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判決 103年度交字第17號原 告 許斐涵被 告 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代 表 人 張朝陽訴訟代理人 李志豪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所屬桃園監理站民國
102 年12月27日桃監裁字第裁52—DB0000000 號、桃監裁字第裁52—DB0000000 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所為之處分（原舉發通知單案號：桃園縣政府警察局桃警局交字第DB0000000 號、第DB0000000號），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處分撤銷。
訴訟費用新臺幣參佰元由被告負擔。
理 由
一、程序部分：
（一）原告許斐涵不服被告如案由欄所示裁決處分，提起行政訴訟，聲明撤銷原處分。按民國一００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總統公布修正之行政訴訟法，增訂第三章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其中第二百三十七條之二規定交通裁決事件，得由原告住所地、居所地、所在地或違規行為地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管轄。且於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司法院函定自一０一年九月六日施行。查本件屬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條之一第一款前段所定「不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八條而提起之撤銷訴訟。自應由本院行政訴訟庭管轄，合先敘明。
（三）再本件係因原告不服被告所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八條之裁決而提起撤銷訴訟，依行政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七條之一，應適用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本院並依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條之七規定，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裁判，附此敘明。
二、事實概要：緣原告與訴外人已成年之楊翔宇為母子，登記於原告名下車牌號碼000 —GGB 號普通重型機車為原告所有，惟平時為訴外人楊翔宇所騎用。民國一０二年十月十三日晚間十時五十三分許，楊翔宇騎乘原告所有之車牌號碼000 —
GGB 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桃園縣桃園市○○路○段與復興口時，為桃園縣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武陵派出所警員認原告有「闖紅燈直行（該車為山葉勁戰125CC 黑色重機車，直行龜山方向，全程錄影）」、「不服稽查取締而逃逸（該車為黑色山葉重機車，全程錄影）」之違規，遂逕行舉發並填製桃警局交字第DB0000000 號及第DB0000000 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均記載應到案日期為一０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前，並移送被告處理。原告雖於一０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到案陳述不服舉發，惟當時不知應告知實際駕駛人為何人，而係針對舉發事實爭執，嗣經被告查證認違規事實明確，仍以登記所有人之原告為行為人，認原告有「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違反處罰條例之行為，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之違規事實屬實，爰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四十條、第六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原裁決書漏載）、第八十五條第一項及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等規定，以桃監裁字第裁52—DB0000000 號、第裁52—0000000 號裁決書，各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一千八百元、三千元，並記違規點數三點、一點。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本件原告訴之聲明與主張之理由（略以）：
（一）訴之聲明：⒈原處分撤銷。
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舉發當日並未看見任何臨檢站，也無闖越任何紅燈，不明白為何會收到舉發通知單，且舉發通知單內亦無任何證明原告違規之照片及影像，若認原告真有違規，請被告出示當日違規照片及影片。
（三）除爭執並無違規事由外，並於準備程序攜同證人即原告之之子楊翔宇到庭作證證明當日騎乘機車者為楊翔宇，而非原告。
四、被告答辯理由（略以）：
