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民事判決114年度台上字第488號上 訴 人 甲
乙丙丁戊己庚（真實姓名、住所均詳對照表）共 同訴訟代理人 劉 妍 孝律師
張 庭 禎律師薛 西 全律師被 上訴 人 A01法定代理人 A02被 上訴 人 A03
A04劉 秉 郎劉張阿桃蘇 建 和蘇 建 文黃 月 女蘇 建 忠上九人共同訴訟代理人 陳 鵬 光律師
黃 新 為律師黃 明 展律師羅 婉 婷律師郭 皓 仁律師王 俞 堯律師任 君 逸律師林 煜 騰律師周 宇 修律師李 明 洳律師喬 政 翔律師被 上訴 人 A05
A06王 文 忠
唐 廖 秀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31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更審判決（109年度重上更一字第15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訴外人王文孝（民國81年1月11日執行死刑完畢）與被上訴人蘇建和、劉秉郎、A03（下稱蘇建和等3人）、王文忠（下合稱王文孝等5人），於80年3月24日凌晨3時許，共謀至訴外人壬、癸位在○○市○○區○○街○巷○弄○號○樓住宅（下稱系爭住宅）行竊，由王文忠負責門外把風，王文孝及蘇建和等3人侵入該住宅潛入臥房時，壬、癸驚醒，遂變更竊盜為搶劫，王文孝、蘇建和分持菜刀、開山刀押住壬，劉秉郎、A03分持水果刀、伸縮式警棍壓制癸，致壬、癸不能抗拒後，復恐遭事後追究，遂共同基於殺人犯意將之砍殺，並輪姦癸，王文忠明知其等行為仍在外把風，均應負共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王文忠、蘇建和等3人於行為時均為限制行為能力人，王文忠之母即被上訴人唐廖秀（2人下稱王文忠等2人）、蘇建和之父蘇春長（於訴訟程序進行中死亡，承受訴訟人為蘇建和、被上訴人黃月女、蘇建忠、蘇建文，下稱蘇建文等4人）、劉秉郎之母即被上訴人劉張阿桃（2人下稱劉秉郎等2人）、A03之父、母即被上訴人甲○○（於訴訟程序進行中死亡，承受訴訟人為被上訴人A06、A05、A01，下稱A06等3人）、A04（3人下稱A03等3人），應分別與王文忠、蘇建和、劉秉郎、A03負連帶賠償責任，並與王文忠及蘇建和等3人所負連帶賠償責任為不真正連帶給付關係。上訴人甲、乙為壬、癸之子女，第一審共同原告辛為壬之母，於100年間死亡，由繼承人及再轉繼承人即上訴人丙以次5人及甲、乙繼承其權利並承受訴訟，因壬、癸死亡受有如原判決附表所示損害等情。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2條、第194條、第195條及第187條規定，求為命㈠王文忠、蘇建和等3人就第一審判決王文孝之繼承人唐廖秀給付甲新臺幣（下同）270萬7,124元、乙274萬9,477元、上訴人全體285萬9,466元各本息確定部分為連帶給付；王文忠、蘇建和等3人連帶給付甲77萬4,993元、乙79萬1,463元、上訴人全體66萬2,948元各本息；㈡A06等3人於繼承甲○○遺產範圍內與A03、A04連帶給付甲348萬2,117元、乙354萬0,940元、上訴人全體352萬2,414元各本息；㈢王文忠等2人、劉秉郎等2人、蘇建文等4人各組人員就㈡所示各本息為連帶給付；㈣被上訴人就給付㈡所示各本息有不真正連帶關係之判決（未繫屬本院者，不另贅述）。
