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115年度台上字第3353號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官王清杰被 告 王朋紳選任辯護人 陳朱貴律師
林秀夫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有價證券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5年4月23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14年度上更二字第44號，起訴案號：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緝字第383、384、385、38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原判決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
二、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王朋紳明知尚未辦理完成陞和營造工程有限公司（下稱陞和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前，公司負責人仍為告訴人廖東隆，基於偽造有價證券之犯意，未經告訴人同意，偽以陞和公司名義簽發如起訴書附表所示支票4張（下稱本案支票），分別交付孫翊原、李珮溱行使，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01條第1項之偽造有價證券罪嫌（被訴偽造署押部分，經第一審不另為無罪諭知，未據檢察官上訴而告確定，非屬本院審理範圍）。惟經審理結果，則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因而撤銷第一審科刑之判決，改判諭知此部分無罪，已載敘其取捨論斷所憑之依據及理由甚詳，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
三、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原判決無其他積極證據佐證，僅憑告訴人交付印章及空白支票之客觀事實，逕行認定告訴人「自始即有概括授權」被告簽發本案支票，與告訴人所言不符，推論違反一般社會常理、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㈡依卷附被告與告訴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顯示，告訴人於民國110年1月28日發現支票遭簽發後，即傳送「你真狠」、「不要這樣對我」等訊息；翌（29）日更傳送刑法第201條偽造有價證券罪之法條資訊，警告被告「一罪一罰」、「今天沒拿到就去告你偽造文書及詐欺」等語，原判決認告訴人行為足使被告誤認有簽發支票之概括授權，與卷內證據不符，推論有瑕疵；㈢告訴人未明瞭被告辦理變更登記之進度，突然接獲證人孫翊原電話詢問，誤認陞和公司變更登記已完成，才有孫翊原第一審證詞之相關對話，難認告訴人有對孫翊原證實有概括授權被告簽發支票之權利，原判決論斷缺乏堅實佐證，且調查未盡。
四、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而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茍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而據為提起第三審上訴之合法理由。告訴人因其立場與被告相反，故其陳述之證明力顯較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縱其陳述並無瑕疵，且前後一致，亦不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唯一證據，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
原判決依憑調查證據之結果，認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偽造有價證券犯行，已逐一載明或依卷證：被告固不否認有以告訴人交付之陞和公司大小章（均為方形印章）簽發所示本案支票，然始終否認有被訴偽造有價證券犯行，辯稱信任告訴人同意其以陞和公司名義簽發支票，無偽造有價證券之主觀犯意等語。惟查，被告雖持告訴人交付之陞和公司大小章及空白支票，簽發本案支票予孫翊原，而與告訴人支票存款帳戶原留（圓形）印鑑小章不同，綜觀告訴人、證人孫翊原於偵審之部分證言、陞和公司變更登記資料、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口分行（下稱華南銀行港口分行）函檢附支票存款帳戶印鑑卡及函覆公司負責人變更申請支票簿使用所需工作天數等資料，據以說明告訴人確有同意將陞和公司經營權轉讓給被告，由被告辦理負責人變更登記為其指定之人，並交付陞和公司大小章及空白支票，再申領空白支票交予被告，沒有明確要求被告從何時開始才能開立陞和公司支票，且未告知交付之方形小章非支票存款帳戶之印鑑章，被告於110年1月22日已申請變更陞和公司負責人事宜，依此客觀情況，可認被告誤認告訴人有概括授權可使用本案支票之意思，告訴人刻意未告知「廖東隆」方形小章非支票存款帳戶真正印章，屬告訴人心中意思保留，被告無從知悉，復參酌上揭華南銀行港口分行函覆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後，銀行僅需2天至1週時間查核，即可申請支票簿使用，被告亦否認有告知告訴人公司負責人變更後約半年才能申領支票之事，及告訴人有經營公司及開立支票之經驗，亦有查詢管道，告訴人指稱與銀行實務常情不合，亦悖於告訴人之工作、生活經驗，自難憑採，主觀上難認被告有何偽造支票之故意，所為不該當偽造有價證券要件等情之理由綦詳，另本於證據取捨之職權行使，對於被告與告訴人間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內容，以被告已立即與告訴人語音通話2次，且該對話紀錄為本案支票簽發後之雙方爭執，亦無從據以反推被告有偽造本案支票之故意，不足為被告不利認定，併於理由內論述明白，核其論斷說明，概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合法行使，從形式上觀察，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俱屬無違，無檢察官所指悖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理由矛盾之違法。又原判決就孫翊原於第一審改證稱被告交付本案支票時，其經詢問告訴人，告訴人表示支票可以收等有利於被告之供述，已記明是否與事實相符，誠屬可疑，無從採為被告有利之證據，依調查所得敘明其取捨判斷之理由，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告訴人突接獲孫翊原電話詢問，因誤認陞和公司變更登記已完成，而為上開回答，其意並非對孫翊原證實有概括授權予被告等語，或係誤會原判決意旨，且顯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執為指摘之適法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原判決就檢察官所提卷內證據，逐一剖析，參互審酌，仍無從獲得被告有被訴偽造有價證券犯行而為有罪之心證，已記明認定之理由，因而為被告有利之認定，於法洵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猶執告訴人之證詞、告訴人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足證被告確有偽造本案支票，原判決所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採證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等前情，指摘原判決違法，核其所述，無非係就原審取捨證據與判斷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行使，以自己說詞或持為不同之評價，指為違法，且重為事實之爭執，難謂已符合首揭法定上訴要件，應認其之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0 月 14 日
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段景榕
法 官 宋松璟法 官 黃紹紘法 官 黎惠萍法 官 汪梅芬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簡曉君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0 月 2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