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113年度聲字第693號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林瑋婕指定辯護人 謝孟釗律師（義務辯護）上列聲請人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112年度原金重訴字第1號112年12月29日判決），聲請補充判決，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林瑋婕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載明略以：本件經同案被告劉泊枋（暱稱：派潘架發威）及王德進（另案偵辦中）分別提供名下之公司帳戶，擔任「鳳凰」詐欺集團之車手即提領贓款之人；並由被告林瑋婕擔任「鳳凰」集團在台幹部，而於起訴書【附件三】所示時間，向該附件所示之人施行詐術而使彼等陷於錯誤，並經提領，而掩飾、隱匿犯罪所得款項。「雖原起訴書初次檢送至原審法院之附件三表格，僅有『控房車主』表格，而漏印『公司戶車主』表格」，但後來業經補送，應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所為前開判決有漏判之情事，爰請求補充判決等語（詳如附件）。
二、按起訴書及有罪之判決書應記載被告之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264條第2項第2款及第308條分別規定甚明，其功能與目的無非在於特定訴訟標的，並界定訴訟繫屬於法院之審判範圍，俾符不告不理之控訴原則要求；倘檢察官就被告之犯罪事實以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起訴者，因其刑罰權單一，審判上為一不可分割之單一訴訟客體，法院固應就全部犯罪事實予以合一審判，但檢察官就不同訴訟客體提起公訴時，法院仍應就各該訴訟客體個別認定事實，並且予以法律評價。又到庭實行公訴之檢察官於其提出之「論告書」或於言詞辯論時所為言詞主張或陳述，常有與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或罪數不盡相同之情形，此時法院即應究明其論告所述，究屬訴之追加、撤回或變更範疇，抑或屬於起訴效力所及之他部事實之擴張、或起訴事實之一部減縮，而異其處理方式（如屬後者事實之擴張、減縮，應僅在促使法院之注意，非屬訴訟上之請求）。除撤回起訴已生效力，其訴訟關係已不存在，法院無從加以裁判外，其他各種情形，法院自不得僅就檢察官論告時所陳述或主張之事實為裁判，而置原起訴事實於不顧（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972號判決參照）。換言之，檢察官追訴範圍應以起訴之犯罪事實為準，其所引用之涉犯法條，或其後（包括實行公訴檢察官）之補充、更正意見，則係參酌之用，而不生訴訟行為之效力。
三、經查：㈠①檢察官先前提起公訴並繫屬本院，略以被告林瑋婕涉嫌起訴書附件一、附件三各該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加重詐欺及洗錢犯罪，但起訴書並未記載「附件三公司戶車主」。②檢察官嗣於112年5月31日提出更正起訴書，略以：「原起訴書漏載之附件三－『鳳凰』詐欺集團控房車主，補正於更正後起訴書第111頁」等語，而增加起訴書附件三「公司戶車主」，被害人則分別為王福江、張志翔（即「更正」「補送」起訴書第111頁；本院112年度原金重訴字第1號卷二，下稱原金重訴卷二，223、335、343頁）。③惟查，上開公司戶帳戶之持有人、行為模式、被害人別、時間（在後）、金額等涉嫌犯罪事實，均與本案判決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與第一次詐欺、洗錢罪想像競合）、其餘詐欺及洗錢之有罪部分均明顯可分，且公訴意旨亦明示以被害人別作為罪數之基礎。④準此，關於被告林瑋婕部分，上開檢察官所謂「更正」增加之「公司戶」涉嫌犯罪事實，與被告林瑋婕原先繫屬本院之犯罪事實並非同一案件，而檢察官所為「更正」亦非追加起訴之訴訟行為，無從僅依其「更正」而成為訴訟標的，本院亦無從納入審判範圍。⑤上開事項，亦經本院112年度原金重訴字第1號112年12月29日判決理由中敘明（本院原判決理由甲、二）。
㈡至檢察官分別於112年5月24日、7月26日更正部分，僅係更正被告、被害人姓名，無礙程序合法性，併此敘明。
四、聲請意旨固以：上開僅係漏印而補送，且公訴檢察官亦針對附件三「公司戶車主」為起訴範圍之補充，被告及辯護人亦無意見，且證據欄已列出相關證據，足見附件三「公司戶車主」為起訴效力所及等語。惟查：
㈠檢察官原起訴書雖記載「劉泊枋、王德進分別提供名下公司