二、蘇建文等4人、劉秉郎等2人、A03等3人則以：蘇建和等3人並無與王文孝共同殺害壬、癸，亦未輪姦癸，且不在現場；蘇建和等3人因遭刑求，始在被訴懲治盜匪案件（下稱系爭刑案）偵查中承認與王文孝共同殺人，上訴人所提證物無從認定蘇建和等3人有殺害壬、癸之行為，伊等毋庸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上訴人請求之慰撫金及殯葬費均偏高非屬必要。王文忠、唐廖秀以：王文忠就壬、癸遭殺害未為侵權行為，倘依上訴人所言，王文忠僅有把風行為，毋庸就壬、癸之死亡負損害賠償責任，唐廖秀亦不負法定代理人責任；上訴人請求金額過高，伊無力賠償各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上開部分，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無非以：
㈠壬、癸為夫妻，於80年3月24日遭殺害死亡，甲、乙為壬、癸
之子女；辛為壬之母，於000年00月00日死亡，其繼承人及再轉繼承人為甲、乙及丙以次5人；王文孝係王文忠之兄，其母均為唐廖秀，王文孝於81年1月11日經海軍陸戰隊第99師司令部（下稱軍方）執行死刑完畢等情，為上訴人、劉秉郎等2人、蘇建文等4人、A03、A04所不爭執。㈡王文孝於80年8月14日迭經軍事檢察官、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士
林分院檢察署（現更名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檢）檢察官訊問，皆供稱僅其一人為上開殺人犯行；然同年月15日警詢時改稱尚有共犯，且自同日起至同年月26日止之警詢、偵訊，對於共謀階段、何人提議犯案、凶器何來、蘇建和等3人係攜帶何凶器侵入系爭住宅、事後如何分配犯罪所得等節之供述明顯不同，又承認所述歷次情節為真，卻未說明何以相異之理由，且其供述經與蘇建和等3人、王文忠於士檢偵訊時之供述情節核對，其等間就凶器種類、來源及各人持用之凶器為何、取得之贓物為何及分配情形、事後如何處理凶器等重要犯罪情節，迥然相異，蘇建和更表明其供述之案情係參照他人筆錄所為，應認該供述非實。則縱無證據可證明王文孝等5人係遭刑求而為上開不利於己之供述，惟其等所述既有上開不合之處，且與後述客觀事實不符，即無可取。此外，王文孝於80年8月19日士檢偵訊時，承認強姦癸，同日軍事檢察官訊問時則予否認，同年月26日士檢偵訊時又改稱因害怕而否認強姦，認與案情無影響，無隱瞞必要等語；參以王文孝於同年月14日下午帶同警方至系爭住宅頂樓水塔下起出灰色女用小皮包（內有硬幣百餘元）與鑰匙1串，雖於同年月15日供稱該皮包與鑰匙係其作案竊得之贓物等語，惟該皮包實係其於同年2月間所竊，警方並未將該皮包列為本件命案之贓證物。可見王文孝自為警尋獲後，心理承受相當壓力，雖配合檢警辦案，坦承犯罪，惟就其有無強姦
癸、是否竊得該皮包與鑰匙等節，尚與客觀事實不符，且其前後供述不一，復無客觀事證足證蘇建和等3人強姦癸，自難徒憑王文孝自白具任意性，遽採為不利於蘇建和等3人、王文忠之認定。
㈢法務部法醫研究所鑑定書（下稱系爭鑑定書）所採鑑定方法
，係持用不同刀具砍在豬顱骨上，以骸骨刀痕角度，比對壬、癸身上之刀痕角度，推斷殺害壬、癸之凶器至少為菜刀、開山刀及水果刀類3種。然此鑑定方法與該所發表西元2011年論文（下稱系爭論文）使用之實驗方法不同，復為證人石台平、吳木榮（均曾為法醫師）、李俊億（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法醫研究所教授）所質疑，且吳木榮、李俊億均認菜刀可造成癸身上之砍切傷痕，參以王文孝於最初2次偵訊時已供述其係持菜刀犯案等情，則系爭鑑定書認凶器尚包含開山刀及水果刀為不可採，難認王文孝供述蘇建和、劉秉郎分持開山刀、水果刀砍殺壬、癸云云為真。㈣A03、劉秉郎雖於80年8月16日偵訊時均供稱於強姦癸後
