法院
自可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調查所得的其他各項證據，為合理的判斷、取捨，非謂其中一有不符，即應全部不予採信。且證人係於體驗事實後之一段期間，始接受警、偵訊，嗣再經過相當時日後，才在審判中作證，礙於人之記憶及表達能力，難期證人於警、偵訊時，就其經歷可以鉅細靡遺陳述，更難於法院審理時，完全複刻先前證述之內容。因之，法院自應綜合比對其證言，定其取捨。
證人詹孟龍在偵查中係稱：公證的確切經過已不記得，只能單就文件來研判，如果韓邱春霞有到場，又親簽「邱」，我認為她意識狀態應該是沒有問題（見他字卷第235 頁）；在第一審時，亦稱：韓邱春霞本人有到場，請她簽個名，「補強一下」，我有核對證件，且（跟她）寒暄幾句，她聽得懂，我不覺得她有失智、阿茲海默；我會觀察授權人的情況，異常就會拒絕；本件我向韓邱春霞確認：是否知道要辦何事？同意房屋要委託授權並辦理所有相關事項？全部同意委託他（指韓家龍）？若同意，就簽名，我忘記她是點頭或說「是」，反正她就是同意才會簽名；因韓邱春霞很不會簽，我們就叫他最簡單的就簽1 個字；我對本件印象相當模糊，對張雅玲也無印象各等語（見第一審訴字卷第108至120頁）。
可見詹孟龍在偵查中之陳述固然簡略，但似乎與審理中所述並無衝突；其在審理中證詞較為詳盡，是否因提問之方式不同所致？尤以詹孟龍係公證人，經手公證業務繁多，偵查中的證詞，似乎係憑甲授權書上所簽「邱」字，當場回想概略案情，迨第一審時，經過仔細回想，甚或查詢其他相關資料，是否絕對背離常情？其果有貪圖千元公證費，明知故犯而違法之動機？原判決逕以詹孟龍在第一審所述係搪塞之詞，且對照韓邱春霞於103 年1月7日，由韓家文帶往戶政事務所申請印鑑證明時，在申請書當事人欄簽署「韓邱春霞」全名相較（按辦理印鑑證明申請人欄位簽名，係依相關法規規定簽署；本件甲授權書上簽署之「邱」，僅在加強，非必要記載），可見韓邱春霞在甲授權書上簽署「邱」時，因「病魔之影響」而「完全不瞭解」其代表意義等語（見原判決第16頁第17行至第17頁第5 行），即摒棄該證言，猶嫌速斷，允宜詳加說明其判斷依據。
又證人洪百合在偵查中，證稱：當天我遲到，到場時，他們已經快公證完畢，第一次見到韓邱春霞，她的「精神狀態、表達能力都還可以」，有看到韓邱春霞在簽字，韓邱春霞有稱讚我很漂亮（見他字卷第188至190頁）；在第一審除同上述外，尚稱：我是代書，韓家龍在簽約前1 星期來找我，說他母親授權他賣房，還稱在網路上看到詹孟龍事務所，我正好認識，就幫他們約公證；當天是韓邱春霞先開口跟我聊，除因她讚美我漂亮，跟她道謝外，其他我忘記了，因我忙著寫合約，他們要我不要耽誤太久（見第一審訴字卷第77至88頁；第105至107頁）各等語。綜觀其證詞全旨，上訴人等與詹孟龍、洪百合在本件授權、簽約前，似非舊識，當天簽約過程如常，洪百合並未察覺韓邱春霞有何異常之處。則原判決逕以檢察官當日最終訊問洪百合，稱：11月28日韓邱春霞在詹孟龍公證處意識狀態是否良好？其答稱：我自己是沒有跟她交談，她有稱讚我很漂亮，其他沒有講到話，所以無法確認她的精神狀態等語，遽認洪百合先前所謂韓邱春霞精神狀態、表達能力還可以之說，係避免自己刑責的敷衍之詞（見原判決第14頁第3至5行）。果爾，洪百合最後改稱：無法確認韓邱春霞精神狀態等語，豈非與其欲避免刑責之目的相違？原判決所為論斷是否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相符？攸關上訴人等是否構成犯罪，自應詳查、慎酌，以昭折服。又本件起訴書稱告訴人係韓邱春霞，原判決則謂由韓邱春霞之法定代理人告訴偵辦，何者為是，案經發回，宜注意併及之。
三、以上，或為上訴意旨所指摘，或屬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原判決上述部分之違背法令，影響於事實之確定，本院無可據以為裁判，應認原判決具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40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0 月 22 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洪 昌 宏
法 官 蔡 彩 貞法 官 吳 淑 惠法 官 邱 忠 義法 官 林 孟 宜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0 月 2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