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115年度台上字第2601號上 訴 人 宋○達 （人別及住居所資料詳卷）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5年2月4日第二審判決（114年度侵上訴字第76號，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582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審經審理結果，認為上訴人宋○達犯行明確，因而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罪刑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併引用第一審判決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詳述調查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
二、採證認事，係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其對證據證明力所為之判斷，如未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認定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而證人之陳述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究竟何者為可採，法院仍得本其自由心證予以斟酌，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應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若其基本事實之陳述，與真實性無礙時，仍非不得予以採信。又被害人之指述，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必須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然補強證據之補強範圍，並不以犯罪事實之全部為必要，只要其中重要部分經過補強，而足以擔保被害人指述之真實性，且補強證據與被害人之指述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即為已足。被害人以外之人聞自被害人在審判外陳述之轉述，性質上為傳聞供述，仍祇是被害人指述之重複或累積，屬重複性之累積證據，固不能作為補強證據，此於性侵害犯罪之情形，亦無不同；然證人所述內容如係供為證明被害人之心理狀態、認知或所造成之影響者，乃證人之親身體驗，屬於獨立於被害人陳述之情況證據，如與待證之指述具有關聯性，自可資為補強證據。又「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係患者暴露於創傷事件後，所產生包含侵入性症狀、畏避性症狀、認知和情緒上的負面改變、警醒性症狀在內，一連串生理與心理的過度反應。自西元1980年出版之美國精神醫學會「精神疾病診斷及統計手冊」第3版（DSM-Ⅲ）以來，即被歸為精神疾病之一種，且依據美國精神醫學會「精神疾病診斷及統計手冊」第5版（DSM-Ⅴ）之規定，需由精神醫師等受過心理衡鑑等專業訓練之臨床專家，透過親自與患者面談，觀察其情緒、反應與行為以進行診斷，患者必須符合一定數量之症狀（即前述侵入性症狀、畏避性症狀、認知和情緒上的負面改變、警醒性症狀），始可確診為PTSD。誠然，精神醫師診斷PTSD之依據，多來自於與患者之面談，且其主要目的係為了治療患者，而非判斷創傷事件之成因，精神醫師既欠缺調查權能、也不會動輒質疑患者陳述之真實性與正確性，然DSM-Ⅴ既規定醫師除依據患者陳述外，尚須斟酌其他外顯症狀、身體反應及其他可觀察到的現象，以綜合判斷是否符合前述DSM-Ⅴ之確診標準，自非僅憑患者之自我報告、片面陳述，逕為判斷。患者倘經上述正當程序確診為PTSD後，即可確認創傷事件之存在，若經精神醫師進一步綜合斟酌所有可能引發PTSD之創傷事件，控制或排除其餘可能引發PTSD之混淆變項（其他可能引發PTSD的事件）後，認定本案性侵害犯行與PTSD間具有關聯性，不論本案犯行是否為PTSD之唯一創傷來源，自亦可資為被害人指述之一種補強證據。倘被害人指述已有其他證據可資補強，且斟酌：⑴被害人指述之內容是否具體詳細、就重要部分之前後陳述是否一致；⑵被害人有無構陷被告而為虛偽陳述之動機；⑶被害人指述之被害情節是否有不合理、不自然而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之處；⑷被害人指述之態度是否模糊曖昧等情，以判斷性侵害犯罪之被害人指述之證明力高低，並與補強證據之證明力綜合觀察，倘已達於超越合理懷疑之程度，事實審法院並已敘明所以達於確信心證之理由，自無違法可指。
三、本件原判決（包含所引用之第一審判決）主要係依憑上訴人所為不利於己之供述，佐以證人即告訴人A女、證人A生、B男（人別資料均詳卷）之證詞，再參酌高雄市立凱旋醫院（下稱凱旋醫院）精神鑑定書等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之推理作用，認定上訴人確有第一審判決事實欄所載之本案犯行，並說明上訴人所辯：並無對告訴人為本案犯行，告訴人指控之強制猥褻地點係公開場合，顯與常情不符，凱旋醫院精神鑑定書不能用於推斷告訴人有遭上訴人強制猥褻云云，如何不可採信；告訴人證稱有將本案被害經過告知丙生、丁生（人別資料均詳卷）、A生，並一起向證人即校長趙○文（人別資料詳卷）反映一節，雖與證人A生、丙生、丁生、趙○文證述內容不符，另告訴人就其有無反抗、遭猥褻之時間，前後所述雖略有不一，如何不足以影響告訴人指述之憑信性；證人A生就有無親眼看見上訴人環抱告訴人一節，前後所述雖有不一，然如何應認A生於第一審審理時之證言較為可信等旨，係合乎推理之邏輯規則，尚非原審主觀之臆測，核與證據法則不相違背，難認有何採證及理由不備之違法情事。