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12年度訴字第390號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王櫂得選任辯護人 許哲嘉律師
吳志浩律師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續字第9號），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王櫂得犯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陸月。
事 實
一、緣王櫂得於民國107年5月至000年0月間，在王志勝所經營的「勝揚汽車商行」（下稱勝揚車行）擔任店長，因而習得王志勝所授的詐欺賣車手法（即先由銷售人員在網路上隨意找尋汽車照片，並以該汽車照片刊登賣車廣告，刻意登載較低售價，誘騙民眾至車行看車，俟民眾至勝揚車行欲看車時，銷售人員告知現場無實車，網路上刊登的車輛為法院、銀行拍賣車，需要繳納新臺幣【下同】3萬元作為保證金，即可委託勝揚車行代為投標，嗣後以標得民眾所委託的車輛為由【但實則並非民眾在網路上所欲購買的車輛，而是其他市價較低的二手車】拒絕返還3萬元，以此方式逼迫民眾選擇購入並非其原先所欲購買的車輛，抑或沒收3萬元），王櫂得嗣亦因參與上開勝揚車行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以110年度原上訴字第17號、110年度上訴字第950、951號判決判處罪刑確定（下稱甲案）。
二、王櫂得另於雲林縣○○市○○路0段000號經營昊亞國際汽車車行（下稱昊亞車行），其並無以低於市價之28萬元出售賓士廠牌銀色ML350型號汽車1臺（下稱本案車輛）之意，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之犯意，於110年3月24日前某日，在露天拍賣網站，以「尚讚車庫」名義刊登來源不明的本案車輛照片，並標記以28萬元出售，以此較低售價誘使不特定多數民眾與其聯繫購車，而用此網際網路方式對公眾散布詐欺訊息。嗣黃志成上網瀏覽後，誤信王櫂得確實有以28萬元販賣本案車輛之意，遂與王櫂得聯繫，王櫂得以通訊軟體LINE向黃志成佯稱：網頁上刊登的車輛皆未售出，如有確定要購買的車種，可直接約時間到場詳談等語，黃志成乃於110年3月24日某時許至昊亞車行看車，但王櫂得並無本案車輛可供黃志成觀看，故持續向黃志成推銷其他汽車，皆遭黃志成拒絕購買，王櫂得遂向黃志成詐稱：要看本案車輛，須先支付3萬元，如果看完本案車輛不滿意，會退還3萬元云云，致黃志成陷於錯誤，交付3萬元給王櫂得，詎料王櫂得仍未帶同黃志成看本案車輛，而是持續拿其他車輛照片給黃志成觀看，試圖說服黃志成購買其他汽車，但黃志成仍不滿意，依舊強調要購買本案車輛，王櫂得遂以黃志成已購得寶馬廠牌320D型號的汽車（下稱A車），而該3萬元是A車的定金為由，拒絕退還3萬元，黃志成始悉受騙。
理 由
壹、程序部分：本件被告王櫂得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屬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其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裁定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規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
貳、實體部分：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簡式審判程序中均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136、138、141、153頁），核與告訴人黃志成之指述情節大致相符（見警7342號卷第2頁反面；偵5812號卷第28頁及反面、第31至32頁反面；偵續卷第121頁及反面、第305至309頁反面、第357至361頁反面），並有本案車輛網頁資料1份(警7342號卷第4頁反面至第5頁)、告訴人與被告之LINE對話紀錄1份(偵5812號卷第17至23頁)、下標購買本案車輛之網頁截圖1份(警7342號卷第3至4頁)、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1份(偵續卷第365至367頁反面)、甲案相關判決書各1份(偵續卷第23至99頁反面、第211至289頁)在卷可稽，是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自可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
二、「締約詐欺」與「履約詐欺」之區分：㈠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他
人不法之所有，施用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在互負義務之雙務契約時，何種「契約不履行」行為，非僅單純民事糾紛而該當於詐術行為之實行，其具體方式有二種情形：其一為「締約詐欺」，即行為人於訂約之際，使用詐騙手段，讓被害人對締約之基礎事實發生錯誤之認知，而締結了一個在客觀對價上顯失均衡之契約，詐欺成立與否之判斷，著重在行為人於締約過程中，有無實行該當於詐騙行為之積極作為。另一形態則為「履約詐欺」，可分為「純正的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後始出於不法之意圖對被害人實行詐術，而於被害人向行為人請求給付時，行為人以較雙方約定價值為低之標的物混充給付，及所謂「不純正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之初，即懷著將來無履約之惡意，僅打算收取被害人給付之物品或價金，無意依約履行依契約應盡之義務，其詐術行為之內容多屬告知義務之違反，詐欺成立與否之判斷，偏重在由行為人取得財物後之作為，由反向判斷其取得財物之始是否即抱著將來不履約之故意，取得財物之具體方式在詐欺判斷上反而不具有重要性。故以「締約詐欺」之方法施用詐術，因同時抱著將來拒絕履約之故意，因此在判斷具體個案是否符合詐欺犯罪時，如行為人之行為符合「締約詐欺」之要件時，詐欺行為即已成立，法院無庸再行判斷有無「履約詐欺」之情形，但如不符合「締約詐欺」施用詐術之要件，法院還須進一步判斷有無「履約詐欺」之情形，倘二者皆不具備，行為人既無施用詐術使人陷於錯誤，自不構成詐欺取財罪（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465號判決意旨參照）。惟此見解一方面指出，當行為人於締約之初即懷著將來無履約之惡意，屬於「不純正履約詐欺」等語，但一方面又稱以「締約詐欺」之方法施用詐術者，亦同時抱著將來拒絕履約之故意等語，於「締約詐欺」、「履約詐欺」之概念區分上似非分明。