帳戶」、「劉泊枋、王德進擔任車手於附件三所示時間分工」等語，惟關於被告林瑋婕部分，其所涉嫌關於附件三之犯罪具體事實，顯然繫於附件三之具體記載，而非以原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泛略輪廓為據。換言之，在欠缺附件三特定犯罪事實之情形下，無從僅以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之簡略記載，即可認各別主體之訴訟標的範圍及於起訴書記載以外之範圍。㈡又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
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至於「另案」起訴之他次加重詐欺犯行，縱屬事實上之首次犯行，仍需單獨論以加重詐欺罪，以彰顯刑法對不同被害人財產保護之完整性，避免評價不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要旨參照）。是關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各該態樣犯罪，僅與第一次詐欺（、洗錢）罪為想像競合之一罪；就其餘獨立詐欺被害人者，則屬其餘不同訴訟標的、亦屬數罪，並非稱「漏印」而以「補充」、「更正」即可成為訴訟標的。經查，本案起訴時，既無「附件三公司戶」，且後續公訴意旨「漏印」而「補充」之被害人王福江、張志翔均與其餘被害人不同，被害人匯款日期亦分別係於111年12月12日、12月5日，均非本案被告林瑋婕首次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詐欺與洗錢（111年11月22日或之前）所能競合而成裁判上一罪之情形。況該「漏印」而「補充」之被害人王福江、張志翔匯款金額分別為2,000萬元、100萬元，額度不在少數，其情形顯然並非單純漏失而可得以「補充」比擬。
㈢再者，①案件一經起訴，起訴範圍隨之特定，倘准許檢察官任
意就重要且屬不同訴訟標的之嫌疑犯罪事實逕以「漏印」而予以「補充」，不僅損及被告之充分防禦權，亦有礙被告受公平、迅速審判之正當法律程序，更無異允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記載「附件」後，該「附件」內容可無限增生。②申言之，倘若檢察官於上開情形，得以「漏印」為由逕行增加被害人，則起訴書附件一及附件三之內容，即可在各該訴訟階段繫屬中不斷「補充」不同被害人或犯罪事實，而毋庸為任何訴訟行為即要求法院審判。此情形除顯然妨礙被告訴訟權益、正當法律程序及公益資源外，亦有違基本訴訟法理。至於公訴意旨所謂發現真實，仍應以不違反控訴原則為前提，否則無異回復糾問制度，亦有違法院中立性之憲法要求。③綜上，依據前揭說明，本案就被告林瑋婕關於「公司戶」部分並未繫屬本院，無從評價，否則即成訴外裁判。是本院無從就「公司戶」併予審判。
㈣又原起訴書證據欄雖有記載及於附件三公司戶相關證據，惟
對於犯罪事實訴追之訴訟行為，本應以原起訴書附件三事實記載之有無為準，並非以證據欄為準。再舉例而言，原起訴書附件三雖列有編號8「黃育婷」部分，證據欄編號3、5、6、25、29均一再提到關於黃育婷之事項，甚至將黃育婷之陳述列為單獨證據方法；惟本院112年度原金重訴字第1號112年12月29日判決敘明黃育婷相關欄位均未有被害人、金額等具體犯罪事實描述，欠缺起訴書程式之必要記載事項（刑事訴訟法第264條第2項第2款），迄原判決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曾補正，無從認定屬訴追內容，即非本案審理範圍（本院原判決理由甲、一）。本院上開判決之後，檢察官也沒有再次聲請補充判決，足見檢察官關於訴訟標的之認定標準，也不是以證據清單欄記載為準。綜上，聲請意旨以證據欄已有列出相關證據、「補送」之附件三公司戶屬於起訴範圍之意見，礙難採認。
㈤至於被告林瑋婕、辯護意旨對此答辯意旨，或係基於整體案
件之訴訟策略評估而為（本院原金重訴卷三14-15、18頁參照），與檢察官（未為）訴訟行為之認定無關，並不妨礙本院前揭認定。
㈥末查，本院先前於準備程序即已曉諭，檢察官就被告林瑋婕
所涉「附件三公司戶車主」部分，如欲作為訴追範圍，應斟酌追加起訴，以避免日後再起爭執（本院原金重訴卷三14-15頁），惜公訴意旨俱不採納。該涉嫌犯罪事實既未經合法繫屬本院，檢察官仍可獨立提起公訴而實現訴追目的，亦併敘明。
五、綜上，檢察官聲請補充判決之訴訟標的未經起訴，而未繫屬於本院，無從為補充判決，本件聲請應予駁回。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4 日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 施育傑
法 官 黃弘宇法 官 林岷奭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陳淑芬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