又觀諸卷附凱旋醫院精神鑑定書（見一審卷二第67至109頁），該精神鑑定係由該院精神科醫療專業人員執行，所據以鑑定之資料，除與告訴人面談外，尚參酌告訴人之就診紀錄、告訴人就讀國小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報告書，並對告訴人進行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4版（WAIS-IV）智力測驗、米蘭臨床多軸量表（MCMI-III）、中文版戴氏創傷量表、心理創傷評估量表及羅夏克墨跡測驗（Rorschach inkblot Test）以完成臨床心理衡鑑，據以認定告訴人具有侵入性症狀、逃避行為、認知和情緒的負面改變、警醒性及反應性變化等症狀而確診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及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C-PTSD），就告訴人自述之創傷經驗（如⑴父母離異而由祖父母照顧，但祖父母之教養方式令告訴人感到不被關愛、信任並承擔更多責任，⑵兄長及繼祖父之家內亂倫、性騷擾，⑶同儕性侵，⑷自認為精神寄託之父親燒炭自殺，⑸本案被害經過等），經斟酌後，推測告訴人有因本案而具創傷後壓力症之相關症狀；且經原審函詢凱旋醫院，該院亦明確覆稱「醫師之診斷建立於病人陳述與臨床表現一致的情況」、「鑑定報告中所述C-PTSD，係根據受鑑定人自述內容與症狀間之臨床一致性作出判斷」（見原審卷第166頁）；至凱旋醫院上開回函固另稱「精神症狀本身並不能直接證明創傷事件在客觀上確實存在」、「此診斷反映其心理反應模式，而非事件客觀真偽之證據」、「受鑑定人陳述曾遭不同加害者多次性侵或性騷，顯示其創傷經驗可能為多重事件的累積結果」、「受鑑定人症狀之形成推估為多重童年期創傷經驗的累積效應，無法以醫學方式歸因為單一事件」、「精神醫學上難以精確區分哪一事件為單一或主要致病原因。各事件可能交互影響，共同形成複雜創傷症候群。因此，無法認定其C-PTSD僅由特定事件（如被告摸個案胸部）引起，亦無法排除其他所述事件的致病可能」等語（見原審卷第166至167頁），惟細繹前開精神鑑定書與函文，既認告訴人罹患之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與本案間具有關連性，縱然本案並非唯一造成告訴人罹患PTSD或C-PTSD之成因，依前開說明，亦無礙於上開精神鑑定書得資為告訴人指述之補強證據。上訴意旨無視前開證據資料，空言凱旋醫院精神鑑定書僅依告訴人單次會談之主觀敘事，而無參考任何外部客觀事實；並以凱旋醫院前開函文認前開精神鑑定無法認定本案真偽，告訴人祖父母之教養方式、兄長及繼祖父之性侵及性騷擾亦為告訴人罹患PTSD之可能成因，本案並非唯一原因，率謂凱旋醫院認告訴人罹患之PTSD可歸因於本案云云，顯與前開證據資料不符。上訴意旨另執陳詞，以㈠告訴人所指上訴人為本案犯行之地點、時間均違反經驗法則，另㈡證人A生證言前後不一，且僅證稱上訴人有撫摸告訴人背部、並未證述有撫摸告訴人胸部，亦不記得上訴人有抱其他女生，㈢B男係聽聞告訴人轉述，乃告訴人指述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且僅證稱有身體上的接觸，並未明確指稱係上訴人所為，亦與告訴人所述地點有異，㈣丙生、丁生所述情節與告訴人所述有異，均無從資為告訴人指述之補強證據云云，指摘原判決違法，無視原判決所引用之第一審判決業已說明A生前後所述雖有不一，然如何應認A生於第一審審理時之證言較為可信，且已說明係援引B男證詞證明告訴人將本案告知家人之事後處理方式，而非用以證明案發經過，況原判決亦未引用丙生、丁生之證詞資為告訴人指述之補強證據；另告訴人指述上訴人為本案犯行之時間、地點為下課時間之教室右後方導師辦公桌，雖屬公開場合，然衡諸上訴人與告訴人為師生關係，及告訴人之年齡等客觀情境，原判決所為事實認定，亦難認有何明顯違背經驗法則之處；A生雖未明確證稱上訴人有撫摸告訴人胸部之行為，然所述有見到上訴人環抱告訴人、撫摸告訴人之背，及告訴人向其陳述被害經過時之心理狀態、認知或所造成之影響部分，依前開說明，仍足資為本件之補強證據，原判決據以論罪科刑，即無違法可指。上訴意旨對原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合法行使，徒憑前詞，任意指摘，自均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四、其餘上訴意旨均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徒就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暨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枝節問題，漫事爭論，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說明，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程式，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7 月 23 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徐昌錦
法 官 林海祥法 官 江翠萍法 官 黃紹紘法 官 張永宏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邱鈺婷中 華 民 國 115 年 7 月 27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