（一）訴之聲明：⒈原處分撤銷。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二）按汽車駕駛人，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者，處一千八百元以上五千四百元以下罰鍰，並記違規點數三點，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五十三條第一項、第六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分別定有明文。另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一條規定：「本細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九十二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第二條第一、二項規定：「處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程序及統一裁罰基準依本細則之規定辦理」、「前項統一裁罰基準，如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再依本件違規行為時點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記載，機車之駕駛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五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汽車駕駛人，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處罰鍰一千八百元，並記違規點數三點。
（三）復按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經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制止時，不聽制止或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除按各該條規定處罰外，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並記違規點數一點。第六十條第一項、第六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違規行為時點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記載，機車之駕駛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條第一項規定（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經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制止時，不聽制止或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處罰鍰三千元，並記違規點數一點。
（四）又本條例之處罰，受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受處罰人，認為受舉發之違規行為應歸責他人者，應於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應到案日期前，檢附相關證據及應歸責人相關證明文件，向處罰機關告知應歸責人，處罰機關應即另行通知應歸責人到案依法處理。逾期未依規定辦理者，仍依本條例各該違反條款規定處罰。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八十五條第一項亦定有明文。憲法明文規定限制人民權利義務可以以法律規定，本案係依員警舉發處罰汽車所有人即受通知人，且原告並未依第八十五條規定向處罰機關辦理應歸責何人，本件依法律授權，逾期未依規定辦理者，仍應本條例規定處罰即無違誤亦無違憲。
（五）經查桃園縣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以一０三年二月十九日桃警分交字第0000000000號函表示（略以）：「警方於一０二年十月十三日二十二時至二十四時與巡佐胡鶴田，執行巡邏勤務，在桃園市○○路與萬壽路三段路。執行交通稽查時，見一部黑色山葉勁戰125 重機車，在萬壽路三段直行往龜山方向，當時萬壽路三段路口是紅燈，職見該車闖紅燈，顯已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職便示警並用指揮棒於該車行駛路線前示意停車，然該車未停車受檢，反而往偏內側車道方向行駛離去，警方全程都有錄影。自影片第十四秒到影片結束皆為該826 —GGB 號重機車違規過程，且警方在影片也有錄到攔停過程，並附上錄影截圖。且警方現場已使用M —POLICE確認車號000 —GGB 之車籍為黑色125CC 山葉重機車」等語。
（六）次查燈光號誌及標線之規劃，在未依法變更前，任何人均有遵守交通號誌或交通指揮人員指揮之義務，否則用路人擅自以本身主觀認知而不遵守交通標誌及號誌，則交通秩序必定無法維繫；又依卷附之錄影截圖觀之，原告行駛之路段，號誌、標線設置處，並無任何足以遮蔽視線之障礙物，並無混淆、誤認之可能；員警於攔查時，有以指揮捧指揮系爭車輛停靠路邊受檢，惟原告竟無視於該路段之紅燈號誌、員警之指揮示意停車舉動，恣意闖紅燈、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其就原告上開違規行為，均有可歸責之情事。
