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114年度台上字第3234號上 訴 人 江瓊麟選任辯護人 李門騫律師
曾怡箏律師上 訴 人 温瓏選任辯護人 吳建勛律師
梁宗憲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國家安全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4年3月27日第一審判決（113年度國訴字第4號，起訴案號：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113年度偵字第5、1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温瓏、江瓊麟各有其事實欄二之㈠、㈡及二之㈢所載犯行明確，分別論處温瓏共同犯修正前國家安全法第5條之1第1項之意圖危害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公務機構發展組織罪刑；江瓊麟犯同法第5條之1第2項、第1項之意圖危害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公務機構發展組織未遂罪刑，已依調查證據之結果，載述憑以認定之心證理由。所為論斷，俱有卷證資料可以覆核。
三、證據之評價，亦即證據之取捨及其證明力如何，係由事實審法院依其調查證據所得心證，本其確信裁量判斷，倘不違反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難僅憑自己主觀，遽指違法，而資為上訴第三審的適法理由。
原判決認定温瓏有前述為大陸地區公務機構發展組織之犯行，係依憑温瓏認罪之自白，及同案被告朱新瑜（業經判刑確定）、朴○龍、劉○伶、張○林、張○岡等人之證述，暨卷附數位鑑識WeChat對話摘錄，行動電話訊息對話摘錄、LINE對話摘錄、微信對話紀錄、入出境紀錄、通訊監察譯文及通訊監察作業報告表等相關證據資料，交互參照，已載敘温瓏之自白與事實相符，足資採憑之旨。復說明：修正前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規定之「發展組織」行為，係包含為外國或大陸地區行政、軍事、黨務或其他公務機構或其設立、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提供機會，提供該機關、機構或團體之人員接觸、拉攏、吸收新的對象，以期該新對象能夠同意該組織之設立目的。所稱「發展組織」，指組織中之成員為該組織之成立目的，對外接觸、招攬、吸收新的成員，以擴大組織中可用人力資源而言，不以有刺探公務秘密等行為為其前提要件。則温瓏知悉林華強、張嘉逸等人（下稱林華強等人）分係任職於大陸地區珠海市委員會臺港澳工作辦公室（下稱珠海臺辦）、國安單位等政府官員，對臺負有情蒐任務，且軍職人員攸關國家安全維護及社會安定，軍人身分敏感並為中國共產黨（下稱中共）積極吸收之對象，猶於張嘉逸要求其等帶現、退役軍人與林華強等人有接觸、拉攏及吸收之機會，引介朱新瑜、再與朱新瑜共同引介江瓊麟、朴○龍，已擴大林華強等人之組織中可用人力資源，並壯大、增進該組織對臺工作之行為，對於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定具有一定之危害，自屬為大陸地區公務機構發展組織之旨（見原判決第18頁），所為論斷，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均無不合，亦無理由欠備之違法情形。温瓏上訴意旨竟翻異前詞，略稱其係因林華強、張嘉逸等人協助辦理商貿事宜後，央求一同餐敘，始私下邀約朱新瑜、江瓊麟、朴○龍等人與之會晤，僅係被動配合，亦係經貿往來所必須，所獲落地招待亦非不法利益，難謂有認同其組織目的之情形，更無積極之惡意，且修正前國家安全法第2條之1規定之「發展組織」行為，應以妨害公務上秘密為要件云云，核係於本院法律審始為事實上之爭辯，更無視於原判決已為之論敘說明，任意指摘為違法，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原判決認定江瓊麟有前述為大陸地區公務機構發展組織未遂之犯行，已綜合江瓊麟坦承知悉林華強等人均為中共人士，曾與朱新瑜、温瓏及朴○龍等人參加珠海航空展，並共同投資溫拿農業科技開發（珠海）有限公司（下稱溫拿公司），嗣與時任空軍松山基地指揮部副指揮官張○華聯繫、見面、合照之供述，及朱新瑜、温瓏、朴○龍、張○華（下稱朱新瑜等4人）之證述，並參酌卷附數位鑑識WeChat對話摘錄、行動電話訊息對話摘錄、LINE對話摘錄、微信對話紀錄、入出境紀錄、通訊監察譯文、通訊監察作業報告表及珠海臺辦林華強名片等相關證據資料，說明本於調查所得心證，定其取捨而為事實判斷之理由。並對江瓊麟及其辯護人爭執朱新瑜等4人於調查中所為陳述（下稱調詢）之證據能力，敘明係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規定，審酌朱新瑜等4人於接受調詢時之外部情狀，其筆錄記載條理清楚，並無外力干擾，且製作調查筆錄時距離案發時間較為接近，其記憶自較深刻清晰，江瓊麟復未在旁，應無心詳予考量其陳述所生之利害關係，較無串謀而故為虛偽陳述之可能性，認其等於調詢之陳述，於客觀上具有較法院審判陳述為可信之特別情況，亦無從再從同一供述者取得與先前相同之陳述內容，復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均有證據能力之旨（原判決第5頁），於法並無違誤。