，有為癸換穿衣服等語，惟與王文孝屢供稱不知更換衣物一節不符，且稽諸系爭鑑定書鑑定結果第三點記載，堪認癸之上衣未經更換；參以證人劉象縉（負責相驗之法醫師）於系爭刑案原法院89年度再字第4號（下稱第4號）審理中之證言，足見無客觀證據證明蘇建和等3人強姦癸。又系爭刑案扣案之證物菜刀，因軍事審判機關保管疏失，致下落不明，嗣雖尋獲菜刀1把，然無法確認為同一，且法務部調查局表示無法鑑定，無從證明蘇建和等3人任1人持用該菜刀殺害壬、癸。至扣案之伸縮式警棍，經鑑定結果無血跡反應，且壬、癸並無遭此所致傷痕，應非凶器。是扣案證物不能證明蘇建和等3人有殺人、強姦及王文忠有把風分工之行為。
㈤依證人嚴戊坤、鍾朝瑞、鍾年禹〔下稱嚴戊坤等3人，為改制
前臺北縣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下稱汐止分局）警員〕於第4號刑案、本件發回前原法院之證言，可知其等於80年8月15日在陸軍步兵學校帶回王文忠時，王文忠僅告稱共有5人參與犯行，綽號「長腳」係蘇建和，並未告知犯案詳情；且嚴戊坤等3人為證時，距命案發生時間已10年，甚至20餘年，其等均為偵辦命案之員警，本已知悉命案內容，則王文忠有無告知命案係蘇建和等3人所為，其知情並負責把風等情，即有疑義。而王文忠係於80年8月15日由嚴戊坤等3人自陸軍步兵學校帶回汐止分局，同年月16日由汐止分局送至基隆憲兵隊製作筆錄，再於同年月17日移送陸軍第八軍團司令部軍法組，則證人陳德彬（陸軍步兵學校軍紀組組長）於系爭刑案原法院92年度矚再更㈠字第1號審理時所述其負責自陸軍步兵學校將王文忠押送軍法組，王文忠告稱與兄共5人之犯罪情節云云，自非無疑。又證人陳家分係於80年11月7日至同年月23日與劉秉郎在士林看守所同舍房，劉秉郎早於同年10月11日為刑求逼供之抗辯，且系爭刑案第一審係於81年2月18日宣判，則陳家分於系爭刑案原法院96年度矚再更㈡字第1號審理時所述劉秉郎告稱犯罪情節及其教導為刑求逼供之主張云云，亦有可疑。此外，查無證據可證蘇建和等3人強姦癸。是嚴戊坤等3人、陳德彬、陳家分之證言，均無可取。
㈥綜上，上訴人主張蘇建和等3人、王文忠有共同殺害壬、癸
及輪姦癸之侵權行為，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無足採；其又主張王文忠、蘇建和、劉秉郎、A03於80年3月24日均為限制行為能力人，法定代理人依序為唐廖秀、蘇春長（訴訟中死亡，承受訴訟人為蘇建文等4人）、劉張阿桃、A04及甲○○（訴訟中死亡，承受訴訟人為A06等3人），應連帶負法定代理人損害賠償責任，被上訴人間有不真正連帶給付關係，均屬無據。是上訴人依上述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如上述聲明，為無理由，不應准許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四、本院之判斷：㈠按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固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惟法院為判
