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台上字第2103號上 訴 人 簡薇玲上列上訴人因誣告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0
9 年8月4日第二審判決（108年度上訴字第459號，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05 年度偵字第383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理 由
一、原審引用第一審判決記載之事實認定：上訴人簡薇玲因其任職之長泓生技有限公司（下稱長泓公司）急需款項，而向告訴人李惠玉借款，並以長泓公司、黃政雄及其姪女簡咨圩等人為發票人之支票作為還款擔保，其後上訴人商得李惠玉同意，以自己名義另簽發如第一審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編號2 、3、5所示之本票用作擔保，向李惠玉換回同編號「換回擔保支票」欄所示之同額支票。惟因上述本票屆期經提示後未獲付款，李惠玉因而持各該本票向法院聲請裁定強制執行獲准，上訴人竟不願履行該本票之債務，雖明知上述「換回擔保支票」欄所示之支票均已經其取回，並未由李惠玉持以提示兌現，李惠玉亦未曾同意返還受償之款項或上訴人簽發之本票，竟委由不知情之成年人偽刻「李惠玉」之印章，並在李惠玉先前書寫而交付予其之民國102年12月份、103年
1 月份擔保支票明細各1紙之背面，分別填載如附表二編號1、2 「偽造內容」欄所載之不實內容，再蓋用上開偽刻之印章印文，而偽造李惠玉表示同意將新臺幣（下同）2,576,50
0 元、3,424,000元之款項及上訴人所簽發之本票共8紙，分別退還予長泓公司及上訴人等不實內容之核算單2 紙（下稱核算單）後，再持向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提出告訴，並虛構李惠玉明知上訴人已經清償相關債務，仍持各該本票向法院聲請本票裁定，要求上訴人再次清償等不實情節，誣指李惠玉涉犯詐欺、侵占罪嫌等事實，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沒收部分之判決，改判諭知相關沒收，並維持第一審關於從一重論處上訴人誣告罪刑（另想像競合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部分之判決，駁回其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固非無見。
二、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卷內被告有利及不利之證據，應一律注意，詳為調查，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以定其取捨，並將取捨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於判決內詳加說明，故證據雖已調查，而尚有其他部分未經調查，仍難遽為被告有利或不利之認定。經查：
㈠本件上訴人始終以上開核算單確經李惠玉蓋用印文等語置辯
，並於原審提出票號X0000000號（A1類印文）、DKA0000000號（A2 類印文）之支票原本2紙，及「李惠玉」名義之撤票單據（送鑑編號1）、有印刷字體之票號單據（送鑑編號2）各1紙，暨上開核算單原本（送鑑編號3）2紙，主張該2紙支票曾交付予李惠玉，由李惠玉蓋用其印文後，委由銀行託收，惟其後撤銷提示取回返還予上訴人，請求鑑定其上「李惠玉」印文，與核算單上「李惠玉」印文是否相同，以及其上銀行印文與「李惠玉」印文蓋用之先後關係。經原審送請鑑定後，結果認「票號X0000000號支票、送鑑編號1至3『李惠玉』印文彼此相同；DKA0000000號支票其上『李惠玉』印文因與『台北富邦商業銀行港都分行有權簽章之職章⑴』印文蓋印重疊，致紋線細部特徵不明，故歉難與其他送鑑文件『李惠玉』印文鑑判異同」、「本件支票2 紙『李惠玉』印文與『台北富邦商業銀行港都分行有權簽章之職章⑴』印文蓋印先後乙節，由於該等印文紋線相交處均未具足資鑑判蓋印先後之特徵，故歉難精確認定」等節，有法務部調查局 109年7 月16日函及所附之文書暨指紋鑑識實驗室鑑定書在卷可查（見原審卷第2 宗第130至138頁）。原判決則略以：上開鑑定結果，並無從證明上訴人主張該等支票係先蓋用「李惠玉」印文，始委由銀行託收，且票號X0000000號之支票背面蓋用「李惠玉」印文達12枚，並有時間、金額等逾20筆之手寫字跡，過度密集，上訴人謂係李惠玉於其上核算雙方債務之結果，仍不合情理，且上訴人另於109 年4月8日具狀聲請法官迴避，所附文書上亦蓋有「李惠玉」印文、指印（見原審聲字第500號卷第9至21頁），此經李惠玉當庭否認為其所用印，可見上訴人常有交付或提出為李惠玉否認用印之文書，乃無從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等詞（見原判決第4、5頁）。
㈡惟核之卷內資料，李惠玉已坦稱：伊確曾提示上開X0000000
號、DKA0000000號之2 紙支票，其背面所載「李芸羚」（即李惠玉之姐）、「0000000000」（李惠玉之行動電話）等字樣是伊所寫，因未獲兌現，而同意上訴人撤銷提示，由上訴人另立票據換回等語（見原審卷第2 宗第126、127頁之電話查詢紀錄單），則上訴人所提出上載有「 00000票號 00000
000 000.7.7李惠玉撤票」字樣，並蓋用「李惠玉」印文之撤票單據（即前揭送鑑編號1 ，影本見原審卷第2宗第136頁），是否非李惠玉所書立？仍非無疑；再票號X0000000號支票影本背面之「李惠玉」印文（見原審卷第2宗第104頁正、背面），既與上開撤票單據及核算單上之「李惠玉」印文相符，雖無法鑑別該支票背面上「李惠玉」印文及與之重疊「台北富邦商業銀行港都分行有權簽章之職章⑴」印文，何者先行蓋用，惟上訴人業另於109年6月10日具狀提出票號00000000、DKA0000000、DKA0000000號，背面均有「李惠玉」印文之支票影本3紙請求鑑定（見原審卷第2宗第111至121-2頁），其中票號X0000000號之支票部分，其背面僅有「李惠玉」印文1 枚及與之重疊的銀行印文，別無其他提示者之姓名（見同上卷第121-2 頁），似可見該「李惠玉」印文並非於支票委由銀行託收時已經蓋用，否則銀行如何受理託收？如果無誤，則該X0000000號之支票，是否確為李惠玉所提示？其上「李惠玉」印文是否與核算單上「李惠玉」印文相符？何以並無進一步調查之必要，原判決未予說明，已嫌理由欠備。
㈢此外，上訴人曾於109 年4月8日具狀聲請法官迴避，所附文
書上蓋有之「李惠玉」印文、指印（影本見原審卷第2 宗第
19、20頁），雖李惠玉否認為真正，原判決並以此認定上訴人確有擅用「李惠玉」名義製作文書之慣行，惟該指印是否確為李惠玉本人所蓋用，仍非不能實施鑑定，以資佐證上訴人所提出之核算單，是否同為其所偽造？實情為何？仍值研求。
㈣以上諸端，攸關事實之認定及法律之適用，自應詳予究明。
原審就此未進一步調查、釐清，並為必要之說明，遽行判決，尚嫌速斷，而難昭折服。
三、上訴人上訴意旨執以指摘原判決違法，非無理由，且原判決事實之認定，既尚欠明確，本院無從為其法律適用是否適當之判斷，應認原判決有撤銷發回原審法院更為審判的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0 年 3 月 10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吳 信 銘
法 官 何 菁 莪法 官 梁 宏 哲法 官 林 英 志法 官 蔡 廣 昇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中 華 民 國 110 年 3 月 16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