復對江瓊麟否認犯行，辯稱：當時係邀張○華加入中華統一促進黨（下稱統促黨），並未與張嘉逸接觸，且若有為中共吸收張○華之意，豈有未主動回報進度之理，而其事後仍與張○華維持良好互動，顯未作何違心之事云云，認不足採憑，予以指駁：江瓊麟於調詢中已一度自白係因大陸統戰部門希望伊接觸現、退役軍人，帶至大陸或第三地旅遊，伊為求日後赴大陸可獲招待，且投資順利獲得支持，乃主動接觸張○華，詢問其要不要升官、去第三地旅遊與中共見面，為張○華回絕等情，核與朱新瑜、朴○龍之證詞一致，並與通訊監察譯文所示對話內容相符。而張○華已明確證稱江瓊麟並無邀其加入統促黨，軍人不能加入政黨，所以沒有細究其背後勢力等語，因統促黨之宗旨與大陸地區主張兩岸統一相同，江瓊麟於吸收張○華時，係以隱晦方式表達，致張○華產生危安意識，未理解其真意，亦屬可能，不足為江瓊麟有利之認定。且江瓊麟欲吸收張○華之事既未成功，復因未受有報酬而無報告義務，亦無從以其事後未回報，即謂並無對張○華發展組織之意，張○華縱然礙於情誼，事後仍與江瓊麟維持一定互動，亦不違常（見原判決第11、12頁）。又江瓊麟已自承係希望所經營之溫拿公司可以順利經營、獲利，而答應林華強等人，自有犯罪動機，縱溫拿公司嗣後經營慘澹，並未獲利，亦難認案發時並無獲取利益之動機等旨（見原判決第15頁）。所為論斷，要屬原審採證認事之適法職權行使，並無認定事實不依證據及判決不載理由、矛盾之違法。江瓊麟上訴意旨仍持相同說詞，略稱：原判決僅因朱新瑜等4人於原審為有利被告之證述，即認渠等之調詢陳述有證據能力，而有違誤；原判決亦未舉出具體證據，證明林華強等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且有黨政身份；而江瓊麟並未遭温瓏、朱新瑜吸收，僅係受其等邀請赴大陸投資，實際上確有出資溫拿公司，更因疫情慘賠，無所謂利誘情事，指摘原判決所為認定係屬臆測；復張○華亦未明確證述江瓊麟有招攬其加入大陸地區組織，其通訊監察譯文內容僅為噓寒問暖，所為尚未使張○華形成有無同意該組織目的之決意，自未達於犯罪著手要件云云，核以自我之說詞，就原判決已詳加論敘說明之事項，再為事實上之爭辯，漫詞指摘原判決違法，並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
四、刑之量定，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如於量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之內予以裁量，又未濫用其職權，即不得遽指為違法。而同案被告之共同正犯，倘法院已各依其犯罪情狀不同，分別量刑，更不得任意比附指摘量刑為不當。
原判決業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分別審酌温瓏、江瓊麟均有各自軍方背景及人脈，及曾接受一定程度之國安訓練，江瓊麟更係深受國家栽培及照顧，竟為了在大陸地區經商之利益，轉而聽從大陸地區國安單位人員指示，為中共吸收現、退役軍人而為發展組織，助長大陸地區對我國實施情蒐及滲透之任務，進而得以透過各式擾亂手段而破壞我國國家安全及社會既有、互信之平穩安寧，加深彼此對立、降低我方士氣，所為自應予非難，並考量温瓏終知坦承犯行，而江瓊麟始終否認之犯後態度，其等雖獲有免費招待食宿等利益，然溫拿公司因受疫情影響而經營慘澹，亦無獲利可言。復參酌其等發展組織之階層關係、個別或共同發展組織所吸收找尋對象之次數、數量及手段，而江瓊麟甚至進入營區著手引介現役軍人，與其等之前科素行、自承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而為量刑（見原判決第20、21頁），既在法定刑的範圍內，又無濫用自由裁量權限的情形，核無違反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等情形存在，並無違法可言。温瓏上訴意旨仍稱原判決未考量其已自白，且案發當時兩岸關係不同於現在，指摘其量刑失衡；江瓊麟上訴意旨亦稱其僅吸收1人未遂，犯罪情節較輕，原判決竟因其否認犯行而量處較重之刑，有違比例、平等及罪刑相當原則云云，核均屬無視原判決所為之審酌說明，仍以主觀之說詞，並就原審刑罰裁量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違法，均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綜合前旨及其餘上訴意旨，均非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究有如何違背法令之情形，無非就原審採證認事及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暨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任意指摘，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說明，本件温瓏、江瓊麟之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俱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8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林英志
法 官 陳德民法 官 許泰誠法 官 朱瑞娟法 官 蔡廣昇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盧翊筑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2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