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判斷事實之真偽，且須合於論理、經驗及證據法則，否則其事實之認定，即屬違背法令。又供述證據每因個人觀察角度、記憶能力、表達能力、誠實意願、嚴謹程度及利害關係之不同，致有對相同事物異其供述之情形發生。而共同被告或共犯間之自白，遇有前後不一，或彼此互相齟齬之情形，事實審法院為發現真實起見，應就其全盤供述之意旨，佐以卷內證據為綜合判斷，並依據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詳予剖析其供述異、同之情形，倘將各項證據予以割裂，分別單獨觀察判斷，即不合於論理法則。是其究竟以何者為可採，法院仍得本其自由心證予以斟酌，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應認其全部為不可採信。
⒈查上訴人主張王文孝及蘇建和等3人於上揭時、地，砍殺壬
、癸及曾輪姦癸，並由王文忠負責門外把風之事實，業舉系爭刑案偵訊（談話）筆錄、勘驗筆錄、訊問筆錄、偵查筆錄、系爭鑑定書等件為證。稽諸上開筆錄之記載（見原審重上字卷五45、47、54、55、59至61、63至68、72至76、81至83、86至88、93至95、140至143、148至155頁），王文孝等5人均曾供述渠等共謀至系爭住宅行竊，由王文忠負責在外把風，作案時間約為80年3月24日凌晨2時許至4時許之間；王文孝及蘇建和等3人另述侵入系爭住宅後，分持菜刀、開山刀、水果刀等凶器砍殺壬、癸，並曾輪姦癸等重要犯罪情節，亦大致相符。雖王文孝於80年8月14日最初2次偵訊時，均供稱僅其一人犯案（見同上卷127、527頁），其後改稱尚有4名共犯，再供出係蘇建和等3人及王文忠（見同上卷135、140、141、531、532頁），前後並非一致，惟其嗣已說明：「（問：為何80.8.14偵查中供稱並無共犯？）不想把他們牽扯出來，我無法隱瞞」、「本來想自己一個人扛，未供出共犯」、「我本來想自己一人擔。……我把共犯名字說出來，他們三人（指蘇建和等3人）的確有參與。……剛開始想自己擔，（他們三人有作）一樣罪有應得」（見同上卷23至25、144至145、165頁）；又王文孝就其與蘇建和等3人有無輪姦癸之供詞固曾反覆（見同上卷148至155、158至159、163至165頁），然其嗣已說明：「（80年8月17日、20日偵訊時）強姦部分未說實話，因為心中害怕，故否認有強姦。（現在承認）覺得與案情已無影響，無隱瞞之必要」（見同上卷165頁），即已就其供述歧異部分為解釋。原審既認無證據可證明王文孝等5人係遭刑求而在系爭刑案軍方、士檢偵訊及警詢時為不利於己之供述（見原判決18頁），且系爭鑑定書就骨骸刀痕鑑定、傷創鑑定等項之綜合研判，亦認定凶器至少為菜刀、開山刀類及水果刀類3種，死者係在驚醒狀態下遭2人以上兇嫌殺害（見同上卷十124、139頁），衡以王文孝係王文忠之兄，蘇建和係王文忠之國中同學、劉秉郎之小學同學，A03係蘇建和之朋友，渠等並無嫌隙，於案發前仍一同玩樂，案發時又係夜半時分，倘非確有其事，王文孝等5人如何能為上開重要犯罪情節一致之陳述？似此情形，能否謂蘇建和等3人及王文忠未參與上開犯行、上訴人上開主張全無足採？又蘇建和既稱其供述之案情係參照他人筆錄所為，何以內容不盡相同、該供述即非實在？王文孝一人之供述或其與蘇建和等3人、王文忠之供述有不一致之處，其原因何在？是否足以影響事實之判斷？能否據此全盤否採渠等供述相同之處？劉象縉於相驗時，僅從癸之陰部外觀看無異樣，並未採取檢體送驗；系爭鑑定書之鑑定結果亦以既存資料有限，無從鑑定癸所著褲子於死亡後是否曾遭更換（見原判決27頁），能否據以作為蘇建和等3人無強姦癸之證據？均非無疑。上情攸關蘇建和等3人、王文忠應否共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判斷，有待進一步調查釐清。原審未遑詳查，就王文孝等5人供述相同之處，及王文孝就其供述歧異所為解釋之理由未予斟酌，復未說明不予審酌之理由，僅以王文孝一人之供述或其與蘇建和等3人、王文忠之供述有部分不同，逕行否定渠等一致陳述之真實性，難謂與證據、論理法則無違，且有判決不備理由而影響判決結果之違誤。