（七）再者，按數行為違反同一或不同行政法上義務之規定者，分別處罰之，行政罰法第二十五條定有明文。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所規定對車輛違規之處罰，係屬行政罰性質，裁罰機關就此行政罰所為之行政處分，自有上開行政罰法之適用。申言之，行為人所為數個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若違反數個不同之規定，或數行為違反同一之規定時，與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之單一行為情形不同（行政罰法第二十四條參照），為貫徹個別行政法規之制裁目的，自應分別處罰。且按二以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之行為，應分別處罰舉發、處罰，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三條第一項前段亦有明文。是原告騎乘系爭車輛於上揭時、地，明知已遭警查覺，並以指揮示意停車之違規行為，應係基於不同之犯意，而為之數個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揆諸前開說明，均應予以評價而併予處罰甚明。
（八）綜上所述，被告分別以桃監裁字第裁52—DB0000000 號、第裁52—DB0000000 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各裁處原告罰鍰一千八百元、三千元，並記違規點數3 點、一點。於法應無不合。
五、本院判斷之依據與理由：
（一）一０一年九月六日以後，交通裁決訴訟案件已適用行政訴訟法，昔日諸多準用刑事訴訟法之下，甚至導致受刑事實體法拘束的謬誤法理與適用結論，均應揚棄不採，而回歸行政救濟法制及行政法法理。按行政救濟程序舉證責任之分配，不論學說或實務早已拋棄早期偏重國家權威性的過時的行政處分「公定力」理論，而係自行政訴訟當事人法對等性的觀念出發，認行政救濟程序之舉證責任分配，亦應採行民事訴訟程序上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參諸行政訴訟法第一百三十六條明定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舉證責任分配之規定，更足證之。換言之，行政訴訟之審理程序原則上採職權調查主義（行政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三條參見），並無證據提出責任之觀念，從而所謂舉證責任係就「客觀舉證責任」而言，其意在經法院審理結果，事實仍陷於真偽不明時，有將事實不明轉化為終局法律效果，以及將事實無法證明之不利益分配於當事人間之功能。詳言之，法院經調查程序並適用自由心證原則，仍無法克竟確定事實之功能時，當證明度要求愈高，法院之心證愈不易形成，舉證責任愈有其運作之空間；又限制性等非授與利益之行政處分因有須符法律保留原則要求之強度，原則上自應由行政機關負舉證責任，證明其合法性，除非法律明文規定，否則舉證責任不能任意移轉予通常為人民一方的受處分人負擔。惟為了減輕行政機關於特定事件舉證上之負擔與困難，法院透過事實上推定、表見證明或當事人協力義務等立法明定法則之運用，使處分要件事實不致陷於真偽不明，避免舉證責任裁判過度浮濫，仍不違反舉證責任分配應抽象預定之法治國原則要求。
（二）經查原告除於起訴書否認有原處分之違規事實，並要求被告提出影像或相片證明外，並於準備程序中主張本件騎乘機車之實際行為人為其子楊翔宇。經本院依職權調查證據，訊問證人楊翔宇結證稱（略以）：「一０二年十月十三日當天機車係其所騎乘，雖不記得舉發通知單上所載違規時間，是否有行經所載違規地點，但當時的確有騎乘機車去台北。不記得當日有無將機車借給他人使用，也不記得是否有闖紅燈，但可以確定騎車的不是母親（即原告），母親也不會騎機車，母親只有汽車駕照。家裡有兩台機車，分別是其與弟弟在騎，都是重型機車。起訴狀的內容是其所撰寫（詳見本院卷第三十一頁、三十二頁）。核與原告所主張（略以）：「工作並不會需要到晚上將近十一點仍未回家，且於舉發違規時間，人是待在家裡」等語，大致相符。此外，依舉發機關所提供之監視器擷取畫面照片，並無法清楚看見騎乘機車之人是否為原告或者為何人，甚至違規機車之車牌號碼為何，亦無法清楚辨識（詳見本院卷第二十四頁反面至二十五頁反面）。惟就原告所主張不會騎機車，及舉發機車的行徑，應無似如原告之女子所為，是已有合理懷疑本件二張裁決書所示時、地之實際違規駕駛人，並非原告，而係原告之子。至於被告主張，原告有前來監理站申訴，當時為何不表明實際駕駛人非原告，原告解釋稱（略以）：「那也是我兒子去寫的。但我的認知不管是罰我兒子或是我，我都要求處罰的事實是否真正」（本院卷第三十二頁背面）。更足認原告對此均不關心，而係認為為其子之行為，而交由其子申訴與提告等。是本件足認實際騎乘機車者並非原告，而係原告之子楊翔宇。
（三）按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經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制止時，不聽制止或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除按各該條規定處罰外，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並記違規點數一點。第六十條第一項、第六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分別定有明文。本條項之處罰主體為「汽車駕駛人」，並非「汽車所有人」。原處分以「汽車所有人」之原告為本條之處罰主體，自有違反自己責任原則之違法，甚至違憲（釋字第六八七號解釋），本應撤銷原處分，由被告機關另查明楊翔宇是否有違反上述規定以為裁處始為合法適當。惟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八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本條例之處罰，受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受處罰人，認為受舉發之違規行為應歸責他人者，應於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應到案日期前，檢附相關證據及應歸責人相關證明文件，向處罰機關告知應歸責人，處罰機關應即另行通知應歸責人到案依法處理。逾期未依規定辦理者，仍依本條例各該違反條款規定處罰」。被告執以抗辯，原告未依本條項規定，即未於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所載「應到案日期前」檢附相關證據及應歸責人證明，而係延至提起行政訴訟期間始舉證應歸責主體，自不能據以免予處罰。是程序爭點在於：原告可否於訴訟中始主張並證明其非實際行為人而免責？此涉及嚴肅的憲法議題，有予釐清探究之必要。