㈡相對於此，有論者說明，有關雙務契約的財產損失判斷及發
生時點，須注意「締約詐欺」及「履約詐欺」之差異。「締約詐欺」者，乃締結契約所產生的責任，已構成財產之不利益負擔，至於是否出現財產損失，係比較締約前後的財產狀態而來，原則上若被害人請求權價值，低於其所要負擔履行義務之價值時，即可肯定具有危險損失；例外則應考量被害人個人需求情形，雖然行為人提出之給付與被害人之對價相當，但被害人卻無法或難以期待可享受該給付內容，而與其締約目的偏離時，亦已受有財產損失；又如行為人一開始就不打算履行債務，被害人於錯誤締約的時點就已經出現危險損失，其後行為人果真不履行，僅係加深損失的嚴重性。而「履約詐欺」者，此概念重在締約時尚未造成被害人財產損失的詐欺，其中「純正履約詐欺」，係指行為人締約之後才對被害人進行詐欺，即行為人原有履約之意，卻另行起意，提出低於原先約定價值之給付，致被害人受有財產損失；至於「不純正履約詐欺」者，則是行為人締約時已施行詐欺，但此時並無財產損失，而是到履約階段未依約定提出給付，於此情形，因被害人於締約時並未受損失，其根據契約得以請求之給付僅是可期待的財產增加，應認為非屬於詐欺罪之保護範圍，否則將形同以詐欺罪處罰未涉財產損失的不誠實交易（參閱許澤天，刑法分則【上冊】，113年2月，第148至155頁）。另有論者說明「不純正履約詐欺」之情形，德國聯邦最高法院於西元1961年之「斜紋褲案」即表示過見解，且影響德國實務迄今。該案事實係行為人刊登廣告，表示欲以26馬克之價格販售「純羊毛」斜紋褲，並曾向被害人口頭再次確認材質為「純羊毛」，然而之後卻給付「人造羊毛」斜紋褲給被害人，惟該「人造羊毛」斜紋褲與26馬克之價值仍屬相當。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被害人所購買的物品雖欠缺行為人保證的品質，但仍與其購買價格相當，被害人並未受到損害。在詐欺罪之判斷上，被害人並不會因為契約約定者為較高價的「純羊毛」斜紋褲，就取得了事實上的期待地位。德國學界廣泛支持此見解，並指出買受人對於獲得純羊毛褲的地位，是否影響詐欺罪財產損失的判斷，應回歸到財產概念及契約對價關係中，經濟價值比較的基礎，民法請求權既然還未到達有極高機率一定會實現、且得以換算為財產價值的程度，就還不是具有財產意義的期待地位。論者也認為，如將被害人在民法上的請求權列入考量，可能會使詐欺罪淪為單純處罰民事不法的刑事制裁工具，有違刑法保護法益的基本任務（參閱陳俊偉，未侵害健康之食品詐騙案件的刑事責任－以「鴨肝替代鵝肝案」為開展，台灣法律人，第12期，111年6月，第141至142頁）。
㈢綜合上述，本院認為，從詐欺罪保障被害人整體財產法益之
觀點，在雙務契約之情形，倘行為人於締約之時施用詐術，使被害人陷於錯誤締結契約，依雙方締結之契約，行為人應為之給付，其價值低於被害人應為之給付，即屬於「締約詐欺」，且舉輕明重，行為人於締約時自始未打算依約給付時，被害人並無法獲得任何給付，自亦屬於「締約詐欺」，可肯認被害人受有危險損失。而雙方締約時，雖約定雙方之給付價值相當，但行為人履約時卻提供低於約定價值之給付，冒充、詐欺被害人其係依約給付，被害人自受有財產損失，屬於「純正履約詐欺」；至於雙方締約時，行為人雖然承諾給付高於對價之物品，但履約時行為人卻僅提供相當於對價之物品，不論行為人是自始無給付高於對價物品之意，抑或事後改變心意，均因為被害人整體財產並未減損而不能認為被害人受有財產損失，非屬詐欺罪之範疇，應循民事方式處理。惟不論何種情形，給付價值與對價之比較判斷，除了考慮客觀經濟價值之高低外，也應注意行為人之給付是否對於被害人並無使用價值，而有偏離締約目的之情形，如有，亦可認定被害人受有財產損失。
㈣查本案被告自始並無給付本案車輛之意，依上開說明，應屬
於「締約詐欺」，其後被告果真未給付本案車輛，則屬於告訴人財產損失之加深。至於不論被告是否於締約之時即欲以其他車輛替代本案車輛、強迫告訴人接受而為履行，一方面從被告習得甲案手法、欲賺取較高利潤之主觀心態而言，被告提供之其他車輛，自難以想像可與本案車輛之客觀經濟價值相當；另一方面，告訴人既然指明要購買本案車輛，且始終堅持、不願意購買被告推銷的其他車輛，亦可認定被告欲以其他車輛替代、強迫告訴人接受，顯然毫不顧及告訴人之需求、購買目的，已偏離告訴人締約之目的（此部分認定，可參閱許澤天，履約詐欺之財產處分與損失，月旦法學教室，第123期，102年1月，第35頁），均可肯認告訴人本案受有財產損失。
三、綜上所述，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㈠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39條之4規定雖於112年5月31日公布修
正，並自同年0月0日生效，然僅於第1項增列第4款加重處罰事由，其餘則未修正，不影響被告本案犯行之論罪。
㈡按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
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其立法理由略以：考量現今以電信、網路等傳播方式，同時或長期對社會不特定多數之公眾發送訊息施以詐術，往往造成廣大民眾受騙，此一不特定、多數性詐欺行為類型，其侵害社會程度及影響層面均較普通詐欺行為嚴重，有加重處罰之必要，爰定為第3款之加重處罰事由。申言之，係因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將導致不特定人或多數人於閱聽見聞後，有受詐騙之虞，可能造成之侵害社會程度及影響層面均較鉅，爰增訂上開加重處罰之詐欺類型犯罪。故倘行為人有以上開傳播工具，對於不特定人或多數人散布不實訊息，以招徠民眾，進而遂行詐欺行為，即已具備該款加重詐欺罪之構成要件。從而，行為人雖利用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犯罪，倘未向公眾散布詐欺訊息，而係針對「特定個人」發送詐欺訊息，固僅屬普通詐欺罪範疇。但行為人若係基於詐欺「不特定或多數」民眾之犯意，利用網際網路等傳播工具，刊登虛偽不實之廣告，以招徠民眾，進行詐騙，縱行為人尚須對於受廣告引誘而來之被害人，續行施用詐術，始能使被害人交付財物，仍係以網際網路等傳播工具向公眾散布詐欺訊息，無礙成立加重詐欺罪（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55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