⒉次查法務部法醫研究所係國內刑事案件所倚重之鑑定機關，
出具之系爭鑑定書（見原審重上字卷十105至148頁）係由蕭開平等專家學者共8人所為，其中骨骸刀痕鑑定、傷創鑑定部分，亦經中央警察大學認屬具體合理足供研判證明力之用；嗣並說明上開骨骸刀痕鑑定符合科學數據結果之詮釋方式，上開傷創鑑定之分析研判符合科學方法及用語，結合傷創外觀特徵與骨骸刀痕特徵，研判凶器數目及類型（至少為菜刀、開山刀類及水果刀類3種），符合科學步驟合理性，其內涵與推論補強案發情節之研判，且與骨骸刀痕鑑定結果並無矛盾情形，為其認定依據，有該大學95年4月19日校鑑科字第0000000000號函、111年9月6日校鑑科字第0000000000號函在卷足憑（見同上卷169至170頁，原審卷三445至448頁）。核與王文孝、蘇建和等3人於系爭刑案軍方、士檢偵訊及警詢時皆供稱凶器有菜刀、開山刀及水果刀3種等情相符，似見系爭鑑定書之研判及鑑定結果尚屬合理有據，能否以系爭鑑定書所載鑑定方法與系爭論文使用之實驗方法不同，及未參與鑑定之證人石台平、吳木榮、李俊億證述，即推翻系爭鑑定書之鑑定結果，自滋疑義。原審見未及此，且就上開有利於上訴人之中央警察大學函文恝置不論，徒以上述理由，並引用王文孝之不實供述（僅其一人持刀犯案），遽謂系爭鑑定書推論之凶器數目及類型為不可採，進而認蘇建和等3人、王文忠未參與上開犯行，自有悖於證據、論理法則，亦有判決不備理由而影響判決結果之違誤。
㈡按證人為不可代替之證據方法，如果確係在場聞見待證事實
，而其證述又非虛偽者，縱令證人與當事人有親屬、親戚或其他利害關係，其證言亦非不可採信。查王文忠係於80年8月15日由證人嚴戊坤等3人自陸軍步兵學校帶回汐止分局偵查，同年月16日由汐止分局送至基隆憲兵隊製作筆錄，為原審認定之事實（見原判決30頁）。則嚴戊坤等3人為不可代替之證據方法，渠等既結稱王文忠有承認參與犯案，負責把風，並告以涉案人為王文孝等5人等語（見原審重上字卷二4至6、40至41、45至48頁，卷七130、141、184至186頁），原審未說明各該證人於上揭時、地並非在場聞見，或渠等證述有虛偽情事，徒以渠等為偵辦命案之汐止分局警員，為證時距命案發生時間已10年，甚至20餘年，即謂渠等證言均難採信，自有未合。
㈢按民事共同侵權行為，只須各行為人之行為合併主要侵權行
為後，同為損害發生之原因，且各行為與損害結果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已足，與刑事之共犯不同。查王文忠有前述把風之行為，待聽到屋內有救命聲時，其未曾阻止，因而遭軍事審判，判處罪刑確定（見外放系爭刑案軍方軍法案件執行影卷2至8頁），則其行為及結果之發生是否非屬共同原因及關連性？是否不負共同侵權行為責任？自有再為推研之餘地。本院前次發回意旨已就此指明，乃原審就此仍未詳加查明並為認定，徒以上述理由，逕認王文忠無把風分工行為，亦有可議。
㈣本件事實尚有未明，本院無從為法律上之判斷。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1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袁 靜 文
法官 王 本 源法官 王 怡 雯法官 鄭 純 惠法官 張 競 文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胡 明 怡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