（四）基於無責任即無處罰之憲法原則，人民僅因自己之刑事違法且有責行為而受刑事處罰，法律不得規定人民為他人之刑事違法行為承擔刑事責任。釋字六八七號解釋理由書第一段開宗明義說得清楚。大法官據此認為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七條第一款關於納稅義務人公司應處徒刑之規定，於公司法規定之公司負責人亦適用的法律規定，係指公司負責人如故意指示、參與實施或未防止逃漏稅捐之行為，應受刑事處罰。故該條規定係使公司負責人因自己之刑事違法且有責之行為，承擔刑事責任，並未使公司負責人為他人之刑事違法且有責行為而受刑事處罰，與無責任即無處罰之憲法原則並無牴觸（釋字第六八七號解釋理由書參見）。本號解釋扭轉實務將上述法律規定習所謂轉嫁罰或代罰的說法，蓋轉嫁或代罰所表達的是為他人的行為負擔刑事責任，公司負責人未參與公司的逃漏稅捐行為，卻要為公司逃漏稅捐行為受刑事處罰，就違背「罪責原則」。所謂罪責原則包含兩大意涵：自己（個人）責任原則，也就是罪止一身原則，以及過錯原則。任何人只為自己有過錯（故意或過失）的行為，也就是刑事違法且有責的行為，負擔刑事責任。大法官許玉秀在本號釋字提出的部分協同意見書指出，罪責原則來自於自主原則，從人性尊嚴和人格自主出發，「一個自主的人，才能有自己的決定，也才能為自己的決定負責，而且也只為自己的決定負責，不能遭強迫為別人的決定負責（自己責任原則）；決定之所以稱為錯誤，因為會得到負面的效果，所以有了錯誤的決定，因而要承擔負面的效果時，也只能對能決定的錯誤承擔負面效果（過錯責任原則）。以上兩個原則，是現代法治國家使人民因自己的錯誤決定，承擔負面效果所遵循的基本原則，在刑法上即稱為無責任無刑罰原則，學理上稱為罪責原則（ Schuldprinzip）。將行政處罰納入，即稱為無責任無處罰原則。多數意見審查無責任無處罰原則，就是在同時審查自己責任原則及過錯責任原則。因為無責任無處罰原則的內涵是：行為人無故意或過失不受處罰，所謂無故意或過失不處罰，等於無故意或過失行為不處罰，沒有行為，故意或過失是沒有意義的概念」（參見釋字第六八七號解釋許玉秀大法官部分協同意見書）。簡言之，無責任無處罰原則所宣示的是任何人只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不應該被強迫為他人的決定負責，而且此處的處罰當然不限於刑事責任，也包括行政處罰責任。行政罰法第七條第一項所以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即係從行政法層面揭示上述無責任無處罰的憲法原則，所以這不僅是行政法原則，更是憲法原則。
（五）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八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正是落實無責任無處罰原則的表現，所以才會給受舉發之違規者，檢附相關證據及應歸責人相關證明文件，向處罰機關告知應歸責人，處罰機關可以另行通知應歸責人到案依法處理的程序。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允許「逕行舉發程序」（第七條之二），亦即因為當場不能或不宜（不及）查獲違規人，而僅查獲違規汽車，以汽車所有人為受舉發之違規者（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十一條第四款）。正因係以「汽車所有人」為受舉發人，受舉發人得舉反證推翻此「推定」，而非「視為」，才會有本條例第八十五條第一項之規定。至於要求被舉發之汽車所有人得於舉發通知單所載到案日期前，舉證應歸責之實際駕駛人，無異於以法律明定受舉發人所負之「協力義務」，但至少並非對於受舉發的強制規定，合憲性尚無疑問。惟為兼顧行政機關查證上的費時與行政效能，立法者固明定期間為「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應到案日期前」，以方便作業，惟解釋上此期間僅係督促受舉發人及早盡其協力，於處罰機關製作裁決書之前，不致造成日後為更正受處分人時的行政程序上勞費，但立法者並無禁止於裁處之後就不能盡其協力義務之意，更無禁止訴訟中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查明實際歸責人之義務，否則行政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明定「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更於第一百三十三條、第一百三十四條分別明定「行政法院於撤銷訴訟，應依職權調查證據；於其他訴訟，為維護公益者，亦同」、「前條訴訟，當事人主張之事實，雖經他造自認，行政法院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於交通裁決訴訟卻禁止法院查明實際違規人，而令法院將錯就錯，豈符公益？再舉個簡單的實例：汽車所有人因為汽車失竊，又因主客觀原因延誤報案，例如因公長期出差。其後由盜竊者駕車違規之行為，若僅因汽車所有人不及於舉發通知單應到案日期前，提出汽車失竊之證明，國家竟要車主為盜竊者的違規行為受罰，豈非對於車主的二度傷害？如此法律解釋焉屬合理？又基於合憲解釋原則，在立法者意思未有明確，而法律有多種解釋可能性時，法院應選擇符合憲法意旨的解釋，揚棄違憲的解釋結論。是本條項如解釋為「逾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應到案日期」即不能主張實際應歸責人，法院亦不能依職權調查實際應歸責人，已嚴重違反上述無責任即無處罰之行政法及憲法原則的核心意旨；更湟論只為了方便行政機關作業或節省勞費的行政效率藉口，只因超過行政作業時限，卻寧可犧牲罪責原則，甚且在訴訟中已發現實際行為人，卻仍強令法律上無責任者去擔負一個不屬於自己的處罰，讓實際行為人逃免法律制裁，根本通不過比例原則的檢驗。是上述期限僅能解釋為任意規定，並不能因而發生不利於受舉發人的法律效果，始符合憲解釋原則。