㈢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
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所稱「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所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故是否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自應就同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顯可憫恕之情狀，以為判斷（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276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同為利用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從事詐欺犯罪之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當屬有別，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卻同為1年以上有期徒刑，其法定刑不可謂不重。於此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6月以上有期徒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經查，本案被告雖使用網際網路向公眾散布詐欺訊息，致告訴人受騙而詐得財物，所為固應非難，惟告訴人所受損害並非甚鉅，無充分證據證明確有不特定多數人受被告本案類似手法詐欺，又被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因告訴人已過世，被告於審理中賠償告訴人之子黃恆煦3萬元完畢，黃恆煦表示同意從輕量刑等語（見本院卷第136至137頁、第155頁），參以檢察官對於本案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之意見（見本院卷第155頁），本院認倘就被告本案犯行處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法定最低本刑即有期徒刑1年，有情輕法重之虞，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減輕其刑。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本案行為前並無經法院
判刑確定之紀錄，惟已犯甲案被起訴在先（見本院卷第167至172頁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卻仍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財物，詐欺告訴人財產，所為非是，惟念及其詐欺金額尚非甚鉅，犯後終能坦承犯行，已賠償告訴人之子黃恆煦全數金額完畢，黃恆煦表示同意從輕量刑等語（見本院卷第155頁），參以被告表示：我對於本案深深後悔，我先前因甲案入監執行1年，對我家庭影響很大，我無法照顧小孩，請求給我改過自新的機會等語（見本院卷第156頁），兼衡被告自陳：高中肄業之學歷、已婚、育有3名年幼子女（另可參本院卷第161至163頁之戶口名簿、戶籍謄本）、剛出監尚未找到工作、與配偶子女同住之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15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本案雖因論處之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非屬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依刑法第41條第1項規定，不得易科罰金，然依同條第3項規定，仍得聲請易服社會勞動，附此說明。
五、按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明定：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所謂實際合法發還，是指因犯罪而生民事或公法請求權已經被實現、履行之情形而言，不以發還扣押物予原權利人為限，其他如財產犯罪，行為人已依和解條件履行賠償損害之情形，亦屬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67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已賠償告訴人之子黃恆煦本案詐欺之犯罪所得金額3萬元完畢，黃恆煦表示其他繼承人同意由其處理等語（見本院卷第137頁），本院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本案犯罪所得。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84條之1第1項第7款、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蕭仕庸提起公訴，檢察官魏偕峯、葉喬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2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潘韋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哲維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3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