（六）上級審實務曾有見解認為「因慮及監理及逕行舉發交通違規之處罰係大量而反覆性之行政行為，處罰機關礙於人力、時間之短絀，有時難以一一詳究違規者為何人，相較之下受處分人時間、人力較為寬裕，且受處分人對於實際駕駛者為何人多知之甚詳，相關證據及證明文件亦均在受處分人掌握之中，具有資訊上之優勢，若容許受處分人僅泛稱係他人駕駛而不提供足資識別之身分，又或稱為某某人所為但不提出證據，則處罰機關勢需耗費大量時間勞力調查，仍恐一無所獲，此種責任之分配並非合理。又倘若僅課與受處分人檢附相關證據及足資辨識、通知應歸責人之證明文件，而容任其於任何時間均得提出，亦將使究竟何人應負最終行政罰責任之法律關係長期懸而未決，並使逕行舉發案件有罹於同條例第九十條時效之可能，且亦與前揭規定中『應於到案日期前提出』期限之限制形同具文，此應非立法之本意」等語，而採取立法者有課與受處分人在期限前提出證明之義務，違反者，仍依本條例各該違反條款規定「處罰」，使車輛所有人負最終處罰責任之解釋結論者。本院以為，此等見解雖非無見，惟仍有商榷之餘地。首先，前段理由乃是判斷受舉發人是否克盡其協力義務之問題，如僅係泛泛稱另有實際應歸責人，根本也不符該條所定「檢附相關證據及應歸責人相關證明文件」之要件，法院既無法為合理可行之調查，此時仍以受舉發人為受處罰者，並未違反舉證責任分配，亦無違職權調查主義原則。其次，後段所謂期限形同具文的說法，不免忽略其仍有行政作業上的當相意義，且不論行政法規或訴訟法律，均有眾多「任意期間」的規定，只是當事人間不致發生失權效果，不能即謂其屬具文規定。而關於「行政罰責任之法律關係長期懸而未決」之說法，除過於偏重行政效率，有礙職權真實發現，違反罪責原則，也低估行政機關並非不能基於職權，善用不予處罰的裁量權以使案件確定的能力。最後，所謂「使逕行舉發案件有罹於同條例第九十條時效之可能」等疑慮，顯然又有誤解該條三個月短時效意旨之虞。蓋本條例第九十條前段規定：「違反本條例之行為，自行為成立之日起；行為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日起，逾三個月不得舉發」，不論依條文所定「逾三個月不得『舉發』」之文義解釋，或依立法目的係在要求行政機關應儘速行使其公法上請求權，而以遲誤即不得處罰人民之效果（不得舉發），懲罰國家長期之行為怠惰，並避免人民因時隔長久而難以舉證之不利益，均應解釋為以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行為之日為準，而絕非以「送達日」為準，否則行政機關係於期限內作成行政行為，僅因送達產生之必要時日，甚或受處分人刻意有拖延收受等情事，導致送達當事人時已逾三個月，即生懲罰國家不得舉發、處罰之法律效果，當非本條立法目的。又依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三項之規定，行政處分公法上的時效，因行政機關為實現該權利所作成之行政處分而中斷，就性質上屬「暫時性行政處分」之舉發處分而言，當有適用之餘地。簡言之，不論自本條文義、目的解釋，以及行政程序法另有時效中斷之規定，所謂「逾三個月不得舉發」，應以舉發機關填製通知單之日，亦即行政處分成立日為舉發日，當無以送達日即行政處分生效日為準之理，換言之，足認行政機關並無怠惰，而於違規行為終了日起三個月內作成舉發通知單，行政處分既於三個月內已成立，即無違反本條不得舉發之規定，至舉發通知單送達與否、何時送達，乃行政處分是否生效，有無及何時生舉發效力之問題，與本條係規範行政處分成立之時效無關。是解釋上，違規行為經舉發時在行為終了三個月內，即令事後發現受舉發人非實際行為人，惟該「違規行為」業經舉發，僅係更正受舉發人的問題，並無罹於上述時效。
六、綜上所述，兩紙原處分，分別認定原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五十三條第一項、第六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六十條第一項、第六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者。經查當日騎乘系爭機車者既非原告而係其子楊翔宇，自不能禁止原告於訴訟中主張及經本院依職權查明，否則有違無責任即無處罰之行政法及憲法原則。是原處分以非行為人的原告為對象即有違誤，其認事用法於法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楊翔宇是否有原處分所指違規行為，自應由被告機關查明另為適法處分，於其後如認楊翔宇始為可歸責人，依法更正及裁處，並無逾越舉發及裁處時限，附此敘明。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附予敘明。
八、本件第一審裁判費三百元，應由被告負擔，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七條之七、第二百三十七條之八第一項、第九十八條第一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2 月 19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法 官 錢 建 榮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並應繳納上訴費新臺幣750元。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劉 宗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